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脱胎换骨纪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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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我的《脱胎换骨纪实》写到1962年底离开农场便收了尾，那只是我的苦难历程中与男子共同的部分，我不能、不敢往下写了。为什么？一言以蔽之，因为我是个女人，是个妻子，是个母亲。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没有母亲节。现在，在西方思潮影响下，开始有人过母亲节了，但仍然不是像“五一节”、“国庆节”那种法定的节日，这无非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母亲”吧！“母亲”这个词是有的，但它的内容被虚幻化了，不再是指具体的“妈妈”，而是一个象征性的事物。

　　在中华民族最早的社会里，母亲/妈妈曾是兼备了父亲和母亲双重功能的“皇帝”，如，神话传说中的女娲，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给人类以自由、快乐和文字，在天地崩裂的困难时刻，还承担了修补破碎的苍穹，重整乾坤的使命。可是在日后的中国主流文化中，在正史里，母亲消失了，女人大都是被妖魔化的性奴隶，够得上称为“母亲”的，除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孟母和岳母，还有几个？可这两个形象，究其实也只是失去了女性特征的“父亲”的变体，在她俩身上体现了多少母性的爱呢？为什么会这样？岂不是由于历来的“正史”都是史官 / 男人写的，他们要维护男人的权威吗？那些正史无法否定的女人，要么被扭曲，要么会任其在历史的尘砂中奄奄一息。她们之所以能在历史中留下一点儿痕迹，多亏了民间流传的文字的或口头的野史。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有说她能礼贤下士，发掘人才，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是“则天大圣皇帝”；史家也不得不承认她“上承贞观，下启开元”；可也有说她弑女，屠兄，任用酷吏，是离经叛道的、神鬼不容的女人……孰是？孰非？无怪乎她死后给自己立了一块无字碑！这无异于告诉世人：尽管我不赞同你的话，但是我尊重你说的权力。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有哪一个男性皇帝说出同样意思的话语呢！

　　母亲形象匮乏的结果，是传统文化中“母爱”的匮乏。中国的“国骂”，是以骂母亲或父亲的母亲为内容的，这就是明证！直至今天，在中小学生守则中提出要培养的，也只是对国家、人民、领袖、政权等抽象事物的“爱”，而没有对母亲 / 妈妈的爱——最原始的、也是最具体的爱。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说真话往往是要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尽管如此，仍然有人甘愿以生命和鲜血来换取说真话的权利，也许这就是中国包含了许多沉渣积淀的古老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被淹没的原因吧！如，公元前５４８年，大臣崔杼杀害了当朝的齐庄公。齐太史公毫不留情地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二话没说，杀了太史公。继任的是死者弟弟，他再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便再杀。三弟还书：“崔杼弑其君！”就在崔杼为杀与不杀犹豫不决的时候，南史氏也收拾行装准备前仆后继。崔杼终于害怕了，他不敢杀第三位太史公，“崔杼弑其君”这五个字就这样滴着鲜血载入了史册○1！这是一个关于史官的故事，再看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故事：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氏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氏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2有意思的是，据说在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曾在一次讲话中，引用这后一个故事来教导他的人民：讲真话是要以鲜血和生命作代价的，我们必须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于是，人民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讲真话不用付代价的好时代了，然而……

　　现在，世界已进入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数码时代，人类已经越出地球，向更广阔的宇宙空间进军。按理，正在崛起的中国也该进入万马齐鸣的时代了，我，一个女子，一介草民，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

　　

　　（一）

　　

　　我是在1962年底离开河卡青海师范学院农场的。能够离开农场，我既是喜，又是忧。

　　喜是抽象的：终于结束了原定为一年，实为五年多的艰难考查，回到了人民内部。

　　忧是具体的：这时，我已是个二十六七的大姑娘，按传统观念，已经太老了。这年龄还嫁不出去的女人，不是生理或心理有问题，便肯定是只“破鞋”。我戴过的帽子多了，并不怕再加一顶“破鞋”的帽子，最怕的是遭遇S君的命运——失身，不管是什么原因，对女人都是最大的痛苦，也是最大的耻辱。我必须设法把自己嫁出去，为自己找把保护伞。

　　我们这代人，出生在“五四”运动之后。在留洋归来的陶行知及蔡元培等教育家的大力提倡之下，我的母亲是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进入男性天下，享受高等教育的第一代女性；父母是打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自由结合的新一代。在父母的耳熏目染之下，从小便可以阅读《孔雀东南飞》、《红楼梦》、《傲慢与偏见》、《简•爱》、《飘》等国内外名著，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潜移默化了我们幼小的心灵，我们从内心憎恶封建式的包办婚姻。

　　1949年，当“雄鸡一唱天下白”时，我们正处在“危险的年龄”。教育学中说，十三四岁的少年，是生理、心理迅速成熟的时期，他们的心灵在躁动中探询出路。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无意识的。他们白纸般的灵魂 / 思想存在着任人随意涂抹的危险，因此，亟需对他们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指导，以帮助他们度过危险期，步上人生的坦途。那时的我们，目睹了旧中国的黑暗腐败，又目睹了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中国大地。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中，箪食壶浆地迎来了解放军。红太阳普照神州大地，禁毒，禁娼，禁赌，取缔帮会，以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自律……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美好。人们无不以为中国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时代。接着，“人民政府”接管了所有学校，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女孩子，都义无反顾地挣脱了深锁闺阁，足不出户的传统，兴高采烈地进了学校，接受新时代的教育，以求独立自主。

　　当家作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高唱“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多少年啦多少代，盼着那铁树把花开……”，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走家串户去向妇女讲解新婚姻法，讲“小二黑结婚”的故事；在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出来之后，同时也教她们读书识字——扫盲。要她们敢于摆脱“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传统观念。在“美帝国主义，万恶滔天……”的喧嚣中，甚至还想做现代的花木兰，到朝鲜前线去，打美帝国主义……

　　这时，老师和书本没有告诉我们，在革命根据地的延安，曾经有一位背叛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女性，却因为写了一篇对根据地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提出一点点意见的《三八节有感》而遭到挞伐；也不知道，马克思曾经宣称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尺度，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是知道的，并以为自己正在为这一理想而奋斗。我成了南宁市立第一中学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在学习之余就登高攀低，写大标语，画宣传画，为巩固共产党政权而努力。不久，我被批准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列席了南宁市的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我自以为出身“不好”的顾虑，组织是这样教育我的：出身不可以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嘛……这些，都使我们毫不怀疑，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了。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生命中的“危险时期”。

　　1953年秋，我们怀着主人翁的自豪感进了北师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然而，入学后，我逐渐产生了受骗上当的感觉。大学，历来是强调自由思想的世界。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然而，当时的北师大并非如此……

　　也许人们还记得，1956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曾发出一个通知：“在高校试开现时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学说的介绍和批判的课程”，如罗素哲学、黑格尔哲学、凯因斯经济学等，目的“在于开阔学生眼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使之能正确地认识唯心主义的错误和更好地学习唯物主义，克服教条主义，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这说明，在“解放”以后，大学是不开这类课程的。在这些课程要开未开之际，反右运动开始，这通知也就自动作废了。

