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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十年动乱
1966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作为首都的北京首当其冲，受害严重。由于文教部门是这场“革命”的重点，海淀区又是大专院校比较集中的地区，因此运动来得快，来势猛；加之“四人帮”的黑干将们把黑手伸向海淀。因此，海淀区成为北京市的重灾区。
一、“文革”开始，高潮迅起(1966．5～1969．4)
“文革”的开始 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全区就转入了“文化大革命”。5月12 日，区委工交政治部通知所属单位：“三查”、增产节约运动暂停，转入“文化大革命”。5月15日，李旭明(区委书记处书记)在区委常委会上传达市委宣传部长的讲话。根据讲话精神，区委提出了四点意见：校外儿童教育会不开了；区委领导干部要积极参加运动，把运动领导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运动既要有声势又要健康发展，要沉得住气不要着急，中央会有办法；机关内部可以贴大、小字报，但不要上街，不要请愿。21日，沈澄(区委第一书记)在区委常委会宣布：市委通知沈澄、王世国(区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高级党校干部，“四清”时任海淀人民公社分团党委书记，海淀“四清”区团党委副书记)参加改组后的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扩大会议；“文化大革命”是头等大事，各部门的工作要转到这条战线上来。另一方面要积极批判“三家村”，但揭露问题不要向外单位引导，以免搞乱；各部门要把“四清”和生产搞好。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区委成立了海淀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全区到5月底这段时间，主要是学习文件，报纸有关材料和“毛著”有关内容。不少单位利用小字报、黑板报、墙报等形式，对“三家村”开展批判。此时区委还能控制局势。
5月25日，在康生的煽动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联名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6月1日晚向全国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当天，区委召开17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市委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重点学习“五一六”通知。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北大的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同一天，区委机关贴出了“揭发”区委办公室副主任董平的大字报，这是全区第一张大字报。在此影响下，区内学校及驻区学校的学生和成千上万的群众去北大声援。学生们以北大为“榜样”，掀起了以校、系领导、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不少中小学甚至停了课，学校陷于被动以至瘫痪。这样，全区的运动就从批判“三家村”进入批判“反党黑帮、黑线”。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主要是支持北大左派；揭发区委、各部委、基层单位领导干部对运动领导不力，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尤其是中旬在区机关大院贴出的《旧区委的升官图》的大字报，公布了区委常委研究的人事安排及24位干部的家庭、历史情况；组织部、监委贴出了内容为“旧区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包庇、重用坏人”的大字报。为了正确引导运动，2月，成立了区委、区人委机关“文革”小组。3日，区委又召开全区领导干部会议，传达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力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指示》：即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群众。会后，区委主要领导分头深入到各基层单位，传达新市委的指示和区委要求，动员大家把贴在外面的大字报拿掉。
工作组进驻，临时区委成立 改组后的新市委批准原来负责区级机关“四清”工作的工作队改为海淀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工作组)。组长：桑子祯(中央党校干部，时任海淀区“四清”工作团党委副书记)，副组长：高毅民(中央党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院主任)、黎干(中央党校政治教研室讲师)。原区“文革’，领导小组宣布撤消，原参加本区农村“四清”的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四清”工作队，也改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工作组于6月12日全面接管了区委、区人委的领导权。14日，工作组通知正在参加新市委扩大会议的区委第一书记沈澄回区做检查，当晚在区委后院小礼堂召开千人大会，对他进行了第一次批斗。16日至26日，根据市委要求，区机关全体干部到农村参加麦收，“工作细”讲行整训。
