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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4 03: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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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知情者言（下）
作者：景玉川
来源：摘自《饶漱石》附录
知情者言(二) 认识了陆兰沁后，我才得以知道当年饶漱石在上海时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同志的姓名，于是，我准备前往上海。
1994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刘廷臣，他先后曾给张鼎丞、饶漱石、谭震林三个人当过警卫员，当年一定是位十分机灵、忠诚、招这么多中央大员喜欢的小伙子。
兰沁给了我一个刘廷臣的电话号码，还好，一到上海就与他联系上了，他住在上海瑞金二路，瑞金医院近邻，有名的三井花园(励志社，现改为瑞金宾馆)也离他住处不远。我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他的家，九十年代上海住房条件还很差，作为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处级离休干部的他，所住的房子是在二楼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这里卧室兼客厅。当年虎虎生气的刘廷臣，如今也是老人了，但身体依然强健。见面后，他非常热情，给我提供了许多他亲历亲见亲闻故事，其中大部分我都在本书中引用了，作为三位高层领导的贴身警卫，他所知的内情较多，也真实可信。言谈间他不时对饶漱石的遭遇现出愤愤不平。他告诉我：
“我是山东人，1947年在胶东许世友部队，先给张鼎丞当警卫员，1949年进上海后，张调到福建去了，我就留下来跟他(指饶漱石—引者)，我之前还有一个警卫员叫党延校的。这个案子发生后，我们几个老同志都不满意。我对饶是这么一个印象：他不跳舞，不大看电影，发什么穿什么，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特殊，吃饭都是集体吃、门子也不串，星期天也不出去(我们警卫人员可以轮班休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他是以身作则，对他印象没有不好的……他到北京后，我留在华东局，给谭震林当警卫员。
本来出事后(应是出事前夕—引者)调张鼎丞当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后来张说算了算了，去了检察院(据查，张鼎丞任中组部第一副部长时间极短，一个月左右，大概还未上任—引者)。饶出事时，有人每天晚上去找饶漱石谈话。
大会也好，小会也好，我是警卫员，说他反党，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觉得不公正。饶在战争环境也好，建设环境也好，他没有单独做过一件衣服，单独领过什么东西……我们在山东，今天躲，明天藏，吃辣椒水，求啥?所以我感到他不平反，我心里不好过……上海一些老的，我们这些小的(指当年的警卫与工作人员—引者)都是这个想法。胡立教与他关系一般，当时是情报部(社会部)副部长，部长原来是刘晓，与饶关系比较好。
张鼎丞把兰沁接到他家，张老也吃了苦头。张老与饶老关系很好，张的秘书陆健比较正派。张老对兰沁的事很伤心，粟裕与饶关系也好，谭震林也说：“我在浙江与前线工作，不了解(饶的反党情况)……”饶与陈云的关系也看不出来。现在上海了解饶的人没有几个，胡立教肯讲的话会知道一些，当时饶的代号叫501……他出事后中央(调查组)来了解情况，我们说：‘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关系，只看牙齿找过北京路一位私人医生，这我们担保，其余他哪儿也没有去’!(说到这里，刘大笑)”
为了便于我在上海找到更多的知情人，刘廷臣还给了我一份当时华东局在饶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他们的地址与电话号码，这些老同志都已离休在家，一般都能找得到。此后，我就依照这份名单，一一去拜访我所要采访的知情人。
李宝贤是山东烟台地区栖霞县人，在第三野战军13纵队当连指导员时负伤，伤愈后被选送到华东军区保卫处，后来接替凌文英任饶漱石的卫士长。饶调北京任中组部部长后，1953年2月，他和饶的秘书艾丁一同返沪，李任华东局保卫处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来沪的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接待过许多头面人物。
他对饶漱石的看法也是很好的，本书引用过他的一些谈话。他说起他回到上海不久，饶漱石出事后在他心里引起的震动：
