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化大革命”时期及两年徘徊中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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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及两年徘徊中党的建设

时间：2019-06-18

1966年上半年，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市上下团结一致的共同奋斗，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胜利完成了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当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满怀信心，为完成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任务而努力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当时的中苏关系，由于在意识形势上的激烈论争和苏联推行霸权主义而逐渐恶化，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深刻思考。毛泽东十分敏感地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工人党变成修正主义了。中国会不会出现修正主义、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成为他的极大忧虑。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逐渐把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做法，视作资本主义，把党内一些领导人的不同意见当成修正主义，因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看得十分严重，并且认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解决不了如此严重的问题，所以，不惜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以果断措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一场“文化大革命”，以图把所谓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实践证明，这场“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但是，在党的领导层中，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对这场内乱和浩劫，一直存在着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抗争。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在艰难中取得进展，我国尖端科学技术仍然有新的发展，我国外交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尽管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使我们的事业遭受很大损失，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终究被党和人民彻底粉碎。后来，党和国家虽然经历了两年徘徊，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同全国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天津的党建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后来，党的各级组织虽然恢复，由于这一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被置于严重的“左”的错误指导下，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项事业带来极大损失。这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次深刻的教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两年，天津市各级党组织开始揭批“四人帮”、平凡冤假错案、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但由于当时天津市委主要负责人，采取“捂盖子”的错误做法，使党的建设工作也陷于徘徊之中。

第一节“文化大革命”对党组织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天津是河北省省辖市。在河北省委领导下，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天津城乡进行；1966年初又在全市开展突出政治问题的大讨论；经过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五年努力，已经度过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战胜了有史以来罕见的特大洪水，扭转了国民经济困难状况，加强了与各兄弟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联系，调整了轻重工业的比重，缓解了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使天津的国民经济开始步入比较健康的发展轨道，社会总产值等各项经济指标快速增长，党的各级领导率领广大人民群众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地贯彻执行自1966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天津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受到十分严重的冲击。

一、“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始阶段党的建设

“文化大革命”前夕，即“四清”运动后期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党的建设主要围绕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提出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三个报告展开工作，同时，开展“突出政治”大讨论和学习毛泽东著作。

(一)贯彻落实“三个报告”。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论战的加强，毛泽东对国际修正主义的警惕性越来越高，进而转移到关注国内、甚至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为了防止党内、国内的修正主义，为了反对和平演变和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提出要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问题。中央组织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1965年8月21日，向党中央提出了三个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关于培养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关于目前党员的情况和今后六年接收党员意见的报告》、《关于加强农村党的建设的三个问题的报告》，中央同意这三个报告并于11月17日批转各级党委，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对这三个报告的批示指出：三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坚决地、放手地、逐步地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积极地、较多地、慎重地接受新党员，认真地进行整党和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等问题，都是目前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乎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中央再三指示，党要管党，要加强党的建设工作，要克服党委不抓紧管党的工作的错误。市委对中央批示的这三个有关党的建设的报告非常重视，于1965年12月中、下旬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研究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措施。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深刻认识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战略意义，做出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规划；同时要求在坚持高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地、较多地、慎重地接收一批新党员，将一大批具备党员条件的被关在党的门外的优秀分子吸收进党内，以使党的组织状况同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新形势相适应。据1965年12月底统计，全市有党员140810人，党支部9175个。全市计划在1966年接收新党员2.5万名。配合贯彻市委组织工作会议的精神，《天津日报》于1966年2月中旬发表社论，号召“把接收新党员工作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积极地、较多地、慎重地”做好接收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增强党的战斗力这项工作，以适应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社论指出，每个党员都应该关心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全心全意为党工作。

“文化大革命”之初，天津市各基层党组织在市委领导下，严格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有关建党工作的指示，积极发展新党员。这些新党员大多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按当时的要求，“他们都是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密切联系群众、帮助群众、教育群众，积极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成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他们在各项工作中，不计个人得失，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当时党的组织工作方面还继续延续着“四清”时期整党的措施。8月底，一些区委、党委组织部的同志感到组织工作应跟上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不能依旧沿用“四清”时期的做法。因此向市委组织部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组织工作应该抓些什么”的问题。当时市委没有专门的指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市委组织部的有关部门分别到市内六个区和几个局以及三十多个基层单位了解情况，进行研究，于9月中旬起草了《关于在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几点意见》。

起草这个意见的目的，首先是从党的组织工作着手，保证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同时，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考察教育提高党员。这个意见9月21日经过组织部部务会讨论通过后，立即报送市委书记处。当时，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刚刚逝世，市委工作很忙，没有来得及讨论，只责成组织部当作参考意见进行口头传达。市委接到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组织部经调查提出了收缩单位组织工作的意见。10月6日，市委组织部即向市内各区委组织部和市委各政治部做了布置。由于市委各部和各区委组织部大部分同志都忙于“文化大革命”，大多数没有再向下布置。10月下旬有的区委组织部反映这个意见存在一些问题，经市委组织部及时研究，于11月5日通知各区委组织部和市委各政治部停止执行。

9月底和10月初，全市“文化大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也正是被错误地指责为“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为严重之时”。但全国的大形势、大环境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他们破“四旧”、到处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市委机关有的党员慑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交出机要钥匙、党内图章和机密文件等。对这种明显地不坚持原则的错误行为，却不允许进行批评。“文化大革命”初期，市委组织部提出要按“十六条”指出的干部分四种情况，对党员进行排队，也被指责为干扰了运动大方向，转移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为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做了掩护，为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员群众找借口，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等等。 1967年1月15日，市委组织部下通知销毁了“文化大革命”中党员排队的材料。

“文化大革命”前夕，对于加强农村党的建设问题，市委贯彻中央组织部给党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党的建设问题的报告精神，结合天津实际，着重强调要发扬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市委强调要将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作为建设支部的要领，并提出要建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制度，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要组织党员学习时事政策，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一些文化技术知识，但最根本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强调密切联系群众要定期部署，经常检查总结，形成制度，坚持不懈。而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主要是反复教育党员，真正把这一制度当作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定期召开党的组织生活会议，定期总结工作，检查思想，对党员进行鉴定。

这一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按照党中央、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的指示精神，正常进行，党的各级组织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党的组织很快就不能正常开展工作，贯彻落实“三个报告”的工作被迫停止。(二)开展“突出政治”大讨论。1966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突出政治”大讨论，是“左”的思潮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对党的建设新冲击的突出表现。“突出政治”是林彪在1962年至1964年全军大练兵过程中提出的。1965年11月18日，林彪在军内又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 1966年初，《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即两报一刊)纷纷发表有关“突出政治”的社论。随后全国开始学习解放军，推行“突出政治”。当时提倡“突出政治”，目的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提出“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就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加强政治工作”。

1966年1月，天津市委根据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决定在全市干部中开展一次突出政治大讨论，实际上是在市区领导干部中开展一次小整风。市委要求大家学习、研究有关文件，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号召人们“揭发”缺点和错误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要求大家学习、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著作。市委强调：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天津市虽然在1965年工农业生产总值都比上一年增长很多，但要改变天津市工作相对落后的面貌，赶超先进水平，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靠“突出政治”，因此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搞“突出政治”大讨论，这在当时情况下被认为是有特定意义的。当时解放军和全国一些地区都在搞“突出政治”，天津市一是受到这一形势的影响，二是迫切要求改变全市的工作落后面貌。1966年1月11日，市委召开市、区领导干部会议，市委主要领导在会上作了《关于开展突出政治问题大讨论的动员报告》。《报告》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贯彻党的总路线、总政策。他说，政治挂帅问题归根到底是党的领导问题，“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报告》指出，毛主席批评了党不管党的现象，天津市各级党委、各个部门应该认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使天津市的党组织真正过得硬，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风浪，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由于开展突出政治大讨论的目的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扎扎实实地、更有成效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使毛主席的书真正成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摆正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把政治工作真正摆在第一位。”而且当时市委还强调，“突出政治大讨论，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可见，这个大讨论实际上是“左”的倾向逐步发展的结果，是背离人们最初的良好愿望的。

天津市“突出政治”大讨论是逐级展开的。先在市、区机关进行，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最后引向基层单位。在这项活动中最突出的行动是“大讲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 。在全市人民大学毛主席著作的实践中，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还能从毛主席著作中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深奥意义，而文化程度较低甚至没有文化的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却只能是一知半解、不得要领，把一些似懂非懂的理论硬是拉过来与实际“相结合”，结果往往是走形式，将学习毛主席著作庸俗化。

