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作 者】杰克·格雷/马克·塞尔登/高默波
晓沐/林育川/宋婕 译 李昀 校对
原载《现代哲学》2007.4
杰克·格雷：毛泽东与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美]马克·塞尔登 著 林育川 译
利用农村劳动力剩余实现农村的综合发展可能是大多数穷国谋求进步的最好途径。
——杰克·格雷
这个评注总结了杰克·格雷对中国发展所遭遇挑战的总体理解，尤其是对农村及毛在改造中国农村中所做的贡献的理解。
这种努力看来是值得的。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候，即如果从相关书籍的销售来看，对20世纪的中国有两种相当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用恐怖分子和独裁者的话语来刻画关于毛和中国革命的故事；另一种则对最近的“经济奇迹”兴奋不已，同样忘掉了中国革命，忘掉了历史地摆在贫穷的农业国家面临的不安定的国际环境和其他障碍，忽略了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的社会问题。这两种理解方式都无法认识到战争和革命、帝国主义、宗教和阶级不平等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以及新国家寻求摆脱贫困的束缚已经遭遇和将继续遭遇的艰难的政治和经济选择，对于中国（并且不仅仅是中国）的意义。
我和杰克只见过两次面，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英国举行的会议上，以及70年代在美国举行的会议上。当时我们除了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农村发展的问题，以及关于中国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应对世界外围地区棘手的贫困和剥削问题提供线索这两个问题上有共同的判断之外，我们还在其他方面意见一致。
杰克是一个毛主义者吗？当然，他对毛的思想中关于农村发展的深刻洞见极为赏识。但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对我来说杰克本质上是一个努克斯（Nurkse爱沙尼亚经济学家）主义的经济学家。当过煤矿工人、二战中的士兵、地方社团的积极分子、大学和社区教师、业余艺术家、音乐家和农夫等各式各样的经历，使他得出了他的观点。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毛和中国农村工业的研究，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得到适当的改造的话，劳动力（特别是公社劳动力）可以克服挑战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障碍，诸如土地、资本和技术的缺乏以及国外的控制。
杰克以一种开放和同情的态度来理解毛的思想和实践。在毛论政治经济学的几部影响深远的作品中——《经济和财政的问题》（1942），《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5），《论十大关系》（1956）和《苏联经济学批判》（1960-1961），他发现了一种富于洞察力的远见，其核心的政策原则实现了对斯大林的突破，能够迅速地推动农村和国家的发展。毛的这些文章在当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但却将我引向了另一个结论。
杰克从对毛的阅读和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中得出的，或者说与他对农村的原动力及其受到的限制的理解产生共鸣的要点如下：
●劳动力能够克服土地、资本和技术的缺乏。
●立足于公社的农村工业化和分散化是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刺激消费和拓展市场的关键。
●动员和分散化使增加农村的自主权成为可能。
●平等主义的发展，包括村内和城乡平等，能够为可靠的和快速的发展提供基础。
杰克也很欣赏毛的作品和讲演，特别是1955-70年间的那些：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因素和其他忽视、贬低和抑制发展，特别是农村发展潜能的政策的批评。
●以国家为中心，依赖重工业驱动的发展以及对轻工业和农业的忽视（苏联模式）是农业中国产生大灾难的公式。
●被理解为等级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所导致的根深蒂固的特权和腐败，对于发展和民主化而言是极为可憎的。
杰克是怎样将这些原则和对毛的思想以及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的理解一致起来的？当然，到他写《造反与革命：1800至2000年的中国》（1990）一书以及为戈登·怀特的《东亚国家的发展》（1988）写了其中一章的时候，他已判定集体化的基本经济原则和大跃进是合理的。他主要将其归功于毛的分析，然而，由于政治的干涉导致了主要的延误。他认识到毛和其他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者早期推行的渐进和自愿的合作是可行的原则，但这个原则在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期已被抛弃，其结果就是农业合作的基础，特别是自愿的原则遭到了动摇。他也认为农村工业化的创新原则和大跃进中的地方分权，在那个时代已经被唯意志论和政治控制所压倒，催生了过分夸大的指标，使计划流产，最终导致了大约2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造反与革命》第313-314页）。总之，他清楚地认识到1955-56年强制的集体化所带来的逆转，以及大跃进和文革的巨大失败。当他在90年代开始写毛的传记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所牢记心头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和毛的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关系。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究竟是内在于毛的政治经济学的缺陷，或者是他在这些运动过程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的产物？还是不管毛如何竭尽全力阻止都会发生的？
对于这些问题下面将根据杰克的文章——《透视毛泽东》以及我本人和其他人的农村研究进行评论。① 杰克的评论主要集中于毛，我则从自身对中国农村特别是河北中部的农村——武公村以及对农村和国家关系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出发，关注中国农村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最后，依据毛所努力型塑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结果，以及他为后来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农村发展所提供的思想遗产来评价毛的农村（发展）思路。
在我看来，毛和中共的两个重要的成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发展打下了基础。第一个成就在于努力缓解农村的不平等，增强地方独立性，倡导小规模的互助组。这些方法有助于抗日和随后的内战时期农村人口的生存。第二个成就是内战和共和国早期更为激进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属于持续的中国革命事业，它为二战后席卷亚洲的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这些地方的土地改革是对中国式道路的回应和模仿。正如其他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一样，土地改革的后果是多重的：它打破了地主权力的束缚，创造了大致平均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村，产生了建立在新的阶级基础上的农村的领导权。它信奉威权主义的政治类型，这将型塑出政党和农村关系以及农村今后的发展。
然而，《透视毛泽东》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集体和公社的性质，它们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毛对它们以及农民的看法。杰克在这里和在别处清楚地阐述和归纳了毛的合作和集体化观念中的发展原则（特别是在1955年和1958年的讲话和著作中提出的），注意到它们与沙宁（Shanin）和布哈林（而不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和斯大林）的思想是一致的。至于那些仍然热衷于这样一个不甚流行的观点——有效的合作能够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基础——的人（我可以把自己归入这个群体），问题在于如何解释与大跃进、1955-56年的集体化和文革相伴而来的巨大的灾难。
杰克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这一难题的努力，使他认为“政治”有利于阻止破坏良好的经济形势，使他责备毛之外的共产党的领导草率地放弃合理的政治经济学原则，或者有时认为毛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容忍事情失去控制。我将简要地对杰克的作品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提出一些我自己的观点。
首先，1955-56年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是最早和最雄辩地支持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合作社（集体）的渐进式自愿合作进程的人。但1955年夏天的讲话又表明他对这一进程的放弃。正如毛在1955年的讨论中所说的（《论农业的合作改造》）：“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尽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可能被当作一个逐渐推进的、关注地方需要和合作的群众基础的例证，但这一集子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不断加快群众动员的步伐，使之进入与渐进式的进程相违的大规模的集体组织。