7月1日，根据新市委指示，全区的“文化大革命”转入“炮打司令部”阶段，同时也进入了斗争高潮。原区委、区人委被诬蔑为旧市委的“黑据点”，原区委、区人委的领导被当作旧市委的“黑干将”首先遭到“炮打”。到处贴着揭发他们的大字报，各种场合的揭批会不断召开。在批斗中，不许回家，并强迫他们劳动。7月初，工作组制造“解决区委常委的问题，关键在中层干部”的舆论，几乎把机关所有的中层干部都划到5％(敌我矛盾)以内，59名中层干部竟有54个被打成“黑帮”，1个靠边站，26个局属科长有16个靠边站或是所谓的“黑帮”。各部、局、科、室相继开展大、小会结合的揭发、斗争黑帮分子的会。区里的领导，除重病外，无一例外地被批斗，每次批斗都进行了弯腰、喷气式等体罚。连已担任北京市农委副书记兼市农场局局长的原区委第一书记张还吾也于7月30日被工作组揪回区机关，受到“夹道欢迎”，并在区机关后院西墙外，对他采取低头、弯腰、戴高帽等形式的批斗。在批斗沈澄、李旭明、王世国、孙仲虎(区委常委、副区长)的大会上，又宣布了“不准回家，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交由革命群众专政看管”，并搬出原来的办公室。8月6日，工作组宣布撤销区委主要负责人沈澄、李旭明、王世国的职务。16日，新市委改组海淀区委，撤销沈澄区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李旭明、王世国区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任命张树藩为中共海淀区委书记兼区长，任命刘永祥为中共海淀区委副书记，任命郭玉琴为中共海淀区委委员、副区长，并由三人组成新的中共海淀区临时区委(又称新区委，以示与以前的区委不同，因为前区委被诬蔑为是以彭真主首的旧北京市委的“黑据点”)。由于工作组被指责“镇压群众运动”、“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8日，新市委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驻区两个多月的工作组撤离。新区委成立时，运动已从学校、机关发展到了社会。如在7月初就发生了四季青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周梦麟被迫害致死的事。
8月中下旬，红卫兵运动兴起，形势出现混乱，全区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区委曾提出三个方案交群众讨论。根据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新市委的指示(指明我区属于县以下各级的范围)，区委决定：1．区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文教单位的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与工业、农业、服务业有关的部门可暂停。2．公社、街道及所属各行各业，暂不全面搞运动，以后分期分批进行。3．财贸各级单位、区属工厂及企事业单位、医院不全面搞，要搞只能占业余时间；市属工业、企业、财贸等单位一律按市委各口的布置执行。其他各单位必须加强对广大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妥善、及时地处理运动中的各种问题。9月下旬，区委分别召开了全区公社三干会和区级机关、各行各业大会，进一步交代政策，解除思想顾虑，并号召各行各业全力支持农业生产。同时还召开了蔬菜、畜牧、农业技术干部等专业会议，以确保农村的全面发展。全区96个大队只有10个大队的个别生产队搞运动，其余的全都暂停了运动。广大干部群众集中全部力量投入了三秋工作。苏家坨公社西小营大队的干部社员每天早上3点就下地干活，天黑才收工，原本计划种麦800亩，到9月20日就耕地500亩，并开始播种。截止10月8日，全区已播种秋分麦5．27万亩(计划6．88万亩)，完成计划的76．6％。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后，全区的机关、学校都住满了外地师生，农村也住了不少人，从9月下旬到11月中旬，机关干部几乎全部投入了接待红卫兵的工作。由于接待任务繁重，9月15日专门成立了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设86个接待站，71个单位参加了接待。据统计，到1967年3月，全区总共接待外地师生近40万人，截至1967年5月底，全区(不包括市拨款单位)共支出接待费333．36万元，还借用了大量公用、私人财物。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
为了把活学活用毛著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区委提出了“四大一好”的口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校、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推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经验、大规模地书写毛主席语录和标语，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好样子，身体力行，带头学、带头用。1966年，区委先后成立了农口学“毛著”领导小组，做出《中共海淀区委关于大挂毛主席像，大写毛主席语录的决定》。为更好地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10月，区委成立了“一个小组，二套班子”(学习毛主席著作领导小组，抓运动班子，抓生产班子)。在林彪“顶峰论”的影响下，全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被简单化、庸谷化。“早请示、晚汇报”、做“语录操”、跳“忠字舞”等风行一时；到处写着毛主席语录，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全区成了“红海洋”。据统计，仅农村就建立了“毛泽东思想大学”、“共产主义学校”、“讲习所”等500多所，入学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70％以上，有些大队甚至达到90％，连一些没干农活的家属都参加了学习。2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工业文化大革命十条和农业文化大革命十条，“文化大革命”在区内全面展开。
对于已开展几个月的这场“革命”，不仅群众、干部，就连区委领导也很不理解。临时区委的负责人在表态材料中说：干着批斗这一步，不知下一步怎么办?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运动中有部分干部怕被打成黑帮，怕抓生产落个不突出政治，怕工作有错误挨批斗；有的干部自卑自弃，对运动抱消极态度；有的干脆不干了。如四季青公社有的队干部不领导工作．在家里练工夫，低头弯腰，等着挨斗。门头村大队的一位干部说：说斗就斗，谁不害怕呀!群众对不加区别的批斗、抄家也有看法，东北旺的几个青年还给毛主席写了信，对一些做法表示极大的不理解。可见，人们对运动是不理解的、茫然的。
红卫兵运动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在此影响下，区内各种名称的红卫兵战斗队成群结队的冒了出来，而后发展到各省市，遍及全国。
