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功南：七十年代清华大学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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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清华大学琐记
唐功南

    虽然我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读了大学普通班，（大学普通班的说法采用党的十八大对外公布党和国家领导人履历时的官方说法，之前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在我们看来，和右派的帽子一样工农兵学员的称呼也是一顶帽子。还好这六届工农兵学员还真出了些能够左右国家命运的人才，甚至也改变了对我们这批人的称谓，何其幸哉！）后来，我又考上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并幸运地拿到了硕士证书，但我最初迈进清华大学的大门，是作为一名青年工人分配到清华大学汽车厂，当一名磨工。

    46周年之前6月的一天，在北京第三十九中门前那段不长的南北路与西安门大街的交叉路口的东北角，停着一辆大轿车，车头向北，我和三十九中另外19名同学上了这辆大轿车，同班同学有绍声，洪涛和一位女生小魏。一位脸比较黑的军代表来接我们，我们就是坐这辆车来到了清华，第一个住处是大屋顶的四号楼。接受了一个月的集中训练学习后，绍声，小魏和我就被分配到了清华大学汽车厂，我被分配到土建基地的六连，当时是军管状态，车间都叫连，车间主任被称作连长。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跟着仲师傅，何师傅修建自行车棚，这种伞形支撑的自行车棚，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清华家属区看见。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抡大锤，对能够熟练抡圆了大锤，结结实实砸在钢钎上的仲师傅特别的崇拜。这份临时工作完成之后，我被分配到了磨工刨工班，我给张师傅当徒弟学磨工，磨工还有位马师傅，都是女的，当时也就30多岁吧，都算长得漂亮的人，我当时才15岁，个儿也没长起来，眼睛清澈纯洁，她们都把我当小孩子看，夏天，偶尔马师傅换工作服时都不避讳我。

    我当时还挺愿意学磨工的，因为我有位表哥也学的磨工，他还借了我一本磨工技术的书，但好景不长，不久我就被调到食堂帮厨了。究竟是71年几月到的食堂我记不大清楚了，但离开食堂的时间，经过我和现在万人大食堂的经理核实，他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参考时间，他是七一届初中毕业后分到食堂的，和我一样，他对报到时间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他报到的日子是1971年12月22日，集中学习了几周之后，就到食堂来接替我们了，正好他也姓唐，所以我们彼此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互相印象还是挺深的。他们来了之后大概我们又一起工作了几个星期后，我就被调回了汽车厂，这样算来，我大概在食堂干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70年时六饭厅归汽车厂管理，各车间轮流派人去帮厨，因为吃饭这事说严重点也是人命关天，那会儿阶级斗争的弦都蹦得很紧，有问题的人还不能派到食堂去帮厨，去的人既有我们小青工，也有8341的复转军人，还有新工人，这新工人是清华特有的词汇，就是文革前考入清华，应该70或71年毕业的大学生。和我一批去帮厨的人有新工人王振嘉，复员军人老练，青工李颖和我，是否还有其他人我记不大清了。1972年学校又恢复了膳食科，所有食堂都重新归膳食科管理了，我们就被汽车厂要回去了，可我们回厂之后，已经不叫汽车厂了，恢复了原来清华大学机械厂和清华大学设备厂的名称。

    所有帮厨的人，数我的岗位最重要，我被分配到灶上，给当时的主勺二大爷打下手。在食堂无论老少都叫他二大爷，以至于我记不起来他的真实姓名。二大爷特别和蔼，对谁都笑嘻嘻的，身材高大，红脸膛，脑袋也特大，他为啥挑我给他打下手，我估计也是因为看我的脑袋也不小，像个当伙夫的材料吧。二大爷还有一个傲于他人的特点，就是孩子多，不是一般的多，是多的很。我给他当徒弟的时候，他大概有60岁了吧，他的小儿子还没有上小学，他特骄傲的说他有十几个孩子，太让我震惊了。二大爷对我真的很培养，不但让我干切葱花，递这递那的杂活，很快他就让我独立炒菜了。当然不是让我炒甲级乙级菜，当时三毛钱的菜是甲菜，两毛钱的菜是乙菜，一毛钱的是丙菜，最末一级是5分钱的素炒大白菜。他让我独立炒的就是5分钱的素炒大白菜。我没帮厨之前，我常常买5分钱的素炒大白菜，因为老想省点钱给我妈补贴家用吧。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淡定地说我要大白菜，也需要坚强的心理素质，越是成长期的年轻人虚荣心越强，尤其是在女青工面前，我是少数家庭责任感超过虚荣心的孩子，可能这也是当时师傅们都比较喜欢我的一个原因吧。我后来猜测之所以派我去食堂帮厨，可能厂里师傅领导们看我吃的太节省了吧，给我一个补充营养的机会。事实上我还真是在此期间从一米六长到了一米七三。因为不管啥时期，都不能饿着大师傅的，虽然当时革命到了不许让炊事员免费吃饭，但少花钱多吃菜还是被默许的。二大爷曾满怀向往地和我说，文革前炊事员吃饭不花钱。我帮厨时，虽然吃饭也得记账，但我们都只要半个菜，半个菜比正规的一个菜还多，再说了，做好菜时，二大爷说，小唐，你尝尝咸不咸，啥红烧肉，焦溜里脊，炸茄盒都能尝两口。总之我挺感谢厂里领导和师傅送我去食堂帮厨，看我长了个了又把我调了回来。

