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印谱：我家办过“人民公社大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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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三届
作者: 冯印谱

人民公社“大办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新生事物。此事经伟大领袖的首肯和号召，中共中央下达了正式文件，中华大地从南到北就掀起了一场“大办食堂”的热潮。

1960年前后，我的老家山西省万荣县高村公社丁樊村第九生产队，也办了一个大食堂，食堂的地址就选在我家。

大食堂之所以相中了我家，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地理位置好。我家位于村中央的十字街口，门前有一个蓄水的大池塘，旁边又是大队供销社，交通、用水以及采购商品均十分便利。二是房屋多。我家是一座具有晋南农村建筑风格的小四合院，三间大北房，东西厢房，南房是一个游廊，从东厢房最南边的门洞出入，院子里既宽敞安全，又遮风避雨。三是人口少。我家4口人，父亲在公社医院当院长，母亲是家庭妇女，贤惠能干，姐姐在外地读初中，我五六岁，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净卫生，是办大食堂最为理想的选择。

这个大食堂占用了我家3间北房和西厢房，还不够用，又将西厢房跟邻居家一墙之隔连脊的东厢房墙壁打通，合为一处，在里面垒起几口大锅小锅的炉灶，作为厨房。北房做了大食堂的仓库，存放粮食、米面以及蔬菜之类。我们一家人则被挤在东厢房。一个200多口人每天吃饭的大食堂就这样开张了。

按照家乡的生活习惯，早饭不开火，社员们啃一点前一天从食堂买来的冷馒头，中饭和晚饭，家家户户社员派出一个人，提着装碗和碟子的竹篮子，拿着生产队分发的饭票，来我家的食堂排队打饭，然后拿回家去，全家人一道用餐。

大食堂的主食多为馒头、汤面和稀饭，刚开始馒头是白面做的，后来就掺和上了玉茭面。汤面就是在煮着白菜、萝卜的大锅里煮上面条，连汤带水的。家乡是旱垣，原本就种菜少，食堂做的菜就是生韭菜、萝卜丝、白菜拌粉条，偶尔有点炒菜就算很稀罕了。住家距离食堂很远的社员，饭菜打回去就凉了，需要加热才能吃。

生产队食堂有司务长、采购等两三名男社员，做饭的七八名炊事员，都是女社员中的巧妇，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母亲心地善良，为人正派，无论做庄稼活、针线活和做家常饭菜，均受到邻里交口赞誉。

食堂开张不久，社员们私下反映说，他们最喜欢让我母亲给他们盛汤面。母亲盛汤面时，一只手拿着一根擀面杖，不停地在锅里翻搅；一只手持一把大勺子舀汤面，这样盛出来的汤面，有面条又有菜，稀稠均匀，不论男女老少，公公道道。有个别炊事员盛汤面时，不愿费力气翻搅，舀出的汤面稠的稠，稀的稀，或者对待亲疏不一，人们挺有意见。

我们村12个生产队，队队办大食堂。一度时间，大队部还办过一个大食堂，供接待上级领导、大队干部和有关人员用餐。也许是权力使然吧，大队部办的食堂比生产队食堂饭菜质量好。父亲曾带我去那里吃过饭，记得熬的小米稀饭稠糊糊香喷喷，我喝了一大碗还要喝。而生产队食堂熬的小米稀饭，稀得只有几粒米，都能照见人影。不知是群众提意见，还是什么原因，大队部的食堂没办多久就关闭了。

刚开始，生产队办大食堂，新鲜时髦了一阵子。饭菜换着花样做，有馒头、花卷、包子，社员们下地回来，打上饭回家一吃，自家不必生火动锅灶，蛮省事的，彻底把妇女们从锅台上解放出来，专心从事生产劳动。可是时间一长，因为粮食短缺，主食白面越来越少，粗粮越来越多，饭菜花样也单调了。食堂司务长学习借鉴外地经验，使出浑身解数，有的是传统省粮办法，用苜蓿、野菜掺和在面里蒸菜窝头；有的是用绿豆皮、玉米芯熬制淀粉。为了填饱肚皮，家庭人口多的社员，无奈何用细粮饭票换取粗粮饭票，为的是能够多吃一口饭。

我们生产队有一位老太太，解放前从外地逃荒来的，是响当当的贫农。平时，她喜欢占集体和他人一点小便宜，又不讲理，习惯撒泼耍横。一个下雨天，她上食堂打饭，因为想用细粮多换一点粗粮，跟司务长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司务长不小心，推了老太太一把，不料胳膊触撞了她的鼻子，竟然碰出鼻血来。这下可不得了，天下小雨，老太太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一屁股蹲在我家院子的泥水里，又哭又叫，满脸血水，口口声声责骂司务长不让她一家人活命了。

前来打饭的社员都知道她在无理取闹，纷纷围观瞧热闹，不理睬她。我父亲瞅见了，从家里寻出几张白纸，让我递给老太太。我踩着积水过去，老太太接过白纸，一边擦拭鼻血，一边哭泣诅骂。这般闹了一阵，自感没趣，爬起身骂骂咧咧回家了。这一幕，至今仍雕刻在我的脑海里。母亲说，办食堂期间，社员跟司务长和炊事员之间吵架，是家常便饭。

