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根耀：北京大学社教早期执行了极“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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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教早期执行了极“左”路线
——兼析李清崑的“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

吴根耀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常被喻为文革的预演；文革的烈火最先能在北京大学点燃，因为社教奠定了文革的基础。所以，记述和评说北大社教的文章为数不少。其中，以原北大哲学系的“社教积极分子”的记述和评说最多。他们为把自己美化成“社教左派”，刻意回避最关键的问题：北大社教早期（张磐石任社教工作队长时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即执行了极“左”路线，从而掩盖自己为这条极“左”路线推波助澜的丑恶面目。哲学系教师李清崑（曾任北大校文革办公室主任）２０１８年５月在《记忆》第２２５期上发表、并刊登于王复兴（２０１９）所编文集９７－１３３页的“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以下简称《背景》）一文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见本刊zk１９１０a，zk１９１０b——本刊编者〕

　　说社教是文革的预演，因为文革的极“左”路线在社教时就有了且指导了北大早期的社教；说文革是社教的继续，因为社教的极“左”路线又来了且在文革中被推到极致。这是理解北大的社教与文革两者关系的关键。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在简述张磐石极“左”路线主要表现和当时中央领导批判这条极“左”路线的基础上，指出被《背景》一文掩盖、歪曲和阉割的主要事实，希望能为还原北大社教的真实历史有所裨益。

◇　张磐石极“左”路线的主要表现

　　１９６４年７月２日，张磐石带领中宣部阮铭等１０员“天兵天将”，以调查组名义进驻北大。不久前即６月８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据逄先知和金冲及）。既然全国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更别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大学了！张磐石抱着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下凡捉妖的架式，坐镇北大朗润园，并撇开陆平和校党委，直接进入有关部门开展调查，如去组织部查档了解干部队伍组成，或去扎根串联，找系领导谈话。

　　他从聂元梓那里听说校党委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没有执行中央指示”等问题，抓到了干部队伍组成有“阶级路线”、“投降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又摸到了技术物理系的“阶级报复”、西语系的“和平演变”等典型实例。８月２９日，张磐石给中宣部上报了他著名的《一号报告》，说：“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该《报告》还称北大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哲学系聂元梓向我们反映，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据王学珍等）。

　　１１月２９日，张磐石上报了《二号报告》。“《报告》列举了哲学、技术物理等系的情况后说：北大党委的领导‘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据王学珍等）。话说得很明白：在政治观点上，张磐石不认为北大是社会主义大学，而是定性为“烂掉了”的单位，是资产阶级掌权的大学，所以工作队必须立即把学校的领导权夺回来。若工作队员持有不同观点，他一概斥之为“右倾”，凡调查报告或工作简报有不同意见，他统统批为“右”。

　　正因为他坚信校党委“烂掉了”，所以不但不去“三结合”，还对校领导采取随意批斗的做法。工作队进校后，党委书记６人（除冯定外）斗了５人，常委１４人斗了８人，连向市委请示汇报工作也被当作阴谋活动“追逼交代”。他在１０月２１日拟定的《关于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步计划草稿》的第四条中说：“搞清学校干部和师生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面貌和思想状况，整顿党团组织，清理全校师生员工及其住校家属的阶级成分，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据王学珍等）。这不仅是打击一大片，简直就是人人过关，要把北大彻底翻个底朝天。

　　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１日，张磐石召开工作队紧急会议。他总结了眼下“社教积极分子”革命热情高涨和“牛鬼蛇神开始退却，有些顽固的集团开始分化，被斗的人开始动摇、彷徨”的大好形势，认为“北大社教运动第一阶段的斗争高潮已初步形成或接近形成，整个北大从校到系，２０条战线团团包围起来了”。张磐石在这一大好形势下向工作队员发出紧急动员，要他们积极投入“斗争”。文章第一部分的２０００多字中，“斗争”一词反复使用了４０多次，还加上了“十分激烈”、“热火朝天”、“旗帜鲜明”、“积极主动”等形容词。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认为这个报告“有点像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王明、博古的味道”（据葛焱，以下未注出处者同）。

　　张磐石认为工作队员进北大是按他的要求去跟校党委作斗争的，不是来调查研究的（因为他早已调查清楚了）。他把不同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并擅自决定（甚至不跟副队长、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商量）在春节前撤了３个工作组组长、１个工作组副组长的职务。春节后，他又撤了西语系工作组组长常溪萍（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上海市教育卫生部副部长）的职。

