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过雪消：对将到的印度大饥荒及三年困难时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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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年困难时期——过分渲染是别有居心，刻意忽略是缺乏人性。看到印度今天的困局，我只能庆幸我们在建国伊始就土地革命消灭了地主，就勒紧裤带流着血汗搞工业化。

先介绍一个印度人：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他在1998年因对贫困和饥饿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当时的新闻稿中这样说：“森在这方面最闻名的著作是他1981年发表的《贫困和饥饿：论权力和剥夺》。这里他批评了普遍认为贫困是由于食品短缺的观点。”

阿马蒂亚.库马尔.森通过对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1973至1975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70年代时期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饥荒以及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的研究得出这样的观点：“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著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主因。(《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

贫困是由于食品短缺的观点是否完全错了?

2014年5月16日，印度选举结果揭晓，最大的反对党——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的胜利，人民党领袖纳伦德拉·莫迪将成为新一届印度政府的掌舵人。

但同一天还有一个消息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没注意，据印度农业部发布：“因为去年季风降雨充足，有助于冬季作物播种面积提高，冬季作物播种面积达到6190万公顷，同比提高5.5%;小麦播种面积达到创纪录的3120万公顷。2013/14年度(7月到次年6月)印度粮食产量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644亿吨，高于上年产量2.5713亿吨，这将是2010至2011年度的粮食产量突破2.4亿吨后第四个创纪录的丰收年。”

2014年应该还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2011年印度人口统计数据12.10亿人，年增长率为17.6%，所以2014年印度人口约12.6亿，而印度常年耕地面积为1.6~1.65亿公顷，人均耕地下降到了2亩以下。

印度平均粮食单产仅100公斤，近年因季风降雨充足而远高于常年的播种面积，在人口急增的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还实现了稳中有升达到了213公斤。

不要小看这个人均占有粮食213公斤，因为它超过了200公斤/人的饥荒阀值，这是印度今天有营养不良的“隐性饥荒”却未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显性饥荒并能出口上千万吨粮食的关键。

另一方面，与之对比同样人均口粮210公斤的黑非洲却饥荒频频，这也证明了印度“民主政府”也不是一事无成，也似乎进一步证明了阿马蒂亚.库马尔.森的观点。

但是，纳伦德拉.莫迪能保证印度就一直风调雨顺吗?

最为关键的是，即使印度得天独厚，耕地面积终是有限的，但人口的增长却是指数性增长的，当10年后印度人口达到15亿以上——人均耕地将下降到1.7亩以下，或甚至和中国现在一样人均耕地仅有1.4亩!如果在此期间内印度农业不能有突破性的发展亩产达到120公斤甚至150公斤以上——在缺油少荤时平均每人一年至少要吃150公斤粮食(每天400克)才能维持生存，再加上收、贮、运、售的损耗和工业消耗——如果届时印度平均单产依然是100公斤，即使以印度人的素食和忍耐，即使有再多的“反对党和自由媒体”，即使有最公平最理想的粮食分配方案能阻止得了大饥荒的发生吗?!

中国的平均单产从解放前的70公斤提高到现在的350公斤以上，依靠的是因工业化而来的7亿吨钢(占世界总量近50%)、7500万吨化肥(折纯，占世界总量40%)、350万吨农药(原药，占世界总量近40%)、1250万吨的良种、400万吨的农膜，印度有什么?

印度的悲哀之处还在于，由于工业基础不足，在国内粮食已极紧张的情况下还必须出口粮食换取上千万吨的进口化肥，否则100公斤的平均单产也保不住。另一方面，印度从中国引入的杂交水稻，自1987年起至2008年已21年，在4064.3万hm2水稻播种面积中仍仅有151万hm2，占3.8%，而中国在七、八十年代仅用10年就在所有适宜地区普及了杂交水稻。

他们的种姓制度和地主对农村农业发展的制约远超人们想象。

纳伦德拉·莫迪能在农村破开这个局吗?

