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人卜：活阎王姚奎甲（安徽无为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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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阎王姚奎甲

来源: 黄花岗
作者: 丁人卜


无为是一个好地方

提起无为这个县名，就全国来说，大部份人也许对它陌生，可是还有一部分人，一定能够感到熟悉。因为老早在我们全国最高层的党报《人民日报》上，登载过赫赫长篇的“安徽省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和“一颗共产主义的幼芽”的通讯报导；1972年又出现一篇“无为县大有为”的大专块文章；近年来“无为保姆在北京”又为举国瞩目。它究竟如何呢？笔者就此，首先作个简介。

无为县是安徽省的一个大县。全境面积有2900多平方公里。据解放初期统计，总人口为943,397人，1,369,302亩耕地。它的东南面是一抹平原，这里人们的祖先，为了生存计，筑起了巨蟒般的江堤河埂，圈起了一个一个的圩垣，一直延伸到滚滚长江，与全国曾经享有盛名的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和全国铜矿基地之一的铜陵隔江相望。它的西北面是高低不平的丘陵地带，大小诸山相连，紧贴着巢湖之滨。

这里的人民是勤劳的，纯朴的，诚实的，勇敢的。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有很多可歌可泣、留芳永世的英雄人物，他们中有血洒抗日战场的全国有名的爱国将领戴安澜将军，还有许许多多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洒热血、抛头颅的无名英雄。特别是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身上，蕴含着很多可亲、可敬、可爱而又可怜之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场由于极左路线带来的浩劫，三年间丧生者达30万人之多。他们临死前都是瘦骨伶仃，非人非鬼。他们断气前的共同遗言，只有发出一句微弱得难以听清的呼救声：“给我一点吃的吧！”其惨状无法形容。这就是无为县的历史上，由共产风带来的一场悲剧。

指出“小脚女人”之后

共党统治初期，无为县的广大城乡人民，都沉浸在不久即可实现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社会主义生活的喜悦之中。继后在“苏联老大哥”的集体化道路的经验指导下，在毛泽东提出的“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土改一结束，即纷纷组织互助组，有的采取换工，有的临时合作，有的常年互助，有的还成立了初级农业社，实行土地入股分红、农具按质论价、分配多劳多得，生产热火朝天。他们感到无比新鲜，浑身充满力量。

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指出全国合作化发展速度之慢，犹如“小脚女人”走路一般；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克服右倾思想，积极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无为县委也相应要求“今冬明春要发展新社2826个（包括40个高级社），入社农户要达到148750户，占总农户200154户的74.5%，加上原有入社农户达到169693户，占总农户的85%。”

县委对合作化的积极领导，该县由“小脚女人”的脚步，变为风驰电掣飞轮快车。1956年春天，合作化已进入高潮顶峰，全县入社农户陡涨到98.5%，除一些地、富、反、坏户被拒之门外者外，几乎全部拢进了农业社，其中高级社占93.8%。就这样实现了“社会主义合作化”。

在全县范围内也如此这般地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社没有实事求是，不顾客观情况，以至当年的收成很不理想。加之在分配中“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以至农民家庭收入寥寥无几。不少农民家庭在秋收后即缺米少柴，对于办社的责怪声、咒骂声到处皆是，随之纷纷要求退社。，一时人心惶惶。当时的县委，一面向省、地委汇报面临的情况；一面组织整社工作组，下去帮助整社。名为整社，实际是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狠杀“歪风邪气”。整社后，要退社的人都自动检讨，保证不再退。但在整社工作中也发生干部违法乱纪的做法。例如有的发生打、捆、罚跪等情况，据70个社统计，在整社中被打的有6人，被捆的22人，罚跪的30人。其中地主10人，富农19人，反坏分子21人，富裕中农8人。

在整社期间，省里还派来一位原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某某，在东乡召开了一次万人群众大会，在会上指出当时的退社风的严重性、危害性和错误性，并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帐算清楚. 所要结算的账目，有大军渡江时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特别是54年破坝时，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说：“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无为县农业合作化的这段历史，是后来的大跃进、共产风的先奏。

