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芳：追忆我的伯父“大右派”李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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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我的伯父“大右派”李康年

李传芳/口述   董芷林 杨之立/撰稿

董芷林按：李康年（1898—1964）先生，曾是鼎鼎大名的爱国民族资本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倡议组建中国国货公司，气节凛然，广为传颂，并开办萃众、中国钟厂、鸿兴三家知名轻工业公司。1957年，他因提出定息赎买需20年的议案，掀起轩然大波，被打为“全国工商界十大右派”之一，1964年死于中风。

我的岳母郑毓秀女士是李康年先生的外甥女。我婚后经常拜访李传芳舅舅，听他提及故人往事，无限追忆，不胜唏嘘。康年先生故去已有半个多世纪，谨以本文呈现传芳舅舅记忆中的他，希望能让读者重温李康年先生曾经的抱负、成就及遗憾，他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是同时代爱国民族资本家群体经历的一个缩影。

李家祖籍宁波，我曾祖父育有五子，我祖父行三，李康年的父亲李国磐行四，因为兄弟友爱，经常提及“五房”之说。后来外界有不实传闻：五房，一定是资本家李康年有五个妻妾，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他的丈人姓张，上代做过清朝的二品官，慧眼看中李康年年轻有为，将女儿许配给他。李虽然只有一个太太，却养育了九子二女（他共有十个成年子女，老大、老三是女儿，老八夭折），非常恩爱。李家家风严谨，有续弦的，但没有纳妾的，康年伯伯自然也没有。这个误会也成了我们家的笑谈。

根据《宁波籍的上海名人录》记载，叫李康年的宁波老板有三个，其中有开煤油店的，经常张冠李戴，其实确有其人，却并不是他。

幼承庭训  儒商本色

按照家谱，“兆英启贤良，传家惟孝友”，李康年是良字辈，原名良康，字康年。我父亲李良鸿过世较早，我们家受康年伯伯关照较多，走动较近。伯伯的七个孩子都是读医科的，我在大同大学读工科，当时大学都是走读的，课程比较松散。1952—1953年期间，我经常到伯伯那边帮忙。当时他身兼诸多社会职务：上海市黄浦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民建委员、工商联第四大组组长等。第四大组多数是百货业和轻工业的民族资本家，时常举行聚会讨论，需要签到、记录、写提案征求其他组员意见，这些不是公司事务，不能由他所在公司派人负责，所以就由我来承担。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康年伯伯子女中，年长的去了外地读书，年幼的还不太晓事，反而我在他身边看他为人处事，知道许多内情。后来，他还交托我一件事：修订家谱，其间我们也有很多接触和交流。出于这几层原因，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

我祖父在宁波经商，其他四兄弟都是读书人。四叔公李国磐是廪生，可以向国家要一些津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垮台，家里失去了经济支持。此前科举也取消了，很多人寻求新出路，兴起一阵出国热潮。李国磐有过赴日求学的想法，最后未能成行，只能代写文章为生。受家学熏陶和严父教导，康年伯伯读书较多，国学根底好，写文章和写字都很漂亮。在同时代民族资本家中，他是比较有文化的。他们家三兄弟，他居长，考虑家里负担重，很快就从商了。

1913年，经过我祖父介绍，康年伯伯进宁波大昌纸号当学徒，满师后任该店司账。他算盘打得很好，在任职期间，能锐意改革，采用当时尚属罕见的改良的中式账册记账。1921年，伯伯进宁波棉业交易所任秘书，任职四年。1925年，经一位律师介绍，到上海，在爱国实业家方液仙独资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任总务科长。方先生志向高远，化工社出品“三星牌”家用化学品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蚊香、牙膏等，与洋货轻工产品相抗衡，现在的上海牙膏厂的底子就是化工社的。因为伯伯办事比较得力，得方先生器重，也逐步结识方先生的好友黄炎培、胡厥文、蒉延芳、徐永祚等工商界名流。

国货公司与实业三厂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康年伯伯愤而写下座右铭：“忍令上国衣冠沦为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表达自己矢志抗日的精神。他即与国货工厂联系，共有中国化学工业社、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华生电器厂、鸿兴布厂、华昌钢精（铝制品）厂、中华珐琅(搪瓷)厂、亚浦耳灯泡厂、华福帽子厂等九家参加，组成“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于1932年“九一八”事件一周年纪念日正式开幕。

