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骏 ｜ 雕刻革命：中共党史研究的情感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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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革命：中共党史研究的情感维度

作者：瞿骏
来源：学术月刊


摘要：20世纪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革命有诸多维度可以深化研究，情感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这是因为革命由一段又一段的原生态时光所构成。对革命的呈现和思考就需要不断去雕刻（补足、删削乃至重塑）那些时光。海量历史原料为雕刻革命提供了基本条件；历史过程为雕刻革命提供了基本图样。在此基础上，情感史的思考和研究可以让气象万千却又云雾笼罩的革命历史过程不断地具体、丰富、伸展与立体，继而让人们对革命历史过程的认识深刻且动人。这一维度的思考和研究需要先集中于两个问题的讨论，一个是情感维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表述问题，另一个是情感维度与革命者的生命浮现问题。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6期。



目次
一、情感维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表述
二、情感维度与革命者的生命浮现
余论

20世纪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革命，其格局之宏大、过程之绵延与推进之复杂需引起研究者的更多重视，并将此作为基本前提置于心中。这一个基本前提意味着在此历史过程中有海量历史原料可以供研究者使用，但这些历史原料不能直接就等同于史料，同时在已有海量历史原料的基础上，究竟该如何让史料真正生成就值得进一步做思考。

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原料的载体大致固定，纸张、录音或影像。但其形成、运用和阐释却并非固定，而是在时间推移中不停变化。它们在从过去到当下的时间推移中变化，亦在从当下到未来的时间推移中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者做的不是简单还原历史的工作，历史原料都在不停变化，何谈能还原历史。但同时研究者做的也不是建构历史的工作，历史过程虽然变化多端，但它就在那里，并非无中生有的建构。因此借用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名著《雕刻时光》的意蕴，革命是由一段又一段的原生态时光所构成，需要不断通过雕刻（补足、删削乃至重塑）以更好地呈现它和思考它。海量历史原料为研究者提供了雕刻革命的基本条件，历史过程为研究者带来了雕刻革命的基本图样，但要让革命的雕刻真正鲜活起来，让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全面的，更大的吸引力，则需要新的思考、解释维度。在诸多新的思考、解释维度里，情感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它可以让气象万千却又云雾笼罩的革命历史过程不断地具体、丰富、伸展与立体，继而让人们对革命历史过程的认识变得深刻且动人。本文立足中共党史研究的情感维度，集中讨论情感维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表述，情感维度与革命者的生命浮现这两个基本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一、情感维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表述

中共党史研究的表述需要讨论是因为由表述进而呈现、思考中共党史并不只有学术研究这一种途径。影视、摄影、戏剧、绘画、音乐等途径均可以通过它们的表述来呈现、思考中共党史，且在效果上未必就不如学术研究。这是因为前述方式均与情感维度天然地联系紧密，能较为直接地展示情感，较为充分地传递情感。中共党史研究在这一维度上却不免有一些滞碍。而目前的表述方式或是形成滞碍的一个源头。

中共党史研究目前的一个主流表述方式遵循的是具体的成败得失逻辑。这样的逻辑立足于分析，着重于因果，它对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有重要意义和重大作用，但从情感维度出发，有一点或可以补充，即讲清楚“能”“好”和“行”有时未必要在具体的成败得失之内，而可能在具体的成败得失之外。

首先，因为要真正讲清楚成败得失不会斤斤于党在一时一地的成败得失，而是需要有长程的眼光、联系的视角与立足于历史自信的基本判断。其次，真正讲清楚成败得失也不会斤斤于某一位中共党史人物或某几位中共党史人物的成败得失，而是会着眼于党的精神气质的持续形成与整体格局的持续发展。最后，真正讲清楚成败得失不会斤斤于社会主义发展在一时一国的成败得失，而是以真正讲清楚社会主义全球发展的大趋势的成败得失来培育一个革命党和其中每一位革命者应该具有的信念，来保持一个革命党和其中每一位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干劲，不急不躁，不骄不馁。这些“讲清楚”其实都和革命历史中的情感和当下所需要流布的情感有关。

中共党史研究另一种较多使用的表述方式遵循的是叙事逻辑。叙事逻辑相较具体的成败得失逻辑少了一些“以史为鉴”的味道，多了一些对中共党史里中等人物、小人物的关注，对具体、丰富、伸展和立体革命历史过程有一定帮助。但就中共党史研究的情感维度而言，以下三点或需要进一步注意：