“半年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说是“高饶联盟”，在上海开会，陈毅发表了好多意见，原来有一本材料叫《高饶联盟反动罪行》很厚，我当时看了，很多事情我们不熟悉，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他的威信那么高，我们这些人搞警卫一点也不知道。毛主席我接待过几次，饶在北京工作时，我有一次守在电话上一夜。我感到我们这些领导人长年累月从风险中走出来不容易，我是当兵出来的，知道战争的艰难……见了那些材料后，他联盟搞什么我也弄不清。饶漱石办事很稳重，我跟领导这么多年，看的领导不少，觉得办事稳重的领导考虑问题就全面，我想也没有想到饶漱石会这样!他就与高岗接触过几次，也都是高岗来看他，所以我总感觉到(叹气)这么好的人!过去他有个叔叔来，他都不见(应是饶的族兄饶真泉，其祖父收养了饶漱石之父饶思诚。饶真泉土改时划为破落地主，“文革”中夫妇俩双双在厨房吊死——引者)。有一次我们警卫在大门口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我说不给他(饶)看，这事只有秘书(艾丁)和我知道。我对下边说，这恐吓信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怕，只是今后有什么人要见他(饶)，你们一定要让我知道”。(1994年3月份4日采访录音笔记)
李宝贤住在无兴路，这里离康平路很近，在喧闹的上海，此地有难得的安静。这位昔日的神枪手如今身体也很弱，他瘦瘦的，又患有严重的气管炎，说话很慢，谈话间不时发出微微的喘气声，不过从他的眼神与身材看出，年轻时一定非常精干标致，他对饶漱石一家充满了感情，他对我说：
“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兰沁，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出门。”
我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谈了很多他参与警卫来上海的中央领导人的事情，这些东西整理出来都该是上晚报或休闲刊物的好故事。当我说希望能见到胡立教时，他说一定帮我联系。
第二天，他电话里告诉我，说胡身体不好，不便于接受采访。
对胡立教的拒绝我虽有些失望，但心里很感激这位昔日的卫士长。
凌文英是河南人，离休前在上海化工机修厂工作。他在李宝贤之前任饶漱石的卫士长，那时还没有“卫士长”这个名称，而是叫警卫队长。在饶漱石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中，没有比凌文英不幸的了。1951年他申请去抗美援朝，离开了很多人想的饶政委警卫队长的岗位，去了朝鲜战场。谁知从朝鲜枪林弹雨中拼杀一通后，再回到上海，没过几年，他就被划成“右派”……这位1948年初华东局警卫队的队长，到离休时，还只是个科级干部。他住在江苏路65弄一幢普通居民楼的7楼，二居室，室内很简陋，受过重重打击的凌文英矮小、衰老，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首脑机关警卫队长的英俊之气一丝也看不见了。
我与凌文英刚坐一会，他的老伴买菜回来，客气而又热情。
凌文英说：
“我是新四军三师(黄克诚师)的，因家属问题抗战胜利后没有跟三师去东北，留在地方警卫连，后又到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并跟他们到了山东，后来又进了警卫队。
饶出事时，我们只能以“想象不到”来形容。从外表看，他蛮好的嘛……弄了半天，这样的人怎么能反党呢?前些时，我们还在一起，说饶漱石的事。高岗怎么样我们不清楚，饶漱石这人我们知道……说实话，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呀，“联盟”呀，都存在疑问”。(1994年3月15日采访录音笔记)
林钧堂曾是张鼎丞的警卫员，因为张鼎丞与饶漱石私交较好，工作上接触又多，所以对饶漱石也有所了解。林钧堂后来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回上海，离休前任上海机械专科学校纪委书记，住在万航渡路。
在我采访过的警卫人员之中，林钧堂的文化修养算是最高的了。
由于经历与政治文化修养的缘故，林书记给我谈了许多在山东的经历，只是在评介饶的“反党”一事上，他出言还是很谨慎：
“他(饶)这个事，我们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联盟’之类是存在疑问的，实事求是地说，是不大有这种可能的。
饶在山东没有什么闲空，他和别人也没有私交。
我在北京读书时，他出事了，我去看张老，兰沁也在张老家，张老对这件事也很吃惊。
向明来的时候我记得，他是师政委，刚从前线来，穿双长筒靴，张老找他谈，要他当鲁中区委书记，他说：‘还是让我到部队去吧。’张老说：‘没关系，还是边干吧’”!(1994年3月15日录音笔记)
艾丁跟随饶漱石6年多，作为饶的政治秘书，他应该知道很多历史真相，可是他不愿跟我多谈，采访时也不同意录音。艾丁是重庆人，1921年生，1946年在延安开始由组织安排到饶身边当政治秘书，1953年二月离开。
1994年3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我在上海外滩市政府大楼3楼337号房间采访了他，当时他是上海市建设委员会顾问。退居二线前，他任上海基建工程局局长，柯庆施当权时，他曾任上海市机床厂党委书记，还曾邀李宝贤去该厂当保卫科科长，因华东局办公厅保卫处不肯放李宝贤，此事才未办成。
事先与艾丁先生预约时，他不希望我上他家，而选在他上班的市政府大楼，我因此有机会走进这座名气很大的外滩市政府大楼。
艾丁个子不高，为人和气，也许因饶漱石的缘故他吃了很多苦头，所以即使不准录音，他与我交谈也非常谨慎。采访虽有一个半小时，但记下的事情不多，除前所述，主要还有这么几点：
