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悦人：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信阳事件”

tuffy05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信阳事件”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4/142708.html


　　【简介】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①毛泽东同志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在哪里？②这个出发点能否推动毛泽东同志老骥伏枥，去发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本文结论：①毛泽东同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出发点在“信阳事件”。②1959年“信阳事件”中大量工农群众（及部分党员）非正常死亡，这足以逐步推动毛泽东同志在深入调查研究并力图教育纠正之后，根据实际情况，揭竿而起，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关键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源|信阳事件


　　【正文】

　　㈠前言
　　笔者作为一名1972年出生的，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长久以来相信这样一种‘官方’结论：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参考《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七章）
　　同样，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笔者长久以来相信党章是党员的行为标准。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初衷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反对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另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07年10月2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也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且，笔者也没有在这个版本的《党章》中发现任何有关“文革”或“文化大革命”的字眼。
　　显然，对于党员来说，《党章》的约束力要高于《简史》。所以，笔者以毛泽东思想为自己工作的指导原则，希望通过分析“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来看看《简史》中的结论是不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起源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欲动。
　　㈡材料和研究方法
　　⒈笔者不算长的人生和社会实践。
　　⒉长期以来“右派”对文革的批判，及近年来“左派”对文革的反思。
　　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笔者所能接触或听闻的部分）
　　⒋近年来毛泽东同志革命文献的逐步公开发表（如笔者从“乌有之乡”网站下载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合集，网络电子版）。
　　笔者的人生和社会实践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不到40年。幸运的是，从1972年到今日这38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社会剧变，只要不是智障，对每个经历者的灵魂，都应该有深深的触动。
　　在实践中，笔者已经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即便是只言片语，都像是颗颗明珠（有点儿像林彪的口气，呵呵）。对于文革，笔者开始也只是怀疑，为什么伟大英明的领袖，会在晚年犯出这么严重的错误，又是死人，又是经济崩溃边缘。如果是老年昏聩，倒行逆施，总也得有个过渡吧？为什么我们普通党员看不到这个过渡，而只看到那个结论。这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虽然对文革结论有怀疑，但是限于笔者的‘社会地位’，无法接触到相关一手资料，所以长时间根本无从主动分析，真是愧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幸好还是有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幸好还是有坚定的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这些同志应该能够接触相关历史档案，明证就是，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反主流的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这些同志，有的人称他们是“毛派”，有的人说是“毛左”，有的人说是“新左”。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就标新立异一次，姑且全部称之为“左派/左翼”吧。
　　诚如诸多“左派”反思文献中提到的，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历程，使“左派”们深刻体会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深刻体会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马列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笔者还不敢说用一句话来总结。但是笔者敢说，如果要想真正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设身处地，调查毛泽东同志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接触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搜集毛泽东同志之后的对策，进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维过程，才能彻底掌握。
　　通过学习，笔者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基，如果丧失“实事求是”这个根，就一定不是毛泽东思想。所以，笔者就运用这四字原理来分析文革起源问题。
　　㈢分析过程
　　首先，我们来点儿开胃菜，辩一辩“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始时间。
　　在互联网上搜索“文化大革命”，就其开始时间，我们会发现‘官方’的说法是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
　　大略一看这个通知，笔者得出结论：“文化大革命”绝对不是起始于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至少开始于1965年9月。在“五一六通知”的第一段，已经做了明确的表述。
　　“五一六通知”是针对1965年2月的“二月提纲”发出的，“二月提纲”又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针对1965年9月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提出的。所以，笔者说，“文化大革命”至少开始于1965年9月。
　　网上一搜，根据《党史大事记(1960年—1969年)》：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时间又向前推了！但是好像还不是文革开始的正式声明。
　　接着，笔者试图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合集（简称《文稿》）中寻找1964年7月之前的“文化大革命”启动证据，可是没有找到，可能的原因是《文稿》收集资料不全，或者相关历史档案尚未公开。
　　有趣的是，同样在《文稿》中，笔者发现1960年3月16日的毛泽东同志所做，“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手稿中提到：“…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某些人说起文革就谈虎色变，其实文化大革命的提法早就出现了。
　　说到这里，必定会有人质疑：“此文革，非彼文革！十年‘动乱’是意识形态领域向政治领域的渗透，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如果说刚才对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间的思辨是小打小闹，那么现在就要涉及本文的核心，就是讨论“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
　　但是，真正开讲，笔者心中又有些忐忑不安。笔者只是一名最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没有任何政工方面的高级学历，而且绝对没有勇气、没有能力拿着《党章》和《宪法》去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发言。所以，笔者又必须多说两句，首先是放低姿态，此下笔者的分析过程，一律以低一号字体显示；其次是免责声明，笔者的绝大多数思辨与结论的基础证据都是来源于网络，如果证据不周不实，笔者无法负责。笔者仅对自己的理性负责。