　　１月１４日上午，康生紧急召见张磐石，向他传达当天早晨刚刚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习称“二十三条”）。康生明确表示不赞成北大的做法，对工作队实际上进行了全面夺权、大量批斗校党委多数领导和系总支书记、工作队不管教学等做法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康生要求张磐石回校后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总结北大社教运动的经验，对北大、对陆平同志、对技术物理系都要“一分为二”，要团结９５％的干部和群众，赶紧停止把打击面推向党外的所有活动。张磐石听着十分不舒服，憋了一肚子气，怀疑康生右倾还是严重右倾。

　　回校后，张磐石没有立即传达“二十三条”，却安排大家学习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继续执行自己１月１１日“紧急动员”中的安排，坚持发动群众的“十天新高潮”，充分揭开阶级斗争盖子。１９日，他在工作队党委会上安排：“下一段斗争的锋芒要转向校级领导”。２２日，他在工作队的内部会议上说：“有人说我们要把陆平逼疯了，还有人说某某人想自杀。谣言之多，破坏运动，这都是阶级斗争！……任何运动死人也不可避免，但力求少死，死了也不必惊慌！”。这表明他根本不理会“二十三条”，我行我素，继续推行其极“左”路线。

　　２月１７日，张磐石参加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康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专为讨论北大问题的会议。彭、康、陆三人都指示社教工作队与校党委双方立即停止争论，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彭真在会上还问他有什么意见没有？停止争论的决定能不能贯彻？张磐石尽管十分不满，会上说没有不同意见，停止争论的决定能够贯彻。回北大后，他拒绝传达会议决定，却要求抓紧时机，把批驳陆平的发言赶快印出来，发出去。１９日，张磐石参加中宣部讨论贯彻落实“二十三条”的会议。张子意向他传达了彭真关于北大争论的两点指示，要求他立即在工作队内传达落实。张磐石在２０日传达了彭真的两点指示，但传达后加了一句：“我向部里表示，同意彭真同志的指示。这样，不是我们怕争论，也不是我们争论输了”。话下之意，因为他没错，所以无需认错。１９－２０日两天，他突击印发《简报》和《工作通讯》十一期，落实他的论战部署。

　　２２日，陆定一给中宣部所属的各工作队做报告，结合“二十三条”总结反思前阶段的工作。在讲到北大问题时，他说：“特别是工作队，不要以为过去的工作已经符合‘二十三条’，甚至是完全符合‘二十三条’”（据王学珍等）。陆的讲话显然是给张磐石找台阶下，但张磐石不想下这个台阶。３月２日，他没有与工作队党委的其他主要负责人商量就直接布置各工作组把看《简报》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社教积极分子”，并要求工作组向他们作全校运动情况的报告，煽动他们的情绪，抵制中央精神。

◇　抵制和批判张磐石的极“左”路线

　　３月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会上，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大社教的情况。毛泽东征求了彭真对陆平的看法，彭真认真地回答：“陆平工作认真负责，能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好干部”。毛点头，说：“北京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陆平是个好同志”。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从根本上否定了张磐石对北大和陆平校党委的结论，实际上指出了张磐石错误的本质是在北大社教中执行了极“左”路线。

　　３月３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北大的社教运动，张磐石和万里列席。邓认为：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同志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不是犯了一切错误，只是某些错误；北大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他也讲了北大社教的缺点错误，一是没有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二是对北大的情况估计错误，当作“烂掉了”的单位去搞运动，三是斗争方式有毛病，不是党内斗争的方法，还有就是运动没有落实到教学上。会议决定陆平等３人参加北大社教运动领导小组。会后，针对北大运动存在的问题发了文件《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要求中宣部“帮助工作队总结经验，写出（高校如何开展社教的）文件”。

　　回校后，张磐石只是简单地给刘仰峤等讲了几句，让刘跟几个副书记说一下，自己拒不传达书记处会议精神。常溪萍听了刘的介绍，还找刘把会议记录借来作了抄录。３月４日和１１日，他两次给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教育卫生部长杨西光写信，反映北大社教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张磐石强烈抵制邓小平意见的情况，表明了他上书中央领导反映情况的想法，得到这两人的同意。

　　３月１７日，常溪萍给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和张子意写信，反映了张磐石坚持极“左”路线的错误，建议中央派人前来检查。２０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约谈了常溪萍，并整理、转报了“和常溪萍同志的谈话记录”。邓小平于３月３０日对常的来信作了批示：“我看张磐石同志在北大工作中，表现作风不正派，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改换工作队领导问题，否则就只能调换陆平等人的工作。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