一是在延安枣园时，饶漱石夫妇散步，陆璀去挽饶的手，饶不肯。俩人绊嘴多用英语;
二是薄一波“三反”“五反”期间来上海，作报告时，说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上海“三反”“五反”表示过不满，说上海右倾;
三是为饶的事后来他吃过很多苦头;
四是饶漱石后来有些不信任他，以至他也不愿跟饶说话;
最后，在谈到饶漱石事件性质时，他仍然客观地说：
“他的事，按理也应属党内的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兰沁一次来上海时，艾丁还宴请她，邀当年一起工作的人作陪。
我记不清1998年夏天我是第几次上北京，这次兰沁告诉我：她有一位小舅舅，听说我曾去上海为饶漱石的事采访了许多人，埋怨说：你怎么不要他来找我?兰沁的小舅舅叫陆熙昶，是陆璀的小弟弟，给饶漱石做过几个月的保健医生。
陆璀早已离婚另嫁，这一般人而言，像这种情况，陆璀的弟妹们都会冷淡前任姐夫，但陆熙昶不是这样，他心里对饶漱石一直很尊重。这位带着弹弓参军的新四军小战士，前些年从师级军医岗位上离休，现在也已华发苍然，年届70了。
第二次去上海，与上次采访刘廷臣等人相隔7年多，7年来上海的变化太大了，满城的高架路高架桥让我这个很少出门的人分不出东西南北。第一次赴沪是乘大轮，虽费时日，可旅费便宜，第二次则客轮不通，只能坐火车。幸好同车厢有一位在虹口区某公司工作的青年人，靠他的指点我算是顺利地找到了陆熙昶医生，他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上海一处干休所内。
陆医生说：
“我是从部队进的大学，1952年春夏在上海医学院读三年级，有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到北京去。到了北京，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鄣找我说：在华东首长中，饶漱石是一把手，你去给他做医生，护理他，这个任务很光荣，你要好好干……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与精神紧张，饶当时患有肾虚症，战争年代没有条件，进上海后，陆璀开始督促他去看病：“一天到晚总是工作工作，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顾，现在条件好了，你可以去看病。”当时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叫杨国亮(音)，他给饶看了病，饶也信任他。杨大夫给饶漱石开了针，据说可以壮阳。饶上北京后，组织上派我给他每个礼拜打针，因而这段时间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一点。
我到北京时，他还在北京医院住院(治颜面痉挛—引者)，刚好陈毅去看他，对饶说：“我们这些人，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多活几年，对党是有好处的……”饶后来到了颐和园。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保健大夫，只觉得在北京三个月我没啥事可做，每天就是督促他吃点安眠药，吃点维生素，打打针。我想自己此时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学习很紧张，放弃了很可惜。于是我要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不要占一个人，有什么情况，只要中央保健局派一个人就行了。就这样后来我又回上海了。
这几个月在北京，几乎整天有接触。他这个人讲话很少，谨慎，不如陈毅放得开，陈毅作报告我爱听……抗日战争年代，我很少看到姐夫，后来我调到军部一个卫生学校，陈毅来给我们作报告，他来了，我这才知道他住地离我们不远……在所有的人心目中，一直到现在，都对他非常尊敬，所以听说中央首长出事了，华东的人都没有想到是饶，都很吃惊……华东局干部对此都有看法，但不敢讲。
我去北京是因为政治上可靠(亲戚)，那年夏天去北京三个月，此事我以前没说过，出事后更不敢说。
抗战时期，我哥哥也到解放区去了，我去时16岁，哥哥20岁，他年纪大一点，受到上海社会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姐姐不喜欢我哥哥，比较喜欢我，觉得我比较单纯。我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张鼎丞给我开了一张条子：“该同志政治纯洁。”这句话很要紧，以后就不要什么审查了。
记得在黄花塘，一次黄昏散步时，跟在饶身后的警卫员蹦跳着，隋手抓住一只青蛙摔死在田埂上。饶回头对警卫员说：“青蛙是益虫，要保护”。弄得年轻的警卫员有些不好意思。
饶一天到晚工作，自己个人很克己。艾丁说：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大家走得很累，刚住下，饶就说要搬家，并且要马上就走，不然的话，国民党飞机就要来轰炸。后来他们搬家不久，果然敌人飞机就来轰炸了……?
我去(北京)时，“睡眠疗法”已经做完了，他找主席可能是在我来之前的事。我在颐和园时，中央首长都来看饶……批饶的材料根本不可信。
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好，所以后来讲“彭、高、饶”。高岗的表现说明他根本不会对毛不好，他只对刘少奇有意见。高饶出事之前几个月，毛泽东有时与高岗彻夜长谈，什么都说……?
