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国：戚本禹与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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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与人民大学

陆伟国

　　　　　　　　　　　　　　　　　　一，

　　“文革”中，极左势力是很想在人民大学掀起一番波澜，其代表人物戚本禹的作为值得一说。戚本禹（１９３１年－２０１６年，山东威海人），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且还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毛泽东和江青的秘书。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红旗》杂志第５期发表了他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代表中央层面公开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１９６７年的上半年，那是他最得意的时候，风头正劲。也在这时，他看到了人民大学的重要性，很想把人民大学搞成像清华北大那样的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典型，而且是他一手培育起来的典型，能成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于是，他毫不遮掩地直接插手人民大学事务，多次召见人大两派群众组织的成员，还两次专门到人大来召开全校大会发表讲话。第一次是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的凌晨，第二次是３月３日的凌晨。还有是跟随别的领导一起来的，比如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的大辩论和９月７日周恩来过来开外地赴京学生大会等。下面先讲第一次。

　　１月３０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他说：“差不多文化大革命里面所碰到的全党全国全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重大事情，你们这里都涉及了。什么陶铸、什么邓小平、什么刘志坚、什么王任重，都跟你们这里有关系。而且你们这里，他们很多大人物都来过，什么陶铸、什么邓小平。所以你们这里的斗争任务是很艰巨的、光荣的。”他说：“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思想战线他们相当长的时间占了统治地位，所以他们干了许多坏事情。人民大学在他们的统治下变了颜色，成了推行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一个阵地。”“应该看到因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人民大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面，没有很好的培养我们的接班人，相反的培养出了很多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的一些人，散布了很多毒。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应该感到痛心的。”他还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非常关心人民大学的。毛主席从外地回来以后，要了几个大学的材料看，其中就有人民大学的，还专门向我们要了你们学校的全套材料看。所以我们的统帅、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舵手、我们伟大的导师是非常关心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的希望，人民对我们的委托。我们一定要努力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好。”

　　戚本禹所以在这个时候来人民大学，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大发生反康生事件。１月２１日，刚刚夺权新产生的“人大三红”总部发表声明，支持一些成员张贴反对康生的大字报，招致了中央文革的强烈不满和迅速反应。二是，被称为“最大保皇派”的陶铸一月份刚倒台。陶铸也是两次来人民大学参加大会，并作了一次总结报告，也是多次接见两派的代表，对人民大学介入较深，影响较大。陶的倒台，正是他插手的机会。极左势力对这些都要有进一步的动作，戚本禹来人大，就是这些动作的第一步。因为是第一次来，在公开讲话中，对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多讲。

　　　　　　　　　　　　　　　　　　二，

　　为了进一步的动作，戚本禹很快就安排他的手下到人民大学来了解情况。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戚本禹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历史所的周少泉、徐辉琪、李斌城、程喜霖、陈文贵等七人叫到他那儿。他说：“我对人民大学有兴趣”，“我已经在调查人民大学的问题，但我没有得出什么结论，现在我也不讲什么，以免影响你们”。布置他们以“红旗”杂志记者的身份去调查人民大学的情况，包括两派的情况，一些领导干部和主要人物的情况，尤其是“三红”炮打康生的情况。第二天，他们就进校了。

　　２月２７日、２８日，周少泉等向戚本禹汇报调查情况，说赵桂林（“新人大”的一把手）是造反派，但对刚成立几天的“新人大”，看法不一致，认为可表态可不表态。而戚本禹却说，我不表态，那“新人大”不就垮啦。

　　３月１日，周少泉等又来校了解肖前、戴逸的情况，并听取了他们本人的意见。

　　　　　　　　　　　　　　　　　　三，

　　在这基础上，才一个月的时间，３月３日戚本禹又跑到人民大学来作大会讲话。他所以在这一天来，是因为前几天人民大学又发生了一些事。２月２２日，由原先的保守派“八一八”转化过来的“新人大公社”宣告成立。２４日，副校长孙泱前往“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要反映情况，被拒绝接待。３月２日，哲学系副主任肖前在学部一些人的支持下贴出大字报，表示要“站出来”革命。这几件事要影响到人民大学“文革”格局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北京高校“文革”格局的变化。所以，他不能只当旁观者，而要直接插手人大的文化大革命，出来说几句话。

