卜伟华：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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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者曰：该文标题是卜伟华修改之后的标题


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的一些情况
卜伟华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一文刊出后不久，《中共党史资料》主编李海文对我说：“文章反映不错，有的读者还希望了解清华附中红卫兵以后更多的情况。”其实，我以前也有将我所知道的有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历史情况写下来的愿望，但时间久远，材料缺失，此事一直使我视为畏途。现在我的想法是：如果能把散存于我们许多个人手中、头脑中的零星资料都搜集起来，集少成多，聚沙成塔，可能会对我们或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大有裨益。我愿尽我所能，对红卫兵成立后一直到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红卫兵奔赴四面八方为止的两年多的情况进行回忆，并结合我手中保存的一些文字资料，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历史情况作一些介绍。要打开尘封已久的回忆并不轻松，一方面是历史的细节早已模糊，要想搞清楚当年一个很简单的情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具体的人名，组织名称都记不得了，只能是记得多少写多少了。另一方面，这种回忆也是自己对那个时代历史的一种反省，在那个疯狂而又荒唐的年代，我们自己亲身参加了或亲眼目睹了许多疯狂而又荒唐的事情，要能够坦白地讲出这一切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经历跌宕起伏，由狂热到冷静，由迷信到怀疑，由“文革”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变成“文革”的反对者。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回忆仅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事件，难免挂一漏万，不准确不全面的情况在所难免，但我认为即使如此也可能会给读者一点启发，或许会有抛砖引玉的效果。当年留存下来的文字材料很少，因为其稀少，更因为其比较真实可靠，所以对一部分材料，不吝篇幅，在文中全文或整段引用，以期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这里选取的几段文字，是我写的《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忆》中，1966年10月至1967年1月期间的部分内容。
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第一次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社论说：“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当时,我们并没有感觉这一新的提法有多么大的意义。在大中学校里，那时候所谓批判“资反路线”，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工作组和“血统论”。在清华附中，这两项批判开展得都比较晚。对工作组，红卫兵是一直不太服从它的领导的，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是针对工作组的。但工作组早就撤出学校两个多月了，这时候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去批判它。对批“血统论”，掌权的红卫兵在思想上还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而受到“血统论”伤害的学生，这时候多数还没有勇气出来说话。1966年10月份，清华附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一般将它简称为“思想兵”。其实就在“老红卫兵”[1]掌权的时候，在别的学校就有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存在了，如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以前就有红卫兵和赤飙两个组织同时存在，在北大附中有红旗和红卫兵两个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学校里一统天下的时间算是比较长的了。对于“思想兵”的出现，大家都没有太在意，他们人很少，影响也有限，尤其是红卫兵的人，谁都不认为它会成什么气候。
10月初，我和邝桃生、饶小阳三个人又一次出去串连。我们先去了四川成都。邝桃生说，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曾答应让北京的红卫兵去参观三线建设。那时候,三线建设是个挺神秘的东西,对我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我们到成都找到四川省委时，被告知李政委（李井泉是成都军区政委）到北京开会去了，而别人又不能做主让我们去参观三线。这个结果令我们极为扫兴。后来我们在成都市的一些大专院校里看了几天大字报和听了一些辩论会,又去参观了刘文彩的地主庄园。然后我们就转道北上,坐火车,换汽车,风尘仆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参观了几天,在毛主席住过的几个窑洞前照了相。
10月下旬回到学校时，学校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了，大多数人还都在外面串连。9月份刚兴起大串连时，很多学校还将串连的人限制在出身好的学生里，到了10月，关于出身的限制被打破了，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可以出去串连了。没事我们就进城去看看大字报，到其他学校串串。北京的大专院校成立了三个司令部，社会上到处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血统论”。有的大学还在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揪着王光美问题不放，谁都明白，他们是借着批王光美要搞刘少奇。看形势，造反派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中央文革小组也明确地对他们表示支持。对此不少红卫兵忧心忡忡，很有失落感。但又觉得新崛起的造反派虽然现在得意，但他们组织不纯，人员家庭出身复杂，对他们可以利用于一时，绝不可能长久地委以重任，将来接班的还得是“老红卫兵”的人。