(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天津市1963年响应党的号召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1964年毛泽东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大庆、大寨、解放军都深入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天津的学毛主席著作活动也就同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活动结合起来。1966年，全国提出要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天津市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掀起新高潮，各区纷纷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许多单位认真组织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此促进党员思想革命化，“使各个战线上新的更加鼓舞人心的局面迅速出现”。1966年3月初，全市召开了由2400多名妇女积极分子参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大会；3月下旬，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决定》，规定从4月1日起，市、区领导机关每天上午8点至9点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间。市委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为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一环来抓。市委提出，要在全市培养、树立一批大庆、大寨式的党支部。大庆、大寨最根本的经验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不断地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把党支部建设成为能够经得起风浪考验，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过硬的支部。

1966年6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文章，号召大家认真学习这篇文章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着重领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领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决不允许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复辟资本主义。要求“愿意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者，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市委在作出《关于进一步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决定》之后，又提出对基层党员进行教育的意见。这些意见包括：(1)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以《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为基本教材，在“文化大革命”中切实加强党员教育工作。党的思想建设的最根本任务，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头脑，使党员自觉地把毛主席的书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党要管党，就是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党员，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加强支部建设。要将党员教育从群众教育中单独分出来，不能毫无区别地“一揽子”抓，降低对党员的高标准。共产党员应比群众学习得更多一些，用得更好一些，否则就不是也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此，首先，党委领导要亲自抓、带头学、以身作则、起示范作用；其次，建立健全党课制度和党员学习制度，定期上党课，办党员学习训练班；第三，建立一支党课辅导队伍；第四，引导党员活学活用，注意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学用结合。(2)在1970年以前，学完《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的37篇文章，结合“文化大革命”、“四清”、备战，着重学习乙种本中有关世界观、阶级、阶级斗争、党的“三大作风”和人民战争的文章，还要根据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心运动，有计划地学习乙种本以外的有关文章。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党课教育中有计划地穿插形势、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开展“四清”的单位，党员教育的内容和具体安排，仍按“四清”总团的规定执行。(3)狠抓“三大革命运动”中的活思想，开展党内“兴无灭资”的斗争，对党员教育时，要严肃认真，生动活泼。除自上而下的党课教育外，还要坚持敞开思想，民主讨论，鸣放辩论，自我教育。把一般教育和典型教育结合起来，既要大力表扬优秀党员，又要善于利用反面教材教育党员，推动党内思想斗争，加速党员思想革命化。(4)充分运用党校、《支部生活》等教育阵地和宣传工具，培训骨干、交流经验、提供辅导材料。 “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党员教育，皆受到全国形势的深刻影响。天津市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动，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及进行党员教育的目的，都与当时的指导思想相一致。

二、市委及各级党组织逐渐瘫痪和半瘫痪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的建设史上一个特殊时期，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这一时期，党的建设遭受重大挫折。“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不仅有理论的酝酿和准备，而且有一个舆论准备过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并署名的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在文学艺术领域引发了一场是非混淆的政治批判运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舆论准备。这场批判运动连同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揭发批判一起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序幕。不久，中央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五•一六通知》的通过，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制定，成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标志。就在这一过程中，天津市委在运动初起之时，还能够或主动或被动地领导全市工作，不久，即被突如其来的“风暴”所席卷，工作完全处于被动，而后丧失了领导权力。全市各级党组织也同样处于被动局面，直至瘫痪和半瘫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十六条”虽然提出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等字句，但无具体措施。相反，文件强调的是“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天津市的“造反派”与全国各地“造反派”开始大胆向党委夺权，踢开党委“闹革命”，否定党的领导，把各级党委架空。

市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由初始阶段的主动变为被动。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登载后，天津舆论界起初并没有做出什么反映。但进入1966年4月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4月初，市委组织召开了宣传、文教系统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会后，市委宣传部组织了10次共约1万人参加的报告会，介绍所谓批判吴晗的情况，动员工农兵参加批判。4月中旬，市委又召开常委会议，批准建立文教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工作。5月上旬，市委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天津日报》于6日也发表社论《立即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火热斗争中去》，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鼓动。5月11日，《天津日报》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章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伙开黑店”，“继《海瑞罢官》后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攻。”至此，全市的报刊杂志上，批判文章渐渐增多，文化、教育、学术领域的“大革命”，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宣传、发动，在全市逐渐开展起来。

196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工作会议，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第二书记赵武成，书记处书记胡昭衡、王亢之、张淮三及常委白桦等53人赴京出席会议。会议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等文件。《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知》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指示各级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月30日，全市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开始学习《五•一六通知》。从6月2日起，《天津日报》开始大量转载《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北京大学7人的大字报、批判学术界权威人士著作的文章等。《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写道：“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还转载了聂元梓等7人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并配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说“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天津日报》还登出张敏秋等3人《北京出版社是“三家村”黑店黑货的一个批发部》、司马洪涛《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批判文章。《天津日报》大量转载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反映了市委在宣传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紧跟北京的形势，开始引导全市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3日，市委召开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强调“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要求大家打破框框，放手发动群众，把突出政治的大讨论转到“文化大革命”上来。当日，中共中央改组了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撤销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北京大学党委被改组，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北大，领导该校的“文化大革命”，代行党委职权。这两条消息在广播中一经播出，对天津市的运动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天津日报》刊登天津人参与批判的文章逐渐增多。同时，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后，《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声称“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个夺权斗争”，号召“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在这篇社论的鼓动下，位于天津的河北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工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河北财经学院、河北艺术师范学院、河北轻工业学院、天津中医学院等院校分别举行集会，声援南京大学师生，声讨所谓“反革命分子匡亚明”。人们纷纷举行集会，给报社投信投稿，参与大批判。从6月7日开始，《天津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河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漆侠，表明《天津日报》已经不只转载《人民日报》等报刊的批判文章，也开始针对天津的实际，具体地“革某些人的命”了。6月9日《天津日报》发表社论《向资产阶级“权威”开战》，天津各大专院校开始揪、批本单位的学术权威。

6月中旬，华北局工作会议天津组召开全体会议，对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胡昭衡进行“揭发批判”。天津市各中学率先刮起了造反之风。6月21日，天津市十六中学生在共青团天津市委、市学联召开的全市高三学生庆祝改革高考制度大会上，散发《给全市革命青年的一封信》，“揭发批判”市委的所谓“严重错误”，号召中学生起来反对万晓塘、张淮三等市委领导人。此信言辞激烈，充满了备受“文化大革命”发动者褒扬的“造反精神”，被说成是“吹响了天津市革命群众向盘踞在天津市委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发起的进军号，狠狠地刺中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要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天津燃烧起来了。”这封信引起很大的社会影响。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市委领导十分重视此事。他们坚定地认为天津市委是革命的，认为十六中学生揭发批判市委的行为是“闹事”。他们认为“十六中是重点，是全国的典型，学生是代表家长的，青年背后有老年”。他们组织全市群众及各学校师生对这封信进行辩论，将十六中揭发批判市委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于22日向十六中增派了工作队。25日，工作队再次扩充，由20人扩充为140至150人，分派到十六中各班，每班2至4人。派工作组，一方面表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另一方面是为了对混乱局面加以控制，不使其进一步恶化。但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毛泽东批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之后，北京市委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将派往北大、清华等大学的工作组人员撤离。天津市委也不得不检查在“十六中事件”上所犯的“方向路线性错误”，开始陆续撤走派往各大专院校、中学的工作队。一些人批评市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不力，中央、华北局也因马瑞华曾派公安部队到十六中维持秩序一事对河北省委、天津市委提出批评。天津市委开始受到来自上上下下的批评、指责。

党的各级组织在运动中逐步陷于瘫痪。尽管在1966年6月6日，市委就召开紧急会议，针对社会上的混乱现象，劝告学生不要上大街贴大字报，工厂不能停产，医院不能停诊，学校不能停课，机关不要停止工作；6月中旬，市委又召开各部委、区委领导干部会议，强调“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要抽调一些力量，加强对中学“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但局势仍然向着难以控制的方向发展。随着教育制度、高考制度的改革，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狂热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校领导、学术权威纷纷被批斗。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娄平，原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何锡麟，副校长吴大任等被诬陷为“勾结在一起，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天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曙森也被“揪”了出来；天津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张建新被《天津日报》载文批判；市委文教政治部主任王金鼎、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等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的“权威”，被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点斗争对象，受到批判打击。知名教师大多受凌辱，他们的家被查抄；许多教职员工被挂上黑牌子监督劳动；街道上成群结队地走动着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队伍；墙壁上贴满揭发批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物的大字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下，造反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行动，很快使社会陷入一片混乱。

