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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文革之回忆——纪念文革运动四十周年
前言
序幕；
第一章；狂热造反的文革初期
1；大串联；
2；揪走资派，斗牛鬼蛇神；
3；破四旧，立四新。抄家毁文物
第二章；枪炮声中的文革中期
1；常州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
2；观点的形成
3；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观点促成两大派组织的形成。
4；部队的支左的失败
5；两派组织的形成和人员结构；
6；两大派组织的武装人员的构成、组织结构和武器装备
7； 武斗大事记；
●“七，三一”事件；
●“九，一一”事件；
●相恃阶段
● “元旦”事件；
●“一，六”事件；
8；两大派组织战略和战术之对比；
9；主力军的从镇江突然杀回常州 ，联指的一次勇敢快速突击营救行动；
10；对参加武斗的人不能一概划为 “三种人”（即打，砸，抢分子）
11；两派组织高层领导的对比，两派组织中几个出名的大小人物
第三章；沮丧痛苦的文革后期
1；清队斗争
2；中学里的清队斗争运动
●清队斗争学习班
●清队斗争中的所作所为
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政治生活
4；文革后期的秋后算帐；揪五，一六反革命组织。
5；痛苦而伤心的下放运动；
●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城镇居民和中小知识分子的下放运动
第四章；中学里的 “复课闹革命”
1；“焕然一新”的课本和混乱的校园
2；军训、战备、支工支农、开煤矿
3；中学里的红卫兵组织
第五章；文革运动文化之分析
1；形形色色的大字报
2；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运动
3；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4；文革中的军人情结
5；文革中老百姓的物质生活
文革的句号
-------1976年“四.五”事件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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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6年5月16日，中国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了，至今已四十年了，经历了文革洗礼的一代人对这一段经历已渐渐淡忘，而新一代对一段历史是空白，很讲究面子国人对于文革是“不堪回首”。虽然被定为“十年动乱”但是，国人还是不敢正视它，更不用说系统地研究它。
常州市，江苏南部的有个中型城市，人口为36万，至今还没有无锡，苏州闻名，但在文革中所发生的事，可以说是中国文革运动的缩影。可以说文革发生的事，大城市有常州就有，而常州有的大城市却没有，但像有的地方乱杀地主，富农和他们无辜子女的惨案，我们常州却没有。
常州市从66年五月到68年二月革命委员会成立，将近3年期间里，政府解体，停工停课，在这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事根本不会有详细记载，现在更不会再去触动这段“隐私”，再过若干年记忆就会支离破碎，直至消亡。如要讲到这段历史只会不疼不痒地一笔带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称之为“十年动乱”其实真正的动乱是66年到68年，属于无政府状态，到68年9月5日新疆最后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止，全国各省自治区先后都成立革命委员会，各市都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结束了“动乱”。其余6年只能说是国民经济发展停滞，思想学习和政治运动的延绵不断。特别是“9.13林彪叛逃事件”造成人民的严重的信念危机。是什么原因促使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运动，这些只有让历史学者去研究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乱”字来表达。不能单纯的认为这是一个荒唐和疯狂的年代。这是一个 ———
这是一个火红而激昂的年代，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高亢兴奋，载歌载舞，大显身手，舒展才能。这是一个充满着理想的年代，为了毛主席为了党中央，为了信仰，勇往直前，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这是一个愚莽的年代，极度崇拜，宁“左”勿”右“，伤害无辜，祸及文明，为了划清政治界限，可断亲割眷。这是一个打倒一切的年代，揪走资派，斗牛鬼蛇神，毁谤能人，毁坏公物，抄收私产。这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年代，为了“夺权”，拳打脚踢，刀枪械斗，枪击炮轰。这又是一个专制的年代，大搞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政治高于一切，说错一句话，上纲上线，轻则批斗，重则判刑枪毙，牵连全家，殃及同门。这又是一个文化沙漠的年代，语录歌，样板戏，改词的革命歌曲取代一切，除了毛选和报纸，无书可读，无影剧可看，世界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红色”。这正是一个沮丧而迷茫的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城镇居民全家下放，理想的破灭，信念的危机，知识的贬值，物质的贫乏，使人感到前途渺茫，不知所终。
我们不能用有色的眼镜来看待这场运动，不但要从政治思想领域，还要从文化，传统，地域，民俗，民风，等各个方面来要用全方位各个角度来解析，才能逐步了解这场文革运动的始未。
66年我虽然只有13岁，但由于学校停课，无书可读，家又在文革旋涡的中心，整天在外面看游荡，耳闻目睹，以一个少年的观察角度，目击了市区文革运动的全过程。
序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毛主席这一诗词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写照，是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通用开篇语。江苏常州市的文化大革命和全国各地一样，可真是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红旗飘扬，锣鼓喧天，传单飞舞，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满眼皆是，停课停工，抄家批斗，挂牌带高帽游街示众，焚书撕画，砸寺庙烧文物，冲击市委市政府，砸公检法-----游行队伍的响亮的口号声夹杂着高音喇叭的刺耳声不绝于耳，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常州沉浸在一片狂热和兴奋之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全国上下开始批判邓拓，吴晗，廖耀沙“三家村”的文化批判运动，拉开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序幕。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党中央发表了关于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成立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当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来临之际，我就读于市解放西路小学读四年级的下学期，虽然是小学但校园里已充满了不安和蠢蠢跃动的气氛，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文革的目的和后果，只知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是谁？不知道。为了配合运动，学校组织学生去看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彩色新闻记录片，从影片中看到的是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是人和红旗的海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身着绿军装，挥舞着军帽，旁边是林彪，再后面是周恩来总理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广大青年学手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和三角小红旗（纸做的上面写着口号，当时“红宝书”不是每人都有的，象我们这些小学生想都想不到的。到68年复课闹革命才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还是纸部面和课本一样大。）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有节奏的口号声震欲聋，气势恢弘，他（她）们激动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喉咙都喊哑了，我当时看了也激动万分，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上北京去看毛主席，接受领袖的检阅。后来我问曾经去北京串联的同事，看到毛主席没有？他说只看到很小的人影在晃动，根本看不见。使我为当时的心情感到很沮丧。当电影放映到尾声时我们都站起来在麦克风的带领下举拳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在天安门广场上乘敞蓬汽车先后一共八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人数达130万。记录像片场面规模宏大，气势如虹，声浪如潮。在《大海航行靠舵手》音乐的烘托下极具感染力和号召力。当在第三次接见时影片中不见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时大家已感觉到一场革命即将来临，但不知程度如何。是用什么方式？
第一章；狂热造反的文革初期
1；大串联；
在毛主席的“广大青年学生要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的最高指示下，一九六六年8月31日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全国各地大学生，高，初中学生开始了奔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沈阳等各省城和直辖市的大串联活动，乘火车汽车只需出示学生证，还可以到有关部门借钱和全国粮票。（当时生活水平很落后，到北京的车票要在国营工厂的工人的两个月的工资，旅馆更是住不起）他（她）们相互交流文革运动经验和消息，相互学习，逐步形成了一个消息传递网络，用现代话说是互联网，中央一有什么精神， 很快就从北京传遍全国各地，通过串联青年学生胆气大了，视野开阔了，思想放开了，精神也无束缚了。也就是说，胆大气壮了。常州的学生到北京去，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看到了首都文革运动的轰轰烈烈和波澜壮阔，北京，天津等到城市到常州来，带来了中央文革精神，带来了各种大字报和标语口号，带来了斗争大方向（要揪中央×××省里×××，×××已被揪出来了等等）