第一，有些貌似遵循叙事逻辑的作品，其内在实质仍是在遵循具体的成败得失逻辑，且比起只遵循具体成败得失逻辑的作品多了累赘的细节、煽情的笔墨和混乱的立场。一言以蔽之：叙史脱轨，流于滥情，比如《大江大海1949》一书。

第二，对中共党史里中等人物、小人物的关注，不宜矫枉过正。无论是大人物，还是中等人物、小人物，要在叙事中展示情感、传递情感，其原则是一样的，都和历史原料的质量、多寡和如何运用密切相关。而不是说只要关注了中等人物、小人物就一定能比关注大人物更能占据叙事上的优势。

第三则要注意到即使研究者遵循了叙事逻辑，讲了生动的故事，富含研究者自身的情感，但叙事逻辑的展开仍是会受到重重限制。比如学术性论文、著作的体裁的限制，人的语言表达天然带有的限制和在“学术规范”的名义下严苛要求表述清晰的限制。在重重限制之下，研究者笔下的故事经常会表现出一种大大简化了历史既有面貌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建立在“对生活复杂性的肤浅理解”之上。打破它需要突破学术体裁，发展语言工具，反思严苛要求表述清晰的执念，显然目前暂时不能完全做到。但即使不能完全做到，研究者也需要充分认识到叙事逻辑的不完满性。在此基础上，中共党史研究者可以持续思考第三种表述方式——遵循诗性逻辑。

关于诗性逻辑，日本学者竹内实有一个对毛泽东的观察值得注意。他说：“（毛泽东）不仅吟咏了革命，还想如同吟咏诗那样完成革命……他从诗人的立场出发，即使是革命，也把它看成像诗一样的东西。”竹内实的观察提示研究者：何以毛泽东会把革命看成“像诗一样的东西”？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包含着竹内实所言的毛泽东的个人特点——诗人的气质和诗人的行事风格。但问题的答案还有和诗性逻辑相关的部分，即宏大、绵延与复杂的中国革命固然可以用前文提及的表述方式来呈现和思考，但正因为其宏大、绵延与复杂，其中有太多环节逸出一般的逻辑，有相当多不能仅用理性来解释和把握的部分，不少历史面相经常是混沌一片，杂乱无章，所以诗性逻辑的表述方式或能帮助研究者暂缓这样的困局，从情感维度出发理解何为“吟咏诗那样完成革命”。

诗性逻辑的优长在能更充分地利用历史原料，继而与历史中人实现“对话”。先来看充分利用历史原料，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原料在时间推移中变化多重。第一重变化是历史原料的量既越来越少，又越来越多。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历程中，新出的历史原料一方面当然是层出不穷，但湮没的历史原料实际或更多。只不过很多历史原料的湮没连“湮没”的痕迹都没有留下，遂让人缺乏对此的敏感（因此也自然无法有非常确切的湮没历史原料的数目字统计）。

但另一方面，仍留存的和新出的历史原料确实是海量，导致历史原料的处理越来越成为棘手的事，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对此学界多寄望于新的处理工具和处理方法，而稍忽视历史原料的量如果是越来越少和越来越多并行，对它们的处理和把握就未必只能在技术层面打转（因为在茫茫网海中历史原料的“湮没”越来越不可追寻），而需要补充一些更为返璞归真的思路，比如如何读透、用好一种或几种历史原料，使之能成为真正的史料。这就涉及历史原料在时间推移中的第二重变化。

对历史原料，要读透、用好它，除了认字、识人和厘清时空关系外，最重要的是能了解历史原料的言外之事、言外之意、言外之未言与言外之不能言。在历史原料出现的那一刻，这些“言外”的东西就开始了一种不会停止的变化——“渐渐流失”。历史原料存世时间愈久，这些“言外”的东西流失就愈多，类似自然界中氧化的效应。对于这样的流失，研究者重新考索历史原料的形成过程可以做一些补救。比如一位中共党史人物所写的一篇文章，研究者若能找到原始的手稿，看到修改的痕迹，进而找到不同的发表版本，对他的种种“言外”和其文章的种种“言外”就能多一些了解。但需要强调这仍只是补救措施而已，更多对“言外”的填补和了解就需要同历史中人实现“对话”。

