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而复：求实的乌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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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的乌兰夫

周而复

　　1942年冬，我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文协分会（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写作一段时间，组织上调我和艾青、杨朔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在党校三部，参加整风运动。
　　在党校一部，我认识云泽（乌兰夫）同志。他为人忠诚，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襟怀坦白，肝胆相照，接触几次以后，我对他十分敬佩。当时，他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委员会主任。他是中国民族工作的一位杰出的领导者。

一

　　1945年11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乌兰夫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各盟、旗等蒙族代表大会，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内蒙古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群众团体。次年4月3日，在承德他又成功地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四三”会议，将内蒙古东部和西部的自治运动统一起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推动自治运动健康发展。1947年5月1日，在乌兰浩特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选出临时参议会与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宣告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区的诞生，为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范例。《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组织大纲》的颁布，使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初具规模。
　　从1947年到1966年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都是在乌兰夫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政策方针进行的。周恩来总理赞扬内蒙古自治区为全国的模范自治区；为全国民族工作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互相帮助，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是乌兰夫在民族问题上始终如一的基本思想。在内蒙古民主改革中，他提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等一系列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政策，团结了少数民族各阶层，保证了民主改革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提出对牧主实行如同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样的赎买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上要“稳、宽、长”，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努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梅毒，制止人口下降的趋势，保证内蒙古人民健康成长，有效地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经济，抵制乱开垦牧场，保护牧畜业，建立以包头工业基地为中心的内蒙古工业体系，使内蒙古由贫困落后逐步走向繁荣昌盛，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团结蒙古族各阶层，加强蒙、汉和各族间的团结。
　　根据多年领导民族工作的经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之际，他发表《民族区域自治光辉历程》鸿文，论证我国民族关系六大特点，说明我国为什么只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能采取其他政策：第一，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长期存在，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基础；第二，民族杂居和相依共存的状况，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利条件；第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民族联合是民族解放的前提，维护国家统一是确保民族自由的前提；第四，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形成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力量；第五，各民族人民长期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创立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基础；第六，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实现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保障。因此，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历史的选择，合乎国情，顺乎民心。
　　乌兰夫特别重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没有完善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难于落实，必须用法律来确认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贯彻执行。他向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他奉命组成起草小组，亲自领导。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易稿17次，凝结乌兰夫心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施行了。

