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寄梦：上海戏剧学院文革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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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园纪事
——上海戏剧学院文革片断

蒋寄梦

    作者简介：蒋寄梦，1962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66年参加文化大革命，为上海戏剧学院群众造反组织革命楼《红画笔》发起人之一。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分配到安徽省京剧团。1981年调入安徽省艺术研究所任创作干部，创作有小说、话剧、电视剧、广播剧等多部作品。（左图：作者近照。）

一、沉寂的美丽园

从上海静安寺往西走约一华里，便是南京西路和延安西路的交叉口，这里是上海东西交通的要冲，这里也有一个美丽的地名，叫美丽园。
此地原是个宁静的村落，一条清澈的西芦浦河蜿蜒南北，浇灌着百亩良田。百多年来，它随着上海的开发而历经沧桑。1899年，英美租界延伸至此，河东便被围成了一个马场。一时间蹄声如雨，牛仔相逐，俨然一派德州西部风情。后来马场迁走，原址上留下一些房屋。至三十年代，哈沙德洋行依傍着河浜造起一幢七层高级住宅，业主是一名儒商，好诗，取陆游“聊将枕流耳，静听属思蛙”意境，将此楼命名为枕流公寓。又过了几年，河流被填，代之以路（就是今天的镇宁路）。接着房产商相继涌入，拖砖运石，铺草栽树，遂使别墅相望，绿荫如盖，一个美丽而幽静的住宅区便形成了规模。
至五十年代，上海戏剧学院迁入美丽园，在枕流公寓对面的大草坪上建起了一幢四层红砖大楼，称作红楼。每天早上，红楼里传出学生晨练的朗诵和歌唱，它陪伴着美丽园居民们起床，也成为居民们早餐时的一道可口的甜点心。
可是从1966年夏天开始，美丽园的居民再也听不到那悦耳的朗诵和歌唱，代替它们的是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广播喇叭日夜的尖叫声。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从高校开始，而后向全社会铺开。到1966年底，各院校党组织的领导权均被学生夺得，学生之间的权力之战也随之展开。这样到了1968年8月，毛主席他老人家大约觉得已经乱得可以，于是将手一抬，叫停全面内战，接着将工宣队派进高校，夺了学生的领导权。
可没想到的是，工宣队在上海戏剧学院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学生就是不肯交权，经过反复较量，直到1971年，工宣队才借着“一打三反”运动得以犁庭扫穴，将胜利的旗帜插上硝烟弥漫的红楼，也将一批战败的俘虏押上了批斗台。
美丽园忽地沉寂下来，红楼内外被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着。周围的居民仔细看去，还能发现楼上有几扇窗户被木栅栏封死，而楼下面有一排平房也被篱笆围了起来。上戏的一部分校舍变成了囚舍。
据不完全统计，戏剧学院被宣布审查的学生有四十名之多，占全院在校生的百分之十二强。文化大革命毕竟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拿老人家的话来说，由大乱达到大治，政策也逐渐细化。这四十名学生按不等的“罪行”及“认罪态度”分成四类：
一类放在群众中接受监督，类似于“关、管、杀”中的管制。平时他们有行动的自由，但凡有批斗会必须到场，会场上他们均安排有座，但随时要被喝令站起来交代问题，所以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其心情也不见得比别人舒畅；
二类办学习班，办的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关在屋子里，看一篇毛选，写一份交代，类似于今天的“双规”——比“双规”好一点的是，他们可以去食堂用餐，甚至允许上街购物，但必须有人跟着，每每出双入对，外人看到还以为是多要好的朋友；
三类为隔离审查，完全没有自由，总共12名学生，其中有2名是女生；
四类是被拷走的。两名拷进拘留所，一名叫侯邦琪的学生领袖拷进了上海民兵指挥部的黑牢。
民兵指挥部位于外白大桥北堍原苏联领事馆的一幢洋楼，侯邦琪就关在楼内的地下室。室内三面为墙，一面是门，4平方面积，安下了地铺，尚余2平方米供侯邦琪起居活动。侯邦琪原是戏剧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也是上海文艺界造反组织首任司令，其人体格魁伟，目如炬，声如钟，天生一个司令员的料。可是他那硕大的体积此时却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好比狗熊钻进了鸡笼里，转个身都感觉困难。屋顶上有一盏25瓦电灯泡长明不熄，至使在关押的一年多日子里侯邦琪不知道门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地下室隔一堵墙就是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口，侯邦琪站立时在水线之上，横身躺下则在水线以下，潮涨潮落，窽坎镗鞳。苏东坡有诗云：波声拍枕长谁晓。这才是道地的一座“枕流公寓”。日子一长，侯邦琪出现了幻听，老觉得有人对他说，几月几日会放他出去。接着又是幻视，打开宝书，字里行间就写着释放他的时间，好不容易等到了，可总不能兑现，连老人家的话也不算数了，这甚至使他产生了可怕的信仰危机。头上的灯泡坏了换，换了又坏，等换到了第十九只灯泡时，他才被带离这间地下室，转押于中国纺织机械厂。这时候他的眼球、声带及全身的骨骼都产生出了不同程度的病变，并从此落下了终身疾病。
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类人，即隔离审查对象的状况。作家张贤亮在谈到古拉格群岛时，曾感慨道，我国的劳改营尚缺少苏联那样的以数字来管理的系统。张贤亮实在是孤陋寡闻了，他那时候在中国西北边陲服刑，他若有机会到美丽园来接受一次隔离审查，就不会有这种遗憾了。
红楼下的那一排平房，原是马场留下的建筑，后来成为上戏教工宿舍，房舍门南窗北，屋檐下一排长廊，长廊尽头隔一道围墙就是华东医院。因那里地处僻静，学生一般很少过去。“一打三反”开展不久，工宣队就将教工迁出，筑起篱笆墙，将它改造为隔离区。廊下原栽有几株石榴，也被围了进去，所以隔离区便有了一个带点文化气息的名称，叫石榴院。
石榴院很快被整修一新，每间房都标上了号码，审查对象不准喊姓名，一律用房号。每间房一床一桌一凳以及一只供小便用的痰盂。窗户钉铁栅栏，门上安观察孔，门背后还有个电铃按钮，用于隔离对象同看守人员的联络。石榴院的“数字化”管理还体现在作息时间表上，为防止隔离对象相互接触，每个人出门洗漱取饭洗碗的次序都有详细的规定，误差一般不会超过1分钟。其余的时间里，他们必须老老实实呆在屋里交代问题，该坐时坐，该睡时睡。床上也不许挂蚊帐，以保证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活动均在看守人员的视线之内。
石榴院极为安静，除了风声，就是走廊里看守人员橐橐的脚步声，看守人员不时俯身朝观察孔里看，看到的总是相同的画面：隔离对象正襟危坐，不是看毛选，就是写交代。到了盛夏季节，里面的人就会换一种装束：塑料拖鞋平脚裤，赤膊身上搭一条湿毛巾，那一间间蒸笼似的封闭小屋将隔离对象一个个变成了码头工人。
可要是以为这些人都在老老实实改造思想坦白问题，那就错了。
有一天，2号张同学手拿宝书立在窗下作出一副虔诚的样子在背诵语录，其实他是在想心事，忽然隔壁3号赵全国飘来轻轻的一句话：双木林倒了。
张同学差一点魂飞魄散，因为他知道赵全国说的是谁，这个人可不能随便议论的！事后张同学推算，赵全国讲话那时，“九一三”才刚刚过去一周，不要说一般人，就是工宣队领导也不知道林彪已经“自我爆炸”。
赵全国是在这几天的报纸字缝间发现这个秘密的。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判断，赵全国在一次接受专案组询问时打开小红书故意念扉页上林彪的题词，这时候中央文件已经传达到了县团级。工宣队师傅叫他不要念了，他还是念，工宣队师傅情急之下一把抢过小红书，干脆把扉页撕了下来。工宣队师傅以为赵全国关的时间长了脑子生了锈，可石榴院的人都知道，赵全国政治上可是个鬼精灵，他的嗅觉超乎于常人。
赵全国是表演系一年级学生，文革前原不为人注意，“六二二”风暴使他一夜成名，成为一颗眩目的政治明星。

二、“六二二”风暴

由于上海戏剧学院横跨文艺、教育两个系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堆，问题成山，所以文化大革命进行得比较早，到1966年的6月上旬，学院就已是遍地开花，“牛鬼”满棚。至6月中旬，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革命由党外转向党内，院党委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引火烧身，让大家提意见。可是师生员工们觉得，如今的大好形势正是院党委领导的结果，所以提不出意见。在院党委一再敦促下。才有人搜索枯肠写出一些批评和建议，有的则是“给亲爱的院党委一点殷切的期望”。这一些文章均无实质性内容，就像是擦根火柴晃一晃，火并没有烧起来。
到6月22日，终于有人出来放火了，这个人就是赵全国。
赵全国于这天凌晨贴出一张大字报，断然指控我院党委打着红旗反红旗，是道道地地的保皇党！赵全国此言一出，学院顿时乱成了一片，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到了院党委一边对赵全国愤怒声讨，形势完全一边倒。
就在这天中午，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我陷入了沉思。
这之前，我们舞台美术系发生过一次“倒孔”事件。我系党总支有一位姓孔的委员，他的行为一直有点古怪，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却不务正业，成天抱个画夹到处转；身为领导，不抓学生思想工作，反而口没遮拦，说什么中国不如外国，还说搞政治没意思，政治家就是要无毒不丈夫。一部分同学在揭发之后强烈呼吁倒孔。而另一部分同学则认为孔委员虽然有错误，但那是思想意识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主张保孔。我那时候对于文化大革命没什么认识，也谈不上自己的观点，所以暂不表态，打算看一阵子再说。
两派正斗得不可开交，保孔派忽地抛出一份材料，指出倒孔派鱼龙混杂，其中有人叫嚣要杀共产党。大字报一上墙，一个姓李的同学当场就软了双腿。原来该班曾经举办过一次向党交心活动，在有关干部的动员下，李同学为了表达对组织的忠诚，竟耸人听闻地说：要不是党对我的教育，我可能会堕落，到时候不是共产党杀我，就是我杀共产党。那干部当即对他大加表扬，却把他要杀共产党这句话记了下来。此事一经披露，风头立刻转向，我于是也随大流加入了保孔派。但是过了一天，即6月17日，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匡亚明因为压制学生对他的揭发而轰然倒台，《人民日报》为此发出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在这样的形势下，院党委表态支持倒孔。决定宣布后，倒孔派一片欢腾，我却因为站错了队而懊丧了好几天。
这场倒孔事件似乎是行将到来的“六二二”风暴的一次预演，它给了我一个教训，也让我明白，政治运动不比法院断案，证据不必十分确凿，敌我也无须事前分清，先让群众说话，把问题揭出来再说。拿这个道理来衡量今天的局面，我感到院党委处事前后不一，对人对己用了双重标准。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制止乱局，以拨正革命的航向。我知道这样做会有风险，但既然是革命，就不应当计较个人的安危，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于是提笔蘸墨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不能煞车》，呼吁全院师生放过赵同学，继续揭发院党委的问题。刚刚写好，就有五名同学走进了教室，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天晚上我们与赵全国同学见面了。赵全国当过兵，身材不高，但很结实。他的嗓音嘹亮，也很能说，说时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口才对于一个普通学生来说可能无关紧要，但对于一个步入政坛的青年才俊其意义不可小觑。赵全国的这个优点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帮助他完成了从学生到领袖的过渡，也使他的政治生命焕发出了昙花一现般的辉煌。然而当时我们谁都没能看出这一点。赵全国当时的处境颇为狼狈，他的大字报有16人签名，就是说他帐下原有16名战士，但是在高压之下，有的涂掉名字去向党委忏悔，有的开始沉默，只剩下一个白同学还跟着他。
此后他二人天天来我们这里，8个人组成了我院的第一批造反派队伍。
但那时还没有造反派这个词，我们被称作少数派，因为我们的人数还不到全院师生员工的百分之一，所以也有人称我们为“一小撮”。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以政治生命为代价进行着这一场冒险，实际上只为着一个简单的目的，那就是争一个理，要证明我们是对的。我们认为，既然院党委已经宣布引火烧身，那么当前的大方向就是揭发院党委的问题，是红是黑，揭了再说，眼下不作结论。对方则认定院党委不容置疑，反对院党委就是反对党。有相当一部分教师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想得比别人复杂，他们估计这场运动又是一个“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再抓一批反革命出来。为此，他们的态度显得特别强硬，他们时而怒对我们，声言要打得我们彻底哑火缴械为止；时而又哭对党委：他们不要党，我们要党！他们的情绪很快传播开来，导致了一场对我们围剿的全院总动员。
我们为当前学院混乱的局面着急，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我们觉得有必要同院党委认真谈一谈，给提个醒，以免将文化大革命引向歧途。我们的要求获得了同意，便于6月23日下午走进了院党委楼下的一间会议室。接待我们的是党委宣传部江部长。江部长一走进来就朝我们微笑。见到这久违的笑，我的心头不禁涌上了一阵暖意。
一年前江部长在《解放日报》发表大块文章批判电影《早春二月》，我被派去替他誊写文稿，也在这间会议室里，他一边踌躇满志地踱着步，一边频频朝我微笑。江部长不仅笔头好，口头功夫更好，在全院批判大会上，他那山东味的普通话极富魅力，常常妙语连珠引得台下一阵阵的笑。说到激动处，他会突然高八度将嗓子喊破，所产生的剧场效应绝不亚于今天央视的金话筒宋世雄。除了将电影《早春二月》主人公萧涧秋的“人道主义画皮”层层剥开，江部长还有自己别具一格的洞察，他在一阵慷慨激昂以后，忽地压低了声音朝台下问道：放着大姑娘不要，成天往小寡妇家里跑，什么意思啊？我们从江部长那一脸的坏笑里，猜想他一定是在向我们暗示着什么，也许是他想帮助我们认识成熟女性的魅力？或许让我们知道偷情这种行为会产生怎样的一种乐趣？江部长的这个发现，给这部电影抹上了一层艳情色彩，也给这一场严肃的批判带来了轻松活泼的气氛。大会以后，同学们纷纷成为江部长的模仿秀，校园里不时响起了怪声怪调的“小寡妇——”。大约我学得比较像，一天有几个同学把我拉到江部长的妻子面前，撺掇着我来一段。江部长的妻子姓王，是我们系的领导，她面无表情看我表演完，很有尊严地笑一笑，然而说道：我家那个老江啊……
总之，江部长以他出众的才情成功地营造出了我院的文化大革命氛围，很大程度上激活了人们的想象，从而开创出如今的轰轰烈烈局面。我有时想，江青当初为批判《海瑞罢官》来上海寻找笔秆子，要是她找的是江部长，那么他写出来的文章一定比姚文元那种教条东西好看得多。
会议室一张大桌子，我们坐一边，江部长坐另一边。我们六人中有五人为共青团员，其中陆同学是系总支组织委员，还写了入党报告，自然成了我们的头。江部长让我们先谈，于是陆同学便说，当前不少群众将文化大革命与反右斗争混淆在一起，他们热中于在内部向自己同志开火，从而停止了对院党委问题的揭发，这不利于我院运动的正常开展，希望院党委尽快说服群众，使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
出于对江部长的好感，也抱有对江部长的期望，陆同学说得很诚恳，我们一个个也都肃容而坐，希望江部长能够感动。江部长没有作正面的回答。一会儿，他的表情起了微妙的变化。他嘴角露出了一丝嘲笑，说道：你们贴出的大字报，客观效果并不好，坏人支持你们，这就说明问题了，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江部长说的“坏人”，是一名姓阮的教师，因被学生贴了几张大字报而搞臭了名声。当我们被全院师生群起而攻之时，他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忽然贴出大字报支持我们。毛主席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弄得我们有点儿被动。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江部长是在借题发挥。看来，江部长开始见我们主动联络，一定以为我们迫于压力，是向党委投诚来的，于是抛给了我们一个微笑，当弄明白我们来意之后，便立刻改变态度，继续把我们当作对手了。
至此，我们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政治斗争不是一场智力竞猜，猜中有奖，猜错了也“谢谢”。政治上走错一步，将会是一场没顶之灾。有人说，政治只讲功利，不论是非，按这个说法，我们要求院党委放手让群众来揭发自己，岂不是道地的与虎谋皮？所以江部长会如此嘲笑我们。可惜的是我们始终执迷不悟，以至于越滑越远。这也就应了我们校友余秋雨的一句话，他说，我院的造反派是一群自以为懂得政治，其实是不懂政治的人。