1954年，饶还未抓时，我去了。那次是去东北出差路过北京，我去看姐姐，姐姐是听了传达报告的(指195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引者)，饶拿本书给我看，说：“毛主席很注重什么什么……”还教导我说毛怎么伟大……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对姐姐说：“这样一个对自己很克己，工作勤勤恳恳的人，说他有野心，野心从何而来?连吃一口白糖，也说国家很困难，别浪费了……”姐姐说：“唉，政治上的事，你不要讲。”她了解的情况多，当时希望我保住工作，要我不要过问这些事。
以后，很多年了，兰沁跟我见面多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谈彭德怀的惨死，陆璀听到了，问：“唉，你们在讲什么!”意思是说这些事不能谈。
八、九年以前，早已事过境迁，“文革”已结束，很多人都平反了，我们对陆璀谈起饶漱石：“像这样的有功之臣，怎么能这样就算了呢?”她就说：“饶这个人呀，也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水落石出!”
他们俩离婚，一般人奇怪，我早知道。在颐和园养病时，整个一个院子给了我们，还有岗哨。有一天，陆璀对我说：“这十几年不知怎么过的，简直是个木头人，一点都不照顾我，没有人情味!”我很吃惊，说：外面看起来，你们是模范夫妻，人家非常羡慕，他是留洋的，又是高级首长，你也是女强人(她风度非常好)……?
我问姐姐：饶在外国是个什么职务，她说：他什么也不是，就是普通地下工作者，办《救国时报》。陆璀那时罗斯福总统接见，周游世界各国，加拿大到了17个城市。组织上安排他们一起工作，关系很密切，陆璀那时身体不舒服，感情很脆弱，饶对她很照顾，可能就这样结婚了。他对姐姐很好，从来没有发号施令，姐姐也能管住他。有时，他坐在沙发上，姐姐说：你坐了这么久，该去散步了，饶不动，姐姐就来拉他，把他拉起来……
“文革”中，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上面说：建国初，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感到不趁心，毛正在考虑是否把刘、周放在一边，这时，高岗的事情发生了，毛最不放心高在背后搞名堂……我相信“文革”中这份材料是可信的，我知道高、饶俩人相交很少。
我今天讲饶漱石许多事，并非(我)与饶漱石是亲戚，现在姐姐跟他的关系已结束了，我讲这些，是为了对历史负责”。
采访李振田是1998年长江大洪水九江决堤的前一周，他瘦瘦的，胃已被切除了四分之三，精神仍然很好。李振田是山东人，15岁起为地下党跑交通，进上海后一直在华东局保卫处。菅荣斋接替李宝贤任卫士长前，原是拟定由李振田代李宝贤的，后有人提醒说他当时管的事太多(司机、警卫、其他服务人员)便改由菅荣斋去了。李后来也调到北京，最后在师级位子上离休，现居总政治部一干休所。
李振田告诉说：饶漱石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后，凡是饶身边工作过人的，都被集中起来在一起学习，为期一个月，称之为“肃情流毒”，参加者包括警卫员、司机、其他秘书、保姆、厨师……?
李说话有条有理，不紧不慢，他跟我谈了很多饶工作上，生活上的事情及其他大人物的故事，有些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
李振田还介绍了华东局领导的警卫情况：
“警卫员分好几层，一是贴身警卫，2个;一个叫卫士组，5个人，以李宝贤为主。(这有个演化过程，原先每个首长有个警卫排，饶说人太多了行动不自由，后改成卫士组)还有一个便衣排，归警卫科领导，负责门卫，还有一个传达员。
徐海东也是新四军的，对她(兰沁)父亲也不错，还有张云逸，张鼎丞等。叶剑英同她父亲关系也不错，那是在北平军调处三人执行小组时，饶是中将，不低于叶。我怎么知道?1951(?)年，叶从广东上北京开会，路过上海，没下车，饶去看叶，我和凌文英在，叶坐公务车(中央委员两节，候补委员一节)，饶把叶接下来，会面一个小时……?
