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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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罪行

作者：成仿吾

○成仿吾1931年11月初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及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后又兼任黄安中心县委书记。

○张国焘便拼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

○吉鸿昌派人与红军联系，张国焘竟拒绝与吉联合，并将吉部来使杀害。

○“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

○新集是一个三千多人的镇子，“肃反”搞得晚上没有行人，白天不敢一个人走路。



一、鄂豫皖边区党和人民英勇奋斗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积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块大根据地。早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党就先后在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黄陂、黄梅、孝感、麻城、黄安、商城、六安、霍邱等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一九二七年五月，仅鄂东十县，农民协会会员就达七十多万人。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先后爆发了黄（安）麻（城）、商（城）南和六（安）霍（山）起义。由于大别山区统治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地势有利，特别是有党的长期工作基础和经过斗争锻炼的革命人民，因此在上述三次起义的基础上，逐步行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它当时是一个模范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太批优秀的干部。

黄安、麻城在一九二七年春就分别成立了中共县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并建立了县的农民自卫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两县县委与省委失去了联系。九月初，黄安县委派郑位三等到武汉找到了长江局机关，罗亦农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他们立即回黄安组织武装起义。十月间，省委先后派王志仁、吴光浩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到黄安，成立了以王志仁为书记的中共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麻两县的武装起义。十一月三日，鄂东特委召开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以两县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为骨干，夺取黄安县城。十一月十三日，黄麻两县起义部队和数万农民，一举攻克黄安县城，消灭了反动武装，活捉伪县长，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曹学楷当选为政府主席，这是三省边界地区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农政权。起义后建立起来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由潘忠汝、吴光浩任正副总指挥，戴克敏为党代表，是三省边界建立起来的第一支红军正规部队。十二月五日夜，国民党反动派派一个师突击黄安县城。由于敌众我寡，四百多人的鄂东军突出重围后，只剩下七十二人、五十多枝长短枪，县委书记王志仁、总指挥潘忠汝等壮烈牺牲。这支红色武装从挫折中开始懂得了必须依靠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在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的领导下，部队转移到黄陂木兰山，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一九二八年春，在木兰山和黄冈的大崎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围击。四月间，工农革命军重返黄麻地区，在流动游击斗争中，党组织和部队逐渐感到，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单凭流动游击，是不能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弱小的革命武装，就有可能被优势的敌人吃掉。经过对敌斗争实践中正反经验的总结，摸索出了一条武装割据的道路。在鄂豫两省黄麻光（山）三县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柴山堡地区，依靠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势，开始实行武装割据。为了适应红军和地方工作的发展，七月间，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十月间，重组鄂东特委，王秀松任书记。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党中央派巡视员曹壮夫到鄂豫边区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六大”肯定了当时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形势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并对机会主义、盲动主义进行了批判和发布了十大政治纲领，“六大”还提出党在红色区域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最大限度地扩大红军，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等，这些对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冬，鄂东特委根据半年多边界割据斗争的经验和军事上的需要，提出“学习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准备创造东起皖西英山霍山、西至武胜关鄂豫边界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这使边界斗争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和地方工作的开展，到一九二九年五月间，鄂豫边界割据发展到纵八十里横一百三十里的区域，边界地区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已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为了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进一步贯彻“六大”的决议，五月三十日鄂东北特委(四月间由鄂东特委改组，徐朋人任书记）召开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及三十一师师委第二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临时土地政纲》和形势任务、扩大游击战争、政权问题等决议，把鄂豫边的红军游击战争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实行土地革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正当鄂豫边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的时候，一九二九年五月九日立夏节在豫东南爆发了商南起义。

商城在一九二六年就有了党的县委，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二八年春，商城县委整顿恢复了商南的党组织，并召开了党团员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选举产生了南邑区委。八月，南邑区委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会议决定由詹谷堂、廖业琪等负责发动群众的工作，派周维炯、漆德伟等乘伪县区扩大反动武装的机会，打入民团内部开展士兵运动，伺机夺取敌人武装。从此，农运、兵运同时并进。一九二九年，党的“六大”决议传达到商南，当地党组织随即根据“六大”决议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培养起义骨干力量，革命主观力量在不断增强。当时的客观形势也很有利。自一九二八年秋冯系军阀侵入豫东南后，苛捐杂税更加繁重，加上一九二八年大旱，秋收仅二、三成；商固一带呈现严重春荒，群众对革命的要求更加迫切。冯系军阀在豫南兵力薄弱，且与流窜商固一带的土匪李老末时有冲突。

由于商城县委遭敌破坏，一九二九年二月，豫南特委同鄂东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商南党组织由鄂东特委领导。鄂东特委曾先后派徐子清、徐其虚等到商城帮助工作，这时又成立了中共鄂豫皖特别区委，由徐子清任书记，积极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九年春，反动政府派出“清乡委员”，督导各地加紧“清乡”，同时在民团内部清查所谓可疑分子，党组织和起义计划时有暴露危险。鉴于这一紧张形势，鄂豫皖特别区委于五月初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在五月六日立夏节发动武装起义，趁敌人忙于过节，打它个措手不及。计划由周维炯等在丁家埠、李家集民团内部发动革命兵变，结合广大群众，消灭乐、和两区反动民团，夺取敌人武器建立革命军队，实行武装割据。并成立了指挥部，由徐子清、肖方任正副指挥，周维炯负责军事，廖炳国负责各处联络。这次起义由于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秘密斗争积蓄力量，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计划周密，时机得当，因而迅速取得了胜利。周维炯等在立夏节晚上，酒席筵间夺取了乐区民团团总杨晋阶部的武装，其他地方行动也很顺利，士兵起义和农民起义作到了紧密配合，一夜之间，起义武装便控制了乐、和两区。起义武装于五月九日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漆德伟任副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并随即开展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到八月，在豫东南地区初步形成了一块纵横六、七十里的根据地。