8月23日，首都红卫兵扫“四旧”的消息和《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发表后，天津市各学校的红卫兵也纷纷上街扫“四旧”、抄家。8月25日，副市长李中垣到市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技工学校宣讲《十六条》，被红卫兵和学生围攻。第二天，这些半工半读技工学校学生和北京红旗中学的红卫兵又到市委门前集结，冲进大楼，殴打工作人员，还抢走部分文件。8月30日市委决定，建立7个文化革命小组或办公室。9月中旬，天津市十六所中等学校红卫兵和学生召开首次“揭发批判”市委的大会，将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天津市的最高领导层，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第二书记赵武成等参加了大会。会上，听取了红卫兵的批判和质询，并讲了话。万晓塘书记自从参加华北局会议回来，除了主持市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学习，抓好生产外，主要精力就是接受群众对市委的批判。北京学生串联到了天津，天津以中学生为主的“横扫”过后，已将斗争矛头指向市委，“打倒黑市委”成了造反的主要口号。市委大楼外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泰安道和大沽路上，机关屡遭冲击。办公地点先是迁到郑州道，后又迁进常德道招待所。万晓塘带病坚持工作，华北局会议后，病情加重，就在参加完16所中学红卫兵在民园体育场召开的揭批市委大会后第二天(9月19日)下午，他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万晓塘逝世后，天津市广大干部群众深感悲痛，十几万群众连续三天到设有灵堂的市第一工人文化宫表示哀悼。数万群众自发地送别人民的好书记，有不少群众失声痛哭。充分体现了广大天津人民对万晓塘书记的深厚感情，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很不理解以及内心的强烈不满。然而，康生、陈伯达等人却诬蔑天津市委“以死人压活人”，变本加厉地施展阴谋，煽风点火，使天津陷入更加深重的政治灾难。在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挑唆下，天津市部分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市委主要领导人，给万晓塘、张淮三等市委领导人加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罪名，进行批判，并且层层发起了“炮轰”、“火烧”“万张集团干将、爪牙”的行动，使这一阶段的运动表现出越来越不讲原则和道德的态势。

9月下旬，天津的造反派在“冲垮官办文革”、“要自己解放自己”的喧闹声中，开始纷纷组建自己的组织。首先是“天津高等学校红卫兵总部”成立，接着“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到11月上旬，中学红卫兵也成立了“天津市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从8月底到11月下旬，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共250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给了“红卫兵”、“造反派”极大的鼓舞。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以后，天津的某些党政机关尤其是文教部门就受到了冲击，难以正常工作。8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提出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也说：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县委、地委呢！1966年10月初，林彪责成全军文革起草《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经毛泽东批示后下发，宣布取消部队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紧急指示”助长了正在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中恶性膨胀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最大要害是在实际上规定了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踢开党委闹革命”。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罢官”、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天津的红卫兵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红卫兵一样，只听毛主席的、听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的话，其他一切领导和政权都被视作革命和造反的对象。11月，中央派华北局书记解学恭到天津主持工作，并决定阎达开暂留天津工作一个时期。12月14日，《天津日报》刊登题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提出“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斗他，他要斗你，你不消灭他，他要消灭你”，具有很大的鼓动性。

1966年下半年的动乱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对经济领域、特别是基层企业，还没有形成严重影响。由于从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的成果为1966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雄厚的基础，也由于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各项具体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仍能够得到继续执行，特别是由于广大工人的努力生产，天津市1966年全年的工业生产比1965年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全年社会总产值实现95.7亿元，比上年增长13.3%。然而，这种情况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指出：“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特别是进入1967年，元旦社论强调，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月8日，上海发生“一月风暴”，上海市委被打倒。由于中央、毛泽东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结果全国各地造反派都开始放肆地大胆地夺权。1月10日，天津造反派夺了《天津日报》的权，并将矛头指向所谓“天津市委的一小撮资产阶级老爷们”，声称“我们起来造反，就是为了夺权。”造反派掌握了舆论工具，天津市委、总工会、体委被说成是“玩弄经济主义诡计，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把分发竞赛奖金结余，批为“大搞物质刺激”；发二百元串联费被说成是“鼓励体委教练、运动员、职工外出，使人们离开本系统激烈的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战场，是个大阴谋”等。天津广播电台也被夺权。1月中、下旬，天津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都力图划分出造反派和保皇派，都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别人是反革命的，武斗十分频繁，影响了正常工作的进行。《天津日报》社被夺权后，10天后又被反夺权。

1967年1月2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决定天津市改为直辖市，解学恭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阎达开为市委第二书记(不久即被非法揪斗和关押)。1月18日，天津市委机关的造反组织占领了市委秘密办公地点。1月20日，造反派夺了市公安局的大权。天津电视台、市电信局、市计委、新华书店等单位也相继被造反派夺权，加剧了天津市的混乱局面，同时，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天津市委及各级党组织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均受到批判斗争，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天津陷入大动乱之中。

第二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一元化体制的极端发展

如果说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酝酿发动年，那么1967年则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夺权”年，以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政治目的。天津市委与全国其他省市委一样，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后，被夺权。由于市委和党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一片混乱，天津驻军奉命介入“文化大革命”，对天津实行“三支两军” 。这一时期，经济建设勉强维持；群众组织名目繁多；武斗事件此起彼伏；革命委员会应运而生。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和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行了更高程度的集权。

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是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准备，报请中央批准后建立的。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组成的“三结合”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12月6日宣告成立。从建立到退出历史舞台，革命委员会以其不健全的组织结构，不合理的人员使用，过时的领导方式，错误的指导思想，在天津行使了10年的领导职能。

(一)“夺权”与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1.“造反派”的“夺权”。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刮起所谓“一月革命”风暴。1月8日建立了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控制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了《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夺取了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传达毛泽东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支持下，全国各地夺权成风。1月14日、25日、31日，2月3日，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四省的党政领导权先后被造反派篡夺，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革命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他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样，宪法规定的关于国家政权的体制，在即不经过中央集体讨论又不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情况下改变了。由于此时全国各地党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际行使着党委领导的职能，党的一元化体制在这时走向极端。 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1月14日，天津市85个工人、学生红卫兵组织及北京驻天津群众联络站连续发出《紧急通令》和《紧急通知》，大有凌驾于天津市委之上之势，“严正警告”“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许耍阴谋，必须立即召回赴外地串连的工人回来抓革命促生产，必须宣传上海造反派的《紧急通告》”。1月18日，天津市委瘫痪。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重要目标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对仓库、电台、监狱和重要工厂等58个重要目标实施军管和警卫。1月23日，驻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进行“三支两军” ，正式介入天津市“文化大革命”。1月29日，天津驻军军事接管《天津日报》社。2月1日，一批“造反派”反对军事接管天津日报社，12日驻军撤出。2月14日，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部接管天津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3月7日，天津警备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基本代替了原天津市委的工作职能。原市委书记、常委以及所有工作机构的绝大多数负责人被剥夺了工作职权。原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等三十多人被诬为“万张集团成员、干将”、“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他们进行了逮捕、军事监护、隔离审查等残酷迫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工作秩序，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规章制度被废弛，无政府主义猖獗。多年形成的工作条例，以及企业管理中的生产责任制、劳动纪律、质量检验、安全操作等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等加以批判。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总工程师对企业的技术工作负全部责任等，被诬蔑为“取消党的领导”、“推行专家治厂”、“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要求社会主义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多创利润，被批判为“利润挂帅”、“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把工资制度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些办法，说成为“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资产阶级货色”等等。由此造成企业管理普遍紊乱，产品质量、成本无人过问，劳动纪律松弛；许多企业停工停产，设备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闹革命”，生产第一线劳动力严重不足。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67年全市工业生产严重滑坡，生产指标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全年社会总产值近82.5亿元，比上年减少12.7%，完成预算的72%，经济发展只相当于1965年的水平，倒退了两年。 2.革命委员会的筹备。1967年2月15日，天津市由革命群众代表、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三方面组成的“三结合”的“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它是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前身，实际上已代替市委、市人委行使对全市的领导权。3月15日，市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宣布，天津市工人、农民、大学红卫兵、中等学校红卫兵和干部5个代表会议筹备小组成立。从15日至22日，先后召开了市贫下中农、市级机关干部、大专院校红卫兵、中等学校红卫兵和职工等5个系统的代表会议(即“五代会”)。3月24日，市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解学恭、肖思明、胡昭衡、郑三生、杨银声等5人向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北京军区报送《关于天津市夺权问题的请示》，汇报了5个代表会议的召开情况，初步预定49人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拟由解学恭、肖思明、胡昭衡、郑三生、杨银声、赵树光、江枫等7人组成。3月27日，天津代表团50多人赴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准备工作情况，4月7、9、10日三天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了天津代表团全体代表。进入4月以来，天津市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一面积极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做准备，按照“三结合”的标准选拔革命委员会成员；一面积极组织开展大批判，并在大批判中努力促成群众造反组织的“革命的大联合”。一时间，大规模的批判会此起彼伏。天津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在人民体育馆召开“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总攻击大会”，不点名地攻击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市工、农、学、干代表会和天津驻军在中心广场举行“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击”大会；接着全市工、农、学、干代会和驻军，在中心广场举行了由20万人参加的所谓“揭发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爪牙——天津市委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武斗现象增多，27日，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体育学院、河北大学等院校学生，在南开大学发生万人武斗。6月19日，天津市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改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27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和中共天津警备区委员会联合发出《重要通知》，公开给万晓塘、张淮三加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天津的忠实代理人、天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提出“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始终指向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始终指向本部门、本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诬陷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罪行累累”，扬言要“和他们算总账”，并多次召开全市和市直机关大会和电视大会，批斗“万张集团”。同时遭到全市性批斗的还有著名作家方纪、孙振等，更加深了天津的混乱局面。与“五代会”相对立的“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即大联筹)”也于7月16日成立。此组织的成立加重了天津市不同派别武斗的局势。8月15日至16日，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接见由天津“五代会”和“大联筹”两派代表参加的天津赴京汇报代表团，指示两派代表要尽快订立“停止武斗，扩大加强五代会，扩大加强革筹小组”三项协议。25日，天津市制止武斗执行协议监督小组宣誓成立，并以《监字第一号》发布公告：市监督小组和市派往各区的监督小组，由天津市公安局军管会、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双方群众组织联合组成。其任务是执行“六六通令”，确保《天津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的实施。进入9月后，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面对的是武斗造成的严重后果，各行各业生产下降，工人收入减少等。