　　前面说过，笔者分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方法是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原则。以下就开始具体分析。

　　公认的范例：
　　⒈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⒉根据“实事求是”原理，必然有一些“实事”，促使党间阶级斗争扩大化，从而使共产党“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是”。
　　⒊“实事”是什么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发动了“四一二事件”，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然，左翼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对统治阶级的进攻，也是促使矛盾激化的必不可少的事实。

　　文革的起源：
　　⒈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及之后1966年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及之前1965年1月14日的“二十三条”，毛泽东同志敲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通战鼓。
　　⒉根据“实事求是”原理，必然有一些“实事”，促使党内阶级斗争扩大化，从而使毛泽东同志“求”得“无产阶级必须在党内夺权”这个“是”。
　　⒊“实事”是什么呢？

　　在下面的附录里，有笔者搜集整理的“信阳事件”前后的历史事实。笔者在其中搜索到了以下疑问的解答：

　　⒈疑：“信阳事件”中是否有大量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非正常死亡，也就是饿死？
　　　解：有。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李坚、李振海处长以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统计。他们在报告中说是饿死了105万人。这个数字，有人说多了，余德鸿说是少了。1960年底中央和省委的工作组进入，完全揭开盖子之后，不知做了更加确切的统计没有。

　　⒉疑：“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解：根据可见的事实，笔者分析，是党内右派的存在。
　　　就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人而言，这个最大的右派，经过彻底揭盖子，就是地委书记路宪文。这一点党内的右倾干部也是承认的。
　　　路宪文如果是左派干部，他可能会犯一些左倾错误，比如过度加速“人民公社化”。如果是左派干部中不太讲究“实事求是”的，在反右倾的大形势下，他可能会在发现自己的左倾错误造成工农群众生活饥馑时，瞻前顾后，隐瞒不报。但是，如果真的是左派干部，当发现工农群众（包括基层共产党员）断粮饿死时，绝对不会封锁消息、残酷镇压。
　　　路宪文肯定不是左派干部的左倾错误，借用毛泽东同志评价刘少奇同志的话说是“形左实右”，笔者认为其全称就是“表象左派的左倾，实际已经是右派”，比左派的右倾错误严重得多，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有些人认为“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同志犯了左倾错误。但是，只要长眼睛的人，就会发现，毛泽东同志对于工农群众的感情，毫不夸张地说，比山高，比海深，铺天盖地的证据俯拾皆是。毛泽东同志能坐视工农群众饿死而不顾吗？
　　　有些人说，之前1959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难道5000人不是人吗？为什么不见毛泽东同志的明确表态呢？首先，说这话的人是以今日的观点来做批判。作为工农群众，就请设身处地想一想，解放刚十年，蒋帮未灭，在统一路线原则下，我党容留了大量旧社会军队、警察和公务人员、罪大恶极的大地主亲属、其他大中小地主等等。粮食充裕时，我党没有任其饿死。一旦出现大规模自然灾害，工农群众尚且饥馑难耐，与当时人口850万的信阳同为地级地区，商丘加新乡的总人口怎么也超过1000万了吧？饿死5000人，只占不到万分之五，即便是几万人，也就千分之几，真正在共产党的阶级政策下，这里能有工农群众吗，九成九是地富反坏右，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人是被冤枉的。
　　　换一种方法说，假如确证是贫下中农的，饿死了一千，上报中央，毛泽东同志签收后，而毫不表态，笔者就不会再相信毛泽东思想。极端地说，哪怕是有一个，确证是守法的贫下中农，明明快要饿死，有条件救，而毛泽东同志知道后同意见死不救，那么，任何工农群众都可以怀疑毛泽东同志阶级斗争思想的纯洁性。
　　　再换一个角度，即便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就节节攀高的成绩面前，将计划预期有所提高，有些左倾，甚至即便没有后来“信阳事件”之前毛泽东同志自己已经主动纠正左倾错误的事实。基层党组在左倾路线下，执行计划遇到困难之后，如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原则，群众最多会过一段苦日子，信阳地区850万人的20多亿斤粮食虽然明显减产，也绝不应该饿死100余万，顶多请兄弟地区或省区周济一些，就像1959年春信阳还支援了商丘和新乡一样。

