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兴国访谈：种种不实之词掩盖了《草木篇》（流沙河）事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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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不实之词掩盖了《草木篇》（流沙河）事件的真相　　

——　谭兴国先生访谈录之一　　

温靖邦　　

　 　
有人说，《草木篇》事件是1957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风暴的前奏，弄清了它的真相，对了解全国范围内的情况大有帮助。我认同这种看法。　　

　谭兴国先生曾在《草地》（《四川文学》前身）、《四川文学》、《当代文坛》等刊物先后担任编辑、评论组长、副主编，在《作家文汇》总编任上致仕，亲身经历了前三十年文学界的风风雨雨，说是知根知底应不为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学术研究之故赴美，在美国的大小图书馆泡了近二十年，接触到了不少在国内无法接触到的原始资料，对1957年前后的那场风雨有了更多的了解。鉴于近年来国内有关“反右”的研究总是无法走上正轨，甚至离真相越来越远，我趁　谭兴国先生回国著书之机，登门拜访，请他就切身经历以及所掌握的一手资料，讲一讲四川文学界“反右”前后的一些真实情况。　谭兴国先生欣然允诺。遂以流沙河《草木篇》事件为线索，把我们带进了那个一方面碧波万里，一方面暗流涌动的时代。　　

为了便于刊发，我将谭先生的谈话整理成若干章节，陆续发表。今天发表的这一部分，算是序言吧。　　

　 　
1957年，元旦刚过，《星星》诗刊创刊号登载流沙河散文诗《草木篇》，立即受到批评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沉寂已久的四川文艺界喧闹起来，连远在北京，日理万机的毛主席都被惊动，说话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早春天气”闹到“大鸣大放”，从“大鸣大放”闹到“反右整风”。闹来闹去，闹出一个 以石天河为首的“ 反党集团”。　　

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在上面得到《文汇报》的支持，据说“与全国范围内章、罗联盟起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作用”；在四川，除了《星星》诗刊的四个编辑外，还有《草地》、《成都日报》的编辑以及某些大专院校的教师和学生等“一群右派分子.”果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从早春开始到秋末结束，《草木篇》事件，不仅是四川“反右派斗争”的前哨战，四川文艺界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是全国文艺界“反右”的一桩大事。若非如此，今天的流沙河仅靠当年那几首小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名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草木篇》“鲜花”重放，流沙河复出，成为当代文坛的耀眼明星，众多媒体的追逐对象。该平反的已经平反昭雪，该改正的也都改正且得到重新妥善的安置。当年的当事人，有的已经作古，活下来的也都七老八十应当安度晚年了。一切都已成历史，所有的恩恩怨怨似乎都应随着春天的到来冰雪融化。然而，事情却不像人们预想的那么简单；各人的遭际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处事态度不同，有些“往事”会如烟飘散，有些“往事”却“并不如烟”也不应“如烟”。　　

《草木篇》事件既然和共和国历史上那场大戏联系在一起，既然给一些人造成难以平复的伤痛，他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要提到它；而国际上某些不满现政权的人，也常常以此作为总体战略谋划的材料。　　

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一篇较为全面、较为客观地介绍和评说这件事的文字。当事人的记述和回忆值得重视，但它多半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有所选择，有所回避，尤其是作家、诗人，富于想象，充满激情，喜好夸张，容易片面甚至走样；旁人的记述，如果不作全面的、认真的考察，受世俗左右，受感情牵连，管窥螽测，人云亦云，说好一切皆好，说坏一切都坏，也往往把真相弄得模糊不清。比如，今人谈《草木篇》，总要和毛泽东当年的谈话挂上钩——而所谈的内容则又完全不是事实。举几个例子：　　
　 　
例一、晓枫（黄泽荣）说：“省出版社杨干庭告诉我，‘晓枫，你知道不，你是钦定的右派。石天河、流沙河······和你被称为 ‘七君子集团’，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点了名的，省文联党委有红头文件’。” 晓枫当年是《成都日报》记者，他被划为“右派”卷入《草木篇》事件是原因之一；但是所说“因为七君子集团”而被“钦定”右派，完全不是事实，是道听途说。　　