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如果不能破局，可以预见，印度在10年后必定陷于动乱甚至战乱中!就如清末民国的中国，当年的中国也是在人均口粮不足200公斤时爆发了革命。

再来看看中国的饥荒情况。

对于三年困难时期——过分渲染是别有居心，刻意忽略是缺乏人性。

时 间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年末人口 54167 55196 56300 57482 58796 60266 61465 62828 64653 65994 67207 66207 65859 67296 69172 70499 72538 74542 76368 78534 80671 82992

增 长 率 无 1.90% 2.00% 2.10% 2.29% 2.50% 1.99% 2.22% 2.90% 2.07% 1.84% -1.49% -0.53% 2.18% 2.79% 1.92% 2.89% 2.76% 2.45% 2.84% 2.72% 2.88%

人均粮食 208.95 239.38 255.22 285.19 283.76 281.30 299.27 306.80 301.68 299.52 252.49 217.28 207.27 229.45 239.61 256.58 268.17 287.10 285.23 266.20 261.52 289.13

人均耕地 2.95 2.91 2.86 2.81 2.77 2.72 2.69 2.65 2.59 2.55 2.52 2.57 2.59 2.54 2.49 2.45 2.39 2.33 2.29 2.23 2.18 2.13

首先申明，不是什么“砖家”，无钱也无力去从事专项研究，资料来自网络，结论来自力图客观理性的思考。

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三年困难时期)引用大英百科全书数据承认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说明“三年困难时期”并不是某些人说的“风调雨顺”。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归纳，在1949-1990年的长时期内，“全国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hm的有23年，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灾面积超过1500万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灾面积大小，依次为：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过15%和成灾率超过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个连续年段。受旱率超过20%和成灾率超过10%的有6年，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可见，1959-1961年属于该序列的重旱和特大旱年，成灾面积名列前茅，而在建国初期17年(1950-1966年)的统计里，该时段的受旱面积、成灾面积、粮食减产量、受旱人口的统计数值，则更居于首位。

《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研究中国农业旱灾的长时期(1950-2001年)变化后，归纳认为：“受旱面积的7个高峰期为1958-1962年、1972年、1978-1982年、1985-1989年、1991-1995年、1997年、1999-2001年，均在3000万亩以上。几个受旱超过4000万亩的严重干旱年，如1959年、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均出现在上述高峰期”。而1959-1961年的严重干旱，按时间序列居于诸高峰期的第一峰。在对近500年典型场次特大旱灾及规律分析后，结论指出：“1874-1879，1959-1960年的大旱，灾害等级为3级重旱，频率为100年一遇”;1990年代以来，“与1959-1963年相比，全国受灾面积尚未突破1959-1961三年特大持续干旱时3812.5万公顷最低值。”

当年大学上植保课时，我的老师对60年前后的病虫害猖獗情况印象极为深刻，多次在课上提到她实习时在农村看到的粘虫集群迁移时“象小河流动一样”的情景，据说多到了杀虫方法是“在迁移路线上挖半人深的大坑，等虫爬进去后马上埋上”。三化螟、蓑蛾、蝗虫、胡麻叶斑病、白粉病为害也非常严重。书上也有“1959年5—9月，东亚飞蝗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等省大发生，发生面积约317万公顷，其中夏蝗160万公顷，是1949年以来发生面积最大的一年。”

这就是某些人说的“风调雨顺”!

但另一方面，相关损失数据里所引用的资料可信度有很大疑问，其中出现了全国饿死了2000至8000万人!“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安徽饿死500-600万，山东500万，甚至有“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的说法。只能感叹某些人说话不经过大脑，比如说四川饿死1000万人!也就是说当年有1/7的四川人饿死(同时有1/10的山东河南安徽人饿死)。这是什么概念?就意味着在当时大家庭结构下，几乎所有家庭都有亲人饿死，会有家庭，甚至有村子全部死绝!还什么派民兵守住村口不许外出逃荒，民兵不是机器人，他们就是持枪的农民，他们会看着自己亲人饿死而不反抗?同是河南，怎么1942年饿死300万时就有300万人逃荒陕西，40万人落草(抢大户)甚至围攻军队，怎么在土共治下才十年，仅信阳就坐着饿死了100万也不造反!造谣者根本不知道在饥饿的驱使和死亡的威胁下人们会干出什么样的事，如果真有这么多人饿死或濒临饿死，必然的后果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如果无法想象就去看看现在网络流行的“末日小说”吧。更为奇怪的是，与芜湖市隔江相望，距南京仅120公里的无为县，出现1/3人死亡(应该还有不少于这一数字的人濒于死亡)的惨剧，居然能被掩盖下来!当年中国还有不少苏联人，有美蒋特工，他们都不会拍照片?是这些人都死于荒山野岭密室暗洞?是封锁善后的人都是不吃饭的冷血杀手?

真以为中国人不会造反吗?

