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反右运动变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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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变人形

郭娟


　　 《新文学史料》近期刊登了一封新发现的路翎的信，是四十年代路翎写给女朋友的情书。作为胡风着力培养、非常看好、日后也确实是胡风文学圈子中出来的最好的小说家–––当然也与胡风一同罹难以至失智痴狂的路翎，当时还只是个满怀文学壮志、才华初露的文学青年。这个对自己有着很高期许并勤奋写作的青年恋爱了，陷得很深。他写作中的每一点喜悦、苦恼都与她分享，她是他小说初稿的第一个读者。这样一个理解他、安慰他、鼓励他的女友突然说要离开他、远远地到异地谋生去了，惊得这个年轻、敏感、情绪激动的小说家一时陷入冰火两重天。纠结着骄傲、自尊又极度自卑的他，写下这封情书。也并没有死啊活啊爱呀字眼，只是谦抑地表达他尚未写出可以献给女友的理想中的巨著、想挽留却自觉不配这样的意思。–––而其实呢，在他的女友余明英看来，这个才华横溢、俾倪世俗、还长着那样一张俊朗的明星脸的路翎，总是热切地谈文学，谈啊谈，却看不出对自己到底是个啥子感情，也自卑、苦恼了好长时间了；正好外地有个不错的工作机会，她想一走了之。

　　 当然这一次感情危机是化解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且不离不弃，余明英始终陪伴着路翎。在冤狱里难伸愤懑的路翎经常突然嚎叫起来，余明英默默地听着，然后安慰他。出狱后的路翎神志不清，经常不听话跑出家门在外面狂走一气，余明英（有时是他们的女儿）就跟在后面，等他走累了，再把他领回家。那时余明英在街道厂干着缝麻袋之类的活儿，中午赶回家给路翎做午饭，清水煮挂面–––同是“胡风分子”的诗人牛汉在相隔二十多年后去探望路翎，在那个家徒四壁、连一本书都没有、余明英煮挂面的场景里，他激动地问路翎：“还认识我吗？”路翎面无表情地说：“你不是牛汉吗？”再也没有话。牛汉想起年轻时朋友们在一起，路翎话最多，也最吸引人，油黑浓密的头发像奔驰的骏马一甩一甩的，而今路翎像一座死火山，曾经明亮睿智的大眼睛凹陷如深黑枯井。家里没有茶，余明英抱歉地倒一杯白水，又捧出一包没有糖纸包装的糖块，在牛汉与余明英聊着这些年各自的情况的时候，路翎咔吧咔吧地吃着糖，一气吃了十来块。余明英摇摇头，笑着对路翎说：“路翎，你吃光了，牛汉吃什么？”路翎依然没有表情。牛汉说他明白了什么叫“绝望”。曾经写出《财主的儿女们》《饥饿的郭素娥》《蜗角在荆棘上》《“洼地”上的战役》的路翎，最终长才未能尽展，在他的悲怆的生涯中，还好有余明英，总算是一丝不绝如缕的甜润。

　　 这封情书令人感慨的还不止于此。经过政治风暴，路翎与余明英的通信毁弃殆尽，这珍贵的一封因保留在胡风档案里才幸得保存下来。为什么路翎给余明英的情书会收在胡风那里？原来这封情书是当年路翎的好友、与路翎同处一室的舒芜偷偷抄下来寄给胡风看的。

　　 舒芜也是当时很受胡风器重、擅长写文化思想论文的青年才俊，当时他看着因爱情而沮丧自毁的路翎，内心焦急无措，想到他们共同的师长与朋友胡先生或许可以开导路翎，就偷抄了那封还没寄出的信寄给胡风，让胡风了解路翎正处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下，并附言：希望胡先生快来救救路翎！历史的剧情何其曲折跌宕！十几年后舒芜“反戈一击”、登上了毛泽东号时代巨轮，而他的师友被打成政治犯、沦为阶下囚；三十几年后胡风冤狱昭雪、舒芜被舆论斥为背叛耶稣的“犹大”、昔日友人提到他都不愿意说他的名字而带以“无耻”，是什么力量驱遣着白云苍狗的变幻？衬着历史天幕的苍茫底色，回望彼时那个心地纯良、为朋友的“失恋”急急搬救兵的青年舒芜，怎能不唏嘘叹惋。

