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比：文革中清华大学原右派分子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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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往事微痕——文革中清华大学原右派分子的生存状态

张比

◇　前言

　　校友王铁藩学长的回忆录《我在清华十四年》，有一部分文字，真实记叙了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的原右派学生在文革中的遭遇。而文革时清华大学在校的右派分子（包括摘帽和未摘帽的）大多是教师和职员。关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态，至今记录和回忆的文字不多。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追寻部分教职员和学生中右派在那个动乱时期的痕迹，从中或许可以看到那些“原生态造反”者的踪影和命运。

　　依稀记得，１９５７年整风初期，右派“猖狂进攻时”，在二校门附近有一张大字报，观者甚众。作者自称“弱者”，抨击了独裁者的专制思想，并大骂“臭娼蓝苹”，可谓“反动”至极。本文就以“弱者”来借代那些文革中已经很难发出声音的老右派们吧。

一、文革前夕的生态

　　划右派和处理右派的工作，从１９５７年７月开始，到１９５８年年底基本结束。右派共分为６类。第一类是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是要逮捕法办的。只有学生孙宝琮和教授徐璋本二人。徐璋本教授此时已经入狱，先在北京，后在河北。他入狱后，家庭生活困难，好友钱学森曾从自己的工资里每月拿出几十元给徐的夫人。后来钱受到批评，清华大学工会又每月给徐家一些生活补助，钱遂不再补贴徐家，并做了检讨，加入了中共。上层的周恩来表示徐如承认错误，可不判刑，回清华教书，但徐拒不承认，慨然入狱。原党委书记袁永熙在劳动一段时间后，被下放到河北南宫的一所中学教书。原党委常委、总务长俞时模，被送回老家安徽（文革中被打死）。原物理教研组党支部书记陈纲，随丈夫调到新成立的北京工业大学。以上四人，文革前已经不在清华。其他离开清华的，也有少数，如原工程物理系实验员、团支部书记刘凤麟，被划做第二类（极右分子、开除公职），被开除送回原籍辽宁。其余三类（开除留用）、四类（留用察看）、五类（降职减薪）至六类（免于行政处分），大多留在清华。

　　在清华的右派，副校长钱伟长，原水利系水文教研组主任黄万里，原无线电系系主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孟昭英，皆是著名教授，此时均降级留用。无线电系的常迵、物理教研组的何成钧、数学系的李欧等教授、副教授，摘了帽子，仍可上讲台。但何成钧因讲课时说因吃不饱，瘦弱得连手表摘带都松了，被学生反映上去。李欧因讲课水平高，有学生表示崇拜，引起党委的警惕，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讲师、助教一级的右派，多数也摘了帽子，在认罪态度好，积极改造的前提下，安排了教学或其他岗位。如物理教研组的张三慧、原电机系党总支书记吕森等，到清华附中任教，被认为表现不错。原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委员李×平，教物理实验课，原物８学生牟某某，教物理小课。体育教研组的王维屏、曹宝元、杨璞等仍在教体育。土建系的程应铨，除上课以外，还经常在校园内外照相。

　　原政治课教研组出的右派较多，当然不能再上讲台，部分去了图书馆。原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郭道晖，摘帽后到《新清华》当了一名编辑。

　　文革前的１９６５年，只有二十余名右派没有摘帽，他们或是因为认罪态度不好，或是因为与基层领导关系不睦，且多数是职员，在校内影响不大。但党委没有忘记他们，由党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艾知生主持，办了约两个月的“学习班”，每天晚上学习，写检查，意图是准备给他们摘帽。但１９６６年初，文革的风声越来越紧，此事不了了之。

　　因大学生每年入学时，都要看反右斗争展览，多数受到深刻教育，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十分痛恨。而现实中看到的右派教师，却又学识渊博，和蔼可亲，部分同学也产生了困惑。

　　总之，文革前夕，清华园里的右派分子基本上是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少数表现积极，真诚悔过；多数埋头工作，夹着尾巴做人；还有少数坚持坚持自己无罪，但未公开翻案，如黄万里仍然坚持自己在水利建设上的观点；原党史教研室主任刘弄潮以“老革命”的身份，认为自己反右时在大连疗养，根本没有右派言行，划为右派是搞错了。