　　３月５日，陆定一在北大召开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和北大党委会常委会议，结合讲解“二十三条”报告了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张磐石在会上检讨自己把北大的问题看得严重了些，其实心里根本不服。８日，工作队写了一个只给“社教积极分子”传阅的工作总结，意在让他们按这个“总结”的口径统一思想并限３天内给陆平、彭珮云“画像”，抢在北京市委召开北大党员干部会议（即“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之前给北大问题定性。张磐石还赶印了一些工作队的“总结”送到会上，并宣称如有原“积极分子”改变态度者，即是“叛徒”。

　　１１日，张磐石未请示中宣部即擅自召开９００人的“积极分子、干部（三级干部）和工作队员三结合大会”，煽动对立情绪，与北京市委唱“对台戏”。１３日、１５日和１７日，他又连续召开各种会议，讨论社教工作队的“总结”，强调“现在是更大的考验”，“会有尖锐的斗争”。针对张磐石拒不纠正其极“左”路线的恶劣态度，１９日张子意专程到北大给全体工作队员做报告，逐字逐句地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张子意还据“纪要”精神讲了北大社教工作队的五条错误：对形势看得过于严重；没有三结合，夺了权，性质搞错了；打击面宽了；斗争方式过火；唯成分论（据王学珍等）。

　　４月２日至２９日召开的社教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常称“民族饭店会议”）对张磐石的极“左”路线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清算。常溪萍的信件、“和常溪萍同志的谈话记录”和邓小平等人的批示作为会议文件在“民族饭店会议”上印发。陆定一在会上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张磐石的错误，“希望张磐石同志深刻反省，把自己的心拿出来见人。不要耍手段，上面一套，下面一套，不要讲假话”。二是肯定了工作队有成绩。三是强调“社教要落实到学校的教学上，落实到学校管理工作上”。四是宣布撤销张磐石北大社教工作队的队长职务，由许立群担任社教工作队队长，增补常溪萍为工作队领导小组成员。陆定一在会上表扬他，说：“常溪萍同志的反映是很重要的，……我们感谢常溪萍同志的反映”。

　　张子意在会上说：“磐石在政治上向党闹独立性，对上三不听（不听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不听市委指示，不听中宣部的指示），拒不执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实质上是反对书记处，反对中央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思想上严重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开始时想露一手，搞过火斗争，‘二十三条’后，拒绝改错认错，直至领导工作队与中央顶牛。在组织上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实行家长制，独断专行，严重地脱离了工作队，脱离了北大的干部、党员，对工作队粗暴横蛮，作风上玩弄权术，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很不正派”。

　　许立群在全体工作队员的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主要讲“二十三条”下达以后张磐石的错误，说他“口头上也讲拥护，实际做的是抗拒、不执行、不传达中央指示，想尽种种办法，把工作队员、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对抗‘二十三条’，准备大辩论。因此说，他不执行中央书记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的决定，违背、抗拒‘二十三条’”。许立群还指出张磐石错误的原因是“想在北大大露一手。即想利用党的严肃任务，大出风头，大显身手，大露头角。……处处想露一手，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文过饰非，推托责任”。

　　张磐石被撤，许立群接任社教工作队长，表明北大的社教运动进入新阶段（“社教晚期”）。社教并未结束，两派的对立情绪却加剧了。按以往运动的惯常做法，许立群把下一步的工作分为两阶段：先是工作队肃清张磐石错误的流毒，再让社教中受批判者提意见，工作队表态认错，让受批判者能再次站出来工作。社教运动必须继续进行，但显然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是要工作队和“社教积极分子”向被批判过的人赔礼道歉，二是受过批判的领导和干部要原谅工作队和“社教积极分子”的过错。许立群希望彭真能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做一个动员报告，让双方都做自我批评，统一两派的思想。６月２９日，彭真共讲了八个问题，宗旨就是下一步如何开展整风学习。

　　因为暑假，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常称“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于７月２９日召开。与会者除校领导外有党员正副处长、总支正副书记、党员正副系主任、部分总支委员、教职员党支书和党员教学骨干等，共约２５０人。９月４日，许立群代表领导小组宣布：“除哲学、经济、技术物理３个系和校党委常委还要继续讨论外，其它各单位的整风学习告一段落”。经济系、技术物理系和校党委常委于“十一”前后结束会议，就只剩下哲学系了。