二

　　1944年延安整风学习尚未结束，周恩来同志约我谈话，调我去重庆《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工作，以后又派我到香港工作一段时间。1950年3月，我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到北京出席全国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才又见到乌兰夫同志。其间，我们六年没有见面。这时，乌兰夫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民委党组书记和副主任委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内蒙古分局书记。他主要工作在内蒙古，但也常到北京处理中央民委事务。他常和周总理和习仲勋副总理欢聚。习仲勋和乌兰夫是多年战友，他请周总理和乌兰夫副总理欢聚时，都邀我参加，共度周末愉快的生活。1961年春节，乌兰夫邀请习仲勋夫妇和我与曹禺夫妇前往呼和浩特参观访问，我和曹禺参观了王昭君墓，经过大青山、大草原，到了达茂联合旗乌兰图格人民公社，会见这个社一位蒙族老汉乌力吉景成。他过去是双重奴隶——不仅是章?（过去的保甲长一类人物）的奴隶，也是主人的奴隶。解放后，翻身做主人，享受内蒙古自治区的平等和睦愉快幸福的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十年动乱”的空前浩劫降临大地，在反革命“四人帮”迫害摧残下，少数民族地区未能幸免，祖国大地更加受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乌兰夫了解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受到林彪、“四人帮”严重摧残，长期同我党合作的党外朋友遭到迫害，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有关人民团体被迫停止活动。这时统一战线系统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面临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重要关头。
　　乌兰夫不顾年高体弱，根据中央落实政策的指示，为恢复和重建统战系统机构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左”的错误思想相当严重，干扰党的政策落实。他排除“左”的干扰和种种困难，妥善解决“文革”遗留下来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他首先组织统战系统有关同志，研究恢复统战机构和统战工作问题，随后亲自主持统战系统全体干部会议，消除派性，加强团结，统一思想，落实干部政策，为大批长期蒙冤受屈的统战干部平反，恢复工作。瘫痪了十年之久的中央统战部，迅速恢复了正常工作。
　　他接着提出恢复各民主党派与工商联工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希望他们尽快恢复工作。胡厥文、胡子昂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听了乌兰夫讲话，无不情绪激动，欢欣鼓舞。乌兰夫亲自草拟报告，向党中央建议：恢复各民主党派与工商联活动，开展工作。党中央十分重视并且同意。1979年，各民主党派与全国工商联分别召开中断十多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各自的方针任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才智的轨道上来，大力开展工作，在国家政治、经济、文教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机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十年动乱”中停顿了。1977年下半年起，乌兰夫根据党中央指示，积极参加和领导第五届全国政协筹备工作。修改全国政协章程时，有人主张政协机构限于省、市、自治区一级，不要向县、市发展。乌兰夫排除“左”的思想干扰，充分肯定人民政协机构的积极作用，坚决主张人民政协机构应有较大的发展，有计划地在省辖市、县逐步建立人民政协机构，团结广大各民主党派与各界人士，开展工作，贡献才智，为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奉献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乌兰夫同志大力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平反冤假错案，从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文革”期间，“四人帮”严重践踏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1978年下半年，乌兰夫派专门小组到上海等地区调查研究，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如归还被查抄巨额存款和其他财物、被占用住房、被扣减高薪，以及妥善安排适当工作，改善生活待遇等。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估算需款10亿元。由于“文革”破坏，国家财力困难，加上“左”的思想干扰，阻力很大。他从全局与长远利益出发，认为党的赎买政策，必须有始有终，说话应当算数。他亲自去上海调查，并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向党中央报告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若干政策的意见。党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告，并电示各省、市、自治区切实贯彻落实。原工商业者闻讯，奔走相告，热烈拥护，欢欣鼓舞，赞扬中国共产党讲到做到，说话算数，大大调动了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十分良好的影响。