打倒以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和各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期间我经常看到外地的青年学生在大街上，在广场上拿着简易话筒向广大群众演讲，宣传，鼓动，要大家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同代人都清晰地记得北京大学的女年轻讲师聂元梓在天安门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带红卫兵袖章的彩色大幅照片，文文静静的样子，戴着一付眼镜，秀气而白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毛主席用慈祥而微笑的眼光看着她。正是这张摄影宣传画，鼓舞了无数的青年学生冲向文化大革命斗争最前线。而这位女年轻讲师没过两年，由于武力阻拦“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而被处理，罪名是“搞独立王国，和中央领导唱对台戏”在这次接管行动中发生了学生和工人的流血冲突，造成了一些工人受伤。后来和被北大的蒯大夫，北师大的段厚兰，北航的王大滨71年后被劳动改造。“四人帮”倒台后被进一步清算而被起诉判刑。原因是对带头参与文革运动的行动负责。
串联运动持续了二月左右，由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已被点燃，中央文革小组下达文件，免费的车票被取消，提倡步行串联，为此，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在常州，我看到一些外地的学生穿著黄中山装（真正的军装是很难搞到的）背着背包，绑着绑腿，高举红旗,有的还有军号。他们以红军为榜样，向着首都北京前进，但只有极少部分到达目的地，绝大部分因种种原因半途而废。这使我们想到长征几十万红军，先后只有不到几千人到达延安。没有坚定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是到不了北京的。
串联像播种机，把造反的种子撒遍全国大小城市，反得面目全非。串联像火种，点燃了全国各地文革运动的熊熊烈火，把祖国大地烧得遍体鳞伤。串联像大地震，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地震中轰然倒塌，遍地碎砖破瓦，至今还未重新砌好。串联像洪水，泛起文化中的污泥黑沙，一片浑水泛滥成灾，不清是非，害人伤己。串联是免费旅游，也使青年学生大开眼界，领略了祖国广阔的大好河山。
2；揪走资派，斗牛鬼蛇神；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党中央传达了一个文件名叫《通知》后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是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发指至县，团级，但遭到抵制，并派出工作组到学校指导运动，当时学校只是贴大字报，进行批判封，资，修教育路线，批评校长和老师的教育方法，并没有过激行为。直至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自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彻底吹响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号角，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口号下，高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理，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毛主席语录歌，广大红卫兵小将高举革命造反旗帜，高唱革命造反之歌开始了第一轮的揪斗运动。他们把上至中央领导到地方的市长，市委书记，下至校长，厂长统统揪了出来，挂牌批斗游街。
我在读解放西路小学的小学生们也不甘寂寞，也开始停课“造反”了。小小的校区一片混乱。要和大哥哥大姐姐一样，把和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所小学在文革前是比较“野”的，打架和欺负弱小同学“普及”，可谓是小打天天有，大打三六九。这次机会来了。他们除了写大字报，刷标语，就是揪斗老师，较多地斗年长的女教师，为什么？因这些老师大都从旧社会过来，出身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而年轻老师“革命造反”居多，而及少数的男教师就是“恨”他，你小孩也斗不动。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女教师，教语文，名字已记不清了，二年级上过我们的课，经常讲一些鬼故事，这成了“罪名”，高年级和一些不懂事的低年级的学生把她给挂牌，游校，他(她)们向她吐口水，拉头发，不时地施以拳脚，这位女教师被斗得不知所措，茫然害怕，任凭摆布，被牵到东拉到西。
解小的校长是女的，瘦高个子，尖尖而白净的脸，不拘言笑，整天铁板着脸，我们和她是老鼠与猫的关系，上课吵闹只要听到“黄校长来了”，立马鸦雀无声。文革一开始，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斗她，出口气的时机到了。可是没过几天校长“失踪”了。但就是在，也轮不到我们斗她。
我和同学再想到的是班主任老师，这位女强人掳着袖管，挥舞着教鞭，斥骂声拌着鞭敲讲台声，把我们“四一”班治得“伏伏贴贴”敢怒不敢言。这次我们决不能放过她，我们拿来了就旧报纸，我在上面画了一幅王老师手拿教鞭，大声叫嚷的漫画，准备当大字报贴到墙上去。就在这时，教体育课的蔡老师来做思想工作，劝我们不要干，说她已经认识到了错误，这时老师也在远处用忏悔的眼光看着我们，这时大家的心已软了，我们的造反到此“夭折”。也是我直接参与“文革”唯一的一次实际行动。
随后的小学生的造反行动就在高年级学生中展开，他们各自成立了几个“革命组织”然后在关帝庙的大厅里（礼堂）讲台上进行辩论（小学的前身是关帝庙，叫关帝庙弄小学），主题已记不清了，大概是谁算是真正的造反派，由于辩论语言刺激和分贝不断升级，逐步发展到抢话筒，然后是推搡，接着是打架。会场里一片混乱。一哄而散。由于早已不上课了，接下来日子是学生到校的人数越来越少，直至无人到校。我这是时也回家旁观文化大革命运动了。
此时的文革运动正如火如荼，木制的大字报专栏从工人文化宫沿着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一直排到小营前，常州市委市政府内外到处都是大幅标语，墙上贴满的大字报重重叠叠相互覆盖，商店，百货公司的高处，醒目处是纵横交错的大幅标语和口号，林林总总，目不暇接。
文革运动初期，首先揪斗是“紧跟”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的大小干部，以市委书记章德，市长金德倍为首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常看到一辆辆的卡车上站着“走资派”官位大的站在车头上，戴着纸做的高帽子，头颈上挂着牌子，由于我家住在“一初中”附近，因为该校是常州初中里最好的学校，所以校长被斗得很厉害，除了在校门口挂牌示众外，有时还看到在卡车被揪斗游街，罪名好象是“三反分子（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批斗大会经常在老体育场和省中的操场举行，随着运动的深入，范围也迅速扩大。
在66年的夏季，大街上到处是游街示众的队伍，卡车上站的是挂牌的走资派，例如是市长局长中学的校长，而地上走的人数众多是牛鬼蛇神，也就是“黑七类”他（她）们是大小资本家，地主，富农和右派，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当官的人，后来发展到劳改释放分子，坏分子和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也进入到游街队伍中来。他们都挂着牌子有的带着高帽子敲着锣，敲铁皮粪箕（锣不够用），有的在大伏天里穿著家里抄出来的皮衣走在大街上，资本家的太太还要穿著旗袍和皮毛领的大衣，脚穿高跟鞋，至于有生活作风的女人把鞋子挂的颈上， ----------五花八门，你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而不用顾虑什么。这些“黑七类”在人群的簇拥围观下低头走着，他们不知所措和害怕的样子不时遭到围观者哄笑和押解者的辱骂。偶尔还要遭到不懂事小孩投掷物的袭击。游街示众的队伍南来北往，一队接一队好不热闹。
对批斗对象做的帽子也越做越高，挂的牌子也越做越大，挂牌的绳子也越来越细，最后用细铁丝挂黑板在脖子上。手段越来越狠，反绑手，下跪，抓头发，（为了免遭痛苦，胆大的“走资派”剃了光头）至于剃阴阳头，把手涂成黑手（反革命爪牙）红手（欠下人民的血债），-----------不算希奇。我亲眼目睹，我家的近邻一位老太她的儿女在香港，解放前是染坊老板娘，六十多岁的人了，她跪在文化宫广场花台的台价上，低着头，双膝跪在凌利的碎碗砾里，在烈日下，豆大的汗珠一滴滴的掉在地上，一脸痛苦和无奈的样子使人无法忍心再看下去。
在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冲击下在毛主席“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指示下，公安局遭冲抢，检察院，法院关门，，66年的下半年开始常州市各级党政机构均已很快瘫痪了，市委市政府被数次“夺权”，取而代之是派别林立的革命群众组织。
3；破四旧，立四新。抄家毁文物
与此同时一场破旧立新的运动同时在进行中，要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新风俗”。这一行动是学校的学生组织带头发起的，他（她）们对资本家和工商业主和当权派家里进行查抄，特别是资本家和工商业主家里一切（器具，书画，首饰金器，衣服，有的甚至是家具等）全部查收，书画烧掉，其它封存。文革结束后归还了金器和一些贵重物品。这样一来使普通老百姓很害怕，把家里的一些解放前东西全部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掉。有当时的废品收购店快成了文物商店了。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现在的文物的价值肯定要大打折扣。
住在我家窗对面的一户，户主是是我市最大的纺织厂国棉三厂（以前叫大成三厂）的大股东之一，是资本家，他厂里的群众造反组织到这里来抄家，从他家里抄出了很多物品，有狐皮领子的皮大衣，毛料衣服，生活用品，还有书籍油画等等，最后逼他把藏在屋檐下的几根金条也交了出来，最后家里被搬得空空如也，只剩下一块铺板搁在几张小板凳，算是睡觉的床。在城里像他这样富有的资本家家里的物品都基本被一抄而空，抄家后造反组织还在被砸空的天宁寺里展出被抄物品，并发一些票给单位里革命群众，可以去选购，听说还有刘国君（常州最大的纺织业资本家）家里的一套吃蟹的工具。“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也使生活简朴的普通大众大开了眼界。