陈老总调北京时就只带了二个人，一是张彦，一是王力。张彦原是松江地委书记，他老婆杨春(音)是副书记。杨曾是新四军党校教务长，张彦是她的学生。张彦长得漂亮、有文化，年轻有为，是华东局最后一位副秘书长，他老婆长得胖、黑。张彦到北京后是国务院外办副主任，“文革”中被整死了。王力是华东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的副处长，1938年是国民党一家反动报纸的编辑，打仗俘虏过来的，在上海，王力和我们在一个中灶食堂吃饭……”?(1998年7月31日采访录音笔记)
在1954年批判饶漱石的会议上，饶还有一条“错误”就是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饶漱石本人对这事坚决否认。
李振田谈到刘少奇到上海期间，饶在接待上确是有过“怠慢”：
“刘少奇夫妇那年来(1950年)住了大概一个月，他左右的人对生活要求比较苛刻，如叮嘱房里气温不得低于22度，不得高于24度，那时没空调，靠烧锅炉，这个温度很难控制。饶开初陪了几天，后来没有陪。对刘左右人员的特殊要求，饶总是一边叹气：‘唉，唉……’”(1998年采访录音笔记)
陆璀之弟陆熙昶也回忆说：
“上海解放后，刘少奇几次来上海，陆璀讲：“少奇同志来了，你也去陪一陪”。他说：“这次他是带夫人来，还有小孩，又不是正儿巴经的工作……”这件事有两种看法：一是首长来应陪陪;一是工作正常就不需要陪。这说明饶是正确的。”
知情者言(三)
姜廉是江苏金湖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3年就任科长，原为新四军老八团参谋局下属货物管理局直属所所长。1948年任安东市税务局局长，1949年进上海后任华东直属医院院长，后又当过饶漱石等华东局领导人的生活管理员。1959年北京搞“十大建筑”时，他被人从上海“借”到北京，负责北京展览馆的筹建工作。展览馆完工后，他就留在北京有名的“莫斯科餐厅”当经理，任北展饭店总经理，离休时，为北京展览馆党委副书记、副馆长兼工会主席。
姜廉是1943年的科长，到离休时也只是个处级，其间他一直与钱财打交道，工作几上几下，他处之泰然，做事一直是兢兢业业。离了休的他后被选为北京饭店协会理事，这是个很有光彩的位置，也是他几十年辛苦敬业换来的荣誉职务。
北京展览馆宿舍后边很空旷，姜廉住在一栋宿舍楼的四楼，住房条件很一般，他胖胖的，像位大师傅，和霭热情，他的老伴像是家庭妇女，和他一样，好客而热情。
姜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前文已述，谈起饶的“反党”，他说：
“他出事，我们莫名其妙。
他对我们挺好的，对外边人也挺好，到我们这里来的有陈毅同志和许多领导。没有事，打打弹子球，打弹子球姿式最好的是许建国，还有一个是潘汉年。晚上(他们)去汇报，打一打，我也参加，帮帮忙，都挺好。
那时兰沁、李敏都在这里玩，饶不许兰沁出去。
陆璀就是离婚这点不怎么样……”
?
蔡兆龙是安徽人，“7·7”芦沟桥事变后他在家乡的小镇参加青年抗敌协会，后又加入文工团，唱歌、演戏，宣传抗日，之后又当乡长、区长、科长。进上海后当过华东局办公厅行政科科长、副处长，进北京时在外交学院(陈毅任院长)学了两年，毕业后先任外交部亚洲司三科(东南亚)科长，后又出任我驻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总领事，回国后任外语学院党总支书记。蔡的夫人于敏，个子很高，离休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院长就是原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蔡一家住在东交民巷，客厅里挂着正在上老年大学的于敏画的大公鸡。画屏上的那只鸡神气威武，像是随时要冲下来啄食什么。
很遗憾，蔡兆龙这位外交官患有高血压和帕金森病，行动不便，说话中气不足，口齿也欠清晰。采访归来整理录音时，一些话无法听清，尤为可惜。
蔡说：
“我与饶漱石直接接触很少，他住在三井花园(励志社)，我和姜廉一起在那里工作。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学者风度，也比较宽厚，平时不大讲话，与人容易相处”。
夫人于敏插话说：
“我们与他接触少，他不爱讲话，听他作报告，很文气，很有知识，不像个军人，有学者风度，他的文化层次比较高。那时我们很年轻，陆璀也很年轻”。
(1998年8月3日采访录音笔记)
菅(jian音艰)荣斋是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亲眼目睹了他负责警卫的第三野战军政委、中组部部长被捕时的一幕，可是我对他的采访却是在此书初稿三年后的2005年春夏。毕竟时隔太久，半个世纪后再来回首往事，很多记忆中珍贵的历史细节，已被岁月的风尘所模糊。但这次与菅荣斋相见，使我深受感动。
见面时，他告诉我：
“我们很愿意为这些事(指饶)给他说说，也有老同志劝我：‘不要着急，总会有人出来为他说话的’。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个说法……这次听说江西有人来找我，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惦念这件事。