随着社会上批判“资反路线”的渐成气候，在清华附中也开始出现批判红卫兵的“资反路线”的造反派，现在已经不记得清华附中“井冈山”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了，好像也就是在11月到12月之间。“井冈山”的特点是与清华大学“井冈山”联系密切，在观点和行动上都是紧跟大学的。[2]有一段时间，全北京都在批判北京工业大学的谭力夫，批他保工作组，批他宣扬“血统论”，据说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明确表态说过谭力夫讲话是大毒草。在宣扬“血统论”方面，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齐向东”小组，即高631班的红卫兵，在7月20日发表过一篇题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文章，也曾名噪一时。下面摘录的是这篇文章的一些段落：
阶级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共产党就是要搞阶级斗争，就是要讲成份，就是要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古今中外历史上，哪个阶级不实行它的阶级路线？难道只准地主、资产阶级老爷专我们的政，不准我们造他们的反吗？他们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反动逻辑真是混蛋透顶！
我们看一个人，第一，要看成分，这是本质的、首要的问题。第二，不要唯成分论（第一、第二的关系绝不可颠倒）。第三，重在政治上的表现。这是针对各个阶级背叛本阶级的个别分子来讲的。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工农革干子弟表现得特别积极，特别勇敢，目光最尖锐、斗争最坚决。而许多剥削阶级的子女却站在他们父母同样反动的立场上，并没有与我们一条心。而对这样的事实，不依靠工农革干子弟还依靠谁？难道让他们领导我们吗？难道我们不占压倒优势，反而叫他们占上风吗？那真是岂有此理！领导权必须由我们革命的工农革干子弟牢牢掌握！把工农革干子弟与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相提并论者，貌似公正，其实折衷，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虫！我们首先看成份，正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不看成份，就是个标准的修牌货！唯成份论固然不正确，无成份论更混！
文化大革命的事实说明，出身不好的，只有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与工农结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脱胎换骨的痛苦的改造，才能彻底背叛家庭，才有光明的前途。对剥削阶级子女重在表现，首先就重在对阶级路线政策的表现。有的人一听“阶级路线”就抵触，就反感，就骂街，就跳起来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也叫要革命吗？这叫反动！我们的态度是：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反革命的叫你完蛋！
我这里引用的文字，是后来在将此文收入《问仓茫大地，谁主沉浮？——清华附中红卫兵大字报选》一书[3]时修改过、口气已经缓和多了的修改稿，这篇文章原来的火药味更浓，把所谓“黑五类”子女骂得狗血喷头，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和将来接班舍我其谁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在批判“血统论”时，“齐向东”的文章成为造反派批判的主要的目标之一。
清华附中其他红卫兵成员中的“血统论”思想、“自来红”思想也是比较普遍的。当时北京中学最著名的造反派“首都兵团” [4]的报纸《兵团战报》第二期（1966年11月18日出版）刊载了清华附中高655班核心组（那时，清华附中各班的核心组基本上都是由红卫兵成员组成的）于1966年8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做顶天立地的人》，其中写道：“过去我们短三寸，现在我们要做顶天立地的人！班里大权我们掌，核心小组要永远为你们（工农革干子弟）服务！我们的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作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们要批判一切旧制度，打击一切反革命，我们要‘神气十足’、‘作威作福’，要以高姿态出现在高六五五班，我们要喝斥那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不准翻天，如若乱说乱动，立即镇压！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任何非工农革干子弟对我们必须尊重一些，不准恶意中伤！”这篇文章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一些红卫兵的心态。
到11月，学校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外出串连的同学陆续都回来了。红卫兵面对日益恶化的局面，开了好几次讨论会，想找出今后的方向，都没有结果。11月27日，邝桃生代表清华附中红卫兵到北大附中参加了“联动”的筹备会，“联动”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是由海淀区十几个中学的“老红卫兵”联合组成的[5]。成立“联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联合起来和“三司”、北航“红旗”等造反派斗。邝桃生回来后向大家讲述了“联动”的筹备情况，引起了不少红卫兵的关注。大多数红卫兵认为“联动”的成立是件好事。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中学红卫兵的影响越来越小，新崛起的大学造反派势力越来越大，出尽了风头。要想重新振作起“老红卫兵”的雄风，光靠某一个学校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联动”正好可以成为团结“老红卫兵”，再展雄风的组织。但也有一些红卫兵不同意参加“联动”。他们认为，现在有不少“老红卫兵”本身确实存在很多毛病，有的根本就是靠“血统论”一哄而起的，会把我们自己的名声也搞坏了。但又有人发言说，“老红卫兵”的绝大多数还是好的，即使他们中确实有很严重的错误，我们也不能为了保持自己的好名声就对他们弃而不顾，我们可以在“联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带动其他“老红卫兵”组织向好的方向发展。那几天晚上，红卫兵天天在一起讨论、争论到很晚，但很难找到一个大家都认为满意的办法。记得有一晚上，红卫兵聚在一间房间里继续讨论，发言的大多是高中的红卫兵。初中一年级的刘冀涌在我身边，悄悄地问我：“你说，红卫兵象今年8月份那样辉煌的日子还会回来吗？”我不加思索地告诉他：“当然会回来的！”我相信当时红卫兵里有不少人都有和我一样的想法。
