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四三派”和“四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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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伟华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
大派——“天派”和“地派”，在中等学校（即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中等技
术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四三派”和“四四
派”。“四三派”与“四四派”的矛盾和斗争是北京中学“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主
要内容之一，也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根据现有的一些资料，对
北京中学的“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历史情况进行一些介绍和分析，错漏不当之
处，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四三派”、“四四派”的形成

　　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是从中学开始的，但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以后，北京高校造
反派红卫兵开始逐渐取代中学红卫兵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角。在北京市的各中
等学校内，在“八•一八”前后成立的、以“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俗称“老
红卫兵”）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崛起的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斗争
虽然也一直在进行着，但多局限于学校内部，对社会上影响不大。在１９６７年１
月开始的“全面夺权”运动中，北京各高等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普遍都卷入其
中，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一般只在校内夺权，参预社会上夺权的并不多见。

　　１９６７年春，在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镇压“联动”〔１〕以后
，北京中学的“老红卫兵”在学校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普遍被造反派红卫兵所取代。

　　３月７日，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
、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
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
的工作。”从３月初开始，北京卫戍区派出１５０００多名指战员，对北京市的３
２９所中学和９所大学的３１万师生进行了军政训练。按照中共中央的通知，政治
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的一些文章以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文件，
有些学生也可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军事训练的内容主要是队列训
练，训练地点在本校。

　　从总体上说，军训将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灌注于学校工作，灌注于青
年学生，对稳定学校秩序，防止更大的混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人民解放军的积
极参与，使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的教学工作在一些学校开始恢复。但是，军训
又不可避免地将“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学校工作中去，同时，缺乏学
校管理经验和教学经验的军队干部将军队工作经验生硬地移植于学校，用带兵教兵
的方法对待青年学生，往往不得要领，尤其是面对着以造反为旗帜的红卫兵，更是
力不从心。军训的作用只是在形式上对红卫兵运动加以一定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对
已经步入青年阶段的大学生来说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对还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来
说，多少还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在军训中始终强调红卫兵要整风，加强组织纪律性，克
服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曾经
风行一时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受到批判。为了解决中学里的“老红卫
兵”与造反派红卫兵之间、各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实现大联合和“三
结合　”，一些中学的军训团采取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做法。这引起了中学造反派
红卫兵的强烈不满，并将意见反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

　　１９６７年４月３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接见北京大
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指责负责北京中学军训的北京卫戍区
解散中学造反派组织的做法，她说：卫戍区“很多做法不妥当，我们有责任，我们
没有叫谁支持‘联动’，我希望卫戍区同志听听小将的意见，和小将不要搞崩了，
要恢复壮大左派，以左派为核心，以‘联动’为核心怎么行呀？”谢富治说：“要
把‘联动’搞垮，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为支持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这
样干不行，怎么叫支持左派？‘联动’这么嚣张。”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
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李钟奇３月２７日的讲
话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个讲话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的观点啊！什么‘你们在座的
全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除了爸爸妈妈有问题的），你们的爸爸妈妈在红军时代
、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很大的贡献，你们要支持他们的精神’，通篇是
在摆他们父母的功，完全是‘联动’的……你站到哪个立场上去了？你们（指造反
派）要带头干，不管谁说你们，你们不要怕。解放军要多看造反派的长处，可是李
钟奇却说‘造反派能革命一天，老红卫兵就不要瞧不起人家’，这是什么话！”“
这个讲话是‘联动’的代表作，现在‘联动’又活跃起来了，为什么老不散？就是
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他们。”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
崇碧和李钟奇不同意康生的话，当场起身辩解，被江青、陈伯达制止。

　　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讲话使中学里一度受挫的那部分造反派大受鼓舞，
并激起了他们对军训团自军训以来就存在的不满情绪。过去就因为怕被别人扣上“
反对解放军”的帽子，他们大多不敢公开对军训团和卫戍区进行对抗，现在有了“
中央首长”讲话的尚方宝剑，他们便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抗争了。北京街头很
快就出现了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还直接点名批判李
钟奇。

