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从地理学到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文献史和问题史中的哈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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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学到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

　　——文献史和问题史中的哈维

　　胡大平

　　一 引论

　　大卫·哈维（Harvey，D. 1935－），1960年以《关于1800－1900年肯特郡的农业和乡村变迁》一文获博士学位，次年从布里斯托尔开始其教学生涯后，其后一直作为一名职业地理学家在大学任教（20世纪70年代后长期就职于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然而，他在当代人文研究中的影响已不是地理学所能够概括，在全球化、社会理论、文化研究、激进政治学、后现代主义等多个论域中，他已经成为被广泛引述的理论家之一。

　　在哈维的研究和著述中，充分体现了哈贝马斯所称的那种“解放旨趣”，以地理学想象为依托，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构型中包含的剥削和压迫，展望可能世界的乌托邦。在实现这一理论抱负的过程中，哈维一方面把自身的理论逻辑严格地限制于马克思的传统之中， 另一方面则试图以空间视角来整合由各种新社会运动提出的新型实践旨趣（如生态、差异等等），因此提出一种洋洋洒洒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Ecosocialist Politics）。 在今天的激进政治话语中，哈维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虽然他的相关结论（如“时空压缩”、“弹性积累”等）被广泛引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源，但实际上他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发展出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理论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这便产生了这样一个显著的矛盾，他的理论是通过他本人批评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他并不以为然的“文化研究”得到广泛扩散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文化转向的加速及其在中国学术界的扩散，哈维可能仍然不为多数中国人文研究学者所知，而只局限于被称为“地理学”的那个学科中。

　　哈维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传统时曾经指出，人们马克思主义的偏好过去主要集中于历史性（时间），而在空间研究中显著局促。如果能够将这个观点泛化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在更为广泛的人文社会研究传统中亦是如此。因此，更进一步，我们是否能够提出下列问题呢：无论是所谓“全球化”在当代直接表征为一种空间的布展从而给我们提出某些空间问题，还是哈维著述被人们接受这一事实见证了他的判断中包含着真知灼见，都说明我国当前的人文社会研究应该扩大对这一类理论和思想资源的重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学科或者知识的完整性而进行“补白”工作。事实上，它内在于我们理解整个现代性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需要。 在这一背景下，对哈维的关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作为西方人文地理实证主义传统的叛逆者，他以自己的学术路径提出了实证研究与批判立场之间的沟通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守护者和革新者，他以某种范例指示了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的空间和路径，这些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个学科和论域的内部，而广泛地与今天的知识学进步、知识分子定位等重要问题联系在一起。

　　作为《社会理论论丛》（哈维专辑）的一篇介绍性文章，本文并不以评论为重点，而是以文献为线索从总体上描述他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的重要论见。更进一步，在更大的社会和思想变迁中，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定位，阐明哈维的学术路径和理论逻辑，从而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一个“砖头”。在我看来，在引介和挪用西方思想资源过程中，这样的“砖头”是必要的，这并不仅仅因为它将引来锤子或诱出宝玉，更为重要的是，在起点上为一种话语在不同语境中的生成和扩散提供规范性条件，从而防范对象误置和方法滥用等老掉牙的的问题。

　　二 哈维著述概况

　　综观哈维的著述，他占据了地理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交集，在旨在改进当代人类状况的社会理论运动中，以顽强的乌托邦姿态推动着地理学想象的进展。

　　在相关研究中，对哈维文献的一般引用最早的是载于1967出版的《地理学中的模式》一书的《地理学中的空间样态进化模式》 一文，虽然哈维在该文中指出全部的地理学必然都是历史地理学，并因此强调通过研究社会形式的生成和分析时空变迁来理解当代地理，从而实际指出他本人在其后长期持有的技术路径，但它仍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专业论文。因此我们并不抬高这个起点。

　　事实上，哈维在2001年出版的《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 ，这本书可以作为述评路径的直接参照。这是因为，这一著作精选了其1974至2000年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含访谈）。在编排的时候，哈维有意把它们分成两个部分：“地理学知识/政治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这两个标题恰当地概括了哈维学术旨趣的两翼：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地理学想象和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这两翼是由马克思主义所维系的，1973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后，在其全部著述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主要的方法论资源，又为上述两翼注入了基本的价值目标。

　　不过，使哈维在学术界中声名鹊起的，首先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述，而是1969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这本有关地理学科学方法论的著作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理学实证主义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甚至被一些评论者视为新地理学的“圣经”。 也就是说，在其学术生涯中，哈维首先是以英美人文地理学革新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出现的。然而，1973年，他公开发表《社会正义和城市》，逆转其早期的实证主义倾向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杰出代表。在其后的研究中，他一方面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入手分析当代空间构型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致力于使地理学成为“人性化的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方面，通过对巴尔的摩等城市的经验研究，不断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研究的视角，把空间研究与日常生活分析结合起来，从而为拒斥后现代，高举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资源。在近30多年研究中，哈维以其独特的“历史－地理的唯物主义”视角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最杰出的代表，而且为“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多个论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并成为占据这些论域的一个重要左派旗手。

　　因此，在介绍、评论以及借鉴的过程中，首先需要阐明他的这种变化。在哈维的评论者中，人们往往喜欢用“重要的逆转”（significant reversal）来定位这一变化， 虽然我们在哈维的全部著述中都会看到早年实证主义训练所形成的分析风格，但这种“逆转”或“颠覆”的意义却绝不能低估。因为，它不仅使空间研究溢出严格的地理学科并使之从属于更为宏大的社会理论，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地否定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质。正是这一原因，哈维虽然可以视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他本人亦多次强调这一点），但他在这个学科外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获得了这个学科的一些重要先驱（如哈特向，Hartshorne ,R.）都不具有的殊荣。把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地理学科中推上顶峰，然后反戈一击，由此造成的震惊感确实不能以学科内部的挑衅性姿态来概括，它远远超出了学科或内部纪律（ discipline），而与西方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宏大的理论变迁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地理学最初亦是通过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来实现自身的科学化，并为人类地理（空间）设计提供确定性依据。《地理学中的解释》无疑代表了这种取向。但是，正如广义的实证主义社会理论所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启蒙理性批判之斧底抽薪式打击，地理学亦在“传统理论”中走到它的边缘处：试图排除价值的中立科学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它顽强地抵抗这种不可能性而实际上倾向于把自身孤立于科学应有之义外。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地理学内部不仅已经出现了对“与社会相关的”(social relevant )地理学主题的研究， 而且到70年代，相关性（relevance）甚至被用来衡量地理学家对分析和解决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贡献程度。这一变迁的实质与霍克海默所伸张的从传统理论向批判理论的过渡一致，即从纯粹的逻辑形式走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实践中。1969年，一份叫做《反对面：激进地理学杂志》（Antipode: 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诞生，这标志着人文地理学之激进传统的形成。在这一地理学转向过程中，哈维起着重要的作用。其《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出版，非常明确地把“社会正义”引入并作为地理学研究的重心。这一倾向可以看作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结论的践履，在那一文献中霍克海默说：“思想家的活动的本质促使它去改变历史并在人们之间建立正义”。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转向中，哈维持续地为其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因此推动并代表着激进地理学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进一步转向。

　　当然，实现上述贡献，需要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这意味着在实证主义方法论方面训练有素的哈维必须脱胎换骨。这一过程是通过艰辛的马克思文本阅读来实现的。除了70年代初曾游学巴黎并受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最重要便是从1971年以来持之以恒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阅读，这种阅读不仅为他游刃有余地以马克思主义姿态介入各个论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同时为他发现和填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空间研究的“空白”奠定了基础。而他阅读的最重要成果便是1982年出版的《资本的界限》，这本书再次实现一个“惊人的跳跃”（ a startling leap） ——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这一成果构成了他后来研究的全部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因此也是哈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985年，哈维同时出版《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两本书，它们是有关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姊妹篇，它们共同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这两本书于1989年又删节修订成一本《城市经验》。这两部著作所涉及主题，正是哈维在准备《资本的界限》的过程中所关心的，阅读《资本论》帮助他解决了叙述的逻辑。然而，哈维并非简单地按照自己学术研究的自发路径向后走的，因此他的这个姊妹篇也是与其他理论的战略对话，在其中哈维自觉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城市研究中的理论地位。一方面，1981年，两本与空间有关但都包含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论著出版，一本是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另一本是桑德斯的《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这两本书无疑都主张空间的重要性，但是它们却有意无意地贬低城市或城市化问题在当前的重要性。前者强调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城市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时空容器或者权力容器，民族国家替代它占据了这个位置；后者拒斥“城市化在理论上是一个特殊的分析对象”。更重要的是，它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胜任空间分析。这种姿态可能影响了卡斯特，后者曾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三剑客， 然而在1983年出版《城市与草根（大众运动）》时，便公开告别马克思主义了。这一理论氛围显然对哈维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资本的界限》出版后，虽然这本书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令哈维不满的是，大多数评论者都忽视其核心贡献是将空间生产和空间构型作为一个积极的要素整合进马克思理论框架的核心（the core of Marxian theoriziong）。 所以，哈维在这两部著作中，试图通过城市化的历史经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力。在他看来，城市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过程，它并不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城市化研究必须关注资本积累过程；劳动力、商品以及货币资本的变化流动；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变革；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信息和地理的冲突等等问题。而正是从这些角度看，地理作为一种景观，它是具有某种特殊空间构型的人工环境的“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 of built environments with particular kinds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s），这种“第二自然”是在资本的控制下生产出来的，因此直接体现了政治权力。