三、“七七”恐怖之夜

进入7月份以后，我们有几个同学正在酝酿着写一篇文章，揭露院党委在“招生路线”中的严重问题，据说表演系这方面最为典型，某些领导为了招一些漂亮脸蛋，给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大开绿灯，而将广大工农子女拒之于学院门外。对此还有同学去各班级统计出身比例，将党委执行的黑线给予量化。
是否应该参与这件事情，我有点小犹豫。因为我出身于“反动家庭”，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中共执政之初从台湾潜入大陆进行所谓的“反共复国”活动，在上海被捕而后处决。像我这样的人，一般是进不了大学的，幸运的是我生逢其时，正赶上1962年高考。这年年初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力主纠左，中央的政策趋于温和，这年的招生也就淡化了阶级路线，在中共执政以来的17年（1949年～1966年）中，这是唯一的一次。记得我是7月27日收到录取通知的。8月6日毛泽东就在北戴河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录取通知要是迟发几天，我的人生道路就将会是另一个样——当然，我是在二十年以后才知道这一些的
我明白，我就是这条“黑线”的受益者，批这条“黑线”对于我应该不是好事。可我又想，作为一个有觉悟的青年，不应当将个人得失置于革命利益之上。革命不仅让我们改造客观世界，也同时让我们改造主观世界。我决心战胜自己，于是就在大字报上签上了名字。
大字报于7月5日凌晨贴出，在红楼底层，满满地铺了一面墙。贴完以后我们就去睡了。等醒来时，外面已是沸反盈天，这情形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在我们的文章里有一发射向党委的重磅炮弹。
我班一年级时有一位同学，因得了肺结核病而休学。在他患病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教务处一些人员的冷漠对待，使他备受痛苦。好不容易熬到了病愈，他才被安排到下一个年级继续上学。此人性格内向，善于忍受，再大的痛苦他只同个别同学倾诉，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而其中一个倾诉对象正是这张大字报的作者。这件事要是拿到平时也许算不上什么，再说事过境迁，有关当事人也已快淡忘。可是今天换一个角度回看此事，性质就严重了，因为该同学出身贫农，还是少数民族。
于是倾诉变为控诉，工作疏忽升格为一桩严重的阶级迫害，加上我们那位同学很能写，该说理时说理，该动情时动情，令一些心太软的同志当场就读出了眼泪。尤其是我院藏族班的同学，他们许多来自于翻身农奴的家庭，因此他们的爱憎比别人更来得分明，他们一个个捋袖挥拳，强烈要求院党委严惩教务处那几个有关人员。
院党委感到问题棘手，捂也不是，揪也不是，最后来了个缓兵之计，于中午贴出公告，宣布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接着，全院围绕着调查小组展开了大辩论，多数同学拥护党委的决定，理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讲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把事实调查清楚，才能处置相关人员。
然而有一部分同学认为，老人家之所以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为的是热热闹闹地让群众用大字报揭发问题，而不是冷冷清清叫个别人搞秘密调查，因此提出调查小组应当缓行，这些同学是倾向于我们的。
轮到我们说话了，我们赫然贴出：
《取缔调查小组！》
《革命的大字报宣告了所谓调查小组的破产！》
我们的蛮横态度立刻激起了众怒，也吓走了原已倒向我们的中间派群众。人们开始猜度我们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藏族的同学也一个个擦干眼泪，向我们投来了警觉的目光。更令我们尴尬的是那位受迫害的贫农子弟，他对于我们的仗义执言并不领情。一开始他央求我们不要将他写进大字报，可我们考虑这不是他个人的事，这关系到千千万万阶级弟兄的命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后他便不睬我们，加入了保守派，直到年底他们的总部已土崩瓦解，可他还坚持斗争直到最后一人。
到了7月7日，大辩论急剧升温。我院有个导演进修班，其学员均来自于各地剧团，他们工作多年，都有着相当的阅历。有了阅历，就有了自信。他们坚信这一场政治博弈我们一定要输，就一屁股坐到了党委一边。比起多数派的其他人，他们的立场更为坚定，态度更为激烈，语言更为尖刻。他们以过来人的资格教训学弟学妹们不要太天真，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简单了；他们警告我们不要利令智昏，指责我们是运动中的一股逆流，绊脚石，还说：你们在运动中干了些什么，我们清清楚楚，听说你们的大字报是革命的，那我们还得调查调查。
这一句话被我们抓到了口实，我们立即写出一篇《除毒草》，文中道：谁会对革命的大字报进行调查？是反动派，是纳粹盖世太保，是国民党军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我们接着诘问道：你们难道还算是学生吗？你们中间就有人写过坏作品，是黑线上的人物，你们应该马上回去，要革命的回去革命，有问题的回去认罪，要是你们还赖着不走，我们就把你们赶出去！
这一棍子打在他们腰眼上，把他们给打疼了。大字报刚上墙，导演进修班的教室就轰然传出了口号声，有人激动万状说道：从《武训传》的批判到现在，五七年右派的猖狂进攻我们都顶住了，我们还怕什么！一会儿，更猛烈的口号声响起，有班级前去声援，一个班未走，另一个班又赶了去，一时间几乎全院学生都涌向他们。这时天已向晚，夜幕渐降，可红楼里的气氛越来越热，那猛然剧增的人气几乎要把四面墙壁胀破。喊过了口号，人们再唱歌，歌声此起彼伏，还带点悲壮，我于是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今晚上要出大事。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自“六二二”以来，尽管两派情绪极端对立，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恶性冲突，这不得不要归功于院党委的一个英明决定。运动一开始，党委书记就对大家宣布：有分歧大字报上见，不许当面辩论。这实在是给了我们一个安全保障，因为一旦辩论开，必定上肝火，难免动拳头。亏得保党委的学生都是听话的孩子，也具有良好的秉性，他们虽然人多势众，却不欲以强凌弱。他们怒能遏，气能吞，君子不动手，也不动口——只动笔。所以尽管大字报上炮火连天，而校园里的秩序却井然有序。
可是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却把这一切改变了。
大约在九点左右，院党委宣布召开全院紧急大会。
校园中心的剧场里很快坐满了人，全体起立颂唱《东方红》，唱完了《东方红》，剧场一片肃静，党委费书记走上了讲台。
费书记，女，五十多岁年纪，曾多年从事地下工作，养成了她沉稳的性格。运动开展以来，校园里时有突发事件发生，而费书记均能从容应对予以解决，每每不失其优雅的风度。今晚上费书记神色格外凝重，说话字斟句酌，并明显地放慢了速度。我还注意到费书记尽可能选择一些中性字眼，比如称我们为少数同学，称保党委的为多数同学，以显示其客观公正。但费书记对一些敏感的问题表态却无法回避她的倾向性，她说：在导演进修班学习的所有同志，都是我院的学生。
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还有人带头呼喊起了口号。费书记等大家安静下来以后，接着说道：党委成立调查小组的决定是正确的，虽然少数同学有不同意见，但绝大多数同志是支持的，每个班都对调查小组这个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费书记的话被人打断了，一个声音从剧场后排突然响起：
我们班没有讨论！
人们开始没反应过来，全场一片死寂。紧接着是椅座翻转的噼里啪啦一片声浪，人们齐刷刷全站起来朝后看去。大家几乎同时看到了——
赵全国，他站在最后一排，昂首挺立。白同学在他的身旁，也一样挺起胸膛睥睨全场。
费书记还没来得及说话，江部长一个箭步冲上讲台，抢过了话筒，伸手直指赵全国，用他那特有的高亢的嗓音喊道：不要上当！同学们不要上当！
江部长本意一定是提醒大家冷静，别受干扰继续把会开下去，哪想他泼了一桶汽油，把一场大火引燃了。
后排的同学占了先机，有人一把将赵全国劈胸揪住，后面同学大小拳头就跟了上去。前排的同学因为距离太远着急了，他们奋不顾身跨越椅背，从几个方向夺路而进。一部分同学则跳上舞台，与江部长并肩而立，他们远远指着赵全国大喊：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他们的嘴巴就像一支支喇叭，齐齐吹响了冲锋号，人们的斗志倍受鼓舞，叫骂声、喊打声震耳欲聋。
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了余秋雨，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止一次表示，他对戏剧学院造反派最大的反感是他们打人。余秋雨这一说实在是偏颇了，他不应该忘记7月7日这恐怖的一夜。造反派纵然打人，可保守派也打人，其打人历史并不比造反派短。也可以这么说，戏剧学院一部打人史，是以保守派打人始，以保守派打人终——五年后的1971年9月23日全院大会上，我班的梁同学被揪起头发，在一顿拳脚交加之下被宣布隔离审查，这才为我院的打人历史画上了一个令人心颤的句号。
可是话还得说回来，无论哪一派，打人都不提倡，动手打人者都不是两派的主流人物。“七七”之夜制止这场殴打的正是保守派学生干部何同学和李女生，他俩一比划，立刻有十几个同学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他们顶着海啸一般的人潮，把赵全国围了起来。
乱局终于被制止，秩序稍显稳定，理智也渐渐回到了大家身上。但是会开不下去了。费书记在一再呼吁大家冷静克制之后，便宣布散会。于是人们排着队伍缓缓地经过赵全国身边走出剧场。赵全国站在人墙里默默地看着大家，像在检阅着一支游行队伍，只是这支队伍没有对他的欢呼，只有一双双箭镞一般的眼光。戏剧文学系一名女生朝赵全国走来，她抖抖地伸出手指刚喊了一声：反革命！便泣不成声，几乎瘫倒在地。
赵全国走出剧场后，便脱下被撕烂了的汗衫，给我们看他身上的伤痕。出乎我的意料，他很平静，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并不时带一点冷笑。他的平静表明了他的坚强。赵全国虽然读一年级，因为进学校前曾在部队呆过几年，所以他比我们年长，资格也显得比我们要老。
我们这时都集合在校门旁，大家商量着去市委告状。我欣慰地发现我们的队伍扩大了，我们有表演系一年级、二年级，舞台美术系一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加起来足足四十来名同学。尤其是美五侯邦琪等十多人的加盟，使得我们有了一个集体核心。侯邦琪是该班班长，具有一定的行政经验，加上他一米八五的个头，走到哪里都是制高点。自然就成为我们这一派的领导人。
我们走出校门，沿着延安西路向东过一条马路，便停在一栋大楼前，那门口有战士日夜持枪看守着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几个红字：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侯邦琪征得战士同意，便走进去联络，因为是午夜，人不好找，过了半小时才出来。他先是让我们整顿队列，然后宣布纪律，他严肃地说：这里是市委，是首长们工作的地方，每个人要保持昂扬的革命精神，不要大声喧哗，不准随便走动。于是我们便排成两行鱼贯而入，个个屏声敛气目不斜视，待走进一间大会议室，便小心翼翼坐了下来。
坐了许久，却不见有人来招呼。有同学开始不耐烦，想站起来动动，被侯邦琪扫了一眼，便又老实了。终于有一个人进来了，看模样不是领导，是个记录员，他让我们先说。我们虽然有些失望，但这里毕竟是市委，是能够替我们作主的地方，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家见到了娘，于是一个个开始倾诉，说到激动处，我班的一个同学像孩子一样“哇”地放声大哭起来，大家也跟着唏嘘了一阵。
黎明前记录员走了，于是我们再等。慢慢地窗外开始发白，一会儿阳光照了进来，大约8点左右，教卫部一个姓朱的干部手持记录稿走进来给我们答复，他说，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尚需要调查，目前来看，院党委领导运动还是得力的，你们觉得有问题，回去可以写大字报继续揭发。
这样的结果我们自然不能接受，我们要求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院。朱干部说，院党委没有烂掉么，不必要派。我们心犹不甘，坚持要求，朱干部显得不耐烦了。此人带着浓重的无锡口音，反来复去地说：我看你们还是怀（回）去，怀（回）去写大字报继续揭发……
后来我们知道，这位朱干部在答复我们之前已经与费书记通过气，两人统一了口径。也就是说法院还未开庭，我们就已内定败诉。当我们正要向母亲倾诉委屈时，母亲就把我们抛弃了。下面这件事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市委内刊《党的工作》于1966年第31期登载一篇文章，赞扬戏剧学院党委敢于引火烧身，并且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学生……这分明是发给院党委的一封嘉奖令。有市委撑腰，院党委对付我们的手段更硬了。