　　哲学系的“国际饭店会议”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聂元梓根本不检查，说没什么可检查的。别的总支书记都把错误往张磐石头上推，聂元梓说她与张磐石既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没犯什么错误。哲学系成了一个“堡垒”，阮铭被请回哲学系做了多次发言。１１月上旬，聂元梓做了一个纯属敷衍、极不像样的“检查”，哲学系的“国际饭店会议”进入第二阶段。聂元梓改变了拒不检查的态度，客观原因是阮铭揭发了她与张磐石之间的来往，她抵赖不了这些事实。更主要的原因是：她以“再次婚姻”的方式找到了一把保护伞：老红军干部吴溉之。通过吴溉之她又认识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可以帮忙把她调到别的单位去。所以，她改变了“硬顶”的方法，希望尽快从社教这个泥潭里拔出腿来，早日离开北大这个“是非之地”。

　　第二阶段的会议表现出３个主要特点。一是阮铭不断地检查且检查越来越“深刻”，还多次提到聂元梓对陆平有“成见”、聂与张磐石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这就在哲学系这个“堡垒”内部打开了缺口。二是会议领导小组和社教的受批判者“乘胜追击”。三是“社教积极分子”的不满情绪爆发，或对这种开会方式表示极大不满，或对第一阶段里批判他们的发言逐条进行批驳。他们都回避了张磐石犯了极“左”路线错误这一要害问题，也不承认聂元梓等“社教积极分子”为极“左”路线推波助澜的错误。因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批《海瑞罢官》成了全社会的热点，哲学系的整风学习会６６年１月底草草收场，无果而终。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晚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２日的《人民日报》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指出“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５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陆平等一小撮保皇党，拼命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竟长达７个月之久，这是１９６５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社教积极分子”升级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国际饭店会议”被指控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成了他们终生的荣耀，当然要“继续革命”，全身心地投入另一场极“左”路线指导下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了。

◇　《背景》的要害是为极“左”路线招魂

　　《背景》一文阐述了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系统总结了陆平在北大犯下的五大罪错〔P·１０１－１１６，页码指王复兴（２０１９），下同〕：一是大搞反右派补课，补划了右派分子２０５人；二是在反右倾斗争中逼死了邹鲁风，原“人民公社调查组”人员均受到审查批判，还给汪子嵩、沈少周和丁石孙三人扣上“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按敌我矛盾处理；三是逼走了马寅初；四是在校内瞎指挥，如“除四害”、参加农村劳动、参加抢修铁路和把北大办成半工半读大学等；五是校领导班子中有亲有疏。

　　《背景》作者之所以化这么大篇幅列述陆平的罪错，无非是想证实一点：陆平社教时挨批判，文革时遭批斗，都是活该，都是罪有应得。作者至今仍死抱着文革爆发时的观念：北大是“反动堡垒”，陆平是“黑帮分子”。说了这么多陆平的坏话，这位哲学教授仍不解恨，还引用王复兴（２０１６）书里引述的一个６２届毕业生的话，说他“在北大五年是‘多灾多难’的时期”，“在校时期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这个在北大教了一辈子辩证唯物主义的人，竟然到了２０１８年还在顽固地坚持陆平治校期间是“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否认十年动乱期间尤其是校文革和工／军宣队统治时期是北大校史上最专制最愚昧的黑暗期，真是太荒唐了！还有一点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吗？

　　本来就是为了北大“反右”补课，彭真才把陆平派去北大任职的。陆平在北大搞反右补课和反右倾等等的所有举措，上有中央或毛泽东的方针部署，下有彭真的具体指示，陆平只是个较为得力的执行者罢了，怎么能把账记在陆平的头上？毛泽东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说“陆平是个好同志”，不是已经对这些问题作了清楚的结论吗？至于“除四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半工半读”等等，都是毛泽东亲自号召的。我们这代人都亲历了这些，当然能清楚地记得这些。（据吴根耀）这位哲学教授难道没有亲历过这些吗？为了诬陷抹黑陆平，他竟然睁眼说瞎话，把毛泽东的一系列号召都当成“瞎指挥”再把这个罪名强加给陆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置陆平于死地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第二是以“北大社教运动促使北大内部各种矛盾大爆发”为题，渲染北大社教的“大好形势”〔P·１１６－１１９〕。在大致介绍了社教工作队的组成后，《背景》用近１页的篇幅介绍了校领导戈华、崔雄崑、孟琳、周培源、谢道渊和黄一然对陆平的揭发，又用大半页的篇幅介绍了系／总支领导张侠、戴新民、白晨曦和聂元梓对陆平的揭发和哲学系的情况。然后来了一句轻描淡写的结论：“张磐石对北大的问题确实看得过于严重了”。