　　1989年，哈维出版了《后现代性的状况》。这是一本很难以地理学视角来概括的著作，虽然空间的维度（空间的生产及其体验）仍然构成其中心线索。事实上，这本书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历史底蕴把地理学想象植入到社会理论之中，从而为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方案。当然，更重要的是，哈维的全部讨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操作的，他也为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这个论域中有所作为展示了一种可能性（不过，与《资本的界限》一样，这个方面仍然被大多数评论者忽视了）。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体验，其核心在于时空体验，而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发展之动力与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的复杂过程之间重要的中介环节。这一论见是针对后现代主义及其研究的流行腔调而做出的，这种流行腔调在反对元理论、反对宏大叙事、反对本质主义甚至反对实在的口号下主张差异、流动甚至纯粹的个人感觉。对此，詹明信曾经做出反应，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 。詹明信的这一论断激起了巨大的理论反响。不过，詹明信的研究仍然是概括性的，他虽然敏锐而准确地做出了判断，但其政治敏感性和学术的穿透力并没有详细的历史作为支撑。更具体地说，后现代主义文化形成的具体机制和过程在他的研究中并没有展示出来。哈维的《后现代性的状况》，其焦点便落在这里。

　　如果说《后现代性的状况》以一种宏大的视角重申了《城市经验》的基本论调，那么，由于它的实际影响，哈维将需要进一步夯实他在其中提出但并没有展开的元理论——在理论和实践、空间体验和空间生产之间的协调，并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当代政治话语的论争中。这一点，也正是他所反复强调的“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之马克思主义旨趣。1996年，他出版《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这标志着一种以地理学想象为基础的社会理论的诞生。在这一文献中，他基于话语理论重新定位了理论的功能，设定了以“过程”辩证法为中心的地理学想象的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回答了时空之社会构造的肌理，并探讨了以正义和差异为中心的政治学的可能性和方向。这一文献在直接的意义上为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介入全球化论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四年之后，哈维出版《希望的空间》时，他所要求的则是在“回归马克思”（Marx redux）的基础上来探寻对资本主义进行替代的可能性了。

　　到《希望的空间》，哈维基本上完成了从《社会正义和城市》以来的地理学—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的建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研究的结束。相反，随着他的影响的扩散，他在国际学术空间中越来越活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 从科学到价值的“重大逆转”：《地理学中的解释》和《社会正义与城市》

　　《地理学中的解释》是哈维作为一个地理学家的成名作。这本书是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实证化背景下对统一的地理学科学方法论进行探讨的一本专著。在其中，他基于实证主义（尤其是亨普尔和波普尔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在宏观上讨论了地理学理论，从而解决了地理学内部的科学方法争论。无疑，这本书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但哈维不仅没有停留在这种荣誉中，相反，4年之后，他出奇不意地实际告别了这种逻辑，转向批判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并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而给学术界留下一个迷人的“重大逆转”。虽然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形成的实证主义风格，哈维可能终生都没有消除其影响，但无论如何，这本书所辩护的严格的“地理学学科”及其为之辩护的实证主义哲学基础，都是哈维后来要打破的，所以，它的具体内容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在哈维文献梳理的起点上，我们将之纳入到他的理论逆转过程中，分析其形成的背景及其隐含的矛盾，从而为理解他的转向甚至更大范围内人文地理学从实证主义向批判立场的转向提供一点帮助。

　　哈维的学术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计算革命”，这种革命既是自然科学革命、科学哲学发展的后果，也是经历结构功能主义转变之后的西方社会和历史研究的某种必然趋势，它的典型特征是把模型和方法置于整个研究的中心位置，从而解决社会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 。虽然《地理学中的解释》确实带有一定的矛盾性质，但在代表了人文地理学的实证主义转向成就这一点上是确凿无疑的。正是这一原因，这本书在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历史演化中占据一个奇特的位置。这个位置的奇特性在于，当人们接受《地理学中的解释》，将之视为人文地理学在实证主义影响下重新构建学科意向和方法论的一个有抱负的尝试，哈维本人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宣告这种尝试是创伤性的，因为它无力实现社会内部的重大的变革。因此，他在前一本书中旨在推动解决的“在地理学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论争论与关于一般知识的方法论争论之间是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 ，也即地理学本身的科学性，直接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问题。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讲，这是包含预设结论的意识形态提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情况呢？哈维又试图如何来推动地理学本身的深入呢？

　　一般认为，哈维是“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学中发展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 《社会正义与城市》正是这一努力的最初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既是其转向的动力，亦是转向的结果。本文第二部分已经在总体上描述了哈维这一转向的理论氛围，这种氛围表明，哈维的转向并非一个奇特到不可理解的事件。相反，它的背后仍然是20世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维方式的变迁，特别是在这种变迁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的争论。

　　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哈维自己的研究中，这种转向也不是如其表面那样不可理解。首先，从理论上看，《地理学中的解释》的理论目标虽然是形式化的科学，但是哈维在公开发表这一著作时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临时的报告”，他自己在序言中明确地指出：“1968年6月结束这个手稿以来，我已经改变了几处观点，并能识别在分析中的错误和不足。” 这个提示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发现，实证主义确实构成了这本书的基调，另一方面，他也在其中保留了一些看法，例如他非常明确地强调：“决策是不可能在道义的或伦理的真空之内作出的”。 虽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扩大这个裂隙，但毕竟这也是个裂隙。如果考虑到卢卡奇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科学观之“价值中立”的批判，我们便能理解，当哈维指出强调“没有理论，我们就不能指望对事件作出有控制的、始终如一的和合理的解释”， 除非他认为理论本身已经包含了价值，否则这一断言便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事实上，他按照科学哲学的路径把科学问题引向“真”之形式，从而通过加强模型（即理论的形式表述）的作用来保障客观性和真实性，这样就把韦伯－温奇问题 悬置起来，使理论本身纯粹形式化。按照他后来的解释，这种选择恰恰是他的“特定时刻的观点”——对严格的地理学的沉浸的结果。当然，“1968年6月”中断了他的这种沉浸。因为，他自己解释道，创作《地理学中的解释》时，“在我看来，在用理性的科学方法解决地理学问题和有效地运用计划的方法解决政治问题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冲突。我如此专注于撰写这部著作，以至于忽视了周围世界是如何坍塌的。1968年5月我将著作提交给出版商时，政治温度的剧烈变化使我受到了深切的不安。” 由于这一点，哈维到美国以后便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而在此时，拉铁摩尔的故事促进他以新的方式来思考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推动他研究大学以及城市的政治历史，并最终促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

　　拉铁摩尔并非激进主义地理学家，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 他的奇特性在于因为独特的中国经历、相关中国研究以及对华外交政策主张而遭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9年，哈维来到约翰·霍普斯金大学，他听到了拉铁摩尔的故事，并十分感兴趣。哈维不仅访问了他，而且甚至试图要求曾经粗暴地对待他的威特夫做出解释。 后来，1983年，哈维曾写过一篇名为《欧文·拉铁摩尔：回忆》的回忆文章，在其中，他强调，“拉铁摩尔或许已经赢得了他的私人战斗，但是他失去了影响美国公共意见并因此影响美国对华和远东政策的战争。直到越南战争的痛苦教训，以及尼克松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打出‘中国牌’，那一战场上的战斗才恢复。但是，拉铁摩尔的例子同样表明，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培养那些远离狭隘国家利益概念或者冒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的视角是如何危险。” 正是对这一类问题的考虑，哈维不仅没有退缩，反而不断加强其学术研究的政治诉求，在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的研究中重新定位地理学的科学方向，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坚力量。1973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只是这个方向的起点。

