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痛彻拷问文革中的大学暴力

reading

痛彻拷问文革中的大学暴力

唐少杰


　　陈楚三先生嘱托我为他和胡鹏池先生、周宏余先生主编的《从生物馆到２００号——清华文革蒯氏黑牢》（香港，时代文化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９月出版，以下简称《黑牢》）文集写一个读后感，我既为陈楚三先生在近于耄耋之年进行的辛勤编辑工作表示由衷钦佩，又为这一文集的主题而倍感沉重，因为这一文集是对“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初期发生在清华大学的一些暴力事件的追述和声讨！

　　（一）

　　《黑牢》文集主要记述了１９６７年年底至１９６８年春夏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即“团派”所实施的三个暴力迫害案件。这三个案件分别为：１、“蒋（南翔）刘（冰）反党集团及第二套班子”案。２、“罗（正启）、文（学宓）、李（康）、饶（慰慈）反革命集团案”。３、“１２人反党集团案”。这三个案件涉及到原有的清华中基层干部和清华普通学生数十人之多。其实，这三个案件也可称为三种案件，因为每一案件里又有附属性的或亚一级的案件，可谓一案多发，案里有案；可称多案并举，案中套案。这里为了叙述方便，暂且称之为“三个案件”。这三个案件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是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我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查阅清华文革史料之际，阅读过大量关于清华文革初期暴力事件的资料（或材料）。《黑牢》文集中所提及的事件、情景、人物和案例等等，对我来说，不是呼之欲出，也是格外熟悉。至今，我都不会忘记当时我切身而又详细地对所接触到的这些档案资料给我带来的震撼、惊悸甚至无言的晕眩和无状的悲怆……。无疑，清华大学档案馆的这些资料是迄今为止对于清华文革初期暴力事件最为原初（始于１９７０年，止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和最为丰富的记载，它们包括清华文革初期所有比较大的而又持续性的暴力事件（包括武斗）的记述材料，涉及到这些事件的由来、经过、结局、当事人、受害人、检举者、见证者、处理经过、结论等等多方面的文字材料，非常详实。这些材料主要是文革期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与文革结束后的“整党建党”等几个不同时期对同样的暴力事件（包括武斗）所做的审查或鉴定文本。这里，我不能不感谢清华大学在文革档案及资料保存方面所做出的出色工作。但是，非常遗憾而又十分无奈的是，这些档案资料被雪藏旷日之久，至今已逾五十年多年，还不知何年、何月、何日能大白于天下？我坚信，一旦公布或公开这些档案资料，一定会确凿而又有力地证实《黑牢》文集的诸多方面。

　　《黑牢》文集对于上述“三个案件”的大致由来和主要过程做了比较细致的揭露和展现。下面，根据我所作的档案查阅情况，补充一下这“三个案件”的具体背景：

　　一是清华文革初期的一大症结实质上是干部问题。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爆发不久，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为核心的“工作组”进驻清华，接管了清华各级领导职权，使清华大学原有的上到校级干部下到基层干部从整体上“靠边站”，实际上被罢免。这也如同林彪后来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央工交会议上讲话中强调过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批判干部的运动，就是对干部“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随着文革的进行和深入，如何对待或如何“处理”上述干部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因为，除了数十位原校级干部以及原校党委委员被打成“黑帮”外，当时谁都无法确定约计四百余位的清华中基层干部究竟是文革的对象、文革的敌人还是相反。一时间，清华中基层干部仿佛成为遭致文革遗弃的“政治孤儿”。

　　二是清华文革初期群众运动的分化和分裂。１９６６年９月成立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尽管在１２月下旬与先前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但是二者的分歧日益加剧，围绕着一系列的文革具体问题而展开的论争很快就凸显在干部问题上。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四一四串联会”（即关于干部问题的串联会）的成立，揭开了清华文革群众两派分裂的序幕。５月２９日正式成立的“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正式标志着团派与四一四派的决裂。尽管有９月至１１月短暂的联合，两派的对峙和冲突已势不可挡。到了１１月下旬至１２月，暴力斗争甚至小规模的武斗已初步提到了清华文革的议事日程。