二、“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
12月中旬以后，我们觉得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对头。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崛起的造反派日见得势，尤其是“三司”，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纵容下，到处冲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揪斗老干部，对所谓保守派和“老红卫兵”也动不动就抄、就砸，还经常把他们所谓的“反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抓起来，扭送到公安部，而在谢富治领导下的公安部对“三司”扭送来的人往往都收下，关起来。“三司”有一句时髦的口号，叫作“誓作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三司”有中央文革小组撑腰，在社会上横冲直撞，无人能挡，真是不可一世。当时，在北京已经兴起了一股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浪潮。从12月中旬起，中央文革小组在许多场合不断重申，要对反抗势力实行“坚决镇压”。12月13日，康生在一次讲话中说：“对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严厉的镇压！”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江青提出要对“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当场点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和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和孔原、许明5个人的名字，诬指他们为指使“西纠”干坏事的“后台”。16日这天，还发生了北航“红旗”抓走北航附中“红卫兵”的人并扭送公安部的事件。我们红卫兵许多人都觉得憋了一肚子的气，对中央文革小组、对“三司”恨得咬牙切齿。
17日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吃过晚饭后，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天上飘起了雪花。一个同学说了声：“瑞雪兆丰年”。好像是崔立民接了一句：“绞死蒯大富！”听了这话，大家都觉得很解气。“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各样的口号满天飞。“打倒”、“火烧”、“油炸”、“砸烂狗头”等等，都很流行。我提议将这句话写成大标语，贴到清华大学去。想到“三司”到处给别人扣“反革命”的帽子，我们给老蒯也戴个帽子吧，于是大标语写成了“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一张大字报纸写两个字，用了六七张整张的大字报纸。说他是反革命，也得找条理由，我们想起蒯大富在以前的辩论会上曾说过“毛主席也犯过错误”，行了，有这一句也就够了，又在大标语后面加了一段说明的话。我们班的七八个人，大概有李建中、吴辉、江远、刘瑞虎、王武敌、李衍陵等人，带着大标语就来到清华大礼堂前，找到糨糊桶，七手八脚地就开始贴大标语。我们去的时候，礼堂里正在开斗易振亚的会，外面人不多。快贴完的时候，正好散会，人像潮水一样涌出来，呼拉一下就把我们给围上了。那时候蒯大富已是全国知名的造反派头头，在清华园里，正在逐渐形成他的统治地位。有人喊道：“把他们拉到礼堂里面去！”这下可好，刚散一场斗争会，又开始了一场斗争会。我们被清华的学生拉进礼堂，押到台上，开始让我们站着，后来干脆让我们跪下。问我们是哪里的，什么组织的，为什么写这样的大标语。大概折腾了有半个多小时，然后把我们关在礼堂舞台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到第二天早上，清华“井冈山”把李建中扣下，将我们其他人都放了。后来听说，他们是在听了附中“井冈山”的人介绍后把李建中扣下的。其实这次行动是我提议的，我一直觉得李建中是替我受了一次难。当天下午就听说李建中被送到公安部去了，我们一行人骑上车就直奔公安部去要人，在公安部接待站人家说不知道有李建中这个人。后来，我们又几次到清华“井冈山”去要人和打听李建中的下落，但都无功而返。
李建中在公安部的拘留所里关了10天后被放回学校，据他说里面伙食还不错，但精神压力很大。想想也是，才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何曾经过这么大的事，他在里面被迫写了检讨。出来后，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活跃了，做事显得稳重多了。当时我认为是十天的铁窗生活磨去了他的锐气。
前几年，我在清华图书馆查阅馆存的“文革”资料，无意中在清华“井冈山”的一份名为《动态报》的刊物中发现了有关于这次事件的消息：“12月18日，零时左右，在礼堂前，附中李建中等九人贴出大标语‘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当场被我校革命师生扣押七人，搜出匕首一把，买刀证（可买八把），持刀证3个（可持刀5把、2把、1把）等物，后1500余名师生斗了附中七人，又去附中抄出十余把匕首及鞭子等，于凌晨将李建中一人送至公安部处理。”匕首和持刀证、买刀证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66年9月去内蒙串连的时候，曾在呼和浩特市买了几把蒙古刀，当时那里有规定必须有革命组织的介绍信才能买，我们当时身上带有红卫兵的空白介绍信，当场填上后才买的。回来后大家都觉得蒙古刀挺好玩，有人想在以后串连时也买几把，就事先填写了几张介绍信。
这份《动态报》还记录了大标语后面的说明，全文如下：“悉闻反革命分子李洪山、赖锐锐、易振亚[6]等兴风作浪，广大师生对其进行坚决斗争，使我联想起另一个反革命分子：蒯大富！蒯大富，这个反革命分子肯定是恶毒的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诬蔑毛主席犯错误，他就是罪该万死！！！蒯大富和李洪山、易振亚肯定是一丘之貉，打倒一切反革命分子！打倒蒯大富！毛主席万岁！”署名是“无惧”。 12月24日的该《动态报》记载：“下午，附中红卫兵若干人来校找井冈山要他们的人（上次被捕，现押在公安部的人）与被抄出的匕首，吵一阵后回去。”原来这件事的时间早被我忘记了，这份《动态报》帮我搞清楚了这件事的确切时间。该《动态报》还记载着：在斗争易振亚的同时，有人将“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段完整地抄成大字报贴出来，署名是“红卫兵战校‘誓死捍卫十六条’、‘坚决捍卫十六条’”。
三、“联动”“一二·二六”大会