　　在《社会正义和城市》的“导论”中，哈维开篇便讲这本书是对先前那本讨论方法论的著作所“故意忽视”的某些哲学问题的探索，这便是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观念对地理学研究的影响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对于空间的本质、理论的本质、甚至知识的本质和科学研究的本质都有重要的影响，它们不应该被排除在空间研究之外。事实上，哈维所言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问题也即是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与实践（或语言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结构与过程、生产和分配、效率与平等（公正、正义）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各个不同学科的内部存在着重大争论，从而产生不同学科内部对立的流派，如经济学关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分，而且在根本上纠缠着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在哲学层次上，它们都汇总到主/客体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由于它们的重要性，在全部西方思想史中，围绕它们的争论从来也就没有平息过（只不过不同时代的表现方式有很大的差异）。20世纪早期批判理论与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亦留下十分丰富的文献。只是，由于地理学学科实证主义转向较为迟缓，这个问题在地理学中相对来说是沉默的。前面已经说过，《地理学中的解释》已经涉及上述问题，只是由于这本书的主旨是从方法论角度为哈特向所提出的“地理学性质”问题提供一种说明，因此哈维不能照顾观念和道德（即价值问题）在规划和区域科学中的影响。而现在则不同了，在美国通过拉铁摩尔这样的人物例子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例子，哈维必须直接面对这些问题。

　　哈维似乎一古脑地把几个“本质”问题全都拿出来了，但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却遵从了自己的学科语境，并保留了《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充分展示出来的科学方法论偏好。因此，他实际入手的问题是，是否应该以及怎样在把空间和地理学原则应用到城市和区域规划中时贯彻社会正义的原则。这个问题既延续了他早期论著的主题，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因为“社会正义”正是20世纪70年代初引起美国思想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只要注意到罗尔斯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所产生的反响，我们便可理解这一点。 而从这一点，我们亦可断定，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便是有关空间和城市生活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价值问题。

　　但是，把价值引入科学，存在着诸多难题，诸如，怎样弥合事实与价值的分裂？怎样建立一个评价各种价值的标准？等等。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和过程（辩证法）思想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哈维看来，传统地理学，不仅在研究各种具体问题时采取了孤立的视角，例如他在本书第1、2章演示的那样，在城市规划和实际收入再分配问题上的各自为政，而且在根本上把空间视为脱离人的社会活动的“物自体”（即绝对空间），最重要的是，它没有意识到地理学理论和空间形式（的生产）之间的关联（即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而他强调，理论的本质、空间的本质、社会正义的本质和城市生活的本质等四个基础性的论题在地理学中围绕社会进程和空间形式——这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和不变的中心——复杂地纠合在一起，它们必须在人类实践上得到统一。因此，在“什么是空间”这个关涉地理学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的对象问题上，哈维坚决主张，空间绝非绝对的、同其自身相关的东西（即物自体），而是同时依赖于环境的事实（即社会关系），这意味着必须从“社会的－过程－空间的－形式”这个中心主题来研究地理问题。传统地理学的失误，与事实与价值二分这个近代哲学（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一贯主题相关，而马克思通过实践对这个问题的克服对地理学来说同样是重要。他强调，“对马克思来说，观察行为就是评价行为并且把它们分开将会武断地制造出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人类实践的分裂。” 由此，他把试图把价值纳入事实（过程）。与早期卢卡奇一样，当哈维以过程视角来消解地理现象之永恒性外观——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是物化和拜物教，并不是为所有的价值辩护，而是为以“社会正义”为中心的人道价值打开登上历史舞台的通道。也因此，他需要进一步回答，“社会正义”原则为什么是可能的以及怎样实施。这个问题构成其后来研究的中轴并推动着其理论的深化。在《社会正义与城市》这个起点上，他从一般理论的角度强调，就价值本身来说，它不是人类历史中那些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由社会总体所影响的偶然性的东西。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把观念理解成特定历史语境产物，这是一种从哲学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向。通过这一点，他顺利地从（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进入马克思主义。在上述基础上，哈维把对空间形式和城市生活的重新定位为那本书的主线，通过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相反立场的对比，来概括革命的地理学的认识论框，并预示一种“社会的－地理学理论”（socio-geographic theory）。

　　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哈维的讨论方式也十分有趣，他把全书分成“自由主义的表述”、“社会主义的表述”和“综合”三个组成部分，恰好构成一个典型的黑格尔式“正、反、合”三段论结构。第1、2章分别孤立地讨论两个表面上独立的城市问题（城市规划和实际收入的再分配），第3章给出一种弥合方案。这三章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来写的。第4-6章则站到相反的社会主义立场上，其中第4章通过重新评估问题和解决方案区分了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理论，并提出革命理论的任务。第5、6章给出一个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框架。这三章构成第二部分“社会主义的表述”。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反思”，从本体论和方法论角度阐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对城市生活的本质进行了探讨 。

　　这一结构，既是偶然的结果，也是刻意的安排。说它是偶然的，那是因为，前四章是以前公开发表的论文，它们形成于哈维在美国的最初岁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时他尚驻留于自由主义立场。 第5、6两章是新写的，此时，他已经发现自由主义不管用了。说它的刻意的，那是因为，在“导论”中，他清晰地强调，这种结构将有助于读者判断哪一种表述更具有解释力。 事实上，这种结构充分显示了他对困扰西方思想史的二元论的分析及其弥合，演示了哈维以空间研究为入口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哈维在这本书中提供的马克思主义框架确实是初步的。当然，由于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分析城市问题的框架，哈维在建构过程中只是依赖个别的判断和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理解，而此时他尚没有形成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基础问题的独立看法。在这一本书中，哈维看重的是马克思科学方法的启示意义。早期实证主义分析传统的方法论训练仍然给了他很大帮助， 在直接的意义上，他只是在元理论层面将马克思的总体性（主客体辩证法）引入地理学研究。在其后的相长时间内，他才逐步从这种元理论发展出一套适用于地理分析的框架。而在此时，虽然他已经把作为社会形式（social form）的城市生活、作为人工形式(built form)的城市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作为焦点问题，但在分析后一问题时并没有独立见解，只是使用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而到1982年《资本的界限》出版后，他才从空间角度消化了《资本论》的逻辑，并开始提出一些马克思不曾遇到的问题，从而形成较为精致的解释当代城市化和空间问题的框架。

　　四、新起点：探索“资本的界限”或超越“《资本论》的界限”

　　1982年，哈维公开出版The Limits to Capital一书。在直接的意义上，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或更严格讲，是一本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著作。哈维自己回忆，这本书的初始意图是澄清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而结果则形成了他以后全部研究的基础。因此，在他的全部著述中，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也是他自己最喜爱的著作。但是，也正如哈维所言，这也是最少受人关注的著作。我们已经看到，在今天的相关论域中，他的《后现代性的状况》成了必读书，被几乎所有重要的研究引用，但《资本的界限》却很少出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一方面，这可能和这本书的风格有关。作为经济学著作，他所强调的地理和空间视角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忽视（直到90年代克鲁格曼的相关论著出现才有较大的改观），其论述虽然与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阿明、弗兰克等人具有可以沟通的旨趣，但后者宏观研究普遍地受到不发达问题、第三世界问题的支持，因而处于显著位置。因此，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哈维这本书具有从空间角度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提供基本理论这种宏大的抱负，但其更接近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诉求恰恰不能直接取悦于当代左派政治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派政治急剧地向后现代主义立场转移。在后来的研究中，哈维既极大地包容各种后现代政治主题，又反对后现代主义话语，这种做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可能与这本书的主旨有关。在这本书中，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关注价值的技术路径不同，哈维把使用价值（即固定资本）置于问题的中心。而这一路径正是由于空间视角决定的，因此需要较详地分析一下该书的成书背景和实际理论结构。

　　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从《地理学中的解释》到《社会正义与城市》，他已经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但恰恰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之后，哈维认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地理解马克思。这迫使他直接阅读《资本论》。在他看来，除了森岛通夫（Morishima , M.）和保罗·斯威齐（Sweey, P.）等人的少数著作外，他不能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帮助。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因为它暗示了哈维阅读《资本论》的总体倾向。哈维指的主要是森岛通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73年初版）和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1942年初版，哈维使用的是1968年版）。这是两本在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它们的核心特点不同于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后第二国际和苏联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森岛通夫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斯拉法（Sraffa , P）《用商品生产商品》所间接推动的在价值理论上的“剑桥之争”中崛起的，他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是第一部用数学语言分析马克思经济学的长篇著作，这一点与哈维在剑桥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知识背景一致；斯威齐更特殊，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二十多年时间内，他几乎是北美惟一的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发展论》作为其最重要代表作，焦点不是一般地阐明马克思的经济学教条，而是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现实为中轴展开的马克思思想的评论。更重要的是，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直接沿习了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路径，这决定了他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崩溃时，与其说是基于内在必然性，倒不如说是伸张一种人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与哈维的旨趣是能够直接沟通的。