这一年夏天，最轰动全市的一件事是砸天宁寺和清凉寺，清凉寺小时候没去过，因比较远，在德安桥下，当时已在郊区了。天宁寺倒去了好多次，因为我家离它只有半里路不到，那时的天宁寺古老而肃穆除节假日和祭杞外，基本无人进去，也不要买门票，大殿里也无香火，更无朝拜之人。阴森森的，高声讲话都有回声，使人毛骨耸然。四大金刚吡嘴例牙，前倾的身体一直顶到屋顶，论在高度，工艺，气势无。在黑洞洞的大厅里用凶神恶煞般眼光向下看着你，恐惧从天而降，使你不寒而栗，（杭州灵隐寺的四大金刚无法比以的）而现在的，白白胖胖，面带微笑。泥塑一个毫无生气。从金刚殿到大雄宝殿大院两旁八百罗汉走廊里的金身罗汉栩栩如生，神态千异，百看不厌。不像现在毫无灵气，神色谙然，看而生厌。而大雄宝殿里的释伽罗尼塑像也没有过去那样雄伟而古朴，最后面是阎王殿，和前面大殿相比显得矮小而狭窄，虽然不大但阎王的凶恶的黑脸，怪异可怕的牛头马面，群鬼狞狰的样子，使你一下子汗毛林立，心跳加剧，步不停留快步走过。天宁寺，在我童年的影响中是冷清而可怕的，如没有大人的陪同或和大孩子成群结队而去，一个人无论如何是不敢跨进门槛一步的。
这样一座与世无争的千年古刹在风暴来临时也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66年的夏天，大约在七八月份的一天，常州无线电学校的学生组织简称“常无八，三一”砸毁了学校隔壁的清凉寺，又跨过德安桥，窜过麻巷，和省常中，市二中的革命造反小将汇合在一起，发起了砸天宁寺的革命行动，他们冲进寺内砸毁了大大小小的佛像，仅有的几个穷和尚是阻挡不了的，由于支撑四大金刚的支柱是粗大楠木做的，根本倒不了，最后用粗棕绳套在金刚的颈根上在几十个人用力拉扯下才摇摇晃晃地轰然倒地。名扬江南的四大金刚塑像就这样瞬间烟飞尘扬。洗掠之后，千年古刹天宁寺只剩下整个屋壳，一个多月以后，农历七月三十日，很多来自武进县的信佛的老太太在无佛像的天宁寺大殿里按惯例坐夜，对毁后残破的天宁寺来最后一次祈祷，对造反风潮进行最后一次无力的抗争，由于都是上年纪的人，学生们不能也不敢对她们采取阻止行动，这些老人对佛教的虔诚之心，真是令人感动，这次朝拜活动可感动得是鬼哭神泣。以后的日子天宁寺就被封闭了，在恢复生产后成了常州市地质勘探队的堆放设备的仓库。在风吹雨淋中直至重建。
在工人文化宫西侧有一基督教教堂，用青砖砌成的。方方正正、有菱有角，砌沏工艺很有水平。不知道是何年代建成的。我在幼儿时幼儿圆的阿姨带领我们去参观过一次，做礼拜的厅堂地面是油漆地板，几排本色木座椅，白色的墙面，北面有一小院子，有几棵树和乱草丛。只有一个麽麽领着小朋友们走了一圈，整个教区面积不大，里面倒是寂静无声的，不请楚有没有神父。平时围墙大门禁闭，不见有人进出，只见露出墙头的茏葱的树叶。偶尔路过此地时，脑海总是浮现出反特影片中的教堂，怀疑里面是否藏有特务或是间谍。灰色的尖顶上十字架在阳光很是吸引人们的注目。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没去过教堂。在文革前的社会主义年代里，信教人是凤毛麟角的。不管怎样，这一个督教教堂也安安稳稳渡过了若干年头了。
在破四旧的浪潮来临时，中国自己的传统宗教要被破掉，那么外来的帝国主义的东西更要反掉，毫无疑问，小教堂也逃脱不了被捣毁的命运，由于教堂小，里面的教品不禁一砸，所以要把它扒掉，我连续几天看着两个工人把教堂尖顶扒掉，然后用红砖沏平。直到2004年才重新修建好，虽然比以前高大了许多，但已不是以前的样子了，颜色已改用暖色调了，完全失去了当年庄严，肃默和神秘的气氛。教堂下面还开了一排店铺，看来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的环境里，铜臭已污染了佛教，还不放过外来的宗教。后来听我一参加砸教堂行动的同事讲，抄出来一叠叠不少人民币，由于思想好，没有人拿。听后觉得教堂那来这么多钱，后来才明白，这是教徒所捐给上帝的钱，而神父是廉洁的，没有贪污上帝的钱。
那几天的文化宫广场上日非常热闹，人头簇拥，烈火熊熊，各造反组织把抄来的“四旧”东西集中到一齐进行焚烧，有大量的旧书画。棺材，天宁寺和清凉寺里的红木制佛像，木鱼，各种不知名的物品和拂器具和经书等等，在烈火中化为灰烬。造反组织他们在火堆前的横幅标语下站队，冒着灼热的烟火，振臂高呼口号，拍照留念。看着这么多的文物被烧，感到非常可惜，当时想偷一个雕刻得非常精美小红木雕像（清凉寺来的）但在造反群众（当时已有相当一部分非学生人员参加到破四旧运动中来）的严密监控下，不敢动手，如一旦被发现，非得被打个半死不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地往火堆里扔。有一次我到常州市博物馆去玩，看到大量的文物，我也叫不出名，反正都是铜制品，堆积在大厅中央，（能砸的早就砸碎了）后来它们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估计进了常州冶炼厂了。如果还幸存下来，那么报纸早就宣扬出来了。当时的废品回收站里，到处堆满了“四旧”物品。
这次“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对珍藏在博物馆的文物和在流传民间的文物是毁灭性的扫荡，所剩无几。
在这场运动中，对于红色是非常崇拜的，红旗，红袖章，红领章，红樱枪，----。它们代表着革命，代表着红色政权，为了要实行全球一片红，开展了红海洋运动。革命的群众居然把街道两旁的不管是店铺还是民房，把他们的门板，橱窗，大门，窗户全部漆成红色，但是持续没有多少时间就停止了，估计是没有那么多的红油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狂热无序的造反运动逐渐降温，在逐渐形成的两派的斗争中，拳头大刀取代了辩论和演讲，枪炮声淹没了口号声，常州的文革运动进入了一个以实力讲话的时期。
第二章；枪炮声中的文革中期
1；常州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
常州市位于苏南“鱼米之乡”，沪宁线中部，60年代人口约36万，从城西的西昌桥到城东的白家桥（今恢复原名政成桥），东西长约10华里，从火车站到德安桥（今名为同济桥），南北不足4华里。常州人自己有独特的方言，它的语音和镇江南京的北方口音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更独立于无锡，苏州的吴哝软语，发音直而无婉转，分贝高，游离于国语外的土语很多，人们说；宁可跟苏州人吵相骂，不跟常州人讲话，光从方言就看到常州人的脾气倔强和性格的爽朗。60年代纺织业和机械制造业较发达，产业工人居多，居民大部是原藉武进县的人，还有是解放前苏北逃荒移居到来的人，原藉大多是淮阴，盐城和一小部分到常州来开厂的靖江人，开澡堂和剃头店的扬州人，外省人极少。
组成常州市居民两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地域观念很强，一但认为遭到侵害，就会群起而攻之。苏北人在常州是聚居在一起的，大都在河边，铁路边， 散落在城市边缘。由于是外来人，怕遭到本地人的欺侮和歧视，团结性很强，极具有主动攻击性。一般本地人除工作原因外，很少和他们有来往。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时间的推移，居住地拆迁苏北人的下一代已融合到本地文化习惯中，已见不到打架的事了。而另一大部分人本地人则是武进县人，而武进人居住所在乡，村地方观念很强，由于在同一村中，同宗族同祠堂，沾亲带姑，凝聚力很强，但以自卫为主，不惹事招非，但是如果两个村子的人为了利益（灌溉用水，喜丧事借道，小孩打架，小偷小摸等）而发生冲突，几十人至上百人持械（锄头，镰刀，扁担等）群欧的事时有发生。如逮住了外地来的贼什么的，不打个半死是不会放你过门的。现在由于文明程度的提高，改革后农村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人的先富起来后，这种同宗同祠间的向心力由于利益的关系，现已大大削弱，为了别人而大打出手的事已不复存在了。
常州人好打抱不平，爱憎分明，不畏权势，敢于表达看法和挺身而出，在街上如看到蛮不讲理的事，力大为王欺负人，旁观者就一齐共同指责并阻止，甚至帮弱者出手打架。记得在城镇居民下放的年代里，那是在69年，一辆卡车停在省常中大门的边上，（省常中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出发集散地，）上面堆满了破旧家什，当房管部门的人发现车上有铺板，就命令卸下来，（根据政策，木板是不能带到农村去的，一般下放时铺板是藏在车箱底下的。以便被发现。）下放的人是一个瘦瘦的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的男人，苦苦哀求不能卸下来，说，因为是全家下放，人多，没有铺板子女无床睡觉，但那位青年男子绝不松口，并大声训斥，准备亲自上车卸板，这时围观的群众看不下去了，也大声斥骂那位房管部门的人，不准他上车，大家处在僵持中。这时那位驾驶员来了，问情况后，只说了一句话；上车（对年过半百男人讲）一切后果有我负责（对青年男子讲），哗----汽车开了就走。这位同志是常州牵引电机厂的，姓丁，业余爱好是做篮球裁判，左手腕在武斗中严重受伤。（后来参加机械局篮球联赛再次认识了他，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当时那样的严竣的人人感到自危的政治环境里，没有不畏权势的勇气是做不到的。令人敬佩。常州人这种勇气体现在76年4.5悼念周总理事件中。在宁，镇，常，锡，苏五个城市中，常州游行规模最大，而无锡，苏州无人敢上街游行。
但这种好的民风在一些年青人中往往向相反方向发展，就是文革后期的打群架成风，市区各个居住区之间和地段间为了争夺地盘控制权，常常大打出手，刀棍齐上，打得头破血流。据说下放到苏北军垦农场的68届和69届的常州知青打群架是最凶的，从南京人到苏州人没有一个是对手。解放前后在苏南地区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恶常州，刁无锡，苏空头”讲常州人为人处世是比较直的，不会转弯抹角。吃相难看。而无锡是比较圆滑的，不会吃亏。苏州人是比较和善的，空头是指不实在，办不了大事的。当今台湾资和外资在苏州和无锡的投资大大多于常州，这和当地文化习俗不无关系。事过境迁，这种强悍而正直的民风在现在常州年青人中是恐怕是很难看到了。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两派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是不足为奇的了。在宁，镇，常，锡，苏五个城市中，常州的武斗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而两派一直处于对峙状态，不和其它4个城市一样，一派压到另一派。
2；观点的形成
文革中的所谓观点是；人们对群众组织在文革斗争运动的中所使用的政策和手段的一种看法，赞同或反对，没有第三种看法，它也代表了两大派组织的性质和斗争的政策。
观点的形成有一个复杂演变过程，从开始的一致到后来的严重分歧。文革初期，除红卫兵组织外，还可以成立其它革命造反群众组织，三五个人凑合在一起，雕一个图章，就是一个革命组织。当时社会上的组织名称繁多，派别林立。但是，不管是什么组织，斗争大方向不能变，就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下，造走资派的反。到了67年1月，上海的工人群众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组织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彻底打败了另一派群众组织“赤卫队”，夺取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力，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就是文革运动中有名的“一月革命风暴”。从此“夺权”行动席卷全国，当然常州也不例外。