我的观点：

1、“三年困难时期”确有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是我们历史上的一场悲剧，而且是在最不应发生的时候发生的悲剧。

2、“三年困难时期”肯定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发生，但其主要责任应归于中央的错误政策和错误管理。具体地说就是过于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大炼钢”，及对初建的“人民公社”上上下下都缺乏经验而造成的管理混乱，由此而引发的“浮夸风”，导致中央(是毛还是刘觉得无所谓)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不足或者干脆是收到有意误导信息，由此而导致自然灾害没有及时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饥荒最终酿成并蔓延。

3、很反感“发明”历史，编造“秘闻”，有意抹黑一方，粉饰一方的做法。为危言耸听而夸大其词时请注意逻辑问题。以我20多年农村工作经历，和人的本性，历史事例来看，我无法想象波澜不惊地就有1/7的人饿死!甚至主要为山区的荥经县饿死50%!你能想象一下，当家家户户都在饿死人，你的亲友在一一倒下，你的孩子也饿得奄奄一息，自己也濒临饿死，逃荒的路也被堵死，你却只是坐在那里……你可以说农民愚昧短视，但也必须承认他们现实精明，饥饿是最好的清醒剂，农民不好忽悠，在死亡威胁下会造反的。

4、所谓“已定案的信阳事件”，感觉了其中有太多政治斗争因素，说实话，我是看不懂。小说家言：吴芝圃(邓亲自为他平反)和路宪文(平反为副厅级仍不满足)是邓的人，但却是执行毛的政策出的事，所以上面达成了妥协，但下面两方的人却或因公愤，或因私欲(取而代之)互相攻击，互扔狗屎结果却把大家都搞臭了，这样的事古今中外并不鲜见。

我非常尊敬毛、邓。我之前就说过“如果说印度和中国比较，是少了个毛泽东;那么苏联和中国比较，就是少了个邓小平”，但我从来不认为政治人物会是纯洁无瑕的，没有权力欲的人是不可能实现其政治抱负的。

5、无论因公愤或私欲而写材料的人出于善意或为引起重视都肯定要对悲剧描绘渲染，但是众口一辞的后面，其饿死数据的来源——户口完全可能出错，应当有大量因逃荒产生的隐蔽人口。

现在的死亡数据的依据，均来源于当年的户籍人口，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1958年1月9日公布施行的。以当年建立不到十年的政权，农村高达90%以上的文盲率，在大饥荒的背景下，能在二三年内就把全国的户籍档案准确无误地建立起来?某些人也只有在这个问题上100%相信官方资料。

有人发现的2000年人口普查中出生于1961年仍健在的人口总数，居然比1983年普查数据中1961年出生人口还高出了769646人也证明了以上推测。

6、再高明的摄像师也不能把沙漠拍成大海，把大湖拍成大海却是很容易的事。悲剧是肯定存在，怎么写却要看作者，有700万人口的地方，饿死10万和100万的悲惨状况写出来没什么区别，都是无数惹人泪下的故事，但是，对当事人的生存压力却大不一样，而这却是暴动发生与否的关键。

大饥荒大规模饿死人是事实，我始终不能理解的是3000万(在信阳就是100万，在四川就是1000万)和高达1/7的饿死率。考虑到当时90%以上的人处于饥饿状态，如果有1人饿死就至少有5至10人处于濒临饿死，而且饿死应当集中发生在青黄不接时，所以饿死率接近5%时(也就是25~50%濒临饿死)发生大规模暴动的概率就相当大，近于必然发生了。从这个角度说，重灾区四川饿死者超过300万人，全国饿死者超过1000万就绝不可信了。

7、《三年自然灾害CIA官方解密文件，已更新-翻译版块http://www.ltaaa.com/bbs/thread-320188-1-1.html》

再根据前面列出的《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分析下人口变化问题，因无钱也无力去搜集资料数据、从事专项研究，仅就此表进行分析，结论仅为一种推测。

1、从1950年到1958年，9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22%，最高的1957年为2.90%，而饥荒初起的1959年为1.84%。

2、1961年人均口粮倒退回1949年的水平(207公斤;人均口粮，以后同)后，1962年229公斤，1963年246公斤，直至1964年人均粮食才脱离紧缺状况，达到266公斤。如上海的食油定量在1964年才由2.5两提高到3两、4两，到1965年8月才又增为半斤(250克)。粮食问题是逐步缓解的，按理人口增长率也应按此曲线恢复才对。

3、但是，在粮食问题未完全缓解的1962年(229公斤)和1963年(246公斤)却出现了一个人口增长小高潮，人口增长率为2.18%和2.79%，接近和超过了1950年到1958年9年人口平均增长率，而1963年人口增长率已和最高的1957年相当，但应注意，1957年的高人口增长率是在连续两年人均口粮超过300公斤的情况下出现的。