因此毛对快速的集体化充满信心，有时表现为对内在于转变中难以对付的问题缺乏认识，有时也表现为忽略农村的社会现实或者对其缺乏耐心。回顾过去，我们知道正是邓子恢和他的同事极有胆识地努力坚持原先的观点，这个观点既关注保护生产的农民及他们更穷的邻居的利益，也致力于证明小规模的合作具有提高所有农民生活的能力，如果合作的目的在于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的话。最后是邓而不是毛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支持一条最适合中国农村的切实可行的合作道路的人。
毛的干预打破了平衡，导致了一种强制的集体化，加强了国家对农村剩余的掠夺，其代价是牺牲了合作的参与特征和自愿的基础。此后，激励机制和群众支持这两个问题将成为集体和公社的难题，不管他们在将大部分农村剩余向重工业和城市转移中做出了多么巨大的成就。
第二，1958年的大跃进。我和杰克一样对大跃进时期农村发展中的某些引人注目的观点感兴趣，特别是全面发展农村的思路，这包括农村工业的发展、在医疗、教育、福利和文化领域逐渐扩大公社/社区的服务以及权力下放所带来的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但很清楚，毛首先（尽管不是独一无二的）要承担助长了浮夸氛围的责任，这种浮夸在某种程度上给公社和低层的干部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使后者提出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式的产量。尽管在1958年医疗、教育和福利得到快速地发展，农村走向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但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几乎所有这些到1960年都崩溃了，农村陷入贫困，这也动摇了人们对地方领导和集体组织的信心。根本上说，大跃进的乌托邦，它以追求大规模与超越可能的目标为特征，不仅是毛于1958年煽起的，而且一直延续到1960年，成为加速毁灭农村的大饥荒的工具。
第三是毛几乎没有明确讨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而又极为重要的评估毛时代的农村发展策略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别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就受到抑制的市场的地位问题，以及户口体系问题。有些问题从来没有引起杰克的注意，但在集体化的时期它们却深远地影响了农村的社会以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户口体系在行政上把城市与农村分开，将农村居民的出生和结婚限定在村庄里，并对随后几十年间逐渐加深的城市——农村不平等负有责任。户口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放宽，逐渐允许市场活动，以及允许超过1亿农业工人转向工业或者向城市迁移。但它仍然保留着权利的城乡两极分化结构以及有害于农村居民的不平等。即使毛和杰克都没有讨论过市场和户口问题之间的关联，但这些问题在当时以及之后把握农村特点、城乡关系以及农村福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透视毛泽东》提出这样的结论，即70年代早期起飞并且自此成为中国发展浪潮之中心的农村工业化应该被当作制订于大跃进早期的毛主义观念的兑现。农村的多元化和工业化是毛的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这是正确的。然而，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以及其他毛主义的原则，如“以粮为纲”，在文化大革命随着他支持文革而遭到破坏。1970年之后农村工业化的复兴源于周恩来的倡导，它标志着最终导向终结集体农业和公社的改革进程的开始，之后则是一个农村工业转向扩大市场、发展外贸和外来投资、在思路上与毛泽东的经济观决裂的时代。
总之，不仅把毛当作农村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设计者，而且把他当作一个果敢甚至常常武断地决定农村和城乡后果，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果的政治领导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在其他地方指出（对毛的）评价应该认识到他在战争和革命中（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叶之前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也应该认识到他对发展包括平等主义和合作农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与此同时，评价还必须密切注意毛应该承担首要责任的灾难性后果，特别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里。《透视毛泽东》几乎忽视了毛在决定农村变革的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或者是局限于与政治实践相分离的经济原则之内，或者是固守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后者是毛作为解释过去几十年历史和驱逐他当时的对手的方法提出来的。对当代学术界而言，挑战仍然在于如何评价毛的思想和他所型塑的运动和制度所产生的相当矛盾的后果之间的关系。
*原文题目为" Jack Gray, 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 China Quarterly, 2006 Sep. ) ，发表于《中国季刊》2006年秋季刊。
注释：
①我非常感谢John Gittings, Carl Riskin和Jonathan Unger的批评。
最后的罗曼蒂克？毛主义经济发展之回顾
高默波 著 宋婕 译
中国在1949年以后实施的发展策略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这一观点是毛主义时代前后西方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杰克·格雷在20世纪（以下时间均指20世纪，译者注）70年代早期的研究坚持了这一传统。① 对他而言，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毛主义之所以优于斯大林主义是因为它避免了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所固有的“向城市的倾斜”。这种“向城市倾斜”的政策由普列奥布任斯基（Preobrazhensky）提出，为斯大林所实施，而在中国则由薄一波和刘少奇所倡导。晚期毛主义围绕着劳动力积累的发展策略是：动员农村劳动力以完成农村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并实现灌溉网络的扩展，这一策略替代了对农村资源的掠夺。②
正如格雷所承认的，这种向农民倾斜的办法（最初由巴扎洛夫（Bazarov），沙宁（Shanin）和布哈林（Bukharin））所提倡，用以作为20年代苏联进行选择性过渡策略的模型）在1958年的中国进行最初尝试时是不成功的。然而格雷辩解说，这并不是因为观念的失误而是因为错误的执行：“……这一悲剧性的混乱以及在农村人口中产生的深切而痛苦的怨恨并不是由大跃进本身的和最初的观念所导致的，而是由于它的滥用，毛泽东曾用强烈的语言谴责过这种滥用。”③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对于恢复向农民倾斜的策略就起了必要的作用：“对1958年政策的恢复是在一场打破既得利益阻力的政治革命中得以贯彻的，这种既得利益之得以确立，有赖于经济计划和发展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及这种体制鼓励下的对偏向于城市的服务体系的维护。”④ 在第二次努力下，这一策略生效了：农村工业繁荣起来，灌溉面积迅速增加，生活水平在60年代和70年代稳步提高。
然而到80年代中期，奠基于毛主义之上的这些有效策略却被全面抛弃了。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根据恢复以后的国家统计机构公布的毛主义晚期的系统的人口和经济资料，显示出一副毁灭性的画面：大跃进造成2000多万人因饥饿而死亡；与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在接近70年代的时候还有超过2亿的中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城乡差距明显加大。由此可见，毛主义的向农村倾斜的观念不过是一个新民粹主义的幻想。第二，80年代早期农业的去集体化不仅被看作是中国农民的“第二次解放”，同时表明它是完全成功的——这暗示着发展之路必须经由市场力量的再介入以及对毛主义劳动力积累模式的抛弃。苏联的解体是对很快在学术界受到嘲弄的罗曼蒂克的毛主义的最后一击。到90年代末期，就连对于“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讨论都只不过成为一个注脚而已。
显然，杰克·格雷是不和这种修正主义打交道的。他在2006年的文章里提出的核心论点就是重申他早年的立场：巴扎洛夫和沙宁等早已被忘却的名字又跃然于纸上。对于格雷来说，晚年毛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梦想，而是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模式，即利用剩余劳动力发展农村工业的完整的农村发展策略。这一模式是成功的：不仅70年代的农村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还为80年代及以后农业的爆炸性增长奠定了基础。
如果现在有人为毛主义的发展策略进行辩护，其辩护的理由要么就是声称毛主义经济的成就令人振奋，要么就是说毛主义为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格雷所极力捍卫的是后者。对于这个论点我接下来将要讨论。而首先要讨论的是该如何理解毛主义时代良好的经济纪录？
毛主义的经济成就
在这里强调人均GDP的增长率和人均消费是没有意义的。以往官方的估计，尤其是麦迪森对数据的一些修正明确地表明：与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所取得的高速发展相比，中国的记录是贫乏的，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⑤ 中国70年代末的人均粮食消费甚至低于它在30年代的水平。
对大饥荒（1958-1962）的严重程度不予重视无法构成对毛主义的令人信服的辩护。而有些人坚持这样的态度。例如，著名的印度学者乌斯塔·帕特奈克（Usta Patnaik）认为，通常人们所引用的3000万额外的死亡数字是一种“……基于回忆的、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准确地说：
3000万的数字逐渐成为流行的民间传说。然而，通过对这个数字之由来的研究，表明这种估计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正是对于学术的诚实规范的歪曲，使得人们随意地引用和宣传这种在武断的态度下对饥荒死亡所作的极为夸大的估计，也使得他们如此满意于这种传说。