二、党委的警惕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公布后，清华园开始乱起来。在“清华党委是姓马还是姓修”，“保蒋还是反蒋”问题上开始争论。多数学生持“保蒋”立场，少数学生怀疑蒋南翔和校党委，并贴出大字报。只见党委派人将大字报拍照，看到此情况的学生联想到反右派斗争展览中展出的右派的大字报照片，不寒而栗。留校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对学生说，１９５７年我也被右派贴了很多大字报，没有什么可怕的。话传出来，不少人以为第二次反右斗争又会到来。工程物理系部分学生怀疑校党委，晚上集合在一起议论，并在系馆附近活动。系党总支布置，要追查有没有右派分子在背后煽动。有些单位的党员开始注视曾被划成右派的职工的行动。

　　此时的清华党委，确实认为１９６６年夏天的形势如同１９５７年的那个“不平凡的夏天”。清华教职员中近３００名摘帽或未摘帽的右派，加上家属就有１０００多人，他们中有些亲戚好友也在清华。还有虽未划右但属于“中右”、“右倾”而受过党内处分的（如土建系党员教师陶德坚），这些都是潜在的反对力量。关在监狱里的徐璋本，１９５７年要求成立“劳动党”，在一位教授家里当着好几位教授宣传自己的主张，入狱后仍不承认罪行，他主张的政治民主和人权观点，是否还有市场？远在河北农村的袁永熙，曾被许多教师认为很有水平，他的民主思想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是否还有影响？近在清华园里的黄万里，在治理黄河方面的独立见解和对“歌德”（歌功颂德）、“但丁”（盯着党员领导干部，亦步亦趋）派的讽刺，曾经有数名学生为他辩护，他划右后尽管受到领袖的点名和父亲黄炎培的斥责，仍我行我素，被一些人暗中称为“硬骨头”，他的能量岂能小看？还有那些虽摘了帽子，但主要是考虑国际影响问题（如钱伟长），他们是否再暗中煽风点火？蒋南翔和清华党委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各党总支领导也多是反右时的积极分子，依照老经验，不能不有所警惕。如果是真的第二次反右斗争，他们丝毫不会手软。但这次文革开始，毛的布局恰恰与上次的“引蛇出洞”不同。工作组进校，宣布蒋南翔停职，校党委停止工作。第二次反右的设想没有实现。

三、蠢蠢欲动？

　　从工作组进校到离校的近两个月里，清华园里打倒蒋南翔、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确实有一些老右派看到蒋南翔成了黑帮，试图观察形势，有所动作。但“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也看在眼里，不忘给予揭露。

　　大礼堂前，草坪周围，夜晚灯火通明。在观看大字报的人群里，可以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钱伟长、张三慧等“摘帽右派”也在仔细地看大字报。多数人没有注意到他们。但警惕性高的群众还是发现了他们。一张“大右派钱伟长笑了”的大字报贴出，说钱伟长在看大字报时面露喜色，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其实，钱伟长的长相就是似笑非笑的样子，他看大字报时到底是笑了还是没笑，很难判断。物理教研组也有人贴大字报，警告张三慧，不得趁机翻案。在图书馆一楼，有老右派也写大字报，拥护工作组，批判校党委，革命群众马上制止，要求防止他们“浑水摸鱼”。工作组离校后，八八串联会开会时，物理教研组一位教师上台发言，台下有人递纸条，说发言者是摘帽右派李G平，但发言者解释说，我不是李G平，而是李Y平，名字有一字之差，你们误会了。确实，李Y平不是右派，但他５０年代曾经被打成“托派”，也是“反党”的，故也被清除出革命队伍。直到８０年代，他的问题被查清，属于冤假错案。

　　蒋南翔和校党委的倒台，肯定引起了老右派的翻案幻想。但清华右派并没有一个公开翻案的，也没有混入“革命队伍”，企图借机造反的。而在全国其他地方，确有原右派分子“混入”革命群众队伍的，也有“造反派”为右派翻案的。如在武汉，被划成右派的著名作家白桦，就与造反派一起成立了战斗队，获得一些造反派的同情支持。而在清华，无论哪一派造反组织，都不允许右派参加，更没有给他们翻案的。少数右派观察形势，只是在“窥探”而已，并没有什么具体行动。但运动初期，革命群众对他们就充满警惕。他们仍然要提心吊胆，担心大祸临头。