　　 在“胡风分子”中，聂绀弩是比较能从政治压力角度看待舒芜的“背叛”的。当时的情形下，一边是毛泽东，一边是胡风，孰重孰轻？舒芜的天平自然要倾斜。其实那年月一次次政治运动，压力下，人们多多少少都有点变形。今天看当时人们在各类批判会上的表现，都有一种看漫画人物似的变形。众所周知的文坛大人物如郭沫若等人就不必说了，看看鲁迅夫人许广平如何批冯雪峰的：说他“欺骗鲁迅”，是个“大骗子”，鲁迅病着，还来烦鲁迅，絮絮叨叨讲个不停–––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胡说一气；比如梁思成批“右派”钱伟长，语言很暴力：钱伟长，不仅工人农民绝不会答应你的，“单是我们工程技术人员的丁字尺就可以把你打成肉酱”–––这还是那个伴在才女美女林徽因身边的名门之后、翩翩佳公子吗？都扬言要动武了。他爹爹梁任公早年对他的谆谆教诲也管不了这许多了。

　　 反右之前是党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梁思成哪懂政治？还跟着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说自己就曾激烈地跟北京市长彭真争论过北京城建的事–––他心底其实还是念念不忘拯救城墙城门楼子的旧案呢。而“丁陈集团”的几个人，丁玲、陈企霞、艾青、李又然等，在申辩，要翻1955年的案，质问周扬。还有知识分子与党员干部的关系问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问题，总之，建国以来积下的形形色色的矛盾在“大鸣大放”中暴露出来。关于那段历史，电影《艳阳天》里有个情节：反面人物马小辫，眉飞色舞地抱着半导体在收听，说北京在大鸣大放呢，好热闹！电影是以此表现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向党进攻。

　　 当毛泽东巨手翻覆，“大鸣大放”变成“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斗争开始。在批艾青的会上，诗人李季和阮章竟联合发言，指斥“坐在我们面前的艾青”是个“长期反党、自私自利、政治堕落、道德败坏的人”，说他是丁陈集团、江丰集团的代言人，是“二流堂”的座上宾；后来写过《歌德巴赫猜想》的作家徐迟也发言说“艾青非常骄傲，别人的作品不在他眼里”，他“诽谤郭沫若”，瞧不起臧克家、田汉，还说贺敬之的诗集《放声歌唱》是“垃圾车”；臧克家则批判艾青用寓言讽刺“百花齐放”方针，说他在《养花人的梦》这篇寓言里，嘲笑种了几百棵月季花的养花人的院子里“呈现了一种单调的热闹”，而另一面却赞赏自尊的牡丹、冷淡里含着轻蔑的石榴、性格美的白兰、灵魂倔强的仙人掌、带来信念的迎春，为这些花不被理解而愤愤不平。–––也许臧克家分析得不无道理，曾经，鲁迅式杂文已经没有用武之地，改天换地，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已不是杂文时代了；现在臧诗人又指出寓言这一文学体裁的不合时宜。曾经在寓言创作中取得很大成绩的冯雪峰在建国初期也曾表示不再写寓言，然而后来他又偷偷写了起来。近来他的后人为出版他的全集，整理出一些应该属于“地下写作”的寓言作品。

　　 因言获罪、因文罹难，上海的老作家施蛰存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他的一篇文章《才与德》。这篇文章引历史典故说明“乱世”以“才”取人，只要真有能耐，即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可以任用；而“盛世”用人可以注重“德”。那么新中国当然是“盛世”，共产党员都是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有德之人，应该是很好的。但事实上还有品德坏的干部影响党的形象；同时他认为“老子打过游击”，这是“功”，不是“德”，有功可酬以利禄，何必以位？仅有德而不了解业务，恐怕也不顶事。所以文章最后还是归结到呼吁“不拘一格用人才”上面。于是他因“乱世说”、“才与德的谬论”而被打成右派。批判他，还挖出他的历史旧账–––他曾被鲁迅命名为妄想在对立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第三种人”。而如今呢，“历史给他提升了一级”–––“第三种人”变成了第二种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第二种人。这种颇为天才的演义是姚文元的大手笔。