(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全市各群众造反组织在全国各大报纸、刊物的宣传和推动下，从1969年至1970年，实现了形式上的大联合，为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做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名义上实行“三结合”，实际是“造反派”掌权，成为推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权力机构。天津大联合首先出现在延安中学。这个有1300多人的初级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过程中，先后跨班次、跨年级、跨学校建立了40多个分散的“战斗组织”，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各组织之间矛盾重重，甚至互相攻击、互相拆台、互不信任。在1967年2月的军政训练中，各“战斗组织”开门整风，以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武装头脑，打破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提出“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的倡议，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回校、回班“复课闹革命”。2月28日，在解放军大力帮助下，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整顿、巩固、发展和统一了红卫兵组织。3月21日，《天津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中等学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刻不容缓。”“天津市延安中学的革命师生，创造了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的经验，好得很！”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单位的全校革命大联合”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为此作了“三七批示”。此后，天津市和全国一样，把分散的“革命战斗组织”联合起来。到9月底，全市以工、农、学等各代表会为中心的大联合，迅速得到发展和巩固，80%以上的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等广大群众都加入了各代表会，70%的工厂企业实现了按车间、部门和班组的大联合。9月底，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天津大联合的情况：到9月下旬为止，6个市区全部实现了大联合，7个郊区有5个也实现了大联合。在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遵循毛泽东的教导，掌握斗争大方向，正确处理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团结群众的大多数，按照系统、行业、班级，实现大联合，同时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工、农、学、干和驻军5个代表大会的形成和发展，为建立革命委员会，奠定了基础。11月21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再次向中央报送《关于建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认为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12月1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批准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2月6日，25万人在市中心广场集会游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大会通过了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由军队干部22名，地方干部18名，群众组织负责人57名，共97名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31人，其中军队干部6人，地方干部6人，群众组织负责人19人；革命委员会主任解学恭，副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区县局革命委员会也陆续成立。北郊区、红桥区、汉沽区等市郊区、县于当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制止武斗执行协议监督小组，”由原市公安局军管会、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两派群众组织四方代表构成，改为由市公安局军管会和四代会代表共同组成。天津市的混乱局势逐渐缓解，为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到1968年3月6日，全市13个区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市属各局有88%的单位，以及96%的基层单位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客观地说，尽管革命委员会这种极端的一元化体制根本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也违背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在当时党的组织工作陷于瘫痪的情况下，还是起到了统一领导、暂时制止混乱的作用。

(三)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机构。1967年12月，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建立了“党政合一”的一室、三部、六组的办事机构，即办公室；政治部、工业生产指挥部、农业生产指挥部；接待组、政法组、财贸组、文教组、经济计划组、外事组。这些工作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大部分是军队干部。这些部、组下设53个二级组。自此，天津市党、政、财、文大权统归市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1968年，天津市各局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革命委员会委、办、局机构共有38个，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又调整增加了一些局。1970年6月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将市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编为第一至第四办公室。第一办公室又称专案审查办公室，下设31个专案组(1977年3月撤销)。1971年5月，中共天津市第三届委员会成立。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市委成立后，不设单独的工作机构，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基本上就是市委的工作机构。1971年至1972年，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机构相继建立党委，主管本部门党的工作。1973年10月，市革命委员会撤销办事组，建立办公厅。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厅同时也是市委办公厅。重新恢复了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策研究室、政法部、调查部、口岸办公室、农村工作委员会等常设工作机构。市革命委员会与市委办公厅合署办公。1974年7月，市委同意建立市委办公厅党的领导小组。

二、一元化体制的极端发展及不良影响

1968年3月30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认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二是有军队的代表，三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强调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在两报一刊的舆论引导下，全国各地的领导机构都按照这个“基本经验”建设革命委员会。

1968年7月，《天津日报》转载《人民日报》文章《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宣传了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的事迹。《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灵宝县革命委员会遵照毛泽东“精兵简政”的教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朝着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前进了一大步，树立了崭新的革命作风。号召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向灵宝县学习。天津市积极响应号召，实行“精兵简政”。从1967年12月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到1980年6月革命委员会撤销，恢复天津市人民政府，党、政、财、文各方面工作都归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虽精简了机构，但这种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班子，面对一个中央直辖市几百万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纷繁复杂的工作，常常是文山会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常委会的召开过于频繁，会议的内容以研究阶级斗争为主，主要是组织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促进革命“三结合”。同时兼顾党、政、财、文各个方面。中共九大召开后，市革命委员会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方针，实际上主要强调“抓革命”。市革命委员会要求企业生产必须服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把大批生产一线职工抽调出去“抓革命”，致使企业管理规章制度无法执行，职能科室被撤销或被精简合并，大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或被下放到车间当工人，或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造成极大的人才浪费；企业的生产计划、调度、统计、检验、技术等工作难以正常进行，给生产造成很大损失。由于革命委员会这种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机构不能全面、严谨、有效地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生产建设各个领域中较好地发挥作用，因此，革命委员会的机构时常是精简了又扩充，曾被撤销的各管理机构，在实际工作当中不得不又以新的面貌重建。曾经瘫痪的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天津市委，经过整党建党，经过斗、批、改，在1971年5月中共天津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后，恢复工作职能。1973年10月，由于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无法全面领导全市正常工作的开展，市委决定，重新恢复建立市委办公厅、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等常设工作机构，将市委办公室、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和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撤销。197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作出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人民政府。”此后，革命委员会这种对党、政、财、文一元化领导的政治体制开始改变。

在革命委员会中，规定要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三方面的代表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而军队的代表往往举足轻重。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实行军事化。从大、中、小学开始，各种群众组织几乎都借用“团”、“纵队”、“战斗队”等军事单位称号，红卫兵组织也使用某某司令部、某造反指挥部等名号，五•七干部是按连、排、班的军队编制组织起来的，学校多数也以连、排、班编制代替原来的年级、班和小组。天津警备区成立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不仅代替了天津市人民委员会的职责，同时还代替了原天津市委的工作职能。革命委员会中的军代表，往往同“三支两军”的解放军在工作中起着帮助革命委员会更好地行使职权的作用。在党的组织几乎瘫痪，大批有经验的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人被打倒的情况下，地方各级政府被各级革命委员会所取代，从当时的表象看，暂时中止了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但由于革命委员会提倡一元化领导，出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天津市委和全国一样，也经历过“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阶段，事无巨细都要由党委来“拍板”。这种现象造成的弊端：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党委陷入日常行政事务中，形成党不管党现象；三是妨碍政府部门建立相对独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四是损害党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生，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空前破坏。这种一元化领导的弊端，对加强党的建设，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三、九大对天津党建的影响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解学恭为团长，由33人组成的天津市代表团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党遭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也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逐级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听取“群众的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九大是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组织严重不纯的代表大会，党的组织原则受到严重践踏。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理论系统化、合法化。“左”倾思潮和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自始至终笼罩着大会。大会的政治报告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中心，视其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实践，将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来批判，报告诬蔑国家主席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严重破坏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充满“左”倾思想，突出地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着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和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否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客观规律，不顾广大人民当时经济生活贫困，政治生活动荡不安的状况，而把“认真搞好斗、批、改”确定为全党的中心任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党章充满了个人崇拜的落后封建意识，并将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党章，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九大党章还取消党员义务的提法，将实行了20多年的预备党员制度和中央书记处、党的监察委员会等机构也取消，废除了八大党章规定的党的各级领导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向上级组织报告和请示工作，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等重要内容。九大这些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左”倾错误对党的建设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九大后，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全委会议，贯彻九大精神和毛泽东关于“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的指示，会议通过了《天津市斗、批、改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认真落实政策，开展整党建党工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