1966年12月，“联动”开了好几次会，都被算作了所谓“十二月黑风”的内容。针对“三司”、北航“红旗”动不动就将对手说成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经常采取打、砸、抢的手段，把许多反对他们的大学、中学的学生扭送公安部的现象，尤其是在我们班的同学李建中也被清华“井冈山”送到公安部关起来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红卫兵是压不服的》，内容大部分还能记得。先是回顾一下红卫兵的功绩，怎么反黑帮，怎么反工作组，然后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我写道：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犯了错误，它错误地纵容“三司”、北航“红旗”乱抓人，将很多红卫兵小将送进了监狱。中央文革小组对犯了错误的红卫兵小将采取压服的办法是错误的，而且红卫兵也是压不服的。红卫兵要发扬革命的造反精神，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进行批判。我还记得在文章中使用的一些豪言壮语，如“红卫兵堂堂铁打是英雄，红卫兵顶天立地是好汉。”我们自己找来钢板和腊纸刻成传单，文章不长，就一张纸。后来我们班的几个红卫兵在一次北京展览馆剧场“联动”大会上散发了这份传单。
“联动”“一二·二六”大会是我参加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大会，一些场景至今历历在目。那天傍晚，各路“联动”人马汇集北京展览馆剧场。我和我哥哥卜大华，还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几十个人也早早地来到了会场。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大会的题目叫“破私立公大会”，“老红卫兵”们准备作一些自我批评，期望能够得到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谅解和重新重视，以改变批“资反路线”以来的被动局面。大会给中央文革小组和“三司”等造反派组织发了请柬，据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答应来参加会议。我在会场门口碰到几个北京二中红卫兵的人，他们对我说：“就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来不来了，要是不来就坚决反了！”看来这种心情在许多“联动”成员中都存在着。但是直到大会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一个也没有来，好像只来了几个“三司”的代表。起初，大会开得很沉闷。大华在台上代表清华附中红卫兵念了一篇自我批评的稿子。会场里乱轰轰的，人们在窃窃私语，交头接耳，多数人还不相信眼前的事实，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可能那么不讲信用，也有可能他们太忙，可能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来的。后面又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发了言，但好像谁都无心去听他们在讲些什么，都在等待着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会议进程过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还没有影子，会场上燥动的气氛越来越浓厚，下面人们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几乎都听不见台上的发言了。这时，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来到我们学校的这些人这里，她情绪激动地对我们几乎是嚷道：“你们清华附中红卫兵反不反？反正我们要反了！”四周都是人们激动地在喊着什么，当时谁都能感觉到这个气氛太压抑了，肯定会出事，肯定会爆炸。就在这时，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的几个红卫兵跳上讲台，大概有七八个人，排成一排，手里都拿着一张纸，他们齐声高呼道：
“全国的革军、革干子弟联合起来！
坚决拥护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内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一切单位一切部门都要置于军委领导之下！
反对纵容鼓励支持反革干、革军子弟的行动！
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强烈要求释放被无理拘捕的全部干部子弟！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生的刽子手——第三司令部！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以求生存！”
这些口号是我后来在造反派的报纸上查到的。实际上我根本不记得听到过这些口号，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一句。这些上台喊口号的人就是导火索，第一句口号喊出来就把会场引爆了。真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全场沸腾了。几乎全体与会者都站起来了，都在大喊，都在狂呼，但喊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很多人把帽子抛到空中，也有人在撒传单，好像还有人放了鞭炮。狂欢持续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住了，等我们稍微安静下来时，就开始放电影了。那天晚上放了两部影片，一部是“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当银幕上出现朱德、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时，全场就爆发一片掌声和欢呼声。第二部影片是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电影《区委书记》，影片中有两句反复出现的台词：“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每当这两句台词出现时，全场的观众就齐声跟着吼起来。被压抑多时的对中央文革小组和“三司”的愤恨情绪，在这里得到了尽情地发泄。




[1] “老红卫兵”是对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一种通俗的称谓，也称作“老兵”。
[2] 经过清华附中“井冈山”的多次要求，1967年8月，清华“井冈山”终于答应将附中“井冈山”收编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一部分，称为“井冈山兵团19部队”。参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33期。