四、“八一七”擂台赛

转眼已是盛夏，西太平洋上空生成的副热带高压送来的滚滚热浪，日夜蒸烤着我们的肌体，每当我从床上醒来，总能看到凉席上被汗水洇湿的一条细细的人形。而更大的压力却是在我的精神上，连续的惊恐和焦虑，使我寝寐不安，茶饭无味，两个月来我的体重下降了整整二十余斤。这样的情况延续至8月16日，形势忽然有了转机，一支友军冲开戏剧学院沉重的铁门杀了进来。
那天傍晚，我们班的陆同学从外面打来电话，说复旦《孙悟空》正在第二医学院，叫我们马上过去。这之前，我曾风闻“孙悟空大闹上海滩”在各高校煽风点火，内心很是向往，得此消息，当即约了几个同学，兴冲冲一路徒步赶去。
在二医，陆同学把我们引向大草坪上围坐成一圈的复旦学生，我于是见到了著名“猴王”胡守钧。胡守钧，中等个子，厚厚的嘴唇，说话的节奏很快，思路极为敏捷。当我们介绍完戏剧学院的运动情况，他立即将手一挥：走，冲一冲你们学院这座反动堡垒！
当我们几个走回学院时，胡守钧调来的队伍已经开到了学院门口，学生们齐声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如夜空中起炸雷，把人们吓了一大跳。这口号我们第一次听到，多数派同学更是闻所未闻，他们聚集在铁门后面七嘴八舌反问道：共产党天下还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党委值班的梁副书记过来问道：深更半夜的你们来干什么？你们有介绍信吗？复旦学生齐声高呼：革命不要介绍信！梁副书记说：革命不要介绍信，但是进戏剧学院这扇门还是要介绍信。复旦学生仍然高呼：革命不要介绍信！于是复旦学生在门外，我院多数派在门内，双方开始对峙。复旦学生不住地高呼口号，把周围的居民纷纷从睡梦中吵醒，不一会马路上已挤满了围观的群众。
相持了一个小时左右，铁门内忽起一阵鼓噪，舞美系二年级几个同学站出来忿忿说道：把人家挡在外面算什么名堂？有不同意见把人请进来辩论！接着，舞美系五年级应女生带头而上强行开门，她一把抢过锁，拔起插销，于是复旦学生一涌而进，开到灯光球场列起了队伍，多数派同学这时也跟随而来，形成一个马蹄形进行三面包围，双方展开了辩论。
这是我院自运动开展以来的第一次辩论大会，费书记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辩论的双方都很文明，你说罢来我登台，类似于今天我们在荧屏时常见到的擂台赛。只是今天的擂台赛显然事前都经过排练，每一句词儿都有过精心的设计，不如说是一种表演。可发生在美丽园的这场辩论却是一次遭遇战，双方即兴而发，常常有着意想不到的精彩。
所谓擂台，那是木制的两级台阶，舞台用语叫“趴拉方”，有50公分高。台阶刚刚摆好，就有人一步跨上去，高举着右手喊道：同学们，这是什么？他的神色异常严峻，可他的手上却没拿什么东西。大家正觉得纳闷，他接着说道：这是血！是鲜血！我仰面看去，果然看到他的手臂上有一道血痕。血能刺激人的感官，全场立刻发出低低的一阵惊呼。原来当复旦学生冲开大门进来时，他恰好站在门背后，猝不及防，就受了伤。那同学朝复旦学生愤怒质问：你们究竟是同志，还是暴徒？另一个登上台阶的同学年纪稍长，是个党员，他说话还带点口吃，这就更显得他的忠厚，他一开口，就造出一种“老工人要说话”的动人氛围，他向复旦学生问道：你们中、中间有共产党员吗？站出来！对方没人回答。他又问；你们中、中间有共青团员吗？站出来！对方还是没人回答。那同学大义凛然站了一会，便走了下来。
冷场片刻，忽地掀起一个大浪，有人指控我们班的梁同学呼喊反动口号。
事情是这样的，梁同学原已经就寝，听到门口的喧哗声便跑出来看热闹，这时复旦学生正高喊着造反有理口号开进校园，他觉得新鲜，也跟着喊了一句。刚好旁边站着表演系一个姓王的同学，王同学问道：造反？造什么反？梁同学随口答道：造革命的反。王同学琢磨了一会，觉得不对头，为了对革命负责，这时就把梁同学端了出来。这句话的语法本来就复杂，不同的解释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梁同学毫无准备被推上擂台，他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我西（是），我西（是）这个意西（思）……越比划越说不清楚。其实谁都明白他想要说什么，轰了一阵以后就把他的问题挂了起来——这一挂就是五年，直到1971年被隔离审查，这个问题才被摘下来构成了他的一条罪状。梁同学的绘画水平在我系出类拔萃，对于政治运动却没什么兴趣，没想这一逼，就把他逼到风口浪尖，成为我们派的一名骨干。这晚上的挫折也使他发愤从文，不久就写出颇具震撼力的《敢》与《乱》洋洋万言两篇文章，他的口才同时也练得很棒，可以一口气作数小时的政治报告，并常常以他的尖锐泼辣语惊四座。
多数派同学进一步采取攻势，质疑复旦学生夜访上戏的合法性，表演系一个姓聂的同学登台朗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社论要求人们立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搞好运动。聂同学故意将这个“本”字拉长了读，反复读，忽抑忽扬，制造出一种特殊的韵律，让他背后的同学们大开其心，嬉笑声一浪接着一浪。最后，费书记登台作总结发言，她用平静的语调说，复旦大多数学生的革命热情我能理解，但应该遵守各有关规定，不要包打天下，勿强人所难。尽管如此，还是希望我院的学生能礼貌待客，礼貌送客。费书记话音刚落，表演系的女生便一个个手叉着腰拿着腔调喊道：送——客！
这时已是8月17日的黎明，复旦学生依次登上停在校门外面的大客车，我院的一些同学也跟着上去了。我后来知道，这次来我院的，除了胡守钧，还有安文江、邱励欧、周谷声、谭启泰等上海高校活跃于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有一位外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我一晚上都同他在一起，彼此相谈甚洽，这时我正要跟着他上车，却被侯邦琪喝住了，他不让我去，板着个脸要我听话。我只好退后一步服从命令。客车虽挤，其实还能够上人。我想侯邦琪不让我去一定有着他深入细致的考虑，也许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应当藏起尾巴做人，大不宜去兄弟院校抛头露面。
汽车已经发动，我院表演系三年级的张女生还朝着复旦学生一遍遍地说：你们要来哦！你们还要来哦！……依依惜别之情给人印象至深。张女生也是在这场风波中公开站到我们一边来的，并开始了她文革中的一段悲情人生。
学院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住了。第二天，复旦学生很快整理出一篇记录，题名《“八·一七”在上海戏剧学院发生了什么？》，复制成几十份在各高校张贴出来。于是我院立刻成为全市关注的热点，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美丽园。这些来访者大都受到复旦大字报先入为主的影响，几乎都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他们视为战友，向他们倾诉衷肠，还自掏腰包张罗碗筷请他们留下用餐。作为回报，他们总要发表一些有利于我们的言论，或索性刷上一张大字报将多数派痛骂一顿。一个星期以来多数派同学疲于应付，饱受屈辱，憋了一肚子的气，终于在8月25日来了个总爆发。