　　《社会正义与城市》发表后，哈维便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解释城市化过程。当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问题上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优秀的研究，但他并没有直接按照哈维预期的那样，直接为空间研究提供一种拿来就用的“上手性”框架。因此，哈维曾抓住资本积累理论，试图通过重构马克思的理论来发展“资本主义积累的地理学”。1975年他在《反对面：激进地理学杂志》曾就此专题发表过文章， 并强调必须从资本主义历史地理演化的两个基本矛盾入手来解释空间。第一个矛盾是“空间只能通过空间生产来加以克服”，第二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能够通过固定资本加以克服，但是这样做的时候，资本主义将其矛盾转移到更广阔的空间中，并使它的范围大大地拓展。” 而这使他认识到，如果不理解固定资本就无法解释完整城市问题。 这正是为什么固定资本问题在《资本的界限》中占有突出地位的原因。然而，正统马克思主义不仅极大地忽视了这一问题，而且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线性理解直接压抑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潜在作为（在这一点上，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样采取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对马克思进行线性解释的立场，或他们根本上就不屑直接阅读马克思）。在这一意义上，哈维对森岛通夫和斯威齐的关注就不仅仅是他们提出了有影响力的理论。事实上，前者的核心贡献之一便是系统地探索了由联合生产、固定资本和存在可替换生产过程所提出的劳动价值论问题，后者则通过坚持马克思价值分析之质与量的统一而重新强化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并且两者都直接将“价值之质是一个社会规定”这一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分析不言而喻的前提。 资本主义地理景观的“质”——社会构造——恰恰是哈维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所以，从上述角度，我们便不难理解哈维为什么认为森岛通夫和斯威齐对他是有帮助的。

　　作为一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进行解释并拓展运用的著作，在400多页的篇幅中，哈维集中锁定的内容是当代空间构型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他突出了资本条件下的空间生产的自发性，而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试图回答当代城市变化的动力机制。在总体上，他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揭示了资本运动的规律，在不断加强的竞争条件下，资本的动态积累以矛盾的方式塑造了当代空间。

　　哈维对《资本论》的解释，与其他解读一样，也是直接从商品开始的。但是，在起点上，与其他解读不一样的是，他在理解马克思关于这个出发点的设定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及其实际意义时，把马克思分析的一个潜在前提提到显著的位置，产生了令人惊奇的效果，这便是在总体性方法支持下把使用价值视为社会构造的观点。

　　哈维认为马克思视商品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物质体现，但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并非如通常的解读那样，马克思仅仅把价值视为社会关系的产物，而把使用价值视为自然之物。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新方法聚焦于使用价值和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以及使用价值与价值这三重关系，在这三重关系中并不存在严格的线性关系，相反，它们都是观察资本主义的窗口，马克思本人经常从一个窗口转换到另一个窗口，从而为我们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内在矛盾。在他看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直接按照《资本论》的做法排除对使用价值的分析，而没有理解为什么这么做，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对马克思的“线性”理解。而事实上，在使用价值问题，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强调的，它是“历史的事情”，他引证《资本论》及其手稿强调，“使用价值是由现代生产关系塑形的，并且反过来改变这些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使用价值理解为物的有用性，它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在他看来，“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源自拜物教，在拜物教支配下，作为物，商品“没有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的是价值。 事实上，在这一章中，马克思通过商品的二重性以及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科学地分析了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矛盾，当然是“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才集中存在的，也即是说是历史的产物。这种分析为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的起源、性质提供了一个抽象的前提。但这种分析的前提不是如实证主义假定的那样是永恒的和原始的，相反，它已经是一种事后观察，是“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 这当然是通过科学抽象才能够理解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已经反复强调这一点。哈维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使用价值也必须在这个前提上得到理解。他强调，马克思强调使用价值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社会的使用价值” 。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呢？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是哈维空间分析的内在需要，因为这种分析的对象首先表现为物（生产资料等）、场所（工厂等）等等——这些正是马克思在固定资本研究中要专门分析的东西。而哈维在起点上，直接挪用马克思的抽象，旨在彻底打破资本主义自然性的外观，这恰恰是《社会正义与城市》提出来的主题。当然，在方法论上，当哈维坚持这个前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离开交换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亦不可能被正确理解，他同时为把马克思关于资本生产的理论引入空间分析打开了大门，也即是，反过来说明了为什么在理解空间问题时马克思是不可回避的。

　　在整个文本中，哈维根据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解，在固定资本的形式、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租金的占有、货币、金融和信用的生产、货币和金融危机等问题上提出许多新颖的观点，并突出马克思未展开而在今天又十分重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组织变迁”、“积累过程中的固定资本循环”、“资本主义危机的缓和”等问题，不仅把空间和空间构型的生产作为积累的要素整合进马克思理论的核心，而且比较完整地勾勒了一套分析当代社会人工环境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论框架。他的总体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空间构型（spatial configuration）是通过资本积累、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这两者之间关系来生产的，体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每一个过程，这一生产过程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决定着资本生产有着自己的界限。这便是其标题《资本的界限》的基本含义之一。

　　全书计13章，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矛盾出发，从使用价值——人工环境——固定资本循环的角度，以空间视角解释了资本生产的界限。这一文本的内涵很丰富，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此，我们仅仅围绕“界限”问题简单地介绍相关观点。

　　“资本的界限”可以说是马克思关心的中心问题，因为正是从这一界限出发，马克思才推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那里，问题的严格提法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存在着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 或者更直接地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 马克思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曾经从多个方面进行论证，而其中核心在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也因此，这个问题成为20世纪资产阶级意识攻击的主要问题，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直接预言并没有实现。

　　当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试图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科学分析，而只是做了断章取义的理解。这是因为，在利润率下降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并没有说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它必然会下降，而是从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型出发指出这是一直存在着的趋势，并且这个趋势作为规律困扰着资本生产本身。事实上，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已经十分清晰地强调这一点，并且讨论了“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第十章）。哈维从这里出发，以自己的空间视角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辩护。为此，他区分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危机形式的三个阶段性理论，并以递进的方式描述了资本生产的自然和社会界限。

　　哈维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在《资本论》的最后给出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的完整陈述，在利润率下降趋势讨论后，他给了“第一阶段”陈述（“first cut”statement） 。这一阶段处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即揭示危机的生产起源。马克思直接谈到的有人口过剩、生产过剩、投机、资本过剩等表现。 由于马克思把过剩人口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 马克思从阶级斗争简单化和激烈化角度做出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但在哈维看来，虽然马克思发展了迄今为止仍然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他对资本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工具，不过，同样必须肯定的是，“至少，在表面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与马克思时代非常不同的世界”， 因此，他要求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新的东西。而在哈维看来，其核心在于两个方面：科学技术革命和大规模的组织变迁。 而讨论的结果是，他认为，公司内部的技术变迁是积累的“杠杆”，它被单个资本家为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用以反对其他资本家，以及在阻止工人阶级分享剩余价值的斗争中用来反对工人。当然，他强调自己的分析仍然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例如，他从《资本论》第2卷有关再生产图式中推论出一个“可变技术”（viable technology）概念，它允许资本主义在成功地再生产出生产关系的同时允许不同的生产部门在物质、金融和价值等方面的“平衡积累”。这是马克思不曾承认的，因此马克思本人亦没有展开对这一过程的分析。但是，哈维由此出发，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直接陷入危机，回应了人们对马克思的批评，并以此拯救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在哈维看来，尽管“第一阶段”危机形式理论是一种精确的洞见、含混的描述和直觉判断的混合物，它们也伴随着马克思的“千禧年”倾向，也尽管是不完善的，但在它所描述的资本贬值的社会后果方面却具有令人注目的力量。