　　当年给我们开什么课呢？那时，很少正式课本，大都是油印的讲义。我曾把这些厚重的讲义作为宝贝带到青海，可是后来大都付之一炬，现在已无案可查，只能凭记忆了。记得我们上过的公共课，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本似乎就是厚厚的《联共（布）党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我们读过的马、恩著作，记得除了翻译为中文的《共产党宣言》，就没有其他了。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称得上“革命”的历史可谓俯拾即是，可历史课似乎只有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的“中国革命史”，教材就是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尊者讳的、隐恶扬善”的历史。世界历史更是阙如。连合格的大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门外国语，也被删得只剩下俄语，到我们这一届连俄语也没有了。在公共课中，当然不能没有“教育学”和“心理学”。教育学仿佛是采用苏联的什么人编写的教材——也许是凯洛夫的吧；心理学只讲普通心理学，教师最需要的儿童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则阙如。讲课的多是年轻教师，常常是一位教师讲一部分。个别老师也讲得好，但多数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加上后来对这两门学科的批判，现在几乎完全忘光了，印象很深的，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老师反复以狗为例子来说明条件反射的原理，这对我们是很新鲜的，不禁发出惊叹：“啊，原来如此！”惊叹之后的疑惑是：原来人也和动物一样！可是，我们是未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为什么不对我们多讲些“人”的、尤其是人的灵魂的特性呢？人是能思维的动物，为什么不给我们开讲思维方法的逻辑学课？为什么不开辩论课呢？思维/思考的本质在于审察与批判，辩论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中，使思维永不停息，永远活跃流动，这是充满生机的思考过程，也是追求真理的过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位教师，如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非常重视辩论和对话的。

　　“语文教学法”自然不能少，不过现在尚能回忆起来的，只剩下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创造的《红领巾》一课的教学经验了。也许延续至今的语文教学方法，还是以此为样板的吧。

　　作为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当然会给我们推荐一些必读的文学作品，多数是苏联 / 俄国的作品，但没有《日瓦戈医生》（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著，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更不会有世界公认的最富教育意义的、教师必读的读物，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爱弥儿》，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更大的问题是，学校图书馆的书少得可怜，我们年级共有二百多人，能抢到书的人也许还不到10%。

　　继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56年5月26日在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之后，7月，青年团中央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有500多人参加的全国高校和中专团委书记学习会，专门对团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研讨。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在会上作了讲话，强调指出：“现在，我们高教工作最大的毛病就是用一个模子去要求学生……”那时，我们要参加政治学习会、政治思想鉴定会，作为团员，还有定期的组织生活会。通过这些“会”，我们知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可是我们心中充满疑惑：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要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会只是指有饭吃、有衣穿吧？应当是指被压抑了几千年的自我意识的解放吧？这不就是个性/人性的解放吗？……人们开始谨小慎微起来了。有个非右派的同学王得后，在《纪念册》（见2003年第一期的《随笔》）一文中说：“那时，赶不上学校开饭，到小饭馆吃一碗阳春面，也要在团小组会上挨批评，检讨‘小资产阶级作风’。在思想、学习、生活各个方面，无时无刻不在警惕地谨小慎微地诚心诚意地竭尽全力地‘改造思想’。”又说：“它曾使我自残而竟以为光荣，而竟以为在遵循导师的号召改造思想，向那统一的楷模看齐；它更使我伤害了我的同胞砚友。”既然有“改造”，当然就有“改造者”和“被改造者”；既然有“检讨”，当然就有“责令检讨者”和“检讨者”。也就是说，学校里、学生中出现了“阶级”，为以后“反右”的全面胜利准备了条件。

　　我们在“人民教师的摇篮”里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大学，把我们这些“原料”按“统一的楷模”加以改造，使我们丧失了独立人格，抛弃了来之不易的独立思考，成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驯服工具。由于这都是在漂亮的口号下进行的，因此，正如王得后所言，这一切都“使我们自残而竟以为光荣”。不过，由于我不是个很“乖”的孩子，在读大三时，我竟然妄想读《圣经》！可是，图书馆里借不到，新华书店里买不到，正千方百计想弄到一本时，反右运动来了，于是，妄想破灭，唯有按组织要求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了。

　　更令我恼火的是，生活在新天新地中的我，仍然被作为“物”般地追求，最初是通过我父亲转来的一封来自新疆的信！此人是我父亲解放前的学生，思想进步，参了军，当时正驻守新疆边防。可我根本不知他为何人，他岂不是只把我看作一个可以为其传宗接代的“物”吗……我们刚刚像娜拉（挪威戏剧家、诗人易卜生的名著《玩偶之家》中的人物。）那样冲出家门，岂能又陷进另一个家门！我一次次很不礼貌地拒绝了此类追求。可是，造物主在造女人的时候，赋予她“性”的本能，到了青春萌动时期，自然而然地会对异性产生爱慕之情。不用讳言，我也产生过这种感情，不过只是自己的单相思。在觉察对方不会喜欢性格和体态都有点儿男性化的我时，我自动退却了，并且以“在校大学生不允许谈恋爱”来自律。加之看到许多有成就的、对祖国人民有大贡献的女性，多为单身，甚至产生了永不结婚的想法，没有再去尝“初恋”的甜美。

　　当时我们多么天真，多么单纯啊！入了另册之后，必须脱胎换骨改造自己 ，岂知，在“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外生活了几年，我的思想非但没有净化，反而更加复杂了。许多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事实，使我知道了许多在学校里不知道的事情，明白了许多在书本中、课堂里读不到的道理，使我想得很多很多，经常非常疑惑，常常反躬自问，这些想法到底对不对？

　　我常常看到不少从内地来的女人，无论年龄和文化都与其丈夫有很大差异。当问起，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她们只是苦笑。原来，她们来自上海等大城市，是在父母被作为“反革命”镇压，或被作为“反动资本家”没收财产后，在组织的“关怀”与动员之下来到青海的。这些温室中的花朵，到了青海举目无亲，语言不通，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为了活着，她们，在组织或别人的“介绍”之下，结了婚，丈夫一般都是大大小小的“革命干部”，有的还是藏族干部。婚后，偶然中才知道一些“介绍人”不会介绍的情况，如，丈夫在老家（乡下）还有原配夫人——有双解放了的小脚的、只字不识的女人。啊！这是欺骗！是犯了重婚罪！不，离婚了；不过离婚不离家，仍在老家照顾着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在我认识她们时，这些父母的掌上明珠，都已在磨难中步入人生的中年，也已经子女成群了。出于母亲保护子女的本能，她们是轻易不会把这些故事告诉别人，尤其是她们儿女的。于是，这些中国女人特有的“隐私”，只有永远埋没在历史的泥沙之中了。中国几千年的沉渣积淀中，淹埋着多少女性的苦难啊！……这岂不是变相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难道这是新婚姻法允许的？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年宣传新婚姻法要达到的目的？

　　反右运动后，随着知识及知识分子的贬值，知识分子中的女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贬到了最底层，这最具体地表现在“婚嫁”问题上。有个非“右派”的女同学，拿出婚姻法来抗拒变相的“命”和“言”，坚持要等她大学的同学——一个正在接受劳教的“右派”。结果整天被“好心”的人们、“关心”的组织缠着做思想工作，什么你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划清界限啦，你是个共青团员，要站稳立场啦，组织是最关心你、爱护你的，绝不会害你的啦……不过，这一切都不能动摇她。最后，只好对她来硬的。这“硬的”花样可不少，如，穿小鞋，三天两头变着法儿批判你；炮制些“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你上讲台的权利，把你“挂起来”，或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甚至设法陷害你，说你写了反革命标语，呼了反动口号……有个很有才能的非“右派”女同学，在读本科时，就被某教授选为助手。来到青海后，三番五次地提出要去北京考研究生，系领导就是不批，并且变着法子向她暗示：答应和我结婚才行——为了得到“自由结合”的美名，只能“暗示”，实质就是诱骗。这岂不是变相的强迫？最后她不得不答应了，为了她梦寐以求的理想。这还好，“硬”到最后总算“名正言顺”地结了婚。可有不少右派或非右派女人，“硬”到最后的结果，是被“先斩”之后，无可奈何地不得不同意“后奏”的。这些人，之所以敢于使出各种“硬的”手段，是抓住了女人的致命弱点：为了自己所孕育抚养的儿女的前程，要么什么都可以做，要么什么都可以不做。那么，这许许多多“硬的”客观事实，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只会永远埋没在历史的尘沙之中了！这便是悲剧得以反复重演的充分条件。