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海淀区各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许多学生受到接见。20日左右，红卫兵就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社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黑五类”和一切被认为有严重问题的人进行“专政”。19日，十九中的红卫兵到区机关造反，揪斗张还吾、沈澄、李旭明、王世国、孙仲虎和57名中层干部(当时区机关中层干部60余人)，一些干部受伤。会上，新区委领导表态：要和红卫兵小将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20日，机关成立“黑帮劳改队”，成员都是所谓有问题的干部。次日，“造反派”就对他们实行“挂牌”批斗，并进行劳动监督。在区委后院召集部分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训话，宣布“黑帮”名单：张还吾是“大黑帮头子”,沈澄是“黑帮头子”，其他人是“黑帮分子”，对他们进行“挂牌”和劳动监督。以后，机关大院的院子、楼道、厕所全由“黑帮分子”清扫。8月23日，红卫兵再次来区机关，把“黑帮分子”集中到机关后院，一面抽打，一面剪头发，每人剃成阴阳头(即头上一边有头发．一边没有头发)。抽打中不断地问每人的职务和家庭出身，回答是剥削家庭出身的，就连打加骂的说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回答是贫下中农或工人阶级出身的，就说是“蜕化变质分子”，人人不能幸免。下旬的一天，红卫兵又冲进机关，逼迫“黑帮分子”跪在地上唱“嚎歌”(这是当时专为“黑帮分子”编的“请罪歌”)，内容大体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限三分钟学会，学不会就打。一天下午，沈澄正在屋子里写检查材料，来了一群红卫兵，让他站在房门口低头接受批斗。突然，沈澄感到背后一阵剧痛，尖叫起来，红卫兵们却哄笑着全跑了。原来是一个红卫兵把水壶里的开水往他后背上泼，背上顿时起了水泡。机关的工人师傅看不下去了，带着沈澄去海淀西大街门诊部治疗。从此，沈澄再也不敢在屋里放热开水了，天天喝凉水，或是把开水放凉了再喝。机关管给“黑帮分子”安排劳动的老工人赵德栋师傅出于人道主义，每当有红卫兵来机关，就安排“黑帮分子”去澡堂搞卫生，那里较隐蔽，红卫兵不容易发现。
与此同时，红卫兵还走向社会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打、砸、抄”。全区的庙宇、佛像、戏装、文物等被砸、被毁，原有的一些地名、社名、村名、队名也由于被认为带有封建迷信和资本主义色彩而被改名。
在红卫兵的造反中，许多知识分子、社会名人、一般群众都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等受到批斗、抄家、殴打和迫害。据区革委会处理查抄财物办公室1968年统计：公社、农场共搜查、抄家2095户，总值近40万元；城镇被查抄448户，值近21万元；文物14．1万件。查抄后封门的56户,被扫地出门的有2014人(到外地的258人，去农村的1756人，其中随迁家属417人)；赶往外地的五类分子211户557人。还搜出各种枪支、子弹、证件、金银财宝、有价证券等。8月下旬到9月初，全区有71人自杀，120人被打致死。
红卫兵是“文革”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后来的事实证明，除极少数极端分子外，红卫兵中的绝大多数是被利用的。
夺权与派性斗争 1966年12月初，区委组织部“红旗战斗组”成立，随后，区机关内部开始成立群众组织。1967年1月初，以区委组织部个别干部为首的“北京机关革命造反团第五分部”成立(因办公地点在机关大院西楼，故后来称西楼派)，他们认为旧区委、人委是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复辟的据点，必须彻底摧毁；以张还吾、沈澄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工作组执行的是“刘邓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继承工作组衣钵的临时区委负责人必须认真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11日，各级“文革”成员组成“革命行动战斗队”，后又吸收了机关参加文化革命的工作组、联络员和运动前区委从基层调来的人，组成“海淀机关革命造反团”(因办公地点在机关大院东楼，故后来称东楼派)。此派受临时区委负责人操纵，认为工作组在农村“四清”中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临时区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反对刘永祥(临时区委副书记)就是反对李广文，就是反对康生，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红色政权”的口号。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1月19日，市“革命造反者”、市“财贸尖兵海淀分部”、“首都小学教师联络总部第六分部”、“首都职工革命造反者总部海淀分部”、市“财贸尖兵海淀分部”、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等十多个组织的头头组成“夺权委员会”，联合到海淀区夺了新区委的权。区委则采取支持“左”派、依靠“左”派、组织“左”派同右派斗争的态度。东楼派支持夺权，西楼派反对夺权，区机关两派形成。随后，机关、学校、企业、社队均被造反组织夺了权。原区机关和区属各单位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打为“黑帮”、“走资派”被押到农村监督劳动。
机关的两派斗争非常激烈，进行着夺权与反夺权的拉锯战，但两派的斗争矛头都同时指向原区委
http://hdszb.bjhd.gov.cn/dsyj/dszt/201207/t20120725_41881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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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12 06:4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