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伟青：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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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吉伟青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战线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志气，为彻底批判和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频频向教育战线疯狂进攻。就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炮制了所谓“两个估计”。这个文件是由迟群找人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塞到“全教会纪要”中，用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全国。
　　第一个估计，说从全国解放到“文革”这“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稿说：“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张春桥在改稿上又加上了“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稿还全盘否定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就肯定的“高教六十条”。
　　第二个估计，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只是“不同程度的进步”。张春桥还在改稿上，加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污蔑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就是“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基本内容。
　　1971年全教会“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这两顶大帽子紧紧扣在教育战线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头上。到了1977年，虽然“四人帮”被粉碎了，但人们的思想还受“两个凡是”的束缚，没有人敢于触动“四人帮”用中央名义下发的《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正在此时，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了。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有学者、教授和专家参加的教育和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会上小平同志首先对大家最关心的“两个估计”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地说：十七年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路线，不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对“两个估计”必须马上组织写作力量进行彻底批判。
　　1977年9月3日，《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将“两个估计”出台背景，以《情况汇编》的形式，上报了中央。这个材料很快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复。他还专门就这份材料，召集教育部领导进行谈话，提出要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立即恢复高考。9月19日，小平同志又召集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批评教育部领导行动迟缓，再一次明确要否定“两个估计”。他说，所谓“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纪要》是毛主席画了圈的，不等于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纪要》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同时，他提出立即恢复废除十年的高考制度，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最后他说，教育要狠狠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要敢于大胆讲话。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头的，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二

　　小平同志在1977年9月19日对教育部语重心长的批评，教育部党组十分重视，于9月底，一方面立即安排大学招生事宜，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另一方面，党组决定由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琦挂帅，抽调专人组织写作班子。
　　在酝酿撰写批判“两个估计”文章的过程中，首先碰到的是批“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批1971年全教会《纪要》这个经毛主席圈阅过的中央文件，这在当时是个棘手的问题。虽然李琦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的讲话精神，但是，写作组的吉伟青和罗劲柏等对批毛主席圈阅过的红头文件（即1971年“全教会纪要”）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事，仍心有疑虑。在李琦耐心解释和指导下，写作组拟定了撰写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和文章的框架，并暂定题目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以下简称《论战》），同时，还设定写这篇文章的四条原则：
　　㈠这篇文章是批“四人帮”谬论的头一篇文章，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有气势，应该“高屋建瓴”，立论正确，是非严明，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求写作组每人写一部分，然后集体讨论，由吉伟青、罗劲柏汇总修改。
　　㈡酝酿和写作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过程，消除思想顾虑，放开胆量去收集资料和思考问题，以事实为根据，以正确的论据辨是非，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大量事实，彻底揭露“四人帮”篡改历史，污蔑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的罪行。
　　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解放以来至“文革”前十七年的各个历史时期，教育战线克服种种困难，力图奋进，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作出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教育工作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公正的评价。
　　㈣写作组既是撰稿者，又是组织者，要做好这篇文章，就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不能只关在饭店里闭门造车，并强调多多征求有关领导和教育战线上的专家学者的意见，使这篇文章成为发挥集体智慧，具有战斗力和说服力的佳作。
　　在《论战》写作的后期，正当写作组和部领导感到稿子显得有点平淡，批判的力度还不够深刻的时候，在偶然间，发现了毛主席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对教育工作问题曾同“四人帮”部分成员谈过一次话，针对“两个估计”发表了重要指示。可是，“四人帮”为掩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一直未向与会同志传达，只在“四人帮”分管科教工作的极少数骨干和亲信中作过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怎样发现的呢？过程是这样的：
　　说来也是一个“奇遇”。首先发现这个问题的线索的是《人民教育》编辑部的孙长江，他当时是审查“四人帮”在教育部的骨干分子薛玉珊的专案组组长。他在查看薛的笔记本时，发现薛笔记本上有记录不全的毛主席指示。他立即向李琦作了汇报，引起高度重视，随即教育部党组请示中央审查办，允许查看迟群、谢静宜（迟群、谢静宜当时是“四人帮”安插在教育战线的亲信，任科教组组长、副组长）的笔记本。由孙长江负责审阅核对他们笔记本中关于毛主席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对教育工作指示的记录。整理后，经写作组研究，建议写进《论战》稿中。此建议报教育部党组请示胡乔木，获得同意。写作组在文稿中用毛主席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评价，有针对性地驳斥“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谬论，同时，也揭露了“四人帮”封锁毛主席指示的险恶用心。
　　李琦曾三次将《论战》草稿送请乔木审阅修改。乔木看得很仔细，在他审阅第一稿后，送请小平审阅，10月31日小平批示：“此稿写的不算很好，但还可以用。”按照小平的指示又对草稿逐句进行修改。
　　在乔木审查第二稿时，他在草稿中引录的毛主席1971年全教会期间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之前之后，加上了两段我们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然而是极端重要的震撼人心的话：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注：毛主席1971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因到中办和中央档案馆都没查到原文，故发表时称作是“毛主席指示精神”。）
　　乔木增加的这两段话，使《论战》稿的政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
　　审阅修改后的草稿清样，由胡乔木于11月13日径直报送邓小平审核，11月17日上午，稿子退回。小平批示：“此稿可以发”。得到这一消息，全教育部都沉浸在欢腾的气氛中。乔木还批示，《论战》可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并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次日该报还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教育事业大有希望》。197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全文刊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均于11月19日至20日前后全文刊登。人民出版社也于1977年11月出版了《论战》单行本（书内还收录了《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一文），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人民教育》杂志也在1977年第2期（1977年11月出版）全文刊载。
　　《论战》发表的当天，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心情激昂，在教育界人们欣喜万分，纷纷奔走相告，有的学校还集会庆贺。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中小学教师座谈会批判“两个估计”。有的同志说：我们解放了，套在我们头上的精神枷锁被砸碎了。有的同志说：“两个估计”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实际，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把十七年说得一无是处是完全歪曲。19日的《人民日报》一版还刊登了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在全省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批判“两个估计”的讲话。11月20日教育部和《人民日报》邀请部分教育工作者座谈，北大校长周培源深有感慨地说：“两个估计”造成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全党动员书记动手把教育搞上去”的重要讲话。11月2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何东昌批判“四人帮”否定高教“六十条”的罪行的文章，他说，周总理肯定高教“六十条”是正确的，“四人帮”就歇斯底里地反对。上海市教育局揭发“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在全教会前后炮制“两个估计”的种种罪行。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中小学师资培训班座谈会上也系统批判了张铁生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论战》发表后，对文艺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977年12月2日，文艺界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茅盾、刘白羽、贺敬之等同志纷纷著文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其他各条战线反对和批判“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言论和情况就不一一列举了。

（本文作者曾任《新建设》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副主任、《人民教育》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77年秋是批判“两个估计”的写作组成员，负责写作组日常工作）

（责任编辑　江之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