　　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张磐石把给陆平提意见的人都称为“社教积极分子”不妥，因为提意见的人形形色色，目的也各不相同。撇开生活上的事不说，对陆平的批判大致来自三方面。一是以周培源为首的学者，对北大政治运动太多、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科研工作不满，也反对批判丁石孙、汪子嵩等专家教师，可认为是从“右”的方面批评陆平。二是强调北大的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不紧，干部队伍严重不纯，迫害工农干部和工农学生，有“阶级报复”和“和平演变”事件发生，可认为是从“左”的方面批评陆平。三是出于自己争权夺利的私欲，感到自己虚有其位并无实权，因而指责陆平拉帮结派；或认为“社教”是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因而努力表现自己以求升职，这部分人是从“下”的方面批评陆平。张磐石不管这些，凡是“社教积极分子”，一概予以信任，统统作为依靠对象。到了６６年６月初，那张大字报广播以后，《人民日报》社论更是极端思维，把“社教积极分子”升格为“社教左派”，陆平则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

　　更重要的一点是：本来这一部分应该是文章的重点（探讨“社会历史背景”），何况作者还强调“因我在工作队办公室工作，了解的情况相对多一点”；张磐石每周六都要回中宣部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回北大后每次都在工作组长会议上传达，我作为一般工作人员也列席会议，听取传达”，那应该有很多普通的“社教积极分子”不知道的内情可以介绍和披露的吧？偏偏这一部分篇幅却异常地少，该不是这个辩证法教授做贼心虚、故意隐瞒了什么吧？的而且确，这个辩证法教授在给读者“变戏法”，而且变了一套又一套的“戏法”。

　　“戏法”之一是“张冠李戴”。《背景》〔P·１１７〕说：“副校长黄一然是个级别较高的老干部，……他在校部也揭发了陆平的问题，并且在工作组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说：社教工作队进校使他感到‘真共产党来了’，可见其对陆平党委之不满。但不知什么原因，张磐石未把他列为积极分子”。黄一然如果真是揭发了陆平的问题且在公开场合如此歌颂社教工作队，张磐石却不把他列为“社教积极分子”，这不是令人不可思议吗？其实，吹捧张磐石工作队是“真共产党”的是聂元梓，哪里是什么黄一然！

　　“戏法”之二是把北大社教早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变没”了。首先是张磐石执行极“左”路线，把一股极“左”思潮带进燕园；聂元梓等人积极为这股极“左”思潮推波助澜、兴风作浪，被李清崑“变没”了。其次，工作队内部有人抵制极“左”路线，向中央首长写信反映情况，《背景》一文却说“北大运动的情况，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反映到中央领导那里”；“常溪萍给邓小平写信，反映对张磐石的意见，……不知邓有何批示（编者注：有批示）”。第三就是把好几个“大活人”都“变没”了：作出批示的邓小平可说是个“大活人”吧？竟然被李“大戏法师”给“变没”了；还有彭真、康生、陆定一、张子意和万里等等“大活人”，都叫这位“大戏法师”给“变没”了。为什么要把他们“变没”呢？因为他们的批示、报告或讲话指出工作队执行的是极“左”路线，要把北大的社教运动纠正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这触动了“社教积极分子”们的根本问题，绝对不想说，也根本不敢说，只能千方百计地掩盖事实真相。

　　“戏法”之三是鱼目混珠、回避要害。《背景》罗列了一堆揭发陆平的人员名单，还把戈华、孟琳夫妇列为第一，只蜻蜓点水地提了一下聂元梓。关于哲学系专列了一个自然段，只写陆平来哲学系听取冯定揭发他包庇王庆淑，聂肯定了冯的发言“很好”。这只是为国际饭店会议上批判“聂元梓联合修正主义分子冯定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陆平”埋下伏笔。为什么这样避谈聂元梓呢？因为作者心里非常清楚：聂元梓不仅是张磐石极“左”路线在北大最得力的执行者和最卖力的推行者，还是为张磐石提供“炮弹”的里应外合者，牵着聂的“藤”即可拉出极“左”路线的“瓜”，所以在谈张磐石领导的北大“社教”时尽量避谈聂元梓。

　　综上述，《背景》作者在记述北大早期的社教时，刻意回避和拙劣掩盖了一个关键问题：张磐石执行了极“左”路线。与之相关的是：北大的部分“积极分子”为张磐石推波助澜，工作队内部有人抵制和批评张磐石，还有中央首长对张磐石极“左”路线的批评和纠正等等，都被李清崑故意隐瞒了。《背景》这样歪曲和阉割北大社教运动史的目的，是为聂元梓和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正名”，表明自己真的是《人民日报》６６年６月初社论中所称的“左派”，因而在文革中成为天生的“左派”。