由于当时老百姓在爱国思想的激发下，都愿买国货，故生意十分兴隆，营业始终不衰。伯伯由此看到了长期固定设置国货销售商场的发展远景，再次起草了一份筹设中国国货公司的计划书，又得到方液仙、李祖范等人的同意和支持，筹集资金10万元，并租得南京东路353号、哈同名下产业大陆商场（后改名慈淑大楼、东海大楼，今三五三广场）的铺面和二楼，取店名为“上海中国国货公司”，于1933年2月正式开业。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方液仙，然方先生业务较多，实际事务多交由身为副经理的康年伯伯打理。

中国国货公司有过辉煌的历史。当时时局严峻，为了自保，永安和先施立马在香港注册了美商身份，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所以日本人不能动它们，新新的老板李泽则依靠了日本人，所以四大公司中，中国国货公司气节凛然。上海沦陷后，方液仙拒任汪精卫政府实业部长，于1940年7月25日惨被特务杀害，时年仅47岁，令人扼腕！失去了方先生，又逢局势恶化，康年伯伯只能独挑大梁，多番斡旋，苦苦支撑。1941年，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他们对抵制日货的国货公司早已恨之入骨，不断派人滋扰生事，甚至指使人在店门口放手榴弹威吓。

中国国货公司的创办是康年伯伯协助方液仙先生，他算是资方代理人。后来上海发展了一个南京路总店，两家分店分别在太平桥（今新天地太平湖公园）、新闸路，长沙也有一家分店，由康年伯伯的弟弟李庆新（李良骏，字庆新）主持，长沙大火后又搬到了广州（今湛江）。在民族轻工业的振兴上，他又办了三家很有影响力的公司：萃众毛巾厂、中国钟厂、鸿兴袜厂。康年伯伯办厂，有两大特点：第一，他特别注意质量；第二、秉持先进的经营理念，具备现代化管理的雏形。例如：他将工厂和办公室分开，自己管办公室，工厂的具体事务则由厂长管理；三家厂生产的产品可以直接在国货公司售卖，上下游无缝对接，这是做产业链的思维。

萃众毛巾厂，康年伯伯是董事长，外甥林炳炜是副经理。现在的毛巾经常发硬，但以前是从不发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做毛巾的经纱和纬纱不是同一支纱，他规定16支作经，20支作纬，32支纱起毛。毛巾既要讲究厚度，也考虑手感，粗纱比较牢固，但容易发硬，所以起毛的纱比底板的高一档，这样做到手感柔软而底板又非常牢固，既柔软又耐用。其中货号为414的毛巾特别畅销，又因414与上海话“试一试”同音，成了一个活广告。

中国钟厂，原名中国钟表厂，也想做当时国人不生产的表，后来专做钟。老板是王宽诚先生（1947年后迁居香港），新址在金钟大厦（今乌鲁木齐路肇嘉浜路），老厂在徐家汇路一带，康年伯伯是总经理，“中国钟厂”四个字招牌是他亲笔题写的。当时的钟上发条走一个星期就松弛了，他聘请了工程师阮顺发设计制造轴芯细、摩擦力小、上一次发条能走15天的“三五牌”挂钟、台钟。上世纪60年代，“三五牌”的钟需要凭票供应，与永久牌脚踏车、蝴蝶牌缝纫机并列为年轻人结婚成家必备的三件套。

第三家是鸿兴厂。1937年间，在上海生产“狗头牌”纱袜的鸿兴袜厂，因经营不善而遇到困难，康年伯伯集资接办，任董事长，经整顿后销路大有起色。狗头牌是真丝袜子，十里洋场，女生穿旗袍都配这种袜子，是很时髦的，但二战后尼龙袜崛起，因为造价便宜又不易破损，很快取代了真丝袜，所以后来这个厂没有了。

这三厂的办公室兼发行所，包括核心成员副经理、销售人员（过去叫跑街的）等都在南京路国货公司的对面，康年伯伯一面坐镇国货公司，一面随时可以抽空徒步去办公。一般老百姓买一双两双袜子都去百货商店买，但百货商店或者其他厂家来批发提货，就来找这个办公室要提货单，凭提货单去厂房提货，厂房则由厂长负责管理。萃众、鸿兴、中国钟厂经康年伯伯申请，1954年被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变成三厂联合办公，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办公室迁移到了厂里。