饥饿的农民在劫难逃

1957年初秋，安徽省委从安庆地区调来一个姚奎甲担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此人思想方法主观独断，个性野蛮粗暴。他的霸道作风和粗暴性格，使各级干部包括县委常委和部长，甚至县长、书记处的书记们，在他的面前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一手遮天，一人说话算数。他推行工作总是发号施令、恫吓威逼，干部们动辄得咎、随时有被开除党籍、公职、坐大牢的危险，因而不得不向他察颜观色，百事顺从。随之从上到下兴起一般强迫命令风，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向姚奎甲讨好。纵然当时也有不少干部，看到风向不对，势头不妙，也敢怒而不敢言。他一到，眼睛就盯在粮食上，在农民本已面临生活困难情况下，步步紧逼，火上加油，让农民感到倍加失望。当时的农民们，都是伸手向干部们要一点吃一点，整天处在饥饿线上，他们已感到问题的严峻，有的指望上面发出菩萨心肠，能够按期给一点粮食，不至于让人饿死。但有的人预感到情况不妙，与其坐守待毙，不如死里逃生。随之大批农民纷纷外流。主要是到江西省去。那边的干部和农民对外逃的“灾”民，给予同情。给他们田做，给他们饭吃，有的还发给接收证明，让其全家迁去。以姚奎甲为首的无为县委，视此情况，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江西省随意接收安置无为县移民；一面派人前去动员返回；一面要求各个车站、轮船码头，凡无正式证明，一律不给卖票，使外流的农民群众，难以逃出县境。

1958年中稻收割后，以姚奎甲个人说话算数的县委，为了高征购、争荣誉，要求农民一边收，一边送，勒紧农民裤腰带. 大批农民不得不进行挣扎，再一次纷纷外流。

1958年12月31日，县委再次发出电报向省委要求去函给江西省委要其动员我县农民返乡和拒绝接收，使得农民欲外出谋生比登天还难。

人民公社的假、大、空

1958年8月初，处于人民公社化前夕，在姚奎甲旨意下，从上到下形式主义，浮夸风兴起。此年旱情较重，由于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奋力抗旱，取得了较好的收成。但是在粮食产量上，一开始就大肆浮夸，特别是在收中稻时，简直浮夸到离奇的程度。

例如无为县委编发的快报：

1．《燎原一社1亩4分中稻是怎样获得高额丰产的？》

燎原一社朱家墩小队，由该队党支部书记、社主任伍开居等同志培养的一块中稻丰产试验田计1亩4分，于8月17日下午收割到18日下午7时完毕，共收干稻35859斤，平均亩产25613斤。

2．柘城社1亩另9厘中稻，平均单产30925斤。

原注：以上两颗“卫星”分别向省地报喜，《无为报》8月22日发出特大号外消息：“柘城社放出一棵中稻巨星——一亩零九厘田突破三万斤大关”。

3．《丰收喜报来自四面八方》
——我县又一群中稻卫星临空高照

马圩乡放出中稻卫星上天，亩产20078斤；

开城乡邺城社一大队一小队，5分2厘中稻共收干稻19508斤4两，亩产37515斤12两（注：当时为16两制）；新民区官镇社1亩另4厘中稻共收净稻21514斤，平均亩产20687斤。

又如一份统计资料上的标明――

全县亩产3000斤以上至1万斤的高额丰产乡：

1万斤以上的乡3个：新民区新民乡、汤沟区长安乡、开城区赫店乡。

3000斤乡3个：汤沟区蛟矶乡、陡沟区周闸乡、开城区开城乡。

各地中稻放卫星，实际上是在稻子将近成熟时，组织青年男女社员（大部分是团员）趁着夜晚，采用几块田甚至一、二十块田移稞并到一起的。这样做，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而且减了很多产量，特别是在政治影响上损失更大。直到有人向省里反映，这些中稻“卫星”之谜，才得以揭穿。：一心社并稞是姚奎甲亲自发动的，揭穿后，姚也只是写些遮遮掩掩的检讨报告，搪塞了事。

此时“左”风日烈，姚奎甲于8月13日在区、乡党委书记会上声色俱厉地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有十分的干劲，光鼓干劲不行，劲要鼓足。对落后的、保守的，要批评，要斗争，办法就是现场会和大字报，通过检查达到拔掉白旗插红旗。”“在收割中稻中，要求农民一边收割，一边送粮入库。”干部、农民人心惶惶。

9月间，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上而下兴起，其速度势如破竹，此时大跃进高潮推向顶点。全县原有435个农业社，一瞬间并为31个人民公社，平均规模是7257户.

无为县共产风的表现，除实行“供给制”外，就是刮平调风。所谓平调，实际上就是以集体名义，侵占农民个人或家庭私有财产.平调的种类有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房屋、家俱、家禽、家畜、现金、粮食、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箩、车辆、鱼、藕、棉被、棺材等无所不包。例如公社新民大队平调的房屋417间，属县调的183间，公社调的64间，大队调的37间，生产队平调的167间，社员自拆的20间。另外大队、生产队占用社员房屋118间。拆掉的房屋大部分用于大办钢铁。大队调的一般都作为粮食仓库、加工厂、供销部、养猪场。生产队本身拆的、占用的，除作食堂、托儿所、幼稚园外，其余都是用的用了，卖的卖了，烧的烧了，从58年起，先后共拆掉房子就有109间。房屋数量减少，社员居住拥挤，叫苦不迭。群众说：“鸟有窝，蛇有洞，我们连个住处都没有，还在人家屋檐下避雨。”