这样的辩护是很成问题的。一方面，它为那些试图对毛主义进行任何一种辩护的人提供了方便，这些辩护在精神实质上与否定大饥荒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并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种含糊其辞，至少从县志里看是这样。就拿大邑县——四川200多个县中的一个来说吧。县志上的数据表明1957年有4911人死亡，这个数字到1959年增加到31872人，1960年达到了33045人的顶峰，而后在1962年又回落到4225人。⑥ 如果我们假设1957年的死亡数为正常的话，那就意味着从1958到1961年超额的死亡人数达到了67204人。以此类推到全省（大邑的人口在50年代末约为30万），则超额死亡的总数就超过了1400万。也许大邑的情况是特殊的。我从四川的30个县中收集的资料得出一个平均死亡率，这一数字约为大邑的一半。这样即使对大邑的死亡率作减半估算，仅四川一省的死亡人数也超过了700万。当然四川的情况超过了平均数，其饥荒率在其他几省中相对较高，但安徽1960年也有200万的超额死亡人数。安徽有一些县死亡率约为六分之一。在河南，1960年的死亡数字大概为130万。甘肃和贵州的死亡率也很高。由此我们很容易得出全国超过2000万的死亡总数。需要重复的是，这些都是实际的而非“虚构”的死亡数。如果我们再假定各地少报了出生（相应地涉及到婴儿的死亡）数字，或者假定在50年代中期的政策继续执行的情况下死亡率是不可能降到1957年以前的水平的，那就很容易得出3000万或更多的死亡总数。不过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假设。关于死亡率的资料本身就明确地指向了一个人口统计学上的灾难，至于死亡的数字是2000万还是3000万对于毛主义道路的评价并没什么定性上的意义。
当然要对大饥荒作出回应仍存着许多问题。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应否正面看待官方统计的死亡率的价值：共产党自然希望将中国蓬勃的现状与其痛苦的过去进行对比，但它们这样做就会背叛其根基；而虚构一个饥荒则会破坏党自身的历史纪录，也为邓小平和薄一波的声誉蒙上阴影，他们与其他人一样要为大跃进而受批评。因而假如说官方的数据失真，倒更有可能是少报了真实的死亡率。基于这种种考虑，加上关于死亡率的证据，很难让人相信大饥荒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
其实捍卫毛主义根本没有必要去否定大饥荒。要突出中国在长期发展的潜能方面所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绩是很容易的。最好的对比就是印度。在50年代早期，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比印度多8年，而到毛泽东去世时，这一差距拉大到13年，只是在60年代早期的大饥荒期间才有了短暂的倒退。因此，即使我们将大饥荒的死亡率计算在内，在中国存留下来的、在健康保障及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上得到了极大改善的净人口数也远远超过了印度同期的成就。这种“净人口计算法”的确令人不快，但它是考虑中国相对发展成绩的少有的几个合理的途径之一。
还可以基于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来为毛主义的成就进行辩护。拿中国的发展成就与台湾、南朝鲜或印度作比较，而不去对这些国家在战后的经济秩序、或者其共和的或殖民地的传统进行分别的恰当的讨论，将会一无所获。如果接受这一点的话，那么就开启了各种可能性。比如有人会指出中国在60和70年代政治上的孤立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并以此为毛主义进行辩护——就像我过去所做的那样。平心而论，中国由于被拒绝了贸易的机会，其经济潜能大大降低，因而对于实际发展的评价应依赖于当时的可行性而不是基于某种理念。当然这仍是个棘手的问题。不过至少我们该问一问中国是否因其自身原因而导致了孤立。笼而统之地说它处于无可选择的境地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我们很难做这样的假设。
另外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则是强调毛主义的中国不得不接受1930年代的令人沮丧的遗产并由此而受到限制，强调将这种限制与享受着有利的殖民遗产的台湾、印度和朝鲜相对照。但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即便承认对其他早期的殖民地遗产的继承是有利的，柯比（Kirby），罗斯基（Rawski）和杜阿拉（Duara）最近的研究也倾向于描绘出一幅南京国民党政府在统治南京的10年间其统辖区域内的更为积极的画面，由此人们可以推断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在1937年就濒于起飞了。倘若对农业的加速增长缺乏有力的证据，我对这一观点还是有所保留的，但如果我们沿着与事实相反的思路，至少也应认真考虑这些问题。
毛主义的经济遗产
为毛主义的发展进行辩护的另一条途径就是不去理会经济的和社会的成就，而更多地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其积极的遗产上。这是格雷的方法，而我认为这种方法是正确的：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其中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政策的变化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太多的神话色彩。
不过，我们仍须谨慎。例如认为持续性与变动性同样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是什么深刻的见解。当然，在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的时候将1949年和1978年之间的“巨大的断裂”弃之不顾尚有很多东西需要交代，但不能简单地推论说毛主义的遗产是促进增长的。例如教育遗产。很多证据表明在毛的统治下中国最穷省份的识字率有了令人瞩目的提高。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假设40％左右的识字率对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必须的（即著名的鲍曼-安德逊界限），那么建立在机械化以及这些省份的原有基础上的毛主义教育的发展就是适当的。但是在中国东部就很难找到毛主义的教育案例了。大量的证据表明在类似于江苏这样的省份，识字率甚至于30年代期间就有了迅速的增长，因而毛主义的政策是不起作用的。况且，即便我们承认毛主义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东部教育继续发展的贡献，以40％以上的极限速度持续增长的识字率到底有多少是由这种持续发展带来的回报尚不清楚。
格雷强调毛主义在乡村留下的工业遗产。他的观点是毛泽东创造出农村的工业区，这些区域在70年代迅速发展，也许没有1978年以后政策的变化还会继续发展。他的观点并不孤立。珀金斯（Perkins）和普特曼（Putterman）也持类似的看法，甚至于那些支持政策改变的学者（例如怀特）也注意到了毛主义的工业遗产。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人比格雷的观点更为激进，不过他的解释为大量的证据所支持。晚年毛主义确实以偏重于工业为特征，因为国内进出口交换比率对农业不利（也就是说相对的价格矢量背离了其估计的平衡值）。然而，农村工业化的实际水平表明向城市倾斜的力度要小得多。我对此的看法是：三线计划（至少在其本质上）和乡村自有工业的发展应被当作推进农村工业化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成功可以通过70年代工业产量的增长来衡量。当然晚年毛主义的乡村工业政策也有不少是无效的（就像格雷自己所指出的），但显而易见乡村工业化带来了技术上的收获，并因而创造出一批技术劳动力。近年来其他试图发展乡村工业的国家（越南和印度都想这么做）大概都由于缺乏这种遗产而失败了。假如没有1978年后的政策变化，乡村工业是否能够起飞（在某种意义上指发展过程的自我维持），对这个问题是有很大争议的。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或许会将我们带入歧途。不过，根据引人注目的事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毛主义的工业遗产是80年代乡村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在农业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个关于连续性的激烈论争。虽说人们普遍相信去集体化是加快农业发展的催化剂，但当70年代早期毛主义的三条政策结合起来时，相关证据却指向相反的观点。这三条政策是：通过大规模动员农村劳动力（这一过程，正像格雷指出的，开始于50年代）以扩大灌溉面积；60年代期间，中国的研究机构开发品类众多的新的高产种子；大大增加主要是农村工厂的化肥产量。这一整套“绿色革命”措施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它导致70年代的产量激增，因而说这套措施推动了过渡时期之初的农业发展是完全合理的。换言之，没有去集体化，甚至也许没有1979年收购价格的增加，中国的农业产量可能会猛增。
如果我们使用流行的语言，或许1972年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分水岭。那时候，农业革命处于活跃、上升的状态，与美国关系的改善通过对华贸易的扩大（例如进口化肥设备）无疑也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因而当我们把荣誉归功于毛主义的长期遗产的同时，我们也得承认“西方”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成功的贡献。我认为，将发展的原因仅仅归于国内的因素，这和根据80年代和90年代的对外开放政策来解释发展是同样错误的。将尼克松和毛泽东看作是中国的双子救星也许不是什么可怕的罗曼蒂克——尽管我怀疑杰克·格雷会这么认为——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本文译自：" The Last of the Romantics? Mao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trospect" ( China Quarterly, 2006 Sep. ) ，发表于《中国季刊》2006年秋季刊。
注释：
①我要感谢蒂姆·怀特关于早期研究的评论，但在这里所表达的观点完全由我个人负责。Jack Gray, " Politics in command" ,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45, No. 1( 1974) , pp. 37-38.