继商南起义胜利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又爆发了皖西的六、霍地区的总起义。

早在一九二五年，六安就建立了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派舒传贤等一批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六、霍，同在当地活动的党员周狷之等汇聚一起，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派员到六安，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及临时省委的决议：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秘密农会和工农武装，准备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元月，六安、霍山两县合并，成立六霍县委，立即开展了组织整顿工作，又抓住六霍地区大旱的时机，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债的斗争。县委还采取了争取团结大刀会下层的策略，使大刀会内部很快起了分化，会众日益倾向革命。一九二九年四月，共产党员打进并掌握领导的诸佛庵民团起义，编为县委直接掌握的游击大队。七月，六霍县委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专门研究了武装起义的问题，并决定报请中央，成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辖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寿县、合肥六县），并成立六霍暴动总指挥部。十月六日，召开六县党代表大会，传达党的“六大”决议，讨论和检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大会正式选举了六安中心县委，舒传贤任书记。

十一月八日，独山起义取得了胜利。六安中心县委九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区及邻近各县迅速组织武装起义。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爆发了西镇起义、七邻湾与流波<img=T00152_00AA>起义、徐集民团起义以及桃源河起义。一九三○年一月二十日，起义的游击队胜利会师，中心县委召开县委常委和游击队党团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徐百川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三师、三十二师结合赤卫队及广大群众，积极扩大游击战争，不断获得胜利，形成了纵一百八十余里，横约百里，人口三十余万的皖西根据地。

这样，从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三○年春的两年半中，在党的“八七”会议总方针和“六大”路线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创造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影响下，鄂豫皖边区党组织领导人民在举行了黄麻、商南、六霍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在这个地区创建了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当时，这三个地区还是分散的，没有联成一片；党的组织相互虽有联系，尚未统一起来；红军虽有统一建制番号，并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但却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郭述申同志谈鄂豫皖苏区的概况，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三○年初，在鄂东北、豫东南巡视工作的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了三省边界地区的情况”（同上）。不久，周恩来召集郭述申、许继慎和熊受暄开会。“周恩来同志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谈了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宣布了中央的决定：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红军的军事指挥，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部。宣布了对我们三人和没有到会的曹大骏同志的任命（我任特委书记，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同上）四月，郭述申等到黄安后，在黄安北部的箭厂河召开了鄂豫边区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根据中央决定，宣布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由郭述申、何玉琳、王平章、徐朋人等九人组成，郭述申任书记，统一了三块根据地的领导。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红军合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委，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并组成了红军前敌委员会。当时党和军队还不是一元化领导，重大行动由特委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开联席会议决定。六月召开的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特委的建立和红一军的组成，使鄂东北、豫西南、皖西北三块革命根据地，包括二十多个县的革命斗争的领导统一了起来，使虽有统一建制、番号，而实际上没有统一指挥的三支红军部队，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领导的正规红军。这对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军阀大混战爆发了，根据地周围敌人的兵力因而大为减少。红一军乘这一统治阶级内部破裂的时机大举出击，在京汉路连战连捷，在皖西作战也取得了胜利。从六月到八月三个月中，先后攻克霍山、英山、罗田、云梦、花园等城镇，歼敌七千余人，扩大了根据地，红军到十月间也发展到五千余人，并以缴获的大量敌人的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在军事、政治、后勤工作上，也都有进一步的加强。

这段期间，鄂豫皖区也受到了第二次“左”倾路线的影响，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迅速地停止了这一“左”倾路线。十月十八日，党中央向鄂豫皖特委发出《关于党务、政治、军事综合指示》，把第二次“左”倾路线在这里的主要错误基本纠正了。十一月，中央派曾中生到鄂豫皖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统一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曾中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一九二七年夏他从武汉到南昌和蒋介石辩论，文武双全，很有才能”（郭述申同志谈鄂豫皖苏区的概况）。他在中央军委工作过一段，对毛泽东领导中央根据地的情况很了解。这时，正值敌人对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攻，他于是召开了原鄂豫皖边区特委和临近各县县委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在会上撤销了行动委员会，建立了鄂豫皖临时特委和军委，统一领导反围攻斗争，并决定了反围攻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一年二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会议进一步纠正了第二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总结了经验，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

敌人在一九三○年冬和一九三一年三月先后开始的对鄂豫皖边区的一、二次围攻，虽然每次都使用了十个师左右的兵力，但由于以曾中生为首的鄂豫皖特委加强了党的领导，制定了对敌斗争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大大发挥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和光荣传统，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军民的共同奋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一和第二次围攻。

第一次围攻胜利后，红一军与蔡申熙领导的红十五军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长竹园会合，合编为红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辖两师一个独立团，第十师师长蔡申熙，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这支红军的情况，邝继勋在四月十五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全军官兵夫共一万二千人，战斗员九千人以上，质量比较健全。“党员一千六百人，……成份大多数都是翻身的农民，……党能起核心作用，意志统一，政治上党员能相当的动员。中下级干部都是由斗争中产生的”（邝继勋：《关于部队合编后的情况与行动方针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可见，红四军是党领导的由人民革命斗争中产生的人民军队。革命形势也一派大好，“三个赤区都分配了土地，建立了政权，创建并扩大了工农红军，都在扩大与发展，而且正在企图打通着相互的联络。赤区的政治影响，特别是红军的政治影响，的确使特区周围几十里都有望风响应之概。赤区的工农生活确实改善了，肃清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土地，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都确定了。他们热烈起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精神上物质上农民都能自愿的来帮助红军与政权。围绕着赤区的工农群众，都望着红军来，过去参加过红枪会、大刀会、联庄会、剿共会的都自动一批批的解散，连反动的民团也说红军来了我们就缴枪。”（曾中生：《关于反“围剿”作战及部队合编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二月十日）在第二次敌人围攻前，红四军曾正确地组织了进攻作战，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三月的奔袭双桥镇，全歼了敌人的一个整师，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五千余人，取得了空前大捷。