60年3月又平调土地119.9亩。公安局农场占用52.8亩，无为中学占用31.5亩，无为师范占用21亩。占用的土地既未拆价付款，条子都未曾打过。平调耕牛21头，其中公社调2头，邻近的黄汰大队调6头，本大队加工厂调1头，生产队互调12头。平调水车119辆，母猪21头，手推独轮车35辆，木船1只，鱼盘7只，大盘4只。

1958年期间，县向公社调动的劳力所做的劳动日就有736万个，连同各种器材物资总共价值746万多元。县直农工、财贸、文教、政法、党群6个系统，59年4月以来，平调各公社的房屋就有641间，土地1702亩，农具19件，现金22万元。

大江公社59年提出要实现“七个万”，即万头猪场、万鸡山、万瓜棚、万鸭棚、万鱼塘、万鹅滩、万亩丰产片。其结果，虽未能完全实现，但下面的“共产风”愈刮愈烈，公社提几个“万”，大队提几个“千”，生产队也提几个“百”，层层要从下向上调，千方百计集中凑数，如此把下面搞得空如水洗。

三年的共产风，给无为县人民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

首先是大量的饿死人。“无为县59年春开始发现饿死人的情况，同年冬至60年春为死亡高峰。57年底全县人口为982979人，60年底为662557人，减少320422人。其中有一部分外流，还有一部分虚报人口数。因多报现有人口多算口粮、多领布票。”

其次，耕牛农具大大减少。“57年全县耕牛共有38597头，到60年只有28100头，减少10497头；大型家俱原有294805件，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减少176244件，其中减少程度最严重的是无城区，达80%。”

最后是土地荒芜，粮食减产。从58年到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57年为6.7亿斤，58年为6.2亿斤，59年为4.4亿斤，60年为4亿斤，与57年比，减少36.5%。

从58年秋到60年春，大集中、大平调、大搬、大拆和大兵团作战之风，一刮再刮。秋后，全县实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现大杀、大吃、大卖等现象，搞到最后，几乎绝迹。58、59两年的村庄规划和59年冬、60年春的拆屋积肥，大量损坏了社员的房屋。据统计，仅58年和59年上半年，全县毁去村庄有1391个，折房屋65000多间。占原有房屋30%以上。“整个农村被搞得满目荒凉，面貌全非。”

从衣食父母口边夺粮

纯朴的农民，成天辛勤劳动，只是为了一个目的，生产出粮、油、棉等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产品，他们名符其实的是人们的衣食父母。然而他们在面临忍饥挨饿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刻，连逃命的权利都没有，只好在困境中挣扎。

这些衣食父母们，春种、夏耘、秋收，唯独冬无所藏，付出了多少血汗，所收的粮食却被那些“主人”们一巴掌打去，反而自己饿着肚皮，伸手向着“主人”乞讨。但是偏偏遇着的是心毒手狠的“主人”，不但没有恻隐之心，反而草菅人命。这个百万人的大县内最大的恶主就是姚奎甲。

姚奎甲为着自己能够升官，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竟昧着良心，编造瞎话，置农民于死地。千千万万农民在死亡线上呼救了，有的已在一边张口要吃，一面咽气了，他反而说农民“不缺叫缺”、“假挂号”、“闹粮”，甚至还下命令要基层干部反“瞒产私分”，使很多无辜者遭到打、骂、捆、吊等皮肉之苦，甚至被打死、逼死。从58年3月12日中共无为县委、无为县人民委员会发出的“关于业桥区福民乡古楼社在反瞒产私分中逼死社员汪其培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其状之惨。

例如汪其培自缢身死事件。

汪其培，男32岁，贫农，抗日期间曾任民兵爆破班长，工作积极肯干。

59年10月11日上午，社主任张代科、副主任顾其平等人前往汪其平生产组（全组是汪父子6户）挨户搜粮，未有效果。当晚又和生产大队长杨昌业、任昌金及大队副汪为胜等人，召开社员和瞒产私分怀疑对象会议，会上捆打、审讯了社员朱德喜、汪发好、汪其堂3人，并责令朱德喜、汪发好次日回报瞒产私分情况，汪其堂当即由乡长朱霞带回乡人大委会关押、令其坦白交待。次日晚乡长朱霞和社主任张代科又召集吴正华、顾其平、杨昌业等人开会，趁汪其堂在乡之机，将汪发好、汪其培进行诱骗审讯、杨、顾二人肯定他们瞒产私分，要其坦白交待，将其捆住，杨昌业亲手将其毒打，汪其培两腮被打得乌肿，直至其被迫伪认瞒产私分粮食约180斤，才被放其回家，并将汪发好带至大队关押。16日社主任张代科派汪瑞成、汪发胜两人前去汪其培家催粮，说：“不交粮就到大队去。”两人连催数次。汪因未瞒产私分，交不出粮食，找人交了假坦白书后，次日在家痛哭流涕，企图寻死，又加催逼交粮，使其感到无路可走，于当天晚饭后上吊自杀。“……从上述情况看，汪其培之死，主要是乡、社干部在反‘瞒产私分‘中盲目乱追及捆、绑、吊、打所造成的。”