对于常州造反派的“夺权”行动详细的经过我不是太清楚，但这个“权”是被前后数次反复夺过，但参加“夺权”的组织必须是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有一定人数规模的组织，记得第一次去市委“夺权”的学生组织，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称，已记经忘记了，（毕竟这种行动没有上面的支持是没什么名分的，在常州文革史中也没什么分量。所以在记忆中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不管怎么说也是夺了权，算是常州的老大了，但是既然你可以“夺权”，那么我也可以夺你的权，要夺权，组织规模和人数要比你多，还要造舆论，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的“夺权”斗争中，各群众造反派组织不断的联合，淘汰，很快的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也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两种不同的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对于当权派是全部打倒还是要团结一部分，两派有着鲜明的绝然不同的态度，就分成了“保皇派”简称“老保”和“造反派”，也就是后来的 “联指”和“主力军”。当然“保皇派”是决不承认是“老保”的。实际上也没有保了什么干部下来。其实对于造反的“联指”来说态度相对来说要温和一点，而“主力军”的态度是非常激进的，非常不幸的是，这种观点的纷争很快在老百姓中蔓延开来，父母兄弟姐妹，同学，朋友，同事之间轻则吵架分手，重则拳脚相加，参加各自的派别，在战场上见。我家隔壁大院的两个组织不同观点的两位弟兄，工作，难得回家碰面一次，还争论不休，最后弟弟拿菜刀要劈人，还好在邻居大娘的极力劝阻下旁人把刀拿下扔到屋顶上才息事宁人。后来，在武斗中，他们各自参加了自己一派的队伍，弟弟还不顾高度近视眼，戴着眼镜杠枪上了战场。的这种观点的偏见和固执，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裂痕在文革结束若干年还没有完全愈合。
3；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观点促成两大派组织的形成。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不同的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同职业人有着不同的观点，但也不是绝对，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只是人数的比例不同。观点决定了两派人员的构成，在学校里学生中“造反派”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文革运动因他们而发起，“造反”两字在他们的脑海里是不可随便而改变的。教师却占少数，因为老师是“革命”的对象。在建筑和轻工行业，无固定工作者里“主力军”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他们对待遇的不高和生活不稳定的不满，在其它行业如纺工，交通里的“主力军”和“联指”比例差不多，但在西门的老制造业工厂里如常柴厂，林机厂，拖拉机厂，机床厂等“联指”人数要占大多数，这是因为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和不错的经济收入，使他们不愿意看到混乱的局面。后来“联指”他们的据点就设立在西门一带，就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在公安局里两派更是径渭分明，在公安局和派作所里工作的民警是“联指”成立的组织简称叫“红公联”，而消防队里工作的清一色的是“主力军”，组织简称叫“公革联”他们虽然同属市公安局领导，但制服不一样，消防队的制服是和部队一样，只是帽徽是国徽，领章是消防标记，而警察是蓝制服，大盖帽，在公安局里的地位也不一样。消防队怎么说像是另类。后来我进厂后发现，我所认识的退复军人绝大多数是“联指”，有的直接参加了武斗。和他们在交谈中感到这些退复军人有他们的优越感，他们受过部队锻炼，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根本看不起造反的学生，看不惯也无法容忍“主力军”里的一些“街痞”“赖皮”式人物的胡作非为。以上这些因子在每一个人的观点的形成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4；部队支左的失败
1967年1月23日，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这时的两派的群众造反组织都想要取得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以明确自己在常州的合法地位，就可以像上海一样，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在常州的驻军是属江苏军分区的地方部队，老百姓称之为“六团”，团部驻扎在老体育场隔壁。支左级别不够。支左的重任就落在驻罗墅湾军用机场海军航空兵某部的肩上，这支部队级别为师级。政委名叫马健，在支左行动中，马健政委代表部队宣布支持以“常州工人革命联合指挥部”为首的“联指”取缔以“常州革命造反主力军”为首的“主力军”。记得67年的3，4月份取缔“主力军”的那一天，从罗墅湾军用机场飞来的军用直升飞机在市区来回低空盘旋，散布传单，直升飞机飞得非常底，隆隆的引擎声掩盖过了人群的嘈杂声，清楚的看见穿着皮夹克的军人把传单一大打一大打的往下推，下面大批的人群跟着飞机跑，争抢传单，场面非常热闹，传单上写的具体内容已忘记了，文字不多，比较简单，是一份声明，告诉大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支持左派命令，根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精神，宣布“主力军”为非法组织。现被取缔，组织机构和人员必须马上解散等等。
在取缔主力军后的一段日子里，有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造反派”陷入低谷，“保皇派”得到了认可，但不久,街上出现了打倒马健的标语，这种标语越来越多，语气越来越激烈，“马健是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 “马健必须向常州人民认罪”“马健不支左就滚蛋”等等。后来由于上面已表态，不清楚是那一级领导，马健不得不在常州发表了认错的书面声明，并重新宣布给“主力军”平反。
马健的平反，无形中把常州的两大派正式分为“保皇派”和“造反派”，重新成立的“主力军”士气大震，人气大升，通过几次行动，砸毁对方下属组织的总部，冲击对方的游行和集会，铲除撕毁对方的标记（大字报，标语，旗帜）迅速把势力扩展到市西门一带，（对到市委去“夺权”早已不屑一顾）直指“联指”的据点----南运桥下的立新厂（现踉酒总厂）。最后 “联指”在怀德桥下在长春饭店总部被烧后，引发了在67年7月31日的大武斗。
支左对部队来说是一场毫无目标的战役，全国没有几次行动是成功的，除了在上海，北京等几个由中央明确表态为左派组织外。都以失败告终。最震动全国的是武汉“百万雄师”事件，（武汉是爆发辛亥革命的地方，文革中，也是武斗最激烈城市。）“百万雄师”是武汉市最大的“保王派”组织，对另一造反派组织，（学生为主）进行全面剿灭，爆发全面大规模武斗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引起了全国的高度注视，后在党中央派出谢富治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公安部部长）到武汉，取缔了“百万雄师”，此事件导致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免职。而后的报复行动再次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部队到地方支左，全凭首长主观意愿说了算，而他们用军人的眼光是无法分辨出在错综复杂的文革运动争斗的两派，哪一个是贯彻毛主席党中央文革精神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哪一个不是。这些组织的政治背景怎样？有没有后台，都不太清楚。最后只能用军人的本能来解决问题，就是打击相对激进的造反派组织。而支持相对温和的造反派组织。这实际是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精神背道而弛，所以说失败是在所难免的了。
如部队支左成功，被支持的一派就是合法的，名正言顺。如失败，地方就出现权力真空。一派为了掌握大权，必须要成立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此时不管你是“保”还是反“反”，“对”还是“错”已无地方无道理可讲，就必须靠实力，以武力来达到目的。不可避免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西方式的民主精神在中国的民众中从来就没有根基。中华大地的历史进程一直是以暴力革命推翻一个政权，以武力来捍卫一个政权。
5；两派组织的形成和人员结构；
文革初期，在学生中成立了一个半官方领导的组织叫“红卫兵”，加入此组织的政治要求很严格的，必须是出生在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军人和革命干部（参加过革命的）家庭的人。可以使在当时该组织的观点是较保守的。只是在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和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后，该学生组织把斗争矛头直指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地方“走资派”，破四旧，立四新，加入该组织的政治条件大大降低，人数也猛增，带头发起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青年学生冲向文化大革命斗争最前线。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各行各业人员的加入，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参与，红卫兵组织的影响就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五花八门，派别林立群众和学生组织，（在文革初期任何人都可以成立组织，只要刻个印章就行了）记得最有影响的学生组织是常州无线电学校的“常无八.，三一”，二中的“一，八”，和省常中的“省中兵团”。是他们带头并参与砸毁了天宁寺里的佛像及其它文物，特别是“常无八，三一”名声显赫，无人不晓，他们是学生中唯一成编制加入造反派并从头到尾参加武斗的组织。