②在Paul R. Gregory和Robert C. Stuart的" 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一书中的第1版第3章中对这种经济学进行了有益的总结。而讨论的氛围发生改变的迹象表现在本书的第6版（1998）中仅用了3页纸对这一广受欢迎的文本进行讨论。
③Gray, " Politics" , pp. 37-38.
④同上，P. 41.
⑤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 Paris: OECD, 1998)
⑥《大邑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编者的话：“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是一个仍需学界进一步言说的严肃话题。本期推出的三篇文章，属于对关于毛泽东的同一个问题的争论。显然，作者之间是有着十分不同的视角的，其所依据的资料也并非完全准确可靠，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更非我们所认同，甚至某些是我们所反对的。但从总体上看，文章均属学术研究的范畴。把它们介绍给读者，目的在于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不同的学术资源。相信读者对其观点是能够加以判别与鉴定的。
透视毛泽东
[英]杰克·格雷 著 晓沐 译
我本来想在退休后写一部毛泽东的政治传记。但是岁月无情，来日无多，出于审慎我只好将关于毛泽东的想法总结出来，如其确实有趣则或可备年轻同行一用。
从1960年代起这一点就很清楚，即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少用或几乎不用意识形态的词句表达，在平实的语言中对或错一目了然。读毛泽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他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即可明白这一点。
我认为中国的任何事件都有三个维度：中国文化的历史，社会主义以及落后农业国脱贫的努力。第一个维度的要点在于如何使公民社会（也许其中市场的参与者是集体）和更民主的决策过程顺利取代传统的（和共产主义的）等级关系。第二个维度的要点在于如何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接受内含于五四运动舆论中的更具共同体（communitarian）信念的社会主义。第三个维度的要点在于中国的要素比例：在世界各大国中最糟糕的人口/土地比例，大量农业劳动力剩余以及资本积累不足。这些无疑是毛泽东要作出回答的主要问题。我认为不将以上三个维度都考虑进去，无法正确理解大跃进或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意在打破中央集权的等级管理机制，以创建更加依赖社区（community-based）的社会主义形式，从而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由负债转化为资产，并开辟参与式民主的道路。“文革”也有同样的目标，尽管发动“文革”时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威权政府有时会借助非民主的手段为建立民主机制创造条件……因此与其指责一个威权政府，还不如去寻找（在其治下）那些有利于创造民主条件的积极的东西，给予赞美和支持。就毛泽东与民主化（的关系）而言，我们在此只要看看他对斯大林的批评就可以了：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暗含了这样的要求，即在一种能够创造民主的先决条件的新体系中，推动民众参与到经济增长中来，做出贡献并分享利益。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大跃进中没有成功的公社与队办工业如何在1970年复兴并成为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量。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忽视了这一点，这更让我急于知道其中的真相。（西方出版的）所有中国经济论著对这一问题要么根本不提，要么只有鄙夷的片言只语。世界银行直到1990年才注意到它们。在中国国内，社队办工业同样不受欢迎。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专家讨厌它们，因为它们不受中央控制。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它们，而继续用最庞大和最先进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发展。一位曾经参与制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经济学家告诉我，他和他的苏联同仁极力建议中国在低技术、低资本投入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中大量使用剩余劳动力，但是，中国人拒绝这样做。在中国，如今仍然坚持这种态度的人还不少。从浅显的经济学观点看，公社和队办工业首先是一种有趣的现象，不过也导致了许多经济以外的问题。将经济决策权分散到50万个村庄将产生怎样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当我终于能够到中国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并进行实地考查时，这些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下面我将以四个简明扼要的标题来总结我对于毛泽东的认识：对毛泽东的四大指控；他的两大“败笔”：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多年来的连贯性以及对新战略的详尽阐述；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对毛泽东的四大指控
毛被指控有四大缺陷：意识形态的偏执者（ideologue）、唯意志论者、对经济增长漠不关心、比斯大林还斯大林。
毛泽东是意识形态的偏执者吗？
在32本不同版本的辞典中，你会找到32种不同的关于这个词的解释。对于这样一个概念最好敬而远之。我能找到的一个最直接的可用的定义是：意识形态是一种用以支持权力体系的观念体系。困难在于这个定义已经带有了贬义：我们（西方）有一套哲学，他们（东方）有一套意识形态；我们的信仰是诚实的，他们的是虚伪的。这种态度于事无补。历史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信仰是否名至实归，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有。确实有些（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某些诚实的信仰，当这个（意识形态）体系转向支持一个事实上不再信仰其本来含义的新的统治者时，这些信仰自然变得荒谬不堪。还有一些（意识形态）体系纯粹是价值体系，为了实现这些价值而行动则是务实的。所有这些类型之间又是千差万别，冠之以“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逃避。我们必须专注于这些事实本身。
如前所述，在众多的文本中，毛泽东使用完全非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阐发他那与众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是后来才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但一旦转化成平实的语言则很清楚：即使毛泽东用晦涩的语言重新表达也无关紧要。问题在于：毛泽东的战略与政策是对理论原则的盲目照搬，还是他的理论不过是对从实际出发的战略政策的理论化总结？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非常清楚：毛泽东的战略是注重实用的。毛泽东的经济规划的着眼点就是中国的要素比例的性质：太少的土地，太少的资本，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的劳动力既可能成为负担也可能成为财富。
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吗？
唯意志论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常用的名词，用来指称那些推动超越客观可能性的变革的人。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在有些时候也许适用这个定义，但是，在西方，说某人是唯意志论者还意味着后者相信人类的精神能够克服所有的阻碍。愚公移山靠的并不是什么魔术，而仅仅是坚韧不拔而已，毛泽东谈论的是从新的经验中产生出新的意识的力量。历史上，由于人类观念的急剧转变而带来大规模物质环境改变的先例是大量存在的。实际上，历史在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演进的。
毛泽东必须劝说中国农民放弃他们长期形成的应付生存挑战的保守计划，成为创业者，尽管是集体的创业者。当毛泽东极为关注这一点时，岗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在西方指出，亚洲农民要想脱贫就必须既改变经济条件，又改变心理条件。农民们必须学会前瞻，敢于冒险，并且要有决心。这正是毛泽东所要求的。因此，毛泽东关于农村螺旋式发展的思路，是从简单的、密集的劳动和低产出的投入开始，逐步导向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它只是在毛泽东晚年才开始，但是他开启了这个进程。
毛泽东注重意识形态的纯粹性甚于经济增长吗？
根本不是这样的。毛泽东相信的是：兼顾公平的发展，其速度会更快，我也持这种观点。富足的人口的储蓄可能有助于提供发展的资本，而他们的需求将提供发展的动力，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内在逻辑就是如此（我认为我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能够表明这一点）。它（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不是基于大众的贫困之上。工业革命得以启动恰值大不列颠人民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大众购买力之时，只有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才能满足这种需求。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是以经济语言表述的，而不是基于纯粹的意识形态。而且应该指出，毛泽东下放经济决策权和鼓励轻工业发展的计划也是陈云所支持的，但是，陈云通常却被描述为毛泽东经济政策的反对者。
毛泽东是斯大林主义者吗？