下面的干部在粮食问题上搞强迫命令，甚至逼死人命，主要是姚奎甲逼出来的。58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却在县委扩大会上说：“我县今年生产情况是好的，少数受旱是局部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问题。现在粮食外调任务2.3亿斤未完成，与我们这个鱼米之乡不相称。下面粮食漏洞大，不仅吃的浪费，稻草上、场基上、瘪壳稻堆里处处都是稻。有些地方任务未完成，现在也叫没得吃了，尤其是东乡更为严重，他们天天吃饭，也在装腔作势，叫没得吃。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并不是没有粮食。”

1959年2月14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各组在斗争中都发生违法乱纪行为，追逼十分激烈。一开始就当会将一个大队书记赵宪成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魏的小队长，被指名交待时当场就吓哭起来了，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待瞒产帐，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浇。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当时被排为怀疑对象，说他瞒产3000斤稻子，公社书记张世功找其谈话，并在怀疑对象会上点名，要刘考虑交待，在刘思想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姚奎甲又亲自和张世功找刘谈话，姚一见面就说：“你就叫刘长山吗？看你思想有多顽固，是铜打的还是铁包的”，并说“混蛋，你还蒙蔽我吗？你的事你不讲，我比你知道得还清楚些。”这次谈话到深夜，刘回组后，思想更加紧张，夜里唉声叹气，于19日晨跑家就自缢而死。刘长山死后，姚奎甲还布置大队写报告说刘长山贪污公款，瞒产私分（均非属实），与反革命的老婆结婚，结果宣布刘长山叛党畏罪自杀。

此外，姚奎甲还亲自和指令通讯员吊人、捆人。1959年12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汪贤爰等人，在六洲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亲自和通讯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兵和通讯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三人，并在李村搞假搬家，住了三天也未搞出粮食。他回县时，指定汪贤爰留着继续搞。并说这个队瞒产有10多万斤，我回县再抽一些干部来，搞不出粮食不收兵，你们骨头要硬，头脑要清。并举例说“新华大队有的干部，搞出瞒产私分的粮食，看到妇女投河就吓得自己下水，把她拉上来，其实死是假像，威胁是真的，如果她真要死，我就站在岸上，看着她死一百，还不由她自己负责。”结果汪贤爰等人就继续采用残酷手段，先后又捆吊打12人，其中生产队长李必文（预备党员）、李成柱被吊打关押致死。

1959年12月间，陡沟公社开了18天反瞒产会议，是在姚奎甲直接指导下由周洪芳、周勃（公社书记）、周志坚（副县长）三人具体掌握召开的。会上严重违法乱纪，采取各种斗、打、罚跪、罚站、罚冻等办法，威胁假报了一些粮食。一天姚在县里打电话给周洪芳，问搞出多少粮食，周回报未搞出现粮，姚即骂他“混蛋”，“有张恺帆思想”。并要周志坚接电话，指示“要继续斗争，迅速搞出现粮”。因此，原来本打算开7天的会议，延长为18天。特别是后期，违法乱纪更加严重，斗争中出现推、打、跪、捆、扒衣服、泼冷水等许多刑逼办法，有的被打致伤死亡。如原保圣大队小关生产队长吴少广，被扒掉棉衣罚冻、推打、结果嘴巴被打肿发炎流脓。田东大队许良友在会上前后被斗争6天，扒去棉衣，推打、罚冻，结果致病，回家卧床不起，仅12天时间即死。官圩大队朱文元和田西大队孙良之，被当会宣布开除党籍逮捕法办。会上被重点斗争的党员就有54人，吓跑30多人，结果也未搞出粮食。姚于60年元月20日亲往陡沟召开公社、大队书记和脱产干部会议，在会上说：“陡沟开10余天会议，支部书记仍有外流，这种人要找回来，开除党籍，他们不是党员，是党内败类。”，并说：“陡沟存在问题根子是三不纯，要整顿组织，整顿干部，才能把粮食搞出来。”