　　三是清华文革初期干部问题的激化。到了１９６７年３月，即使原清华校级干部成为文革初期政治上的“死老虎”，但是数百位清华中基层干部的文革政治“归属”依然显得格外瞩目、迫切和沉重。“无产阶级司令部”（特指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最高领导机构）为了加重打击刘少奇的文革路线和更加广泛、深入地推动文革，以清华干部问题为切入点，通过《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特别是关于清华干部问题的调查报告，原本是有意在文革大局的干部政策上稍加调整，但却无意引爆了清华文革干部问题这一“政治炸弹”。

　　四是清华大学１９６７年５月“革命委员会”的夭折。在我看到的清华文革档案材料，上述“三个案件”发生的一个重要源头在于１９６７年５月３０日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流产。“革命委员会”这种在文革初期各个单位、部门或地区的临时权力领导机构能否在清华大学最终问世，关系到团派的地位、职权、命运和前途等等。因为，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１９６７年初的要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原则是所谓“三结合”原则，即由革命群众代表、解放军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各占三分之一的人数构成。第一种代表比较好确定，尽管团派和四一四派在１９６７年４月至５月在两派代表人数的分配比例有过交集或争执，但是这个问题到了秋季已不是主要问题。第二种代表很容易认可，因为解放军代表来自清华大学之外。关键在于第三种代表。这种干部代表的选出或确定对于两派来说事关重大，两派都不遗余力地推举各自所认可的干部代表。到了１９６７年春夏之际，团派没有赢得清华原有的广大中基层干部的信任或支持，而四一四派却在这些干部中赢得了多数，至少是赢得了广泛的同情或响应。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之后，团派以多种方式猜测或从多种渠道得知四一四派准备“启用”该派的干部代表。１２月下旬，四一四派在一份例行的给“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情况简报》中，建议未来成立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里应该有１０位左右这样的干部代表，明确指出由“革命小将”担任这一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是不适宜的。这就是说，蒯大富或者任何其他一位团派代表以及四一四派代表都不能出任清华革命委员会第一把手，而应该由四一四派所推举的清华中基层干部代表来担任。这无疑扼杀了团派梦寐以求的“革命委员会”的生机。值此之际，团派与四一四派的矛盾和斗争已不可化解，攸关各自存亡。团派为了全盘打击并且最终消灭四一四派，开始酝酿、发起和实施对四一四派的一系列暴力攻势。

　　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团派主要从两条“战线”入手：一是以所谓捏造“林彪语录”为四一四派战歌的“罪名”，“整治”陈楚三。打压陈楚三，也就是“稳、准、狠”地打击四一四派，因为陈楚三本人就是该派的领导人之一以及作为该派中坚的原“东方红总队”核心代表。二是不遗余力地打击以罗征启、吕应中等为代表的、已完全倾向或投入到四一四派的清华干部，因为罗征启差不多是大张旗鼓地批评、指责团派干部的政策。这种批评、指责在当时的清华园里，反响非同小可，意义非同一般；而吕应中，据清华文革档案的记载，团派猜测或推断有可能出任四一四派所推举的革命委员会的干部主要代表或主要负责人，这不啻粉碎了团派要占据革命委员会头把交椅的念头。事后来看，团派在这两条战线进行的既有同时又有交叉的攻势（还包括“１２人反党集团案”中对四一四派一些普通群众的迫害），既要削弱四一四派的中坚力量，又要震慑已站队到四一四派一边的清华干部，更有可能动摇甚至瓦解四一四派与这些干部的“政治同盟”。颇有意味的是，团派在这两条战线的攻势都主动地、直接地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望和权威联系起来。不言而喻，把陈楚三的问题与林彪“副统帅”联系起来，把罗征启等几位干部私下的时政议论（实际上是其中的一位干部顶不住团派的残酷虐待而“供出”了同伙），经过团派的“加工”和“衍化”后当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们”的“罪证”，因此，团派仿佛坐实了四一四派和上述干部的“罪过”的理由，力求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在清华园里展开大规模暴力斗争的首肯或认可。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团派旨在消除四一四派和原有清华干部势力而大肆实施的暴行鸣锣开道，大造声势。

　　（二）

　　通过《黑牢》文集，结合清华文革初期的历史，人们不难看出，暴力的威胁、暴力的恐怖、暴力的加剧直至暴力的泛滥恰恰是文革得以铺张开来、大行其道的政治“空气、水分和土壤”。如果说文革的一大本性就是暴力的话，那么清华文革更是这种暴力的一种典型。甚至可以说，没有文革群众运动的暴力，清华文革就不会那么惨烈、那么沉痛、那么深重；没有文革群众组织的暴力，清华文革就不会与文革前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区别开来，质言之，清华文革也就不成其为清华文革了！