还有一件事记忆深刻。有一天，我跟一位炊事员大娘的女孩玩耍，不知不觉跑到生产队的打麦场。打麦场上堆放着刚从地里收获的玉茭棒子，我们两个小家伙馋得慌，每个人悄悄拿了一小穗玉茭棒子，塞进上衣里面。走出打麦场大门口时，我穿的是一件纽扣偏在一边的棉上衣，玉茭棒子掩藏得比较严实，护场的老大爷没有发觉。那个女孩穿的是一件对襟棉上衣，一排纽扣留在中间，藏在衣裳里面的玉茭棒子露了出来。护场老大爷瞧见了，搜了出来，并呵斥了几句，吓得女孩哇哇大哭。我俩跑回食堂，女孩还在伤心哭泣，我向我母亲和女孩母亲述说了事情的原委，并掏出藏在衣服里的玉茭穗子。我母亲一面批评我们再不许拿集体的东西，一面顺手把玉茭棒子扔进熊熊的灶膛里，不一刻就烤熟了。母亲取出来，一掰两半，给我跟女孩一人一半。我俩啃着香喷喷的玉茭棒子，女孩破涕为笑。

生产队大食堂的饭菜越来越差，社员的口粮又被扣在集体仓库，自己想在家里做点吃的，但没有粮食。没办法，不少社员就偷窃集体喂牲口的苜蓿，偷窃集体地里的萝卜，偷窃尚未成熟的玉茭棒子，用以充饥。每当夜幕重重，社员们三人一群，五人一伙，溜出村外行窃。生产队派有几名社员护青，可是，他们赶走了这边的一伙，那边又来了一帮。饿急了的人们，什么脸面，什么道德，什么羞耻，什么法律，啥也顾不得了。护青的社员也很作难，都是一个巷道的，谁也不愿得罪人，只好象征性地喊几嗓子，吓唬吓唬，做做样子，任凭胆大的社员偷窃。人心都是肉长的，护青的社员一家老小同样在挨饿哪！

饥饿的人们先是患上浮肿病，腿部肌肉一摁一个小坑，起不来了。患病的社员由于缺乏营养，熬不上多久就死了。孩子多的人家，年纪大的老人为省下饭菜给孩子吃，有的也饿死了。母亲告我，那几年去镇上赶集，放眼望去，簇拥的人群一片白色，都是家里死了人，晚辈穿白衣戴白帽守孝的社员。我们村里究竟饿死多少人，实在是个难以统计的数字。

那时候，集体和社员家的存粮已经相当紧张了。每个社员每天半斤口粮，人们称之为“吃五两”。从那时起，“吃五两”就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代名词，成了人们生活中一个恐惧的词汇，谈虎色变。假如小孩在饭桌上掉下饭粒，或是剩饭不吃了，大人立刻就会训斥说：让你尝一尝“吃五两”的滋味，就懂得珍惜粮食了！

我家的情况要比别人稍好一些。父亲在公社医院担任院长，挣的是工资，能购买点粮食和其他副食品。姐姐在外地上学，学校的伙食不算太好，星期天从家里带点馒头补贴，勉强能够吃饱。我年幼，父母亲宁愿多吃点粗粮，常把省下的白面给我吃。

然而，同在一个村居住的我的亲伯伯，家里就困难多了。伯父和伯母都是农民，抚养着4个未成年的姑娘。伯父老实巴交，沉默寡言，上地“偷窃”等不法之事绝对不会干，家庭生活就格外紧张。伯父白天上地劳动，隔不了几天，黑夜就来我们家串门。正遇到我们吃晚饭，伯父嘴上说，他在家里吃过晚饭了，但是两只眼睛却一直盯着我家的饭盘。母亲稍一尽让，他端起饭碗，毫不客气地吃起来。伯父嘴里省下饭菜给女儿们吃，时间一长，果然患了浮肿病，住了一段医院，差一点要了命。

在我家办食堂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某天夜半，熟睡的父母被一阵小孩的哭声惊醒了。仔细辨认，哭声是从我家北房的仓库里面传出来的。父母亲急忙起身，隔着门缝询问，原来是一位邻居家的小女孩，白天跟随大人在仓库里面玩耍，在屋子角落竟然睡着了，大人们锁仓库门时没有注意，结果把她锁在里面了。当时为了防盗，仓库大门挂着三把锁，钥匙分别由生产队保管员和另外两名社员代表掌握着。隔着门缝，母亲哄劝在漆黑中嚎啕痛哭的小女孩，父亲出门一一叫来保管员等三人，这才打开仓库门，把小女孩领出来。没想到，父亲把小女孩送到邻居家，小女孩的父母睡得正香，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孩子夜晚没回家。也难怪，这位邻居生了7个小孩，夜晚睡觉孩子躺了一炕头，数也数不过来。

生产队的大食堂办了有一年多，昙花一现解散了。大办食堂，当时上面总结有许多好处，什么节省劳动力，节省时间，节省燃料等等。实际上，集体食堂的害处是十分明显的。一是浪费粮食，浪费燃料；二是饭菜单一，众口难调，社员们吃不到可口热乎的饭菜，尤其是老人、孩子和病人；三是粮食奇缺，吃不饱饭；四是给个别干部造成了多吃多占的机会。社员们普遍反映说，办大食堂净是瞎折腾！

食堂解散后，生产队对我家房屋又进行了一番改造，西厢房的锅灶被拆除了，跟邻居家打通的墙壁重新堵上。只有北房，继续被生产队占用做了盛放粮食的仓库，直到十多年后才腾出来。从早到晚人声喧嚷的四合院，重新恢复了平静与安宁。

过去的宣传总把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老家的农民说，1958年风调雨顺，而且是夜晚下雨，白天晒太阳，庄稼长得油乌乌。可惜，农村的壮劳力都被调到乡宁山上大炼钢铁，丰产没能丰收。1959年又接着反右倾，最终导致全国饿死人的惨景。为此，国家主席刘少奇一针见血指出，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人民公社大办食堂这一页沉重的历史，早已被时间的巨掌轻轻地揭过去了。然而，它涉及面之广，危害之重，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巨大创痛，难道也会被时间的去污粉消褪干净吗？

2016年9月2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6年9月8日修改，2018年春节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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