（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安贤佩同志在姚奎甲调离无为后，一次在常委会上说：“1959年初，姚奎甲到省里开会，打电话回来，还要我们抓粮食。我们到下面一看，连种子也没有了，只靠打闹秸稻，打一点，吃一点，下去的同志回来，一碰头都说下面没有粮食了。第三天姚从合肥回来，把所有参加省里开会的公社书记都带回来了。吕奋志同志（也是县委书记处书记）向姚汇报下面的实际情况，说今年的实际产量只有9亿斤（实际上还是虚的，根据后来核实只有6.2亿斤）结果姚来了一个反击，推翻了我们在家县委研究的意见，批评我们没有灵魂，看不到问题的实质，说我们只要肚子，不要国家。接着就要各公社书记回去搞反瞒产私分，造假像，上面放稻子，下面放粗糠，挑着入库，前门进，后出门，回圈不已让人看，开反瞒产私分假现场会，以致以后发生大量死人状况。”）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私分，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搞交征购，千方百计抓多入库。60年秋粮入库时，牛埠公社设临时仓库，虚报粮252万斤，受到了表扬；开城公社搞683万斤虚数入库，姚在电话会上数次称赞，还叫丁少奇把山垴大队在别的大队借的粮食算入了库，登了报纸说“一马当先”。8月13日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3万斤，粮站站长只因如实上报，姚叫汪贤爱打电话“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叫粮食局副局长郑子镛打电话给牛埠公社书记包世安搞小型集中，实际上是叫包把早中秋种子入库。包未同意，姚就打电话要包连夜来县里反省。同时姚又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30万斤种子，实在无法送”，姚说：“为什么不能送，马在你屁股下面。”并问马：“家底到底有多少？”马说：“口粮仅有60万斤。”姚说：“口粮也要送。”

59年10月，尚礼公社已发生饿死人情况。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谊宽说：“你回去，如三天完不成24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相见。”第二天晚上姚召开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晚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30万斤种子送掉。

59年10月，姚沟公社完成400万斤征购任务后，姚还要该社再完成80万斤。公社书记王代好说难完成，姚说：“你是老右倾、老保守、不能干书记拉下来”，逼得王将全部口粮、种子抵交了80万斤任务。后来，王反映有的地方出现饿死人，姚说：“不是你打死的，不是你逼死的，他死怪哪个？哪里不死人？”王因坚持要粮食安排生活，姚责令王在县里反省。

姚奎甲就是如此抢夺农民的口粮。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汇报还谎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

无为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暴露后，姚奎甲即调往徽州地区，去后不久，省委即通知他到无为作检查，他在1961年1月14日无为县委召开的常委会议上检查说：“过去我们脱离实际的估产，把原已低标准的口粮，又挖作种子。如58年我们先报14亿（笔者注：实际上原先报19亿，后13亿，最后10亿，但实际产量是6.2亿斤），由于我浮夸，58年、59年两年都报粮食超纲要。58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59年得地委的超纲要红旗。在征购上只抓购，不抓留，边收边送，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面无吃。特别是59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没有粮食吃，而我不顾实际情况，仍布置打闹秸稻和搞社会余粮。在粮食入库时，严重弄虚作假，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欢迎，不能兑现，就批评指责。如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20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70万斤。我们在下面设粮食临时库，实际上也是弄虚作假……”。

笔者注：姚奎甲克扣农民口粮，饿死大量农民，就这样皮毛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认识，便溜之大吉。

淳良的农民如鸡犬

以姚奎甲为“楷模”的坏干部，不仅任意抢夺农民的饭碗，还任意或打或骂，甚至给予残酷的折磨致伤致死。以下所载均为原始文字可查的事实材料。这些材料，实际上是当时所发生的无数事实中的点滴。

“59年12月，红庙公社反瞒产会议，是姚奎甲亲自布置的。这次会上发生的站雪地、抓烂泥、架板凳、架土基、洗冷水10余种刑逼办法，斗争了30多人，开除党籍2人，逮捕1人，党纪处分11人。会议开了13天，群众生活无人过问，造成大批人口死亡。”

“新河公社，公路大队二队妇女熊德兰，因饥饿难忍，偷了一点蚕豆，被指导员宁德明发觉，当场狠打一顿，晚上开辨论会，随后把她调到另一生产组‘小劳改‘，因羞愤自杀而死。”

“汤沟公社姜桥生产队农民龚维经，因患浮肿病未愈，生产队长江广波叫他参加劳动，他因体软无力未去，因而一天未给饭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于田边。”“雍成大队江桥村光耀因小队长吴永松和他说，谁不干事就不给谁吃，他自己感到年老无力而上吊自杀。”

“姚沟公社一共产党员李德正，捆打14人。60年5月在7队把女社员叶玉英用针线缝嘴；把社员汪世清、叶世谋捆打后放在外面晒。”

“红旗公社花疃生产队支部书记张朝正，因社员莫大喜有病，将田沟撤得粗糙一些，被他一顿毒打，回家上吊而死；春间栽早稻秧时，天气很冷，浮肿病人张本胜、张成年不能下田，他硬行要他们下田栽秧，其中张本胜因浮肿病格外严重，上午拔秧，下午即死。全组47户，除其自家外，余者46户均被扣过伙食，并掼碎社员饭钵子10余个，小饭桶1个，杯子1个，脸盆两个。”