经过两次反围攻斗争，主力红军发展到四个师，成为有两万多人的正规兵团，地方武装也有很大的发展，根据地也扩大为东西长三百余里，南北宽一百五十余里的广大地区，已拥有人口二百五十万，红军的战斗素质愈来愈提高，根据地愈来愈巩固，作战、建军、根据地建设等各项工作，也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张国焘其人和他是怎样爬上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地位的？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党内一个著名的老机会主义分子。他在参加党的初期曾为党做过一些工作，但他是一个野心家、两面派、阴谋家，因此后来堕落成为叛徒和国民党的特务并不奇怪。党内出现张国焘、王明、林彪、江青这类野心家、阴谋家，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是沉痛的教训。这些野心家的罪恶行径，同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研究揭发这些野心家，是为了取得历史的教训。

张国焘开始曾做过工人运动，在工作中即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他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路线。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又是当时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的左右手。大革命失败后，他曾阻挠南昌起义，并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

张国焘不仅是一个犯错误最多的老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一九二四年五月他在北京被捕后，就曾可耻地出卖了党组织，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据解放后查获的北洋军阀政府内部档案〔1001〕3499，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是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并供出张昆弟、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陈佩兰、缪伯英等多人为共产党员。北京政变后，党乘机救出了京津等地狱中的工会领导人。张国焘被营救出狱后，一直对党隐瞒其叛徒面目和可耻的叛卖罪行。他在《我的回忆》中，甚至还把自己打扮成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说他在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敌人审问他时，“概以‘不知道’三字答复他”，使“他们一无所得”。张国焘的无耻谎言，决不能掩盖铁的历史事实，只是更暴露了其丑恶的灵魂而已。

张国焘在莫斯科住了三年多，一九三一年一月下旬回到上海时，正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依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强行夺取了中央的领导。为了贯彻他们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在所谓“反右倾”的纲领下，提拔“左”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干部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并有系统地派遣代表，逐级夺权，在党内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发展了机械过火的斗争。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和王明等人有过矛盾和冲突。据盛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张国焘回国后，看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米夫作后台，他为了借助王明等向上爬，费尽心机来弥合他们间以往的裂痕。于是，张国焘便拚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他急急忙忙于二月七日和三月五日，连续在《实话》上发表了《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两篇文章，宣扬“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彻底批评了立三路线，……反对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革新了党的领导机关，指出了党的当前任务，要求全党在实际工作中揭发立三路线和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为了取悦王明等人，他还大肆叫嚷：“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他攻击反王明路线的人，是“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反党反国际的行为”，“就是借所谓反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他还给反王明的人戴上“右倾分子”和“立三路线残余分子”的帽子，主张对他们进行“严重打击”和“深入的肃清”。张国焘大肆宣扬“只有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他竭力向王明等表白他愿意充当他们的小伙计。王明等人对张国焘这种“虔诚”的态度很赏识，并认为他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他是中国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党内仍有一定的影响，可以拉他到小宗派里来，作为推行他们极左路线的得力工具。因此，王明等把持的中央，任命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派他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夺权。在五月六日发出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局的负责人应当是中央在当地的直接的代表，他有权否认党委的决议，甚至有权力解散党委，……领导党委帮助党委工作。中央局应指定鄂豫皖区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此区的一切武装力量。（《中央关于成立鄂豫皖分局、省委及根据地与红军建设等问题的指示》）就这样，张国焘就成了王明等在鄂豫皖的“钦差大臣”，他积极地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王明路线的各种过左政策，以罪恶的“肃反”乱杀革命同志，以及在军事上的军阀主义和退却逃跑主义。结果，丧失了党和人民英勇斗争所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但是，张国焘却在《我的回忆》中无耻地吹嘘：他是“披荆斩棘，艰难缔造”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园丁”，并把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说成是由于他“推行新政策”、“整肃”等“种种努力的结果”，而对第四次反围攻的失败，则说成是“领导政权和军队”、“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的“先天缺陷有以致之”。他把鄂豫皖根据地的丧失归罪于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不值得一驳的，因为中国革命就是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取得胜利的。但是，为了彻底揭穿张国焘的上述种种谎言，除了在前面已简述了一下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是怎样在党的“八七”会议总方针和“六大”路线的指引下，在毛泽东井冈山斗争的影响下，在当地起义后又接着实行了武装割据而发展起来的外，还有必要把张国焘的种种错误和罪行（即他所谓的“种种努力”）及其恶果加以揭露，以还他老机会主义者、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来面目。

三、张国焘的积极贯彻第三次“左”倾路线和在军事行动方针上的错误

正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时候，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了鄂豫皖。他们到达前，红四军打开了新集，使鄂豫皖根据地有了一个中心点（后来是鄂豫皖分局的所在地），这是红军的功绩。张国焘却作威作福，坐着轿子到新集，在欢迎会上，他和陈昌浩坐在台上，摇晃着身子，神气十足。五月十二日，正式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这标志着张国焘积极贯彻第三次“左”倾路线，并阴谋建立他对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的开始。面对一派大好形势，他虽然不得不说几句“好话”，如说：“这一苏区是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已产生了强有力的红军”。“群众对红军是非常拥护的”。第二次反围攻的胜利，就是由于“红军、苏维埃已经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并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当地同志和红军将士英勇的奋斗，由奋斗已获得伟大的成绩”。（张国焘：《关于第二次反“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他承认曾中生等到后“有了相当的转变”（同上），说曾中生“努力对付敌人之‘包围会剿’获得一些成绩”，“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同志一些信任”等等。但张国焘说这些是为否定鄂豫皖根据地的党和红军打掩护，他说上面的那些成绩“不能证明党内路线已经是正确的了”，曾中生等“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同上）。甚至说：“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路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这样，就完全否定了鄂豫皖根据地过去的成绩。因此，他强调“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中作彻底的转变”。（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他积极贯彻王明路线的过“左”土地政策和其他过“左”的政策。