[3] 1966年10月铅印本。
[4] 它的全称是“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5] “联动”的发起组织有：钢院附中红卫兵、矿院附中红卫兵、师院附中红卫兵、石油附中红卫兵、京工附中红卫兵、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农大附中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地质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人大附中红旗、八一学校八一革命军、八一学校红卫纵队。
[6]李洪山是北京林学院学生，是较早起来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人物之一，1966年12月18日贴出大字报：《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棵大毒草——评陈伯达同志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赖锐锐是北京航空学院“八一纵队”的负责人，“八一纵队”于1966年11月下旬到12月初发表过《一问中央文革》、《二问中央文革》、《三问中央文革》等著名的大字报。易振亚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1966年12月初发表过尖锐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言论。他们三人后来都被投入监狱，遭受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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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致中央文革》
1967年1月6日半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突然来到了清华附中。他们先到“井冈山”那边，谈了一阵后又来找红卫兵谈话。那天半夜，我们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有人叫我们几个到一楼去一下，说是王力、戚本禹来了。我和李建中，还有同宿舍的几个人马上穿上衣服下楼。在我们宿舍楼一楼靠近大门口的一个房间，在外面就听见里面人声嘈杂，乱轰轰的。进去一看，中间桌子两边坐着穿着崭新绿军装的王力、戚本禹二人，周围站着有二十来个我们红卫兵的人。这个房间原来就是一间学生宿舍，才十几平米，所以显得很拥挤。
原来是我们红卫兵在与王力、戚本禹谈话当中提到了李建中被清华“井冈山”抓走送到公安部关了十来天的事，于是就把我们叫下来了。戚本禹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人的口吻说：“你们在公安部里可以想想自己犯的错误，你们不是都写了检讨了吗？”我当时就站在他旁边，生气地顶了他一句：“那是逼供信的结果！”戚本禹不满意地说：“怎么能说是逼供信的结果？叫李建中同学自己说说，是不是他自愿写的？”李建中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先说了句“是我自己写的，”后又补充一句：“但是有压力。”戚本禹也算脑袋瓜比较灵的，马上接了一句：“无产阶级专政是要有压力嘛！”当时还说了许多话都早已记不得了，但戚本禹说的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你们，你们还去帮他撕大字报！”他指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参加了清华“八·二四事件”[1]。
中央文革小组这两个家伙来附中的消息很快传开，不一会儿，房间内外就聚集了好多人，有红卫兵的，也有“思想兵”的，也有“井冈山”的，楼道里挤满了人。人多嘴杂，秩序混乱。王力坐在那里，好象始终没怎么说话，基本上都是戚本禹在发议论。我还听见戚本禹对王力小声说道：“在这里，我们真是可以学到许多外面学不到的东西。”当时我就觉得他很象是在表演台词。有一个学生在门外高声向戚本禹发问：“戚本禹同志，请问什么叫革命群众？”戚本禹应声答道：“你就是革命群众！”
王力、戚本禹来附中一趟，没给红卫兵说一句好话，还教训了红卫兵一顿，真让我们恼火。第二天，我们班几个人在教学楼一楼大厅正面墙上刷了一条大标语：“王力、戚本禹1月6日的讲话糟！糟！糟！”署名用的是“联合行动委员会延安战斗兵团”。我看到有人比我们行动还快，在门厅东面墙上已经有一条大标语：“王力、戚本禹，你们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2]
1月8日晚上，邝桃生一脸兴奋的样子来找我，告诉我有一篇批中央文革小组的文章，让我们班的红卫兵帮他抄成大字报贴出来。文章的题目是《致中央文革》。我看后觉得很棒，很过瘾，马上请樊太原来抄，樊太原毛笔字写得很帅，我们班红卫兵的大字报、大标语基本都让他写。抄好后，我们即将它贴在教学楼一楼大厅里。后来知道，这篇文章是骆小海在前些时候写的，但他当时生病住院，就把大字报稿交给邝桃生，让他根据形势相机处理。邝桃生后来为此背上了“反中央文革”的罪名，挨了不少次批判和斗争。《致中央文革》大字报的底稿早已丢失，但其反中央文革的内容和犀利的文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多年以后，我在搜集有关档案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它。它是作为“联动”的罪证材料被造反派保留下来的。现在看来，这篇大字报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如对“刘邓路线”、钱伟长、伊林等的说法。但它反中央文革的旗帜非常鲜明，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联动”成员的思想情绪。在我所看到过的许多同类材料中，这篇大字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致中央文革》全文如下：

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逮捕一批红卫兵小将和青年学生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破坏十六条的，发展下去就会犯路线错误。