　　S君遭遇的“硬的”就更惨了，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有个女右派知道我在写回忆录，告诉我一件类似的事：她认识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文工团员，被打成右派后，被人用枪逼着奸污了，完事之后还拿着枪教育她道：“知道吗，只许你们规规矩矩矩，不许你们乱说乱动！明天，你自己来，要不然就……”不久，她便精神失常，像祥林嫂失去儿子后那样，沦落街头，逢人便说：“我真傻，真的！……早知道，我就跳到黄河里去了！”造物主造女人时，赋予女人一个被动的肉体，轻易就会成为别人的刀下鱼肉、盘中小菜，尤其是右字号的我们，只许规规矩矩矩！这“规规矩矩”是可以任人定义的！还是赶紧找把保护伞吧。

　　组织是真关心我、爱护我的吧。师院农场的管理人员中，有个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的女伙食管理员，她心宽体胖，平日嘻嘻哈哈的，不是右派，是个乐天派。一天，她对我说：“不小老大的了，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我无话以对，只是模棱两可地摇了摇头点了点头。原来，对象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不过，也是右派，当时在北大荒。我说，“让我考虑考虑”，考虑的结果是不同意。这时我已经没有了几年前的“浪漫”，如果那是浪漫的话。我想得再现实不过了，也许这就是几年来改造的成绩吧：不是要我“划清界线”吗？为什么要给我来个1+1=2？这是爱护我还是害我啊？右派+右派并不等于两个右派，而是两个右派的平方，甚至是立方！

　　不过，说老实话，除了我的“同类”，谁会“要”我呢？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在我入了另册后向我求婚的同班同学张明道。于是，我拿起笔来，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像对一个久违的老朋友，汇报自己几年来的遭遇以及心路历程。然后，等啊等，等了很久，回信终于来了，却还是我寄出的那封，只是信封上多了五个字，“此人已病故”，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打懵了：一个年仅二十六七岁，前程无量的年轻人，怎么就死了呢？莫非我那无情的回答给了他沉重的打击！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蒙着棉被，大哭一场……（此事，请看《一个“中间偏右分子”的遭遇》一文。）

　　就这样，我终于找到了现在的丈夫。他当时属于师院农场的管理干部，管理财务。比起其他干部，他比较年轻，看去白白净净，老老实实，能够和一般职工（主要是右派和盲流）打成一片。闲时，还能拉一手二胡和手风琴，为这除了拖拉机的轰鸣就是万籁俱寂的草原，稍稍增加一点儿生活气息。他祖籍山西，出生于青海，是青海师专数学系毕业生，由于跑百米在青海出了名，参加过大学生运动会，他也就因此留在青海师院（其前身是青海师专）数学系工作。他没有任何后台，跑百米的好成绩，过了人生的黄金时期，就不会再有所突破；至于专业知识，只是大专，算不上“人才”。大概就是如此等等的原因，加上出身地主和伪官僚，他来到了农场，而且带着户口（回不了西宁了），据说他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就因为这原因主动和他“吹了”。怪不得他拉出的二胡，是哀怨的、含泪的。可是，中国的事情就这么怪！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居然收到甘肃临夏地区党委来信，说他的父亲李永泰是临夏地区最早的四个共产党员之一，要寻找他呢！可他早在五十年代就死在共产党的监狱中了，连尸骨也找不到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在1927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们四个党员全都被捕。之后，他只身逃到青海西宁，从此与共产党脱离了关系。在西宁，他在法院里由做“录事”开始，最后成了西互（西宁、互助）地区法院的院长。于是，解放后又成了伪官僚，进了共产党的监狱……

　　我和他都出身“不好”，都认得几个字，都上过大学，也算是门当户对了；他不是右派，就不会有“两个右派的平方”之嫌，这就够了，总比找个藏民好——我曾想过，若实在不行，就完全彻底地向文成公主学习。我当然知道，我绝不会成为文成公主第二，只能与千千万万的中国女人一样，成为几千年的沉渣积淀中的一粒尘砂，这就是中国女人逃不脱的命，只是现今用了新的说法：政治标准第一！我却常常不由自主地戏言：动物的本能。这也许这就是“脱胎换骨”要求于我的吧！

　　我把这些活思想，写成一篇“日记”，还比较长，不过删去了那些“出格”的词语。

　　我是从上大学开始写日记的，为了记录自己五彩斑斓的梦。一般都写得很长，总要把自己真实的心理活动向自己坦白出来，错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也是实践孔圣人的遗教，“吾日三省吾身”。自从向组织“交心”也会交出自己的“罪状”之后，日记发生了异化，不少人干脆不写了。不过我还写，主要目的是备忘，一般三言两语就完事，几乎没有心理活动，作好要我“交心”的准备，时刻提防着可能出现的第三只眼睛。可惜，连这样的日记，后来在“文革”中也付之一炬了。

　　在得知农场将要撤走之后，我把我写的“日记”交给了组织——农场党支部书记，其结果有二：一是摘帽；二是结婚。

　　我们的婚礼是在大部分职工离开农场之后，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在“地窝子”里举行的。解放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之后举行的婚礼，当然没有了那些送、迎、跪、拜等的繁文缛礼，往往像《小二黑结婚》中写的那样，向组织报告一声，拿上介绍信，到派出所开个结婚证书就完事。顶多买些水果糖，给亲朋好友一人分一把。但是，随着许多事情的异化 / 退化，婚礼也逐渐发生了变异，其中最叫绝的，要算“闹洞房”了。在来农场之前，我看过一次“闹洞房”——非看不可，说这是“见习”！看了之后，我疑惑了：这不是对人，尤其是对女人的亵渎吗？说这是中国的传统吧，可古时候的婚礼也曾经很简单的，如在《礼记》中说：“婚礼不用乐，幽暗之意也。婚礼不贺，人之需也。”又说：“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那些繁文缛礼，多半是妇女成为“物”，可以任意买卖之后才出现的。现在妇女解放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这只会使有点儿思想、有点儿自尊心的女性下决心不结婚。

　　现在，我既然不能不结婚，只有硬着头皮准备过五关，斩六将，这也是接受劳动人民教育的需要吧！

　　头天，我和他一起走到河卡公社，凭党组织开的介绍信，领了结婚证书。公社旁边有个小小的供销社，里面供应的大多是藏民的服装、哈达、佛珠等物品，汉人的衣物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买了个小脸盆和两条毛巾，便返回场部。

　　从西宁带来的衣裤，由于长年累月劳动，不仅漏洞百出，还脏得看不出本来面目了。尤其是裤子，几乎每条都不堪入目，比较过得去的一条，本来就在屁股上补了两大块颜色不同的布，像纳鞋底般密密匝匝地纳了一圈又一圈，现在这两块布的中央还完好，可边缘却已磨破、裂开，平日就靠里面的绒裤衬着才没有露馅儿的。难道用它做结婚礼裤吗？后来好不容易在他的行李卷里发现了一条藏蓝色的裤子，似乎仅穿过几次，还不算太旧。便男裤女穿，做了我的结婚礼裤。上衣是一件平常被外衣罩住，还不那么脏的紫红色的绒衣。他则穿了一身半新不旧的藏蓝色中山装。

　　1962年9月13日，农历的中秋节，在农场的地窝子理，举行了我终生难忘的婚礼。证婚人是看了我的日记的农场党支部书记，在他做了简短的讲话之后，婚礼便完成了。他讲话的大意是：在短短的两年里，农场取得了巨大成绩，我们生产的油菜籽儿、湟鱼等不仅喂饱了自己，而且支援了西宁……在与天斗、与地斗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都得到了改造，成为新人；有的还千里姻缘一线牵地结了良缘，现在，这便是其中一对……