例二、一个叫“天文地理 互动百科”的网站上对“流沙河”作了这样的介绍：“因才识揚名，因清脱为人仰重，因谦虚而备受爱戴······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草木篇》被毛主席亲自点名：‘借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在全国上下被批倒批臭。后连续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白天修路、锯木头，晚上遭批斗）累计20年，1979年被调回四川省文联。”对《草木篇》和它的作者作什么样的评价，各有各的看法，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说“毛主席亲自点名·······”纯属子虚乌有，张冠李戴。至于“连续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累计20年.”也过于笼统，夸大其词。　　

互联网上，有褒有贬，各说各话，不必当真；倒是一些正式的出版物或史书，一旦弄错就太不 像话了。如：　　

例三、上世纪末，　韦君宜老太太出版过一本《思痛录》，反省一生经历，还不回避自己做过的错事，甚得好评，被称为是“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偏偏这本“说真话的书”在涉及流沙河时完全弄错了。她谈到“反右”时说：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面已经说了不少，说不胜说。想起一个最可笑的诗人流沙河。他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一句非议，只写了一首情诗。那诗我还马虎记得一句，是：我把你的嘴唇，当做醇酒一杯，我捧起来吻到沉醉。词句记不清了，但是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恋爱中的热吻，别无他意。而这个诗人竟因此划成右派。只能说，我们这里不准讲恋爱，不准说接吻，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当时批判他的文章的确这么说，说他黄色，荒淫无耻。但是，黄色何以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而且作为罪行，作为撤职开除的罪状？还是没有理由。　　

（《思痛录》，北京十月出版社1998年8月版59页）　　
　
     韦太所说的这首诗可能是指与《草木篇》登在同一期《星星》创刊号上的《吻》，它是陕西的一个名叫“曰白”的人写的，不是流沙河的作品。它和《草木篇》同时受到批判，是1957年一、二月间的事，不可能说是“右派行动”。韦老太年老生病，记忆有误，可以理解；但《草木篇》事件她是应当记得的。因为，最早在期刊上传递毛主席对四川批判《草木篇》不满的信息而为《草木篇》翻案的就是她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毛三月讲话，《文艺学习》四月就刊出孟凡《由对〈草木篇〉和〈吻〉的批评想到的》，点名道姓地对四川批评《草木篇》的文章提出了批评。六月号上又刊出《刺在哪里？》，内容相似。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反右开始，在《文艺学习》八月号登出沈澄文章《〈草木篇〉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草木篇》事件做了全面的总结，加了最严厉的罪名并且率先提出有一个“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四川的报刊还没有来得及如此定性）。韦老太太把一场严肅的争论化为玩笑，是太不应该了。　　

韦太连《吻》的词句都还依稀记得，为什么偏偏忘了还有一个她曾為之辩护而后也是由她严辞判决的《草木篇》呢？据《思痛录》的出版说明中言，那是她病中口述由别人记录整理的。老太太一时糊涂，那么记录整理者、编辑审稿者为什么都跟着糊涂了？这不是什么难于考证的事情，只要稍稍打听一下就能解决的呀！为什么如此看重的一本书，经过若干人之手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这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顺便还要提到叶永烈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在谈流沙河和《草木篇》的不长的文字里，多次把时间和事实弄错。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草木篇》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又是怎样发展的呢？毛泽东主席究竟说了些什么，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的呢？历史需要真相，读者需要真相，活着或死去的当事者需要真相。判断可以不同，真相却只有一个；弄清真相才可以作出比较公允的判断，也才能得到切实有益的教训。　　