康年伯伯一贯坚持产品质量至上的生产原则。化工业在工艺层面涉及酸碱物质的漂白、处理和排放，总离不开水。有一次，毛巾厂里突然停水，副经理着急得不行，因为生产中的毛巾浸在池子里，表面上还可以用，实际上内部已经脆了。康年伯伯立马和水厂商量解决问题。

成了“大右派”

新中国成立前，康年伯伯虽表示“不问政治”，但国货公司有两个员工是地下党员，后来去了解放区，他是心知肚明并且给与掩护和资助的。我亲耳听他提及一个细节，新中国成立初上海市某局长在开会时让他坐在自己边上，该局长说，当年领导化工业斗争的就是我，我知道你是帮助过我们一些同志的。实事求是地说，康年伯伯当时没什么左派倾向，但他觉得国民党抓人肯定是不对的，和当时大学校长保护地下党学生一样，大多是出于人性本善。

1949年后，因为康年伯伯抗日爱国的行为尽人皆知，所以初期是颇受党和国家信任的，但是后来情况出现了微妙变化。首先，是中国国货公司经申请批准，于1952年夏停业，职工由政府安排转业。当时百废待兴，大家手头都没钱买百货，国货公司一直亏损，康年伯伯申请停业。因为国货公司大名鼎鼎，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当时上海市政府这边希望他迎难而上，继续经营下去。但康年伯伯在商言商，认为自己要对股东负责，还是要求停业。上海市政府最后无奈，接手国货公司继续经营，但对他是颇有怨言的，认为他不懂政治，不顾大局，将困难和负担转嫁给了国家。这件事也埋下了一个隐患。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对私营企业采取赎买政策。国家提出，对企业估价后，以一年5%的定息赎买收购，实际上后来算下来给了康年伯伯大约10年定息。

1957年，康年伯伯在上海第二届人代会上提了一个议案，提出既然一年5%定息，那么就要赎买20年。这是一个商人的简单逻辑。他还提出了操作性层面的要求，建议政府给他发一个凭证，上面写明年限和指定、领取定息的银行。这个议案顿时引起轰动，上报中央，李维汉邀请他去北京开会商讨，媒体纷纷采访他。他以为那是好事，还对《新民晚报》的记者高兴地说：我明早第一次上北京，还装修了一下门面（即补牙）。

后来到了北京，康年伯伯才知道自己的议案引起了很大不满。这个事情康年伯伯太顶真，招致很多批评。他辩解道：我也不是为了个人，我的子女都不是商人，都是从医的，并没有再从事剥削别人的职业。但这样一说，批判的逻辑突然转向了更严重的方向：既然你不是为了自己，就是为了你整个资产阶级，转为“不从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立场考虑问题”。后来看情况不对了，他就把第一条赎买20年的建议撤销了，但马上又赶上了“反右”运动。1957年，康年伯伯成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工商联十“大右派”之一，牢牢戴上了帽子，心里很着急。后来处理方案下来，他从公私合营萃众毛巾厂的总经理降成总务科长，工资从四百多元跌至八十多元。

康年伯伯的压力不但是经济方面的，更因为他觉得自己连累了孩子。伯伯进京时，二子是外交部的医生，四子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康年伯伯是宁波人，普通话不好，他们替他在会上读了材料，因此也都被打成“右派”。二子后来返回上海，几经沉浮，最后在第九人民医院工作。四子去了甘肃，最后回到上海，在静安区防疫站退休。虽然结局尚可，但经历了很多波折。最小的儿子被安上了“组织反革命”罪，还劳动改造。精神和经济的双重打击，导致他的身体状况也一落千丈。

1958年，康年伯伯参与了“劳动改造”，一起“劳改”的还有复旦大学原教授、“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那时我已经毕业去当教师了，和他没有以前走得近，但每年还会定期去看他。很长一段时间，康年伯伯家里经济来源是靠长子，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科，1949年前就到美国做了医生，经常经香港，通过中国钟厂老板的路子寄钱到上海。1961年，康年伯伯摘帽了，但还是“摘帽右派”，他一直郁郁寡欢，1964年因中风在上海去世。没赶上“文革”，也是他的幸运。到了1977年，他的被错划右派问题，方得到复查改正。

康年伯伯故去多年，后代散居中美各地。我多年受他爱护，回想往事，感慨良多。现能将我所知的他的故事说出来，让大家更多知道李康年对中国国货业的支持与贡献，感到很欣慰。


（口述者李传芳为李康年侄儿、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原局长，撰稿者董芷林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书画研究社特聘研究员，杨之立为《世纪》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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