鄂豫皖根据地的黄安部分地区，一九二八年冬就开始了土地革命，一九二九年六月的鄂东北《临时土地政纲》，和十二月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这两个早期的土地革命的文件，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结合当地的土地革命经验制定的，对没收土地的范围和各阶级的政策和“六大”决议的有关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一九三○年春，根据地在后一文件指导下，全面开展了土地革命，后来虽曾受过立三路线反富农斗争和办集体农场等“左”倾政策的影响，但曾中生到根据地主持工作后，就纠正了“左”的偏向，进一步开展了土地革命，正是土地革命的胜利，为鄂豫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红军的发展和壮大、反围攻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张国焘却对鄂豫皖土地革命的成果视而不见，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召开的鄂豫皖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出了“重新分配一切土地”的决议。接着便开展了一个贯彻王明路线“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重新分配土地的运动。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一日鄂豫皖军委政治部发布的怎样分配土地问答提纲中，全盘否定了过去的土地革命的成果，说“因过去路线上的错误（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豪绅地主和富农窃去了，雇农、贫农、中农、工人（要土地耕种的）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因此，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富农土地包括在内），重新分配一切土地，是党目前领导广大农民深入土地革命的紧急任务”。这个提纲还极力宣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说：“地主阶级的土地被没收后，不能取得丝毫的任何土地；富农如果要种田地，可以给以较坏的劳动份地，但必须自己劳动去耕种”。张国焘还在九月一日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总结中提出：“对反动家属可以罚他做苦工，否则驱逐出境，不得分土地”。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就会使他们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影响根据地的安定，而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就会影响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在重新分配土地中还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这首先表现在实行打乱平分，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土地。其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四日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七号规定：“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分别，主要的是在是否有剥削性”。按照这一规定，就把一些有轻微剥削的富裕中农划为富农。这样作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对中农的团结。

在经济政策方面，实行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在“把捐税的负担移至有财产的剥削阶级身上”的政策下，对民族工商业课以重税。规定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童工四小时；工人每星期休息三十六小时，每年休息四星期，工资照发等等过“左”的劳动政策。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造成工商业店铺的倒闭，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的困难。

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张国焘认为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不可能存在第三派或中间营垒，他的这种形而上学观点，看不到国民党的中央军和西北军之间的矛盾，对蒋介石和西北军的矛盾也未加以利用。例如西北军的吉鸿昌被蒋介石派到鄂豫皖地区“剿共”，因受红军影响不愿与红军作战，被蒋介石勒令“解甲归田”。当时，吉鸿昌曾化装到过鄂豫皖根据地，听到群众反映红军好。因此，吉鸿昌派人与红军联系，张国焘竟拒绝与吉联合，并将吉部来使杀害。知识分子是革命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3页）而张国焘却对知识分子采取歧视的态度，他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

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攻后，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时而右倾保守，时而“左”倾冒险，对他的错误方针，红四军的领导人进行了抵制。

当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攻，对鄂豫皖区暂时取守势，这正是红四军转入进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建议：以一部分力量留在“亲区”〔注〕做发动群众工作，肃清“亲区”的反动武装，大部兵力要迅速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十五军所在地区，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攻斗争，同时解决经济和粮食困难，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所谓“巩固苏区”，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命令红四军主力到“亲区”剿匪。结果，在“亲区”方圆数十里的山区，反动地主武装分散打游击，“全军大军云集，已无用武之地，给养更成问题，加以两次‘围剿’以来，全军不仅没有发过一个零用钱，而且衣服草鞋都弄到非常困难的地步。”（《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因此，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一致向中央分局建议，主张两团兵力留在“亲区”，继续工作，以主力打下英山，直取圻水，巩固阵地发展，以配合中央苏区。张国焘不仅再次拒绝接受这一正确建议，而且还指责这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同上）直到七月间，周围敌人仍无〔注〕亲区，称“清区”，位于河南省商城县南部一个方圆数十里的山区，当时为顾敬之团匪盘踞，阻碍鄂豫边的新集和皖西金家寨之间的联系。进攻迹象，同时由于援助中央苏区反围攻任务所迫和红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再坚持，张国焘才同意向外发展的意见，而由于他的阻挠，贻误了五十多天的南下向外发展的时间。张国焘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专横跋扈，因此，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这时他虽然同意了向外发展的意见，却又从右倾保守转向“左”倾冒险，竟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内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

七月中旬，红四军军部（此时徐向前调任军长，邝继勋调任十三师师长）率领六个团南下，八月一日一举攻克英山，全歼守敌一个团。根据当时的情况，徐向前、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发展上紧迫的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占据敌人要点，尤其是要打击敌人的主力，分散和牵制去江西的军力。可是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不能不郑重估计敌人的力量与布置行军的地利与群众的基础，和自方力量之大小与敌方之对比。（九月五日曾中生给中央分局的信）。从这些原则出发，红四军领导同志还详细研究和比较了潜山、太湖、安庆地区和圻、黄、广地区的情况，估计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配合中央苏区之敏捷，均不如转到出击圻（春）、黄（梅）、广（济），直捣武穴为好。（徐向前、曾中生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报告）而且这一地区的根据地恢复以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红四军乃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