三

　　1957年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是建国以来制造的一次最大冤案。全国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有不少党的高级干部、专家、学者、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本人受到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改、劳动教养等处分，家属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酿成全国规模的悲剧。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错划右派分子的平反改正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乌兰夫亲自过问历史上长期遗留的这个重大问题。最初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民政部联合制定一个文件，提出凡本人申诉的右派分子可以复查。乌兰夫认为这一做法不符合党中央关于坚决、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他召集上述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修改原来决定，重新制定彻底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文件，并在中央统战部设立上述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办公机构，处理此事。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1978年6月，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合拟订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明文规定：“凡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而被错划了的，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后，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改正右派工作于1980年结束，除极个别人由于各种原因未予公开改正外，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曾受到错误的批判，把“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等帽子强加在他的头上。“文革”中，康生、陈伯达和“四人帮”沆瀣一气，将中央统战部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扣上“执行投降主义”的帽子。继李维汉接任中央统战部长的徐冰和广大干部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徐冰冤屈致死。乌兰夫主持统战部工作后，首先从思想上拨乱反正，为统战部门工作平反。1979年2月，中央统战部向党中央报告，经党中央批准，正式宣布为李维汉同志平反，摘掉强加在他头上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等部门“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极大调动了广大统战干部的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乌兰夫同志天各一方，互不了解对方的遭遇，诚如苏东坡所说的那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林彪和“四人帮”强加给乌兰夫许多罪名，其中一条罪状，诬陷乌兰夫秘密建立“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内蒙古大人民党”，在内蒙地区大抓“反革命的内人党”，乌兰夫首当其冲，蒙冤受屈，遭受种种折磨，更严重的是蒙族广大干部和无辜蒙族同胞广受株连，冤屈致死者数以万计。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提出在我党领导下，在内蒙古首先开展自治运动，以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的形式，团结各阶层，广泛发动群众，待条件成熟建立我党领导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方针。乌兰夫受命由延安去内蒙古。这时由原伪蒙疆法院院长补英达赖为首在西苏尼特旗建立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乌兰夫带领一批干部赴西苏尼特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少数人分裂祖国的企图，争取多数，吸收进步分子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以釜底抽薪的办法，使这个“临时政府”解体。在此期间，周恩来称赞乌兰夫是“单刀赴会”，胜利完成任务。
　　内蒙古东部地区少数人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内蒙古国民革命党，1927年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后被第三国际宣布解散。此时，上述少数人和伪满洲国兴安省一些高级官员重新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少数追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蒙古青年也加入了。该党还建立“东蒙自治政府”。为了争取这支力量，中共中央西蒙分局曾派人进行大量工作，乌兰夫赴承德，亲自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自治政府”谈判，即“四·三会议”。这次谈判，主要解决内蒙古革命由谁领导和实行什么样的自治问题。乌兰夫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和内蒙古所处环境，各民族互相依存的关系，指出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它必须随着全国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在当时条件下，先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开展工作，时机成熟，再成立区域性的自治政府。经过乌兰夫深入细致的工作，使他们接受我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双方代表协商一致，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补充少数东蒙代表，并建立东部总分会，撤销“东蒙自治政府”。新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布自动解散。
　　周恩来高度评价乌兰夫这次卓越的功绩，既撤销了“东蒙自治政府”，又解散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没有用一兵一卒，也未动刀动枪。事实说明乌兰夫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贯彻执行党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它的影响远远超出内蒙古的范围。这一历史功绩将永远留在各族人民记忆之中。林彪和“四人帮”强加给乌兰夫的“罪状”，什么“新内人党”、“内蒙二月逆流”和“反党叛国集团”，完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否定所谓“新内人党”等冤假错案。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新内人党”、“内蒙二月逆流”等平反。我本人1986年也因一件冤案遭到批判，被开除出党。十六大前，经我申诉，党中央据此调查核实，予以平反，恢复了我的党籍。我衷心拥护和感谢党的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
　　乌兰夫对党忠诚，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执行党的政策，顾全大局，严以律己，宽厚待人。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是认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政策，按照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自觉维护全局利益。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总理对他说，志愿军需要战马。他立即把内蒙古一个骑兵师的马全部运往朝鲜前线。1961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紧张，他宁可自己领导的地区少吃一些，也要及时上缴国家粮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南方地区有些孤儿没有奶吃，他组织力量把一大批孩子接到内蒙抚养，像爱护、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专家、学者、作家到了内蒙古，乌兰夫亲自接待，介绍内蒙古情况，安排他们接触群众，深入生活，使他们了解党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当时内蒙古“民族埙篪真协睦，农田禾黍好收成”。（郭沫若诗句）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乌兰夫还关心作家从事文艺创作。曹禺所写话剧《王昭君》，就是习仲勋和我与曹禺应邀去内蒙古参观访问时谈起的，乌兰夫建议我们去参观王昭君墓等处。回到北京，周总理知悉我们内蒙古之行，他建议曹禺撰写王昭君话剧，歌颂我国各民族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因“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干扰，耽搁十多年，直到1978年7月曹禺才写成《王昭君》五幕剧。此剧上演时，由曹禺陪同乌兰夫和我一同去人民艺术剧院观看。乌兰夫盛赞《王昭君》剧本和演出成功！
　　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乌兰夫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处理国事，日理万机，工作更加重要和繁忙了。
　　1988年12月8日，82岁高龄的乌兰夫离别我们骑鹤西去了。他虽和我们永别了，但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坚持真理和民族团结、自治的思想及优秀的品质将永远活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责任编辑　方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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