我从来都不明白这项指控是什么意思。在社会主义世界里，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是最全面和最深刻的，而且他还着手创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正是毛泽东的实践说明了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是多么严肃。例如，当毛泽东批评斯大林阻碍了民众参与时，这种批评可深可浅，但是，当毛泽东鼓励数以百万计的社村办企业破土而出时，你只能承认他的批评是认真的。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批评如下：
1、斯大林的农产品统购体系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化：“他是在竭泽而渔。”毛自豪地说中国的农产品统购体系使农民的收入逐年增加。1956年提高粮食收购总量的努力失败之后，毛泽东认识到，没有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实质增长，无法从农业中得到更多资本支持工业化。他开始相信，鼓励村庄自我发展，整个国家的储蓄与投资将会远高于从现有的生产中可能征集到的。2、“在30年中，苏联没能创造出真正的集体化体系。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地主们破坏生产力的剥削永久化了。”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用来维持基层干部队伍的费用大约是农民收入的30％，这大体相当于过去地主收租的水平。毛泽东从此放弃了对苏联制度的这种模仿，基层干部的首要职责变成保证生产的稳定增长和提高村级收入。3、康生批评苏联的拖拉机站不过是在“勒索农民”，毛泽东接受了康生的建议，村集体应该购买和拥有自己的拖拉机。对拖拉机站的争议后来也成为诸多触发文革的因素之一。4、斯大林体制阻碍了民众广泛参与经济发展。对斯大林的批判反映了毛泽东对问题的兴趣在于人的觉悟方面，包括五四时期对个体精神解放的信仰以及基于群众路线的发展观。也许在这一点上他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最激烈的。5、斯大林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冲突。毛泽东因此判定：“在苏联，政治已经死亡。”当然斯大林的意思是矛盾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是被禁止并将会受到惩罚的。毛泽东则相反，他始终坚持只有矛盾冲突才能带来进步。所有信仰民主的人都会接受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民主的进程包含着矛盾的解决，以及进一步产生的（无穷的）新的矛盾的解决，从而“不断产生出（矛盾的）解决方案”，推动社会进步。不断解决问题是民主的常态，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述了对待矛盾冲突的态度。在革命共识内部永远会有利益的和观念的冲突。这些冲突是允许的，并且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6、斯大林“不清楚关系”。举个最重要的例子，在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持减和（subtraction-sum）观点，而毛泽东则持加和（multiplication-sum）观点，各部门相互激励可以取得更大的发展，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此有所讨论。7、斯大林追求国家利益而忽视了集体与个人的利益。斯大林的军工复合体是以压制人民的利益为条件建立起来的。8、斯大林“不知道如何使短期利益服务于长期利益”。毛泽东构想的发展过程是从低收益投资开始，基本是劳动力投入，利润转化再投资最终将技术提升到现代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经验积累将推动新认识的形成。
除了以上毛泽东对斯大林主义直接的批评外，还有其他一些是含蓄表达的。很清楚，就上述的批评整体而言，它们所指向的是更“民主的”的发展道路。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我相信所有追求民主的人也都能接受。这些观点导向的行动纲领在革命的舆论中将引导人民从臣民变成公民，从而创造出民主的前提条件。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代表了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支持。……我倾向于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是：加强斯大林式的技术官僚的权力不是进步而是退化。利伯曼修正主义（Libermanist revisionism）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两条路线”中的一条……两条路线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可以回溯到圣西门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欧文/傅立叶式的公社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分歧。在社会主义200多年的历史中，这一分歧表现为多种形式，一直是社会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艰难抉择。
毛泽东的两大“败笔”
没有什么像这里所谓的“败笔”一样站不住脚的。人们经常把毛泽东和两大“败笔”联系在一起。这两大失败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它们为什么失败了？经常听到有人说，它们失败是因为它们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们从概念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不接受这种观点。如果在1958年我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我肯定会投身到大跃进中去；而1966年我肯定会和红卫兵一起抗议官员特权和滥用权力。在两种情况下，也许最终我的理想会幻灭，但是，就算如此，我仍旧希望自己能够区分政策设想与执行之间的不同。
我们关于大跃进失败的解释仍然是不充分的。有一些对大跃进的批评滑稽可笑，例如《饿鬼》一书的作者嘲笑中国人用转桶制作有机肥料，其实英国园丁现在还在这样做，因为非常有效。该作者还笑话中国人用河泥改良土壤，他根本不知道文明就起源于幼发拉底河的淤泥。大跃进中（土法炼钢所使用的）的家庭小鼓风炉也遭受蔑视，但是，就在距离我现在所在地二英里的地方——煤溪谷（Coalbrookdale）（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就仍然保存着残留的小鼓风炉。1958年的中国，就像现代化以前的英国，到处散布着小型的、分散的和工作条件简便的金属矿物。开采利用并非难事。错误出在过于乐观，天真地以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推广。毛泽东很快就批评了这种错误。还应该记住的是，在毛泽东身后农村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土法炼钢迅速在中国各地兴起，从事这一行的农民都从中获益。
小型的，用人海战术搞起来的水利工程也被一些人谴责。肯定会有一些草率和粗糙的工程，但是我在中国也看到了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西方专家长久以来一直推崇这种小型的水利灌溉系统并反对巨型水坝，因为小型水利造价低、有效、易于修葺，所有权控制权都在当地人的手上，对环境的损害很小，不用动迁居民。
大跃进的根本思想在于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推进地方的工业化并改进农业上层建筑。人们相信通过不断加速的利润再投资，这一过程可以快速地完成。因此，令人遗憾的是“大跃进”这一名词有些误导。不过在大跃进开始的前夜，中国的报纸预言并警告了这场运动后来被证明容易犯的所有错误（长期以来各种研究忽略了这一点），但是在这一事件中这些错误已经无法得到阻止。这是需要给出解释的。
导致失败的某些因素很清楚。大跃进发生在毛泽东批评党内一些领导人试图放慢发展速度以缓解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引发的紧张状态之后。从此谨慎已经成了政治错误。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局部的）实践性规划以及工业实践的成功，不一定能迅速地推广到任何一个地方，即使是当时的邓小平也不例外。对于在一个地方取得成功的经验并不一定能运用于别的地方的认识严重不足。局部的和大跃进第一年所取得的一些成功使乐观情绪高涨，新闻媒体的鼓动宣传更加推波助澜。计划指标迅速膨胀。一些省级政府为了从中央得到更多的资金而抬高目标。大跃进战略的重点原本在于快速发展轻工业，因为毛泽东相信这样可以更快地积累资本，但是，除了劳动密集的项目之外，其他所有项目都需要机械工具，这样就加重了对钢铁的需求量，所以大跃进对钢铁的需求超出原定的计划。这本身并不是非理性的。比起铁矿的广泛分布来煤矿的分布相对集中，所以当运输系统被运煤任务压到满负荷的时候，粮食的调运就成为难题，这在后来成为饥荒的原因之一。根据史料记载，1958年中国取得了农业大丰收。当时很多粮食甚至没有地方储存，不得已只能出口。结果当第二年遭遇天灾而大减产的时候，粮食储备严重不足。过分乐观还导致了消费的大幅增长，丰收的成果被挥霍了。一位当时在中国的俄罗斯专家告诉我，他对当时的情景感到吃惊并担心粮食收购体系会崩溃，后来果然如其所料。同时，由于大量的劳动力被转向了工业特别是炼钢，因此当天灾到来时，他们无法及时转向对付自然灾害。本来大跃进的思路是从低收益的投资起步，在后来的收入中获得补偿。但是，在当时过分乐观的情绪感染之下，这一原则消失了。
更为根本的问题出在等级制和权威主义的党政系统不适应对群众运动的指挥，而这一运动只有得到群众的支持才能蓬勃的发展起来。中国的地方干部，普遍受到来自上级领导的压力，不得已采用强制手段进行管理。悲剧性的讽刺在于各级干部把斯大林主义推行到基层和农村，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村庄创建出斯大林式经济的缩微样本。大跃进开始以前，中国各级政权组织公开表示将会以民主方法推动运动进行，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使全党的干部不是对人民负责而只是对上级负责。大跃进本来是要给予人民权力，但常常只是加强了县级干部的权力。
在粮食短缺发生时，富裕农民被指责囤积居奇，成了替罪羊。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的反斯大林的运动被导向了对富农的迫害。
毛泽东很快发现并提出了抗议。但是，运动已经失控。毛泽东支持农民的反抗，但无法阻止这种反抗所反对的强制。有人认为毛泽东死守意识形态教条，拒绝承认终止大跃进。但是，这与意志形态扯不上关系。毛泽东相信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从原则上来说确实如此。毛泽东希望纠正错误并使运动继续进行下去。