　　这一次，他就对人民大学“文革”的情况，直接阐明了他的看法。主要讲了三点：

　　１，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尤其是知道孙泱竟然跑到“中央文革”接待站，这样搞下去，会坏了他们的事，所以就着重讲了“我看你们人民大学的第一位敌人是孙泱”，要重点打击孙泱，这也是和他们一贯要打击朱德的目标是一致的。

　　２，表态支持“新人大”。“新人大”成立才几天，戚本禹就说了：“那时有‘八一八’、‘赤卫队’，这样的组织不是革命组织，那是保守组织。后来他们造反了，表示愿意革命。这样的组织最好不要叫什么保皇派。造反不分先后，要允许他们造反”。“你们这些组织都不是反动组织，都是革命组织”。他说，他对北京公社、井冈山公社不了解，只研究过＂红旗”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认为他们是革命组织。所以，他就认为＂新人大公社＂也就是革命组织。

　　３，对“人大三红”进行了批评指责。这次他就直截了当地说了：“‘三红’有很大的错误么，要搞康老么。这个错误是很大的。是政治错误，迷失了方向”。“另外它还有宗派主义，还有它的某些组织不纯”。“那对它（指三红）如何估价呢？它有缺点错误，或是四六开，或是三七开。‘三红’的同志说是三七开，我看就三七开吧。”

　　他还说，“‘人大三红’少一个旗手”，也就是说他对“三红”的负责人不满意，没有察言观色跟他走。实际上也是这样，他到人民大学来，对“人大三红”的头头，一直是避而不见，从不会面。大会结束后，“三红”的几个头头匆匆过来要见他，旁边的人已经跟他说了，“三红”的头头正在赶过来要见你。可戚本禹权当没听见，头也不回地走了。

　　　　　　　　　　　　　　　　　　四，

　　在这前后，戚本禹还多次接见人民大学的有关人员，至于在校外讲话中提到人民大学的，更有十几次之多。下面列举一些。

　　比如，上面的讲话刚讲完才两天，３月５日，戚本禹又在政协礼堂接见人大两派的代表。当“三红”代表孔宪龙对他肯定“新人大”是革命组织和对“三红”是三七开的评价表示不满时，戚本禹说，我们党对斯大林还是三七开，对你们“三红”三七开的估计够高的啦，你们还不满足啊。他还说：红卫队，我可以说不是革命组织。对人民大学的两派大联合，戚本禹还很具体地讲，名称可以一兵一社，即合起来以后，可以叫人大红卫兵和新人大公社，双方的名字都用上了。那天，他还承认了他以前否认过的，他在１月３１日之前私下接见过“新人大”的人。

　　接着还有一些零星的事。３月１２日，原校筹委会负责人余景清、李豫生向戚本禹写信反映学校情况。３月１５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将此信转回学校两派组织。批复很简短，好象兴趣不大，就一句话：戚本禹同志嘱请你们将此信一阅，阅毕退回。

　　３月２３日，戚本禹给“三红”和“新人大”发来一封信，推荐一个外国人名叫大卫·库普的一张大字报。信本身也很简短，就说要搞好整风，没说别的什么。

　　不过，眼看“三红”的态度没有跟上来，戚本禹有点急了。由于“三红”新闻兵团批判了小说《欧阳海之歌》，５月１０日，戚本禹在军人俱乐部召开的“文艺评论座谈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三红”。他说：“我是来保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金敬迈”，并且直接点名，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三红的一个很普通的毛病”，“在同志间打内战，转移斗争大方向”，“怀疑三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又一次翻出了反康生的事。他说：“我说你们攻击康老是逆流，把你们攻击康老的前后经过和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让全北京看看你们是什么组织！”