然而，弄清事实的真相，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首先需要掌握大量可靠的原始资料。当事人的记述很重要，但是记忆的误差，认识的局限，得失的考虑，也往往容易只选择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言论而将人引入歧路；旁人的记述，所谓旁观者清，清在什么地方，就在于少一些利害得失的考虑；而旁观者也有不清的时候，那就是“从众”“媚俗”——说坏的时候就坏得没有个底，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说好就好得不得了，颂歌齐鸣，皇帝的新衣。可見要弄清真相，不仅要占有真实可靠的材料，求真务实的态度、不为世俗左右的勇气也是很重要的。《草木篇》事件过去还不久，一些当事人还健在，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实的记载，原因在于除了某些当事人的片面记述，也有媒体的着意渲染和误导。最新一个例子，是腾讯新闻（2010.7.28）刊载的《流沙河首度口述反右先声“草木篇诗案”》。这个“首度口述”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是“事主”所说，那就是说明他不想让人知道他过去说过些什么；如果是采访者所加，就说明采访者根本就不知他过去说了些什么。试想，因《草木篇》获罪，也因《草木篇》出名，怎么可能等到今日才来“首度口述”呢？！事实是，从1957年1月报上批评《草木篇》始，“口述”便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次一次又一次，只是形式不同，每次的说法不同而已。如果把它们汇集起来，总有十万字以上吧，套用当年（1957.5.16）《文汇报》记者采访的标题《xxx谈“草木篇”》，相信是一部很有意义而且很可读的书。　　

流沙河在《锯齿啮痕录》中说：“我有本领转弯抹角地把谎话说成是实情，把邪说说成是真理，而不脸红。”这篇“首度口述”算得上是最新的、有力的证明——通篇谎话！这里暂不一一列举。　　

老子在《道经》中说：“至虚极，守静笃。”这是探求真相、追求真理最基本的态度。所谓“至虚极”，就是不怀任何心机和成见，把自己“掏空”去面对每一个事实，理解每一个事实，走进每一个人的心灵。所谓“守静笃”，就是排除利欲的引诱和外界的打扰，求得空明宁静的心态，才不会扭曲事实的真相。　　

“至虚极，守静笃”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谁能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里，要排除外界的干扰又何等的困难。王蒙在他的长篇传记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世间有多少真相被埋在深不见底的地下，有形的东西还可能被千万年后的古物发掘，无形的东西便永无再见天日之时，盖棺也无法定论，只留下千古之谜，任人去猜。”（王蒙：《苦恋风波前后》）　　

但愿这个《草木篇》事件不致让后人花大功夫去考证，不会成为千古之谜。　　

往事已矣！打开尘封的记忆，讲述一个在今日年轻朋友看来已是“遥远的故事”，是非成败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从中吸取教训。让我们懂得一些“立身处世”之道吧！人都会犯错误，都会经受各种各样的困顿和灾难，在一切错误、困顿、灾难面前，如何葆有做人的基本准则，也许才是最重要的事。这次事件的主角之一石天河在《逝川忆语--<星星>诗稿亲历记》中说：“既不因划分为‘左派’‘右派’就分清了界限，也并不因他当时是‘右派’就一定是好人，他当时是‘左派’就一定坏。在那样的运动中，人都是不由自主的，许多人都不免于作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那都是可原谅的。只有那些被运动泯灭了做人的基本善性和良知，瞒心昧己地诬加罪名去陷害朋友和同志的人，才是灵魂掉下了地狱的最可耻的一类，他们应该遭到历史可耻柱上的唾骂。”这是他被推为“集团首领”，坐了二十二年大牢之后，所得到的一点人生感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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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蛇出洞” 还是相时而动：再谈流沙河其人其事（中）　　

——　谭兴国先生访谈录之二　　

温靖邦　　
　 　

　谭兴国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几次强调了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后来不得不搁置，由是对四川所产生的影响。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先治，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一块政治磁场特别敏感的区域，双百方针的提出最早就是在蜀中引发了共振——积极的律动与破坏性的冲击都出现了。