一九六六年夏到六七年春各派组织在对待所谓走资派是打倒一切领导干部还是团结一部分，在斗争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斗争策略是激进还是平稳发生了严重分歧，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即造反派和保皇派简称“老保”。刚开始时，在文化宫广场搭台辩论，参与者都是青年学生，他们各自发表论点，台上的激辩，台下喊叫声和起哄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但这种西方式的民主只坚持了一个月不到，两派就相互谩骂抢夺话筒并开始打斗，辩论就此夭折。接下来就是各自砸对方组织总部，冲击对方的群众集会，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把砸烂对方组织后缴获的旗帜倒挂在旗杆上的队伍在游行示威，在墙上贴有大幅标语，宣称××××组织为“保皇派”，必须要砸烂，事态越来越来严重，冲突规模越来越来大，引发了两次是：“四，六”体育场（具体时间已记不请了）和“六，二二”人民剧场事件，特别是后者，造成了多人的流血受伤和多名妇女受侮辱，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由此引起的后果是人民群众很快的分成两派，造成了家庭和朋友同事的分裂和冲突，若干年后还未弥合。这两次事引发了常州后来将近一年的大规模武斗。
在这种混乱和暴力的形势下，以机械兵团，纺工兵团，交通兵团为主组成了“常州工人阶级联合指挥部” 简称“联指”，制造业工人和退复军人居多，学生较少。以机械师，轻工师，城建师和学生组织为主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主力军”简称“主力军”非制造业工人和学生居多，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开始了以冷兵器到热兵器的武装斗争。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当政者下台了，牛鬼蛇神斗“死”了，各级政府部门解体了，公检法也痪瘫了（除了军队）常州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为了争夺控制权，两派组织“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城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6；两大派组织的武装人员的构成、组织结构和武器装备
文革中的两派组织并不是都是由学生组织，或是在一些电视和小说中描写的红卫兵组织所组成，至少在常州不是这样，在全民参加文革运动后，在两派的斗争中学生组织已起不到主导作用了。而工人的参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两派的人员组成上各自有着不同之处。
按系统（现叫行业）划分的组织在“主力军”里，称为“师”。而在“联指”里叫“兵团”，如；机械师，机械兵团，交通师，交通兵团，等等。各自还有其它一些有独立名称的组织。如；主力军里的“7086”。“联指”里的“东海支队”。当然，这两个组织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两派组织的人员结构上，在 “主力军”里学生人数很多，而且战斗在前线，我看到有许多全副武装的中学生，扛着七九式步枪，肩背子弹带，腰挎木柄手榴弹，有的带还着眼镜。在9.11事件中被交通兵团的头头冯三大枪杀的两个学生俘虏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常州有还一个学生组织，那就是常州无线电学校“常无八.，三一”，他们参与了常州文革中的一系列的事件，名声显赫，无人不晓，他们是学生中唯一成编制加入造反派主力军并从头到尾参加武斗的组织。主力军其它人员的组成是很杂的，各阶层的人都有，不和“联指”一样，是以产业工人为主，如；“7086” 独立名称的组织，只因“联指”嘲笑人员杂乱，一交手就会被打得七零八落，所以该组织顺势而为，索性就叫“7086”，他们是“主力军”里的主力军。
在“联指”里学生是比较少的，一般是不上战场的，我问过我的一个参加武斗的同事，他是69届常州机械学校的学生，戚墅垫人，他说，不是我们不想上，而是“联指”的头不要他们去打仗，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他“联指”只是在立新厂据点里做宣传工作。因为“联指”有足够的非学生的战斗人员，“联指”和“主力军”相比，“联指”的复员和退伍军人要比“主力军”里的退复军人多得多，他们有一个单独的组织；“东海支队”由退、复军人组成，在67年7.31事件后“主力军”撤出常州后，我亲眼看到在一辆在行进卡车上有十几个身穿黄军装头戴军帽的退、复军人，他们全副武装，清一色地胸挎AK47全自动步枪，站车厢板边上，表情严肃。驾驶室上呼呼飘扬的红旗上有黄色正楷“东海支队”四个大字。这是在前“主力军”的控制区炫耀武力。在我前工作的厂里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支队伍的一员。他61年参军，65年退伍，经过60年代部队有名的“大比武”训练，有扎实的军事素养。打起仗来得心应手。“东海支队”里大部分是他们这样的人。在“联指”中还有少数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人，他们主要参与作战指挥和领导。也有直接参加正面作战，这些人组成了“联指”的中坚力量。
武斗初期，双方的装备都是自制的，主攻武器是长短不一的长矛和大刀，开始用圆钢制成，很长，但在战斗中发现使用不灵巧，而且较重。后来改用钢管做，而且长度变短。使用轻便而冲杀速度更快。在矛尖上扎有红布条。大刀用钢板做成，但制造工艺和钢材的材质比做长矛要差，没有看到有多少象样的有锋口的大刀。大都较笨重，不过要砍死人还是足足有余的。其它武器有硫酸瓶和弹弓，后者用来发射钢珠和锣帽。防备的装备是头戴藤帽，用很宽的牛皮做的护腰带。穿着厚帆布工作服。
在“七，三一”事件后，双方的武器装备全部彻底更换。主力军退至镇江军分区汽车学校装备了七九式，三八式，苏式步枪和五六式骑枪，50式冲锋枪，捷克式机枪和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转盘式机枪，马克辛重机枪等。装备较杂。而联指则从江阴驻军“抢”来了AK47自动步枪，（那时叫全自动冲锋枪）64式半自动步枪，64式机枪，无瞄准镜的八二炮。其它则是民兵用武器。 装备比主力军好。藤帽全换成了钢盔，联指的钢盔是一致的，草绿色并印有帽徽。都是在西门机械制造厂里自制的。而主力军的钢盔的式样有几种，因在东门的厂里是没有制造设备的。他们的钢盔大部分是镇江军分区武器库里发的。单从双方的武器装备来看，“联指”已占有一定的优势。
“七，三一”事件后，主力军退至镇江，在8月份的有一天，我看到“工农学大联合（筹）”的一次武装游行，大约有四五百人，（“联指”已改名，但俗称未改）他们最前面的一面红旗破烂不堪，有洞，很旧，旗上的字已看不太清楚了，全副武装人员分列前进，各队以行业分类，队旗上印有 “机械兵团”“纺工兵团”“交通兵团”等，他们队伍行进有序，人员严肃整齐，腰带上别着手枪的指挥人员走在队伍前面，其它人员挎着冲锋枪，身背步枪，肩扛机枪。服装虽不一样，但整个队列整齐而不乱。各个分队沿着北大街经经过百货大楼向南大街进发。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有着勇往直前精神的队伍。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当现在在电视里所看到巴以在城市街道的武装冲突, 就回想到过去的年代，但看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那种乱哄哄狂呼乱叫，挥舞AK4 7自动步枪的傻祥，就觉得阿拉伯人是那样的无能和可笑。
7； 武斗大事记；
以下记载的是在常州市区发爆发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在此以前发生的小规模的事件，如五月的一次在市二中操场发生的造反派冲击老保组织集会的事件，“6.22” 造反派破坏老保组织在西门人民剧场的集会的事件，因为还是用拳打脚踢的，没有死亡的事发生，而且类似的事件经常有，在哪个年代算不了什么，也没有目击所以又不述了。
“七，三一”事件；
当时联指的势力范围不大，仅在常州西门一带，但随着主力军的势力不断西进，冲突不断升级，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在怀德桥北的长春饭店里联指总部被砸烧，引发械斗，傍晚双方出动上百人，以长矛大刀在南云桥至怀德桥一带进行决战。当时在小营前到常州饭店一带大街上看热闹的人群很多，不知战况如何，消息不一，所以一听到喊“联指”来了就拼命往后跑，一片混乱。晚上八九点钟我和邻居大孩子到家隔壁工人文化宫（主力军据点）“探险”，只见大厅空荡，房间里日光灯忽明忽暗，满地垃圾，一片狼藉，已空无一人。晚上主力军已打败乘火车逃至镇江。
当时主力军的人员大大多于联指，为什么会失败，我也想不到，但听说，联指虽然人少，但指挥有方，斗志气高昂 五人一组形成梅花队型，自己人背对背，相互保护，一路杀过来，如果是这样，没有战斗准备的主力军光凭人多是没用的。
“九，一一”事件；
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永远忘不掉的事件。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早上七点左右，我到文化宫十字路口去买面，走到一初中附近突然回头看到一支队伍举着红旗，扛着步枪，背着背包，大约有二三十人一字队型沿着马路从北往南过来，间隔一段时间又有一支队伍过来，整整一上午不断有扛着轻重武器的队伍从火车站开过来到文化宫，到常州饭店和消防大楼集结。而消防大楼上的高音喇叭已哑了，一切表明主力军已从镇江突然杀回常州，联指的两名播音员被俘和驻中山门春庭大楼大约一个排的兵力未来得及撤退，说明之前毫无预兆。据说是当天凌晨在镇江整训的主力军突然接到回常州的命令，而且是乘坐的是货运列车（因常州是沪宁线中间站，当时是蒸汽机车，需加水，加煤，所以任何客货列车都要停靠，）所以联指无法事先得到任何消息。当听到主力军杀回来了，大批群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文化宫到火车站广场，我看到他们的拥护者把春庭大楼团团围住，站在102医院围墙上向楼上扔石头和砖块，楼上则向下摔硫酸瓶。十一日这一天，主力军很快占领了绝大部分城区和制高点。进展非常顺利，看来这一次主力军很快要取得胜利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下午三点左右火车站方向传来了一阵枪声，只见好多人往回跑，不知怎么回事。后听说在春庭大楼一个排的人在连联指派出的救援队伍接应之下已突围跑了。
当天傍晚天一黑，联指的反攻开始了，一阵阵密集的枪声夹杂着零乱的爆炸声从西面传来，他们从立新厂（今踉酒总厂）林机厂（今常林集团）两大据点出发，由西向东分兵三路，主攻为机械兵团，北路为交通兵团，南路为纺工兵团和其它兵团组成。北路沿北运河从西新桥向火车站推进，南路沿主运河向国棉一厂，德安桥（今同济桥）一带推进，在后来的几天里，中路向常柴厂进攻占领后，过文在桥又攻占市二中，然后向主力军的重要制高点副食品大楼，百货公司大楼发动攻击。整整几夜密集的枪声从未间断过，（联指的进攻都是在晚上），从开打的那天起，我们把棉被从橱里翻出来垫在床上，而一家人睡在床底下直至停火。（因怕炮弹把屋顶轰坍）。十二，十三，十四日是战斗最激烈几天，白天不断有子弹从院子上空带着呼啸声划过，这时街上可不和长矛大刀武斗时期一样热闹，街上空无一人，大家都知道子弹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到晚上枪声更猛，更急。隔壁老邻居只能吃安眠药才能睡觉。这时我已能辨别出一些枪声了，在记忆中三八枪的“叭-----公”射击声和哒，哒，哒，三响有规律的机枪点射声印象特深。还有特别响亮的苏式步枪的枪声。