　　４月４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
的主旨还是说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
的做法，王力在讲话中说：“关于班级大联合问题，是毛主席的号召，这个号召是
最高指示，是正确的，要执行，问题出在执行这一指示，有执行好的，也有执行不
好的，要看主流，全局好的，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也确有一些不太好的，主要是
根据学校里左派处在什么地位，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大联合。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
，一定要采取适当方法，不要公开提。关于军训要总结经验，即使军队的同志支持
错了也要给他们提供情况，让他们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钟奇’这个口号不好
，要改掉，要爱护卫戍区，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他们搞臭。”当天晚上
，江青在接见“红代会”代表时也要求把给李钟奇贴的大字报覆盖上。中央文革小
组的这些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造反派红卫兵以很大的鼓舞，他们更
加坚定地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以班级为基础的大联合没错。

　　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各取所需
，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

　　二、“四三派”与“四四派”的主要分歧

　　“四三派”、“四四派”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特定的形势下产生的造反
派群众组织，他们身上存在许多共同点。他们的年龄基本都在１３至２０岁之间，
他们这一代青少年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革命领袖普遍存在盲目的崇拜和迷信，阶级
斗争观念都很强，对“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一般都比较容易接受。但由于
这两派组织的成员特点和经历的差别，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存在着严重的分
歧。

　　从当时的大字报、小报、传单中看，“四三派”与“四四派”的主要分歧大致
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如何看待军训。“四三派”认为军训团没有坚决支持左派，在对待“联动
”问题上有“右倾”，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是错误的。而“四四派”则认为军训
团已经坚决支持了左派，军训团在军训中的各种做法是正确的，军训好得很。

　　２、如何看待“联动”和“老红卫兵”。“四三派”认为“联动”是反动组织
，对“联动”必须彻底砸烂，对有“联动”思想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必须进行严
肃地批判和斗争。而“四四派”虽然也认为“联动”是反动组织，但他们认为参加
了“联动”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认识问题，是可以教育和转变的。对有“联动”思
想的“老红卫兵”组织绝大多数是应该团结争取的，是可以参加大联合的。

　　３、如何看待中学“红代会”。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５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
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学“红代会”）宣告成立。４月份以后，在中学“红代会”
中，也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两大派。由于在“红代会”中“四四派”占大
多数，“四三派”认为中学“红代会”中没有以左派为核心，在吸收各中学的红卫
兵组织加入“红代会”的问题上排斥了大批造反派组织，认为中学“红代会”必须
进行彻底改组。而“四四派”认为中学“红代会”是经过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的，
是全市中学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即使有缺点错误也只能补台不能拆台。

　　从两派的组织构成来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四三派”中出身于剥削阶级
家庭或所谓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数较多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的“左
”的“　阶级路线”使过去的剥削阶级成员及其家庭饱受折磨，很多人受到了不公
正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都遭受了
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他们希望通过“造反”改变自己的境遇的要求一般都比较
强烈，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也较为激烈。《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２
〕一文则反映了“四三派”学生中最极端的一小部分人的思想状况。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称“四三派”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由此断言“四三
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再
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
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总的来说，“四三派”和“四四派”都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中学的造反
派红卫兵组织，它们都毫无保留地响应毛泽东号召，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号令，是
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中学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这两派在关
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上并无本质的区别，除了在关于军训和军训团，关
于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外，它们的指导思想、斗争方向和
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一致的，这两大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都是应该否
定的。

　　“四四派”在组织数量和人员总数上都比“四三派”多〔３〕，在中学“红代
会”中占据主流地位。“四四派”的许多活动也是依托“红代会”进行。而“四三
派”则属于非主流派。在“四三派”形成初期，其内部组织联系比较松散，观点也
不统一。１９６７年４月下旬，“四三派”内部出现较大分歧，一派以西城区的二
十八中、三十一中、女八中等学校为中心，一派以师大二附中、电校、邮校、一一
０中为代表。前者认为对中学“红代会”不能拆台，只能改组，而后者则坚持采取
强硬态度。后来，持比较强硬态度的“四三派”逐渐形成与中学“红代会”相抗衡
的“十五区县委员会”〔４〕。