　　如果“第一阶段”的危机形式是共时性的，那么，“第二阶段”的危机形式则处理历史性变迁，它被用以审查资本主义的时间动态，承认其被金融和货币安排所塑造和中介。在哈维看来，在一个相对同质化的空间中，如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由生产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通过金融和货币表现出来。为清晰分析资本主义的变化，哈维进一步区分了两种变化形式：阶段性的破产与长时段问题，前一种问题是资本主义内部转型的催化剂（当然，最终也可能是其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催化剂），后一种问题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本循环、阶级形式、生产力和制度等等方面的结构转型。我们已经看到，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内部转型越来越受到限制，但是，“世界货币”的规训力量和不同货币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越来越成为资本和劳动在世界舞台上流动的后台。这便是所谓全球化问题。在此背景下，危机分散成拥有不同货币体系的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它们分担了贬值的冲击力。因此，“输出通货膨胀、失业、生产力闲置、过剩商品等等的斗争成为国家政策的中轴。危机成本根据相互竞争着的国家的金融、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有差别地分摊了。” 当然，这意味着，如列宁强调的那样，战争将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办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金融统治成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中心议题。也通过“第二阶段”危机形式，哈维将当代资本主义分析引向更广阔的空间之中，哈维将通过“第三阶段”的危机理论加以完成。

　　“第三阶段”危机形式是哈维的重点，亦是其重构马克思理论的最后结果。哈维强调，这种危机理论承认， “社会空间的物质品质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关系规定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定义了社会空间的客观属性。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像变色龙，不断变化其颜色，又像蛇阶段性地蜕皮，但是在“第三阶段”的危机形式上，它将“遭遇自己的自然界限”（马克思语）。这是因为，在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下，危机在全球规模上发生。由此，他将问题引到帝国主义问题上来。哈维在《资本的界限》中并没有详细展开帝国主义问题，他后来围绕“不平衡发展的地理学”问题将之植于“全球化”论域加以讨论。

　　五 资本和意识：资本主义城市化经验的两个维度

　　《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这两本姊妹篇的出版，集中彰现了哈维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对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通过这两本书，哈维概括了他对资本主义城市化以及人类经验（意识）城市化历史的理解，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框架。由于他后来将此两本书删节修订成一本《城市经验》 ，故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以后者来概括其核心内容。

　　在这几本书中讨论的问题，哈维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其中多数文章已经公开发表过。最早是1974年发表的《阶级-垄断租金、金融资本和城市革命》，最晚是1987年的《通过城市化的弹性积累：对美国城市中的“后现代主义”的反思》，而这些文章多数成于《资本的界限》之前。从内容上看，如果说《资本的界限》代表着他对一种综合性马克思主义框架的构造，那么这部分内容便是对资本主义实际历史经验和当代表现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两部分内容是相得益彰的。

　　哈维自己指出：“对我们理解的积极反思，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马克思的概念简单有力的斗争以及评估我们自己斗争的历史经验，是一种积极地克服前进中障碍的重要行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目标是如此。这也是我为什么写作本书的原因。” 当然，在这里，哈维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方法论的偏爱，这是其研究的长期重点。因此，当哈维把寻求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进行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时，他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一种解释的结果，而是进行解释的框架。他强调，“严格的科学绝不中立于人类事务；试图将自身置于历史之外最多带来严格的和善意的伪科学，实证主义便是最好的例子。” 在他看来，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不能提供对资本主义运动本质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理解，而这一点又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与实证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着真正的科学方向。不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存在着一些“空盒”（empty boxes），哈维自己的《资本的极限》和这本书的目标都旨在填补这些空盒，其焦点问题是固定资本的循环和环境形式的构造、金融生产和金融危机等等。在哈维看来，通过把这些问题理论化，将会粉碎占支配地位的提问方式（problematic）中的凌驾于空间和地理之上的时间和历史优先性的假设。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这个问题，在直接的意义上以接近于吉登斯“社会构造”的理论立场对包括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在内的第一代社会理论大师进行了批评。

　　在哈维看来，必须肯定资本主义对空间进行重组的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上，他指出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正是当代理论的任务，也是实现改造世界的前提。客观上，在当下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任务确实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并且哈维对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也是成立的，因为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并没有直接带来对它的当代结构的颠覆性见解，相反由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变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理论前提空前地暧昧起来。

　　受列斐伏尔的影响，哈维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呈现的是一种无意识的经验，即充满偶然性和不可预性的“第二自然”属性，但是通过分析这种经验的历史和地理基础，能够以新的方式透视隐藏在这些基本经验背后的新的可能性，而他认为理论的任务即是提示这种可能性和给人们提供想象并实际地改造世界。这或许是《意识与城市经验》的基本含义。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哈维的理论旨趣主要在于地理，那么也不难发现这个标题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某种暗合，后者侧重的是时间性，而哈维突出的是空间性，但焦点都围绕为未来提供保障的意识。更进一步，他们同时也都把穿透物化视为当下的任务。哈维强调，马克思坚持认为必须把资本看作是关系而不是物化之物，这一点应该是他的批评的实际出发点。所以，这样看，如果说卢卡奇试图通过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发育来解决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问题，那么哈维旨在实现的则是激活资本条件下的意识斗争来创造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当然，哈维的研究比卢卡奇更为具体和实在，毕竟他试图回答“资本主义是如何生产它自己的地理的”这个问题，并且由此在理论上直接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一种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

　　无论是讨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经验，还是讨论人们的意识，其基本框架都是由《资本的界限》所提供的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这个主线来结构的。在前一个专题中，他强调，发生在货币共同体边界之内的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被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这个术语的基本含义下文将介绍）所结构，并且在国家的暧昧的和经常变动的监督下使资本循环的全部的活力和冲动主客观化。由此，城市经验得以构成。在这种经验中虽然直接包含着必然的拜物教意识，但它的物质基础却植根于日常城市生活，因此并不能把它作为错误排除。（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按照早期卢卡奇的学术路径从一元论的实践本体论勾勒出二元论的世界，而是发展了晚年列伏弗尔的日常生活的一元论体系。）所以，他认为，意识的城市化不能简单地独立于资本的城市化来理解，同样也不能脱离前者来理解后者，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个辩证的过程。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对城市过程进行解释的任务是，检视通过个体、阶级、共同体、国家以及家庭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模式而产生的意识，它们是如何影响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路径和质量的，反过来，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又是如何改变着作为意识城市化基础的这些关系模式的。” 正是这一点，必须从资本主义的矛盾入手。而在后一专题中，他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和阶级关系、劳动力的变化、商品、货币、生产的空间组织形式以及空间关系的转变、信息运动、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等等复杂的问题，在全球尺度上描绘当前空间运动的复杂格局。与前一专题相呼应，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空间政治学的操作，哈维强调由于不能以某种尚不现实的社会主义蓝图直接替代资本主义，必须在对资本主义的矛盾进行深入剖析后，更为广泛地考虑社会主义的城市化之路。

　　在导论中，哈维强调了综合性的理论和元理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概念形式和理论构造总是人类活动中至关重大的方面。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认知地图，通过它我们发现隐藏在复杂的和变化的环境中的道路。但是，认知地图或许并不稳定或甚至也不是连贯的，经验总是使我们建构、改变和修正它。因此，在日益多变和丰富的城市变迁中，一种认识城市过程的元理论是十分迫切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认识几乎也是同时左派文化研究人士的共识，故而在哈维的研究中也能读到他们的一些主题。但是与其他西方左派学者不一样的是，哈维不是从历史角度而是从地理角度来认识资本主义的，在先前的文献中，他已经直接断言自己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空盒”，在这里，他更明确地强调自己的理论创新在于“打开一条道路，把城市过程理论化为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的一个积极的部分” ，在直接的意义上，他所实现的正是他在1984年那个地理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纲领中所提出的“人民的地理学”目标。

　　在第一章中，哈维概括了资本主义历史和地理发展中城市过程不同作用的历史概况。而其焦点在于多余的资本和劳动力在物质和社会基础实施的生产中被制造进而被使用的方式。他强调，资本（和价值）通过已建环境的生产和使用而发生的流通，这是城市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这一点看，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是资本流动的表现。而他以不同地区的例证指出，这些流动经常会转变方向（部门性的或地理上的），并暗含在各种危机的形成和解决之中。而第二、三章则集中于地租和住宅差异的有关理论，由此解释一个城市的空间组织如何一方面被资本流与土地开发所共同塑造，另一方面又如何被劳动力和阶级关系的需求所生产。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哈维考察了，市区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中获得不稳定的、常常模糊却又有效的“结构化一致”，以及这种现象与地方化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为创立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提供了基础，这些联盟会把市区变成劳动力地理分工内的一个准竞争单位。因此，通过考查了市区之间竞争的政治策略，人们对城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地理学的创建方面的作用将有真正的认识。