　　《背景》的第三部分介绍“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P·１１９－１２９〕，是全文的重点。由于前面的文字回避和掩盖了张磐石的极“左”路线，也避谈聂元梓的所作所为，这一部分是在割断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误导读者。文中说这个会议“整肃社教积极分子”，意思就是“积极分子”遭到了批判。对聂元梓，有人给她总结了社教初期的“四个第一”：帮助张磐石放了社教的“第一枪”，从哲学系“第一个”开始残酷斗争陆平，“第一个”提出严重的大帽子“政治陷害”，“第一个”为冯定的“浑水摸鱼，掩盖自己修正主义的错误发言”带头叫好。这活脱脱地勾画出聂元梓充当张磐石马前卒的丑恶面目——尽管《背景》作者一直避谈这个问题，这里却还是露了“馅”。

　　《背景》还悉心描绘了“社教积极分子”的抗争和反击〔P·１２６－１２８〕，浓墨重彩地渲染他们“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孙蓬一，还有郭罗基”的“豪情”，声称自己“歌声震天，气势如虹，颇有慷慨悲壮的味道”。这些抗争者里怎么没有聂元梓呢？因为聂元梓不管别人死活、自己溜之大吉了。甚至被“罚”去郊县参加农村“四清”的其它系的“社教积极分子”都知道聂元梓“大喜”，并对她拿婚姻做政治交易的卑鄙手段嗤之以鼻。所以，不仅哲学系的孙蓬一等人，甚至法律系的陈守一等人，都认为聂元梓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是动摇分子（据樊能廷）。李清崑不愧为聂元梓的“大管家”，把聂元梓“动摇”的这个“隐私”管得严严实实。这不又是在误导读者吗？

　　社教过去５５年以后，作者仍这样回忆和记述“国际饭店会议”，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他们仍坚持当年在会上抵制批判张磐石的极“左”路线是正确的，因为这得到了６６年６月５日《人民日报》社论的肯定。“六五”社论说：“陆平等一小撮保皇党，拼命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竟长达７个月之久”。他们还在怀念张磐石领导的社教，要为社教的极“左”路线招魂，所以他们举双手欢迎文化大革命！

　　这还可从以下两点得到佐证。一是对张磐石受批评不服气。《背景》说：“怎么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就一股脑儿把错误全推到了张磐石的身上？尤其是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大批特批张磐石，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几位中央首长批评的都是张磐石抵制“二十三条”的错误；彭真也明确表态：“二十三条”下达之前的错误，“我有责任，中宣部、市委也有责任”。《背景》的P·１２０引了彭真的这一段话，表明事实上没有“一股脑儿把错误全推到了张磐石的身上”，但作者为了煽动情绪，已顾不得自相矛盾的叙述了。

　　二是把矛头对准邓拓（原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领导小组组长之一），大加批判挞伐。本来，作为会议负责人，落实邓小平等首长的讲话和中央书记处批示是他的责任，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背景》作者闭口不提中央的指示精神，却在短短的２页半里１５次列述邓拓对会议的具体布置或指示，显然是要把邓拓打成“镇压革命派”的刽子手，挑起广大读者的派性。作者之所以死揪着邓拓不放，说白了是因为他已去世，毛泽东则对他的自杀有一个冷酷无情的批示（见郭影秋），他就仗势“痛打死老虎”。

　　第四部分介绍“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决定性条件”，是文章的点睛之笔〔P·１２９－１３３〕。文章提到：６６年５月５日，已调离了北大的张恩慈写了“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上报，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张恩慈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印发给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与会者。但这部分隐瞒了一个重要细节：据这个批示，康生组织了以其妻曹轶欧为组长、刘仰峤为副组长的“七人调查组”（含张恩慈）赴北大进行“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调研，康生还向“七人调查组”透露了即将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张恩慈作为“调查组”与哲学系“积极分子”间的联络员及时地传递了不少新动态。康、曹夫妇早就插手了北大的文革，对那张大字报的出笼有一定作用。李清崑隐瞒这个细节，就是为了把大字报的“功劳”只归于聂元梓一人。

　　曹轶欧刚去发动聂元梓站出来揭发陆平时聂还只想离开北大这个是非之地。促使聂改变态度的原因，一是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三家村”在报上遭到了点名批判（邓拓已“自绝于党”），二是曹轶欧明确告诉她“彭真已经出问题了”，三是曹在请示了康生后支持聂元梓等人贴大字报批判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部分的点睛之笔是那张大字报的产生。李清崑引用王复兴（２０１６）的话说：“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与两件事关联最大：一是‘国际饭店会议’，二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缺少一样，都不会有北大第一张‘５·２５’大字报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还认为“这话真的说到点子上了”〔P·１３３〕。其实这话经不起一驳。在“那个时间”（《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却不在“那个地点”（即不在北大）贴出了不少大字报；这些单位都没有开展过社教，更没有什么“国际饭店会议”。这证明：王复兴的“两件事”“缺一不可”不能成立，因为事实是“缺‘一’也可”；“国际饭店会议”不是七人大字报产生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能独具慧眼，从５月下旬的这批大字报中挑出这张北大的大字报来向全国广播，因为他知道“国际饭店会议”上有过两派的激烈争斗，可以用这个来点燃群众运动的烈火。