遵循诗性逻辑同历史中人“对话”，研究者要打破的是自我设限的虚实分界，充分意识到情绪，氛围、意识、想象等情感性问题虽虚亦实。在时间推移中，一些人物或对历史大事件的发生和演进起过作用，但身在其中的他不可能一直保持冷静，亦不可能真正准确把握全局。有时恰恰相反，他们是不太冷静的，被情绪左右的，不顾全局的。此正如马克思描绘的那些“职业密谋者”——“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以及越缺乏合理依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

更多的人物可能一辈子没有在任何历史大事件中有所表现。但历史大事件的发生和演进也会冲击他们的心绪，给其带来紧张莫测的氛围，改变其看世界、看周边的意识，塑造其对未来的想象。这些影响一般并无明晰的实体可寻，但对一个人的生命而言，却无比的实实在在。

进一步说遵循诗性逻辑同历史中人“对话”，研究者既要懂得历史研究的方法，也要懂得历史研究的“心法”，即认识到通过文字、图像、录音等媒介，我们要通往的是历史中人的内心。了解和理解历史中人的内心绝大多数时候无法做面对面的交谈，也不会有其他的直接沟通方式，研究者必须要经由有限的媒介来神游无涯的过去，明知不可为而未为之地去移情古人，然后培养起历史感，发展出基于历史感的历史想象力。这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因此“对话”应该是开放的，共享的。就中共党史而言，除了有党史研究者的参与，更要有党史读者的加入。

在诗性逻辑下党史研究者的党史表述应该饱含丰富情感，由此才有激发党史读者之自觉和主动的可能性。研究者的情感传递应该是厚重且内敛的，不需要喋喋不休地做指引，读者则可以通过“也同欢乐也同愁”去深度感受和认知中共党史和与之相关的历史。研究者要把情感传递和呈现历史的深层因素相结合，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展示历史中人的多维世界，和读者一起探寻历史现象的层层意义，寻找到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点。在这一过程中，党史表述要远离的是僵硬的条条框框，避免几何定理式的论证方式，进而激发大历史的内在力量，以随时将历史原料“引爆”。“引爆”后提高的是人的心灵，拉升的是历史的境界，书写的是神圣“史诗”。此正如培根所言：“人一向认为诗分享到几分神性……因为诗通过使事物的现象服从人心的愿望，确实能提高心灵，而理智则约束心灵，使它屈从事物的自然本性。”而要能做到这些，如何让革命者的生命历程在历史中真正浮现出来是下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二、情感维度与革命者的生命浮现

构成中共党史的重要部分是一个个具体的革命者的生命历程，但具体革命者的生命历程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要能真正浮现却并不容易。这种不容易集中在：革命者是“人”，其既为人，就有情感。而情感很多时候自身不易表达，旁人更不易把握。同时革命者又不是一般的“人”。他们被期许，也经常做到了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不是没有情感的人，但他们的情感如何把握与呈现却更有难度。其与一般人的情感有相似，但更有张力，形成了复杂的状况。

进而这种不容易集中在：革命者为中共革命的推进和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就其一生而言，他又不是专属于中共革命。1921年前已有多次改革和革命，且时人因为期盼无所不包的“大革命”，所以常将日后区分出的改革和革命都视之为革命。比如出生于1912年的金克木曾言他身上背负着戊戌、辛亥、五四、北伐、九一八等五次革命失败的“精神压抑”。这种因长程“大革命”而出现的情感现象如何在具体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去把握和呈现，显然也有相当难度。

以上说明第一，革命者作为一般人必关联于情感。第二，革命者由“特殊材料”制成的部分貌似脱离了情感，实际难脱一般情感并形成了特殊情感。第三，革命者长程的生命经历和生活体验更是既逸出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具体范围，又和中共党史研究里的情感问题相交织。以上三点提供了很多题目供中共党史研究者做进一步思考、探索。本文限于篇幅，以下集中于如何理解“人之常情”这一关键问题，对前述面相做一些讨论。

目前一些研究者爱谈历史研究应注意人之常情、常识、常理。这种强调一般而言很值得提倡，但也不乏可议的空间。以人之常情为例，一种“可议”在不宜将人之常情“一以贯之”化。历史中的人之常情，即使是离当下比较近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也不能把它与研究者自己认定的人之常情简单等同。比如一位研究者若笃信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然后处处以成本利益的考量来分析革命者的行动逻辑，就会出大麻烦。另一种“可议”在不宜将人之常情本质化、单一化，而是要注意到一般人有其常情，革命者亦有其常情；革命组织内部有其常情，组织外部的大时代亦有其常情。这些常情有不可割裂的交融汇合之处，亦有彼此冲突，充满张力之处，需要研究者立足情感维度，做仔细的分析和基于历史想象力的延展。