　　在第6章中，哈维反省在资本流通占据社会生活支配地位的状况下，货币、时间和空间互相连结并被赋予特定意义的方式。他试图说明我们用以代表性地描述世界的那些看起来分散的范畴从根本上来说是互相联系的——不依赖时间或空间就不能理解货币，而时间和空间只有在货币化的经济中才具有特定含意。通过大量的文学证据，哈维清晰地阐明了货币、时间、空间和资本积累及阶级斗争一体化的主题。

　　在第7章中，哈维考查的是巴黎的个案。通过历史分析，他说明了Sacre Coeur长方形基督教堂的结构，以及它是如何卷入到巴黎第二帝国时期由于资本积累的独特问题而引发的阶级斗争之中的。在他看来，这个长方形基督教堂可以很轻易地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象征；实际上多年来它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以至于它的峻工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第8章中，哈维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经验会以如此矛盾的方式引领我们去了解城市过程和一般的社会。最后一章是关于弹性积累、城市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在这一章中，他努力去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与城市过程——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城市过程——的迅速转化是互相联系的，并产生了一组非常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符号来再现资本主义城市化所力求的东西。在这一章中，他强调，由于积累方式的转变所产生的日常生活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文化风格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从战后时期相对稳定的凯恩斯和福特构造发展到由增加的竞争、企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所宣扬的一个更加“灵活的”制度。而这一主题，他在《后现代性的状况》中更加详细地展开了。

　　六、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在哈维的文献中，有几篇收录在他人主编文集中的文章值得拿出来专门讨论一下，其中重要的便是“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按照哈维自己的说法，这一文献旨在思考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地缘政治后果，而其方法则是在理论上再现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个理论当然是其在《资本的极限》中所发挥的经济－空间分析，也是同一年出版的《意识和城市经验》和《资本的城市化》两书的主题。在这一文献中，他对一些基本问题作了高度的概括。在他看来，日常生活的再生产是依赖于商品生产的，而商品生产则是在资本循环体系中实现的，资本生产又服从于它的直接利润目标。基于这个理解，他把资本主义利润实现的方式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定义出资本循环的10个核心特点，这些特点在《资本的极限》中已经充分表达了，其核心又是从“人的关系”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定义的“物”的关系，或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物化还原成人的关系，从而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矛盾视为阶级斗争的结果。

　　1、 资本循环的连续性依赖于商品生产的价值的连续扩大；

　　2、 增长是通过生产中的活劳动的应用来实现的；

　　3、 利润的来源是对生产中的活劳动的剥削；

　　4、 资本循环伴随着和依赖于阶级关系；

　　5、 这个阶级关系意味着对立面、对抗性和斗争；

　　6、 必然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技术上是动态的；

　　7、 技术和组织变迁通常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投资；

　　8、 资本循环是不稳定的；

　　9、 危机典型地表现为一种状况，在其中维持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不再被吸收；

　　10、 不能被吸收的剩余发生贬值，有时甚至被物理地破坏。

　　在上述前提下，哈维强调资本和劳动的剩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杠杆，它决定着资本主义投资的方向和特征（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哈维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投资又改变着全球的空间格局，这便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问题。因此，在哈维看来，地理扩张和重组正是资本克服自身危机的外在标志。在抽象的社会空间含义上，哈维认为，获得剩余劳动时间并把它转化为利润是在一个社会必要流通时间（socially-necessary turnover time）内实现的。 这一过程的实现包含着两种基本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中，空间是作为一种必须克服的障碍出现的，故出现了马克思所言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现象；在第二种情形中，空间的组织必须克服空间。资本主义的空间组织便是如此矛盾地生产着的。在他看来，受制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全部的经济行动者（个体、组织和机构）都在一种固定或运动的紧张环境中决定他们资本的循环和劳动力的配置，这种紧张关系的变化决定着区域的阶级联盟的形式的稳定性。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因为，“区域间和国际间的劳动分工现在正处于通过强大的技术变迁和资本的地理流动而进行的理性化和重构过程中”。通过上述理论，哈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观察全球性的社会关系变动的框架，这也正是其关于资本主义地缘政治学批判的依据。

　　七 地理学想象：从模式到话语的自我省思

　　从《社会正义和城市》诉诸马克思主义把价值引入到地理学知识学之中，到《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比较系统地勾画出地理学想象的话语特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地理学知识的性质，在哈维的学术经历中，都一直存在着对它们进行重新考量和定位的冲动，而这一冲动本身又充分体现了他对地理学理论实践与现实政治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在2001年出版的《资本的空间》中，“地理学知识与政治权力”便是两个主题之一，通过收录自己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公开发表的一些论文，哈维再现了自己思考的轨迹。在这里，我们讨论二篇他未收录但对于理解其思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章，它们收入录在《使地理学再模式化》（1989年）一书。第一篇是《从模式到马克思：关于当代地理学“再模式化”规划的评论》，在这一论文中，他阐发了自己对当代地理学“再模式化”运动的看法，结合自己从地理学的模式化运动向马克思主义转向，明确地指出这种运动的出路在于回到马克思。第二篇是《人文地理学实践：对福特制向弹性积累转型的理论和经验的描述》，该文是他与艾伦·斯考特合写的，在其中讨论了当代人文地理学实践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任务。在这一文献中，他重点阐发了资本主义生产从福特制向弹性积累制度的转型所带来的地理学革新要求，而他的结论则是，当代地理学所欲实现其理解地理服务于人类解放的目标，则必须以总体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为前提。

　　《使地理学再模式化》这本书而言，它在1989年的出版不是一群地理学家偶然的创意，而是他们对地理学对整个20世纪科学进展和社会历史变迁压力应该进行的反应的一种检讨，而它的直接目标便是对1967年出版“地理学中的模式”（这本书的主编是哈格特和乔莱，他们两人分别是布里斯托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在英国地理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的反思，在那一本书中，英国的地理学家们在实证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第一次明确地对作为空间科学的地理学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哈维在这本书中留下了他的第一篇有重要影响的文章《人文地理学空间样态进化的模式》，提出“全部的地理问题都必然是历史的地理”这个重要论断。虽然在此时，哈维对科学方法的重视超过其后来对科学价值的重视，他的重点在于与哈特向传统的批判性对话，批评后来的纯粹编年史方法削弱了时间和历史的意义，但我们也会看到，这是哈维后来“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 思想能够追溯到的最早起点。在这一文献中，与其他的地理学家一样，哈维认同已经在地理学中占绝对地位的科学前提假设，即存在着一种严格的、不偏不倚的科学方法，通过它能够解决时空问题。我们知道，这是贯穿于20世纪早期的实证主义假设。因此，虽然哈维正确地强调必须通过研究社会形式的生成和分析时空变迁的过程来理解当代地理，但他本人并没有能够从这一点立场出发发展出一种恰当的模式，而是以实证方法论的讨论作了一个小结。这便是后来被视为人文地理学实证主义革命之“圣经”的《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

　　按照哈维自己的说明，正是在对严格的方法的追求中，他最后认识到，在对象看起来更像连续的历史的－地理的进化之流这一条件下，很难将波普尔的实证主义之证实和证伪方法运用到地理学中，这迫使他进一步反思地理学研究中的“科学性”问题，重新理解世界之历史的地理的新平台。而在这其中，最重要是，他明确地意识到，作为地理学对象的地理，它是“地理的生活世界”，是一种不断地进化着的主体创造。当哈维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的现实时，他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便不远了，因为在理论抽象层面上，他很快地抓住了社会关系这个线索，而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关注点。

　　至于哈维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提升历史唯物主义，当然还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这个背景在前面我们已经充分展开了。值得进一步强调的是，无论1968年这个转折点，或者其他理论的变迁，哈维面向马克思主义之际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内部多元化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并且，令他失望的是，在地理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是个空场。所以，在《从模式到马克思》一中，他回顾道，20世纪20年代以来，地理学被技术官僚理性主宰着。值得一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便是威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当然，在这一本书中，如哈维所言，威特夫非常含糊地把他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视角同地理决定论混同起来。

　　通过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借鉴和自己的探索，哈维最终认识到：所谓地理学的核心问题，不是纯粹的科学方法，而是在社会边界的内部生产客观知识，从我们自身努力的后果来认识它的社会性的问题。而在根本上，这要求我们把知识生产看作是一种政治规划，因为它包含在权力关系的组织之中。这样来看的话，如果地理学提供的是一种关于世界的地理图景，那么如果不考虑对象本身是人类活动的后果，那么它就无法做到对它的真实解释，达到地理学的科学要求。事实上，哈维明确地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激发的不仅是对象认识的深化，而且必然包括对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审理。在新的视角中，传统的科学变成了意识形态，而这种科学中所获得的世界图景则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上述哈维的理论转向背景也正是《地理学的再模式化》所讨论的内容，事实上，通过对这一路径的说明，哈维同时说清了自己为什么告别20多年前模式化运动的原因，再次表明自己对模式化运动的看法。