然而在粮食问题进一步缓解的1964年人口增长率却下降至1.92%，1965年才恢复至2.89%。此后连续7年超高人口增长率，平均为2.75%，远超过五十年代。

3、考虑到血吸虫病、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防治进展，及六十年代末农村基础医疗体系(赤脚医生)开始建立对人均寿命和新生儿的良性影响，不考虑1965年以后的人口增长率是否有浮出水面的隐蔽人口在内的问题，仅分析1962年和1963年。

4、如果以1964的人口增长率1.92%为正常，1962和1963年的人口增长率应小于1.9%才对。

参考饥荒初起的1959年，以表中饥荒前的1959年人口数为基数和1.9%的人口增长率重新计算1962和1963年的人口增长数，1962和1963年的人口增长数为1277万和1301万，较表中算出的1436万和1877万少了735万。我认为这700多万很可能就是因逃荒造成的隐蔽人口。

5、在1949年到1958年间死亡率从2.0%逐步下降到1.1%，以1.1%为基准，这3年中应死亡2194万人，实际总共死亡3615万人，假设所有超出的死亡人口(1421万人)都是死于饥饿，“饿死者”应少于1500万。如果排除成为隐蔽人口的人口数字，真实饿死人口应少于800万。

6、“派民兵守住村口不许外出逃荒”这种说法也从侧面证明了确有大规模的逃荒潮，有资料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肥东县人口净减少18.5万，三年中出生人口2.7万，死亡10万人口，自然减少人口7.3万。合而计之，共有11.2万人口不知去向。巢县1960年较1959年全县人口净减少9.3万，加上超过正常死亡率的出生人口约1万人，减少人口共约10.3万。其中净迁出人口5.1万，非正常死亡人口5万……

7、何况，“派民兵守住村口不许外出逃荒”这种命令，上面会下达，但下面会执行吗?尤其在地方主政者已酿成大错威信扫地的时候?中国本就是人情社会，能大义灭亲者就已鲜见，更何况不义灭亲。事关生死，乡村小径众多，稍有良心人情的民兵也只会对自己的亲友闭上一只眼睛，这种情况下谁会不逃荒坐着等死?而所谓“粮油关系”和户口的问题，在城镇人口流向农村或平原地区流向山区的情况下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生产队是不会提供粮油什么的，只要能开荒就有土地，接收的劳动力是多多益善。所以我认为当年应当有大量因逃荒产生的隐蔽人口，山区湖滨就是逃荒者的接纳地。

我的老师就是原籍仁寿，61年因粮食问题合家迁到我县一深山偏远乡镇上开荒，户口是63年要上学才去办的。类似情况他所知道的就有好几十家。

而这种分散在大山大湖中的逃荒开荒，在仅10年以前的民国不过是家常便饭。和“上亿饥民被困饿死3000万”相比，显然后者对政权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更大得多;但偏偏有人就认为前者“不可能”而后者就“可能”。其次，在寄籍地，逃荒者也在承担粮税任务，主客上下彼此都能受益且有施舍之乐不违良心。再次，能有收容之力的地方就必不是浮夸太过的地方，也就必不是极左或想踩着尸骨往上爬的人主政。最后，即使3、5年后“已饿死的人”要归籍也不是难事，表现为1962年、1963年的人口反常增长，甚至1965年以后也有部分归籍者。谁会为已被打倒批臭声名狼藉的“前领导”买单背书?尤其文革开始后。

同时，请不要无视以下事实：

1、在饥荒岁月里国家依然取得了伟大成绩(西藏平叛、中印战争、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等等)。

2、中央了解实情后快速行动起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迅速带领人民走出饥荒岁月。

3、此后中国再没有发生饥荒，在27年间人口增长近3亿!

4、事实上在民国时期，年年都是“困难时期”。

当然，屁股决定头脑，无视这些也可以，但请“历史发明家”不要语不惊人誓不休，3000万人不只是个数字!以全国13亿人下岗职工3000万，全国闹成了什么样大家应该知道，可6亿人口时3000万人饿死却在有叛乱、有土匪、有特务、有间谍、基层政权尚不稳固的情况下，全国却无大的动荡，这是为什么?历来饥民就是暴民，3000万人饿死就意味着有2亿人濒临饿死，意味着有2亿暴民!参考明末就知道在他们面前，什么秩序、政权等等都只有崩溃的份。而在同一时期有1957年凉山叛乱，1958年甘肃叛乱，1959年西藏叛乱，美蒋能够武装西藏叛乱分子，难道他们就不能够武装饥民使其发动更大的暴乱?你可以说农民愚昧说农民短视，但也必须承认他们现实、精明，饥饿是最好的清醒剂，在死亡威胁下会造反的。农民不好忽悠。

真以为中国人不会造反吗?