    话说我独立炒了几天大白菜后，有一天往锅里倒油时，被二大爷喝住了，他说像我这样倒那么多油，炒素白菜，就超过5分钱的成本了。我听他这样说，心里不大服气，因为和二大爷关系挺好，我就说您在甲菜里省点不就出来了吗？二大爷听我这样说，倒是笑了笑没再说啥。

    我在灶上炒菜时，边师傅给我们在外面烧火，他参加过志愿军，就是伙头兵。个子也高，比较消瘦，脸也黑，佝偻着身子，和二大爷的形象正好成为鲜明对比，二大爷像个地主，他像个长工。因为火大火小由灶上决定，所以他和二大爷也好像是上下级关系，我呢有时充当二大爷的传令兵，有时在灶上喊，边师傅听不见，我就得开门到他烧火的灶口传令。边师傅目光很柔和善良，除了烧火，他就爱抽口烟，好像是用个长杆的烟锅吧。高兴的时候，他会哼一首歌，不是雄赳赳，气昂昂那首，而是金日成将军之歌，我挺爱听他唱这首歌，他把那曲调唱得脱离了歌词的含义，有一种安静遥远感伤的情绪。我到现在仍然可以唱几句他唱的这首歌。他有一顶志愿军的棉军帽，冬天他就带着这顶帽子，看着这顶帽子，你才相信这位默默烧火的汉子，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从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走回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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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国手程晓流和我）

    和现在的清华万人大食堂的经理小唐，一起分配到这个食堂接替我们的还有一位清华大学教授常迵的小儿子叫常振明，他被分配给边师傅当徒弟，就是在灶口烧火。当时就知道他是清华子弟，聊天时，记得他说文革时，他们教庄则栋下围棋，庄则栋教他们打乒乓球。所以他不但围棋下的好，乒乓球也打得不错。他后来是第一届新体育杯的季军，而我太太的堂兄程晓流是第三届新体育杯本赛第一名，本赛第一名必须挑战上届冠军聂卫平，五盘三胜的赛制，这前四盘下成了2：2平，最后一盘中央电视台直播，我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看，真是希望能把聂卫平挑下马，可能前一天程晓流刚看完牙科，加上多少有点紧张，现场情况是，程晓流坐在沙发上，弯腰目不轉睛地盯着棋盘，而老聂选择坐在一把椅子上，从气势上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最后程晓流挑战失利，屈居亚军。

    和我一起来帮厨的有一位“新工人”就是文革前考上的大学，文革时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他是机械系焊接专业的，后来粉粹四人帮后，他从事教学工作，升为教授还是副教授。帮厨时，他负责切菜，洗菜。而我呢后来在清华经管学院深造，混了个硕士学位。在1971年底或1972年年初的某一天，教授把菜洗好切好，教授的儿子给我烧火，由我在灶上抡铁锹，炒出来一锅素炒大白菜。这似乎有逻辑上的真实性，虽然具体的真实场景我已经忘了。

    在饭厅排队买菜的人里有原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他解除监护后，1970年回到清华被分配到汽车厂铸工参加劳动，当然也得到汽车厂食堂吃饭。他住在8号楼，和两个8341的复转军人住一个房间，房间倒是向阳的，但他的床位在门后面，八号楼一楼东面是水房兼浴室，有几个冷水喷头，夏天我中午去冲凉时，恰好还遇见老先生在冲凉，也算是赤诚相见过一次。他在这个时候，处境相对好一些，穿着他孩子给他送来的一双蓝回力球鞋，上身穿一件藏青颜色的中山服，不苟言笑，从不主动和人攀谈，也是排队买饭最守纪律的人，无论多少人插队，他总是默默地排在最后，自有一股傲气和长者风范。