首先一般人的常情的确是革命者情感面相的重要部分。胡愈之回忆辛亥革命时即说：“十余岁的中学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们不会想到杀头的恐怖，只会想到革命的壮烈。”他描述的年轻革命者“天不怕地不怕”的状态可以挪用到之后历次的革命。年轻人更可能因情感冲动而趋向激烈行动大概是革命者作为一般人之常情。

然后需要注意到一般人的常情和革命者的常情又多有冲突和张力。冲突和张力突出表现在革命者在基本人伦关系的紧张，革命者对社会秩序与个人苦乐的不同理解之上。

就基本人伦关系的紧张而言，一般人尤其是中国人之常情建立在基本人伦关系之上。父母，子女是人的基本社会关系；父母，子女也是人的基本情感纽带。但在中共革命的推进中，革命者常常要脱离基本社会关系，斩断基本情感纽带。1923年广东区委派驻香港的支部负责人梁鹏万就面对着这样的大困境。他向中央提出希望等母亲死后再来为党牺牲，“否则我本因觉世界人类的痛苦才出而革命，而对我母于我十四岁死父艰苦为人，庸以养我的亲爱的母亲置之不顾，则我良心不能过的，且对于这种困苦的母亲尚无感情，对于朋友或全世界人类尚说什么因其痛〔苦〕而革命！”

梁氏提出的问题反映了革命者要救人，革命者却不能救至亲的紧张。这种紧张一方面是锻炼、造就“职业革命者”的起点，他们凭借着“革命理想主义所塑造的精神世界和心理品质”来纾解紧张，毁家革命。但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世界和心理品质还能在当下平庸的“日常政治”中重现吗？这需要从基本人伦关系出发，重新理解革命尤其是中共革命的一些特性。

革命者要救人依托的是“革命的信仰”，革命者却不能救至亲带来的是“革命的愧疚”。职业革命者的养成依托着“革命的信仰”，也必带着“革命的愧疚”。革命理想主义让心怀悲愤的革命者能继续砥砺奋斗，组织至上、牺牲个人一切的信念可以使他们的愧疚淡化。但需要注意，愧疚会淡化，但愧疚不会消失。在职业革命者的一生中，对至亲的愧疚与革命的不得不前进相交织，对家人的温情与革命的不得不冷酷相伴随。且这样的愧疚不止缠绕他自己的一生，其带来的缺失、不解、痛苦等也会缠绕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子女的一生。因此对具体的革命者和他的家庭成员，革命的牺牲不仅是流血，是丧失生命。革命的牺牲更是背负着愧疚的万千人中独行。且这些愧疚可能不会只存在于一两代人中，而可能会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在当下平庸的“日常政治”里要重现革命理想主义就要抓住弥散在历史中这些难以言说，只能每个人独自承担，默默咀嚼的情感，揭示出中共革命里“初心”“使命”的精神内核。

就对社会秩序与个人苦乐的不同理解而言，革命者要“犯众难以开今”，着力于颠覆既有的社会秩序。从辛亥革命开始，革命者在一般人眼里就是以“挟制官吏凌辱师长”“君臣平等父子不亲”“诋毁圣贤毁弃礼法”“干预政权牺牲〔性〕命”等极度叛逆的形象出现。革命者种种颠覆性的言说和行动除了带来有形的对社会秩序的各种冲击，也带了无形的对他人和对自身的情感冲击。

革命者对他人造成的情感冲击概括言之一般有鼓舞、追慕、引领、崇拜，同时有诧异、困惑、愤怒、激动，其中对革命者周边人物的情感冲击尤大。从“正向”冲击看，革命者带动着周边人物的心情，描绘着美好未来的图景，激发他们走向革命实践的决心。但革命者也会让生活环境的不适和现实社会的黑暗暴露无遗，深入脑海，带来“反向”冲击，成为另一些周边人物走向烦闷，甚至走向“绝途”的部分推手。比如自1917年到1922年末，湖南第一师范学生先后逝世有34人之多，其中不乏卓异之士。据时人分析他们走向“绝途”的原因之一就是“情绪太盛，无正确冷静之主宰力以支配之，不免为感情的奴隶”。