为了阻止主力军大本营镇江方面的增援，联指十二日已炸断了沪宁线新闸铁路桥，南京至上海的铁路运输全部中断。十五日开始从一院门诊大楼向消防大楼吊射八二炮弹，但由于没有瞄准镜，（部队在抢武器时预先拆掉了并藏起来了）没有命中目标，但有一发炸死了一名沿红梅公园护城河滩走的买米的女孩，一发炸毁了一家麻糕店，其它炮弹散落在四周，所幸未有伤人毁屋。从十五到十六日枪声渐渐稀疏下来了。
这 两天的白天枪声零散，相对比较平静，居民也开始上街走动，探听消息，这时我们才知道联指的战线中路已推进到小营前，迎春桥一线（停火时，我在迎春桥看6531部队在进驻常州时已看到在桥西挎着AK47自动步枪的联指人员）直逼主力军据点常州饭店和总部消防大楼，此时主力军已常州饭店前设置了路障，挖开了柏油马路，听说埋设了通了电的氧气瓶（停火后，只看到挖开的浅沟。）北路已占领了国棉一厂，德安桥（停火后，我在竹初桥上的橡胶原料包掩体里远远看到在国棉一厂门前的棉花包掩体和带着绿钢盔人员在晃动。）。南路已到北太平桥，直指火车站。（听说，未去看）主力军被三面被包围在北至火车站，南至竹初桥，西至小营前，东至天宁寺前解放桥狭长地带里，唯一控制的是常州到丁堰镇的公路，戚墅堰区的戚机厂两派工人组织“工总司”（主力军一派）与“红军”，学生组织“红暴会”（联指一派）双方动用轻重武器和土装甲车在戚机厂厂区和工房区正打得不可交开，再往东是无锡，而无锡的造反组织“一，八”是联指的盟友，已把主力军盟友“六，二六”赶出了无锡，往西去镇江的铁路已切断已无路可退。往南是常州至宜兴的公路，是旷野乡村，无立足之地，而德安桥已被联指控制。往北是江阴，更无去处，还要突破联指几道防线，更是难上加难。对于主力军来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投降，要么死战，家街坊邻居隐约感到，在看以平静的外表下，最后的决战就要来临了，大家紧张和恐惧一点一点开始了，不知联指何时发起总攻。害怕血战在居民区展开，造成平民伤亡。
九月十八日，沪宁线全线已中断一星期了，常州的武斗震惊了中央和全国，象炸断铁路线这种由武斗引起的严重突发事件文革以来全国从未有过，为了尽快平息武斗，恢复铁路运输，周恩来总理派专机到常州罗墅湾机场，召集两派头头到北京，总理接见了他们，在周总理亲自敦促下签定了停火协议，并调动驻浙江6531部队大约有一个团开进常州制止武斗。哪天晚上可能是二十日，我在迎春桥边看到亮着刺眼大灯的解放牌军车一辆接一辆沿着局前街由东向西开进联指控制区（开战至今已停电一星期了，全市漆黑一片）。
这天里一些外地来的武装人员开始撤出常州（主力军的盟友，可能跟着一起来常的）。有一天晚上，我邻居站在院子门口看到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一字队型紧贴着省中的围墙向火车站方向开去，大约有五六十人，这支队伍看上是去训练有素，因为过校门口也是贴着凹进的围墙和大门走了一个半圆，而没有直线走。
九月二十一日天明，在我家对面省常中里草场上已停着十几辆军车，解放军军官开始找主力军中层头他头做思想政治工作，官兵们在街上向群众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党中央精神，深入居民区了解情况。
在省常中教学大楼中间的草坪上，一位胖胖的军官（军服上有四个兜）会见了轻工师的一些小头头，见面握手后和其它三四个武装人员坐在地上围成一圈，传达党中央文件，要停止武斗，但意见不一，争论不休。我只记得其中一位头头讲；“为什么无锡“六，二六”被赶出无锡，而我们还在这里，因为我们有枪，而他们没有枪。”随后举了举手中的步枪。但这位军官脾气很好，耐性和悦地做思想工作，但无果而散。
但不管结果如何，双方还是停火了，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常州的第二次也是最大一次大规模武斗告一段落。6531部队也撤出了常州。
相持阶段；
从“九，一一”事件后到六八年元旦，常州的两派进入了频繁的武装冲突阶段。停火后，联指防线中路撤至弋桥——百货公司大楼——大庙弄——体育场一带，南路依然控制着德安桥，国棉一厂，北路青山桥一带由于无制高点，难守易功所以双方均无驻防。主力军防线未动，原在火车站——中山门——文化宫——新坊桥一线。中间小营前为缓冲隔离区，双方为了扩大影响和阻止对方扩占地盘，经常在小营前和新坊桥一带进行激烈的交火，但联指最多到小营前一线，而主力军也不到离小营前200米的地方。双方在南门都不过新坊桥和褚琢桥，他们在各自制高点上是相互枪击对射，打打停停持续了三个月。
在这期间，和南联盟内战一样，但没有他们的种族大屠杀，双方无交火期间，城东城西两边人民群众可以相互来往，在“9.11”事件后，我们有一次到西门去有事，经过大庙弄口时看到都有荷枪实弹的人员的把守，在穿越弄堂时，必须按他们指定的道路走，不能任意走，可见，双方都知道对于交通要道的扼守的重要性。
在这期间内，你在街上，特别在人多的地方不能随意发表你的观点，如果在一方控制区讲对方一利的话，或者发表自己的不同观点，那你就惨了，很快就有人来把年当奸细抓走，后果不堪设想。要么就被持有和你相反观点的人打个鼻青脸肿，在我居住的地区，老是看到有人被追打和抓进据点。为此大人再三告戒，到外面不许乱说。
元旦事件；
一九六七年，在这一年里全国大范围的武斗除北京上海，天津和个别几个省城外，全国大部分地区越演越烈，严重影响铁路正常运输，为此，中央军委命令军队接管全国铁路干线。一九六八年元旦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接管沪宁线并进驻常州，当27军从开进城区时，街道两旁站满了观看的人群，此时我站在省中对面我家门口观看，只见一辆紧接着一辆的苏制嘎斯军车排成整齐队列，车棚里两边坐着神色严肃， 配备AK47全自动，半自动步枪全副武装的战士，缓缓地开往文化宫方向，我特地站到军车旁边向车后看，只见卡车侧面排列成一平面，从省常中到102医院的直道上看不到有一辆车凸出一点点，真是敬佩至及。心想不愧是王牌野战军和名将尤太忠将军带出来的部队。
当天下午联指一些人员开着一辆客车和一辆跃进牌卡车到火车站欢迎解放军，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会遭到主力军的突然袭击。正当我颚起头往北仰望军车队多长时，中山门方向传来了一阵枪声，有辆跃进牌卡车从北向南紧靠路左边快速冲来，并撞了一下军车后向文化宫方向逃逸，紧接着一辆旧客车也拼命开过来向同一方向冲去，顿时整个军车队也停住了。我看到一名联指人员穿著件废纺大衣彼着腿逃了过来，好象收了伤，后面五十米开外一名主力军人员拿着驳壳枪边追边朝天开枪，突然这一幕顿时把我惊愕了，我看到这一名联指人员跑到一辆军车后伸出手，一位军人把他拉上了车。当主力军人员追来后前后左右看不到人，就到那辆车后面探头看了看，但未敢和站在车后厢的荷枪实弹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时只见人群匆忙跑来跑去，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左右，远远看见轻工师的头头×××从北向南走过来，身后跟着一群人，边走边挥舞着手臂，走进后吓了我一跳，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瘦瘦的个子，长得不高，拿着手枪右手捂着受伤的左手，鲜血从他的手腕处一滴一滴地掉在马路上，可能是受了枪伤，情绪非常激愤，五六式手枪在头顶上下舞动着，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二十七军不支左就滚蛋”，可车上的战士并没有反应，只是用一种不可理喻的眼光看着他从车旁走过。此事件造成了一名联指女小学老师被抓后的死亡和多人受伤。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两派之间结怨之深已到了何等程度，连一个女小学老师都不放过，造成无辜死亡，令人惋惜，我后来和厂里参加联指的人员谈到这件事，他讲到他听到有几个人要到火车站去迎接27军，就讲怎么能去，狼不管怎么是不会变成羊的。
从傍晚开始，一阵又一阵的枪声不断从停火线方向传过来，双方又在进行枪战。天明后枪声才逐渐停息下来。后有消息说，当联指得到女小学老师死亡消息后，联指准备进行报复，在林机厂的主力已接到出击命令，自制装甲车已发动了，但在27军官兵的极力劝阻下停止了行动。
“一，六”事件；
这是常州最后一次武斗事件，但这一次冲突的性质不一样，是主力军和驻火车站27军的解放军发生的。这天下午，只听到火车站方向激烈的枪声，重机枪的枪声特别响，一批批的主力军武装人员快速往北跑去，过了一会只见被打死的人员一个接一个被担架抬了过来，（受伤的一般都往102医院送，不到省中这边来），有一位看上去是学生，人长得很清秀，年纪很轻，看上去不到二十岁，腹部中弹，衣服上的鲜血渗红了一片，脸色煞白，紧闭双眼，躺在担架上像睡着了一样。真是非常可怜。整整一下午，枪声，喧哗声，人来人往乱成一片。当时还以为是和联指打，但后来才知道事件的真相。
一月六日下午，主力军下属一组织“7086”不知是什么原因和驻火车站的27军一部发生冲突，向车站大楼发起攻击，27军奉命还击。据说该组织司令×××亲自指挥把重机枪架在桥上向大楼射击，（后大楼水泥楼面上弹痕累累）。该事件造成多名主力军人员和一名解放军排长的死亡，一些人员受伤。后×××为此事件负责，被判刑。后据说是想抢夺驻军武器。
一月中旬，党中央发出解除全国两派群众组织的武装的命令，二十日左右27军开始对联指和主力军强行收缴武器，联指方面进展到较顺利，但主力军这边不肯上缴武器，那一天晚上，具体时间已记不清了，部队采取行动对“7086”的总部春庭大楼实施包围，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地从文化宫十字路口直至中山门，据说进行了一晚上的艰苦谈判，主力军终于同意解除武装。至此，各要道路口掩体工事（棉花包，橡胶块，麻沙袋，乱砖等）被拆除运走，一眼望去，交火地区街道两旁高楼上支离破碎的门窗，地上一片狼藉，墙面上布满大小枪眼，见证了那一场看似“毫无意义”的厮杀。
1968年春节以前两大派组织终于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常州市革命委员会。地址在原市政府。而在小营前招待所（政府所属）成立了常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人员由27军和地方部队抽调人员组成。军管会对教育局，学校，文化领域派出了军代表，对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体育运动委员会实施直接军管。至此，常州市暴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枪炮轰鸣声中暂告一段落。（据非官方统计，武斗中双方阵亡共有上百人）
8；两大派组织战略和战术的对比。
文革中的两派武斗不是像文革结束后所描写和谴责的那样冲过来杀过去和打，砸，抢那样简单，或是毫无理智的群欧和打杀，至少在常州不是这样，这里面充满了智慧和谋略。双方都有各自的战略理念和战术运用。
在“联指”方面不管力量在弱势的时候还是在强势的时候，都有明确的战略思想，就是始终把兵力集中在一起，长矛大刀时期把兵力集中在立新厂。“七，三一”事件后，主力军退出常州后留下的据点如；常州饭店，消防大楼，工人文化宫等他们一个都没有去占领，只派一个排的兵力驻扎在中山门的春庭大楼，（现供电服务中心）。消防大楼由于有高音喇叭，只留了两个广播员作舆论宣传。在原主力军控制区里，平时看不到一个“联指”武装人员。他们所有的兵力集中在立新厂（现常州踉酒总厂）和新设立的据点常州林业机械厂（现常林集团）里。