　　我曾期望，对于文革历史的研究，应该建立或开辟诸多相关的文革研究专题，如同建立“文革档案学”或“文革文献学”那样，很有必要建立“文革专案学”以及“文革暴力研究”等专题。无疑，《黑牢》文集的问世为建立这样的文革研究专题，提供了饱含灵与肉、浸透血与泪、闪烁剑与火的素材。

　　毫无疑问，文革的暴力渊源于文革前的革命暴力的历史传统，延续了文革前那种“暴力作为革命的最高斗争形式”的政治惯性。唯有如此，文革才有可能成为横扫天下或几乎无敌于天下的“大革命”！然而，文革的暴力不同于以往革命暴力的特性和取向主要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陷于文革初期的无序（所谓“党天下”与“毛天下”之间张力的结果）之后，集聚地由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实施或体现出来。曾几何时，文革的群众暴力甚至比起文革前由中共党领导的国家所进行的暴力职能更加具有单位性、日常性和广泛性的特色。这主要是因为文革初期在全国、全社会范围所鼓动、所倡导的“砸烂公、检、法”，直接造成了由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实施“公、检、法”职能或准职能的后果。在原有的国家暴力机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的情况下，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一时间就可在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单位成立变相的暴力机构，诸如专案组或专政队等等，就可巧立名目地或者干脆唯己所需地来设立林林总总的“专案”，就可建立变相的监狱或牢笼，从事变相的专政镇压（即“群众专政”），即充当变相的而又角色繁杂的警察，最大限度地加以对人们生存领域的每一角落进行日常生活专政！“砸烂公、检、法”就直接等同于文革初期暴力的无法无天。仅就这一点而言，不能不说是文革暴力的一大“特色”！

　　通过对团派的暴力行径的谴责和控诉，《黑牢》文集几乎是无以复加地展示出了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实施暴力的绝对残酷和极端血腥。这部文集不只是有理有据地展示出团派暴力者们的偏激、蒙昧、凶狠和疯狂，而且无可辩驳地揭露出团派暴力者们曾实行的多达数十种的、惨无人道而令人发指的暴力手法或手段。这部文集的主编者以及相关作者对于团派暴力者们及其暴力行径所发出的有无人性以及人性何求之类问题的诘难和痛斥，恰恰确证了这些暴力者及其暴力行径的非人性、反人性直至非人道、反人道！的确，文革暴力的一个政治“常数”就在于：唯有致使暴力无所不用其极，才有可能达到暴力的最大威胁和最大恐怖，才有可能达到暴力者们最为切实的效益和最为功利的目标。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清华文革初期暴力必然与有形的残害血肉相连，为什么暴力一定与无形的恐怖形影相随，特别是在团派那里以及在它那二十个月的短命的历史中，为什么暴力与专制孪生共存，为什么暴力就是折磨、凌辱、拷打、阴毒、残忍、祸害、暴虐、凶杀、恶性等等的同义语。

　　据清华大学档案馆的文革档案记载，团派一些暴力活动积极分子，为了寻求和借鉴历史上有关暴力行径的手法或经验，特别热心于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查找关于法西斯组织特别是纳粹党人以及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暴力措施的书籍，力求找到用于整治、迫害四一四派人员的有效手段。由此可见，历史的暴力与暴力的历史总是气息相通的。

　　《黑牢》文集基于清华文革初期上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一方面，展现出了文革暴力问题的诸多特性和取向，为后人研究和剖析文革暴力问题提供了既独特又沉重的个案素材。另一方面，直接地或间接地把文革初期的暴力问题与武斗问题联系起来，呈现给读者。显然，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革的暴力必然趋向武斗，而武斗则是更大规模和更为独特的暴力。但是，在我看来，文革暴力还不能直接等同于武斗，这种暴力的“重心”是针对个人或个体的，即对于文革对象或文革受害者的身心迫害。武斗作为文革所独有的现象甚至作为文革所专有的名词，比暴力更为深刻、复杂，这种武斗的“重心”是指向群体或集体的，即指向与武斗者一伙相冲突或相厮杀的敌对者们。然而，这并不是说暴力比起武斗来要轻松、减缓、简单或个别。实际上，文革暴力持续的积累和经久的进行一定会导致把暴力的矛头由施虐于文革的对象或敌人转向加害于文革中与己分歧或分裂的原“同类”。换言之，文革武斗大都是交互性的，而文革暴力大都是单向性的，即这种暴力是受害者无法逃脱、无法抗拒和无法化解的。不管怎样，《黑牢》文集从诸多角度非常有力、具体地表明了由文革暴力导致文革武斗的必然性！