被捕者中，有一种是杀过人的，但不是反革命分子的红卫兵小将，例如，西城纠察队的某些领导人。打人，打死人肯定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们对有些反共反人民的大右派分子尚且不予法办，例如钱伟长者。怎么可以对要革命的、热爱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实行逮捕呢？打人、打死人的并不是他们几个人，他们也不是主谋和首恶者，犯了打人和打死人的错误是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捕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捕，这将在广大红卫兵中闹得人人自虑，这样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应当强调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文化革命才能进行到底，否则文化革命就会夭折。捕了一批红卫兵，使一些人不敢讲话了，这些人的灵魂就无法能触及到。
在红卫兵犯错误的时候，有一些阶级敌人浑水摸鱼，乘机对革命者行凶报复，我们应当把这些坏家伙抓起来，昭于罪状。如果抓了好人，却放纵坏人，就是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如果捕上一种人还可以拿国法辩护的话，那么捕另一种人是毫无道理的。
这种人就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或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言论但并没有违法行动的青年学生，如八一纵队领导人等。
十六条规定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即使少数人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不准把反对自己的人打成反革命。学校的学生除了有违法行为外，他们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且不说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了“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这一条写到十六条上的规定，单是擅自动用公安机器镇压批评，践踏十六条的作法，就是十分错误的。
镇压批评，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作风。国民党害怕批评，禁止批评，谁批评他就逮捕谁、迫害谁。中央文革小组比我们熟悉党史，当时谁批评、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央”，就给谁扣上一个“右派”的帽子、“反革命”的帽子，并加以逮捕，甚至枪毙。他们叫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央文革小组今天的作法，同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作法，何其相似乃尔！这正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他在进行反“左”倾路线的时候，就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办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不是不可救药的，就要给以帮助，给以工作，给以出路。中央文革小组有一条逻辑，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反革命”，就要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老虎屁股摸不得，你们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林彪，为什么有了错误，别人反对不得？为什么反对你们，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革命呢？十六条没有说，毛主席也没有说。我们倒是听十六条说过，“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过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故意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露他们耍弄的的这套鬼把戏。”倒是工农兵及中央文革小组说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而中央文革小组在处理八一纵队等问题上，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证据不足，难以服人。
还有一种人，如伊林[3]等确实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的，那也要等到运动后期酌情加以问罪，这样还可以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讲到武斗，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在推卸自己的责任，把雍文涛、周荣鑫、王任重及某些红卫兵当作替罪羊。8月初，武斗刚刚开始在北京露出萌芽，我们非常不安，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做工作，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吭声，我们的红卫兵和人大、北航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就于8月6日散发了第一篇反对武斗的《紧急呼吁书》，也发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所有主要负责人，但中央文革小组仍一声不吭。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到了8月下旬，武斗风大盛，死伤很严重，我们是多么痛心啊！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打死人中央文革小组都不管。我们只好用“中央不能压制群众”、“文化革命必须大乱”、“矫枉必须过正”这些理由来解释我们的疑问。中央文革小组不管，我们管！我们红卫兵又于8月20日发表了《十点估计》[4]，反对武斗，反对唯成份论，捍卫十六条。当时群众反应热烈，争相传抄。可见群众多么希望有人主持正义，捍卫十六条啊！我们很难受，第一个来讲话的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十点估计》出世后，中央文革小组才发表讲话，发表社论，反对武斗。但这时武斗已经蔓延全国，给全党造成重大的损失。即使如此，中央文革小组也只是号召反对武斗而已，没有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红卫兵群众中真正根治武斗，妥善处理前阶段武斗的错误和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武斗至今仍然猖獗，蔓延不已，中央文革小组才急急忙忙讲讲话，处罚几个人，实在是马后炮，已经很晚了，损失很大了。为什么当时不积极制止，一直到现在才动手抓人，不能不使人感到疑问。