在贯彻九大精神的过程中，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请示中央，着手建立党的核心小组。1970年4月1日中央批准，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由解学恭、刘政、王一、池必卿、王元和、费国柱、王曼恬、赵武成、毛平等人组成。解学恭任组长，刘政、池必卿任副组长。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后，继续开展对天津市公检法的批判，并组成新的以军队成员为主的所谓“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专案组。在天津高校中，南开大学先后设立“专案组”近百个，其中许多“专案组”是在中央文革的指使下活动，迫害了大批领导干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据统计，“文革”中全市被审查的干部群众达27万余人，其中25900人被视为“敌我矛盾”，这些人遭到了残酷迫害。在“斗、批、改”中，天津市以所谓“反修防修”，“走五•七道路”为名，将9735名机关干部下放转为工人。自1966年至1971年4月，天津市共有1100多名党员被开除党籍或被劝退党，7600多名党员被“挂起来”。 1970年2月，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又决定成立市清查“五•一六”分子领导小组，将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林彪、反对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胡昭衡等人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后台在天津的黑班底”，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

在九大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天津市同全国各地一样，把阶级斗争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上，而把本应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放在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结果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本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但却被当作“走资派”、“修正主义反党集团”、“叛徒”、“特务”等，成了革命的对象。而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却被当作所谓“响当当的革命左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九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狂热情绪达到了顶点。在林彪宣扬的“毛主席这样的人物，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蛊惑下，人们痴情地把领袖当作神，到处竖立毛泽东的大型塑像，迷信供奉，盲目崇拜；林彪把毛主席著作捧为“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教流毒很广、很深，驱使人们处处、时时、事事从毛泽东著作中找答案，街头巷尾到处书写、张贴“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各类日用品上或刻画毛泽东像，或书写“毛主席语录”；家庭制作“红太阳”，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人们见面打招呼、到商店买东西，都先背诵一句或一段毛泽东的语录才说正事；一时间掀起所谓“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背“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唱“忠字歌”的狂热。这种个人崇拜和形式主义，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错误的能力，并给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制造混乱的罪恶活动造成了可乘之机。

四、中共天津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共天津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于“文化大革命”中期，这次党代会无论从政治上、路线方针上、组织上都是一次深受“九大”影响的大会。它将阶级斗争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一)第三次党代会之前的党建工作。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指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批示》提出了毛泽东的整党建党“五十字纲领”，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要求。自毛泽东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五十字建党纲领，到1971年5月天津市第三次党代会召开为止，天津市以北京“六厂二校”为榜样，陆续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全市5394个基层单位中，已有98.3%的单位开展了整党建党。全市原有16.84万名党员中，已有93.4%的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有88%的基层单位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54个区、局和相当于区、局的单位，有2/3建立了党委。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虽然思想理论的指导依然是极左的，但相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而言，发生了某些转变，开始强调党的领导，强调使整党建党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截至第三次党代会召开，全市清除和劝退了1142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0.7%；对“造反有功，入党有份”等降低党员标准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吸收了9700多名“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全市绝大多数党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

(二)深受九大影响的党代会。1970年10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提出了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产生新党委所具备的条件，规定了代表名额、比例和产生办法。根据《通知》要求，1971年5月，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将《要求召开天津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呈报中央。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解学恭、刘政等人的汇报，同意于5月下半月召开中共天津市第三次代表大会。

1971年5月22日至26日，中共天津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858人。大会通过了解学恭代表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所作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奋勇前进》的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天津市第三届委员会，选出委员65人，候补委员12人。这是一次完全按照九大路线召开的代表大会，是一次极不严肃、极不正常的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错误的。解学恭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汇报了天津市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工作情况。首先，在政治上，会议忠实地贯彻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比正确性”，肯定了摧毁刘少奇这个所谓“叛徒、内奸、工贼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无比正确性”，并重申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解学恭所作的大会报告，通篇讲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已被打倒的前市委书记万晓塘、张淮三所谓“执行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次，在路线问题上，大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津“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情况。第三，在组织上，总结了根据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开展的整党建党工作。大会报告清楚地表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党的最主要任务。当时“高度重视、切实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都被提到主要议事日程，“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次大会上被作为第二位任务提出，只占报告很小一点篇幅。九大极左路线对天津第三次党代会产生了极大影响。

五、党的建设深受“四人帮”严重干扰

天津市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共天津市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停止工作。市委书记和常委按照政治、财经、政法和战备体育四个方面分成小组，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1971年9月13日，九大党章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引起人们的深思。由林彪等掀起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热潮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逐渐降温。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占据主宰地位。

(一)所谓“万张集团”问题。1972年5月中旬，天津市委向中央报送《关于原市委书记张淮三的审查报告》，将张淮三诬陷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8月27日，天津市委又向中央报送了对原市委书记万晓塘的“审查报告”，将万晓塘诬陷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天津的忠实代理人”。所谓“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及其在天津的同伙制造的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强加在万晓塘头上的所谓“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畏罪自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一系列罪名，纯属诬陷。

“文化大革命”初期，面对来势迅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天津市委在万晓塘等市委领导的带领下，迅速采取措施，一面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运动，一面拟定《四条注意事项》，防止天津市混乱加剧、局面失控，影响全市工、农业等各项工作的开展。还派出工作组到各大、中专院校、各中学去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努力和措施不符合中央要轰轰烈烈地掀起“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的意图，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也受到已经发动起来的中学红卫兵和各单位造反派的强烈指责。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后，天津市85个工人、学生红卫兵组织及北京驻津群众组织联络站连续发出《紧急通令》和《紧急通知》，天津市委及各级党组织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党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市委、市人委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4月10日，陈伯达等将天津市驻军代表、群众代表和干部代表招到北京，宣布天津市“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主要对象是以万晓塘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陈伯达等的授意下，天津很快呼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搞了一个“万张集团”。1967年6月27日，天津市夺权领导小组、驻军支“左”联络站、警备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宣布万晓塘、张淮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并强加给他们“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天津的忠实代理人、天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提出要“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始终指向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始终指向本部门、本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他们多次召开全市和市直机关的批判大会，层层发起了“炮轰”、“火烧”“万张集团干将、爪牙”的行动，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1968年，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所谓“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专案审查小组”，对万晓塘、张淮三等市委领导进行专案审查。1973年2月8日，市委讨论通过了所谓《关于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认为：在原天津市委内，隐藏着一个以万、张为头子，以王亢之、宋景毅为成员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纠合起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他们结成死党，投靠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抗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这个报告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天津市的党政干部因“万张集团”问题受到极大的冲击。据统计，全市区局以上领导干部被揪斗、关“牛棚”的达80%。全市有3000多名老劳模、8万多老职工被强加上“反党集团爪牙”、“假劳模”、“特务”、“反革命”、“保守势力”等莫须有罪名，受到批斗、抄家、关牛棚、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有的被捕入狱，甚至被迫害致死。

1973年2月8日，这份审查报告上报中央。后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万晓塘、张淮三等人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于同年8月19日，市委讨论将万晓塘定为犯有严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误的干部；张淮三的问题还需复查；王亢之、宋景毅已分别定案，认为他们在主持天津工作期间，对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进行过一些巴结、颂扬，都是错误的，但还不足以说明是蓄意投靠案；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互相都有包庇，但还不能说明是阴谋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他们在各条战线上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很卖力的，但还是属于执行问题，不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市委认为，他们的上述几方面问题属于路线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但还构不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因此，建议重新审定1973年2月8日的报告，结束对这个集团的审查工作，撤销专案组。1975年11月6日，中共天津市委第349次常委会议决定：“万张集团”尚构不成，结束对其专案审查工作，撤销专案组，对他们个人的问题，分别进行复查定案。关于所谓“万张集团”的彻底平反，是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1月25日，中央批准了天津市委关于万晓塘、张淮三、王亢之、江枫等人的有关问题调查甄别报告。27日，中央批准张淮三任市委书记。3月14日至18日，在市委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宣布为所谓“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在天津市几个影响较大的错案、假案、冤案彻底平反。