由于坚持了正确行动方针，红四军“从八月一日英山之战到九月一日止，共计一月，行动中获得的结果：在军事上，占领英山、浠水、广济、罗田及沿江之一带，消灭敌人七团以上的兵力，尤其是（消灭）徐源泉两旅以上兵力为更有意义，缴步枪在四千以上，迫击炮二十八门，机关枪二十六挺，侦信机（无线电）一架，子弹炸药刺刀无算，俘虏官兵五千以上。”（九月五日曾中生给中央分局的信）同时牵制了敌人原拟调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攻斗争，并直接与江南湘鄂赣红军配合中央根据地的行动联系了起来。在地方工作方面，黄、广、英地区的工作，得到了相当的恢复，组织了八百余人的地方武装，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大力支援红军作战，在经济方面，缴获和筹集了银元七万元，黄金二十余斤，白银一千六百余斤，以及南下部队的全部军装，解决了部队的经济困难，大大减轻了老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正当红四军大力开辟当地工作，寻找机会再行歼敌的时候，张国焘却处心积虑地要排除异己，对红四军的领导进行宗派主义的“改造”。他虽然不得不承认“红四军在英山、圻水、广济一带行动，在军事上获得了大的胜利，相当地发动了这一带的群众工作与游击战争，部分的进行了分配土地的工作”。（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上作的结论）但又指责红四军领导“在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苏区”，“违抗分局命令”，强令北返。红四军除执行分局指示外，对南下和东进的是非曲直向党中央和中央分局作了申诉。徐向前、曾中生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感到了红军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广大的工农政权维系着，则如此艰苦困难的生活任何人也受不了的，因此红军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治的坚定问题，一切英雄的个人单纯军事观点的领导，在此要完全失掉作用，同时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果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都忘却了巩固根据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到中央根据地胜利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的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主力军缩在根据地范围来防御敌人计划是根本不同的”。在曾中生九月五日给中央分局的信中，针对张国焘指责红四军“放弃援助中央苏区”说：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是要以占领敌人的要点打击敌人主力两者并重，而且在今日技术拙劣的红军，其战略目的应后者越过于前者，同时要能真正巩固自己的阵地，向敌人作有把握有准备的进攻，尤其是要整个苏区有全盘的计划与准备工作，才能集中主力向外发展，而更有全盘部署进攻有力阵地，如此才不致因局部的问题而伤全部的计划，这样与那绝对没有准备而发命令去占大城市，和高喊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主张丝毫不相同的。信中还批评打安庆的错误说：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城市及近郊党的力量是根本没有关系，英山到安庆四百里的非苏区是山地、又有清（民）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探、干部又无多少的准备，只有一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夸大狂了。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安庆之命令有什么分别了！但是，张国焘却完全不顾红四军南下的正确方针和胜利的事实，竟以红四军改变了他的东进计划，“违抗分局命令”，将军政治委员曾中生撤职。接着又借口肃反，排除异己，以便在党和红军内建立他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

四、张国焘排除异己，乱杀革命同志的罪恶“肃反”

张国焘为了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和建立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下车伊始”就全盘否定过去工作的成绩，胡说鄂豫皖红军在第二次“左”倾路线时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红军中没有真正的党。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诬蔑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把黄麻地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说成是“土匪行为”；说商城党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帜‘脚踏两只船’的国民党”，而且“土匪流氓都被纳入党”；皖西“六、霍、寿县等处的党组织，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等等，以此来为他的“路线转变”、别有用心的“改造”和排除异己的“肃反”制造舆论。他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竟宣称：党委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以书记意见为准，为其独断专行制造理论。他专横跋扈，肆意打击敢于抵制错误路线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余笃三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撤销红四军政委的职务；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写文章反对在根据地内过分提高工人工资影响工农联盟，被扣上不可救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加以批判和撤职；鄂豫皖特委委员徐朋人反对富农分坏田和春耕大忙时期反复平分土地影响生产，被戴上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分子帽子开除出党；中央分局委员曾中生、舒传贤，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曹大峻、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庞永骏、原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等，也都因抵制了张国焘全盘否定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工作成绩，推行王明路线的过“左”政策，和在军事行动上的错误方针，而受到围攻和打击。黄麻地区的八个县委书记，也被撤换了七个。

我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抵鄂豫皖根据地的。党中央派我到鄂豫皖省委任宣传部长。当时，张国焘为了独揽大权于一身，把苏维埃政府完全搞成一个空架子。省苏维埃主席兼黄梅县委书记、代主席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新集的苏维埃主席也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便于他操纵政权，使苏维埃政权成为他个人专政的工具。

张国焘特别急于争得他个人的兵权，红四军北返途中，他迫不及待地派陈昌浩赶去接替曾中生的政治委员职务。陈昌浩九月十三日到麻埠接任后，就坚决贯彻张国焘“改造”红四军的指示，开始进行“肃反”。本来，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是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的任务，鄂豫皖边区各地的党组织，一开始就把肃反锄奸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并在斗争中取得了成绩，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巩固与纯洁。但是张国焘却是要把“肃反”作为宗派主义的排除异己的手段，以便建立他在党和军队内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八月，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所谓“AB团”的组织，张国焘就借此硬说鄂豫皖革命队伍中“必然有一个反革命大组织”，于是保卫局滥行捕人，严刑逼供。敌人施行反间计离间红军干部，更成为张国焘在红四军中开展大肃反的根据。

英山解放后，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的旧关系，派了两个小特务到英山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并带有诡称许继慎已和敌人勾结，表示欢迎许投奔蒋介石的信件。两个特务到后，许继慎马上将他们逮捕起来送交军部，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及时对来人进行审问，并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认为“许不会有什么问题”，“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遂将特务和伪造信件以及军部意见送分局处理。

许继慎是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的智勇双全的名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组建者和领导人，是一个才华出众，屡建战功的优秀红军将领。他一九○一年出身于安徽省六安县土门店的一个中农家庭。他在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时，就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安徽学生界的领袖。一九二一年初，他首批加入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秋，他遭反动派通缉而逃亡上海，入上海大学旁听。一九二四年春，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黄埔军校党所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骨干，坚持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在国民革命军中历任排长、连长、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参加过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英勇善战，屡立战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一九三○年春，他受党中央委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组建红一军，担任军长和鄂豫皖特委委员，他对红一军的组建和发展、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均有突出的贡献。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两次反革命围攻中，他屡出奇兵，克敌制胜，常使敌人闻风丧胆。一九三一年五月，许继慎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分会主席兼十二师师长。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他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意见，主张红四军主力南下，他还经常批评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因此为张所怀恨，特别是张国焘要夺取兵权，所以当时正要寻机对许继慎等进行打击和迫害。张国焘接到送来的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信件后，根本不问事实真象，主观主义地把许继慎等主张红四军主力南下的正确主张与特务的信联系起来，在后方逮捕了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之妻和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用刑审、逼供、诱供等恶劣手段，逼出许继慎、熊受暄等人“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准备投降蒋介石”的所谓全盘反革命计划，诬蔑说“红四军的南下是曾中生受了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这样，张国焘就把军事行动的争论问题和反革命问题混在一起，以便借此来打击大批持正确意见的同志。