我们有很多话也不知跟谁说?听说你们要来，我老伴说：你别激动得睡不着觉哇!(我)太激动了，今天下午接到你们的电话，(因为)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所以下楼去接你们”。
菅荣斋是山东阳信人，1930年生，1945年参军，曾在区里任副班长、班长，后到县大队当副排长，1948年调渤海军区参加参谋训练。训练将近一年，不等毕业，战争就基本结束了。于是他们这批学员便匆匆南下，一边走，一边分配工作。过长江后，未分配完的学员就留在华东局保卫部。菅荣斋和前任卫士长李宝贤一同参加华东军区参谋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同在华东军区保卫大队，菅荣斋任华东警卫团团警教(作战)参谋，后任警卫科外勤组长。那时华东保卫部的干部也不齐，较早的有王凡，他后来当过华东公安部副部长，“文革”中自杀。在华东局保卫部，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到上海期间，年轻的菅荣斋都参加过对他们的保卫工作。
1953年，饶漱石的政治秘书艾丁和卫士长李宝贤回上海，陈麒章与菅荣斋分别接替秘书和卫士长的工作。不过，菅荣斋比陈晚去一个多月。谈起那次突然的调动，菅老说：
“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后，毛主席视察人民海军，我到南京参加保卫工作。结束后刚回到上海，保卫处长就找我说：‘上边叫你了’，并拿函件给我看。原来是中央办公厅要我去，并要我带警卫员班子立即起程，我(当时)什么也没带……”
2005年5月1日我采访菅荣斋时，他老人家尚在住院。他患心血管病，两年前进行了心脏搭桥手术，但血压仍很高。他的家在解放东路人民新村小区，可近年来他基本上是在医院度过。
菅老住在长沙湘雅医学院(饶漱石曾在此校读书)第二附属医院高干病室。医院范围很大，我们转了很久才找到位于韶山路东侧的湘雅二医院高干病室。进了大门，远远望见病室大楼外的天棚下，立着一位高高瘦瘦的老人。他白衣黑裤，赤脚拖鞋，在等什么人。我立即断定他就是前中组部卫士长菅荣斋，忙上前问：
“请问，您是菅荣斋先生吗?”
他冷静地反问：
“你从哪里来?”
“江西九江”。我说。
老人听了，脸上露出笑容，领我们走进大厅，上了病房二楼。走廊很长，一边是病房，一边是医务人员工作室。菅老的病房里有两张病床，右侧床上，一位患者正在吸氧，鼻中插着橡皮管。在这座长沙惟一的高干病室住院的，都是经磨历劫的耄耋老人，75岁的菅荣斋是这里最年轻的病人。
菅夫人大概等久了，我们出现时，她正在织毛衣。由于担心采访会打扰同室的病友，菅夫人领我们来到二楼阳台。阳台空无一人，静静地散放着几张藤椅，攀缘而上的藤蔓开满了紫色的小花，楼外是浓荫匝地、枝叶葱郁的古樟。在车马喧嚣的长沙市中心，这实在是一处难得的佳境。
菅夫人叫姚兰桂，1935年生，山东荷泽人，她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在京读书时与菅相识、结婚。她告诉说：听说我们要来，菅很激动，她一再叮嘱：别激动，激动了心脏会出毛病。
坐定后，我拿出录音机，菅老坦然道：
“问吧，你问什么，我记起来就说!”
采访就这样开始了。菅老说：
“饶漱石对我们(我、艾丁、陈麒章等)要求很严。到北京别的没有什么，就是感到生活要求太严格了，陪客人吃饭我们自己都要掏钱，偶而才去要点烟要点茶……按常人想象：在首长身边工作一定得到不少好处，但我们一点好处也没得到。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资一级也没有增加，去时17级，回来还是17级。他对我们要求严，对自己也是一样，举个例子：他告诉我(他)吃饭只要一菜一汤(一晕一素)就可以了。来了客人，顶多加一个二个菜。他一家的伙食钱(包括兰沁、陆璀)一个月50块钱就可以了。有一次他妹妹(指在人民大学读书的二妹妹饶玉莲——引者)去看他，他也没有拿钱给妹妹，他没说，我也不好拿。他告诉我钱怎么用法：要节省用，不要大手大脚，以后退休了，休假都要自己花钱。我在那里一年多，给他攒了3000多块钱，一分钱也没乱花，走时，我都交给了陈麒章处理。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白开水一杯。没有什么爱好，只在上海看见他打弹子，一个人坐在那里。
他很朴素，一身衣服穿了好几年，后来是给虫子咬了，才换。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一床被子、一床毯子…… 啥也没有”。
菅的夫人姚兰桂熟悉饶一家人,她插话说:
“兰沁的裤子都接了三截(人不断长高,裤子不断接),她那时是高干子女”。
菅荣斋谈起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交往时，道：
“当时饶管很多事：共青团、劳动部、组织部(都有归他管)，组织部行使总书记权力。(很多人)，包括苏联专家都对饶评价很高。那时一些苏联专家的安全也归我们管，他们说他是布尔什维克。
在与饶接触的人中，张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北京没有安家之前，吃饭三天有两天起码在饶家吃。张在另一处睡，但跑过来吃饭，锻炼身体后也到这边来吃饭。孩子们之间也这样。饶走了(被捕)之后兰沁就在他家。她妈后来也出事了，我们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触，兰沁就在他家和张的九九在一起。