革命者的情感冲击他人，也冲击自身。如何面对他人的不理解，批评乃至于痛骂、诅咒，如何在严酷斗争的环境中长时间坚持下去，如何在长时间坚持中面对不时冒出的，难以克制的，属于常人的各种欲望。这些问题都和革命者如何理解个人苦乐问题有关。对此，1920年代初，谢觉哉在日记中已经谈及。其依凭的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二人在狱中，战场时的书信：

你的生命，应该是辛苦奋斗勤劳的生命；不是安闲过快活日子的生命。但正在这里，就有你的快乐了……我的生命，直至今日，不论旁的，总可说是快乐的了。当我奋斗得最亡命，我的痛苦最酷烈的时候，也就是我生命最快乐的时候。

在1920年代初，谢觉哉对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引用还是在思想层面对个人苦乐问题做回应，其方向是革命者要“苦即为乐”和“化苦为乐”。到1920年代末，在大革命中不少革命者有了真实的牢狱经验和牺牲体验，遂对革命者的个人苦乐问题有了更为辩证的理解：

人对于痛苦的忍受力并非绝对，个人的信念和社会的风尚具有决定的力量。在某种时候，阶级斗争的某一特定的力量关系造成了社会风气，它要求众多的革命者以其自由和生命来为将到未到的某一确定思想的实现而开路时，人们不但以入狱为荣，甚至以就义为乐。反之，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不但对于凡夫俗子，即使对于英雄豪杰，也会是难于忍受的。

不过从中共党史研究的情感维度出发，目前关注稍弱的是成为“职业革命者”之后，这位革命者就真的变成了另一种人了吗？大概没有简单答案。革命者尤其是职业革命者一方面多有其来自自身禀赋、性格、气质的特殊性，但他们不会完全脱离于大时代，而是无论如何都会受到大时代的影响。由此革命内部的人之常情问题不宜与大时代的人之常情问题相割裂，而是需要做充分连接，从大时代的变迁更深入地理解革命者的人之常情。在众多变迁中先应去理解的是旧的人伦关系崩解和新的人伦关系建立的问题。

支撑“旧社会”的基本支柱是旧的人伦关系，即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五伦”。20世纪中国革命不断扫荡旧的社会，其中心和重心就在扫荡“五伦”。辛亥革命破除了“君臣”关系，自五四运动起旧式的“父子”“兄弟”“夫妇”关系均在破除之列。最后成果体现在除“朋友”这一伦在不断做转化外，其他“四伦”要么扫荡殆尽，要么摇摇欲坠。因此前文所言革命者在基本人伦关系上的紧张需要放在“五伦”基本荡涤的时代变迁中去理解。

在这样的根本性变迁中，革命者和其他人物一样都在不断地从旧的人伦关系中脱嵌，只不过革命者的脱嵌会更加决绝，更义无反顾，但他们也因此遭受反噬的可能亦越大。

从旧的人伦关系中脱嵌后，作为情感动物，革命者亦和其他人物相似，追寻着新的人伦关系。只有在此情感维度上，革命组织的吸引力方能得到更充分认识。革命组织带来新的人伦关系，革命者可以在其中找到情感依托。此正如本雅明在莫斯科所思考的，入党可以“有组织”，“有组织”就可以做到“有保障地与人接触”。而从莫斯科回到德国。他远离了革命的组织，就会觉得“柏林是座死城。街上的行人个个形单影只，人人与他人保持着极远的距离，孤零零地置身于宽阔的大街上”。