    林彪事件后，蒋南翔的待遇有所改善，搬到一公寓的某个单元，可能是两室一厅的吧，在以公寓排号的住房里，这是条件最差的，最老的公寓楼，那也比在8号楼住门后头的床位强多了。说来也巧，我还去过他的公寓一次，看到了当时他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状态。当时理论小组的张老师，和蒋南翔约定借几本书，我也是理论小组成员，张老师就带我一起去了，其实也不是书多他拿不了，就是为了有个见证人，不能私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吧。我看到蒋南翔的床在向阳的大居室中，挂着一张蚊帐，床边有一个躺椅，躺椅落地的两根支腿是弧形的，想来坐在上面，晃悠晃悠的肯定很舒服。靠窗有一不大的书桌，书桌上压着块玻璃板，玻璃板下是一张元素周期表，当时我以为他是学化工的呢，后来才知道老先生是学中文的，看这不大的书桌，让我想起他在一·二九远动时那句著名的口号“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书桌边是个不高的书架，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书。张老师事先已经和蒋南翔约好，蒋南翔已经把书单独放在一处，借的哪些书，我全无印象，但蒋南翔不卑不亢，看不出任何抵触，也看不出任何迎合的表情，我印象挺深的。这借书多少有点强借的意思。

    清查516时，老团（就是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简称）的鲍长康也在此食堂就餐，因为在被审查状态，他来打饭由监护他的人陪着，过了饭点，他们就走食堂后门，到灶台处打饭。奇怪的是这位当年造蒋南翔的反的红卫兵，有着和蒋南翔一样沉静的性格，面无表情，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当时负责全校后勤工作的是军宣队的惠宪均，应该肯定的一点是，他确实经常到各个食堂轮流吃饭，作为他检查食堂工作的一个方法，当然也到我们这个食堂来。这老兄按说粉粹四人帮之后，应该仕途光明，可不知怎的，后来在校园里看见他，骑一辆小摩托，风尘仆仆地样子。惠宪均也算个名人啦，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在大礼堂听北京市委吴德来传达最高指示，至今记忆犹新，毛主席指示的原话都可以脱口而出，可以想见当时的冲击力多大。“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小谢，矛头是指向我的”这惠宪均就是等人里的一位，另外一位是工宣队的柳某，还有来自防化兵的一位军宣队员。矛头指向毛主席，多大的罪名呀。传达之后，吴德就借口先走了，大礼堂二楼的围栏上原来挂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大横幅随着传达“矛头是指向我的”这句话，话音刚落，就被扯了下来，里面早就挂好的另一张大横幅，赫然写着“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个写信的人，领衔的是刘冰，他居然能拉着三个军宣队工宣队和他一起签名告同样是军宣队的迟群谢静宜，不能不说有老辣的一面，据传刘冰组织能力非凡，文革前他调到清华之后，清华党委才真正成为了“不漏气的发动机”。最高指示一传达，柳某人一下子就崩溃了一样。但领衔的刘冰，你不能不佩服他的抗压能力。他后来分到我们车间劳动，跟一位王师傅干活，在同一个车间嘛，虽然没有啥直接接触，但还是常能看到他，我看他几乎也不干啥活就跟着王师傅转悠，王师傅站着干活时，他在旁边找个高凳子坐着，陷入沉思状态。毛泽东去世时，开了个小范围的会，也不是批判会了，但要求他表态，我印象他简单的说了下，说希望能瞻仰主席遗容还是希望能参加追悼会，向毛主席请罪。但看得出来，精神比较放松。我当时处境也不好，因为四五事件时去了天安门广场，也不让去参加瞻仰遗容的活动，但毕竟还是党支部委员，所以也参加了这个小范围的会。后来我曾和参加过延安整风的一位长辈，聊起过这事，说这刘冰抗压能力非凡，伟大统帅都点名了，矛头指向伟大领袖，多大的罪过呀，他仿佛和没事人似的。这位长辈说刘冰肯定参加过延安整风，参加过延安整风的的人抗压能力比较强，诚哉斯言。

                            2016-6-27初稿，2016-8-27修订

    （本文转自老唐游记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