五、“八二五”集体晕厥

8月24日晚上，我与表演系吴同学走进了延安西路200号的文艺会堂。那里过去是上海文艺界“三名三高”大沙龙，现在已经成为大字报区，或者说是一个信息集散地。礼堂里有点乱，学生三五成群，有的在聊天，有的在争吵。这时，我在一个墙角看到一张大字报，题目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章里面字字句句令人触目惊心，署名竟是毛泽东！那上面转抄者的墨迹还未干，字体很潦草，像出自一个孩子之手，让人将信将疑，可谁有这个胆量敢冒用老人家的名义？我当即将内容抄下，带到学校，写在黑板上，同学们都震惊了，包括一些教师，都跑来一遍遍地看，现出了满脸的疑惧。
一会儿，有人从别处也抄来了同样的内容，我们基本上相信了。于是就有同学制成一块宣传牌，在毛主席画像下面，炮打司令部几个字用鲜红的美术字体描出，特别醒人眼目。我们刚把这一切做完，只听得大门外一片口号声，是复旦学生的队伍开来了，我们便将宣传牌抬在排头，绕校园一周，最后到灯光球场举行大会。
这次复旦学生来了一千多人，把一座球场坐得满满当当，我们则环坐在复旦学生四周。多数派同学声称不参加会议，可还是忍不住走过来在外面围成一圈，把全场站成了一个回字。不过回字外面还有一个点，那是院党委领导，他们登上不远处的院办公室二楼，隔着一面窗，默默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大会由复旦的安文江主持，安文江运动初期造反出了名，得了个“安小撮”的诨号。可一当走近了他，就会发现他并不“草莽”，他鼻梁上一副秀郎架眼镜，身上还透着一股书卷气。今天他率领这支复旦大军开进我院，除了庆贺老人家大字报的发表，更重要的是他请了一位演说家到此，他要让我们一起分享那人的精彩讲话。
可是安文江的计划被打乱了，大会刚一开始，我院导演系的一个女生上前一把拿起话筒，开始控诉我院刚刚发生的一桩对工农子女的迫害事件。
事情的经过如下：三天前，我院来了北师大附中四位女生，一张口流利的北京话表明了她们特殊的身份，就像今天的贫困地区遇到了广东口音的投资商，我们正需要她们的支持。这几个女生身材娇小，看上去似乎还未发育成熟，可她们的气势十分压人，开口就是一连串的国骂，“他妈的老保！”“他妈的院党委！”听得人真他妈的回肠荡气。她们被安排住在女生宿舍，今天中午，白同学去找她们，时当炎夏，女生们正准备午休，有几个穿着短衣衫裤从盥洗室出来，忽地走来一个大男人，顿把她们吓得大呼小叫逃进了寝室。女生如此表现这并不奇怪，我院历来特别注重男女之间的事，熊佛西院长处理此类问题从不手软，因此上戏的校风一向比较好。延续至文革中，要是发现谁在搞对象时有越轨行为，会有人将他逮起来当作流氓阿飞暴打一顿。余秋雨说造反派打人，多数是指这事。其实这对于今天的学弟学妹们根本算不上什么。就在白同学这件事发生的二十年后，男生在女生宿舍过夜已是常事，甚至发展成几对男女混居在一间寝室里。后来人们实在看不下去，由何院长（即当年的何同学）亲自蹲守，抓了几个典型，才将这股淫邪之风压下去，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上戏男女严防如此，白同学的不慎正好给对方抓住了把柄。不到一个小时，几个女生联名指责白同学“私闯”女生宿舍的大字报贴了出来。文章没有讲白同学去女生宿舍的动机，一个“私闯”给了人们一种暗示，带一点色彩，有几分暧昧。白同学生得肩宽膀圆，长相很是威猛，“七七”那晚他挺立于赵全国身旁，泰山压顶不弯腰，令人钦佩之至。可是这条铮铮铁汉却挡不住女生的几滴口水，他当即跑到我们楼上，眼泪鼻涕一串串地淌，一急之下，说的全是山东土话。导演系那女生目击了现场，看不过去，陪着他一起哭。还是北京来的那几个女生坚强，她们年纪虽小，却阅历丰富——全国首例打死教师事件出在她们学校，将“黑五类”学生用一根绳子拴着脖子挨个认罪也出在她们学校——北京女生立即向我们点出问题要害：这是一场典型的阶级迫害。因为白同学的父亲在胶东领兵打过老蒋，属于“红五类”，而对方那几个女生，她们的家庭恰巧都有点问题。来自北京的名校女生一通怒骂之后立即去红楼门口贴出一副对联，就是正流行于全国的《鬼见愁》，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我班工人出身的一名同学也跟着刷出一篇大字报《老子就是自来红！》。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复旦大军开进了校园。
导演系那女生是两天前反戈一击站到我们一边来的。她是烈士子女，根红苗正，加上她浓浓的艺术气质，使她每一句话都饱含着革命的激情。北京女生贴出的“鬼见愁”不啻给了她一件锐利武器，作为对“私闯”大字报的回击，她陈述了事件经过之后，将大字报那几个作者的家庭情况予以披露，伴随着场上发出的“狗崽子”骂声，那几个女生掩面哭泣，相继跑出了会场。
导演系那女生受到了鼓励，她转过脸，伸手直指不远处的院办公室，指名道姓骂费书记是狗崽子，骂梁副书记也是狗崽子。她那嘹亮的声音划破夜空，震颤着每个人的心脏，随着一阵阵的鼓掌和喝彩，全场的气氛达到了沸点。
就在这时，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周同学走上了讲台。周同学个头适中，军帽军装，斜背个军书包——自“八一八”老人家接见红卫兵以来，这成为青少年最流行的时装。何况他刚从北京来，身上仿佛还带着老人家的气息。他侧过身，右手护定书包，左手举起话筒，球场上的一盏灯正照在他的脸上，他就这样，以雕像一般的姿势开始了他的演讲。
这是我平生所听过的最动人的演讲之一。他年纪不大，却少年老成，语调不高，却沉稳有力。他讲出许多道理，为我们解读老人家这一张石破天惊的大字报。我想，要是换一个场合，他那传教士式的谆谆劝导，定能点石成金，将一大批群众策反到我们这一边来。可惜的是他的讲话排在这一场“控诉”之后，对方已不再冷静，对方虽然也在认真听讲，可那“认真”是在找茬。
机会很快有了，当周同学说到上海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上海人民更应该发扬造反精神时，有人起哄道：上海的形势一片大好！还有人故意朝前挤，会场的一角乱了起来。
这时，忽然在他们的背后响起一个浓重的声音：同学们请安静，让我们听一听北京来的声音！这是表演系四年级的薛同学。薛同学品学兼优，很得领导器重，在同学中也享有一定的威望，他一语止喧，周同学得以继续演讲。
周同学的话题由大而小、全国而上海而学院。他出发之前已经有过一番调查，得知我院有一个藏族班，因此在路上就已打起了腹稿。这时候他的理论挂上了我院实际，语调也更显得深沉，他提起当年藏族农奴遭受的种种苦难，而后朝着这些人的子弟情长意切说道：你们可不要忘记党的恩情啊！……
然而，周同学的这一番煽情不仅没能打动藏族同学，反而招致了他们的愤怒。自从“七七”事件以后，党委加强了对这个班的教育，使得藏族同学对我们这群“伪装成左派的坏蛋”，或者说是“带了面具的农奴主”，时时刻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藏族同胞的感情特别的纯真，可纯到一定的程度就有危险，这就像高浓度的氧气瓶，稍一不慎就会酿成惨祸。周同学实在不应该把藏族班扯进他的讲话里来，他就像抛出一粒火星，将他们引爆了。为首的几个一边高吼：我们懂！不用你教训！一边以周同学为目标朝前冲，可是他们冲不过一千多人的人墙，于是他们急得像发了疯，有的把拳头塞进嘴巴，发出可怕的咆哮，接着就发生了集体性晕厥。
我们知道，藏族同胞世代居住于高原地带，从生理上讲，这也优化了他们的供氧功能。如今他们却一个个因为大脑缺氧而昏厥，可见他们的愤怒已达到了何种程度。先倒下一个，接着就像发生一场急性传染，接二连三倒了一批。继藏族同胞之后，汉族同胞也跟着倒，叫担架都来不及抬。
昏厥的同学一个接一个被抬去隔壁的华东医院抢救，路不远，五分钟就可打个来回。这时天已拂晓，救援人员抬着担架接成长龙穿梭奔跑，一时间场面极为壮观。路人们都跑来看热闹，延安西路与南京西路两条主干道为之拥堵，汽车鸣笛声响彻云霄。
与门外鸣笛相对应的是，校园里哭声响成了一片。人们都在张大了嘴巴嘶声号啕，似乎要把一周以来积聚起的怨气尽情地释放出来。哭泣仿佛也能传染，我发现复旦学生中竟也有人跟着抽泣起来。周同学早已停止了讲话，复旦学生也默默地开始退场。待灯光球场上的人快要走空时，忽然有人发现了导演系那女生，几个同学一边哭一边追过去打她，她像只受惊的小兔，一窜窜进了教务处楼道里，我们几个见状急忙过去，将门口封住，使她免受了一顿皮肉之苦。
这时朝日东升，把校园染成了一片金黄。我怔怔地站在教务处门口的台阶上，却无心欣赏这美丽的景致。面对着哭声此起彼伏，我的心情变得很恶劣。我们的导师说，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没有给我们带来欢乐，只带来了仇恨。我们把藏族同胞气昏了，我们把同窗的兄弟姐妹惹哭了，这能说是过节吗？
第二天，复旦学生中有一部分人把道歉信和忏悔书贴到了我院，有的说他们不明真相，是被安文江骗来的。曹荻秋市长也发话了，他责备复旦学生不该跑到戏剧学院去闯这个祸。
美丽园的空气忽然变得沉闷异常，让人透不过气来，我在那天的笔记中写道：

我半天理不出一个头绪，似乎我们错了，但我们又错在哪里呢？

这是我在前进路上一次小小的动摇，证明了我们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总是不彻底的。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毕竟不可遏止，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炮打司令部的战役以排山倒海之势展开，就像老人家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举杯时说的：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于是，我们对党委的大反攻也摆上了议事日程。

六、激战“一一·四”