　　接下来便是闹洞房。这“洞房”——“地窝子”，与我和盲流姑娘住的大同小异，不过睡的不是地铺，而是床铺。现在别的床铺都已经搬走，只剩下一张单人床。闹法与我在西宁“见习”时也大同小异，不同的是我由“看客”变成了“主角”。尽管我从内心厌恶这一套，但由于有了思想准备，也就硬着头皮熬过来了。可幸的是，绝大部分人都离开了农场，加上物质的匮乏，点子就没有那么多。再说，老天爷怜悯，天上没有月亮星星，地上没有电灯汽灯马灯煤油灯，只有一堆燃烧着的牛马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便是天然的遮羞布……

　　我要找“保护伞”，也找到了，可其作用只是使我免于被别人强奸罢了。家庭是国家的缩影，是有中国特色的专制的缩影。“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家是通过家庭来行使其职责的。

　　几十年来对自己及他人的夫妻生活的观察，我深深体会到，中国人的婚姻，就是一种动物的本能，目的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等等观念，至今仍是大多数中国人不会违背的传统。女人在婚姻家庭中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甚至更糟，只是发泄肉欲的工具。传统的中国婚姻，是夫唱妇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鸡犬也要共白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只有忍气吞声，俯首帖耳，等待着由“媳妇熬成婆”的一天，然后升格为一家之长的女皇或准女皇，然后紧握手中的权力，然后……然后是几千年的恶性循环。这恶性循环的惰性是很难改变的，如，我的父母，为冲破旧婚姻作过顽强的斗争，父亲甚至与其父脱离了父子关系。但是，自懂事时起，我在家里看不到情爱、宽恕、和谐，看到的只是怨恨、嫌弃、争吵。吵起架来，母亲总是忍气吞声，俯首帖耳。此时，作为他们“爱情结晶”的儿女，只能蜷缩在房间的一隅发抖。我总觉得父亲很凶，对母亲太不平等了。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自由结合的婚姻仍然这么痛苦？怎么样才能建立美满的婚姻？1949年以后，在宣传新婚姻法时，都以为我们活到了男女真正自由平等的好时代了。岂知，代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是“组织之命，介绍人之言”，后来还发展到政治标准第一——高级的门当户对！家庭内部充满阶级斗争的血腥味，尤其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不知是谁的发明创造，解放后把“老公、老婆”或“娃他爸、娃他妈”的称谓统统改为“爱人”，听起来何其高尚平等，实质何爱之有！爱是忘我，是付出，是为了别人快乐，为了别人幸福。可是，在这声称妇女已经获得解放的时代里，爱，尤其是男人对女人的“爱”，只是占有！女人，尤其是“右”字号的女人，在家庭里不能有独立人格，只能照着别人的要求过日子。

　　造物主造人时，赋予男女不同的性本能，使他们到了那个年龄，从生理到心理都产生一种欲望，不由自主地爱慕异性，最终必然要结合为夫妻。与一切客观规律一样，这也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早在几千年前，老天爷就以大禹治水○3的故事告诉人们，对客观规律只能“疏导”不能“堵塞”。可不知何故，中国人至今没有读懂这本天书，一贯都只善于“堵”。大的“堵”就不用我说了，只要看那到处可见的“禁止随地……”、“不许采摘……”、“不要砍伐……”的标语口号就可见一斑。那两部世界著名的小说《金瓶梅》、《红楼梦》，就一贯被中国人列为禁书。禁的用意也许并不坏：不许纯洁无瑕的未婚男女接触/了解那类乌七八糟的事情，使他们只能透过神圣的光环来看待婚姻和家庭，然后，带着神圣的使命感举行“隆重”的婚礼，然后，履行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可是，结婚以后所干的不就是这类所谓“乌七八糟”的事情吗？与其让这些男女在婚后怀着被欺骗、被耍弄的感情来发出“原来如此！”的慨叹，为什么不可以事先就把有关婚姻家庭的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呢？岂不就因为，中国人一贯认为那是一种天生就会的本能——动物的本能吗？

　　有人说：“婚姻像一艘非常珍贵的船，婚姻生活却像一个充满暗礁的浅海，若没有经过婚前的学习，就像船上没有领航者一样，随时随地都会触礁……爱需要学习，需要倾听，因为在了解中有医治。”婚姻是两个各有个性的人的结合，经过严密包装的互不了解的（“男女授受不亲”！）两个人，婚后从肉体到精神都要赤裸裸地暴露于对方，必然会面对许许多多事先无法估计的“暗礁”，矛盾冲突是难免的。幸福婚姻的秘诀是有效处理矛盾冲突，刻意经营友情/爱情。据调查，美满的婚姻和破裂的婚姻，吵架次数一样的多，而且争吵/争论的内容也几乎一样，如，金钱和理财、尊重和沟通、做爱和生育，以及子女教育、家务劳动、婆媳关系、姻亲关系等等并非阶级斗争的琐事。在这些问题上不能畅所欲言，婚姻最终必会破裂。让思想交流畅通无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中国的丈夫从来不会对妻子说一声“谢谢！”“对不起！”就可见一斑。这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艺术，必须通过婚前教育，学会与异性相处。谁都知道，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为什么成为合格的夫妻、合格的父母倒可以不经过学习呢？他们要孕育培养的是万物之灵的人哪！

　　然而，中国从来没有婚前教育，尤其是情感教育，那时，连一本有关内容的书也无法找到。也许这“教育”任务一贯是父母完成的？然而，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言传身教，使为人父母者最多只能从生物学角度来谈两性关系，根本不可能从友谊与心灵等多个层面来进行广义的人类交往与心灵沟通的教育，尤其是那核心的“做爱”，一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习惯势力，使矛盾的主要方面，“男”这方面，很难放下“尊严”来平心静气地聆听。如，我父亲是以宣传墨子“兼爱”思想为己任的人，并不是坏人，可是看不到他对母亲的爱和宽容。至于我们这些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污泥浊水中滚爬了几十年的人，就更不用提了。女人，尤其是女右派，在家庭生活中挨打挨骂是常事，要避免打骂，就只有俯首帖耳，甘作奴隶，不能有个性，更不能有思想。我丈夫也不是坏人，也没有对我用过拳脚棍棒暴力，但和我父亲对我母亲一样，摔过东西，还搡过我（大多是在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前）；至于语言暴力，那就是常见的，而且很凶。他常常主观臆测地把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强加于我，或上纲上线说我 “阴险”、“怀有阶级仇恨”…… “家庭暴力”，除了拳头棍棒暴力，还有语言暴力、性暴力（婚内强奸）等等。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可见女人在家庭及社会中的位置。在咱们中国，哪一个女人能逃脱这些暴力？可是，所有人包括女人，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在“打是爱，骂是疼”的说教之下，没有人敢对此提出控诉。直至今天，不少人仍是只要儿子，不要女儿，不少女婴、女童仍被弃如敝屣，有的还是女人干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终究时代不同了，现在，报刊上有时可以看到男人写的，能比较客观地分析男人的文章了。曾有人对中国男性在西方女人眼中的形象作调查，总的结论是，中国男人像“刚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他们勤俭，聪明，有上进心，但又保守，畏缩，怯生，自信不足，谦卑过度，缺乏为原则、真理奋斗献身的勇气。这不禁使我想起人们常说的“阴盛阳衰”。不错，中国男人缺乏自信。自信者，对自己充满信心也。信心的基础是要能客观地评估自己，既能看到自己的优点，也能看到缺点。可被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宠坏了的中国男人，无论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自信，都是靠“男尊女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等的说教来支撑的，从来没有对自身实事求是地评估的习惯。现在，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眼看“男尊女卑”的丰碑即将崩塌，当然不甘心失去“尊”的地位，可温室中的花朵般的男子，又能拿出什么来支撑它呢？相反，几千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养成了自强不息的倔强性格，在挣脱了加诸自己肉体和精神上的枷锁之后，爆发出了人们难以预料的能量……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另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每个男人都是双面人，里面有一个天使，也有一个魔鬼……在道貌岸然的面具下，包藏着雄性激素诱发的兽性。” 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从欲念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男人都有‘坏心眼’，不过并非每个男人都会将他们的欲望付诸行动…… ‘好男人’并非纯洁无邪的天使，他们只是自制能力较强的凡人而已。”这“自制能力”必须通过教育获得。然而，“男尊女卑”的传统，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教，却使人性中“坏”的一面恶性膨胀了。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造就了这种心理状态，给予男性以不少的既得利益以及自我膨胀的条件，男人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诚实地面对自己，才能放下身段，以宽容、受教之心，设身处地为女人着想。男人们，多来一点扪心自问吧！基督教认为人都是罪人；佛家语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先哲苏格拉底早就告诫：“人啊，认识你自己”！