　　⒊疑：“信阳事件”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何关系？
　　　解：“信阳事件”反映出两个基本事实：党内基层干部素质欠佳、甚至存在右派；党内许多当权派干部右倾严重、甚至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凡是坐视工农群众（包括基层共产党员）饿死而不顾的共产党干部，绝对是党内右派。
　　　看着工农群众的苦难呻吟，党内左派干部只有少数正义直言，却长期被压制。多数忍气吞声，甚至沉默至死。可见党内的左派力量多么薄弱！
　　　“信阳事件”饿死大量工农群众的报告，最晚在1960年7月就由中央纪委分别提交了中央领导并河南省委。而河南省委于1960年9月20日才报请中央批准，撤销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党内外职务。当权派的反应太迟钝了吧，阶级斗争的敏感性哪去了？不是右倾是什么？

　　　再看看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10月26日，四大区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同志得到“信阳事件”的正式报告，之后一周开始，在一个月内连派8位同志，彻底取代原信阳地委领导中的7位。再之后两周决定从中央抽调万名干部，在全国范围内下基层，进一步深化民主革命。
　　　1961年元旦（农历庚子年11月15日），中央、省、地区三级近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信阳地区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各种权力。如此巨大的声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比较，也有过而不及。

　　　虽然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之后，“信阳事件”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可是，“信阳事件”无疑给毛泽东同志为党主席的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而且震耳欲聋。
　　　在公开场合，毛泽东同志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状况的基本看法开始改变了。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所以有问题他绝不会隐瞒不说；同时，毛泽东同志是一个“阶级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人，所以他说问题的时候绝对会注意分寸。
　　　毛泽东同志获悉“信阳事件”以前，1960年7月31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同志说国际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这是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反复论述这个观点。　　
　　　毛泽东同志获悉“信阳事件”之后，1960年12月2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同志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

　　　此后，毛泽东同志带领全党，开始长时间、大范围地彻底调查工农群众及基层党组的实际状况，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与党内右倾势力的明争暗斗，结合国外右翼势力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疯狂反扑，得出了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干部状况的客观评价，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群众未来可能变数的充分预期。
　　　随着党内左翼宣传力度的逐步增强，随着党内右倾势力对“文化革命”阻扰力度的增加，党内阶级斗争逐渐升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中明确指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其主旨与“文化大革命”的递进关系已经昭然若揭。
　　　因此，笔者认为，“信阳事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