　　这一必然性在于：除了前述的团派在清华文革现实的最大利益和目标是从政治上消除四一四派和原有清华干部势力，还深深地置于文革及其群众运动的政治逻辑之中。概言之，暴力就是文革群众运动的一大“天性”，就是文革群众组织的某种“缘分”。如同历史上诸多极权政治下的群众运动的演变规律一样，整个文革及其群众运动也一定是循着“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没有敌情也要制造出敌情”的政治取向而衍生、嬗变，或如文革后期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兼“工宣队”的一个头目所概括的：“有了群众，就有了敌情；有了群众，就有了法宝；有了群众，就无往而不胜”。这里要加以历史补充的是：不是无往而不胜，而是最终一败涂地，或是对我在前些年曾提出过的问题稍加转化：对于文革的暴力以及暴力者们而言，有无成功者？谁是胜利者？

　　文革暴力的运行和演变也意味着某种历史的“悖论”。因为，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上乃至在世界历史上，由社会或国家的某一个非强权暴力性的单位、部门、机构在各自的小天地里来大加实施执法、司法和立法的职能或准职能，具体地说，在这类单位、部门和机构中可以任意抓捕、随意拘留、私自刑讯、设立牢狱、行刑惩罚、无限期拘押直至没有限度的、名为“逼、供、信”而实为无限恶化的生存摧残和生命折磨……，这些都必然而然地从道义上带来文革群众运动的失败和衰亡，从人性上标志着文革群众组织暴力活动及其措施的短命和罪恶，从人道上注定了文革所有暴力施害者终生无法摆脱的心灵污垢和难以洗刷的生活罪过！

　　《黑牢》文集清晰而确切地证明了文革暴力的这种悖论。显然，文革暴力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惨无人道地施虐于受害者的同时，也仿佛天然地斲丧施害者本人。如同历史上许多战争的发动者常常无法决定战争的命运和结局那样，暴力发动者和实施者每每无法左右暴力的走势和归宿。这一点，除了体现在文革暴力必然导致文革武斗的结局外，更沉重而又更多样地体现在几乎所有这些暴力和这些武斗的发动者、实施者（更不用说指挥者了）彻底失败的宿命。换言之，文革暴力的异化与自我异化称得上膑足相抵，无不决绝。

　　《黑牢》文集还有一个值得瞩目的特点，即它不但详细地记述了清华文革一些受害者的苦难经历，而且很难得地列举出了施害者的名字及其令人发指的迫害行径。在我看来，这是文革研究尤其是文革个案史研究的一个进步。《黑牢》文集仅就这一点，就不同于许多关于文革的回忆或评述回避那些所谓“小人物”般的迫害者的名字及其罪过的做法，而是很有可能把这些类同汉娜·阿伦特当年所指称的体现着“平庸之恶”的文革基层作恶者切切实实地列入了文革的耻辱簿上。这种难能可贵的列举大有可能起到了警示后人的独到作用。

　　因而，对于《黑牢》文集的读者们来说，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就那些文革暴力的策划者、实施者、推动者而言，暴力，尤其是他们身体力行的暴力，最终给他们本人留下了什么呢？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不断证明，这一定不是什么遗忘，不是什么淡漠，不是实施暴力后的平生顺利，也不会是暴力阴影伴随的岁月静好，更不是在天地良心责问下的无愧、无咎、无恶、无罪。