1970年之后，在毛泽东第二次尝试他的战略设想并取得戏剧性成功以后，我们本应修正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但是，几乎没有人看到这一点，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四人帮摧毁了社队办的企业，而邓小平在1979年之后重新使其复兴。然而，1982年我在中国做的实地考查证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大部分我访问过的企业都是在1970年或1971年建立或者恢复的，有一些甚至是从1958年起就建立起来的，并且是在刘少奇对它们的打击之下幸存下来的。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1966年在山西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道：“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毛泽东预言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和权力的滥用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
有两段话很清楚地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一是张春桥对一出新编革命戏剧的主角所作的描述：“他不是地主资本家出身，参加了长征和解放战争，他鞠躬尽瘁，为人正直。”那么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专横残暴的人呢？因为体制使他无从选择。日复一日忠于他的职责的官僚生涯将他变成了他原本最痛恨的样子。革命的干部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危险。
第二是周恩来对打倒其领导的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的讲话：“我们本来可以用行政手段做到这一切，但是那样同志们就不能从中学到任何东西了。”
文革不是为了大清洗。周恩来曾说（毛泽东也同意），只有不超过5％的干部应该被赶下台。很明显，毛泽东不再认为刘少奇是合适的继承人，因为他分不清哪些问题要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解决，哪些问题需要耐心地诉诸政治手段解决。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就属于这一性质。即使这样，毛泽东仍然坚持批判刘少奇是针对思想而不是针对个人。
那么为什么文革后来升级至近乎内战的程度？对此仍然没有全面可信的研究成果，不过确有一些好的局部研究。这些研究说明：第一，“文革”中青年学生和工人（对特权阶层）的不满程度比毛泽东原来估计的要严重得多；第二，解放军（对文革）的态度暧昧；第三，受到威胁的高级干部的子弟组成假的“红卫兵”组织获得了武器，并向他们的敌手开战；第四，文革成为很多人清算旧账的机会，也促成了各种新主从关系人脉网络的建立，这是中国政治运动背后隐蔽的过程。第五，当“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在一些城市里威胁到共产党自身的存在时，毛泽东选择了后撤。
毛泽东连贯而详尽的新战略
我们可以更仔细地看看毛泽东的战略——他的“另一种社会主义”。1920年代早期，当苏联考虑“原始积累”问题的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经济学家——译者）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英国初始工业化的绝大部分资本来自圈地运动对英国农民的剥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苏联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通过类似的手法剥夺农民以获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他把这叫做是“现实的封建制度（objective feudalism）。”
事实上，现代研究已经表明在圈地运动中并不存在对英国农民的剥夺。在此只需指出，英国的土地税记录表明在圈地运动之后出现了更多拥有土地的小自耕农。圈地后耕地和牧场的综合利用使四季轮作成为可能，也使更多的小型农庄变得切实可行。因此斯大林的压榨农民的战略是基于历史的神话。
另一方面，在1920年代的苏联有两位主张社会主义计划的先驱人物：沙宁（Shanin）和巴扎洛夫（Bazarov）。沙宁认为对农业的少量投资可以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产生巨大的影响。农民不断增长的需求将促进工业化。巴扎洛夫则认为：大多数经济发展本质上都是地区性的：电力（的广泛利用）使昂贵的工业城市化不再成为必须；俄国农民摆脱贫困线最急需的是“土路及其支线”；最经济的发展方式是使“劳动者本人成为受益者”。沙宁和巴扎洛夫最终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确信这些，从而改变了后者的观点。布哈林也支持他们俩，但是，斯大林仍然选择了“现实的封建主义”。
1950年代早期，当不发达国家开始它们有计划的发展尝试时，斯大林的模式在下面的意义上被广泛接受（尽管在执行中不如斯大林那么严酷），即通过对土地征收高税收以及国家制定的较低的农产品收购价格（low farm-gate prices）使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本。接着努克斯（Ragnar Nurkse）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他认为在众多贫穷的农业国中典型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可以由负担转变为财富，使用这些劳动力来提高产量，搞多种种植，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增加劳动密集和低技术的乡村工业。他还详细分析了各种可能性和问题。农民购买力的极大提高可以创造出推动工业化的有效需求。
而这正是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的基础。毛泽东与努克斯在这一点上是如此相似，甚至在细节上也不例外。这令人怀疑毛泽东或者他身边的其他人读过后者的著作。
同时，毛泽东坚持认为并非均衡而是不均衡在推动经济前进。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轻蔑这一观点。但是这只不过是经济学上的常识，与毛泽东几乎同时代的赫施曼（Albert Otto Hirschman）也执同样的观点。毛泽东的核心观点是，官僚们闭门制订出来的计划和建立在静态均衡基础上的资源分配方案将使人失去主观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可以对供需变化做出自如的反应。这里毛泽东所要求的其实就是市场的维度。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还与默达尔（Myrdal）存在契合点，后者认为世界上农民要摆脱贫困就必须改变其农民意识。毛泽东的大跃进战略根本就不是异想天开，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相反它与现代思想息息相通。正是毛泽东的反对者们仍然固守着过去的斯大林主义。在对这些理想的追求中，毛泽东的态度是一贯的。他并没有在1958年心血来潮，从一个向来被认为务实的共产党人，变成一个偏执于意识形态的人。毛泽东真正不连贯的地方在于，1953年时他曾经接受了斯大林主义以与美国的敌意相抗衡。这种不连贯性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53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直到1955年才完全付诸实施，而到那一年年末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就开始了。
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我们从毛泽东所受的教育开始简要地回顾一下他的人生历程。人们经常低估毛泽东所受到的教育，受教育中产生的思想对于他解读马克思主义仍然很重要。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历程是一致的——从热衷于个人的自我实现到相信阶级结构是这种自我实现的主要障碍。五四运动源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马克思对民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断言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与不受控制的政府一样对民主构成巨大的威胁。我并不给予马克思的其他思想太高的评价。他的历史学是贫乏的；他的经济思想充满了矛盾（将绝大多数消费者的生活降低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资本主义怎么能够发展呢？），他的哲学是第三手的雅格布·伯麦（Jacob Boehme）和梅斯特·艾科哈特（Meister Eckhart）的神秘主义（当我一开始读黑格尔时，立刻就想到了雅格布·伯麦）。
毛泽东在哲学上勉强接受了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意识概念。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就是一种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创立出新的意识的方法。这一过程在其它地方被称为“参与型调研”（participatory research）。毛泽东的认识论明确将群众路线与马克思的认识论等同起来。但他不仅以马克思的方式，而且以杜威的方式去论证，即强调这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我们知道毛泽东是极为赞赏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毛泽东眼里，群众路线与他的认识论是紧密相联的，这不仅表现为上述关于群众路线的讨论中特别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且还表现在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的结尾一段极其相似的文字中：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五四运动借助中国的某些思想资源促成了对（欧洲的）启蒙思想的接受。这些思想资源主要有：王阳明的作品及他关于“理”源于个体意识对个体经验的检验的理论；王夫之的作品和他反对因循阻碍进步的古代和当前的典章制度的理论；顾炎武认为中国历史上当地方拥有自主权时国势趋强，而当君主专权的时候，国势趋弱。黄宗羲认为作为儒家价值看护人的是儒仕，他们代表的是人民而不是君主。现代考证派代表康有为认为，可以通过个人一生的身体力行来实现儒家理想（政治实际上成了一门关于这种可能性的艺术）。作为热衷于五四思想的青年，毛泽东肯定了解这些思潮。