“羊山公社阮井生产队任俊寿，捆打社员19人，其中被打后外逃无踪的15人，死1人。社员周可法有病，于64年4月，有一天牵牛跌水里去了，任硬说周是装相，故意把衣跌湿，不想做事，周不服回了嘴，任即打他两个耳光，并扣其早餐不给吃，周气得当日中午上吊而死。”

“陡沟公社官圩大队长蒋瑜，60年先后共捆打社员4人，因打致病死亡共2人，伤1人。59年10月，有一次蒋召开会议，徐村因天雨有7名社员迟到，蒋即拿棍子拦在路上，给每一个人打一棍子。到了会场有5人被罚跪，社员许以民，为其老婆罚跪不服，说一句‘你就是搞我们的贫下中农‘，蒋即抓住许以民，施用‘人搭桥’（即把人脚放在一个桌上，手扒在另一桌上，人身悬空，后将桌子向两头拉开，使人跌下）的严刑，把许当时跌伤，未过几天即死去。”

“石涧公社陈闸大队第六生产队长汪命生，从58年3月到60年3月共捆打吊过社员146人次，其中被打致伤9人，致死4人。”

县委60年7月18日批转“陡沟公社关于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情况总结报告”称：“该公社严重强迫命令35人，他们对待群众不是耐心教育，唯一办法就是扣伙食，打骂捆吊来推动工作和完成任务。被捆打吊社员达2049人，致伤14人，致死5人，被逼自杀1人”。

据《无为县三反整风运动开展情况》内载：“全县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1154人。石漳公社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884人，其中严重的59人，该社58年以来，社员被捆打吊跪的达4158人，被扣伙食的2760人，其中被吊打致伤的86人。”

“泥汊公社皂河大队青年团支书吴思好，对群众的做法是‘见偷吃的打嘴巴，下圩迟的开口骂，叫不来的绳子拿，若强调就梁上挂。‘”

县委60年11月27日在《贯彻中央12条紧急指示信的情况》中内称：“少数干部任意体罚群众，捆绑吊打，克扣伙食，罚跪罚冻，罚晒太阳，有的私设‘监牢‘、‘小劳改队‘，甚至有个别的采取恶劣手法，用石头砸手指，钢针扎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烫鼻梁、针线缝嘴巴等令人发指的强暴行为。”

“赫店公社苏塘大队汪坛生产队支部书记丁家法，打骂群众、克扣伙食无所不为。今年3月小饲养员丁玉全因偷吃蚕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小玉全耳朵上剪掉一块肉，当场血淋不止，第二天头部肿大，半月后死去。”

“新河公社马城大队石碑生产队队长傅昌桂，今年上半年不到100天内，打了35人，达153人次。女社员倪华的小孩偷了约5斤稻，傅将倪华拖来吊打，用烧红的大底针在她的鼻梁上烙了个‘十’字火印，并责令妇女组长将该女社员头发剪光，以示偷窃。社员陈明文因病不能参加生产，遭他一顿毒打，因伤重而死。”

无为县委1960年11月26日批转的《大江公社贯彻中央72条指示的情况简报》上载有：“官镇大队支书郭登甫，小组长张义文，群众称他俩是‘活阎王‘。去年，57岁的陈长和，因患浮肿病，不能生产，被扣伙一天多，陈饿得没法，便向张义文磕头要吃，张反而讽刺他说：”你脸上还有肉，不吃没关系“，说后扬长而去。陈连气带饿，当场昏倒，醒来爬到食堂里就死了。春上观音大队下一道命令，偷一次蚕豆罚款1元，偷二次罚2人，偷三次者全家‘清剿‘，结果一次就清剿十五户，清剿出社员家的13丈棉布，2条麻袋，9块银元，9吊铜钞，106斤食盐，15元现金，12丈布票，剿出后全部没收。”

坏干部无恶不作。“58年上半年，红旗公社一心大队书记张定根，对坐落在该大队的澄霞庵尼姑先进行威逼后进行人身搜查，还逼其搬家，致使该庵尼姑丁昌荣等三人因羞愤和畏惧而集体跳塘自杀而死。”

活阎王姚奎甲

丑恶灵魂，饱食民脂民膏

姚奎甲在无为县工作的三年期间（自1957年下半年至1960年底），也就是无为人民处于受苦受难之际。特别是59年60年两年，整个无为农村都处在历史上所罕见的粒米如珠、寸布如帛、野有饿殍、室有藏尸（因上报一个人死了，即核减一份糊水供应；有的人死了，当时也难以找人抬出掩埋）的难以言状的惨景。然而姚奎甲自己和全家人的生活又如何呢？