（三）

　　在清华大学即将迎来建校１１０周年之际，《黑牢》文集在促进回顾和反思清华文革历史的同时，对于人们今天和未来更好地建设清华大学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通读《黑牢》文集，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提出下列的问题：清华文革时期的种种暴力由何而来？何以可能？何者所为？何以必然？等等。显而易见，这种种暴力直至这些暴力的肆虐和泛化，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遥不可及的，它们与文革之前所流行的暴力话语、暴力心理、暴力传统和暴力时尚等等息息相关。显然。从文革前的“批判的武器”到文革的“武器的批判”近在咫尺，接踵而至。无须讳言，包括暴力问题在内的清华文革的众多问题都与清华文革前的近十年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毋庸置疑，清华大学自１９５０年代末期开始的大规模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教育革命”乃至一些列政治运动，为整个清华文革“锻造”出了对于暴力的手段、策略和方法驾轻就熟甚至信手拈来的激进学生或激进群众。从《黑牢》文集中所揭露的那种热衷于暴力的激进学生们的种种残酷暴行，无可辩驳地印证了文革之前清华大学多年的一些政治运动及所谓“政治教育”的失败，而这种失败直接或间接地是由文革之前的更大范围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态所促成的，并且这种失败的最大结果在文革时期直接夯在了清华昔日的校长、干部和教师的身心上。因此，无法否定的是，清华文革暴力的必然性不仅仅体现在那些实施暴力和崇尚暴力的少数激进学生身上，而且直接渊源于１９５０年代末期至１９６６年上半年清华大学的历史。借用已故的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那掷地有声的说法：“从反面讲，没有蒋南翔时期（当然不能由他负全责）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批判会，也就没有迟群时期的在‘知识愈多愈反动’思想指导下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惩治和迫害。”（徐百柯：《民国那些人》，第９９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这里，我要补充一点的是，从清华的蒋南翔时期走向清华的迟群时期必然有一个“过渡期”，这个为期不到两年的“过渡期”名曰“蒯大富时期”。

　　在迎来清华大学建校１１０周年之际，结合《黑牢》文集所提及的文革初期不堪回首的暴力现象或暴力问题，人们不禁要作出亘古常新的发问和探寻：大学，应该以何为本体？大学，应该以何为自己的职责、功能、取向、价值、操守、目标？我个人进一步发问和探寻的是：大学与暴力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学的暴力与暴力的大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一旦大学的暴力滋生和蔓延，一旦暴力的大学出现和成型，如此的大学是否还称得上所谓大学？凡是如此的大学，不是暴力遍地的角斗场，就是暴力猖獗的集中营！对于今天清华大学新一代的教师、学生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当年清华文革暴力的残酷和血腥，几乎无法想象少数清华学生在那时竟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暴力行径。其实，面对过去，展望明天，经过反思，拒绝遗忘，人们不难发现自己今天的生活与文革暴力问题相距并不异常遥远，甚至并不完全隔阂。《黑牢》文集给文革之后的清华大学以及清华人敲响了一座警钟：现今的和未来的清华大学能否避免、拒斥、消除或抵抗任何形式的暴力？

　　据报道，清华大学已于２０２０年夏秋之际终于“全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消息传来，评说不一。无论怎样，清华建校不到１１０年，就“全面建设”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并在中国现今已有的两千多所高等学校中独拔头筹，实在可惊可叹，可敬可佩！在清华校庆１１０周年之前或之际，纪念或回顾清华历史的书籍接近百部、文章难以计数，但令人遗憾的是，真正探讨清华历史上的曲折、坎坷、苦难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经验教训的著述，真乃凤毛麟角。正是由此，《黑牢》文集在２０２１年的问世，堪称划过清华大学建校１１０周年之年上空的一颗“亮星”！

　　阅读《黑牢》文集，在我看来，还应结合通读陈楚三先生的回忆录《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１７年）来进行。我个人认为，这部回忆录是数十年来众多清华校友各自写出的回忆著述中，最具有价值、最具有个性也最具有可读性的一部回忆录！这不仅仅是这部回忆录在记述清华文革诸多问题方面与这部文集交相映证，而且这部回忆录的一大亮点在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先生的哲嗣，作为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一位参与者、见证者和评判者，陈楚三先生独具匠心而又游刃有余地把文革前—文革时—文革后的个人特殊经历和深刻反思加以融会贯通，进而，这部回忆录高屋建瓴地映现出的国史—党史—校史—个人史之间有机互动而力透纸背的“脉络”，切实为人们理解和把握《黑牢》文集创建了一处“大历史观”的“制高点”。


http://hx.cnd.org/2021/11/21/%e3 ... %ef%bc%9a%e5%ae%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