尽管由于明显的政治原因，毛泽东后来几乎从未援引西方“理想主义”作者或者儒家学者，但他们对毛泽东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除了格林的对意识的看法之外，最明显的影响来自约翰·杜威。杜威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的整体论之间的差别经常被过度突出，杜威相信人类所能了解的真理只能来自对可预测的变化的观察，人类通过对事物的改变来学习。马克思认为知识源于革命性变革中的行动。陈独秀将两者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是杜威将陈独秀引向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很可能也是如此。不管怎样，没有目的的实际行动无异于一种方的圆。行动基于价值，没有后者就不会有实际的行动。这些显然影响了毛泽东的认识论。
源于西方的第三个影响（在格林和杜威之后）来自托马斯·柯卡普（Thomas Kirkup），他的《社会主义史》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书。从柯卡普那里，毛泽东认识到圣西门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欧文/傅立叶的公社社会主义的矛盾分歧，他很可能读到了柯卡普所引的马克思的话，柯卡普指出马克思最后接受了公社社会主义的方案。在柯卡普的书里，毛泽东还可能读到欧文关于人性可以通过社会改造而得以完善，就像欧文的新拉那克工厂对卑微贫穷的工人的改造。毛泽东也一定了解柯卡普的这些观点，即社会主义的形式应该由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路径所决定，以及不同的民族特质与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相对应——这两个观点在毛泽东后来阅读考茨基的作品时得到证实。
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阅读到柯卡普的作品时，斯大林主义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柯卡普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1982年我在四川的时候还听说他的书准备再版的消息。
当然，任何关于毛泽东所受的教育影响其后来思想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注定带有推测的意味。然而，我们对毛泽东在长沙图书馆自学，以及杨昌济对他的教育略有所知。我们也了解他对柯卡普的观点（杨昌济送给毛泽东一本由江亢虎翻译的中译本）的回应。我们还知道他在五四时期所得到的并且认真阅读过的书籍，以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杜威的思想做出热烈的回应。
我们也能够发现毛泽东将很多思想融会贯通起来，对这些思想他一定是了然于胸的：意识动机；真理由关于可预测的变化的知识构成并通过试错法获得；社会主义提供了不同于国家集权控制和统一物质分配的另一种选择；中国地方社团的状况是决定中国国力的基础；个人的完善只能通过与他人的互助合作达到；僵化的制度阻碍进步；以什么样的工具创造社会主义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智慧归根结底来自人民而不是政府；政府的基础依赖于同意；意志力是自尊的一种机能；社会主义依国情与传统的差异而有所差别。以上这些观点，大多数可以从毛泽东的原话中找到，其余的则可以从他的行动中看出其影响。
毛泽东最初在长沙的政治活动让他不得不相信只有武力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在当时中国很少有人争论过的结论。湖南虚假的民主制度加强了他对中国早期国会虚假性的认识。他没有理由抗拒这样的观点，即所谓民主制度有时的确能窒息社会改良的努力，正如我们在1945年以后某些国家所看到的。毛泽东优先选择的是尽可能广泛地制造支持改变的共识，并使那些想反对它（这种共识）的人受到了压制。这种状况在历史上很常见。我们能够合理地提出来的唯一的问题是：毛泽东最终是坚持了所达成的共识还是背叛了它（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6年内，毛泽东成为支持中国农民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领导人。他在1927年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年蒋介石的政变迫使毛泽东进入江西农村。1934年，他被迫退出江西开始长征，并一路转移到陕西。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毛泽东领导着一个国中之国——一个农民的中国。在台湾，他们（国民党）区分出两个共产党：一个陕西的党和一个上海的党。我常觉得：当刘少奇想到中国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沿海的发达地区，而毛泽东想到中国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内陆的不发达地区。
正是在边区毛泽东不得不首先处理经济问题。边区必须加强经济来抵抗日本军队和蒋介石的封锁。当时一些共产党人希望发展政府所有的工业和完全集体化的农业。毛泽东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采取了互助组和工商合作社的经济。
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不相信边区经济与毛泽东的大跃进战略有联系，因为边区时期不存在国有经济，因而不能作为先例。施拉姆对毛泽东研究贡献良多，我不愿意反对他，但对于这一点我不得不持保留态度。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毛泽东称赞非共产主义的工业合作社，并为其在帮助建立自己的模式——延安南区合作社——中的作用表示感谢（毛的致谢在再版时被删除了）。我一直相信，工业合作社是毛泽东本人的主意。合作以村为基本单位，使用劳动密集和低技术的方法。他们实现了资本的快速周转并迅速将资本投入到技术改造中。合作社的成员主要是农民，而领头的往往是从城里来的年轻技工。工业合作社的组织是“地方管理，中央监督”，管理是民主的，有的时候甚至过于民主。由于经常缺乏配套企业，他们不得不走综合发展的道路。在边区的条件下，他们提供了医疗和教育服务，并将这种服务推广到全村。据斯诺报道，合作社还不时充当全村甚至跨村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角色。毛泽东的工业合作社模式与20年后人民公社之间的相似性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意义重大，因而不应当被忽略。
至于有没有国有经济存在的问题，延安的一些合作社，通常是那些由边区政府或军队的人员组织管理的合作社，扮演了大跃进时期国有经济部门将失败地扮演的角色，为合作经济提供建议、技术和贷款。因此，它们是公社体系的先声。
从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学徒计划和传教士在上海郊区创立的自助合作社，经过工业合作社，再经过建立在使生产的多样化的特定计划（如《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所述）之上的边区合作，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这条线索是连贯的。为什么要否定这种连贯性的证据呢？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刚刚过半的时候，毛泽东就发表了三卷本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描述了创立个体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历程。自始至终，该书的重点在于展示合作化，不是通过抽象的辩论，而是通过按村制订计划，依靠立足于村庄资源和村庄规划的经济创新来提高合作化组织成员的收入。该书的看法是向人民公社体系迈进，即低收益投资，主要是劳动力投资，将在下一次收获中获得补偿，这可能是集体条件下经济螺旋式增长、多样化和技术进步的起点。（相当可信的）数字显示，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上，产量的适度增加将能确保所有农民（在某些情形下，少数特别富裕的经营者除外）的收入增加。一般而言，在土改之后，最富有的农民拥有的土地一般是最穷的农民的两倍，但是，富农70％到75％的收入要用于养家，由于富裕农民往往家庭规模更大，所以他们在基本生活保障线以上的收入很难达到贫民的两倍。在现有的耕作条件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在生产中任何小的进步都可以带来可支配收入的显著增加，把几乎所有的农民吸引到集体中，进一步促进生产发展和生产的多样化。不管怎样，这就是（书的）主题。
该书的第一个事例给出的是一个合理的论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党支书王国藩在村里富有家庭不愿意入社的情况下，带领贫民上山拾柴卖钱。这是在农闲时做的，所以几乎没有机会成本，等他们攒够了钱就开始投资，不断扩大规模。两年之内中农们受到了影响都入了社。这个例子可能很不可思议，但它构成了这个激动人心的观点的一部分。
然而，尽管毛泽东以一种让人信服的方式表明，要运用审慎和循序渐进的策略来推动农业集体化，但是后来他急于推进，合作化遭遇了富民的抵制。据毛泽东自己承认，在这一过程中有80000人被处决，平均每50个村庄有8人，这些人是谁和为什么被杀，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但是，必须清楚的是，直到1950年代中期，前国民党的支持者依然在很多地方秘密策反，这至少可以解释部分人的丧生。
农村的非农业就业人口持续增长，但可能主要在私有领域。没有证据显示这是由农业集体所提供的（也没有证据表明不是），直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没有迹象表明合作社着手于这一努力。不管毛泽东对其寄予怎样的希望和期待，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毛泽东更有理由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大跃进就成了第二次尝试。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三个月之后，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提出中央要放权，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保持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动态平衡，这实际上是用市场手段减弱中央统配，由部门间的准市场互利关系来促进经济增长。当然，《论十大关系》蕴涵了上述的内容，它表明毛泽东在对自己的战略阐述中，走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尽管只是逻辑上的。