　　在他的第二篇文献中，除了强调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前提上解决地理学的知识学前提，更为重要的是把对模式化运动导引到对人文地理实践的新的历史前提的审理上，重申了当代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弹性积累制度的变化及其后果。关于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这里，着重强调的是他对当前人文地理学的知识学规划。他强调的重点是：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中。为理解资本主义的真实的历史和地理过程的复杂性，我们必须用把资本主义的运行作为一个总体系统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并使之可操作。这个观点在先前已经充分表达和论证了，但哈维在这一文献中提到的两个对于地理学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说明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理论”的。他强调自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的“理论”一词的，它意味着知识前提的创造，这个前提是为对资本主义统治结构的自我理解提供的，而这种自我理解则与那些推动着人类解放斗争的内在表现和分析工具的建设联系在一起。我们认识世界和真实地表达它的能力是这种解放事业的基础。（这一观点十分接近于阿尔都塞的相关表述。）第二个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出现的一个概念工具，即具体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这个术语在他看来是马克思《资本论》分析方法的体现。通过这个术语，他试图将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与卢卡奇等人的“总体性”区分开来。在他看来，卢卡奇等人的“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开创了“本体论的优先权”，使之凌驾于社会关系之上。他认为，虽然在马克思的方法中，首要的是抽象，但卢卡奇的这种抽象却是不能接受的。与卢卡奇的本体论路径相反，他强调的是认识论路径。他的旨趣在于一种分析资本主义总体社会结构的具体概念工具，这些概念既能反映它的“普遍的性质”（universal qualities，即是他所言的“总体性”）从而不再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看成是“物”而是抽象，就如马克思所使用的“商品”概念那样，他称之为具体的抽象。在上述基本前提上，他所言的“理论化”（也即对“再模式化”的竞争性提法）即一套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概念工具，在他看来包括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努力表明各种各样的具体抽象……是如何必然地联系着的”；第二，“选出那些有力地综合和解释这些具体的抽象之间联系的基本概念”；第三，“使这个整体的机器运作，建立一个尽管是对资本主义运动必然规律不完全说明的综合体，以便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 从这里看，哈维提出的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元理论要求，这一要求在哈维全部著述中占据着相当显著的位置。

　　八 时空变迁的文化与政治回应和后现代性的状况

　　1989年公开出版的《后现代性的状况》 在哈维的全部著述中具有奇特的位置，这是他最通俗（地理学专业气息最谈）的著作，讨论的主题是非常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哈维本人并不认为这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但它却是其最受关注的著作。

　　虽然这本书是从地理学研究成果出发解释当代人的时空经验或体验时空的方式，但其旨趣却与詹明信在1984年发表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相同，即是研究后现代主义这种文化经验的形成、性质和内在机制。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的研究方式虽然大相径庭，但基本结论却是一致的，这便是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在这一意义上，这本书的主标题具有双关性质，一方面是“后现代性的条件”，即对作为一种文化经验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缘起的探讨（这亦是副标题直接点明的），另一方面是对其当代状况的分析，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戏仿了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由于这本书已经中译，故我们不作为重点讨论。不过，这是哈维最受关注的著作，在直接的意义上，正是凭借这本书哈维广泛地进入了各种全球化、现代性和文化研究的著作，并且具有反讽的意味是，当人们反复引用他有关“时空压缩”的观点并把这一点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往往忽视其做出这种界定的理论逻辑，不加区分地把他列入后现代主义阵营之中，所以，需要对其背景和话语性质进行强调。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哈维为什么对后现代主义发生兴趣并加以批评？对于此，哈维自己也解释过，当“后现代主义”风起云涌取代甚至淹没资本主义时，他也有点急躁。在他看来，作为重新思考社会行动的时空观念，也是激烈的文化、美学和政治辩论的焦点，他本人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本身就涉及这一话题。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运动，使詹明信、伯曼和丹尼尔·贝尔等人与新的时空经验联系在一起，但他们都没有能够告诉我们，他们这种经验的真正含义。“而且这些新时空经验所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的关系，都是晦暗不明的。”由此，他做出某种回应。当然，这种回应并非简单地从地理学角度引入“时空压缩”这个概念工具。因为，这一工具本身只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中才具有实质性意义，它指认的是：“位置与空间、长期和短期时间地平之间的辩证对立，存在于更深的时空维度转变框架中，这一框架是加速周转时间和以时间消灭空间这种资本主义根本法则的产物。” 因此，通过“时空压缩”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正是，货币资本脱离了物质生产循环，实现了空间的自主权。在哈维看来，这是后现代性的根本基础。所以，他强调，“资本主义是扩张性的和帝国主义的，所以越来越多领域里的文化生活都陷入了现金交易关系的掌握与资本流通的逻辑之中。”然而，“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一切骚乱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某些简单的生成原因，它们形成了极为多样的结果。”不过，“资本主义走到哪里，它的幻觉机器、它的拜物教和它的镜子系统就不会在后面太远。” 这一论述，只要熟悉《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我们都能够发现，是对其有关论述的发挥。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哈维在这一著作中不忘对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强调。他强调，“有一场历史唯物主义和启蒙规划的复兴。通过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开始把后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之上，有可能发动一场叙事对抗形象、伦理学对抗美学、生成（Becoming）规划对抗存在(being)规划的反击战，并在差异内部寻求一致，尽管是在一种清楚地了解形象与美学的力量、时空压缩的各种问题以及地理政治学和他者之意义的语境之中。” 当然，由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没有涉及所谓“时空压缩”问题，而且具有贬低空间视角的传统，它在今天亦面临着诸多的危机。克服这些危机，使之完善，这是哈维本人的理论任务，在后来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他初步完成了这种理论规划。

　　九 生态社会主义政治话语： 《正义、自然和和差异地理学》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科学最为时髦的概念之一，用这个术语，人们描述这样一种历史趋势：人类社会生活开始由摆脱地域性的界限而真正卷入一个复杂的全球决定机制中，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边界变得含糊不清。当然，这一术语的流行，有一个复杂的学术史背景，在这一背景中，人们对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麦克卢汉以及其他重要的媒介理论家已经指出“全球村”问题——用哈维的术语来说，便是全球空间“压缩”为一个村落空间；也存在着复杂的意识形态背景——这种背景诚如吉登斯所概括的那样，它表现为“超越左与右”， 而这一背景的形成则直接依赖于共产主义（左）制度实践及其意识形态的衰落。因此，在表面上，“全球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论域的形成，它本身取悦于“中立科学”的取向，也意味着隐含着极大的矛盾。它的盛行以及围绕其激烈的争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积极地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勾勒资本主义变迁和社会主义运动可能性的哈维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保持沉默的论题。在他看来，作为西方话语一个重要政治变迁（并不必然是现实的变化），“全球化”及其相关话语包袱被迫承担着一种严重的政治代价。对于左派理论来说，并不应简单地采取拒斥的态度，而应从中学到东西。基于这一点，1996年他出版了《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以其独特的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分析框架为全球化研究注入一种左派声音。在总体上，诚如其1995年公开发表的《全球化质疑》一文所直接阐明的那样，他坚持自己空间或资本主义地理构型研究的一贯思路，将全球视为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最近形成的政治经济状况，因此需要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这两个角度来透视其内在的矛盾。他强调，全球化的暗示之一便是巨大的资本主义的地理重组，它包含许多有关“自然的”地理单元的假设，在这些单元中，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越来越失去其意义。因此，我们便面临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扼住资本主义地理之刺，将空间生产视为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中的构成性要素。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便是对上述总体立场的一种展开，不过，本书显然也不是在细节方面的发挥，以期在那些琐碎问题上与全球化思潮中的右派进行争论，相反，哈维在这一著作中仍然坚持了一种总体性抱负。他试图为理解时空（space-time）、位置(place)和环境(environment) 定义一种可操作的基本概念，即完成一种元理论的诉求。这需要他对理论与实践（话语的作用）、环境的本质、时空构造的基本机制以及今天政治诉求的可能性等一系列基本的问题进行评估，而将对当代全球化问题的理解置于这些前提上。所以，他的这本书近似于一个宏大的“全球化研究的方法论导论”，这一“导论”初步完成了其在《后现代性的状况》中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规划。

　　从文本的结构来看，他分别以“导向”、“环境的本质”、“空间、时间和位置”以及“正义、差异和政治”为标题概述了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 在第一个部分中，他基于对辩证法的理解，结合当代话语理论，阐明了一套有关“历史能动机制和社会变迁地点”分析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框架。（关于这一框架的基本情况，参阅本辑专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