武斗初期，在冷兵器阶段，主力军人数大大多于对方，联指人少但收缩在立新厂里训练，最后在“七，三一”决战时，他们的队型为梅花型，这样5人一组在进攻和防守中能攻能守，不至于腹背受敌，这样就在一个晚上就击溃了对手，而我所见主力军的进攻是无队型的，靠人多，靠气势，如一旦受阻，气势一弱，就全线崩溃。在“9.11”事件后的战斗中，我所看到的主力军的进攻还是没有改进，依然是四五成群，没有梯队，沿着民房墙壁缓慢步进。联指的进攻我没有看到过，但肯定不是这样，据我所知他们进攻速度很快，因为我原来工作的厂里参加武斗的一个同事讲，在进攻常柴厂时，由于他过快前插脱离队伍，被围在车间行车上，险些送命。在“9.11”事件的战斗里，为了攻入共有三层楼的百货大楼，他们不是硬攻，而是晚上从楼西民房上攻进二楼，上下进攻占领整个大楼。还有联指的进攻大都是晚上发起的。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了。
在“9.11”事件停火后，在对持阶段里，联指他们也没有占据在控制区里的副食品大楼，百货大楼等制高点，如发生情况，迅速派出武装人员到冲突地区，并控制关键路口，如大庙弄到荷花池地区周围的马路和弄堂，双方在小营前交火时，我几次经过该地方都见到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把守，不准任意走向，并指定方向行走。他们还是把主力集中在立新厂和常州林业机械厂里。
立新厂（现常州踉酒总厂）在常州怀德桥西南方向的南运桥畔，北靠大运河，东临南运河，在两河交汇处，西南方向是平房，东扼守南运桥，北控制西昌桥，第一道防线可设在怀德桥。整个地区易守难攻。
常州林业机械厂（现常林小松公司）在芦墅桥西北方向，南离大运河和常州至镇江的公路约400米左右，北紧靠沪宁铁路线，东到芦墅桥下南北流向大河500米左右，当时四周是一片空旷的农田。南可控制常镇公路，以防主力军沿公路从镇江回常，北可监控主力军沿铁路线回常，整个地区也是易守难攻。
立新厂和林机厂在常州市区西面，南立新北林机，成犄角之势，如市区有什么情况发生，这两个据点的兵力犹如两个强而有力的拳头很快地从南北两个方向直接砸向常州市内。也可防止主力军从镇江对他们的突然进攻。“9.11”之战就证明了这一点。
而主力军恰恰相反，“9。11”回常州后，就在第一天里占领了——西至常柴厂，二中，南占国棉一厂，北到火车站市内所有地区。占据了消防大楼，常州饭店，副食品大楼，百货大楼等制高点。使兵力分散，进攻上既不能形成有力的攻击点，防守上也无法相互支持，在“联指”不断地进攻下，据点被各个击破。兵力分散更是抵挡不住联指有转复军人指挥和参加的有组织的进攻。一星期后被压制在新坊桥到火车站的狭长的地区里。如没有党中央的干涉，在周恩来总理斡旋下签订停火协议，主力军要么“7.31”事件重演，要么就死伤惨重被战败，还有就是投降。
在武斗中，主力军也不是一无是处，“9.11”事件就证明了也有他的闪光点，当时他们在镇江接受军事训练，从7月31日被迫撤离常州后已有一月有余，重新武装后随时准备杀回常州，而“联指”也作好迎战的准备，但不知主力军回来的时间和路线。主力军也不能提前制定时间表，一旦泄漏，那很有可能在到达常州前就被堵回去，那样就事半功倍。必需要保持行动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这一点主力军做得非常好。
9主力军的从镇江突然杀回常州。联指的一次勇敢快速突击营救行动。
据说9月10日晚10点后，主力军武装人员突然接到回常州的命令，而后他们搭乘货列于天亮后到达常州火车站，由于常州站是沪宁线中间站，60年代机车都是蒸汽机，所有列车必须停靠加水加煤。所以不怕开过站。但我不知是搭乘几列货车，是几点从镇江出发。到达常州后一切进展非常顺利，“联指”被蒙在鼓里，毫无察觉，当我看到主力军武装人员从火车站方向开过来时，一切平静，消防大楼的高音喇叭还在按惯例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广播，两个“联指”播音员糊里胡涂就做了俘虏。驻扎在中山门的春庭大楼里“联指”武装人员可能刚刚起床，当看到一批批主力军从楼下走过时可以想象得出他们面部的表情了。很快大楼就被支持主力军的群众团团围住。看样子是逃不掉了。到了下午主力军把常州整个市区都全部占领了。
9月11日有两次成功的突击行动，一次是主力军突然杀回到常州的行动，还有一次是“联指”的突击营救行动。这就是营救围困在中山门春庭大楼里的同仁们，大楼座落在局前街和和平路的交界转弯处，有四层楼高，深青色的砖墙，沿街面处每层都有木结构的外走廊，木门木窗木地板，是一栋中西结合的老式建筑。但它处在在局前街和平路和春庭桥对面的博爱路新丰街的交汇处，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如无后方据点支持，（据点远在南运桥西的立新厂）它实际上是一座孤岛。这是联指犯的战术上的错误。上午我去中山门看热闹，只见有大批的群众隔着马路成半圆形围在大楼前面，人群中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喧闹声夹着喊叫声，不断有人站在102医院的围墙上向楼上扔砖块，但整个大楼毫无声息，走廊上不见一个人影，偶尔有一到两个硫酸瓶飞出来砸在马路上，四散的玻璃碎片里淌着黄色液体，在地上不断翻滚着泡沫，冒着呛人的气体。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四周看不到一个主力军人影。可能是他们认为现在人群多，不便下手，或是等晚上来解决他们。反正楼里的人一个都逃不掉了。大家都认为他们已被重重陷在主力军的后方，要么交械投降，要么被打死。离最近的林机厂少说也有5-6公里的路，突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往往是到绝望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
9月11日下午2点左右，在一阵激烈的枪声中，一个排的人毫发无损地突围走了。后据目击者说，只见两辆卡车从博爱路由西向东飞速开来，到新丰街十字路口急停转弯掉头，车上联指人员用AK47朝天连发射击，并有人员冲过春庭桥，这时围观群众被惊呆了，大批人群向文化宫方向逃避危险，就在此时在楼上的人员下楼快速冲过桥面爬上卡车，向西面急驶而去，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被包围在春庭大楼的人在感到绝望的时候，突然看到自己人到了面前来营救他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激动和感激的心情。这次行动在当时并没有特别引人注意，因为像这样出动的人员很少，时间很短，估计不会超过5分钟吧，而且没有和对方交火，无一伤亡。在整个“9.11”事件中，只能算一个小插曲。这次行动可以说大大出呼人们的意料，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联指居然敢于纵深突击营救，并取得成功。
快四十年了，现在回想起来，和现在的国际上的反恐怖突击队的行动相比，哪次营救行动可以是非常成功的。不是看似那样简单。因为：
1.1967年，通讯是很不畅通的，（邮电局早已关闭）不要说武斗时期，就是平时电话都很难打通的，只能靠派出人员去侦察，就是这样也只能看到在春庭大楼周围的情况，文在桥到中山门的街道上是否有无主力军人员把守。这是联指指挥人员唯一能做到的。
2. 营救行动的危险是很大的，营救的路线关河路不能走，因火车站在主力军手里，局前街人多到文在桥的马路转弯多，而且有已被对方控制，唯一条路只能是走博爱路，这条路当时人较少，但是一旦主力军把春庭大楼的人作诱饵，在任何一条弄堂里埋伏一支队伍，等你过去后在街上设一个路障（只要横放一辆汽车）那你只能是有去无回了。
3. 营救行动必须速战速决，快去快回，从林机厂到中山门至少有5公里路，而营救车辆不能出任何故障，一旦惊动对方，那么北面主力军很快就会从火车站走关河路过青山桥经北直街到博爱路，而南面的主力军也会迅速从百货大楼经北大街直插博爱路，后路如被切断，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4. 营救行动必须成功，如失败对即将的开战的士气要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大大鼓舞了对方的士气。如不去，那么陷在被重重被包围的弟兄们命运将会是很悲惨的。
在这紧急关头，联指的指挥者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当机立断地毫不迟疑地决定了这次深入“敌后”的营救行动，而接到命令的人为了营救战友也毫不犹豫勇敢冒死地参加了行动。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联指的头头的指挥的果断和基层战斗人员相互间深厚的兄弟之情。不知指挥和参与这次行动的人是谁，是否还健在。
10；对参加武斗的人不能一概划为 “三种人”（即打，砸，抢分子）
在文革初期，打砸抢成风，是革命行动，以中学生为主，以揪斗、侮辱、拳打脚踢革命对象为家常便饭，以烧，砸，毁所谓“四旧”财物为乐趣，不管是公物还是私物，至于抢，只是把私人物品抢到造反组织处或是所在单位封存，倒没听说或看到有抢回家的。这就是一开始的打，砸，抢。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是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既可以革命行动来证实自己的先进思想，又无生命之忧，何乐不为之。所以参加的人很多，可以说是革命造反人潮汹涌。
在文革初期有很多学生造反组织头头，在公众场合，在群众集会，在批斗大会，在辩论会上，意气风发，高举红旗，挥舞拳头，革命口号震天响。看后使人心潮澎湃，深受鼓舞。在大字报上，豪言壮语，表达决心，字字感人，如雷惯耳。读后使人兴奋不已。更有甚者摇破手指，滴滴血字，真让人惊心动容，感慨万千，……千言万语，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为人民而死，则重于泰山。
在文革开始不久，省中有一学生领袖起的造反名字叫××，已记不清具体名字了，是郊区潞城乡人，文化水平很高，口才极好，在台上演讲中是声情并茂，慷慨激昂，字字句句把对手驳得语句顿塞。极具煽动性，常常获得台下一片喝彩声，更获得女生的青睐。在文化宫广场的辩论台上可是“打”遍常州无对手。在当时的常州，人人皆知。和现在看到的电视辩论相比，除了穿著得体，长相较帅外，并无新鲜感，而且事先都有论题，都有准备，还拿简稿。而在文革中的辩论台上是没有固定论点，更无准备，是来一个辩一个。是属于摆擂台。像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才华横溢的青年“明星”，大大小小的人都认为是坚定的革命者，前途无量。可是随着运动进入了拳脚阶段，还听到他的名字，在刀枪搏杀时期已消失了，最后在激烈的枪炮声中人们已把他的大名彻底遗忘了。只是听说他后来脱离文革运动后开始把激情放到女生身上去了。后来就下放回老家了，现在不知怎样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怕死的口头革命派的人物。类似这样的学生造反领袖不是一两个，只是没有他名气大。
随着运动不断的发展深入，两派组织的冲突不断的升级，不断有大量的人员离开各自的组织，但不断又有新的人员加入，他们都是以工人为主，他们的到来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但毫无置疑，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一致的，很多人他们并没有参加文革初期的打砸抢运动，至少在我认识的人里，例如在我单位的同事中有一些参加武斗的人，大多是退、复军人，他们并没有暴力倾向，待人友善，善于帮助他人，但是他们多是有性格的人，敢于发表看法，他们从不欺善怕恶，对于有一些不善之辈，如语言不能制之言行，大有出手制服之。当然有一些人更和善，什么事都一笑了之，甚至被人嘲笑作弄也不发火。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敢于拿起枪杆子。如我车间里一退伍军人，“倒头光”，就是一有钱就用光，窝囊得很，人也很邋沓，被人看不起。他在武斗中却是联指的一名机枪手。