接下来是双百方针和整风（rectification）运动，这是第一次邀请公众对共产党展开批评。正如毛泽东所说，批评本是群众路线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开批评还从未有过。整风经常被认为是给异见分子挖的陷阱，但关于毛泽东引诱敌人暴露自己的那种睿智只不过是一种事后诸葛亮。这种观点（认为整风是一个陷阱）是建立在假设毛泽东认同反右运动的秋后算账的基础上的，但是，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他并不同意秋后算账。例如，如果他支持那样的惩罚，为什么又宴请一批知名的右派并公开与他们的合影。有资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出对绝大多数不接受革命共识的知识分子采取温和的处置办法。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继续论证整风的正当性。书中阐述了他后来才明确的对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能产生矛盾的批评，区分了革命共识内部的矛盾和与那些反对革命共识的人之间的矛盾，但很少谈及那些拒不接受革命共识的人。但毛泽东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他认为对付这些人的最好的办法是不理他们，使不悔改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自行消亡。至于革命共识内部的意见和利益分歧则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
整风中公众的批评表明革命的共识出现了危机，这并不令人吃惊。195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一次次地发动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运动。他对官老爷是深恶痛绝的。后来红卫兵的资料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成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回应，我毫不怀疑这是毛泽东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维度。
因此，大跃进不仅准备把群众路线当作政治模式，而且准备把群众路线当作是最有效和最民主的社会变革的工具。一切都将积极主动地参与设计和实施这些变革。人民为政策的制订提供原材料，由党来进行处理。通过将权力下放到地方人民公社，相关的经济战略将避免官僚主义。中央的计划制订者将不再（为地方）制订法令，而是对地方创造性活动的效果做出反应。
正如麦克法夸尔在他的洋洋洒洒并且极具价值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所表明的：文革脱胎于大跃进。然而，他在历史阶段的划分上犯了错误。他从大跃进的中期入手止于文革之初，这样就忽略了大跃进本身的起源和文革的后果，损害了对大跃进和文革的正确评判。一方面，大跃进初期的成功被排除在外，而正是这一成功所造成的过分乐观导致了后来灾难性的（政策执行的）扭曲；另一方面，他的书根本没有触及文革开始后得以复活的一种相对克制的大跃进战略，它被证明是成功的。其结果就是前述的基本经济战略没有被认真地对待。在这一战略没有被理解的条件下，人们就会被导向这样的结论，即从1958到1976年的全部运动不过是意识形态之争而已。在书中作者引述了共产党高层的争论，无疑都是用马克思话语表达的争论。在一次争论中毛泽东插话道：“公社必须使商品贸易最大化才能使收益最大化。”麦克法夸尔对此没有评论。尽管这一显然非意识形态的言论揭示出无论党内辩论使用的是多少深奥的政治语言，问题在根本上仍然是实际的经济问题。
同样的，文化大革命被很多人视为由文化问题触发，实际上它同样也是由于毛泽东的农业机械化主张同彭真、刘少奇的主张发生冲突而引发的。毛泽东想让村庄购买拥有自己的拖拉机，他是在1958年提出这一建议的。现在林彪重提毛泽东的建议，这些建议送达彭真处征求意见，彭真故意将毛泽东对苏联拖拉机站政策的批评砍掉，从而否决了这些建议。根据红卫兵的批判材料，刘少奇想建苏式拖拉机站。彭真支持刘少奇，很快被撤职。当然，彭也是攻击大跃进的杂文作家的庇护人。
文革开始时受到攻击的作家们都曾谴责过大跃进。这些作家受到对大跃进的失败感到心灰意冷的领导人的保护。在当时的中国，所有作家都是为自己的庇护人服务的。说这些受到攻击的作家是公正独立的根本上是荒唐的。而在那个时期，没有任何庇护人或者作家能够发表有利于毛泽东的战略的论据（原文如此——译者）。
利用农村劳动力剩余实现农村的综合发展可能是大多数穷国谋求进步和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最好途径，这一点已经越来越被承认。它甚至不需要共产主义就可以办到。正是毛泽东第一个论证了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不错的墓志铭。
关于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的潜力，我举两个例子。我并不把它们当作司空见惯的成就，但它们也不是用于展览的特例。它们让人信服地展现了这个体系的各种可能性。第一个是北京以西100英里的一个劳动密集型的水土保持的项目。那里的村庄坐落在一个峡谷里，周围环绕的山坡容易受到侵蚀，经常引发洪水。当地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这是水稻所能生长的最北的地方。山坡上种了50万棵树，树叶可以作为饲料饲养牛群。树被种在土窝里，后者可以减缓雨水的冲刷。坡上的小沟将这些土窝连接起来，汇集在一起的雨水流向周围的小水库，这些水库非常小所以农民可以用手工清除淤泥。他们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法解决了水土保持的问题，极大地提高了产量。而生产的发展使农民准备购买自己的第一台拖拉机。
第二个例子是山东栖霞县的一个社办工厂。这个厂最初是从组织家庭妇女缝缀手套开始的。在大跃进中他们除了生产整个手套还生产其它纺织品。因为这个厂太小，才得以从刘少奇对社队办工厂的清除中幸存下来并继续扩大规模。自1970年，它开始公开地生产和扩张。随着尼龙布的出现它就转向了生产尼龙布，然后是波纹尼龙布。1982年我去这个厂考查时，它已经转向生产尼龙轧纹波机并行销全中国了。
那时我在中国的山东、江苏和四川的村庄里呆了三个月。我曾请求在三个村庄里进行考察：一个代表中等偏上水平的工业成就的村庄，一个代表特别成功水平的村庄，还有一个是资源欠缺型的村庄。北京方面同意了我的计划。（工业成就）中等偏上的村子在山东的栖霞县，更高水准的那个无疑在江苏无锡，很差的那个在四川西部的洪雅。在这三个村子里我与农民同吃同住，学到的东西比我在北京所能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在山东，酒一下肚，党的路线就被忘个一干二净。这些经验不但让我了解到村办企业的潜力和问题，也看到了村办企业的心理学后果。参与这些新事业对农民的意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最为明显的是，它使他们意识到新的可能性；其次，它使他们变得自信起来，而在我看来这是农民更高层次的自尊的象征。
他们的自信使我坚信这种形式的农村发展是通向新的公民社会的开始。当时全中国有大约200万个社队办企业参与市场活动。小企业数量越多以及市场越复杂，通过命令来控制（市场）体系的可能性就越小，协商的要求就越来越突出。大量的企业和复杂的市场让行政干预变得更困难，市场中的谈判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消费者的关系取代了与党内等级的关系。基层干部开始与社队企业融为一体。这一过程类似于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早已描述的市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侵蚀。一个新的公民社会在中国兴起——因为这个原因它被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所痛恨。毛泽东在提倡不同部门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将经济决策的权力下放给在市场中运行的小企业时，他无疑意识到其政治内涵。他希望留给地方进行创新的空间。毛泽东早就指出了这个悖论：中央权力的集中只有在地方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成功——这无疑反映了他的观察：极端的苏联式的中央集权控制只会在接受中央命令的人那里引起阻碍生产的防御性反应。他在发动地方积极性的实践中看到了“我们未来的伟大和美好”。当我漫步在这些村庄的工厂和田野里，参加那些关于成功和希望的热烈而实在的讨论时，我确实感觉到中国的农民正在变成活跃的国家公民。
我并不想美化社队办企业。很多企业最终失败了，很多过于依赖外来的补贴。有不少重复建设。不少简陋的小工厂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有很多腐败现象。以及产生了不少负债。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不能把我们的理想与他们的现实相对比。这其中的某些指责也同样可以适用于西方，在那里小企业的失败率实际上远高于中国。
*文章译自" Mao in Perspective" ( China Quarterly, 2006 Sep. ) ，作者Jack Gray为英国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其代表作为《造反与革命：1800年至2000年的中国》，他本想在退休后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政治传记，但直至他去世都没有实现这一计划。为纪念Jack Gray在这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于2006年秋季发表了一组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文章，包括Jack Gray的《透视毛泽东》及若干回应文章。《透视毛泽东》是由《中国季刊》根据Jack Gray关于毛泽东的手稿整理而得。本文翻译时，略有删节，并参考了李玉的译本。
【作者简介】
杰克·格雷（Jack Gray），英国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其代表作为《造反与革命：1800年至2000年的中国》。
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等作品。
高默波，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教授。
转自 学术中华 |
|
发表于 2010-5-20 10:4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