饶和张云逸的关系也不错，谭震林也不错。
饶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龙(粟裕长子粟戎生，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在八一小学，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我去接回来住，礼拜一我又给送回去，那时粟裕和爱人在前线(南方)。
饶与廖承志、廖梦醒比较好，廖梦醒常去他们家。
潘汉年、扬帆没有看到他(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饶不怎么到别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有是别人到他家里多，他到人家家里去很少。他与黄克诚关系一般，跟邓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后一次谈话是邓子恢、曾山去找他谈。我进去倒茶，饶说：你们去吧，去吧，让我们出来。那次谈话没几天，他就被捕了。
他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俩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
我们住在景山后街乙(1)号，右边张闻天是甲(乙)号，邓小平也在隔壁……现在很多事都忘了，想不起来了。在北京，饶和陆璀一个住楼上，一个楼下。他睡觉爱打呼噜，他睡没有睡着我们只听他打没有打呼噜就知道了。那时陆璀的小弟弟(指陆熙昶)还没有结婚，我们俩常住在一起”。
谈起饶出事和被捕，菅回忆说：
“当时斗争他的是陈毅、邓小平等人，那次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我很纳闷：怎么都是华东的人、比较熟悉的人?会议结束后，他停职反省，他找到我们说：‘我现在休息，你们要注意学习，钱不要乱花，以后退了休，什么都靠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停职反省，(那些日子)他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在这期间，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叫汪景贤(音)，也佈置我每周向他汇报饶的生活、吃饭、睡觉、夫妻生活怎么样……我也没说什么。
逮捕他的时候，饶正在吃饭，我在门口站着，这时外面来了人。一位是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还有一位是13局的局长，个子比较高，穿灰中山装。他们带了几个人，开了部两个门的汽车，这些人不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局的我们基本都认识。徐问我饶在哪里，我说在吃饭。他们进去，不让饶吃饭，也不让我进去。我在外面听到念逮捕令，说他包庇扬帆、潘汉年反革命，签字的是张鼎丞，他是总检察长嘛。他们给他换上囚服，带上汽车，我看着他坐汽车走远的
(接着)他们在(饶)家里到处搜查，(他家)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说：‘你去看看吧’我说：‘我不看。’他们啥也没搜出什么来。
他人特别好，从来没有对我们红过脸，发过脾气，没有背地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一辈子没享到福，怎么落到这个结局呢?这些事，我们有时想起来真是难过”。(2005年5月1日采访录音笔记)
说到这里菅心情沉重，神情无奈而又茫然。
饶漱石被捕后，他们这些曾在饶身边工作过的人被遣散，菅荣斋和陶东海进公安学院学习,毕业后进了北京电子管厂。“大跃进”后,陶去了长春,菅则受命带一批人迁厂至四川成都,“文革”中又迁至长沙。警卫员中，比菅荣斋先来一年的魏来学，要求回了山东济南老家，可是这位19级的警卫员回山东后，有关部门却分配他回村当了一名农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后，由于思念战友，菅荣斋设法给魏来学写了一封信。当这封信辗转传到魏来学手中的时候，文传学禁不住泪流满面。此前，陆璀也给魏寄过糖果……
离开中组部后，菅荣斋心里依然惦记着饶漱石。有一次他出差，与一批河南的老同志在同一车厢，他们不认识菅，菅听他们谈论说：饶漱石的事，主要是陈毅搞的鬼……菅荣斋听了，心里感到一丝安慰。
转业进工厂的菅荣斋和以往一样正直、敬业，一心扑在工作上。无论是在四川成都还是在湖南长沙，这个拥有1000多名工人的电子管厂的厂长菅荣斋，常常是每天一早出去，到深夜才回家。妻子姚兰桂说：那些年，家里看不到他，孩子们也不认得爸爸，他自已也瘦得厉害。曾有过好几次调薪的机会，他都给了别人。他说自已调一级的数目，可以给好几个工人调一级，所以每次都让给了别人……菅荣斋的行政级别1953年是17级，几十年后还是17级。这位于1945年参加革命的中组部卫士长，到离休后上边才给了个“副厅级待遇”——住房、用车享受副厅级，工资仍旧拿处级工资。有人说他之所以行政级别几十年原地踏步，是因为饶漱石的关系，对他这样的人，“只能利用，不能重用”。