请看安徽省监委检查组1963年10月11日《关于姚奎甲在无为县所犯的错误检查报告》：

“姚奎甲在无为期间，大量的贪污受礼，到处狂吃狂喝，生活极为堕落。仅据县直机关、厂矿、企业、事业14个单位和19个公社统计，接受送物的就有大米225斤、富强粉120斤、挂面220斤、玉米粉80斤、葛藕粉16斤、上等糕点302斤、鱼虾527斤、猪8头、蛋830个、鸡鹅鸭15只、肉46斤、香烟45包、酒123斤、茶叶17斤、红糖5斤、木炭烧柴2510斤、雨衣皮鞋皮帽8件、瓜果菱藕1000多斤。此外，他还有以低价付款的9头猪、120斤鱼、一只手表变卖后从中得利308元。另有免票供应粮893斤、食油11斤。还有他自己拒不承认的猪1头、糕点210斤、香烟5条（原报告说进一步待查核实，实际上是没有可能哪一位栽他的脏。——笔者注）。”

“他要东西的方式是多样的：①到处要东西；②暗示要人送东西；③下乡回来带东西。粮食局的糕点厂和综合厂的糕点厂的糕点，冷冻厂的冷饮，专卖公司的烟酒随要随送；姚说想吃玉米粉，两次要六洲公社送60斤，实际上是喂给猪吃；带女儿到南门糕点厂吃糕点，夸奖该厂生产的粉丝很好即给送去5斤粉丝；到大堤向副指挥长谷先木说你这里的芦柴多，回去叫我老婆和保姆来拾回去烧锅，谷即送去芦柴1500斤；向赫店公社书记丁学甫说自己有胃病，想吃面条，丁即送去挂面50斤；到湖垄公社在吃酒桌上说他们的鸭蛋很好，便带回200个；高沟公社说骆家套的藕好，公社当即派人踩了半天，搞了70斤花香藕带回来；叫商业局替买鱼，先送一条，因带发票要钱，即未要，第二天送两条未带发票，说明不要钱，即收下了；老婆添孩子要一心大队送糯米55斤。三年中他家共捉猪17头，有8头未付钱，另9头也是大大低于牌价付了钱。如向雍南公社书记要一头60多斤重的猪，还说小了；大江公社送一头103斤重的猪，只付给24元；县政法农场以五角多钱一斤买进的猪，姚买了5头，只给0.26元一斤。而他卖出的猪则硬要高价。他两年卖给商业局5头猪，利用职权，硬要提高出肉率，提高价格。该局原要求按收购规定，姚即说‘商业局有坏分子、有阶级异己分子’，逼得商业局只好破例收购。60年9月姚卖一头毛重209斤重的猪，按规定68出肉率，而他硬要73折，又提出‘里折外不折‘，猪油加倍算肉，结果折成净肉212斤，多折肉64斤。他家养猪要一心大队无偿派一人帮助饲养；王福大队专派两人帮搞青饲料。”

姚贪图生活享受。他要吃、要带、要送的特点，在无为是出名的。干部们都知道“姚政委要给他好的吃”。他平时所到之处，都要大吃大喝。仅开城、襄安的5个公社和粮食局综合厂统计，为招待他吃喝用去公款即达2007.30元。尤其恶劣的是，在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时刻，姚仍是狂吃狂喝。59年12月和60年元月，姚带几名干部先后去6个公社分片召开18个公社干部会议，每到一处都要好酒好菜招待。襄安公社特意请了厨师搞菜；牛埠公社专门杀了一头猪；他在陡沟公社大吃大喝时，一面说：“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面说：“在公社里吃一点没关系，来，我们干一杯”。60年2月姚带7名干部先到赫店公社大吃大喝，又通知开城公社准备。开城公社得知消息后，没途遍插红旗，全社停止工作，专门迎接招待，大吃了两整天，早餐8样糕点，10种油炸‘小菜’，中晚餐都是12个荤菜。姚吃得肚子发胀，还请医师给他推摩。姚在县直机关，也是带头搞大吃大喝。59年11月，一次在县粮食局大吃大喝时，还专门拍照留念；60年2月县党代会闭幕时，专门办了几桌酒席，招待新任的县委和公社书记。姚不但自己喜欢吃喝，还经常带着儿女到处吃，还借小孩名义要东西。

“60年春，正是饿死人的时候，他家喂猪，除用细糠、碎米外，还拌有吃剩的标一米饭。原五金厂厂长、北上南下的老转业军人田宗辉，曾把他家的‘猪食‘，偷着包了一个包，保存至今。”

姚对住的也很讲究。他的住房原是一大地主家十分阔绰的宅院，他还嫌不够美观。60年又重新修饰门窗，房檐、廓柱，漆上金碧朱颜，画得花花绿绿，新砌花台、水池（供猪鸭洗澡和喝水用），猪屋是砖墙瓦顶，鸡鸭房也铺上了地板。