　　“四三派”虽然人数比“四四派”少得多，但它活动能量很大，在大约两年左
右的时间里，始终与“四四派”相抗衡，两大派基本上保持了力量的大体平衡。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四三派”得到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和北京一些大学造反
派组织的支持。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９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航空学院“红
旗”、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８个高校造反派组织发表了《关于目前首都中学
运动的声明》，表示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小将。遵照
谢富治的指示，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１０所院校的
造反派成立了一个中学运动调查组，共百余人。几天后，这个调查组发表了一篇关
于中学运动的声明，提出：“目前‘联动’保守势力配合社会上的一股自上而下的
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矛头指向造反派，妄图反攻倒算，挑拨革命造反派与解放军
的关系，把反对解放军、反对军训的帽子扣到革命造反派头上，整革命造反派的材
料”，提出前段中学大联合中存在右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表示坚决支持“中学
革命造反派小将”。从措词用语上明眼人不难看出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支持“四三派
”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对待中学两大派的态度始终是比较明确的，他对
“四三派”情有独钟，多次强调中学搞大联合要以“四三派”为主〔５〕。１９６
７年５月９日，清华“井冈山”、与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思想兵团”８００余人
骑自行车进城游行，一路高呼“打倒联动！”“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彻
底批判反动血统论！”等口号，以此表示对中学“四三派”的支持。１９６８年春
，两派矛盾再度激化时，清华“井冈山”的一些人多次召集女一中、师大女附中、
六中、四中等“四三派”头头开会，研究形势与对策〔６〕。

　　“四三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组织有北大附中“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
”、一０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六中“红旗”、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
电校“井冈山”等。“四四派”中比较有影响的组织有二十五中“东风”、六中“
新六中红旗”、清华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电校“红旗公社”等。

　　三、“四三派”与“四四派”的斗争经历了两次大的起伏

　　“四三派”与“四四派”的矛盾与斗争，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大的
起伏。

　　第一次，从１９６７年４月起，两大派形成并开始在各中学展开对抗，一些中
学甚至发生武斗。４月底发生在北京四中和５月初发生在北京二十八中的两次武斗
事件震惊全市。两派的矛盾斗争开始公开化和尖锐化，从少数学校发展到全市的多
数学校。两派的斗争也反映到中学“红代会”中。起初，“四四派”在“红代会”
中占绝对多数，有不少属于“四三派”的中学造反派组织被拒之门外。随着两大派
矛盾斗争的加剧，中学“红代会”开始出现分裂。从５月起，北京市各区县的“四
三派”和“四四派”相继成立了派性的区县分会或分团。“四三派”要求对中学“
红代会”进行改组〔７〕以改变“红代会”内的力量对比。８月发生中学“红代会
”机关报纠纷。８月１８日，“四三派”《中学红卫兵》报又加上《兵团战报》名
义，刊登“中学红代会无产阶级革命派”〔８〕的《严正声明》，“宣布：自今日
起，不承认它（指原来“四四派”的《兵团战报》）为中学红代会的机关报。”“
自即日起，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新《兵团战报》与《中学红卫兵》联合战
斗了！她将是我们中学红代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此后，北京中学“红代
会”就有了截然对立的两份机关报。在７、８、９月这三个月里，北京极左思潮大
肆泛滥，红卫兵运动出现失控，中学的“四三派”、“四四派”斗争也呈现矛盾加
剧，武斗升级的严重局面，出现了几起致死人命的流血事件。１０月，中共中央转
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以后，全国混乱的局面有所缓和
，北京市各中学内的派性斗争也受到了一定的抑制。在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军训总
指挥部的努力下，中学“红代会”在１２月下旬进行了组织机构整顿。将原来两派
成立的各区县分会一律取消，两派的报纸全部取消，另办一个新的“红代会”机关
报。对原来的核心组进行了扩充，使两派的力量对比相对平衡。至当年年底，两大
派斗争渐趋缓和。