　　当时周恩来批准“三红”在５月７日开了次批判高层当权派的大会，“新人大”也很想参加，戚本禹为此也替“新人大”说了话。但“三红”没买这个账，戚本禹恨得咬牙切齿。这次他就说了：“在五·七大会前，我给你们打了电话，你们就是不执行。这个事，你们应该检查。下次再这样，我就不支持你们”。他还说：“我够保护你们的了，你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还给你们三七开”。当“三红”代表说“新人大”是保守组织时，戚本禹更火了，说：“这不对，我不这样看。新人大不是保守组织。他保刘少奇了吗？他保邓小平了吗？你们老抓新人大干什么？”

　　可能是自己也觉得把话讲过头了，第二天，５月１１日，戚本禹就跑到人大附中把话转回来一点。他说：“人大三红在大批判里有功勋，最近我还表扬了他，他还做得不错”。“我很喜欢人大三红，他们的造反精神是比较好的”。“我很希望以人大三红为中心进行斗批改”。但他马上又讲了“三红”没让“新人大”参加五·七批斗大会的事，“不让新人大参加（大会）主席团，这个事情，我很恼火，很不高兴，很不满意”。他接着又说：“他们反对我，反对我不要紧，我这个人就是喜欢人家反对的，越反对我越高兴，可以反对的。但是，反对我，我不赞成”。这算是讲了什么话？

　　５月１５日，他在接见“首钢造反总部”人员时，又进一步说：“人大的两派都是革命组织。不一定先造反的就是造反组织。”这个意思很明显了，“三红”造反早，不一定就是造反组织，实际上已经不是了；而“新人大”虽然成立晚，却已经是革命组织了。

　　然而，没等戚本禹进一步煽风点火，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９月份，戚本禹的同伙王力、关锋出乎意料地垮台了。风浪也已经吹到了他的头上，戚本禹当然是非常的紧张，全盘皆乱。９月２７日，他到学部作了自我批评，特地说到：“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的错误不少，如人大肖前的问题，当时调查了解情况不够”。

　　但是伸向人大的手，伸出去了，还不想缩回来。都已经到了那年１１月，“新人大”的吴庭嘉到四川去调查林培黎的情况（“三红”成员，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儿子，“文革”后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还是戚本禹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开出的介绍信，交到吴庭嘉的手上。

　　　　　　　　　　　　　　　　　　五，

　　从这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出戚本禹在人民大学的“文革”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鼓动反对朱德，人大校园里就建起了“揪朱联络站”。他们的活动，可以越过“三红”总部直接和戚本禹办公室联系。二是策动揪斗人民大学校领导，说：“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使得这些校领导被残酷批斗，被点名的三个领导，两个致死一个致残。而且，这两点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他想通过敲开孙泱来扳倒朱德，从而加大了对孙泱的残酷打击。在陶铸问题上也是这样。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中央成立了“陶铸专案组”，经周恩来提名，毛泽东批准，由戚本禹担任该组组长。以学部的造反派为主成立了位于沙滩的“批陶联络站”，而“人大三红”则是其主要成员。

　　第三点就是直接挑动两派矛盾，而且是偏袒“新人大”，压制“人大三红”更多一些。戚本禹的这些表态和压制，激化了人民大学的校内矛盾，加剧了两派对立，使两派斗争由此更加恶化。对“新人大”来说，是起了一些鼓励和支持作用的，使他们在“八一八”解体之后能够比较快地比较顺利地重新支撑起来，使两派对立的局面在人民大学又能够延续下去。“新人大”有些人对戚本禹也是感激的，还把戚本禹的一些言论编成专门的小册子。比如，《戚本禹同志对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戚本禹论赵桂林》、《戚本禹论肖前》、《戚本禹论新人大公社》等等，进行散发。甚至，戚本禹都已经垮台被隔离审查，关进秦城监狱了，“新人大”还没反应过来，还在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７日第５８期的《新人大》报上发表了《沿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引的方向前进－－－－学习戚本禹六七年元月３０日在人大讲话有感》的文章。文章上面还弄了个通栏口号：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

　　　　　　　　　　　　　　　　　　六，

　　戚本禹、中央文革对“三红”有看法，是有缘由的，因为“三红”的负责人一开始就没能通过戚本禹、中央文革的考察和考验。

　　１９６７年１月，在戚本禹亲自出马来人大之前，《红旗》杂志一个女记者张昭（５８岁，老同志了）来人大找“三红”的负责人谈话。一开口就说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一方面要负责人写一下自己的情况，另一方面要“三红”支持姚中原，还轻声地说“戚本禹同志在催”。