四、８·２４前后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前后，是清华大学红卫兵掌权。有人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文革筹委会已经摇摇欲坠，为了反对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镇压造反派，他们一方面大肆宣传“血统论”，一方面勾结了中学红卫兵，从８月２４日的下午开始，撕毁了校内的大字报，高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拉倒了二校门，强迫原党委领导干部和部分原右派分子劳动，并不停地体罚、殴打。当晚，又抄了许多“反动学术权威”、历史有问题的人的家，不少右派被毒打和侮辱。据曾被划为右派的原政治课教师黄延复回忆，刘弄潮先生（中共党史专家，１９２５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后从事团的工作，曾任吴玉章秘书，１９２７年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１９３２年被军阀逮捕。１９３６年出狱。之后曾作川军策反工作。１９５２年重新入党，调任清华大学党史教研室主任，教授，１９５７年被划右派）在当晚为逃避殴打，不得不躲进黄的宿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和人身侮辱伤害，使得老右派们噤若寒蝉，不敢乱说乱动。

　　据５７年划右派，６３年摘帽，６４年复学的王铁藩学长回忆，与他同样经历的在校右派学生中，他和倪同学出逃，何、陈、程等被打，富同学则被押往西大操场批斗，并投入生物馆拘禁。最为悲惨的是侯同学，在校园里被人指认，遭到毒打，回到宿舍时，所有物品都被扔到走廊，受到谩骂、推搡，侯被迫跳楼，被送医院后，不予救治，很快死亡。王铁藩说，每年的８·２４，这袭孤魂就会盘旋于水清木华之间，因为他的冤屈没有得到申雪。

五、微弱的声音

　　清华大学红卫兵失败，造反派井冈山兵团上台，使清华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原来反右时期的积极分子在清华党委垮台后，失去了话语权，而在反右时虽未划右派但因同情右派而受到处分的党员教师陶德坚和一批因各种原因受到排挤的教师，组成了红教联，在校内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下，开始对长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冲击。他们对原党委和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组织采取否定态度，提出“除恶务尽”（这当然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表明了他们与原来排挤过自己的原清华负责人的亲信之间的历史恩怨）。针对过去的“经济地位决定一切”，他们提出了“政治地位决定论”，认为工资２００元的教授政治地位低于工资５０元的党员助教，但思想不一定落后。他们的组织，开始时曾得到井冈山红卫兵的支持，但被原清华党政干部及有关学生组织所反对，揭出了他们当中的部分人的政治历史和家庭出身等问题，并以资产阶级右派的罪名揪斗了陶德坚。由于红教联在校外为一位反对刘少奇的精神病人翻案被中央文革点名，很快就被清华井冈山除名，组织也被摧垮。但是，他们毕竟发出了自己的微弱声音，与１０年前的“原生造反者”遥相呼应。

　　至于１９５７年被划右派的那些教师职员和因摘帽后复学还在校的原右派学生，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现在已经无从考证。文革研究者周伦佐在《“文革”中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一文中说：

　　凭我所了解“右派”们的敏感、善良和正直，我不相信他们宁肯与历来整人的当权者尽弃前嫌，也不愿对后来挨整的造反者表示同情。须知，这些当权者也曾整过他们，这些造反者也曾同他们一起挨整。“文革”前期的造反者曾因政治机遇而风光一时，但他们造反的对象主要是过去同样整过“右派”的人。我不相信“右派”们不曾暗自高兴，我不相信“右派”们不曾产生内心的共鸣，我不相信“右派”们不曾为他们的最终结局隐隐担心。因为这有违心理的真实，我不相信。除非这些知识分子作为人应有的七情六欲已经被政治说教式的虚假观念彻底代替。

　　在清华，由曾经同情右派分子的党员教师陶德坚领导的“红教联”，加入了井冈山兵团，后来被同情支持清华干部的另一派别所警惕和不断打击，最后开除出井冈山。这一过程表明，造反派并未刻意打击“红教联”，顶多是避而远之；而保守派则对老右派和他们的同情者始终按照文革前的思路，防止他们利用造反的机会翻案。

六、打击与洗劫

　　此后，从１９６８年４月起，清华园里发生了百日武斗。老右派这个弱势群体在这１００天里，仍受到打击摧残。某组织企图找到对方支持右派的证据，抓了一位被认为是５７年右派的左羽先生，关进了科学馆，并进行打骂逼供。文革后，左羽得到平反，原来他是一位忠贞的老共产党员，１９５７年被当成右派处理，却没有正式划为右派的手续。平反后左羽先生为新时期的法制建设做出了贡献。

　　井冈山红卫兵中有人为了筹集经费，竟然对某些划过右派的老教授抄家，强行“借款”。中国第一位电子学学部委员、原无线电系系主任孟昭英先生，在被强行“借款”时，坠楼摔伤，两腿骨折。孟老先生在划右后，两个儿子一死一疯，夫人病亡，命运极其悲惨。文革后，恢复了院士身份，出国访问后将剩余费用购买先进设备送给学校，他的不幸遭遇和高风亮节，令人感叹。