这场攻击战是赵全国从北京回来后打响的。
他在“八一七”之后就秘密地去了北京，呆了两个多月才回来。他不知从哪里也弄了一套军装，不仅如此，冬天他还有军大衣，雨天有军雨衣，可谓一应配套齐全，让人刮目相看。赵全国下车伊始就对我们皱起了眉头，他指责我们光说不做进展太慢，对于我们致力于争取群众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认为群众多少无所谓，关键是要行动，要有惊人之举，把天捅个窟窿下来让中央表态。我们对赵全国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也不表赞成，我们拿出领袖的教条，一再强调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双方于是争执起来。导演系那女生站在赵全国一边，甚至于比赵全国更为激进，她点着侯邦琪的鼻子道：你就是货真价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复旦的安文江、谭启泰及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张同学、姜同学与会目睹了这一场路线斗争，他们均表示支持赵全国。于是赵全国等同学从我们这里分裂出去，成立了“井冈山兵团”。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自8、9月份以来，群众开始自行组团，并冠以各种名称。运动初期我们少数派日夜聚在一栋灰色小楼进行活动，灰楼在“扫四旧”行动中改名为“革命楼”，于是我们这个团体就称作“革命楼”。赵全国分裂出去以后，上戏造反派于是有了“革命楼”与“井冈山”两个团体。“井冈山”号称兵团，其实只有十来人。赵全国搞行动还得倚仗我们，因为我们有群众。
11月4日下午，侯邦琪叫上我们几个上了“井冈山”，稍作策划，便吩咐我写十几张封条，盖上了红印章，接着我们就去“查封”党委档案室。
党委领导们正在二楼开会，见我们一行来者不善，有些紧张。费书记镇静地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你把整我们的黑材料交出来。费书记说我们没有黑材料。我们说，你不交黑材料我们就查封你的档案。费书记说，这里面是党的机密文件，你们没有权利查封。我们说，你不让查封我们就砸！
这时，楼下传来了对方同学的喊声：谁敢砸？
白同学转头朝窗外大吼一声：就是要砸！
接着只听得楼梯一阵脚步声，何同学率领一支队伍冲上前与我们对峙起来。
我们的行动是有根据的。10月上旬，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紧急指示》，文件说，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将黑材料当众销毁。这以后北京高校掀起了一股抢黑材料的风潮，同时把学校权力也抢了过来。赵全国见时机已到，就风尘仆仆南下回院指挥打这一仗。但这时全国大串联正进入高潮，老人家已经第六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百万大军，同学大都跑了出去，无论哪一派能召集的人数都有限，于是双方唇枪舌剑，一时相持不下。
到天黑，对方从外校调来了援兵，密密麻麻站在楼外草坪上，有一部分进入楼里，齐齐地坐在楼梯上。不一会我们的援兵也到了，他们见门已被封，决定另辟蹊径，有几个小伙子，据说是杂技团的，他们找来两根长长的毛竹架在窗台上，双手一搭双脚一蹬，像猴子一样窜了上来。接着，下面有人托，上面有人拽，男男女女接二连三进入，将小小的办公室顿时挤成了一个罐头，有不少人站到了办公桌上。
虽然对方的总人数比我们多出几倍，可在办公室内我们却占了优势，我们决定发动攻势，将对方驱逐出去。费书记上前劝阻道：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费书记话没说完，就有几个外校的小女生把她揪到桌上，一边骂，一边还拿小红本子噼啪地敲打她的脑袋。这情景被窗外的同学看到，立刻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四面八方顿时响起了一片呼号声。导演系那女生不甘示弱，朝着下面对攻。她的衣服背后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可她毫不顾惜，在两扇窗之间跑来跑去，兴致勃勃与对方展开起口舌战。一会儿她一跳上了桌，伸手握拳高呼口号，可喊声刚起，只听得一声霹雳荧光四溅，房间一片漆黑。大家一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全场一片寂静。等有人揿亮一座台灯，才发现是天花板上的一盏日光灯被那女生击毁。这时却不见了费书记，大家左盼右顾正在找，忽有人将她从桌肚子底下拽出，房间里爆发出了一阵哄笑。
我们决定不再等待，有人高声喊叫造起声势，北京地院的姜同学脱得只剩下一件汗衫，他攀登上档案柜的柜顶，猫着腰，双手推着面前的空气，众人顺着他的手势齐喊；一，二，三……一下就把对方顶出了屋子。接着，赵全国左手持凿，右手持槌，乒乒乓乓砸开了。一会儿，柜门洞开，一袋袋档案排列得整整齐齐呈现于我们面前。
二十世纪过来的人都能惦出这一袋袋东西的分量，多少年来它神秘地主宰着每个人的命运。谁要是使坏，哪怕塞进只言片语，都可以叫你一辈子翻不了身。表演系有个陶同学，上了一年学，有关领导便将他甄别出院，谁都弄不清是什么原因。陶同学回到广州老家，找了几个单位，都没人敢要他，打听下来才知道是档案里面有“货”。原来这陶同学平时爱说点怪话，一次他们这个班下乡劳动，正干着活，陶同学就侃开了：不是说九个农民养活一个大学生吗？那我们就应该在课堂上好好学习将来报答他们才是，可天天在这里拾麦穗，叫我怎么对得起那养活我的九个农民兄弟？有人将他的话汇报上去，组织上就将其定性为思想反动。 陶同学的父亲是全国著名演员，曾担当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主要角色。可这大明星的儿子多年来却一直在运输公司抗大包，是档案里的这点“货”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望着洞开的档案柜，我不禁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篇童话：一头凶龙强悍无比，可它的灵魂却藏在遥远山洞的一只匣子里。要是有人找到山洞打开匣子，捏死里面的小鸟，庞然大物就会立刻轰然倒下。如今这一袋袋卷宗就像童话里的一个个匣子，那里面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这不禁让我怦然心跳，不由得后退了几步。
赵全国却似乎没想那么多，他抽出一个袋子，看一看封面就准备拆，这时梁副书记上前按住那牛皮纸袋口，一脸严肃地说：这里面都是党的机密，你这样做要承担政治后果。赵全国似乎没有听到，将他的手拨开，把袋子里的东西抖搂出来，见没发现什么，再去拆第二包。
费书记抽起烟，沉默地注视着赵全国。梁副书记以及何同学也在一旁看着，显示出无奈的神色。外援们大都犯了困，一个个横七竖八睡在地板上，整间屋子就听得赵全国拆看卷宗的声音。眼看拆开的档案袋在一旁堆成了一座小山，我的心也越来越紧。
功夫不负苦心人，到天亮时终于有了收获，赵全国从一名教师的登记表格夹层中抽出一本报告纸，封皮上清楚写着“赵全国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啊！一份标标准准的黑材料！
房间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这一趟总算没有白来。外面的群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翘首以望。费书记仍然低头抽烟，没有说一句话。梁副书记沮丧着脸，也是沉默。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何同学悄悄上前，冷不防从赵全国手里夺过本子，一把朝窗外扔去，眼见得那本子像一只被击伤的飞鸟，飘飘摇摇从半空落到草坪上，学院的刘司机迅速将它捡起来塞进衣服，接着走出人群，消失得无影无踪。
何同学是一名华侨，院领导正把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他一贯处事稳重，给我们的印象也不坏，可没有料到今天竟会来这一手，大家都惊呆了。赵全国勃然大怒，他一把揪住何同学的领子吼道：你干什么？何同学大概也被自己的行为吓着了，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不说任他吼。赵全国又逮住梁副书记使劲地摇，定要梁副书记把那本子找回来。赵全国左一脚踏在椅子上，右一脚提起，将桌上的一块玻璃踩得粉碎，同时有两颗泪珠从他的眼睛夺眶而出，赵全国疯了！
外面群众听到了屋子里发出的声音，一帮人呐喊着冲上楼要进来支援，却被我们的人截在了门口，双方在怒骂声中推推搡搡，眼看事态就要恶化。费书记急了，她把烟一扔，对着门外喊道：同学们不要进来，都给我回去，你们可不能让我犯错误！
费书记这话让对方群众大感意外，他们也许觉得被费书记出卖了，一个个显得悲愤交加。有的喊：费书记你要坚持原则！有的则喊：费书记不能保住党的机密，我们就造你的反！于是援兵成了哀兵，不仅硬着头皮不退，更有几个打算豁出去以命相拼。费书记见情况危急，奋力挤进人群，用手抵住门，苦苦哀求道：回去！都给我回去！这时候的她全然没了往日的优雅和矜持，那声音听起来也有点惨。费书记那一刻的神情给我的印象至深，也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问号，一个月以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
对方见主帅如此表现，顿时散了军心。我们乘此机会一鼓作气将他们逐出房间，“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梁副书记见局面至此，已然别无选择，只好走到窗口，朝底下的同学说了几句话，保党委的毕竟都是好孩子，不一会，刘司机被找了回来，那本子也乖乖交了出来。于是一部竹梯架上窗台，表演系一年级的李班长走了上来。那是位河南大汉，自从文革两派开始对立，那脸上就不容易见到笑。他一步一顿，走得很沉重，最后，双手托起本子举过头顶，神色之冷峻，一如密苏里号上的梅津美治郎将军。他对梁副书记说道：为了党的利益，我把它交给你！说完，悲壮地下了梯子。
本子又回到了我们手上，我们也开始准备撤离。有同学乘刚才混乱之机，又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几个人一分，我也拿到一份，装进了贴身的衣服里，大家排好队唱着歌下了楼。
我们将黑材料的一部分公布于众，引发了同学间不小的波动。那是关于学生排队的内容。老人家说过，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因此每当运动来临，当领导的总要做这门功课，便于掌握政策，依靠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但这只是内部掌控，对外绝对保密。如何划分群众，这对于少数左派来说不是一个秘密，因为他们一般会被邀请来参与做这门功课，甚至还被允许翻看其他同学的档案。可对于大多数群众来说，却充满了悬念，因为谁都害怕被划进右派队伍中。悬念造成了一种势能，就像人们头顶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它让人终日战战兢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要了自己的脑袋。如今我们将这把剑摘下来扔在大家脚下，并让大家看到了刻在剑身上的右派名录，此举立刻奏得奇效，我们将这部分人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将他们纳入了“革命楼”队伍中。
还有一些文件我们没有公开，但它却不胫而走，很快在同学中传开。那是一部分学生的入党路线图。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有关部门处理起来格外缜密，不仅开列出人数指标，还有具体的操作流程，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已给予排定。内容传开后，在一些积极分子中间引起了不同幅度的震荡：大家一样努力，为啥彼能入党我不能入党？即便是入党对象也有心理不平衡者：为啥他能先而我在后？于是，不满情绪蔓延于对方的领导核心，致使保守派队伍士气低落，人心涣散，院党委的垮台从而也进入了倒计时。

七、费书记一个摇晃倒于台下

那是在一个月以后，一天下午，保守派正在剧场开会，台下稀稀拉拉坐着一些群众。这时，我们的队伍开了进去，我们勒令对方将舞台让给我们，还没等到答复，就有人走上讲台一把将话筒抢了过来。这时对方已无还手之力，对于我方的蛮横行径也只能无奈地退出剧场以示抗议，但过了一会儿，他们还是悄悄走进来，坐在我们的后面。
这时候，几个人将费书记押进剧场，让她站在台下的一张凳子上。对方同学在后面一片嚷嚷表示抗议，可费书记自己愿意站，他们嚷了也没用。于是就只好停止抗议，冷眼看着事态的发展。
赵全国不知跑哪里去了，会议由表演系二年级的姜同学主持。姜同学表演天分很高，尤其爱演国军高级军官一类角色，我同他曾一起去重庆串联，他一路上念的都是电影《烈火中永生》里徐鹏飞那有声有色的台词。这时候他斜身而立，将左肘往台上一撑，两眼扫视全场一遍，静有片刻，喝道：把顾秘书那兔崽子给我带上来！
姜同学话音未落，党委办公室顾秘书就踉踉跄跄走上讲台，同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对着上面念了起来。
顾秘书的双腿跛且短，是个残疾人。可是这不妨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秘书。在农村搞四清运动时，我曾亲见他骑一辆自行车，奔驶于田埂小道去各大队部递送文件，一次他迎面而来，一个急刹车停下，接着便一脚踮地向我问路，我刚说完，他倏忽离去，十分敏捷。此刻，顾秘书清晰的思路集中地显示在他那张纸上，那上面记着费书记嘱咐他销毁黑材料的详细过程，桩桩件件时间地点火焚水冲……全明明白白。
他还没有念完，费书记一个摇晃倒了下去。
费书记这个动作具有象征意义，院党委也在这一刻历史性地宣告垮台。
这个结局我们苦苦等待了半年，却在费书记一个摇晃中最终得以完成。没一人出来挽救费书记，就连刚刚还在死保她的铁杆分子也愤怒地举起拳头要打倒她。因为谁都知道，私自销毁黑材料这意味着什么。费书记无视军委的紧急指示，对抗中央，要是在过去这就是谋逆，犯的是死罪！
这一刻距今已有四十年，费书记也已不在人世，可是我还在苦苦寻觅着一个答案：作为一个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老党员，一个视党的纪律为生命的老干部，怎么会如此胆大妄为？
我想，费书记在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有过很多抱怨。她首先要抱怨上面，多年以来的左中右排队，以及对群众思想动态的收集，均属党组织的正常工作，怎么一夜之间被定为搞黑材料整人？费书记一定还会抱怨下属，你们这些人干吗这样卖力？小报告天天往我这里送，吃喝拉撒什么都要记，就像胡风说的，咳嗽一声都有人录音。如今这一大堆东西谁把它背走？一旦材料全部公开，人人就像脱光衣服没了一点隐私。更为严重的是，告密者一个个现身，仇恨的旋风将随之刮起，冤冤相报，锱铢必较，学院再无宁日，不如将它毁掉，成为永远的秘密。我不能不这样认为，费书记在违反党纪的这一刻，也实施了一个善举，她宁可自己犯天条，也不能把学院变成地狱。也就在这一刻，费书记的人性突现于党性之上，显示出了令人心悸的美丽。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责备顾秘书，他对费书记一贯忠心耿耿，也因此费书记敢于同他联手来干这件事。但顾秘书更重要的是一名中共党员，他不背叛费书记，他就要背叛党，他脆弱的双肩担当不起那天大的干系。
费书记也许早已预感到有这样一种结局，所以当保守派群众义愤填膺跑来保卫党的机密时，她却泼了他们一瓢冷水。现在保守派群众终于明白“一一·四”那天费书记为何心虚。费书记的行为使他们蒙受了奇耻大辱，他们决不能饶过费书记，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斗拉开了序幕，费书记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批斗会持续了几天，学院里上、中层干部，以及运动初期打入牛棚的教员几乎都押上了批斗台，开始时是连斗带揍，后来完全变成了各种殴打方式的展示。不知道是谁的创意，有人拎来一桶墨汁，将它从费书记的头上淋下，以使她这个黑帮名符其实。很快，台上的批斗对象都被淋上了墨汁，远远看去黑压压的一片。我觉得暴力已经过分，想上前阻止，但是我想起了老人家的教导：矫枉必须过正，群众刚刚起来，还得爱护他们的积极性。
院领导一一被清算以后，接着就要着手解决学生中的保守派骨干。这场行动名为触及灵魂，这方面我们的政策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只要他们对老人家的画像低头认罪，当众作个检讨，均给予过关。不仅如此，对于何同学那样有影响的高端人物，我们依照党的统战策略，给了他一个革委会委员的头衔，在1968年初的六六届分配时，还将他作为干部储备留在学院，至使他于二十年后荣任院领导。
最惨的要数藏族班同学了，虽然没有人去向他们计较什么，可他们却一个个坠入了痛苦的深渊。至此他们终于明白，谁才是“戴着面具的农奴主”。他们的祖辈世代为奴，是老人家拯救了他们。天大地大，山高海深，这些农奴子弟本来一腔热血要报答恩情，却不料受蒙蔽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对老人家犯下了深重罪孽。他们痛定思痛，几个月后回到西藏便坚决地站到造反派一边冲锋陷阵以救赎自己的灵魂，可没料到在随后的清查运动中又一个个被押上了批斗台。这些可怜的青年从此迷失了方向。
他们的不幸命运也正表明了一个悖论：造成了信仰危机的正是信仰本身。