陈昌浩赶到麻埠红四军军部后，首先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当夜严刑拷打追问，没有得到什么口供，这说明逼供出来的所谓许继慎等准备把队伍拉到长江边投敌的全盘反革命计划是毫无根据的。但陈昌浩却在部队西进中，边战斗边捕人，把许继慎、周维炯等部队领导人逮捕了起来。九月底，部队移住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亦由新集来到白雀园亲自主持大肃反，几乎把参加领导黄麻、商南、六霍起义，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的干部，以所谓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罪名，都无辜地加以杀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不仅极力掩盖他的罪行，说：“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慎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而且还把自己打扮成为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正确领导者。他说：“其时军中弥漫着肃反的狂热”，他“立即设法制止”，下令“不得擅自捕人”，“禁止用刑逼供”，“才抑制了这股狂热的泛滥”；还说什么“切不可任意株连”，“已被捕的嫌疑人犯，……多数均须按照情节，予以较轻的处罚或无罪释放”。但是，谎言决不能掩盖历史的真实，张国焘的几句谎言也决改变不了他的这一段罪恶的历史。据陈昌浩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的讲话（这个讲话张国焘当时曾多次的介绍）中所说的，这次肃反中被他们戴上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帽子，作为反革命分子杀害的，仅在红四军中，就“有两个师长（许继慎、周维炯），一个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八个团长，五个团政治委员（团长潘皈佛、吴云三、高建斗、王则先、肖方、王明、魏孟贤、曹光南，团政委封俊、江子英、袁皋甫、吴精赤、刘性成）两个师政治部主任，十二个团政治部主任，各级经理处、参谋处副官亦有许多，连排长亦有一部分。”“这次共计肃清‘叛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百人”。这就是说有二千五百多排以上干部先后被逮捕和被杀害了。

关于地方机关的“肃反”情况，据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英山中心县委给中央的报告，各级领导机关成员几乎都成了反革命，“皖西北整个特委只剩下方英同志和一二事务员，少共特委，军事委员会分会几乎完全是的；英山党团中委会只剩下党团书记、妇委书记及交通，其余全是的。各县如六安、霍山、商城只剩下少数同志其余全盘都是。英山的苏区八个区委只剩下一个区委书记，非苏区的三个区委完全皆是，党的团的同志加入第三党的几乎有三分之一。”郭述申在回忆中说：“白雀园‘肃反’以后，张国焘又把军队中的那套‘肃反’搬到地方上，又杀了很多在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我在陂孝北任县委书记时，县苏维埃主席魏祖圣同志（大革命时是孝感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是当地的农民领袖，一九二七年配合黄麻起义破击京汉铁路就是他带领农民协会会员干的），我在陂安南工作时，第二任县苏维埃主席陈金台同志（第一任县苏主席是李先念同志，李带领陂安南参军的大队到红军中工作去了），都是被张国焘搞‘肃反’杀掉了。张国焘是通过‘肃反’，达到他排除异己的目的。”（郭述申同志谈鄂豫皖苏区的概况，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这次“肃反”是在张国焘直接控制的保卫局系统进行的，别人是管不了的。我当时是新集县委书记，但根本管不了，我的秘书也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抓走，给肃掉了。新集是一个三千多人的镇子，“肃反”搞得晚上没有行人，白天不敢一个人走路。我去鄂豫皖时同行的有六个人，其中三人被张国焘杀掉了。

徐向前和倪志亮所写的《豫鄂皖苏区红军历史》中，对这次大肃反写道：“四军移白雀园后，张国焘亦由新集亲来白雀园主持肃反，……在这一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肃反中，红四军中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幸免者外，几乎都一网打尽了。以前逮人还在上级，这时捕人已深入下层了。在这一大肃反中，……主力四个师共十二团的干部中今天屈指可数者只剩下倪志亮、王树声二人，其他都被捕杀了。据程世才个人回忆，在肃反过程中，三十团换过三次团长，政委主任也换过二三次，……有的换过四次。这大批撤换的各级干部，都是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名义逮捕了，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有的就在前方枪毙，或用石头打死。如以三十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估计起来大约有五百人上下，其他各团，并不少于三十团，这些被逮捕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几个放出来未杀，或仍回军队工作外，一般都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而杀害了。又如徐琛吉同志回忆，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这说明当时在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很少人知道的”。当时“在苏维埃政权中，党的各级机关中、工会中与群众中逮人杀人的现象也和在军队内一样，例如罗山群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县委书记雷绍全，孝感县委委员刘纪云，过去特委书记徐朋人，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革命军党代表戴克敏，红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黄安党的发起者王秀松、戴季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悌云及皖西道委书记方英，……至于群众中被捕杀的人更难于计算”。“由这一大肃反的结果，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知识分子军政干部被杀的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捕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捕杀了大批大批的军政党群众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之何时将至。由于这一大肃反，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知识分子有军事知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掉后，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捕杀红军中的优秀的有战斗经验的大批干部后，一方面在军事指挥上战斗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在红军干部中由于对肃反的恐惧，也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情绪。比如反四次“围剿”已经开始，还在逮捕人，如逮捕徐向前的老婆，收集徐向前的“反革命”材料，这怎能不造成红军干部中的恐惧呢？……的确，在大肃反中，在红军和地方上的党政民中捕杀了不少的优秀干部，造成恐怖情绪，损伤了自己的元气，也是反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张国焘的罪恶“肃反”，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把肃反和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相结合，采取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方法，以排除异己，实现其军阀主义统治。广大红四军指战员是忠于革命事业，忠于党的，在张国焘大量杀人捕人的情况下，红四军仍然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地和敌人战斗，不断取得胜利；在不知道明天是否把自己当做改组派捕去杀掉的恐怖情绪下，甚至明明知道要被逮捕，逮捕后一定要被杀头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动摇逃跑；当被捕的指战员被暂时放出来编成突击队时，则毅然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地打击敌人。如果张国焘不是从个人野心出发，争个人的兵权，不是搞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为什么上述情况竟没引起他们的一点反省与注意呢？张国焘的罪恶“肃反”，还强调要“到处从发展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鄂豫皖分局给鄂豫边特委的信），提出“从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中”、“从日常生活的表现中”去发现反革命，别有用心地将日常生活问题、思想意识问题、一般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混淆在一起，实行严刑逼、供、信。“由于这一肃反的结果，把许许多多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与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过的干部，竟以反革命罪名——改组派、AB团、第三党——而肃掉了，使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的骨干含冤地下久而莫伸，其惨痛直令人不能卒书，其罪恶也令人难以笔墨形容。”（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这就是张国焘当时所吹嘘的“可以为全党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的肃反“经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这段骇人听闻的悲惨的历史事实，是张国焘的几句谎言绝对掩盖不了的！