四川不像革命老区经过多次革命洗礼，组织系统相对纯洁，而是把旧有人员不加裁汰地全部包了下来纳入革命队伍编制。有些在解放前与革命毫无渊源的人、甚至于对革命有着杀父之仇的人进了国家机关做了干部入了党入了团，甚至有的还不大不小地做了官。这让四川的工人阶级、翻身群众以及老区来的知识分子十分担心，这种担心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折射到这个阶级的政权机构中来了。担心，势必敏感，有时还特别过敏。一旦过敏，难免草木皆兵，分辨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采取不妥当的处置方式。

例如反右之前，成都二师学生因一件孤立的事件发生学潮。不可否认，这次学潮是受了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学生背后难免有坏人挑唆；但如果以毛主席当时的思想方法，当会以人民内部矛盾视之；的确，绝大多数是学生，也并未发现有推翻人民政权的诉求。但成都的工人阶级和教师可不这么看了。他们的生活、生存刚刚在数年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保障，万分热爱新社会，对任何不谐和音都格外敏感，容易以敌视的态度去对待。所以后来发生了工人、教师自发地包围成都二师的校园，敦促闹事学生投降的事件。

《草木篇》事件也反映了类似现象。现在看来，《草木篇》充其量表现了作者与新社会的对立情绪，实在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至于流沙河多年后为了抬高自己，虚构了毛主席的话，那就更离题万里了。但当时的革命文学工作者就是一群认死理的人，高矮也要认为《草木篇》有大问题，非要铲除不可。流沙河在如潮的口诛笔伐之下，迅速转弯，不断检讨、悔过；还为了“赚表现”，居然揭发了其朋友的一些“莫须有”。好在毛主席基于双百方针的精神对批评《草木篇》的过火行为作出的批评很快传到了四川，遏制了四川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政治过敏症。流沙河因而得以扬眉吐气，彻底推翻了此前一切检讨，变本加厉地向批评过他的人发动了猛烈反击。这是后话，暂时按下不表。

某网站载《流沙河首度口述反右先声“草木篇诗案”》中说，双百方针出台后，“我就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一个诗刊，把名字都取好了，丘原取的，叫星星。领导人李累也支持，就办出来了”。

这其实又是一种自我吹嘘的假话。真实的情况并非是流沙河倡议，而是著名“森林诗人”傅仇在1956年7月与成渝两地几位青年诗人商议后，由“我（傅仇）向文联领导同志谈了我们的想法。”“这个建议在文联党组讨论，同意了；又送给省委宣传部，也同意了。《星星》就这样顺利地诞生了。”傅仇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他和成渝两地诗人合计办诗刊时，当文联与省委宣传部的领导支持这个想法并批准时，流沙河还在北京文讲所上学，不可能“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个刊物”。后来确定的编辑部人选，流沙河也只是一般编辑，他的上面有主编白航和执行编委石天河。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可说明流沙河为了某种目的，谎话是可以随口抛出的，诚如他在《锯齿啮痕录》里自况说：“我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

对《草木篇》和另一作者的《吻》的批评，是四川省委宣传部的两位副部长李亚群、明朗发动的。明朗读了《草木篇》的第一反应是“味道不正！”接下来，李亚群发表了一篇题为《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打响了第一枪。但是，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别的人写的批评文章，基本上没有越出双百方针的“度”；也就是说没有乱打棍子扣帽子，只不过表达了一点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担心。但是却引起了自命不凡的流沙河强烈的反感。四川日报1957年6月14日、29日、30日载文，李累（文联党组成员）在其中描述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今年1月初，我曾将李亚群副部长对于《吻》的意见转告流沙河，征求他的意见。流沙河立即反驳道：‘我根本反对！’接着在许多场合公开辱骂，‘这些部长老爷们，神经衰弱！……你怕《吻》，老子下一期还要发！……我不管你们这些正人君子部长老爷们，你干涉老子，老子就罢工！老子就造反！’”

这是《草木篇》事件的第一阶段：两军对垒，流沙河对一切批评坚决反击，不仅在相关的会上大闹，还陆续发了一些火药味很浓的文章。(待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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