八、风云上海滩

美丽园的这场“整风运动”正开展得热热闹闹，赵全国却不见了踪影。没过几天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赵全国把上海市委的权夺了！
赵全国是打着“上三司”（全称为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当时上海市红卫兵的第三个司令部，简称上三司）的旗帜，与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联手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大楼宣布夺权的。上三司的骨干还是“井冈山”的那几个同学。1967年1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导演系那女生把我从床上叫起，带我到学院隔壁的一栋别墅，那里是上三司的临时总部。赵全国，还有复旦大学的陆同学给我看了他们起草的一篇《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要我赶制一幅宣传画，送《文汇报》发表。（右图：本文作者应上三司所请，为“新上海公社”成立所作宣传画，后赵全国被抓，“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此画改了旗帜名字，在文汇报刊登。）
关于公社，这一直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红卫兵小将潜心打造一个新世界的口偈。一百年前欧洲有一个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马克思说过：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将遍立于全世界。如今，这个伟大的梦想就要在我们中国实现了。公社的意义还在于，这种无产阶级的专政形式跨越了列宁斯大林的苏维埃政权，直接承祧于马克思，小将们的辈份也连跳两级，由孙子成了爷爷。（左图：创作此画时留影。左立者为本文作者。）
赵全国在这个宣言中还有引人注目的两个提议，即提议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提议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副市长。这两个提议十分大胆，它颠覆了自建国以来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度，而让群众自己来选择政府领导。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这两个提议并不是赵全国的首创，我们从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度中可以找到相似的原则，当年的公社的委员们正是由国民自卫军的连、营、团，逐层而上遴选出来，他们是公社平等的一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提议也包含着赵全国自发的政治理念。
赵全国的祖上是陕西泾阳的大地主，父亲很早就离家参加革命，后来在外面另外建立了家庭。建国之初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出现：一名官员佩带着勋章闪亮到任，而在几百公里以外，他的父亲却被押上了批斗台接受农民的血泪控诉。土改后的地主失去了一切，也失去了公民权。赵家门口挂着一块“光荣军属”的牌子，可整座宅院却笼罩在一片阴郁的气氛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革命这列战车的强大能源。少年时代的赵全国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繁重的体力劳动给了他许多抹不去的伤感记忆。多年以后当他在电影《农奴》中看到大旺堆身背主人满脸流汗的镜头，禁不住会浑身颤抖起来，因为他回忆起了自己曾经与大人一样干活，将小山似的草垛一步步扛上河堤的痛苦往事。这还不算，赵全国因为“没大”而常常受到同伴的嘲弄和欺侮，不时会有人不怀好意朝他发问：你见过你大？你大光脸还是麻脸？……可以这么说，赵全国表面的身份是革命军人子弟，骨子里却渗透着下层农民被压抑的情感，早年的这些辛酸经历使他产生出对公民平等强烈追求的愿望，以及对一切权势者的深度蔑视。可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会从工人运动中自发产生，那么更不会从农民中自发产生，所以我们很难断定赵同学的这种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综观赵同学一贯的表现，觉得它倒类似于一种朴素的“民粹主义”，那么我姑且就称其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吧。
赵全国的这一封宣言很快得到了一个人的共鸣，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发动这场伟大运动的毛泽东他老人家。
赵全国的宣言能直达天听，乃得益于他同周恩来的特殊缘分。
这件事还得从他的“北漂”说起，1966年10月下旬，他去政协礼堂参加一个会议，周恩来正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代表，也许周恩来没有满足一部分人的要求，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把周恩来纠缠个没完。甚至有人无礼向周恩来发问：你有没有犯过错误？周恩来立刻回答：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赵全国站在讲台一侧帮助电影学院一同学操作一台录音机，因而得以近距离观察周恩来。他见周恩来疲于回答各种问题，显得心力交瘁，不由得敬爱之中带着几分同情。会议结束了，可小将们纷纷登台堵住了周恩来的出路，这时候赵全国上前用他那结实的后背挡开小将，一边喊道：让一让，让总理先走！赵全国的行为引起了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人问道：你哪里的？赵全国回答：我是上海来的。周恩来听到了，立刻回头说：哦，你是上海来的？赵全国报出了学院和自己的名字，周恩来把他记住了。
在夺权的那天晚上，赵全国将宣言署上自己的名字发电报给中央，也没忘记给周恩来一封。周恩来连夜将电报给老人家送了去。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老人家那里的电报多如雪片，可周恩来送呈的东西他不能不看，这一看就来了劲，马上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叫过来，发表了他的最新最高指示：我赞成由群众自下而上地提名市委领导人的这种方式。
老人家的指示立刻由中南海传往上海兴国宾馆的5号楼，放在了张春桥的面前。按照老人家的意思，张春桥应该立刻把赵全国请过来共商大计，可是张春桥没有动。
据徐景贤在其回忆录《十年一梦》中记载，张春桥那天晚上把徐景贤和二兵团的耿金章叫了过来，张春桥先问耿金章宣言的事，耿金章说那不是他写的，但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张春桥又向他打听上三司的兵力，耿金章照实说了。张春桥接着提到了耿金章的身世，帮助他回忆起苦难的童年，最后还请他吃了一碗肉丝汤面，张春桥终于说服了耿金章。二兵团全线撤退，把赵全国的上三司单独晾在了康平路。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徐景贤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张春桥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传达给了耿金章，耿金章后来又告诉了赵全国。张春桥有否真对耿金章说了，我们不得而知，可赵全国绝对没有从耿金章那里获得片字只语。
赵全国等了几天，始终得不到中央的回音，于是决定到北京去找周恩来。
这之前赵全国已经与周恩来通过电话，周恩来告诉赵全国，如果要找他，可以通过新华总社进行转达。赵全国到京找到新华总社说明了来意，果然与周恩来的一名秘书接通了电话。周恩来秘书说，总理很忙，但会抽时间接见赵全国，让赵全国等几天。赵全国正等着，却不料上海来电告急，说上三司群众正纷纷撤离康平路，赵全国再不回去大家就要散伙了。赵全国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回上海。周恩来的秘书一听赵全国同学要走，说你是总理的客人，也得给你安排一下，就派人将赵全国送到机场，并送上了飞机。那飞机原已应该起飞，却为等赵全国延误了整整二十分钟，赵全国后来告诉我说，那天机上的乘客以为来了重要外宾，只好耐着性子等，却发现上来一个毛头小伙子，全显露出了惊愕的神色。
赵全国一到上海立即率领部众重新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大楼。就在那天晚上，徐景贤打电话通知赵全国过去商量联合夺权，赵全国心中有气，对徐景贤说：你拎尿壶的没资格与我说话！王洪文接着劝，也没用。于是张春桥亲自打电话叫赵全国去，说有什么意见过去当面谈。赵全国回答说：去还是不去，我要等总理的指示。张春桥停顿片刻，说道：那你就等吧。就把电话挂了。
赵全国撂下听筒立刻跑到市委大院的魏文伯家里，用内线电话挂通了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秘书说，总理正在开会，会开完就汇报，让赵全国留下电话号码等总理的回话。于是赵全国就回到机关大楼守在话机旁边等。
可是周恩来的电话没等到，却等来了徐景贤、王洪文、潘国平率领的大队人马，他们把赵全国团团围住，潘国平跳上一张椅子大声命令把赵全国抓起来，一伙人便不容分说连拖带拽把赵全国抓进了公安局。
这一夜惊变把人们看得目瞪口呆，也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谜团。赵全国与张春桥这两人本无冤仇，况且赵全国在他的宣言中力推张春桥为上海市最高领导，而老人家看到宣言之后又连夜指示张春桥去找赵全国。如此良辰，花好月圆，两人本来可以共度一个美妙的夜晚，可张春桥为什么对老人家的指示置若罔闻，还狠狠地置赵全国于绝境？要揭开其中的奥秘，就必须弄清楚兴国宾馆的那个晚上，张春桥究竟在想什么？
在徐景贤的《十年一梦》里，我们还可以读到这样的话：（耿金章）伙同上三司一起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还向毛主席党中央发了电报，这件事处理起来就更增加了复杂性。徐景贤又说：上三司这次夺权拉了工总司二兵团参加，对于张春桥姚文元来说又是一件麻烦事。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赵全国耿金章一联手就复杂，就麻烦了呢？叫过来一起商量不就结了吗，干吗非要把这两人拆开来区别对待？一年以后，潘国平对我院的张女生透露，张春桥之所以这么做，是怕你们上三司太得意了。应该说潘国平道出了一些原委，但不是全部。乱世之秋，群雄并起，张春桥不怕别人得意，为什么独怕赵全国得意？他能够把王洪文耿金章潘国平纳于帐下，为什么容不下一个赵全国？
答案恐怕还是在赵全国的那个不同寻常的宣言里。张春桥一定从那里面闻出了什么气味。虽然宣言有着拥戴他的“两个提议”，可张春桥不会不知道，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推举上台的这个职位，谁都能当，“它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级私有”。换句话说，按照这个宣言，今天可以将你推上台，明天又能将你拉下台，“随时可以撤换”。这样一来，权威被彻底否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力从而也被架空。
也许，张春桥又以他那深邃的目光从赵全国身上看到了什么。
张春桥有一个习惯，他在接触某人之前总要先查他的历史，收集一下该同志的“黑材料”。他从赵全国一系列的表现发现，那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小将，他有阅历，有思想。张春桥也许觉得，赵全国虽然自称革命军人子弟，但怎么看也不像自己的孩子。张春桥一定从赵同学的胆大妄为中，想象出了一头变种巨兽，预感此人一旦风举云摇，必定会给我们这个体制带来危害。
还有一个可能更为直接的原因：赵全国不听张春桥的劝告而要等周恩来的指示，走的是总理路线，那么此人一旦得势，上海滩恐怕就不会是“中央文革”的一统天下。因此张春桥敢于违背老人家的旨意，将最高指示来了个一分为二，把耿金章拉到身边，把赵全国一脚踹开。
我们有理由相信，张春桥的做法是符合老人家根本利益的。事实上，老人家在一夜冲动之后，不再坚持领导干部“由群众自下而上提名”的政治梦想，祖师爷的灵牌拿出来晃一晃，便又放回了口袋里。公社改名为革命委员会，各省市的领导全部由中央任命，连党中央主席的继任人也由老人家亲自指定并被写进了党章。
就在徐景贤怀揣着张春桥的指令，带着一大帮人冲进康平路机关大楼，将赵全国抓走时，有一个人目击了现场。他沉思片刻之后说道：这是张春桥的一个阴谋。
此人就是复旦《孙悟空》的胡守钧。
胡守钧也许以他的火眼金睛一眼就洞穿张春桥的心底，可是他言简意赅，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五天之后，胡守钧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市的炮打张春桥的浪潮。
这场浪潮史称“一·二八炮打”，徐景贤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过详尽的描述，包括复旦学生将他绑架进学校那惊心动魄的五十多个小时。可是徐景贤却没有说，在这之前他还受过一次惊吓，这个惊吓是我院的张同学给他的。
张同学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石榴院中的2号，赵全国被抓的那个晚上，他也在现场。眼看自己的司令被强行绑架，心里很不是味。一会儿人去楼空，他也默默地下楼准备回院，抬眼一看却发现他的车没了。
那是一辆崭新的幸福250。六十年代的人买一辆自行车不容易，摩托车更为稀罕。那是上三司在捣毁一个老保总部时缴获的。张同学是一条东北汉子，体高肩宽，一身的帅气，配上这漂亮的坐骑，一似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其风光无人可比。此时张同学见车被这帮人席卷而去，顿时一股无名火从脚底窜到了头顶。他两眼一扫，见大门外徐景贤正猫着腰往轿车里钻，便一个箭步过去，后领一提给拽了出来，徐景贤吓白了脸，急忙问什么事，张同学直着嗓子要徐景贤把车给找回来。徐景贤连连答应并问张同学的单位姓名，张同学昂头挺胸都告诉了他。
张同学的车并没有给找回来，四年后的1971年3月31日，在戏剧学院全院大会上，张同学被宣布为隔离审查。当工宣队黄教导员点到张同学姓名时，张同学应声而起笔挺站立，依然一身的帅气。黄教导员打开文件念了一遍市领导的决定。张同学似乎早已料到，他平静地听完，保持着完美的造型走出剧场，接着就被押往石榴院。
就在“一·二八炮打”期间，复旦胡守钧等几个学生曾经到我院一栋楼里与侯邦琪密谈，动员“革命楼”加盟。我正好上去，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我当时觉得张春桥的政治面目还不清楚，主张谨慎从事。我提请他们要分清两类性质的矛盾，要看张春桥是工作错误，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由于话不投机，他们都对我沉默。第二天“革命楼”开会，有反张的，有保张的，双方争执激烈相持不下。侯邦琪站起来激动地说：“我炮打！坐牢也要炮打！”
可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中央的特急电报就到了。
文化大革命就像是一场惊险的博弈，其神秘莫测一如今天的股市，其残酷无情却比股市更甚。政治上一旦失算，不会给你割肉的机会，更遑论资金的重组。政治上一步走错，不管你动机多纯，功劳多大，一捋到底，叫你永远不得翻身。中央支持张春桥的电报一到，炮打派顷刻如山崩地裂，纷纷垮台。而我们这个组织却阴错阳差侥幸地躲过了这一劫。