　　为了后人不再重蹈前人的覆辙，高等师范院校必须开一门“婚姻教育学”课（姑且这样命名吧），未婚男女都应当接受婚前教育，做父母之前的男女都必须接受“家长教育”，通过教育，使双方成为能够坦诚沟通的朋友，从而为成为“终身伴侣”和合格的父母创造充分条件。我不赞成那种主要从“性”的要求出发的试婚/同居，或者盲目的婚前性行为。性固然是基本的人欲，但并不总是和爱同在，没有感情的性结合，恰恰伤害了情，最终必然会以分手告终。

　　那年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在这个纲的指导之下，除了个别，几乎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不论男女，都被剥夺了享受幸福婚姻、美满家庭的权利，甚至贻害到他们的子女。（关于这，请看《魂兮，归来！——一个女右派的遭遇》。）可是至今鲜有人能够深入思考和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也许还是认为这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可是，这是关系到国家最小的细胞——家庭的喜乐平安的问题，是关系到孩子——祖国的明天的健康成长的问题，难道是小事？我常常想，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必须从家庭内部改起，必须从改变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做起，“家庭”乃是丑陋的中国人得以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最小的，也是最具体的“酱缸”。

　　行文至此，我得向我丈夫说，对不起，我说了你的许多坏话。但俗话说：“人之将去，其言也善”，我绝无恶意。还得对你说声“谢谢！”我俩这辈子没有能够平心静气地敞开心扉交谈过，在得知我患了不治之症以后，我以“请你陪我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为开头，把我此文写到的一些话告诉了你，似乎还是没有得到你的充分谅解，但不管怎样，从那以后你对我比以前好了。谢谢！

　　感谢上帝让我选择了这个婚姻，使我能够深入地了解和思考整个社会运作的规律，但愿我的遭遇及思考能给后人一点儿启示！

　　

　　（二）

　　

　　寒风凛冽的1962年年底，我们最后一批离开了师院农场。

　　来农场时，要求我们安家落户，户口都落到了河卡，现在只能拿着户口到管辖河卡的海南州去报到，除非西宁有人愿意接收。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既然我已摘了帽子，回到了人民内部，就应当享受人民的待遇。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陈毅副总理说过，“应当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并行了“脱帽礼”呢；再说，我还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于是，我们理直气壮地返回西宁。

　　可是，现实是冷酷无情的。几乎所有单位一听我们的情况，便把我们弃如敝屣。较好的也是说：“只能要李洪澜一人。”我这才开始明白师大不发给我们毕业证书的分量。

　　在“理”也不直，“气”也泄完之后，我们只能按时髦的做法行——走后门。最后在丈夫的老同学帮助下，进了青海省实验学校（现在叫西宁第十四中学），与徐美英同校。据说，头头们是经过一番争论，才勉强同意的。争论的焦点，还是要一个或是两个的问题。不肯要我，仿佛我是个劣等商品，要了这劣等商品，就必须搭配一个优等商品，否则就赔钱了。

　　这样，在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五年多之后，我开始了教书生涯——上初中语文课。作文是必须改的，但不可任班主任，理由还是说我会毒害革命接班人。收入由每月生活费30 元，改为工资——行政23级，每月56元，这是大专毕业生应拿的工资，是对我的降级使用。这56元工资，我拿了近20年。加上我丈夫拿的56元，除了供养我俩及后来出生的三个孩子之外，还要供养丈夫的母亲及他的弟妹。不管怎么吧，总算有了“生存之权”了。

　　好高兴啊，“终于可以走上讲台了！”这便是我当时的想法。“塞翁得马，焉知非祸”○4？我仍然是个天真的傻瓜！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故宁处忧而不肯处乐”，这是古人早就明白的道理，我却不明白。

　　在与天斗，与地斗，斗得个头破血流之后，自认为以辩证法唯物论为理论基础的人，开始明白：这“天”与“地”的客观规律的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但“人”却不同了，人本是造物主根据其意志，用泥捏成，再吹入他的“气”而完成的。那么，不可以按“我”的意志重新把它捏造，再吹入我的气吗？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科学”的说法，就是破旧的条件反射，立新的条件反射吧！这样，在肚子能够填饱，经济稍微好转之后，又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

　　如，1963年，在全国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运动；在基层开展面上的“四清运动”；开展以阶级斗争为首的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对学校和教育部门，肯定了“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来教育青少年的方法。于是各级各类学校立即开展访贫问苦，请“三老”（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到农村、工厂去做社会调查等活动。后来更直截了当地对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毛远新提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同时，在教育界掀起了对以斯霞为代表的“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说“‘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甚至提出“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的预言。教书育人的教师又跌入了低谷，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这主力战何时会到来，矛头又会落到谁身上。

　　这时，我怀孕了。此时的青海西宁，物资十分匮乏，粮食仍然要凭户口或粮票买，油、肉、蛋、糖等要凭油票、肉票、蛋票、糖票供应，每人每月也只有半斤或一斤，此外就只有洋芋（常常是已发芽的）、大头菜（常常是已冻硬的）和粉条。青海是牧业区，可是平头百姓通常是吃不到牛羊肉的，必须走后门。那蛋票供应的半斤或一斤鸡蛋，也常常是散黄的或发臭的，要不就是那种不知存放了多少日子的去除了蛋壳的块状“冰蛋”——后来才知道，那是出口转内销的。那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小道消息：苏联老大哥要我们用猪肉给他还债，可是中国人硬起来了，说：“猪肉没有，只有猪尾巴！”为什么硬起来了？因为，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了。此时，我唯一能增加的营养，是姐姐千里迢迢地从广西寄来的小小一瓶维他命C。青海有个说法，“一个孩子一颗牙”。我生了三个孩子，满口牙齿都坏完了，我根本不该怀孕！

　　更令我担心的还不是营养的欠缺，而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状态，这对胎儿的孕育太不利了。那仍然挂在脖子后头的帽子，不允许我说错话，做错事。可是我又不是圣人，怎能保证不出错呢！我一贯认为，师生关系不应当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而应当是平等的友爱的，能够互相切磋，可以教学相长，为人师者应当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荣。孔圣人不是也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吗？他的学生可以直截了当地批评他：“甚矣，子之迂也！”有一次子路形容他“累累若丧家之狗”，他还欣然笑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这些故事，我们是在古代汉语课中学到的，为什么在教育学中不讲呢？莫非他错了吗？……恐怕是他提倡“有教无类”的缘故吧？那么，“教育有类”就对？“生育”使人类能够延续，“教育”使人类能够在前人积累起来的一切财富的基础上向前迈进，如果只生育，不教育，万物之灵的人和其他动物有何区别？因此教育应当是“有教无类”的。然而……罢，罢！对也罢，错也罢，与我何干！我的目的只是要为腹中的胎儿营造一个安乐的小环境，同时为自己留条退路。于是，一有机会我就对学生讲“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的道理，免不了会讲有关的故事，包括孔子的。岂知，这在“文革”中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孔老二的孝子贤孙，看起来循循善诱，平等待学生，实质肚里藏刀，妄图把革命接班人培养成温良恭俭让的修正主义分子，复辟封建主义的工具。