事实证明，姚奎甲刚到无为时批评“无为人好酒贪杯”以及他在无为期间有时还穿着草鞋坐车下乡，实质上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伪君子，灵魂深处极其丑恶。

蛇蝎心肠，视人命如草芥

姚奎甲对无为人民惨遭的三年灾难来说，确是一名罪魁祸首。他在面临所有农民骨瘦如柴、嗷嗷待哺、朝不保夕、时有倒毙甚至已发生所谓骇人听闻的“特殊案件”（即活人为了保命吃死人）情况下，如果稍有人性，或对于可怜的无为人民稍有一点恻隐之心的话，当时完全可以大大减少饿死人的数量。因为当时的他不是无能为力，不是束手无策，而是熟视无睹、甚至火上加油。请看以下事实：

“他不许向上要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不许汇报死人情况。地委书记同意拨粮，他还不同意，说‘要顶住歪风’。”

“三年中，姚有意搞浮夸、高估产、高征购，58、59、60年三年都大量的卖过头粮，将口粮、种子都要送。59年春到60年春，有的地方人均供应只有半斤；有的地方只吃二两、三两；有的地方断炊。以致外流、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普遍发生，但他还要搞反瞒产私分。59年12月18日姚到红庙公社召开党委会，批判该公社为什么只报单产360斤，说红庙公社党委会有特务，有瞒产私分行为。立即将党委书记吴定诚撤掉。指出当前工作要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随于12月10日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的13天会议，用严刑威逼报粮。在会议期间及会后，全公社即死7600多人（全公社59年至60年共死12268人）。闸北大队原有4944人，死去2260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49%。该大队的西林、大季两个生产队，在13天的会议期间就死去395人，占两个队人口的46%；新屋基生产队原有112人，死去78人，占66%，全家死光的7户，共33人。正岗大队王村原有590人，即死去310多人，占占52.5%；徐岗大队原有3625多人，死去2023人，占55.8%。”

“59年12月31日，姚奎甲到关河公社。当时该公社有6个大队断炊，其中双泉大队已有一个多月未有供应，每天死六七人；石岗大队一天即死16个人，公社拿出4000斤粮食安排生活，姚知道此一情况，拍桌大发公社书记徐明理的脾气说：‘你如果不把4000斤粮食收回来，就是瞒产私分的头子’。并在第二天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开玩笑似的说：‘我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三个一：今天是元月一日；一双空手；要粮食一粒没有。’”

“一次姚在县委召开的整风会议上说：‘有少数地方死几个人算什么？’并当会点着开城公社书记胡茂生的名字说：‘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开城的干部给我全部换班子’。”

“一次神塘公社书记徐楠，在邢渡生产队看到死12个人，向姚汇报，姚骂他说：‘你家祖宗八代不死吗？’”

“一次原副县长周志坚把检查新河公社铜城大队当时发生的浮肿病1477人，死亡429人的情况向姚写了个报告，姚在电话上问周：‘你写这个报告是什么意思？’并说：‘就是死几个人，口粮标准也不是我规定的’。”

“大江公社畜牧场支书任静轩，一次在途中见到三个死人，即向公社和县委汇报。第二天姚把任静轩叫到县委小楼上骂道：‘你这个混蛋，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姚亲眼看到死人，也是视而不见。一次他坐小车到襄安公社，在陡岗上亲眼看到两个死人，也置之不理，车子就开过去了；一次到该公社金鸡大队，见一个人死在路上，他问都不问坐车走了；一次到开城六峰大队见一个30多岁的妇女倒在路上，姚说：‘死就算了，哪里不死人’？”

“一次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吴思玉，检查关河公社花桥大队，当时查明这个队死几十人，浮肿病100多，口粮已一个多月未供应的情况，向周志坚副县长汇报，姚得知后，骂吴思玉‘没有政治灵魂’。”

“一次赫店公社向县委回报非正常死亡2500多人。姚打电话问该公社书记丁学甫说：‘你们没有政治头脑，我的看法，死人都是老弱，他们本来就是要死的。还有些地主富农看到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气死了。你们今后汇报要慎重，不准乱汇报’。”

“一次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吕保成向姚奎甲反映太平公社傅家庄吕礼山全家8口人，死掉了7人，吕性才全家死光。姚说：‘这些情况，不能不信，也不可全信，看问题要看本质’。”

“一次县政法部长邱福田汇报董圩大队两户姓洪的社员吃死孩子，姚批评他是糊涂部长。”

“一次县委常委蒋云在湖垄公社回来向姚汇报该社群众生活确有问题，要求安排口粮。姚批评他‘不和县委穿一条裤子，你到哪里问题就到哪里，是片面群众观念’。”

（摘自丁人卜《难忘的岁月——安徽无为县共产风史迹》，题目为编者所加。）

《黄花岗）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