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期，中央文革不吸取以前武斗的惨痛教训，引导工作做得很不好，各地相继发生抢档案室，群众之间互相殴打，破坏大民主等无数起严重事件，引起新的群众斗群众，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群众斗群众一直不断，以前受压制的反过来压制别人，这些情况是领导方面的原因。
这次武斗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损失之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罕见的，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本来，中央文革小组若能及时倾听群众意见，完全可以把武斗消灭于萌芽之中，全中国四个月的大规模武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次之所以没有避免，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造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斗要承担主要责任。我们是亲身经历过这一历史阶段，完全有权力这样说。后来革命少数派抢、砸、封等违背十六条的做法，也涉及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这是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那种把一切错误推给下级，推给群众，应该有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在武斗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对待中学红卫兵运动上也犯了一系列错误。可以简单地说，在捧中学红卫兵时，对红卫兵唯成份论、武斗等错误纵容姑息，对中学红卫兵的思想改造抓得不够，及至中学红卫兵错误严重时，又一脚把中学红卫兵踢开。好像哪个头脑落后的父母，把孩子娇惯坏了后，又揍了一顿了事。根本没有突出政治，宣传老三篇，大搞人的思想革命化。
既然中央文革小组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们有据点，就不应该害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你们指出都行，只要我们说得对，你们就必须改正。如果我们说得不对，你们也应该以此加勉，引以为戒，而不是如江青同志说的“不要理他”。我们晓得被中央文革小组批驳的“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这一句谬言是从江青同志所说的“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走开”[5]这一句话翻造的。毛主席批评江青同志狭隘，我们加一条“感情容易冲动，爱感情代替政策，说话不负责任”。中央文革小组都是有名气的老共产党员，应当有这种共产主义者的勇气和胸怀。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绩是巨大的，他们站在毛主席的一方，为打败刘邓路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有错误，对自己的错误不批判，不改造，量变也会引起质变，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有可能滑到刘邓一方，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请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好好想一想。如果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坚持错误，那么我们就要求敬爱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改组这个中央文革，成立一个正确的中央文革小组，反正中央文革已经改组了几次，再改组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最后，我们愿意把亿万人民的誓言也就是中央文革社论中常说的话奉送给中央文革小组：
“不管是谁，不管他的权威多大，不管他的职位多高，只要他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打倒他。”
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属于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
延征
1967年1月8日
五、”一·二五“武斗事件
1967年1月25日，是“文化大革命”中清华附中发生的第一次严重武斗事件。当时，镇压“联动”的口号响彻了整个北京市，砸抄“联动”组织已经成为一件很时髦的事情了。中央文革小组已经下了决心要消灭“联动”，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对公安干部的讲话中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对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大学的造反派纷纷参加了镇压“联动”的活动。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关于某某学校红卫兵被抄了，某某学校红卫兵被砸了的消息。[6]作为“联动”的发起组织之一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遭到镇压应该是早就可以预想到的事情。这一天真的来到了！
1月24日晚上，我们已经听到风声，明天会有造反派来挑衅。我们立即行动，进行备战。我们从校园里到处捡碎砖头，一趟一趟地往宿舍里运，我们捡的碎砖头堆在一个空闲的双层床下铺的床板上，堆了满满的一床。不知是谁想得周到，还找来一些生石灰面儿。
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没有起床，就听见外面人声鼎沸，有消息传来说，“井冈山”引来不少外校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还有人说，三楼高中几个红卫兵的宿舍已经遭到袭击。不一会儿，附中“井冈山”的人就来到我们住的二楼，对我们的宿舍发起进攻。开始是通过门上的窗户向我们扔石头，我们也用早就准备好的碎砖头进行还击。过了一会儿，“井冈山”开始用大木头撞我们的门，我们用密集的砖头向外猛砸，还使用了生石灰面儿。这家伙威力大!我们将用纸包好的生石灰向外面甩去，一下子就造成一大片的白色烟雾，紧接着就听见外面“井冈山”们被呛得直咳嗽。但他们仍不停地撞击我们的宿舍门，眼见得木板门就要被撞烂了。我们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从窗户向旁边的宿舍转移，旁边宿舍也是我们红卫兵的人。