　　还是由于怕讲错，在讲《个人和集体》时，我别出心裁地用了一种新教法。这篇课文是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节选，这是国家主席的文章，千万不能出错。因而整堂课几乎没有一句我自己的话，所有讲解，都是从《修养》中抽出来重新组织成的，当然也包括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讲的是，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就要在日常生活中推己及人。要使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就必须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起。这在“文革”中又成了我的罪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义务宣传员。在批斗我时，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边用铜头皮带抽我，一边对我吼叫：我们就是要“己所不欲，必施于人”！

　　三千多年前，周文王的母亲在怀周文王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秽语，食不进异味”；两千多年前，孟子的母亲在怀孟轲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古人把这称为“胎教”，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学中不提？莫非错了？可是，这与“想要身体好，最重要的是乐观”的常识是一致的。我必须乐观！乐观！怎样才能乐起来呢？唯有转移注意力，设法忘却，不去想那些恐怖的事。埋头到工作中去——周而复始的备课，上课，改作业，改作文，想尽一切办法使讲课及批改作文不要出错；用最原始的办法（当时，当地，如果拒绝这些原始办法，就只有挨饿、挨渴、挨冻）生火、洗菜、做饭、洗锅、缝衣服、洗衣服、织毛衣，和煤末，打煤砖，挑着担子到井边把水吊上来，担回家……不能看书阅读，因为一看书就会走神，思绪/情绪就会不由自主地涌上来。这倒是暂时“忘却”了，可仍然不会愉快，尤其是走向课堂的时候，恐惧又来了——怕讲错。这时，我已经没有了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这不得不归功于“改造”吧！徐美英比我勇敢，竟能在“摘帽”后不久就举行公开课。

　　下面该写我生孩子的事了。生孩子并非女右派特有的生理现象，而是人类的“半边天”都必须品尝的苦果，本不值得写。有两个原因使我写：一是，孕产妇是在履行延续人类的天赋使命，应当被尊重；胎儿是无罪的，不应受到伤害，谁都知道，即使对必须执行死刑的怀孕妇女，也须等孩子呱呱堕地之后，再执行死刑。二是，来到美国之后，在医院里，我亲眼目睹了儿媳妇分娩的全过程，深深体会到，中国的女人真不值钱。

　　1963年底，我该“生产”了——中国人不习惯讲“分娩”，除了“解放”初期嚷嚷过一阵子“无痛分娩法”的日子。据说，“无痛分娩法”，并非无痛，也就没有人再嚷嚷了。现在通用的是对一切动物都适用的“生产”，或更简单，只用“生”或“下”组成一个动宾词组，如，生孩子、下仔、下崽，若说的是黑七类，就是“下狗崽子”，这就体现了语言的阶级性！

　　都说，生孩子是女人的一关，弄不好就会送命。因此，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家们对避免难产都有很多论述；在国外，初产妇都要接受产前教育。可是，那年代的中国，也许因为这是动物的本能，是非阶级斗争的自然现象吧，没有地方可以受产前教育，连有关的书也没处借，没处买。别人还可以从疼爱女儿的母亲那里接受产前教育，我却不能（我母亲早已去世）。我唯一能看到的，是姐姐千里迢迢地寄给我的《赤脚医生手册》，可看了之后反而增加了我的无名恐惧，下文将要提到的解决难产的“碎颅术”，就是在此书中看到的。我只能把接受产前教育的最后机会寄托到医院。

　　1963年12月26 日，我进了医院的待产室，那满脸不悦的年轻女助产士，作了常规检查后，仿佛埋怨我来得太早似地，说了句“还早得很呢！等着吧！”便不见了，丢下被恐惧包围的我一人孤军作战……在那种从未体会过的痛感来到时，我不可抑制地开始呻吟；渐渐地，这种感觉变成了压迫肛门想要大便的阵痛，我开始低声呼喊：“护士！护士！”没有人理我。在那想要大便的阵痛越来越重时，我本能的反应便是“用劲”把大便排出来……不知过了多少次，疼痛越来越重了，我低沉的呼喊本能地变成了大喊：“护士！护士！帮帮我！帮帮我啊！疼死我了！”不知喊了多少次，她终于来了，说“怎么啦？”“疼死我了！想要大便。”“去！”“不会把孩子拉到厕所里吗？”“不会”……真的没有把孩子拉到厕所里，疼得似乎轻些了。但过了不久，又疼起来了，比刚才还厉害。我又本能地高声大喊。她跑了进来，也大喊，厌恶地：“喊什么，喊，你？别人也生孩子，没一个像你这样的。”是啊，我也听过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孩子生下来的故事，可我不会，你教我啊！你也生过孩子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概她是不费吹灰之力就生下的，也只接生过顺产的婴儿，从未见过我这样的吧？看来，我是过不了这一关啦……助产士都换班了，几点了？我在这里待了多少时间了？《赤脚医生手册》中说，若超过一定时间，就会出现险情。我应当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护士！护士！求你帮帮我！帮帮我吧……”可是，没有反应。看来，除了大喊，只能大喊。于是，当阵痛到来时，我又没命地大喊……助产士终于叫来了医生，把我领到产房，躺到产床上……当那不能忍受的疼痛又到来时，医生一再叫我“用劲”，可我一点儿劲也使不出来了……这时，只见医生拿起剪刀和钳子，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在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中，那种要命的阵痛突然消失，剩下的是火烙般的持续灼痛，完了！完了！肯定是用了“碎颅术”……当听到婴儿的哭声时，我惊讶地睁开满含泪水的双眼，看到护士正把一个红彤彤的婴儿屁股对着我，说：“男孩！”我连高兴的劲儿都没有了，只是想：“没死啊！”…… 事后我才知道，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那个女医生把我的会阴剪开，做了“侧切术”，然后用钳子把婴儿钳了出来。

　　这一幕发生在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妇产科里，从头天傍晚四五时，到次日早晨七八时 ，共约十四五个小时。那时，正是人们大学雷锋，想方设法把“春天般的温暖”送给每一个人的日子。不知这“春天般的温暖”该如何定义？我前后三次进过妇产科，没有哪一次使我感觉到这种温暖；倒是在四十多年之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医院的产房里，体会到了比“春天般的温暖”还温暖的温暖。