　　 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大手笔是许多人见识过的，毛泽东延安时期夸奖丁玲的诗句倒可以移来形容姚文元文章的“威力”：“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矛瑟精兵。”想来也有意思，当一干大文人小心翼翼不敢写文章、偷偷用寓言曲折抒发情怀的时候，姚文元出来了，文章写得雷霆万钧、煞有介事、危言耸听，故弄玄虚又生动活泼，看那文章可以感觉到，他写得时候一定非常过瘾、非常high。有学者粗略统计，仅在反右运动中、在上海范围内，姚文元批判过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鲁莽、流沙河等人。奇文共欣赏两例。其一，开篇横扫一大片式的：“自从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以来，他们就把最大的仇恨倾注在共产党头上。不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杀共产党’，徐仲年的乌鸦啼，施蛰存的‘才与德’……不管有多少花言巧语，其剑锋都是对准了党的领导。”（《对党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其二，生动泼辣式的：“如果说，施蛰存是用阴险的冷箭射向共产党，徐仲年是用仇恨得发抖的手握着刀砍向共产党，那鲁莽就是在地上大爬大滚披头散发用流氓手段扑向共产党和靠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这是一种向党进攻的新的战术。”（《鲁莽耍的是什么把戏》）。曾有人回忆姚文元小时候写作文，被他的国文老师笑评为：为了追求文章效果（感人或惊人），写一篇作文，就要写死一个人。这倒像是一个隐喻或谶语？此时的姚文体煽惑性已不可小觑了。那个原来见到施蜇存总是恭恭敬敬唤一声“施伯伯”的旧谊姚篷子的儿子，已是被张春桥（很快将被更高层）赏识的大笔杆子。他定了批施蜇存的调子，后来人或认同，如翻译家王道乾的“正像姚文元同志说的，施已从‘第三种人’转变为‘第二种人’——反社会主义的人”，或者像文艺理论家以群进一步发展姚观点，说施蛰存其实也并没有“做定”第三种人，“他二十余年来一贯‘做定了’的倒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种人”。当时人人都要表态，巴金等作家也曾联名撰写批判文章；施蛰存的同事、学生纷纷检举揭发施蛰存的种种“罪行”。

　　 在密集的声势浩大的批判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右派分子，“完全陷入孤立”。

　　 陈企霞在检讨中回顾自己在政治风暴中的心理状况：“头两天我是发抖，但还是坚决抗拒。前三次会议我只想一个问题，即如何死。那时，我觉得天昏地暗，看不见太阳。上次会议后，我下了死的决心。买了两瓶白酒，找出两个金戒指，想吞金而死，但又怕遇救，准备同时吃火柴，并准备写一封非常恶毒的遗书。”这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心理活动。

　　 复旦教授陈子展曾经三次拒绝参加反右座谈会，第一次以“身体不好，怕说错话”为托辞，第二次竟然“威胁”说“你们真的要我来，我只好赤膊上阵，同归于尽”，第三次拒绝则拍桌大骂“混蛋”“畜生”，扬言“要说上法庭去！”，“我不交代，要搞清楚杀我的头就可以搞清楚，我要把右派分子帽子戴到坟墓里去！”如此“嚣张”，拒不交待，且大有把牢底坐穿的死硬决心。大概可以代表一些右派曾经的“不可一世”的样态吧。

　　 这位笔名“楚狂”的湖南人陈子展可谓资格老，他早年在《申报<自由谈>》上写文章，几次引起鲁迅关注并作文呼应、引申，是沪上名教授。他的右派帽子倒是没有带进坟墓去，1960年第一次为右派摘帽，他就名列其中了。他1898年出生，1990年以93岁高龄辞世，也算是右派中高寿的。不知是不是湖南人的“硬气”支撑了他？

　　 湖南人朱正在年轻时候即被打成右派，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但他研究鲁迅不辍，学术成就卓著；又广泛搜集史料，写成《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样一部反映反右斗争历史的大作；又写成《“鲁迅”在1957》即将出版，进一步探讨反右这个话题（本文引的部分史料即来自他的新、旧两本书）。从大角度看，这是一位学者对于历史问题不懈地研究与追问，其意义之大自不必说；从小角度看，至少是一个曾经的右派对于那段痛苦经历耿耿于怀、不能释然而做的自我交代、自我疗伤。因工作与朱正先生有接触，看他一点不像曾经坎坷、年届八旬之人，走路快，饭量大，思路清晰，下笔如有神，真是硬气又神气呢。

　　 我单位里曾经有一位老同志也是右派，据说十七、八岁就被遣送到北大荒了，平反回北京时还是无妻无女孑然一身，工作十来年也就到了退休时候。这位老同志据说脾气古怪，爱发火，面貌上也留着一些戾气。人们感叹、同情他的遭遇，却也“怕”而远之。单位旁边建新大楼，门前一对不知是狮子还是赑屃的瑞兽，面目有点吓人，气乎乎的，一同事指道：陈汝林。大家都笑，觉得蛮像的。想他年轻时陡然挨了一闷棍，压抑半辈子，懵懵然从发配地回来，却已无法融入周围环境，心头一定满蓄着悲凉与愤怒。去年还是前年，他去世了。听说在他生前，他在发配地教过的学生来看望他，其中还有女学生。恍惚记起有一次，也许是唯一一次与他简单聊过两句，听他说起他的学生，语气颇有些骄傲，脸上也现出慈悦神色了。愿他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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