　　第二次，从１９６８年３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击右侧翻案风”的影响
下，各地造反派的派性斗争重新抬头，北京中学“四三派”与“四四派”两派斗争
也波澜再起。首先是部分学校的　“四三派”组织恢复活动，北京二十二中成立“
三七井冈山”，重提军训团支左支错了的话题，北京五中、二十一中等学校的“四
三派”准备召开纪念“四三”一周年大会。４月，在城区的主要街道不断出现有署
名“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火炬兵团”的大字报和传单，大字报的题目有《７１个为
什么》、《３０个为什么》、《３１个为什么》和一论、二论、三论《中学运动向
何处去？》等等。５月２０日又贴出《组织起来——四论中学运动向何处去？》其
主要论点如下：“一、我们与‘联动’和中学红代会一小撮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二、‘四三、四四都是无产阶级革
命派’，通通是骗人的鬼话。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大抓革命造反派的
头头，把革命小将（如三十一中、二十八中）打成反革命。三、我们处于无组织状
态，尽管我们的文章揭露得再厉害，再深刻，没有群众也是不行的，所以必须组织
起来，联合起来，一声唤！他们就要发抖！针锋相对，重新组织起来。什么拉山头
啦，破坏大联合啦，都见鬼去吧！《文汇报》已指出，要发挥革命群众组织的作用
。六中、五中、三十一中、四十四中、二十八中、电校、清华附中、师院附中……
都树旗了。好得很！我们坚决支持！四、必须串连起来，以小联合为基础，哪怕开
始只有几个人，无数的小联合的星星之火，必将蔓延为燎原的烈火。”〔９〕“四
三派”的一些人在某些大学的支持下，串连了二十多个中学原来的“四三派”组织
，成立了“中学运动指挥部”、“火炬兵团”等组织。他们开了一些串连会，印发
传单、张贴标语，诉说“四三派”在革委会的组成、清理阶级队伍、参军和毕业分
配等方面受到压制的情况。与此同时，“四四派”的一些组织也恢复了派性活动。
在许多中学里，经军训团作了大量工作才形成的造反派内部的大联合出现分裂，又
形成两大派对峙的局面。随着北京各大专院校派性斗争的加剧，中学两大派斗争也
出现激化现象，许多中学发生了武斗事件。但较之于１９６７年来说，参加派性斗
争和武斗的人数和规模都要小得多了。在持续几个月的争斗之后，由于面临毕业分
配和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两派的斗争又逐步缓和。至１９６９年初，老
三届的毕业生基本全部离开了学校，“四三派”、“四四派”的斗争趋于平息。

　　四、对“四三派”和“四四派”的一些典型调查

　　１９６８年春夏之交，当沉寂数月的中学派性斗争重新抬头的时候，北京军训
总指挥部对反映问题较多，原来“四三派”和“四四派”斗争比较激烈，在社会上
有一定影响的清华附中、一０一中、人大附中、二十八中、六中、师大女附中、三
十一中、二十七中、五中、师大一附中等１０所中学进行了调查，在调查报告中所
反映的一些情况和统计数字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北京中学“四三派”、“四四派”的
矛盾斗争的具体情况很有帮助。

　　在１０所中学的革委会中，学生委员共１１０人，其中“四三派”４７人，“
四四派”４６人，其他１７人。革委会主任一般由原来学校的“革命领导干部”或
军队代表（军训人员）担任，副主任一派一个。〔１０〕可以说，在参加革委会的
人数上两派是基本平衡的，但“四三派”始终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处于
受压制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

　　一、在参军和毕业分配方面，由于“四三派”组织人数较少，而且出身于剥削
阶级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较多一些，所以参军、毕业分配去三线和生产建
设兵团的，“四四派”去的较多，“四三派”去的较少。从人大附中、一０一中、
二十八中、三十一中等４所“四三派”、“四四派”人数差不多的学校来看，参军
的总人数是２６６人，“四三派”３６人（占本派人数的２．４％），“四四派”
１４３人（占本派人数的７．９％），“老红卫兵”８１人，没参加组织的６人。
军训总指挥部认为，在参军问题上，“四四派”学生“有些翘尾巴，说了些不利于
团结的话，特别是少数第一批红卫兵〔１１〕，借此趾高气扬，使少数‘四三派’
学生政治上感到有压力”。