(二)市第三次党代会后党的建设。市第三次党代会之后，党的建设主要工作是：1.重建各级党委。各级党组织按先整党整风，再建立党委及各级组织的程序，重新建立各级党委和党的基层组织。当时，已建立党委的单位，革命委员会和党委并存，天津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也并存。在人员使用上，基本上是原先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担任书记、副主任担任副书记，仍然由干部、军队干部、一般干部构成党委成员。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单位，原因是领导骨干力量不齐，甚至缺一、二把手；有的单位还存在着严重的派性；有的单位由于矛盾多，被称为“老大难”；再有的单位是摆不上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到1971年底，全市尚未开展整党的基层单位(包括南郊区、北郊区等)有8个；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单位，在区、局和相当这一级的单位中(如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市党校等)有10个，占应建党委数(63个)的15.9%；在局属公司和区属局、公司中，未建党委的有15个，占应建党委数(282个)的5.3%；在人民公社中，未建党委的有9个，占应建党委数的(68个)的13.2%；基层单位未建党组织的有130个，占基层单位数(5416个)的2.4%。这些尚未建立党委的单位，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委员会”领导作用的逐渐变化，也都先后重建了党组织。2.恢复纳新工作(即发展新党员)。在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的几年中，由于大多数单位党组织尚未重建，接受新党员往往没有地方审批，因此，许多单位一度停止了发展新党员工作。市第三次党代会后，大多数单位恢复和重建了党组织，纳新工作随之恢复。据1972年2月10日市委政治部组织组的一份报告统计，从1967年到1971年底，全市共纳新14285名，占现有党员总数的7.8%。其中：公交建系统各局纳新6516名，占本系统党员总数的7.4%；财贸系统各局纳新860名，占本系统党员总数的6.5%；文教系统各局纳新203名，占本系统党员总数的8%；市区(包括塘沽、汉沽)纳新3742名，占市区党员总数的8.7%；郊区纳新1811名，占郊区党员总数的6.8%。 3.对党员进行组织处理。1972年4月，天津市委政治部组织组经过一年对暂挂党员的组织处理，为5156名暂挂党员落实了政策，占1971年初暂挂党员总数(7687名)的67%。经过整党建党，全市共吐故(指开除出党组织)2096名，占参加整党党员数的1.2%。这其中有开除出党的，劝退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给予党内留党察看以下处分的等等。1972年上半年有约70%左右暂挂党员落实组织处理。4.改选基层党组织。为了搞好基层党组织改选工作，市委政治部向各区、局党委发出了《关于基层党组织改选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区、局党委，认真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检查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情况。要求通过改选，达到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对各条战线的一元化领导的目的。通知认为；做好党的基层组织改选工作，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对于发扬党内民主，纠正不正之风，密切领导同群众的关系，加强党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通知还要求各区、局分三步进行党组织的改选工作。一是学好文件，学《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党章、1971年12月1日“两报一刊”的社论。二是做好工作总结，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三是按照毛泽东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充分酝酿、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候选人、党支部、总支部和基层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重建后，部分单位根据党章规定，于1972年中进行了改选。5.开展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向全国行政22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传达了有关批陈整风的文件。天津市委先是组织批陈整风，批修整风。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乘机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以后，全党开始了批林整风。1973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仍然要求全党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提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党的九大打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说成是党内第九次路线斗争的胜利；党的十大被说成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以林彪、陈伯达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胜利。实质上仍然是一次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大会，十大继续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强调着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正确性和这个运动开展以来的所谓“胜利”。天津市委结合进行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贯彻十大精神。1974年1月，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3月下旬，天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陈伯达多次来天津活动的情况，并决定成立批判小组。江青这位所谓“文化革命的旗手”在1974年6月至1976年8月的两年中，先后8次来天津，“指导”“评法批儒”活动，送“批林批孔”材料，企图左右舆论导向。她亲自跑到天津的农村小靳庄大队，在那里大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干部，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同时她还四处鼓吹“批邓”，企图将邓小平再一次打倒。1975年9月，“四人帮”在全国掀起评《水浒》批宋江活动，矛头直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干部。11月底12月初，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天津市委在这场批邓运动中，强调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各级领导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深受极左思想影响，步步紧跟“四人帮”，在各种会议上强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1976年2月，天津市委开始连续召开常委会、干部大会，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等各界大小会议，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三节“文化大革命”中的整党建党

“文化大革命”中的整党建党是“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一次整党建党运动，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重建一个新的党，最终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各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党的各级组织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声中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广大党员也被停止了正常的组织生活。天津市根据毛泽东“整党建党50字纲领”，按照中央《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意见和问题》文件精神，于1968年初开始整党建党工作。在这次整党建党过程中，天津恢复了各级党的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中断两年多的组织生活。这对稳定局势，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次整党建党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服从“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观点，这就决定了它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必然是错误的。这次整党建党使得一些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投机分子得以混入党内，使党的组织更加不纯；开门整党变为开门“大批判”；群众参与实质成为让广大党员干部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和教育；整党不是由党的各级委员会和根据党的决议组成的特定机构来领导，而是由军队支“左”代表、核心小组成员、群众代表等非正式机构来领导，给党的建设造成严重后果。

一、整党建党的酝酿阶段

“文化大革命”与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同，它不仅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进行，而是运动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各级党委。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荒谬口号下，从中央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到基层党支部，普遍受到冲击，都被夺了权，广大党员也被停止了组织生活。“文化大革命”所以造成天下大乱，“踢开党委”、“砸烂”各级党组织，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总结的一条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所以，在党的九大以后，他就着重抓了党的重建工作。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整顿党组织的任务，发表了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大纲”。10月1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话：“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尽管自1967年以来，毛泽东多次提到整党问题，作了被称为“五十字建党大纲”的指示，报上也作了不少鼓动宣传，但是，在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全国还处于“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势下，整党建党工作还是难以提上议事日程。除在个别单位进行了整党试点外，根本不具备普遍整党的条件。一直到各地革命委员会建立，甚至党的九大召开后，整党运动才按照九大的决定和要求，普遍开展起来。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指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决不是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老一套，而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来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把我党建设成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的思想工作问题，文件提出，通过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方式，对党员和非党员造反派进行思想教育；要求党员虚心听取造反派的意见；犯了错误的党员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取得群众的谅解。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条件、范围和政策界限问题，文件指出，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单位，都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同时规定，“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不应再过组织生活。有叛徒、特务嫌疑未作结论的，暂缓参加组织生活，问题查清后，再考虑是否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群众意见很大的党员在没检讨并取得群众谅解前，暂缓参加组织生活；建议吸收新党员要以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5个条件和林彪关于选拔干部的3条标准为根据，把那些经过运动考验、“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富有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特别是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并提出预备党员中够条件已超过预备期的可以转正；提出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清除出党，对死气沉沉、不起作用、不配为党员的人或开除或劝其退党，对长期作预备党员不够转正条件的人，取消预备资格；还规定，在运动中根据群众要求开除的党员，符合上述条件的开除，不符合上述条件的，经教育取得群众谅解的，恢复党籍。关于建立党的核心小组问题，文件要求，在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在基层成立党支部和党小组来实行党的组织领导。

1967年12月30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问题。遵循中央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指示，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建立了整党建党办公室，具体负责掌握动态，调查研究，发展典型，总结交流，推动工作。决定从1968年初开始进行整党建党试点工作，1968年6月以前做好试点准备工作，7月初陆续展开。天津市的这些措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整党建党作了准备。从1968年初开始，天津市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试点。3月，市革命委员会对水产批发部、化工原料工业公司、羊毛衫厂这三个单位的整党建党情况作了调查。这三个单位是全市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比较早的单位，分别在1967年9月、10月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之后他们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和《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指示，着手酝酿准备，于1968年1、2月份发动群众开展整党运动，分思想整顿、组织整顿、恢复生活三个步骤进行。据当时的一份调查材料说，党员对整党、群众对整党态度是不一样的。一些党员抱着“挨整”、“过关”态度，有怨气、冤气、不服气，怕群众不相信、不谅解，怕受处分，还怕坏人整好人。有的党员出身好，对整党抱无所谓态度。群众中的造反派怕所整的党员干部打击报复，给“小鞋穿”；有些群众认为整党是党员的事，与群众无关；有的认为整党就是整党员；有极左思想的人认为党员60%至70%不够条件，得开除，主张把犯错误的党员都清除，“四清”入党的党员都撤掉。还有一些人认为，党员“没有一个好的，都是小爬虫”，“整党要由群众来决定，由群众来掌握”，还有人认为“整党就是整人”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在抓上述试点单位取得初步经验后，又进一步扩大试点单位，以为整党建党工作的全面铺开做好准备。又先后搞了34个工厂、机关、生产队的整党建党试点。其中，14个单位经整顿恢复了组织生活，其他单位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顿、学习、批判，获得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二、整党建党工作的开展