至于移花接木把“准备饿死一半”国家建设项目说成“准备饿死一半”人，以及其它有意无意暗示的国家领导人视人命为无物的谎言就算了吧。就连蒋介石若能选择的话我也不相信他会下令炸开花园口，虽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犯了错误，但我不相信“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和写《七律二首·送瘟神》的人会是冷酷凶残的人。

另：有人用“民国内忧外患，军阀混战、日本侵华，三年困难时期却是太太平平风调雨顺”来为民国饥荒辩解，但请教一下，“中国内忧外患，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民政府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了?它为生产发展做过什么?为救灾防灾做过什么?为结束“中国内忧外患，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做了什么?

民国“黄金十年”却一事无成，而土共仅用3年时间就扫平大陆，结束了军阀混战。随后又在朝鲜御敌于国门之外，掐灭了第二次“日俄战争”的导火索，阻止了美军和苏军在东北大战的可能;之后东南虎视老蒋，国内荡平土匪和叛乱，恢复发展生产，肃清“黄赌毒”，结束了内忧外患。比较民国确称得上“太太平平”，但这些“太太平平”难道是拜菩萨拜来的?况且“太太平平”也远没到真正的太平岁月，还有1957年凉山叛乱，1958年甘肃叛乱，1959年西藏叛乱及中印边境冲突(注意：后勤线须跨过青藏高原)、沿海沿边的麻烦……

年年饥荒战乱的“黄金十年”!年产铁只够全国每人打一把锄头，钢只够打一把剪刀的“黄金十年”!如果“三年困难时期”发生在三十年代，情况绝对只会更糟!

最后：

那段惨痛的历史确实应该反思，我也同意阿马蒂亚.库马尔.森的观点：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主因。(《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

但“反思”不是“反嘶”。当在某些人眼里，水利工程只剩下了“徭役”和“表功”的标签，“三年困难时期”只剩下“风调雨顺”、“暴行”和“暴君”的标签，反思就成了笑谈，这和当年的红卫兵又有什么区别?反思的基础和核心是“思”，而不是“反”!

反思不是讲讲故事，秀秀良心这么简单，大饥荒的发生固然有政治、社会、文化的根源，但不容置疑，物质和经济基础至少是同样重要。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当，如果连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基础都不明白怎么谈得上真正反思?在上世纪中叶，中国农村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土地革命?土地革命能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建立人民公社?为什么会出现“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什么功过?为什么要大修水利工程?中国农业在毛时代是停滞还是发展?历年粮食单产有何变化?因何而变化?土地革命、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工业化进程间有什么联系?

即使是前面提到过的《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的著者，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也承认，“在毛时代，中国在土地改革，以及基础教育和医疗方面取得了进展”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向我们充分地证明了，即使一个国家相对贫困，我们也能通过良好的社会医疗和社会分配政策来极大地提高人民的健康和寿命”(《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世界上的极度贫困主要集中在两个特定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两个地区的成人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差别不大”，甚至“印度的营养不良的程度，要远甚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自由看待发展》)!他的祖国，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存在持续的隐形饥荒!

2010年在84个国家中，印度饥饿指数24.1点(被认为连年处于严重饥荒威胁的朝鲜20.3点)，排名18位，5岁以下的儿童有40%~50%存在程度不同的营养不良。中国6.0点，排名76位。

看到印度今天的困局，我只能庆幸我们在建国伊始就土地革命消灭了地主，就勒紧裤带流着血汗搞工业化。建国25周年人均耕地下降至2亩时，平均亩产已从70公斤提高到了150公斤，再10年后人均耕地下降至1.8亩时，平均亩产达到了240公斤，如今为350公斤。中、印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依靠进口(化肥、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也不可能在基本工业化前粮食单产达到150公斤以上。

提示下：没有工业化平均亩产50公斤的黑非洲，10亿非洲人在进口或受援6千万吨粮食后人均口粮210公斤，但因各国情况不同和战乱的原因粮食分配不合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2年报告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饥饿人口占该地区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仅萨赫勒地区就有1000万人陷入粮食严重不足和营养匮乏。即使在外国大力援助下，每年依然有1亿以上的儿童程度不同的营养不良，数百万人死于食物短缺，2011年布隆迪疟疾发病人数高达每千人391例，莫桑比克人均寿命31.30，和解放前的中国相当。

民主能帮助我们避免在险径上重蹈覆辙，但只有完成工业化才能让我们永远离开那条饥馁险径。

如果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印度一样平均单产为100公斤，也就是人均口粮不到140公斤，即使再多的“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最公平最理想的粮食分配方案，最慈悲最无私的外国援助也阻止不了大饥荒的发生!

http://www.cwzg.cn/theory/201512/258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