九、手足相残

虽然侯邦琪一时冲动发表过炮打言论，但“革命楼”整体没有行动，因此没有受到追查。不久上海戏剧学院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侯邦琪为主任。作为上级批准的行政权力机构，就有责任执行上面的指示，清算赵全国以及上三司主要成员的反张春桥罪行。
赵全国被羁押百日，待上海局势大定，才将他放出来。可从此他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为了躲避清查，他几次逃亡在外，结果都被揪了回来，除了挨斗，还要挨揍，有一次脑袋被套上了麻袋毒打，在拳脚交加之下，他的一只耳朵被打聋。
1968年春，清算运动再一次在学院展开，除了赵全国，表演系的胡同学和张女生也相继被关进了隔离室。
胡同学的问题很严重，他不仅反张，据说还反毛。此案发生在“七七”之后，他们这个班开会要大家对这个事件发表意见。几乎所有的人都谴责赵全国，拥护院党委。剩下胡同学和张女生没有表态。在一再催促之下，胡同学冷冷地道：院党委也不能说完全正确。有同学走到胡同学面前追问道：为什么？胡同学说：这很简单，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误。那同学又问：你是说谁都有错？胡同学说：是的，谁都可能有错。那同学追着又问：那毛主席呢？胡同学一下被问住了。
胡同学当然知道怎样回答可以保证自己安全，但他是一个讲究理性的人，他要维护一个常识，他不愿意撒谎，所以他沉默了。胡同学沉默了，那同学却兴奋了，他将面孔凑近胡同学，一遍又一遍大声问道：毛主席呢？你说毛主席呢？胡同学被逼无奈，只好说，毛主席一不小心也有可能犯错误。胡同学讲完，全场静默，忽然有人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在全场一片口号声中，胡同学的脸上被打上了反毛的印记。由于上面有指示，学生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所以当时没有对胡同学采取措施。胡同学后来参加了造反派，还参与赵全国的“反夺权阴谋”，此时老账新账一块算，胡同学厄运难逃。
一天夜里，专案组几个人走进了隔离室，他们喝令胡同学站起来对老人家的画像低头认罪，胡同学照着做了。胡同学刚刚站稳，背后有人往他的踝骨上一踩，胡同学失去重心，手一扬，跌倒在地。那人叫胡同学重新站立，站好了照样又是一下，胡同学还是手一扬倒在地上，几次下来胡同学便习惯了。哪知道对方就是要给他这个习惯，当胡同学再一次张开手臂时，对方捉住他的手腕往后用力一抽，胡同学的身体在半空打起旋转，脑袋“砰”地一声重重摔在地板上，还吃了一嘴一鼻的灰尘。那人是专案组特请的外援，他个子不高，白白净净，属于当今小女生火热追捧的那种帅哥形象。可是人不可貌相，他学过擒拿，身上有功夫，那天是拿胡同学开练来的。胡同学吃不住这样的打击，认了命。专案组将胡同学搞定之后，接着去对付张女生。
张女生在“七七”后的表态会上与胡同学一样采取了沉默态度，所以被看成了胡同学的“反毛”同谋。此后两人都参加了造反派队伍。1966年的8月21日下午，十几所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一千多人开进我们学院造势，我们乘机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宣言》抬到红楼门口的台阶上，由张女生当众朗读。我们的宣言通篇都是：最最最最衷心、最最最最敬爱……张女生以她那饱满的激情和嘹亮的嗓音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张女生读完正要走进队伍中，却有一名男生悄悄地尾随她，几乎贴着她的后背，压低了声音道：不要忘记，你是个“黑五类”！
张女生浑身打了个哆嗦，回头看去，是她班上的一名干部，也是预备党员，知道她的家庭底细。可惜的是张女生没有记住他的警告，继续留在造反派队伍中，并且越陷越深，最终厄运临头，沦为审查对象。
这之前，对如何处置上三司这些人，革委会内部有分歧。有人主张严办，而我班的陆同学觉得，都是一个壕堑杀出来的战友，袍泽相残于心不忍。为此我们对张女生进行了分析，觉得她虽然参加了上三司，但不是反夺权的核心人物，尚可争取。于是就把她找来谈话，劝她端正态度，回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苦口婆心说了很久，张女生流泪了，张女生流泪因为她知道我们是为她好，可是张女生没有回报我们以行动。
张女生在同我们谈话以后，就擦干眼泪回了家。家里，张女生的父亲正在桌上拨弄着一台收音机，张女生在桌子的另一头坐下，说道：爸，我可能要当右派学生。父亲调谐的手停住了。过了一会儿，父亲转过脸将手轻轻一挥：右派就右派，爸爸一样欢喜你。
在这短暂的时刻，张女生的父亲经历了一场极为痛苦的思索，家中已经有了一个右派，那就是张女生的母亲，而且还丢了工作。张女生是他的长女，一旦成为右派，他的肩上将要承担起两个沉重的包袱。张女生的父亲这轻轻一挥，用的却是千金之力，他选择了尊严，同时也选择了苦难。
张女生被宣布隔离审查后，关在院内的一间地下室里，清晨5点多，几个男生走进去，没问什么话就一顿拳脚将她打倒在地，其中一个在她的腰上来了个双脚跳。张女生从小练舞蹈，腰可是她身上最需要爱惜的部位，顿时痛得她钻心彻骨，并从此落下了终身难愈的内伤。
张女生被殴打的消息传来，我叫了班上闵同学一起进地下室去看她。张女生席地卧躺在一张草垫上，脸肿唇裂，模样十分惨。端来的饭菜没有动，她正在绝食以示抗议。见我们进来，她哭了。我严肃着表情，嘱她一定要先进食，而后解决问题，张女生只是流泪，没有说话。我走到外面向有关同学发了一通火，谴责他们对张女生的暴行。我的话很快被汇报上去，上面立刻下一道命令，没有批准谁也不准进入隔离室。接着又放出话来，因为我的出身问题，要拿我开刀，并以此向陆同学施压。
张女生的问题可能要引发革委会的内讧，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为顾大局，我们停止了对张女生的救助。
张女生遭到如此毒打是有原因的，因为她不仅抗拒组织上对自己的审查，还抗拒上面对她母亲的审查。据说张女生的母亲不仅是右派，还是日伪特务，其政治面目深不见底，她的案子是市里有关部门抓的。就在张女生被隔离的同时，她的父母亲带着小女儿逃离上海，躲到杭州亲戚家里去了。专案组向张女生索要地址，张女生撒了谎，说人在苏州。那几个男生去苏州奔波一天知道上了当，怒气攻心，这才连夜赶回来进行报复。后来他们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了地址，便将张女生的父母抓来学院。几个同学上前喝令张女生的母亲交代问题，张女生的母亲什么也不说。有人上去要对她动手，张女生的母亲突然眼珠一瞪，大声说道：当年鬼子也是这样打我的！那人一惊，似乎从她的眼光里看到了什么，那捏紧的拳头也松开了。
这件事传到我耳中，我颇觉得好奇。多年以后我见到张女生的母亲，这才知道了这位谍海女杰的传奇经历。
张女生的母亲姓吴，原籍苏州，早年由于受到地下党以及进步学者的影响，与几个学生千里迢迢参加抗日，随部队辗转于中原战场。后来被党组织派往江南新四军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样板戏《沙家浜》中那“芦苇荡里的新四军”，就是她所在的部队。但在一次突围中，吴女士不幸被捕。在日寇的严刑拷打下，她坚贞不屈，决心以身殉国。可就在临刑前，打入敌伪内部的袁殊同志设计将她救出，并安插在自己手下。吴女士并不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于是袁殊常常“一时疏忽”将重要情报落在桌上，吴女士秘密复制后通过专门渠道送达组织，多年来吴女士身处敌营巧妙周旋，为抗日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在五十年代，因受潘汉年案子牵连，这位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不仅失去党籍，还被划为右派，之后又丢掉公职，沉冤达三十多年。1978年袁殊平反出狱后找到吴女士，将实情汇报于组织，在胡耀邦的直接关心下，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的抗日战争七十周年胜利纪念活动中，九十多岁高龄的吴女士光荣获得了中央颁发的纪念奖章。
张女生与她的母亲，这两代女性的遭遇十分相似，她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是在冤屈中度过的。有人说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就是两例。但是我们不能说她们的青春都已经虚掷。苦难也是一剂营养，它能栽培出芬芳奇异的花朵，这两位女性的生命因苦难而变得更为充实，张女生的异彩人生就是从美丽园的铁窗中开始的。