　　曾经有人想在人大树一个造反典型，这个没能树起来的典型就是姚中原。姚是哲学系教师，担任过中国留苏学生的党支部书记、人大校团委书记，这个人有思想、很能干，但比较激进，有点急于求成。他是第一个贴出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其它还有些什么活动，我们不清楚，但被上面有些人注意到了。而“三红”这位负责人很谨慎，虽是造反派的头头，却不是造反派的脾气，始终没有明确答应。

　　“三红”负责人在那段时间里，和张昭先后见了四次面。张说，你们能不能解放姚中原啊？答：“我们没有限制他啊”。又说：“你们能不能支持他啊？”还拿出个纸条，叫“三红”负责人签字。这位“三红”负责人还在推脱说，我们对他还不是很了解。最后一次，大概是不抱希望了，张昭说，以后不找你了，这事你也不要跟别人说。再之后，恐怕有了“新人大”，有了肖前，当然也就不用找“三红”了。

　　有些事，真说不清。要是那位“三红”负责人当时顺着杆子爬了过去，说不定那“五大造反领袖”就不是那个名单了，或者是有“六大造反领袖”了。不过，到最后，那就是另外的结果了。而且“三红”没有表态支持姚中原是做对了。５月份，姚中原就沉不住气，怕掉在了后面，听了点风声就贴出了包括有反对周恩来内容的大字报，被作为“五一六”极左思潮的一个表现而被打倒，一直关在“三红”这边，直到军工宣队进校。中央文革也躲开了，在姚的问题上没再说话。“三红”亏得没掉进这个坑里，不然就会跟着全军覆没。

　　戚本禹那时急着找造反典型，常有找错的时候，找了个在“文革”前就反刘少奇的湖南的陈里宁，结果是个神经病，不但反刘也反毛，弄得戚好被动哦。陈里宁真的是个精神病人，但要是初步接触，从表面上看不出来，而且还挺能说。张昭自己在戚本禹被抓后，也被逮捕关押。

　　但后来，戚本禹和中央文革也没有把赵桂林和“新人大”树起来，尽管赵桂林也有在武汉造反的一些资本。原因，可能一是“新人大”的前身毕竟是保守派，至少不是标准的造反派；二是，时间上已经晚了，来不及了，“新人大”的成立都已经二月底了。

　　还有一点值得深思，戚本禹看不上“三红”，但是反朱德这样的大事，难度大，危险性大，还没有把握的事，却交给了“三红”，还把全市性的“揪朱联络站”放在了“三红”这一边。搞成了，是他戚本禹的功劳；搞砸了，那也是你“三红”翻车倒霉。可见此人心机有多深，非同一般。

　　戚本禹垮台之后，他所造成的这些恶劣影响还在，它的破坏性还在起作用。人民大学很快就进入了血腥的武斗高潮，造成了严重后果。究其原因，　戚本禹插手人大“文革”，挑动两派互斗，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因素之一。

　　在这儿，我没有站在哪一派指责另一派的意思。人大的两派，无论是“三红”还是“新人大”，扩大一点讲，无论是哪个地方、哪个单位的两派，都是被极左势力利用的工具。无论是头头，还是普通一兵，也都是些工具，只不过起的作用有所不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当然更没有什么可高兴的。那个时候，你不当工具能行么？尽管那个时候还正在使劲地批判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

　　关于文中提到的肖前老师，是戚本禹在１月份亲自“解放”，站出来担任“新人大”副社长，９月份又被江青点名“打倒”。对此，笔者另有文章专门讲述，这儿就不说了。

　　好在戚本禹很快就垮了，作为“文革”中第四战役－－－被打倒的“王关戚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很快就垮了。这对“新人大”，对“三红”，对人民大学，都是幸事。

　　“文革”结束后，王力、关峰没有被判刑，而戚本禹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在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

　　〔本文是依据笔者《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第六篇两派对抗第五章“打倒王关戚　”（现代文化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０９万字，分三册）里的有关内容整理而成。〕

２０２１·１２·２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