1968年9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号召，并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积极响应号召，立即召集各区、局及部分基层单位(主要是工厂单位)“革命委员会”负责整党的领导干部，老工人骨干，人民解放军支“左”代表等，举办了5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研究整党问题。这一年的两报一刊国庆社论提出，“在斗、批、改中，我们要把整党建党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红旗》杂志第四期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吐故纳新”的最新指示。同年10月，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当前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根据毛主席整党建党的纲领，进行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指出：1.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搞好革命的大联合，才能顺利进行这项工作，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决不允许把党组织分成两派。2.在学、批、改的基础上抓好吐故纳新工作。学是办学习班，学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和建党路线；批是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改是在学习与批判的基础上抓好建立领导核心，吸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清除叛徒、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党。犯过严重错误的少数党员，要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使我们党更加朝气勃勃，更加坚强。3.整党的方法与步骤问题，强调必须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重点与一般相结合，开展群众性的整党运动。具体步骤：一是思想整顿；二是组织整顿；三是恢复组织生活。

此后的近两个月中，全市约有1/4的单位开展了整党，狠抓了建党路线问题上的大学习、大批判，发动群众，开门整党，进行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重新教育；普遍建立了有干部、解放军代表、党员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整党领导小组，并吸收了一批(按当时的标准衡量)优秀的非党群众参加会议。这次整党建党工作，由于梯次展开的时间过长，特别是一些单位态度消极，怕面开大了不好掌握，怕犯错误，怕处理不好整党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的关系。因而就等别人搞出经验后自己再开展。求稳怕乱，等待观望。这种现象当时在相当数量的单位中存在着。整党建党工作被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旨在带动其他各项工作。当时强调“必须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开门整党，向广大非党革命群众开门，让广大革命群众人人参加整党，人人关心整党，人人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实际上还是在搞运动。为了推动整党建党工作，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于1968年12月召开了整党建党经验交流大会。会上，红桥区革命委员会介绍了在整党建党工作中狠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内燃机厂和六四一厂介绍了贯彻毛泽东建党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开门整党的经验；南郊区北闸口公社西右营大队着重介绍了深入批判所谓“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经验。对于“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西右营围绕党的性质问题，在党的任务方面，着重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在党群关系方面，着重批判“入党做官论”和“群众落后论”；在党的作风方面，着重批判“党内和平论”和“公私溶化论”。这些单位的整党建党工作在当时被认为是搞得好的。实际上是把思想整顿变成了“大批判”，在“大批判的火线上整党”。1969年7月15日，市革命委员会为了进一步贯彻九大精神，落实毛泽东关于整党建党一系列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七一”社论提出的各项任务，再次召开整党建党工作经验交流大会。会上，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天津市色织十三厂、红桥区天津制本厂、天津造纸厂、河北大学等5个单位的代表发了言。他们介绍的整党建党经验主要是：(1)以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把思想整顿作为重点，深刻领会整党建党的伟大意义。(2)认真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3)遵照毛泽东“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的教导，坚持开门整党。(4)在深入开展斗私批修的过程中，经过群众评论，逐步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把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结合起来，把思想整顿贯彻始终。大会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搞好整党建党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

1969年6月至11月，天津市郊区农村整党工作也陆续展开，已经开展整党的单位共有621个，占应开展整党单位(1134个)的54.8%，其中，刚开始进行思想发动的单位是195个，正在进行思想整顿的单位是182个，已经建立支部或月底将要建立支部的单位244个。郊区各级领导，对整党建党是重视的，绝大多数单位都是按当时的要求进行的。

天津市的整党建党工作，到1970年初，将其目的明确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搞好整党建党工作是加强战备的根本大事，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二是坚持毛泽东的“五十字”建党大纲，突出党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三是加强党的领导是整党建党工作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四是要正确地做好“吐故纳新”工作，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个时期，宣传舆论经常不断地强调“增强党的观念，接受党的领导”，批判无政府主义，加强党员的思想建设，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三、进行组织整顿

按照毛泽东“吐故纳新”的指示，整党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而后是组织整顿。组织整顿也就是进行组织上的吐故纳新。整党建党的基本路子是思想发动，思想整顿，通过学习、批判，斗私批修，然后是把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整顿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必须用党的政策教育党内外群众，提高政策思想水平，坚持党性，反对派性，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办事。在进行组织整顿时，据1969年市革命委员会第八十次扩大的常委会会议纪要中记载，“吐故”分四种情况对待：1.对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要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2.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党籍问题暂缓处理；3.对死气沉沉不起作用的党员，首先是教育帮助，只对那些经过教育仍无转变的，才劝其退党；4.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必须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教导，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只对错误严重，经过教育仍无显著悔改表现的给予纪律处分。这些分类对待的方法不仅细致，而且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在执行党的纪律，处分党员和‘清除废料’时，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执行。党支部给党员纪律处分，要经上级党委批准，上级党组织发现处理不当的要及时进行纠正。“纳新”时，要求采取积极严肃的态度。规定：“首先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农村、学校、文艺团体、街道等也要吸收党的新鲜血液。“纳新”工作既要反对降低党员标准，又要反对关门主义；要看大节、看主流、看一贯表现，不要抓住一时一事的错误不放。入党都必须由本人申请，整党领导小组或支委会研究，群众反复讨论，党员大会讨论通过，报上一级整党领导小组或党的委员会批准。

对于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要求各区、局和开展整党建党的单位，都要建立整党领导小组，通过整党建党，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都要按照自己的具体条件，逐步形成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元化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提倡“各级革委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都要在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共天津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全市已有90%以上的基层单位建立了新的党组织，区、局一级大部分已建立了新党委。新的党组织各级领导班子中，都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不过也存在派性干扰等问题。有的由于两派争夺整党领导权，僵持一两个月成立不起整党领导小组。有的把“吐故纳新”变成了吐“疏”纳“亲”。少数单位整党建党工作为非党群众所左右，甚至被群众组织头头所操纵。

中共天津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天津市整党建党工作的高潮告一段落。此后，天津与全国一样，并没有停止党的建设工作，而是经常不断地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继续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强调党员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十大召开后，党的建设依然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反潮流精神被充分提倡；同时“在群众斗争中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受到相当重视。“左”是贯穿“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建设的时代特征。

“文化大革命”时期天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干扰下，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天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三五”时期工农业产值“翻番”的指标完全落空了，“四五”时期的许多规划也未能实现，但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努力坚持下，天津工业、农业、科技、外交等各项事业并没有被全部中断，在某些方面仍然取得了进展，甚至还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这决不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果。应该说，如果不发生“文化大革命”运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在此，尤其要提的是，1976年7月，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胜大地震灾害。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7.8级大地震的发生，严重地波及天津市。同年11月15日，天津宁河县又发生里氏6.9级余震。这一年的大地震给天津市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全市死亡23938人，重伤32572人，轻伤83827人，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达75亿元。地震发生后，市委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到办公地点，召开部委等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对救灾工作进行具体部署。会后，立即分别赶往各区、县察看灾情，调拨医疗队、抢救药品到重灾区进行抢救，亲临现场领导抗震救灾。市委于当日上午10时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安排政治思想教育、抢险救灾、医疗救护、社会治安、生活供应、人员疏散、恢复生产等项工作。市委机关各个部门，以及全市各区、县、局和基层单位的党组织，都由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立即组织力量，了解情况，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全市各级党组织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各级领导都站在救灾斗争的第一线，依靠和发动群众立即采取果断有力的抗震救灾措施，迅速组织力量投入抢救工作。巨大的地震灾害发生后，党中央极为关怀，派出慰问团来天津看望各个区、县的受灾群众，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国务院交通部、卫生部等部委从人力、物力上对天津加以支援。七机部、海军总部等纷纷派出医疗队，以最快的速度从首都来到天津。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和其各大军区、省军区，以及一些专区、县都纷纷发来了慰问电。一些省、市得悉天津遭受地震灾害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动员，组织医疗队，携带药品、仪器、干粮，赶赴灾区协助工作。各地人民支援的大批物资，从空中、海上、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天津。天津驻军66军，天津警备区，以及驻守外地的67军，都是天津抗震救灾的最主要力量。在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工厂里，广大工人、干部临危不惧，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努力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农村中，农民们不误农时，抓紧排涝、追肥、播种，誓夺秋季丰收；财贸系统内广大职工，自觉挑起抗震救灾和人民生活后勤保障的重担，在困难条件下，使救灾物资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始终不断。全市到8月底就有97%的企业全部或部分恢复生产，9月底一大批企业生产达到震前水平，10月份许多企业工业总产值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大地震灾害，虽然发生在即将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时，使抗震救灾工作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前，天津市委及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经受住了考验，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巨大困难，取得了抗震救灾工作的胜利。