十、死亡零距离

张女生因腰部受伤，只能趴着睡，可是她的眼睛没闲着，她在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是一栋半埋在地下的钢筋水泥建筑，除了那扇沉重的铁门，天花板下还有一方窗户与外界相通，可是窗户太小，又接近地面，狭小的空间，几乎都给冬青树的树叶塞满了。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六六六粉的浓浓气味，令人窒息，张女生决心将这扇铁门打开。
张女生挣扎着从地铺上起来，她靠在门上，用拳捶，用脚踢，并大声喊叫，这时张女生已经绝食达七十多小时，她尽着最后一点力气坚持闹，最后终于将专案组闹烦了，只好过来谈判，在张女生答应停止绝食以后，铁门打开了。
张女生来到外面走廊上，这才发现，这里面关着不少人，有本院的师生员工，也有院外的陌生人。张女生不清楚他们犯了什么案，只见他们一个个神情十分沮丧。一个姓胡的处长坐在地上呜呜地哭，说他关进来不要紧，可家里九个孩子怎么办？另一个冯文志，是演出科的造反派头头，还是院革会委员，他正激动地走来走去，精神极为亢奋，张女生很为他担心，上前劝他冷静。冯文志伸手向门外一指，大声说：你听，我能冷静吗？张女生侧耳一听，不远处果然传来了批冯的广播。没过几天冯文志吊死在厕所窗台上。
那天是表演系的胡女生值班看管冯文志。冯说要上厕所，胡女生就将他带到学院前门房的厕所，在门外等候着。胡女生久不见冯文志出来，便绕到窗外去看，却见他已用电线把自己挂在窗台上。胡女生因为不能进男厕所，只好跑到大门口叫人，情急之下光打手势，却说不出话来。等人们明白过来进去救冯文志，却因他身高体重，一时间抱不下来。后来一名电工用老虎钳铰断了铁梁上的电线才将他放倒，但已经过了最宝贵的七分钟。
等我知道消息赶过去，冯文志正躺在大门口的担架上喘最后一口气，那脸色已经发暗。他被运去医院后，我就走进厕所，抚摸着他上吊的双股电线，将断口拼起，还挂上自己的脖子试了试，因为我不明白，他坐在窗台上怎么也会成功？也有人分析，他本不想死，只是故意作态以示抗议，没想弄巧成拙自绝于人生。
另一个谭立平同学的自杀更令人意外。
张女生自从停止了绝食，便不时有人偷偷给她送来食物。一次班上的钟女生将八只鸡蛋塞进她的枕头底下，张女生决定同难友们分享，于是她一个个地送，当送到谭立平同学那里时，铁门刚好没关，谭立平默默地对着一面墙壁坐着，张女生将鸡蛋放到门边一捆书籍上面，并朝他作了个手势，谭立平没有反应。张女生敲了敲铁门，他才慢慢转过身来，他的脸色极为阴沉，让张女生吃了一惊。
谭立平为导演系四年级学生，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风度举止很显得文雅。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他办了一份小报《革命楼通讯》，为转载各地的消息以及报章内容，类似于今天的报刊文摘，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后来他去舟山支援那里的革命，学院里久不见他的人影。最近不知为什么突然把他揪回来关进了隔离室。第二天谭立平上厕所回来，正好与张女生打了个照面，张女生悄声问他究竟为什么事，他摇摇头，惨然一笑，答道：说不清楚。
谭立平的囚室没有窗，那铁门也总是关着，它隔离了空气，也隔离了人气。一天晚上，谭立平用一根带子在床架系成个圈，把脖子挂了上去，再一屁股坐到地上，等早上发现时，他已经浑身僵硬。在他衣服口袋里找到一份遗书，竟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是欠我20元钱，让专案组变卖他的书籍还给我。其实那也不是我个人的钱，一年前我带了几百本《红画笔》画册去舟山卖，乘机一路上玩过去。谭立平住在定海一个地方剧团的楼上，我顺便去看了他，并把余下的画册给了他代卖。那天谭立平还陪我去看海，并拍了几张照。据说他的问题就是在海防前线拍照。谭立平的父亲是国民党文职官员，海外关系复杂，周围也有一些“问题朋友”。与谭立平共办《革命楼通讯》的一个同学去了舟山，凭着他高度的政治警觉，便怀疑谭立平有收集军事情报的嫌疑。
冯文志自杀之案，文革结束后需要有一个交代，时任革委会主任侯邦琪便顶其罪判获十三年徒刑。然而谭立平之死至今没有一个说法，仿佛上戏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学生。谭立平为人忠厚，同学们谈起他的死，总是唏嘘，觉得可惜。当年跟着办案的一名女生出于良心不安，最近写文章表示忏悔，并说出了一些真相。然而更多的真相有待于更重要的当事者站出来说明。这是对死者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谭立平自杀之前，地下室关进一个外单位姓傅的女子，傅女士一进来就哭，说自己15岁就参加革命，哪想到今天会被当作反革命被抓起来审查。傅女士越哭越伤心，怎么劝也不行。张女生见她心理落差太大，精神近于崩溃，怕她会出什么意外，很为她担心。
这时，恰巧革委会副主任马同学下来巡视。马副主任不知为什么脾气很大，他一个个房间视察，一路训斥过来。待走到张女生面前忽然住了口，那眼睛也没抬起来。马副主任是舞美系一年级学生，年纪小，思想单纯，张女生把他当作小弟弟，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如今突然面对，马副主任有点尴尬。张女生见他没有恶意，就提出让傅女士搬过来与她同住一屋，马副主任两个房间看了看，答应了。
这一下张女生有了伴，傅女士也心宽了许多，没过几天谭立平的尸体被抬了出来，傅女士目睹此情景顿时打了个冷颤，她呆立了半天，然后对张女生说：要不是同你在一起，我也会这样被抬出房间的。

十一、王惠敏老师之死

在上戏文革期间的自杀人员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王惠敏老师。
王老师是我们系领导（前面提到过，我院党委宣传部江部长之妻），文革前对我的思想进步较为关心。1964年我们去青浦进行“四清”运动，她就在我们班蹲点。在她的主持下，我作为“重在表现”的典型被优先发展加入共青团。事实上我们班的新团员大都是在王老师的关心下加入组织的。王老师平时在同学面前不苟言笑，原则性很强，可我们不知道她还有另外的一面。
她原籍山东，父亲土改时被指控为恶霸地主，斗争会上判以死刑。没想一枪没打中要害，当夜血淋淋爬出刑场，被女儿藏匿了下来。这事文革中被揭发，王老师因此惨遭批斗，而后跳楼自杀。文革中人们还抄出她的日记，其中有一部分是对儿子的记录，从怀孕的感受，到小生命坠地，以及童年种种的可爱表现，巨细毕现，显示着她独特的母爱。王老师对父亲以及对儿子的种种挚情，说明她党性其外人性其内，是一个感情复杂的人物。
（上图：本文作者所绘文革漫画。））
1967年2月22日，《文汇报》发表我们以“红画笔”署名的一篇文章《要画革命画，先做革命人》，并且配发社论《文艺界要多几支红画笔》。由于《文汇报》的星火燎原战斗队为中国新闻界第一批杀出来的造反派，所以该报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在文革中成为仅次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中国第三大报。社论一出，“红画笔”立即为全国所瞩目，来自各地的信件雪片似地朝我们飞来。
来信多是催要漫画资料的，我们得满足他们。这时我想到了“牛棚”里的老师，他们多是能人，甚至是大师。闲着也是闲着，得发挥他们的专长。于是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规模化生产。果然不错，无论复制印刷粘贴装订，效率之高令人叹服。而组织人员操作这一套流程的，就是王老师。
每当我去“车间”提货，就要面对王老师。我们换了个位置，是她向我作汇报。还有不同的是，过去我向她汇报思想时，她总是斜睨着我，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这时候她抬头直直看我，声调还带点凄切，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我回避她的眼光走开了，以后尽可能让别人去提货。
1967年的年底，有人从山东调查回来，公布了王老师窝藏其父亲的“罪恶事实”，全院为之震动。接着，三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会，一些长期被她“迷惑”的人怒不可遏而对她动了手。那是个夜晚，我站在楼下，听着震耳欲聋的一声声吼叫，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敢上去。
第二天一早听说她自杀了。我急忙起床赶了过去。王老师卧躺在一栋小楼的墙角下，身上盖着一片芦席。戏文系的杨同学站在她的身旁，见我过来了，就将席子掀起给我看。王老师身体萎缩在棉袄里面，那脸已经变形。我凝视着她，不明白她怎么突然离开了人世。我不敢触摸她，就央求杨同学找一找她身上有没有遗书。杨同学翻开她的几个口袋，没有找到。
我仍然要探究她自杀的动机，就进屋上楼。据说她原在亭子间的水泥地上被勒令跪着写交代，后来她站起来，要求进房间去看一看孩子。这就是一个征兆，她的心中最放不下的应该是这一对儿女。大约在拂晓前，她走上三楼北面的厨房，爬出窗户，抓着一根铁水管登上屋顶。我顺着她的路径跨出窗外，仰看那尖尖的屋顶，惊讶她竟然能够攀援上去。我猜想，她在纵身跃下之前一定有过极不寻常的思索，或许那遗书就塞在某块瓦片下面，可是我终于没敢去找。
我接着下二楼走进房间，王老师的丈夫、原党委宣传部江部长一把捉住我班闵同学的手，泪流满面地道：小将救救我！救救我！
这之前，我们班的老造反派动议将江部长解放，并结合进革委会。虽然运动初期江部长镇压过造反派，但我们觉得他身上有着一般干部难得的干劲和激情，只要认识了错误，还是可用之人。为此我们班将江部长带去崇明，在三秋劳动中进行考察。可没想赴山东调查的人一回来，形势发生大逆转，江部长不仅家破人亡，政治前途也彻底无望。
这里我还要说一个细节：我是与闵同学一起走进房间的，我先一步走到江部长面前，正想同他说话，可江部长没有理我，他转过脸一个劲地朝闵同学求救。说明在这痛苦欲绝的时刻，江部长仍然清醒地认识到，他应当同我保持距离，因为我和他的妻子都有一个同样的父亲。
我和王老师同样有一个被处决的父亲，可我和她的情况却不尽相同。父亲被镇压时我还在童年，对过去没有太多的留连，对将来也缺乏应有的想象。而王老师却已经成年，借一句司法用语，她拥有了独立意志。她必须在父亲的生死关口作出抉择。她选择让父亲逃生，也就埋下了自我毁灭的隐患。很难想象这几十年中，因为出身所累，她曾经有过多少艰辛，和付出怎样的代价。后来她发现了我这个“同类”，多年来她关注我，同时也一定在研究我，在近距离内观察我。我很清楚，每当她斜睨我时，正是在用心地倾听着我。1965年暑假，我独自步行去无锡走了个来回，系里传开后，有人觉得我这行为有点古怪。这事被王老师知道，便找我谈话，问我的动机。我说这是学习毛主席，他老人家青年时代常常有过这样的“游学”活动，并拿出一本《毛泽东自传》小册子来证明，那上面印了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的一个章节。王老师似乎不太放心，将小册子拿去马列主义教研室作鉴定。鉴定结果出来了：此书作者为资产阶级，观点立场不一定正确，不能当作经典来学。于是将书没收了。
回忆起当年王老师与我的一次次谈话，面对着我那股子狂热劲，听着我在入团审批会上对父亲的愤怒讨伐，很难想象她当时的心情，是赞赏还是同情？是嘲笑还是惋惜？
王老师死后，我一直没有停止对她的怀念。1977年，在她去世十周年之际，我写了一篇《地行记》，想象着我与她在地下相逢，进行了一场跨越阴阳两界的谈话，而这已是后话。

十二、最后一个学生堡垒被攻下

我们这批学生于1966年6月亮相于文革舞台，为全国高校最早冲杀出来的造反派之一。历经半年的惊涛骇浪，最后作为胜利者，接管了学院的行政权力。
在不久之后的1967年“一月风暴”中，上海众多高校的造反派因卷入“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而纷纷落马，其组织也被边缘化，而上戏革命楼却能够屹立不倒，究其原因，恐怕有两条：
一是革命楼个别首领虽然在炮打期间曾经动摇，但能够吸取教训，在随后对赵全国等上三司成员的清查中，立场鲜明，出手果断，从而获得了上面的信任。1968年上海又发生“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当炮打派的市革委会政宣组长朱锡琪率领《文汇报》星火燎原战斗队与徐景贤当面交火之时，我学院出席会议的代表坚决站在徐景贤一边，并带头呼喊“打倒朱锡琪”的口号，此举更表明了我们的拥张立场。
二是革命楼内部虽然有着各种矛盾和分歧，但主流群体能够顾全大局求同存异，表面上维护着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所以全国大多数造反组织因内耗而元气大伤，纷纷失去了执政能力。而上戏革委会能够维持着权力的正常运转，并在全院师生员工中保持着一定的威望。
1968年8月，工宣队开进各高校，在老人家“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新最高指示下，纷纷从学生手里夺走了领导权。但工宣队在上海戏剧学院却遇到了麻烦，学生不仅不交权，还几度占得上风，逼令工宣队领导当众检讨，甚至是痛哭流涕的检讨——这成为那个年代独一无二的政治景观。
一年半以后“一打三反”运动掀起，这场运动的目标还是学生造反派，不仅要学生下台，还要算造反历史的旧账。自1970年3月起，我院66、67、68届分散在三个军垦农场的造反派骨干包括我在内，一个个被整得死去活来。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留在学院的69届学生却越战越勇。这年7月，当泰州农场被宣布隔离审查的侯邦琪押送回上海时，小将们获知消息，居然冲进北站将其劫下，接着前呼后拥迎进学院，上演了二十世纪上戏版的“拿破仑百日复辟”大戏。
这情形延续到1971年，在市革委会王秀珍的直接过问下，一支以黄教导员为首的工宣队大军开进学院。1971年3月5日深夜，侯邦琪被突然“传讯”，当大群民兵头戴藤帽手持长矛前来围捕侯邦琪时，侯邦琪房门紧闭，并将一把菜刀剁在桌上声言抗捕。后经学院保卫科两名干部好言相劝，侯邦琪这才开门就擒。
侯邦琪被捕之后，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席卷全院。工总司与林彪党羽王维国联手狠整上戏造反派，小将们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一个个被押进囚笼。
中国最后一个学生造反派堡垒终于被攻下，美丽园于是呈现出本文开头描绘的那种沉寂场面。
然而美丽园的沉寂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一群小将风风火火了五个年头，今天关进了铁窗，终于被强迫安静下来，并且有充足的时间反思这五年来的所作所为，从而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另一种思考。

转自《昨天》第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