　　行文至此，大家多少可以明白：为什么哲学系的“社教积极分子”一讲文革就先讲社教（甚至只讲社教）、而讲社教则大讲特讲“国际饭店会议”了吧？浅层次的原因，是６６年６月初《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肯定了他们是“革命左派”，这成了他们这辈子都消费不完的政治资本。正因为此，他们至死都要为社教的极“左”路线招魂。他们要继承“国际饭店会议”的“革命精神”，在文革中再立“新功”。深层次的原因，对文革，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作了结论，那张当年“光芒四射“的大字报是把中华民族推入深重灾难的重要环节，早已为人们唾弃。对农村“四清”运动，因文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有人要扩大到农村“四清”，为了不干扰文革运动的大方向，中央曾下发过“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文件。李清崑却偷梁换柱，试图以此为依据肯定北大社教早期张磐石执行的不是极“左”路线，自己在社教晚期受到了打击迫害。

　　“社教积极分子”为了把聂元梓及其追随者美化成长期（从社教到文革）的革命“左派”，热衷于写北大的社教（实际上是热衷于写“国际饭店会议”），却回避了社教早期执行极“左”路线这个本质问题。为此，他们挖空心思，一方面掩盖和阉割真实的社教历史，另方面则杜撰和胡编自己的“光荣”斗争史，５０多年来一直以此欺骗读者，误导群众。研究和反思北大的文革，当从研究和反思北大的社教做起；第一步和最基础的工作，是拭去岁月淀积的尘土，戳穿李清崑等散布的谎言，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　关键：对“国际饭店会议”的认识

　　为什么要开“国际饭店会议”？彭真本来就绝不同意张磐石说北大“烂掉了”的观点，对张磐石“目中无人”（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做法也十分不满。但他也明白：张磐石的极“左”路线能顺利推行是因为北大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和政治运动“折腾”的结果），而且还加上了若干有野心者的里应外合。既然北大在北京的地盘上，他当然要抓北大的干部队伍。恰逢“二十三条”下发，３月３日又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于是北京市委在３月９日至１９日召开了“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意在让北大干部按“二十三条”对照检查北大社教的工作，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统一北大干部的思想。“民族饭店”会议上张磐石被撤职，彭真更是得理不饶人，又召集北大的党员干部开了“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开这两次会，通俗的说法就是要大家“转弯”：从张磐石的极“左”认识里转出来。

　　一旦对某人犯的（路线）错误作了结论，要举行整风学习会，肃清流毒，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这本是我党的传统做法。何况，这两次会议都是在上级领导指示下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遵照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召开，“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由中宣部、高教部和北京市委指示召开）。怎么到了６６年６月初就成了“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答案要到康生那里去找。

　　康生是第一个向张磐石传达“二十三条”并指出张极“左”错误的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早（在邓小平之前）就批评了张磐石。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五人小组”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常称“二月提纲”），明确提出批判吴晗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无关；学术讨论的原则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６６年２月８日，“五人小组”专程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这个“提纲”，毛不置可否。彭真却以为毛已认同，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二月提纲”。

　　３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３次找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严厉批评了“二月提纲”，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据逄先知和金冲及）。康生摸到了毛泽东的脉搏，马上从“五人小组”里造反出来，与彭真、陆定一彻底决裂。５月４日至２６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第一项议程“介绍情况”的会上，康生讲了约８个小时，传达了毛泽东１９６２年９月以来尤其是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以来的一系列讲话，并把毛的想法归结为两条：一是批评彭真和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二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开展文化革命。会上通过了康生和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康生任顾问。

　　康生看准了北大是一颗射向彭真的重磅炮弹，故不等会议结束就让曹轶欧带“调查组”进北大。除了解情况外，“调查组”透露了“彭真倒台”的消息，策反法律系陈守一、哲学系聂元梓等“社教积极分子”再次起来反对陆平。他明知“内外有别”的原则，却同意哲学系“积极分子”写大字报揭发北京市委。七人大字报贴出后，他要曹轶欧找来底稿，快报给杭州的毛泽东。６月１日晚上大字报广播后，他催促曹轶欧、关锋和王力连夜赶写出“评论员文章”，与大字报原文一起刊登于６月２日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成了引爆学生运动的雷管。该报的“六五”社论，称陆平等为“资产阶级保皇派”，号召大家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吹响了建立左派文革队伍的号角。