第四节党的建设在徘徊中前进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陷入极大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则借机加紧篡党夺权阴谋活动。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正当全党全国迫切需要解决“文化大革命”积累的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使揭批“四人帮”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到很大局限，党和国家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天津党建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开展了整党整风和平反冤假错案。

一、在整党整风中揭批“四人帮”破坏党的建设的表现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扫除了党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是，“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还需要彻底肃清，中央决定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天津实际情况，天津市委于1977年初，号召全市通过整党整风运动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把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作为这次整党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3月上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市委组织部关于组织整党整风3个试点开展工作意见的汇报，要求抓紧进行试点工作。6月30日，市委召开整党整风座谈会，一轻局、棉纺四厂、百货大楼3个试点单位的党委负责人作了重点发言。从4月底开始，各区、局又抓了自己的试点单位，到开这次座谈会为止，全市开展整党整风的试点单位已有64个。有的单位列举“四人帮”破坏党的建设流毒严重的十种表现。如：“四人帮”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闹得是非颠倒，使一些老干部政治上有压力，精神上受摧残，工作上不大胆，总怕戴上“走资派”的帽子；“四人帮”鼓吹“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一些党员中毒很深，认为“运动一来，就是整领导，什么时候把矛头对准领导也没有错”，出现了一级顶一级的现象，造成领导没权威，工作推不动；“四人帮”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践踏民主集中制原则，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生活的准则，腐蚀了党的肌体，致使一些党员党的观念淡薄，党性不强。有的党委领导班子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有的党员对党委的决议，符合自己心愿的就执行，不符合的就不执行，甚至公开反对；“四人帮”篡改党员标准和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降低了党员条件，搞乱了党员队伍；“四人帮”败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破坏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搞得上下之间、群众之间、党内外之间关系很不正常，使人不敢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有的党员把黑的说成白的，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四人帮”破坏党的纪律，把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听从指挥说成是“驯服工具”、“奴隶主义”。在这种反动舆论的影响下，有的党员无视党纪，不顾影响，对他们的错误，组织上不能批评，一批就炸，一碰就跳，领导管不了，群众惹不起。还有个别党员目无党纪国法，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走上了犯罪道路等等。

经过思想发动阶段、学习和批判阶段、领导班子整风和党员教育阶段、组织整顿阶段的工作，全市4943个单位，到1978年6月中旬，已有1159个单位开展了整党整风，其中区、局级单位18个，公司级单位137个，基层单位1004个。这次整党整风，天津虽已进行了一年多，但全党的整党整风中央还未统一部署。天津这次整党整风，是根据华国锋的几次讲话精神而开展的，目的是要根据毛泽东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认真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把我们党真正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整顿好，建设好。1977年8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未能完成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天津市委、市革命委员会根据党的十一大精神，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整党整风，同时继续揭发批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罪行，清算江青在天津利用小靳庄等“典型”煽动所谓“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进行反党乱军活动等一系列罪行，清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惩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打、砸、抢”的首恶分子。在思想理论战线，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特别是在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的极左谬论，初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由于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地方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思想混乱。加上市委主要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紧跟“四人帮”，因而在揭、批、查过程中出现“捂盖子”，阻挠和压制群众的行为，致使全市的揭、批、查斗争相对冷清，“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各方面的工作被耽误了一年零八个月”。党的建设也只能在徘徊中前进。天津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林乎加到天津主持工作后，市委于1978年7月召开10万人大会，揭发批判天津市主要负责人紧跟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忠实执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严重错误。在调整加强后的天津市委领导下，全市人民排除一切阻力，迅速消除由于“四人帮”严重破坏及天津市某些负责人所犯路线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扭转了全市揭批“四人帮”斗争进展迟缓的局面。8月，天津市委召开第二次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天津市主要负责人忠实执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残酷打击迫害革命干部、老工人、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严重错误。大会号召，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抓紧清查同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大张旗鼓地揭露和打击打、砸、抢分子，彻底摧毁“四人帮”的社会基础。

二、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中，天津最大的冤假错案是所谓“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案。受此冤案株连的干部群众人数众多，影响极坏，给广大干部群众造成极大伤害。此外还有“深泽叛徒集团”、“献县叛徒集团”、“黑会、黑戏”、“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后台在天津的黑班底”等几个影响较大的错案、假案、冤案。许多人期盼中央能够尽早拨乱反正，洗雪冤狱。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一些领导干部感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刻不容缓。但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纠错和平反的工作一直有阻力。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者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全国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冲破“两个凡是”的阻力，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天津的情况与全国许多地区类似，一些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工作很不得力，顾虑重重，使许多有觉悟、有能力的干部未能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没能得到正确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也未能受到处理。特别是有的领导人，怕否定自己过去的做法，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明明是错案，也不下决心纠正，在揭批“四人帮”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捂盖子，致使天津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力度不足，进展滞后。尽管这项工作阻力很大，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充分发挥组织部的职能，有力地推动这项工作的进行。1977年12月23日，天津市委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对万晓塘同志有关问题的调查甄别报告》和《关于对张淮三同志有关问题的调查甄别报告》。分别说明万晓塘于1966年9月19日逝世，是在洗澡时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逝世，自杀问题应予以否定；张淮三曾经被捕，出狱时履行自新和宣誓手续问题，按政治错误对待，可维持肃反时的结论(即不是叛徒)；“文化大革命”中，曾对万晓塘、张淮三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审查。经过反复调查证实，这个所谓“集团”根本不存在，应予否定。1978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天津市委这两份报告，26日，天津市委向各区、县、局党委，市委、市革委各部委发出通知，将中共中央的批示和两份甄别调查报告一并印发、传达下去。

1978年3月，天津市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传达讨论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小型案例座谈会精神，着重研究如何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进度，妥善处理审干遗留问题，同时研究如何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和审干遗留问题很多，没有及时地进行平反和昭雪，使一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对一些定性不准、处理不当的也没有及时地进行纠正，主要责任在市委及市委主要负责人，要求加快解决审干遗留问题的速度。会议最后一天扩大了规模，约1000多人参加，宣布为所谓“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深泽叛徒集团”、“献县叛徒集团”、“黑会、黑戏”、“‘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后台在天津的黑班底”等几个影响较大的错案、假案、冤案彻底平反。此后，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许多部门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开始进行调整和整顿。当年为了紧跟政治形势捏造出来的在全国各地方实属罕见的所谓“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等问题，终于真相大白，受迫害的干部群众终于平反昭雪。

但是，由于当时主持天津工作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阻碍了天津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使天津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展迟缓，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深为不满，并进而影响到天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针对天津情况，中央于1978年5月把天津市委领导班子、天津警备区的11位同志招进北京开会，研究解决天津问题。会议开始时，李先念副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已经一年半多了，党的十一大也开过9个月了，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央本来希望天津市能自己解决问题，但至今没有很好解决。天津市的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驻津指战员，对于这种状况十分焦急，强烈不满，不断向中央反映情况。所以，中央决定召开这次会议，直接解决天津问题。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把问题摆出来，分清路线是非，把天津问题解决好的指示精神，到会人员集中揭发批判了解学恭的严重错误，检查了天津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状况，讨论了今后的工作。鉴于天津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解学恭所犯的严重错误，6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林乎加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免除解学恭在天津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继续清理问题，检查错误。同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林乎加调北京工作，陈伟达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天津警备区第一政委。

从1978年6月开始，调整后的市委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集中精力开展揭批查，加快速度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对“四清”运动、反右派斗争、整党整风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和1976年“四•五”悼念周总理等事件中的错案逐项进行平反，恢复当事人名誉，整出的不实材料予以销毁。配合全国性的关于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市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连续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没有进行及时纠正，还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人们还不能彻底摆脱“左”的思想束缚。这种情况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逐步得以改变。

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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