菅荣斋回忆自已离开饶漱石后的情况时，说：
“饶出事后不多久，就通知我们几个(警卫员、服务员)，你们愿到那里就到那里去。当时有个公安学院，我去了，我与邹东海到了那里。我担任学习组长，因我比较熟悉保卫工作业务。担任了好几个月，邹东海担任组员。毕业时我得了5分(那时是5分制)，但只考了第二名，因为口试时，苏联专家在场，我比较紧张。
毕业时，他们问我到那里去?开始要我到马列学院当保卫科长，我不想去，搞保卫工作太累，我便说让我想想看。这时邹东海说到电子管厂，我说我也去吧。我们俩个关系顶好，都是山东人，他到北京当警卫员还是我要来的，到现在我们还联系。他去了，我也去了。电子管厂是一个大厂，开始要我当保卫科长，我说太累，想下车间学点技术。他们说下车间只能当副主任。我说副主任就副主任，正主任我也干不了，不知怎么当。学习了一段时间，就改做党的工作，当总支书记，一直到大跃进结束。后来建设三线，我们这个厂是灯丝厂，全国只一个厂，这个厂很重要，(上级)确定搬到成都去。四川准备设一个分厂，那时叫我去当厂长。我说当厂长不行，(怕)搞不好，组织上相信我，如实在找不到人，我就当代理厂长。(就这样)我带原班人马在三年之内，完成了工厂搬迁，还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没有多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成了“走资派”，挨整。“文革”中，厂里那位党委书记说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养成了习惯。他是搞理论工作的，他也是山东人。
也有人隐隐约约，贴我的大字报，说我‘继承饶漱石的衣钵’‘潘汉年的什么什么玩意儿’”……(2005年5月1 日采访录音笔记)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非常看好的湖南长沙曙光电子管厂，也和许多国营企业一样，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菅荣斋的子女都大了，他们的就业也成了问题。菅当厂长的二十多年中，上边常常有下拨的招工、招干指标，正直的菅荣斋将这些指标都让给了别人。1981年，为了让小女儿顶替当工人，46岁的妻子姚兰桂不得不提前退休。菅荣斋夫妇有4个子女,两个女儿当工人;两个儿子当兵转业后,一个到深圳打工,一个由于所在企业效益不好,两年前被2万元买断工龄。还有一个女儿下岗待业。
菅荣斋离休后,红火一时的曙光电子管厂,只保留了一个车间,其余的全卖掉了。菅荣斋、姚兰桂夫妇双双进入了多病的晚年,由于一子一女下岗待业,所以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困难之中。
采访结束,已是下午6点,菅老坚持要送我们下楼。走出湘雅二医院高干病室的大门，回首老人挥手向我们告别的身影，我的心里很不好受。十多年来对这些当事人的采访，何时能公之于众?像眼前长沙城的暮色一样，我感到一片迷茫。
回到旅社，晚上久久不能入睡，清晨很早就醒了。
6点，手机响了，是菅老打来的，电话里他告诉说：昨晚他一夜没睡好，想多记忆起一些事，但只记起了三件：
一是在饶受审查期间，中组部一位姓李的材料科科长比较正派，私下里对饶仍不错;
一是1953年6月陆璀赴丹麦参加国际妇女代表大会，没有像样的手提包，便拿了饶漱石的手提包去……
我深深被这位当年的卫士长所感动。
对饶漱石之冤怀有正义之情的，不只像菅荣斋这样当年的身边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像廖承志这样的高官。2004年陆璀八十寿辰时，一位老将军去祝寿，送了一个很大的蛋糕，并对兰沁开玩笑问：“兰沁，我是叫你陆兰沁呢还是叫你饶兰沁”?说到饶漱石，这位上将开口闭口都是“饶政委”。又说：“饶政委的事，现在(要解决)时机还不成熟……”
当年的第三野战军政委饶漱石，在这些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将军们心里，仍然受到尊重。
在一些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心中，饶漱石也是受到尊重的。父亲出事前的五十年代初，兰沁去大连，正在那里养病的粟裕要把自已睡的床让给她，还陪她到街上去买草帽，弄得小姑娘很不好意思;打倒“四人帮”后，牟选仆调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夫妇俩离京赴美前，邓颖超托秘书给兰沁打电话，表示祝贺;国家主席李先念访美期间接见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人员，听说兰沁在，这位新四军五师师长，先走过去与兰沁亲切握手……
——摘自《饶漱石》第十九章(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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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4 03: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