　　张磐石社教时把北大定性为“烂掉了”的单位，“评论员文章”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国际饭店会议”本来是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的整风学习会，在“六五”社论里成了“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社教积极分子”升格为“社教左派”。那不是为张磐石的极“左”路线翻案吗？那不是极“左”路线又来了而且更“左”了吗？

　　本来，毛泽东制订“二十三条”是为了取代“后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因为他认为刘少奇在农村“四清”中的“人海战术”、“秘密进村”和“打击面过宽”等都是形“左”实右，他要纠正这条极“左”路线。“二十三条”首次提出了“党内走资派”的概念，兼之其执行过程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农村“四清”的两种做法，一是在高层剥“竹笋”（从吴晗剥出“三家村”再剥出彭罗陆杨“四家店”直至“司令部”），二是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动（在基层一处点火、多处引爆到全民卷入），势必导致急剧地“左”转。为了在北大点火，他“忘了”自己在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说的“北京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莫须有地把北大打成“反动堡垒”。至《“五一六”通知》下发，这条极“左”路线已成了文革的指导路线；进入６７年，文化革命由群众的大批判发展成烽烟遍地的两派流血武斗。

　　康生在这条极“左”路线的形成和推行中为虎作伥，尤其在北大的文革中扮演了非同寻常的丑恶角色。他抓住北大这个典型，迈出了关键的两步。第一步是“六二”的“评论员文章”，把陆平黑帮及其后台彭真黑帮树为打击目标。靠谁去打击他们呢？召唤起当年的“社教积极分子”这个群体啊！所以，第二步是为北大社教早期的极“左”路线翻案，把批判清算极“左”路线的“国际饭店会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社教积极分子”们一下都起来了，而且还要“继续革命”、再立“新功”！

　　“社教积极分子”不负所望，从黑帮手里夺回了校、系的领导权。尤其是聂元梓，在江青、康生的直接支持下，在文革早期就实现了社教时没有实现的野心：执掌北大的生杀大权。她深感社教尤其是“国际饭店会议”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她要从中榨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在贴出了她自诩的“第二张大字报”（即指责“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大字报）之后，为了找到一个打倒邓小平的突破口，她以揪出“国际饭店会议的叛徒”为借口追杀到上海，在上海掀起了颠覆上海市委的千里逆风。她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志得意满地回到北京，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迈出了从“文革红人”变成“文革罪人”的第一步。

　　十年动乱已经结束了４５年，神州大地遍照改革开放的阳光。以李清崑为代表的部分“社教积极分子”及其顽固追随者依然躲在文革的黑暗中，怀念自己在“国际饭店会议”上的“英勇斗争”，为社教早期的极“左”路线招魂。意欲何为呀？意在为北大的文革招魂！也许，他们认为神州大地上的文革是灾难，但坚持北大的文革必要而及时，因为北大的文革是北大社教的继续且文革实现了社教没实现的“愿望”。也许他们认为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是邪恶，但坚持聂元梓领导的北大文革是正义，因为聂元梓领导他们用文革暴力结束了陆平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他们欢呼北大的文革，因为社教时他们在“国际饭店会议”上受到“整肃”，文革却为“国际饭店会议”做了新结论，他们成了响当当的“社教左派”，也成了文革当然的急先锋。所以，他们对“国际饭店会议”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谓予不信，请查阅李清崑（笔名智晴、李澄）写的关于北大社教和文革的文章，除了肉麻地吹捧聂元梓，就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唯心地、变戏法式地掩盖、歪曲和阉割真实的北大历史。毛泽东说聂元梓校文革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据谢静宜），对此他敢提一句、吭一声吗？

主要参考文献

○　樊能廷。２０１８·北大文革简史（１９６６·６－１９６９·６）（上下册）。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
○　葛焱。２０１２·常溪萍与北大社教运动。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　郭影秋口述，王俊义整理。２００９·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２００３·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王复兴。２０１６·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　王复兴主编。２０１９·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
○　王学珍，王孝挺，黄文一等主编。２００８·北京大学纪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吴根耀。２０２０·曾经的狂热岁月——１９５０－１９８１年的记忆。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
○　谢静宜。２０１５·毛泽东身边工作琐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来源：《华夏快递》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６、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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