五、盲目轻敌到右倾逃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反四次围攻中几被断送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共有红军三万人。

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二年五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反对敌人第三次围攻的口号下，利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统治发生危机的有利形势，举行了黄安、杜付店、苏家埠三次进攻战役，歼敌正规军约五万余人，取得了鄂豫皖红军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计划，因受到红军这一严重打击而破灭。这一胜利也使红军和根据地在原有基础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红军发展到五万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四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余万。为什么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大肆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并实行军阀主义统治后，红军还能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根据地还会有这样大的发展呢？这是因为：

第一，当时客观形势极为有利，根据地和红军又有着良好的工作基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高潮，国民党内部的不少地方派系，也表示同情抗日或借机反蒋。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又遭到惨败。蒋介石的统治发生了危机，客观形势十分有利，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在第一、二次反围攻中取得胜利，形成了一派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根据地在两次反围攻胜利后进一步扩大，能以巨大的力量支援红军作战；红军发展到三万人，战斗素质有进一步的提高，已经能够以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成旅成师的敌人。

第二，作战指挥的正确。在进攻作战中，总指挥徐向前没有机械地执行鄂豫皖分局决定的“占领一二中心城市”，准备短期内“造成湘、鄂、赣、闽和河南、安徽整片赤区的基础”这一过高的，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而是从实际出发，充分运用和发展了“围城打援”战术，因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第三，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攻前，赤卫军已发展到二十多万，并掀起了参军拥军的热潮，仅六到八月，就有七千四百六十人参军，群众支援的军粮达四万余石，现金十一万元，鞋袜四万余双。在反围攻中，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正确地组织了红军进攻作战，在战斗中干部党员冲锋在前，起着模范作用，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支前，游击队地方武装大肆袭扰敌人，充分发挥了根据地和红军的巨大威力。在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和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配合下，终于取得了三次战役的巨大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一段的进攻作战，在王明“左”倾路线开始贯彻和张国焘军阀主义个人统治开始建立以后之所以还能取得胜利，是由于客观形势十分有利，过去有良好的基础，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正确指挥，党的广大干部党员和广大军民的努力奋斗。至于张国焘，由于他积极推行王明路线，大搞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不仅对胜利无益，而且还影响了胜利的发展和巩固，并且在鄂豫皖分局的决定中还包含了非常危险的冒险主义的要求，由于方面军总指挥部实事求是的正确指挥，才避免了危险，取得了胜利。张国焘竟把这些胜利吹嘘为他领导的结果，这完全是徒劳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他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的错误，他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他对形势的“左”倾估计，和在军事上极端片面地提出了所谓“坚决进攻”的战略，不仅影响了第三次反围攻的发展和巩固，而且招致了第四次反围攻的失败。

一九三二年六月间，蒋介石在出卖了上海爱国军民“一二八”抗战后，又集中五十万大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攻，蒋介石坐镇武汉亲自指挥，组成了左、中、右三路军，除左路军专门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外，中、右两路的二十四个师另两个旅全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敌人这次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攻，不仅兵力庞大，而且进攻部队中有三分之一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并进行了充分准备；在战术上采取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企图“聚歼”红四方面军于长江北岸。虽然敌人这次围攻情况比过去严重，但是，也存在着粉碎敌人围攻的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在取得第三次反围攻胜利后，部队更加壮大，士气高昂，械弹充足；根据地猛烈地扩展，使红军作战有更广阔的回旋余地和更广大的群众支援；而敌人屡遭挫败，心有余悸；因此，如果主观指导正确，是有可能粉碎敌人的围攻的。

但是，第三次反围攻的节节胜利，张国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反围攻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方针。