另一个需要理解的大变迁是“士的破落”。明清时代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是由“士农工商”构成的传统社会。1905年科举停废后，士阶层处于不断“破落”乃至“破产”的过程中。这样的过程改变了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也深度影响着20世纪中国革命。这是因为中国最初的那批革命者大多来自“破落乃至破产的士”的家庭和家族。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遂让这些革命者生以俱来的情绪大半是四个字——“痛、苦、愁、惨”。他们看到的不再是温情脉脉的家族关系，而是家族中人因为经济利益大起冲突，彼此之间的维系因旧社会的崩解而越发的不牢固。据瞿秋白形容，在他的大家族里，每个人都面面相觑地戴着孔教的假面具，在背地里则互相嫉恨、怨悱、诅咒、毒害。在如此不堪的基本生活环境中，革命者的情感普遍性是他们觉得自己早年的人生意义“昏昧极了”，进而“人与人的关系”在他们心中成为一个绝大问题。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方可理解中共早期革命者自我认同的紧张感来自何处，更进一步理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对阶级革命论的认同来自何处。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对阶级革命论的认同当然有一部分来自原典讲述的结构严密，逻辑清晰的学理，但一种认同要真正形成一定和情感相关联。这个与情感相关联的部分就在他们对自己出身的家庭、家族、阶级有依恋却无法认同。他们的困境经常是“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却“弹不出和谐的调”。由此他们思考革命是从一个情感性的起点出发的，即不是工农理论上的“先进性”能创造出什么样的社会，而是在中国，原本能提供人生基本意义的“士”阶层消逝后，人生的基本意义究竟应该如何提供？由谁来提供？人与人的关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方能不至于不堪如斯？显然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和阶级革命的奋斗路径为他们提供了答案。

最后需要理解的大变迁是中国近现代人身流动的“大加强”。明清时代有较多人身流动的为两类人，一为商人，二为士子。前者因贸易活动而多流动，后者因参与科举而多流动，其他人群的流动性则相对较弱。时间进入20世纪后，商人、读书人、军人、政客均多有人身流动，且流动频次越来越速、流动范围越来越广。小工、农民离村进城，离城又回村的现象也是越来越多。其中因革命而流动是更为新起的现象。辛亥革命时，革命者就多往上海去。国民大革命时革命者则聚集广州、武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更有青年集体奔赴延安。

在这样的流动中尤其是革命者抵达了革命中心后，一方面自然带来他们的情感满足和情感迸发，对此前人研究已多有述及。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他们的情感失落。王凡西即说他去广州是因为“生活所迫”，但解决生活不是他的主要动机，更重要的原因是想“更直接、更热烈、更有效果地参加革命”，这自然是一种情感的驱动和需要。但到了广州，他发现这里的革命者却“不够革命”！他们“没有那份严肃气，无警觉心，更没有悲愤情怀”，“享福与贪欢心情很普遍……酒食征逐与方城作战成了干部们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课”。这样的情形让王凡西感到“痛苦”。那些待王凡西好的人尤其让他感到痛苦且屈辱，因为他们正在设法为他找一个较好的工作。

王凡西看到的现象本属一定时间内的常态，革命中的真诚与投机往往兼有而并存。但在革命者在“看到”之后，他是就此陷于常态还是能超越常态，却可以走出不同的路。而这不同的路的“走出”决定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爱好者与真正的职业革命者的分野。

余论

情感史是目前中国史学界较新的题目，也是很时髦的题目。但较新和时髦并不直接等同于它能够真正深化历史认识。要能够真正深化历史认识，关键不在题目的较新和时髦，而在它能否成为主干性的“基本议题”。而情感史恰在这一层面有其重要性。其需要认真对待并不是因为它是欧美学术界的热门领域（甚至在欧美学术界是否热门，亦需要仔细研究，不少判断只能说是想当然的印象），也不是因为哪一位欧美学者的较多提倡和实践，而是因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和主体是人。

人之情感，不易把握，历史研究又极其需要去把握。革命者和常人多有不同。但表达情感则常有相似。很多时候不会只有干巴巴的平铺直叙。更多的是以下这般热烈的文字——“我就是这样孤零零的躺着，静养在冬天的黑壳里——在他的黑暗烦闷束缚里——不过我的心依然鼓动着一种不可知道不可理解的内部的欢喜，好象在融融日光之下，走过牧场一样”。

这文字里溢出的是革命者流动的生命体验，充满着革命者不可清晰化表述，却无比鲜活的生命理解。其对理解革命者是什么？革命是什么？极有帮助，这正是情感史可以大展身手之处。

更进一步说，罗志田所言的大革命时期政治思想言说与战争的关系，作战、指挥作战以及支持作战的各类人员的心态等“无形因素”的重要性在目前中共党史研究中仍然关注不足。而情感正是关键性的“无形因素”之一。有学者即已指出研究苏区革命，要重视“残酷战时环境和重大社会变革冲击下的人性、人和群体的行为”。但就笔者所见这样的认识和基于如此认识的研究仍属少数。在此意义上，基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情感维度来雕刻革命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努力正当其时。

〔本文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2022LTQN6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历史变局下江南地区帝国主义认知的形成史研究（1895—1937）”（22JJD770028）的阶段性成果，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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