　　在第二个部分，哈维试图建立一个理解“环境问题”的理论位置，这个位置当然是批判的位置。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成为当代政治冲突的集中场所之一，它既包含在民族国家间以自由贸易名义所进行的政治利益争夺中（如WTO的西雅图会议），也在全球层面上更广泛地包含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冲突中（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更体现在生态学以及其他政治、理论姿态有关未来和当代的争论中。哈维认为，“环境问题”并不孤立于社会变迁和“自然”或“环境”被评价的那种方式。因此，后两个问题是其研究的焦点。为此，他重新梳理了西方思想史，要求重新评估这一历史在乐观主义、必胜信念和悲观主义之间的摇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基本结论并没有超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不过，他更愿意把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定位在它的乌托邦思想——更直接地说，关于“无暴政统治”的信念——上。如果说，这种矛盾是人们认识自然的两种对立态度，那么，在今天，为什么统治自然的观点仍然占据着对自然评价的主导模式，这个问题就值得深究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当然也充分汲取了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哈维强调，这一现实在实践上受制于资本主义发展，在话语上，由启蒙政治经济体制所发展。在论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重心在于后者。因为在他的整个认识框架中，话语对现实的构造是核心（这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很不一样）。他强调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是18世纪思想的产儿，后者的核心便是将自然视为“资源”并把规定稀缺资源的合理分配作为自己理论任务，而其结果便是市场理论、效用最大化目标、以及金钱作为万物尺度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 与之相反，哈维主张的是一种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Ecosocialist Politics）。

　　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当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升级”。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科学分享了一种对下述观念的憎恶，即“自然”控制、决定甚至限制人的任何行动，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它们共享一套对自然进行控制的观念。这一提法与法兰克福传统并没有多少区别，与其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相差也不大。不同的是，他强调，全部的社会-政治规划都是生态的规划，反之亦然。而从这一点出发，有关“自然”和“环境”的观点便在我们全部活动中无所不在，而当它们内在化为我们的社会行动时，便成为塑造历史的“物质力量”（马克思语。）因此，在哈维看来，全部对自然观点的批判性检视同时也就是对社会的批判性检视。从这一角度出发，也就要求从人类改造环境的历史来反思既往历史，从而定义一种与之不同的特殊的空间规划。

　　对于这种规划，哈维陆陆续续地谈了许多方面，在这里，他首要的仍然是关注概念框架。在他看来，通过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的概念“摩擦”可以达到“着火”的效果，而关键则包括下述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异化、自我实现和发展伦理学”；第二个方面是“社会关系和生态规划”；第三是“技术问题”，第四是“商品和差异的辩证法”；最后是“时空规模问题”。而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围绕环境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评估。

　　在第三部分中，哈维的重点问题是讨论位置（place）的时空构造。在确切的意义上，这也是关于斗争落脚点的讨论。他指出：“以一种与时空构造一致的方式来认识位置概念，这对于任何关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原则的基本理解都是十分重要的规划。”

　　哈维坚持，不同的社会“生产了”完全不同的时空观念。这意味着，从更大的普遍性来看，时空观念具有相对意义。由此，他要求建立一种相对的时空理论，并将之视为一种一般的形而上学基础。具体地来说，即是必须把“时空是一个社会构造”作为解释历史地理基础的依据。从这一视角看，地方作为一种具体的时空构型，它的属性是由社会构造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力量构造着时空呢？哈维认为，这些力量包括阶级斗争、性别斗争、生态与市场的斗争等等，而在根本上，必须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理解时空的客观性。这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议程便是从时空的流动性来揭开市场拜物教的面纱。

　　哈维将位置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构型，在他看来，日常语言中“位置”这个词的一般性、多义性和含混性为我们打开理解的空间提供了便利条件，迫使我们去认识位置构造的社会过程，从不同的角度（如作为“存在地点”的位置，作为“环境质量地点”的位置，作为“集体记忆地点”的位置，作为“共同体地点”的位置等等）来认识它的意义。他强调：“像时间与空间那样，位置是社会构造，并且必须这样来解读和理解。”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历史地理差异的生产清晰明白地显示出来。当然，由于“差异”这个问题在当代的重要性，我们亦不难理解哈维由此推出的结论，唤醒“由位置限定的政治学”（place-bound politics）在当前具有紧迫性。他指出：“位置、草皮（turf，喻“大众”——本文作者注）、地方身份、国家、宗教以及城市的政治学长时间地纠缠着我们。在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中，它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文化大众的语言中，并借以此，在政治学的花言巧语中，重新发现作为一种话语对象的位置，这是比下述事实更有意义的做法，世界已经以某种方式发生改变，使得政治经济和位置的文化政治学在当前较之过去更为重要。”

　　在第四部分，哈维试图表明一种完全不同于形式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乌托邦理想，借助于这种乌托邦理想阐明他对当前为争取解放、自我实现、个性自由和公正斗争的理解，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斗争，加之解放空间、时间和位置，甚至解放自然的斗争，在人类历史地理进化过程中都起着极大的作用。这一部分的重要议题便是基于上述几部分展开的理论对替代资本主义空间构型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他所说的政治学便是一种基于过程的乌托邦议程，差异是这种政治学的中心问题。撇开他讨论的一些具体例子，在总体上，在他看来，当前我们面临着下述分析的、理论的和政治的任务：探求一种平等有力的、动态的和有说服力的方式，在不同的规模上把普遍性和特殊性联系起来，从而能够从被压迫者的立场来定义社会正义；在排他性和平等性之间进行协调，以便充分尊重身份和“他性”；基于情境和个性批判性地评估全部社会行动的前提条件；拓展区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差异或“他性”之间差别的认识论，以便理解情境、位置、他性、差异、政治身份等等这些问题构造的社会过程，等等。 我们将看到，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原则，并且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一种理论方法的要求。这一点正是哈维的一贯特征。

　　十 空间的乌托邦：一个暂时性结论

　　2000年，新千年的开端。哈维出版了一本标题具有隐喻性的著作——《希望的空间》。在这一著作中，他把马克思的回归和过程乌托邦理想联系起来，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作为基础，抓住身体和全球两个空间规模，对替代方案的多样性进行探究。既为自己先前的研究作一小结，又对未来作进一步展望。

　　哈维强调，在所谓后现代氛围中，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所进行的神话解读妨碍了我们面对现实的变化。当时代走入马克思的预见，在理论工作中，“切断我们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就是切掉我们敏锐的嗅觉，以满足现代学术流行的虚伪外表”。 这正是问题的所在，无论伊格尔顿那样相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还是像德里达那样愤世嫉俗的解构论者，抑或像齐泽克那样荒诞不经的精神分析者，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作家，甚至反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者，从各个角度以不同方式重新深入马克思主义内部，在直接的意义上，同样见证了哈维的这一论断。不过，与种种替代马克思——德里达以解构主义、齐泽克以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拉克劳等人以反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等——的做法相反，哈维极为朴实地声称自己只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如德里克对后殖民论的批评那样，他试图在政治缺席的氛围中为历史进步提供一种文化想象。所以，与雷蒙德·威廉姆斯的《希望的资源》相呼应，他以《希望的空间》作为标题公开阐明一种“理论的乐观主义”，试图以这种实践来“打开被禁锢已久的思想的道路”。

　　《希望的空间》计四个部分，它们分别讨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全球空间中的身体和政治人格”、“乌托邦”和“替代方案的多样性”。 这些问题，前面两个我们将分别在本专辑中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和《地理学想象和社会理论》专文中加以论述，第三个将选取核心段落作为译文呈现给读者。所以，在此，仅扼要地评论其关于“替代方案的多样性”讨论。

　　附录大卫·哈维的主要文献

　　--1967: Models of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s in geography. In R. J. Chorley and P. Haggett(eds. ),Models in geography. London: Methuen ,549-608.

　　--1969: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London: Edward Amold. （中译，《地理学中的解释》，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972: Revolutionary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theory in geography and the problem of ghetto formation. Antipode 4(2),1-13.

　　--1973: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mold.

　　--1974a:What kind of geography for what kind of public policy? Transactions ,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63,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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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a: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中译，《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989b:From models to Marx: notes on the project to 'remodel' contemporary geography. In B. Macmillan (ed. ) Remodelling Geography. Oxford:Basil Blackwe11.211-216.

　　---1989c: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71B ,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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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Difference.Oxford：Basil Blackwe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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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Space of capital: an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原载：实践与文本

转自 学术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