　　生过孩子后，我没有喝过一次鸡汤，没有吃过一个新鲜鸡蛋，没有吃过南方产妇常吃的姜醋，没有吃过北方产妇常吃的小米红枣红糖粥，也没有吃过儿时见妈妈产后吃的木瓜炖猪蹄。只喝过“醪糟”（一种糯米酒），说它具有下奶的功效。可我喝了后，仍然奶水极少，倒是双眼眼睑长满了疖子，从红、肿、痛到化脓、结痂，又吃尽苦头。没有奶，只得为婴儿弄牛奶。可是，那时，地处牧区的青海西宁，竟然买不到牛奶或奶粉！市面上，每天清晨只有一个养牛场用牛拉的大车，拉来一点牛奶出售，售完就没有了。因此，我丈夫必须大清早去排队抢购。真的是“抢”：大车还没停下，排队的人们便跟着大车蜂拥向前；大车一停，谁的速度快，力气大，钻劲足，第一个抓住大车栏杆，谁就是第一名……若抢不到，只好到养羊的私人跟前去讨要一点羊奶，幸亏丈夫和我婆婆都是满口标准的青海话，人们一听是老乡，便慷慨地伸手相助。若连这也讨不到，就只有用面粉拌点面糊糊来顶替了。可是，这面糊糊里的营养显然不足以使婴儿健康成长，又是无私的姐姐千里迢迢地从广西给我寄来“糕干粉”，帮我们度过了难关。这糕干粉是一种加了些婴儿所需的养分的米粉。当糕干粉也供不应求时，便只有用一种最原始的办法来“生产”米粉，因为买不到也借不到石磨：把米用水泡软后，将水滤干，放到一个平日捣辣椒面的石臼里，手抓着一块从河滩拾来的长圆形的鹅卵石，一下一下地舂，直到把米粒舂成米粉。然而，每月每人只供应一两斤顶多三斤大米！说不定姐姐也是勒紧裤带从口粮里节省下来支援我们的！我悔不该生这孩子！

　　孩子满月了，原来皱巴巴的老头儿脸，成了人见人爱的红润白皙的苹果脸，丈夫和婆婆都高兴得不得了，我则是咽下眼泪强装笑，有谁体会我的痛苦！这时，也许是被撕裂和剪开的伤口尚未完全愈合的缘故吧，我的下体仍在流血，屁股也痛得坐不住，一活动就痛得死去活来，除了必须奶孩子，我还得强忍疼痛，把本不应当由“月婆子”做的事全都做了，从给丈夫做饭到换尿片、洗尿布……就只差了没有去排队抢购物品和牛奶了。

　　孩子满月时，领导来关心我了。见到他们的身影，我不得不咬紧牙关坐直身子，以示敬意。他们说的却是：“喜得贵子，恭喜你啊……身体怎么样了啊……XXX像你一样，又要生产了啊，课没人上哪，你可不可以去替她上啊？……”此时，我本应去医院看医生的，却因为下体太疼而却步，他们却捷足先登了！我是个无权说“不”的人，只得说“是”。好在婆家就在西宁，婆婆也还健康。我白天把孩子托付给她照看，晚上还得接回来和我同床共眠，既要喂奶，还得换尿片，孩子一动弹，我就惊醒，常常夜不能寐。这样，国家规定的56 天产假，我只享受了30天，便去上班了。这点我就得羡慕徐美英了，她和我一样，也生了三个孩子，时间也差不多，但都是请假回南京的婆家去生产的，产假不满不会回来。

　　谁都知道，一列负荷沉重急速行驶的的火车是不能猛然停止的，群众运动也一样。这时，大跃进的余热不散，一天等于20 年的干劲仍在。当我又回到课堂里，站到讲台上之后，感到气氛比一个月前又迈进了一大步，仿佛一个个都头上长了角，眼中长了刺，耳朵里长了窃听器……原来，随着《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相继出版发行，全国又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学生们的阶级斗争觉悟自然又上了一个台阶。在1964年2月13日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毛主席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如，课程太重是很摧残人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等等，并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学生听了“要完全改变”的号召，自然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寻找改变的突破口了……紧跟着，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把干部教师分类排队，要求他们“下楼洗澡”。弄得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就在此时，我丈夫被调离教学岗位（他教数学），下乡搞“四清”。他走后不久，我发现我又怀孕了。那是个“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岁月，不提倡“计划生育”，人们也不知道怎么“计划生育”。怎么办？种种原因促使我下决心：不要。由于曾听到在医院里做人工流产（俗称“刮宫”）时，子宫被刮穿的事，没有胆量进医院上手术台，便找中医，吃中药。可这小生命可真顽强，别人吃了一付药就下来了，我连吃几付药也不下来。有个知情的女老师劝道：算了，留下这顽强的小生命吧。但我已吃了这么多打胎药，生下的孩子肯定不是白痴，便是短胳膊少腿的，我还指望着他来改变我的命运呢！于是，我唯有拿出上断头台的勇气，上了手术台……事后我丈夫把我臭骂了一顿：男人是绝不会设身处地为女人着想的，他恨我刮掉了他的种。

　　那时，为了支援中东地区国家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在自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用外汇从这些地区购进一些产品，在青海市场上就可以随意买到比糖还甜的“伊拉克蜜枣”，人们都一窝蜂地买来当糖吃。可不久，民间有小道消息流传，说伊拉克蜜枣带有肝炎病毒……不知是否真如此，恰在此时，我患了会传染的急性黄疸性肝炎，我只得把孩子托付给婆婆，住进了医院的隔离病房。大概领导认为我还有点儿使用价值，也明白愉悦对于治病的重要，为使我早日回到教学岗位，没有向医院公开我的“右派”身份，我也就暂时失去了“右派”身份，仿佛生活在虚幻的空中楼阁中似地，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真好，可代价是留下终生的病根！再说，医院里也有另一种恐怖：三天两头就会有一个生命离开人世，死者家属呼天抢地的嚎啕，不禁让我想到人生无常，生命如此脆弱，死亡如此接近，我的这一天说来就会来的。于是，盼到医生说我的病已经不会传染给别人，我便出了院。此后，为了不传染别人，我在吃饭时一定要用“公共筷子（或公共匙子）”，不管别人用不用。这是儿时“反动”父亲要求于我们兄弟姐妹的，要我们带头改变中国人不讲卫生的习惯。他说，讲卫生，看起来是为自己，实质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是对他人的尊重和爱护。可我走出家门后几乎把父亲的教导丢了，现在又一厢情愿地把它拾起来。直到今天，我才能从这利己利人的小习惯的建立之艰难中，体会到改变中国人的不良传统之艰难！

　　这时，“文革”风暴不远了。

　　

　　（三）

　　

　　在青海西宁的文化大革命似开始未开始的日子，1966年6 月23日，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采用《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作为高中政治课代用教材。 6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指出“目前，历史课暂停开设……不论高中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毛主席语录，高小可学‘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革中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7月25日，教育部又发出《关于印刷与发行小学讲授毛主席语录本的通知》。其实这些做法，早在1960年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后，就自发地在群众中开始了，现在只是把群众的实践活动上升为“理论”，又发下去指导实践罢了。

　　例如：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伟大胜利都归功于毛主席，加上《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即“小红书”)等的出版发行，全国又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人民群众为了表示紧跟，也是出于中国人“矫枉过正”的传统，所有学校，都自然而然地把语录引进课堂和各种教育活动之中，“语录进课堂”，“试卷引语录”，“人人用，堂堂用”等等。对于这种简单化、形式主义的作法，有关部门也曾发出通知，要求制止，但始终制而不止。而且， 1966 年3月5日，教育部、教育工会又联合发出通知，再次要求在教育战线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这岂不是对人民群众做法的肯定和鼓励！

　　1965年的头一件大事，是中共中央制定了“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里说的“这次运动”，该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可在此前后的不少指示却都是针对教育、学校、文艺等的。如1964 年6月开始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弄得下面到处抓“小凯洛夫”；7 月开始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9 月开始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11月中共北京市委派工作队到北京的好几所中学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2月，继64年11月要求高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又要求高校理工科师生也去参加；6月开始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判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批判周谷城的美学观和历史观，还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人们都在疑惑：莫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学校里，在这些论著和电影里？莫非这便是“更大的主力战”？或者是其序幕？为了不犯错误，只有更加紧跟，更加活学活用。

　　正当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1965年11月号的《人民教育》，发表大庆教育专辑，号召学习大庆油田“突出政治，为革命办学校，办革命的学校”的革命精神。毛主席在65年的“七三指示”中说：“学生负担太重……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1966年的“五七指示”又说：“学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8月1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这样，教育部正式发出“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指示，也就不足为奇了。以政党首脑的著作作为中小学基本教材，也许是举世无双的创举！