　　二、学校革委会组织学生参加保卫组、专案组和外出调查工作，也是使“四三
派”感到受压抑的一个问题。据１０所学校的调查，参加这些工作的两派都有，由
于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不同，两派参加人数互有多少。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四三
派”学生参加这些工作的就多些，三十一中、五中“四三派”学生参加这些工作的
就少些。例如五中“东方红”，在２１个骨干分子中，有２０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
庭，或者家里被抄被斗，“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和驻校军训
团的同志认为“这些人搞专案和保卫工作是不太合适的，群众对他们也不相信”。

　　三、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初期，１０所学校中有５所揪斗了学生中的坏人，有４
所揪的是“四三派”的学生，一所揪斗的是第一批红卫兵的学生。这是使“四三派
”感到压力最大的一个问题。

　　四、在一些少数“四三派”学生反对过军训和军训团的学校，“四三派”学生
与军训团在感情上疏远，有的始终存在着对立情绪。

　　军训总指挥部在对１０所中学进行过调查后认为：“目前参加串连活动的还只
是原‘四三派’中的少数人，一个学校三五个，多者十几个人，最多的２０人左右
，而且他们长期脱离学校，有的在本组织内也失去了威信，只要我们积极做好他们
的思想工作，迅速纠正我们的缺点错误，顶住大学对中学运动的干预，他们再拉起
队伍重新掀起中学两派斗争是困难的。”

　　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这种估计是过于乐观了。北京中学运动的形势必然受到
当时整个北京市的形势和全国的形势影响。而从１９６８年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
风”以来，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群众组织派性复发，内战再起的情况，北京各大
专院校校园内也是派仗不断，武斗成风。这些都必然影响北京中学的运动。北京的
许多中学后来还是发生了严重的两派斗争，武斗也曾风行一时。


注释：

〔１〕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５日
，１９６７年１月被宣布为“反动组织”。
〔２〕载于良乡电校“井冈山”主办的小报《四三战报》第一期（１９６７年６月
１１日），署名“湘江评论”。
〔３〕据北京军训总指挥部１９６８年５月的调查，全市“四三派”约３万多人，
“四四派”约２０多万人。
〔４〕原为“十一区县委员会”，由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
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丰台区、门头沟区、通县、房山县的“四三派
”分会所组成，后扩大为十五区县委员会。
〔５〕１９６７年８月１日，谢富治在接见中学代表时的讲话中表达了他明显的支
持“四三派”的立场。他说：“四三派是好的，是革命性很强的一派，搞两个红代
会不好。四四派也是革命派，四四派软一点。四三派、四四派要联合起来，团结、
争取、教育、斗争所谓老红卫兵。红代会要吸收四三派。（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李冬民插话：吸收不少了。）少了些吧，以四三派为主嘛！”
〔６〕他们的主要观点有：（１）中学运动当前许多现象不正常，解放军支持（四
四）一派，压制“四三派”。（２）中学运动有黑手，要拉起队伍揪黑手。（３）
现在中学军训领导不称职。（４）学校革委会应改组。据北京市军训办公室《中学
情况》（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９日）
〔７〕７月１０日，属于“四三派”的“中学红代会十一区县委员会”发表《联合
声明》，其中提出要求：“红代会必须迅速补台”，“我们十一个委员会补选在运
动中冲杀出来的真正左派进入红代会核心组３－５人，常委１０－１５人，委员２
０－３０人”。
〔８〕当时各派均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
〔９〕引自北京市革委会教育小组写的《中学情况简报》（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４日
）
〔１０〕在较早成立革委会的学校，有的是“四三派”掌权，有的是“四四派”掌
权，后来都进行了“补台”。
〔１１〕指“老红卫兵”。

□　选自卜伟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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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四三派”和“四四派”  
【Author】    卜伟华;
【Journal Name】    中共党史资料 ,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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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3 13:40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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