七、如此再教育

　　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抓“５·１６”运动中，打击迫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学生中的造反派，使得老右派们们胆战心惊。建筑系讲师程应铨多才多艺，业务突出，１９５７年被划右后，其妻子离婚（后嫁梁思成）。在１９６８年底，程应铨自杀身亡。

　　工宣队虽然并未将右派作为重点的打击对象，但多数右派和大量知识分子一样，仍然被强迫劳动，有的还送到了“五七”农场。例如黄万里教授就先后被送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和河南三门峡水电站劳动改造。１９７０年，笔者到鲤鱼洲农场探亲，一天夜里，只听隔壁牛棚里一阵喧哗，原来是批斗黄万里，原因是他夜里饥饿难忍，吃了几块饼干，被批为资产阶级作风，不认真改造。那里白天劳动强度极大，时间很长，伙食又差，黄万里身高体胖，夜里饥饿是很自然的事，竟然因此被批斗，实在是毫无人性。鲤鱼洲血吸虫很多，清华北大人员染病者越来越多，后来不得不撤出返校。但右派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并未结束，直到１９７８年底的拨乱反正，他们才得以改变不公正的处境。

　　在迟群、谢静宜统治下的８年（１９６８—１９７６）里，为了给全国树立“样板”，推出了“六厂二校”经验，把让教授去工厂劳动当成了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法宝。力学家钱伟长在劳动中，解答不了工人提出的金属材料断裂的原因，只回答是“应力集中”，被说成是最无知，而最聪明的是有实践经验的工人。钱自称受到了教育，上班时和工人一起流汗，下班后和工人一起在浴池里洗澡，感到这样才有了工人阶级的感情。这些都被写进文件里，钱伟长又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典型。

八、后语

　　１９７８年底以后，清华全部右派都陆续得到了“改正”。他们中的许多人换发了青春，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如原无线电系的常迵教授，创立中国的信息科学，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入了党，１９８０年即被评为中科院院士。１９９１年因病逝世，年仅６４岁。

　　张三慧教授在普通物理学教学中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在高校物理学界有口皆碑，他编著和译著的教材成为优秀教材。

　　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改正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担任北京经济学院院长。原清华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郭道晖离开清华，到全国人大从事法制研究工作，成为著名法学家。

　　钱伟长先生和黄万里先生，由于原清华领导人的阻挠，改正较晚。后来，钱伟长担任了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黄万里先生重新走上了讲台，坚持水利工程问题上的独到意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尊重。

　　被捕入狱的徐璋本先生，经过老同学钱学森向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反映情况，被释放出狱，恢复了名誉。他回清华后，仍然保持傲骨，见人就高声打招呼“我回来了！”他抓紧时间，攻克科研难关，争取取得国际水平的成果，因劳累过度，几年后不幸去世。

　　需要指出的是，在右派改正的工作中，清华某些人不按中央文件规定的政策办事，企图留下尾巴。在钱伟长先生和黄万里先生的右派改正时，迟迟不给做结论，拖到最后才不得不改正。

　　张三慧先生反右前是共产党员，按照政策应恢复党籍。有关干部却只改正，不恢复，称开除你党籍是因为你跟反革命父亲没有划清界限。直到张父被平反，才给张恢复党籍。

　　原工程物理系实验员刘凤麟，反右时是团支部书记，因教师中打不出右派，将他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遣送农村劳动。改正后清华强调由地方解决，不允许回清华。他生活贫困，要求清华经济上补偿，有关部门也声称国家有困难，一推了之。清华人事处给他的回信中一再不允许他回清华解决问题，对他的困难置之不理。划右派时清华某些人毫不手软，改正时却一再推诿，显示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

　　以上情况，在校友周启博的文章《清华没有沈克琦》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沈克琦是北大原副校长，曾经同情划为右派的物理系学生并给予他们实际的帮助。清华干部许多都是反右中培养的积极分子，沈克琦先生那样有良知和勇气的人当然然不会出现。现在，在清华的校友中，只有周启博和王铁藩等少数人在网络上提出了清华右派的命运问题。其他人大多不了解，不关心。可见清华在１９５２—１９６６年担任校长、党委书记的某教育家领导下，反右斗争的成果显著，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其影响是长期深远的。本文记述了原清华右派在文革中的处境，是因为再没有人讨论此问题，恐怕他们就逐渐被人们淡忘，淹没在历史的灰尘当中。而他们是不应该被淡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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