然后也有一些人，在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中，在清队斗争中，利用权力，办学习班，打人揪人，以整人为乐趣，黑白颠倒，无所不能，毫无道德约束。我问过旁人，这些人在文革中是加入了什么派，参加武斗没有？在我心目中这些人在武斗里肯定是杀坯。回答出呼意外，他们很“刁”，在文革中是“逍遥派”，未参加任何组织，甚至连观点没有，回老家乡下钓鱼去了！最后他们都以群众代表身份，凭借个人的政治条件，进入了基层领导,令人鄙视和憎恨。
在文革结束后的请洗“三种人”的时，矛头直至参加武斗的人员及群众组织的头头，奇怪的是在文革期间办学习班和清队斗争运动中上窜下跳，出谋划策，揪人整人，致死人命者却鲜见追究。除了迫害高级领导干部的人，（我厂有一党委副书记，因要转正职，市组织部去上海虹桥机场空军谋部政审时，被原空四军老干部发觉，因该老干部文革时在学习班受到他的“迫害”，所以被定为“三种人”，一撸到底被贬为一介平民，一月后头发全白，冤哉）如不被发觉，照样升官。
直接参加武斗的两派战斗人员，不管他是“老保”还是“造反派”，是男是女，年纪大还是小，是什么职业，是工人还是学生，摆在他们面前的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他们不是为生活所迫没有饭吃，也没有金钱美女在等待他们，也没有官在等着他们去做，至少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私心的，他们绝大部分你不是所想象是一批无头脑，无知识的野蛮分子，他们都有政治观点，他们一腔热血，为了信念，不管最后证明是错的还是对的，都勇敢地面对死亡。（当然不可避免也会出现个别不讲人道的野蛮分子。）参加真枪实弹的武斗不是人人都敢于参加的，敢于这样做的人毕竟是少数人，两派直接参加作战人员毕竟只有上千人，撇开政治是非，可以说他们是文革中的真正英雄。
时光飞转，光阴如箭，时间一晃将近四十年了，改革开放后，使常州城市地貌彻底改变了，原有的街道弄堂快已消失已尽，武斗中有名的制高点如座落在延陵路旁的常州饭店，消防大楼，副食品大楼，轻工大楼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见证了历史创伤的老百货大楼已被夷为平地，春庭大楼已面目全非，虽然街道还在，但早已加宽拉直，此时此景已根本找不出那段激荡岁月的一点痕迹，岁月无情人有情，那些一幕幕难忘的画面只能留在经历和目睹过的人们的脑海里。我非常怀念和敬佩这些人，这些在武斗中冲锋陷阵的普通战士。我想如果国难当头，他们肯定是第一批上前线的人，我们不能责怪他们，文革后绝大多数人他们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该干什么的还是在干什么，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我们民族中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的代表。
11；两派组织高层领导的对比，两派组织中几个出名的大小人物。
对于两派组织的头头来说，自身政治条件要好，又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本身的要有一定的口才，有指挥能力，特别是高层领导。但对于个人的人格来说是大有区别的。以下是我所见到的几个头头。
×××；“联指”的总指挥，后任常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在文革中很少听到他的名字，但在文革后期的群众大会上见到过他，黝黑的脸，大个子，讲话声音深沉，令人敬畏，节奏不快，令人敬畏，解放干部，据说是淮海战役起义人员，当时是国民党军队的连长。文革前是林机厂的车间领导干部。文革结束后，在清理三种人时被隔离审查，听说罪名是搞男女关系，给情妇违法搞城市户口。具体情况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选择了自杀，是触电身亡。
×××；“主力军” 的总指挥，后也进入常州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好象也任过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吧，他和周竟成大不一样，在文革中前期已有大名鼎鼎了，后梁炳生和他领导的“主力军”被取缔过，被支左部队关押过，平反后，重新被确认为“革命造反组织”，这样一来更是声名显赫了，“9.11事件”中和“联指”头头飞抵北京在周恩来总理面前签定停战协议，他的名字在文革期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晓。他以前在公安局工作过，后到纺机厂工作，后在揪所谓“5.16”反革命组织的运动中被搞下台，常州市的“主力军”头头在这一运动中无一幸免，至此在常州人的口头上，就简单方便地把“主力军”“联指”分为“黑派”和“红派”。我在老体育场召开的宣判“5.16”反革命组织人员的群众大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白净的脸，瘦瘦的中等个子，穿著一件中山装，三十多岁的人，讲话声音响亮，梁炳生是属于从宽处理对象，当场释放。此时的他在司令台上读认罪书，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竟感动得是声泪聚下，嚎啕大哭，无法控制。如此脆弱的人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大“革命造反组织”的头头。
而当场从严处理的是一个省常中的一个学生，被当场逮捕。该学生文革中一直在北京活动，据说在文革中被“联指”抓获的的“何朴冒充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一事件里也有他的一份，当宣判一完，给上手铐的时候，他非常平静，毫无惧色地被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押下台。后该所谓“5.16”反革命组织的冤案在1974年被平反。
从这两个群众组织的高层领导最终的结果来看，相比之下“红派”的头头要比“黑派”头头要硬气，有骨气，当被隔离审查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并没有错，他不愿意受到羞辱，不愿意被看到无端撤职罢官，最后走向死亡而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能不说是一条好汉，令人敬佩。当然他只要腰板软一下，结局最大不过是丢官，根本无生命之虞。而“黑派”头头却相反，明知自己不是“5.16”反革命组织的头头，但为了得到宽大处理，不但承认，而且还当着几千群众的面宣读认罪书时，到后来控制不住感情，嚎啕大哭，泣不成声。真是令人叹息，枉对主力军人员和持有该组织观点的群众对他的一片信任和期望。所以两派组织在文革的斗争中 “黑派”老是得势不得分，老吃败仗，也是在一定的情理之中。
×××；“联指”中的女强人，交通兵团的头头，此人在常州也是有名之人，原是汽车运输公司的汽修工，据说人很壮，在长矛大刀厮杀时期已是稍有名气，听人说她站在飞驰卡车踏脚板上，背插大刀，刀柄上红绸带迎风飘扬，非常神气，用现代的话说是“酷毙了”。在“9.11”事件中她是在南路，沿南运河指挥交通兵团进攻火车站。可以说是女中豪杰。但她杀气太重，无怜悯之心，不讲人道，在“9.11”事件中不知为了什么处决了三名学生俘虏，地点在西公墓（现五星桥东一公里处），在69年被判死缓。事后大家都讲到，如果她当了领导还是要不得了的。
×××；“主力军”中的作战主力“7086”组织的头头，一直很有名气，由于我住在“主力军”控制区，见到过两次，其中一次印象最深，那是在67年“9.11”事件后两派对恃交战的时期，那一天双方交火，和平路上空无一人，这时×××和妻子一齐从北向南走过来，旁边还跟着一个背着七九式步枪留着头发较长的护兵。他长着圆圆的脸，大眼睛，大头剃着短发，人很胖。此时的他身上挎着两支驳壳枪，他妻子已怀孕，挺着肚子，他们走的很慢，周德林的妻子是常州唱滩簧（锡剧）名伶吴雅童之女。当时可能是出来散散心吧。看着空旷的街道，此时看看上去自我很有一种优越感。一种统治感。×××我第一印象是和京剧《沙家浜》上吴传魁的样子差不多。在68年“1.6”事件中和驻守火车站的27军交火，他把重机枪架在南运河桥上向车站大楼扫射，把楼房打得满是枪洞。69年被判徒刑。由于×××出身一般，（据说是运输工人）样子匪气，口碑不太好，但敢于和27军过招，不管好坏怎么说还算是一条汉子。
×××；“主力军”里普通一兵，但不能不提一下，他在“主力军”控制区里特别是在文化宫一带非常眩目，基本上每天都可以见到他，高高瘦瘦，人很邋遢，穿一件染红的粗纺布大衣，板着凶面孔，肩上背着一枝旧七九式步枪，整天在大街上晃荡，以前是靠摆地摊补鞋为生，现在可以得到极大的精神满足，挣足面子。人们见到“芥个伍头”都本能地避开，很是害怕。每到双方交火，他都一个人毫无隐蔽地向前冲，非常奇怪，但我看到总有人拉住他，传闻说他有精神病，也有说是装疯卖傻，在68年“元旦”事件里，当一个人向前冲的时候被打死在文化宫西面的大街上，我亲眼看到他下半身满是血污地送往102医院抢救。后来听说是腹部中弹，连肠子都打出来了。
“主力军”中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据说他在新中国驻苏大使馆里担任武官工作，后因生活问题被一直被贬到常州基层工厂工作，我见到过此人，和一帮人从我居住的院子门前走过，他长得身材魁梧高大，方方的白脸，浓眉大眼，腰间别一支手枪。走路呼呼有声，非常英武。
还有一个是“主力军”轻工师的×××，我在“元旦事件”一章中描述过，他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人。
以上几位，从大头头到小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都有不同的定论，虽然文革的大浪把他们冲到了前台，但他们最终未能成功，都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牺牲品。这还是值得一点同情的。
68年2月后，社会秩序恢复得很快，工厂复工，各行各业开始正常运转，但文革运动动并没有结束，紧接着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发动下，一场群众式清算和清洗运动（清队运动）刚刚拉开序幕。
转自天涯社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38345.shtml
作者：从此朗西不拉稀 回复日期：2006-5-15 23: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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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谦,三,四,五章发不出,不知什么原因.其实整个回忆只是所见所闻,没有过激的言论,也没有骂什么人,也没有埋怨社会制度,只是事实求事地谈一些看法,因为文革占据了我们一代人的少年和青年的时光,怎么也忘不了呀.
想不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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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 09:3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