两个宿舍的窗户间隔不大，也就是两米多的样子。我前面是樊太原，他个子大，他先从窗户爬出去，窗户下面正好还有一道十多厘米宽的水泥棱子，可以站住人，他已经摸到隔壁宿舍的窗户框了，他伸过手来拉我，我握着他的手向他那边挪动脚步。两个窗户中间有一个从房顶下来的下水管，我的脚在迈过下水管时一打滑，整个人的重心一下子就向下跌去，幸亏樊太原的劲儿大，我全身的重量被他用一只手死死抓住，我就悬在空中了。当时，宿舍楼后面也有不少“井冈山”的人，一个家伙见我要摔下来，赶忙跑上前来，想顺着下水管往上爬，来抓我。这时樊太原一使劲，生生将我拉了上来。那真叫惊险！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宿舍的六七个人都顺利转移到了隔壁。
“井冈山”砸门也砸累了，战斗暂时中止。这时我才注意到窗外的校园里有不少外校的人，有一些年纪显得大点儿的，像是些大学生。我见隔壁宿舍有人趴在窗户上，模样生疏，就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说是一0一中的。我问他，你怎么到我们学校来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通知他，他就来了。看他那模样，并不怎么好战，对我们也没抱太大的敌意。过了一会儿，人们好像都往操场那边去了，宿舍楼这边只留下很少的几个人，还都是外校的。我们被困在宿舍里，也不知外面发生了些什么事，大家都很着急。有人出主意，用绳子从窗户把人吊下去。我们也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什么绳子，反正不一会儿，我们就都从窗户下到了地面。由于不知道整个学校的情况，估计造反派还没撤，我们还是先出去躲躲吧。于是，我们翻过学校的围墙，向清河方向逃窜。
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才回到学校。从在校的红卫兵口中我们知道了一些当天发生的事情。附中“井冈山”勾结大学“井冈山”以及附近几个中学的造反派，以砸“联动”为名，一早就来到附中，开始是砸几个红卫兵住的宿舍，气势汹汹地嚷嚷着要抓“联动”，还点名要抓大华，根据也不知哪个小报上的谣传，说他是“联动”的副政委。大华对同室的同学说：我不怕，我跟他们讲理去。他还真的一个人就要跟着造反派走。后来在附中操场上，红卫兵与造反派短兵相接，打成一团。红卫兵虽然人少，但勇敢、心齐。听说有一个精彩场面是：张晓宾用一记漂亮的勾拳将“井冈山”一傻大个儿击翻在地。红卫兵的一帮人冲上来，把大华从造反派手里抢了下来。但大华却说，没事，我跟他们走，到哪儿我也不怕！造反派一拥而上，又把大华给拉走了。后来通过清华“井冈山”把大华扭送到公安部去了，与其他学校被抓的“联动”分子一起关在半步桥第一监狱。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直到4月22日毛泽东亲自下令放“联动”才出来。
这天下午，在八一学校进行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砸“联动”行动，据说是谢富治亲自指挥的，有清华、北大等不少大学的造反派参加，总共去了上万人，把八一学校砸了个稀巴烂，抓走了十几个所谓“联动”骨干分子。当天晚上，又听到有人说，江青在群众大会上说，“联动”要绞死蒯大富，他们也要绞死我。[7]我们顿时都感到有些发毛，造反派都嚷着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有江青这话，造反派还不对我们这些写过“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人下手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第二天，我们就都离开了学校。我没敢回家，怕造反派找到我家去，住到我们班李衍陵家里去了。到李衍陵家后听广播说，也是在“一·二五”这一天，在莫斯科红场上也发生了流血事件，苏联警察殴打了前往拜谒列宁墓的中国留学生，打伤30余人，重伤4人。联想到附中的这一场武斗，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生。

(原载于《中共党史资料》2001年第80辑)



[1] 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大批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清华大学红卫兵联合附近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将这些大字报全部撕去。????
[2]毛泽东曾说过：“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要失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1页。
[3] “伊林·涤西”是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三年级二班的学生刘振忠、张立才的笔名。他们于1966年11月15日贴出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对林彪当年3月18日在军事院校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进行批驳。12月20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捕。1979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作出复查决定，彻底为刘振忠、张立才平反，恢复名誉。
[4]题目的全称是《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文章对当时出现的乱斗老干部、打人、抄家等现象提出了批评。
[5]见江青在北京大学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3日）。
[6] 据后来看到造反派小报上宣布他们的“战绩”，摧毁“联动”据点的时间分别为：1月16日，一0一中；1月17日，京工附中；1月18日，人大附中；1月20日，师大一附中；1月23日，十一学校；1月25日，八一学校、清华附中。
[7] 据查，1967年1月22日，江青在与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联动的问题，你们清楚。联动天天在作战，要绞死蒯大富。那些想绞死你的人，也想绞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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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卜伟华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的一些情况 中共党史资料 第80辑  126-147页.pdf (1.27 MB, 下载次数: 2)

2017-5-5 10:55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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