　　⒋疑：“信阳事件”与“文化大革命”的必然联系，只有本文作者“理悦人”发现吗？
　　　解：非也。至少发现两位同志的观点与笔者接近，但他们只是说到“信阳事件”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系，而没有直接明确地将“信阳事件”与“文化大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
　　　金冲及同志等人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提到：毛泽东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包括像信阳事件那样的报告，对他震动极大。“五风”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这个问题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为他以后发动“四清”运动（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笔者注）的重要起因。
　　　“乌有之乡”网友“学与思”在文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场真正政治大风暴的前夜”中也提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传入党中央的惊人消息（即信阳事件，笔者注）触发了又一个对中共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 的核心指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㈣结语
　　本文结论：①毛泽东同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出发点在“信阳事件”。②1959年“信阳事件”中大量工农群众（及部分党员）被饿死，这足以说明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和必要性，这足以逐步推动毛泽东同志在深入调查研究，并力图教育纠正右倾，“兴无灭资”受挫之后，根据实际情况，老骥伏枥，揭竿而起，发动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关于“信阳事件”之后的调查研究之风、七千人大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早期文化革命（包括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卫生革命）、技术革命、及后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演化过程及其历史遗留等等，并非本文重点。
　　笔者对其历史也有兴趣，工作之余自然会再做调查研究。
　　笔者的结论能否成立，还望广大工农群众及左派同志批评指正。对于右派的奇特观点，笔者也有笑纳分析之量。
　　用一首毛泽东同志的词来结束本文吧。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㈤附录：
　　资料来源：（若有错漏，敬请指正）
　　支持、客观评价毛泽东同志的文字：①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②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③余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
　　反对、主观诋毁毛泽东同志的文字：①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②余习广“关于信阳事件的不同解读”；③驳周冰“谁是吴芝圃的后台？”；④《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⑤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揭“信阳事件”真相，作者：‘历史星空见天良’。
　　引用资料中，有的笔者做了一些文字的修饰，比如将作者文中的“我”换为其姓名。还有的做了删节，比如“信阳事件”揭批英雄张树藩对河南省委领导吴芝圃等人的猜测。
　　“信阳事件”前后客观事实汇总：
　　信阳地区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张树藩的文章说是56亿斤）。
　　1959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
　　1958年庐山会议之后，秋收之前。信阳地委召开党委会讨论秋收预产。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张树藩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张树藩说的也多了）。
　　1959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
　　1959年气候反常，春夏间雨水偏丰，夏季作物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夏秋间发生了严重的伏旱，从7月初开始至9月21日为止，80多天未降透墒雨，秋后继续干旱，全年缺水率达49%左右，不少沟河断流，塘堰干涸，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大秋作物无墒播种或未能适时播种，已种者有三分之一的绝收，三分之一的严重减产，三分之一的收成较好。
　　张树藩从1959年9月底就开始挨批斗，停止工作。
　　张树藩说：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要查处。
　　张树藩说：有—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样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
　　直到1959年ll、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
　　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天找张树藩谈话，让他即日起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张树藩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张树藩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20万到30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张树藩的汇报就感受到问题的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向部领导谈了张树藩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受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
　　1960年5月2日清晨到达济南。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谈了三次话，还参观了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1960年5月6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杨蔚屏说的是“一个丰产单位”而不是全县，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毛泽东这个提问，与其说有表示怀疑之意，不如说是要订实一下这个令他高兴的单产数字。
　　1960年5月6日、11日，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其实，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
　　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李坚、李正海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人数字比张树藩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
　　张树藩说：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
　　1960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以坚定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最后一天，他说国际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要坚信这一条。这是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反复论述这个观点。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处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但当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上仍然说：“两年来，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但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
　　河南省委报请中央于1960年9月20日批准，撤销了原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党内外职务。
　　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信阳事件的材料，26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这个问题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为他以后发动“四清”运动的重要起因。
　　不久（1960年11月3日至27日之间）又先后派戴苏理同志任地委第一书记，赵致平、丁石、乔甫、马剑、武人文、李振海、王光力、安克南共8位同志任地委副书记。原地委的9位常委除张树藩、邱进敏二同志外，其余全部靠边接受审查，彻底改组了地委领导班子。从此，信阳地区的盖子算是真正的揭开了。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张树藩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招待他们。就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张树藩记得很清楚。吴指着他说：“树藩伺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张树藩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翻谎言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说话了。
　　张树藩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张树藩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他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张树藩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这样，张树藩也就不说了。
　　1960年11月15日晨，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问题，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信中对当前农村形势作出严峻的判断，他说：“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限，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
　　1960年12月，毛泽东将该事件定性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1961年元旦（农历庚子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为了保证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从中直机关抽出骨干力量452名，中共河南省委也从省直机关及各个地区干部队伍中抽调出骨干1844名，新地委也从地区干部队伍中挑选了骨干1483名，组织了近4000人的力量，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社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各种权力。以如此巨大的声势，直接从中直及省直抽调那么多骨干力量，到一个地区参加夺权斗争，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比较，也有过而不及。
　　1961年元旦那天，毛泽东把该报告（指关于河南“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的报告）批发全国。全国都大搞起“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了。
　　刘少奇的态度，是一直主张严惩“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在河南省委讨论拟定了一个杀2万“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的计划。（见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8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张树藩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他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他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张树藩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下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张树藩没有服从省委、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他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张树藩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1961年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被河南造反派红卫兵从四川押解回来揪斗，老病死于1967年。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