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黄安战役胜利的当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就在《为庆祝黄安大捷输送新兵和粮食的紧急通告》中，把这一胜利说成是“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并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张国焘又在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宣扬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了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是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一月三十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因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而被迫迁都洛阳后，张国焘的轻敌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二月十七日鄂豫皖省委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就提出了“偏师”说。决议说：“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所直接担负，而国民党的洛阳政府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同时，日本的积极进攻武汉，将使鄂豫皖苏区要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冲突。摆在各苏区尤其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快要和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同时就向鄂豫皖苏区党提出了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消除苏区向南方发展的障碍，夺取武汉门户，与湘鄂西取得联系，造成红军在长江边与京汉路线行动自如与苏区包围武汉的形势”，“以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个荒谬的“偏师”说，连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在三月六日给鄂豫皖分局的信中也批评说：“是不顾事实的胡说”。但是，张国焘在三月给临时中央的报告中，还一再重复他的机会主义观点。三月二十六日，他在《关于红军在皖西作战行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四方面军已率第四、第二十五军共五师十二团之众向六、霍行动，决心拿下六、霍，配合全国红军大举向敌进攻，积极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三月三十一日，他和陈昌浩在《关于豫南、皖西战况给中央的报告》中又说：“现在我们不但以打破敌人‘包剿’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中心口号，并在三月前即提出与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苏家埠大捷后，张国焘在六月十八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他根本不承认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这一基本特点，不相信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他对新的严重的围攻到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放松了反敌人第四次围攻的准备工作，因而在军事上、群众动员上都没有完成应有的准备。六月上旬已发觉敌人积极部署第四次围攻，党中央六月五日的军事训令，也已将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围剿”总司令，大军云集汉口等地，准备向鄂豫皖根据地大举围攻的情况作了通知。张国焘不是适时地转入反围攻的准备，而是继续向京汉路出击。七月初，分局开会讨论军事行动方针，徐向前又在会上提出暂时停止进攻作战，将连续作战七个月的、十分疲劳的红军主力在适当地区集结休整待机，并肃清根据地内小块白色区域的反动武装，进行反围攻的准备。张国焘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要红军南下夺取麻城，以实现其威逼武汉的计划，这就使敌主力得以从容展开，向根据地内推进。张国焘又无视已十分严重的敌情，反而进一步提出“打下麻城、宋埠、歧亭、黄陂、……打到武汉去，实现数省政权的首先胜利，完成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先决条件”，“很快把武汉拿到手里来”等“左”倾口号，并又命令四方面军主力二次围攻麻城。八月上旬，敌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全力向黄安七里坪猛扑，张国焘才被迫决定撤麻城之围。这时他又不实行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却命令红军主力仓猝迎击进犯的敌人主力，他以为这样就可以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一举而粉碎敌人的围攻，事实上，他的这种错误的战略思想指导，使红军更陷于被动地位。这样，从六月上旬到八月上旬两个月的反围攻准备的时间，也就被张国焘白白地浪费掉了，使红军、根据地人民，甚至党员和党的领导机关对敌人的严重围攻，在精神上、组织上、物质上完全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深刻地批判这种“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张国焘的“偏师说”和“坚决进攻”的错误战略方针，是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攻失利的主要原因。而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军阀主义和进行罪恶的“肃反”，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也是反围攻失败的重要因素。张国焘把红军看成是他个人的，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干部战士不进行政治教育，大搞惩办主义，不仅士兵，就是师一级的指挥员，稍有冒犯，也是一顿毒打；吞并地方武装，在敌人进攻时，使主力红军由于地方武装削弱而缺乏必要的配合；主张和优势的敌人硬拚，一次在七里坪他对我说：“我们的军队一往无前，整整齐齐地前进，把敌人打退了。”这种错误方针，使红军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却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只能打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张国焘不爱护、不关心红军官兵。例如，由于不注意卫生，有九十个连，九千多人发生了烂脚病，而张国焘为了行动方便，竟将烂脚的红军锁在房子里，他自己带着队伍走了，把同志送给了敌人。有一个叫金仁的朝鲜女同志，在莫斯科留学时反对王明路线，在新集对张国焘有意见，也被张国焘在燕子河丢下不管而牺牲了。张国焘忽视群众利益，破坏军民关系，特别是他的罪恶的“肃反”政策，“捕杀了大批地方党、政、民兵干部，造成地方上的恐怖情绪和苏区群众对苏维埃的怀疑与不信任，……对军队的消极，如敌人打到河口一直进逼黄安外围，黄安县政府与军队还不知道，如果是过去群众对革命负责积极，早已自动来报告了”。（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

撤麻城之围后，红四方面军八月中旬在冯寿二、七里坪与敌人进行了两次激战，发挥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浴血苦战，反复与敌展开肉搏，给敌以惨痛打击，共毙伤敌官兵五千余名。但是，当面敌人恃重固守，战局形成对峙。张国焘再次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在二十九日给中央关于黄安战斗的报告中说：“进攻黄安之敌……两次被我击溃……敌被击溃后，已无斗志，军阀又起冲突，敌经济恐慌急剧，全国群众革命情绪更为高涨，我全国红军应趁此时机起来消灭‘围剿’，迅速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正是由于对形势的这一错误估计，未能使红军避开敌人主力，实行有效的机动作战。红四方面军虽多次击溃敌人，但因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在敌人大军压境，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张国焘由盲目轻敌、狂妄自大一变而为右倾恐敌。他认为“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有打一仗，没有打二仗的力气”。九月十三、十四两日，他连连电中央告急，要求“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中央根据地在接到党中央转去的张国焘的十三日的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作了对红四方面军冲破敌人第四次围攻的指示，指出：“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两次胜利，一方面军北向发展胜利的开始，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敌人对鄂豫皖区的第四次围攻，“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扎稳打”；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攻的战略与战术经验，“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红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并“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们的地方，掩护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迅速转移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敌人‘围剿’”。当时，张国焘已失去了打破敌人围攻的信心，他没有贯彻这一指示来挽救危局，在燕子河召集会议，提出“出潜（山）、太（湖）打游击”的计划，正迎合了敌人包围压迫红军于英山以南长江岸加以消灭的战略目的，这一错误主张，幸而由于多数同志的反对而被否决了。张国焘惊慌失措，右倾逃跑，带着红军主力部队从鄂东北、绕过豫东南、皖西北又转回鄂东北（有人讽刺说，这是张国焘搞的一次“武装游行”）。到十月初，鄂豫皖根据地已损失了六分之五，这时张国焘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进攻，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信心，产生了向四川逃跑的心理。他认为，鄂豫皖根据地处于津浦、平汉路之中、濒大江之侧，是敌人必争之地，是站不住脚的，不如四川天府之国可以割据。十月十四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沈泽民同张国焘作了面对面的斗争。张威胁说：我是分局书记，我能解决你的问题。傅钟当时说：好好说，不要用威胁口吻。这时张国焘虽然已决心西逃四川，但为了掩人耳目，他大耍两面派，说红军向外线转移，只是让主力跳出包围圈，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再三声明他决不走，决不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十月十五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四个师越过京汉路转至外线。正如徐向前所指出的：“这时如有照顾全局的战略计划，打破围攻仍有可能”（《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但张国焘只是张皇失措，率四方面军主力向西逃跑，他把四方面军的四部电台全部带走，完全置鄂豫皖根据地于不顾，这就终于造成了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攻的失败，使根据地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灾难，使革命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张国焘仓皇西逃，敌人侵入鄂豫皖根据地后，提出了“血洗大别山、七紫两区”的反动口号，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据一九三三年的上海报纸统计，仅黄安一县就有十余万人被屠杀或饿死。但敌人的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人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英勇战斗，直到全国解放，革命的红旗一直在大别山上飘扬。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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