　　就在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中，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公开以后，我们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是给我的。是在一张旧报纸上写的，作者是我所教的学生，内容是公布了我最近讲课时的错误（口误）。说我在课堂上篡改毛主席的话，把“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讲成“好事可以变成坏事”；把“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讲成“被敌人反对是坏事而不是好事”；把“糟得很”和“好得很”与其相对应的事情换了位…… 这些的确是事实，但都是话刚出口，我自己就发现讲错，立即作了改正，立即表示“对不起”，并拿出孔圣人的故事来证明老师我并非圣人，也是会讲错话，做错事的，让我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事后有的学生还在作文中赞扬了我的这种做法。我真是个傻气十足的书呆子，乍一看到这张大字报，我只认为这是学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行动，就像看到一篇放大的作文一样，觉得他们虔诚得可爱，也诚实得可爱，不过把我提到篡改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未免把我抬得太高了，我没有这知识水平，更没有这胆量；相反，我只是怕讲错，谁知越怕错就越出错呢！我傻里呱唧地认为，我和学生都是自由的，平等的，我决定写一张大字报贴出去，不是为了申辩，而是要表明我的歉意，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同时认为这也是培养学生诚实和实事求是品质的需要。

　　次日早晨，当我拿着毛主席著作和教案去上课时，语文组长对我说：“雷一宁，不要上课了！看大字报去。”我走到教学楼靠大操场一侧，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乎都是冲着我的！除了最近教学中的“问题”，就是不知出处的捏造，再就是我的“历史”及我祖宗十八代的“历史”，然后归结为：一只以装死来伺机反扑的老虎，一个隐藏在人民教师队伍中与党争夺接班人的反革命……大字报的作者，我大都不认得。大字报的内容，没有了孩子的单纯和正直，没有了少年的诚实和实事求是，充斥的是张冠雷戴、无中生有、望文生义、上纲上线的陈芝麻烂谷子。想申辩，已经不容申辩；想躲藏，没有地方能躲藏；想逃跑，没有路可以逃跑 。我由头晕目眩，到手脚冰凉，到心慌气短，浑身冒汗……恨不得老天爷来个强烈地震，把这一切连同我自己全都埋葬……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幕全是在几年前拒绝接纳我的人事科长（处长？）导演的。这时徐美英已由于语文教学的“优异成绩”，被调去“支援”湟源畜牧兽医学校去了，全校只我一个“右派”，他便把我抛了出来。

　　从此，学校里不存在可以安安静静读书学习的课堂了，学生们都响应号召，进行“教育革命”。不是忙于写大字报，揪牛鬼蛇神，就是坐火车赴京“观摩学习”去了。由于西宁地处“春风不度”的玉门关之外，什么事情都比北京、上海慢半拍。不过，随着运动的深入，尤其是学生们有了赴京“参观学习”的借口之后，西宁与北京的差距缩小了。众所周知，1966年9月5 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要求组织外地高校革命学生、中学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这便开始了全国“大串连”。其实，这也是把早已形成的群众运动上升为“指示”罢了。早在6、7月间，大串连便已开始，有从各地赴京的，也有从北京赴全国各地的；多数都是从车窗钻进车厢座“免费火车”，也有徒步步行的（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就是步行到京的）。自从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之后，大串连都是免费坐火车、轮船、汽车的了，很快在全国形成了燎原之势，9 月5日的通知只不过使它名正言顺罢了。

　　很快，我们学校出现了“红卫兵”，有了“战斗队”。最早的红卫兵都是无法无天的高干子弟，他们头戴一顶褪色的草绿色军帽，身穿一身褪色的草绿色军装，臂戴鲜红的红袖箍，腰系三指宽的铜头皮带，骑着自行车，趾高气扬地呼啸着，在狭窄的校园里转圈圈，寻找可以攻击的目标；接着，冲出学校，冲向社会扫“四旧”……头一件事，是冲进大大小小知识分子的家，把除了毛著和鲁迅作品之外的几乎所有书籍，连我那几本马卡连科的《教育诗》也不能幸免地，全都抄出来，扛到西宁市中心的大十字，付之一炬。火光冲天，久久不息，仿佛是在宣告：西宁市文化大革命开始！

　　接着，红卫兵做的另一件大事，便是对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牛鬼蛇神“扫地出门”。这时，我们学校的牛鬼蛇神已够一个班，除了像我在教学活动中出了些许差错的人以外，多半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或其子女，再就是“青海王”马步芳的小舅子、大叔子，随后也有原领导班子中的“走资派”，如，那把我抛了出来的人事处处长。他们都是男的，都住进了红卫兵指定的集体宿舍——牛棚，女的只有我一个，怎么办？我提出回家（婆家）住去，可红卫兵对我怒目而视，吼道：“妈妈的！心想逃避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于是，他们集思广益，为我设计了一个天下无双的单身牛棚：

　　伙房前面，紧贴着办公楼侧面，原来有一口水井，饮用水都是用提桶从井里吊上来的。后来有了自来水，这口井废置了，不过并没有填满泥土封死，说是留下以备万一。于是，用木板做了个盖子，盖在井口上面。后来又在井盖上面堆放了伙房没处放的煤块。再后来，一个新来的伙夫（临时工）没有住的地方，便在井的四周用木板围起来，上面用木板盖了个顶，做成一间与人同高的小木屋，中间用木板隔开，一边仍然堆放煤块，一边砌了个炕，便成了这个临时工的“卧室”。现在，红卫兵勒令我搬进这间斗室。我原来住的是一间横走竖走都只有五步的平房，除了一面墙壁开了一门一窗之外，另三面都是土坯砌成的墙。房的最里面，摆了一张双人床；房中央支了一个铁皮炉子，那便是烧水、煮饭、炒菜、取暖的工具；窗前放了一张长方形有抽屉的桌子和两把椅子，那便是我们晚上改作业、备课的地方。这样的房子，没什么好留恋的，被扫地出门，没什么不好。待我进了“斗室”，才知道原来的房子是天堂了。斗室的一面是办公楼的水泥墙，其他三面是厚不过一公分的木板墙。一面有个仅可侧身进出的高不过头的门洞和一扇吱呀乱叫的门扇；与门相对的一面的外边是操场；与办公楼的水泥墙相对的一面木板墙的另一边，是煤房，里面堆满了煤块。这面立在中间的墙正好垂直地竖在水井盖的中线上，因而墙脚的两端是悬空的，那些不大不小的煤块就从这空隙漏过来，乱七八糟地布满了炕前宽不过尺的空地。那最重要的床/炕，紧贴着办公楼的水泥墙，宽比人体的宽度稍宽一点点，长刚好与我这1米65的个头相等，两头都紧贴木板墙。房顶有电线，还吊着一个灯泡，一拉开关，居然还是亮的，这比“地窝子”强多了。可是，吃饭的家伙及必备的《毛选》和“红宝书”搁哪儿呢？绝不能把她们丢到地上与煤块为伴吧？得！只得冒着“亵渎”（当时，如果把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撕破，或者放到屁股底下垫坐，都会被打成反革命）她们的危险，放到床尾了。但愿上帝保佑我吧！

　　待把床/炕收拾停当，钻到被窝里，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总算有了“睡眠之权”了，这让我体会到劳动人民生活之艰难，我应该感到高兴！躺在床上，不由地想起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他的陋室，比起我这陋室简直是皇宫了，我何不也来对上一篇！题目就叫《斗室铭》吧：

　　室不在高，有灯就好；床不在大，能睡就行。斯是斗室，唯我独享。

　　室外风呼呼，井下水叮咚。室顶喇叭吼，婆家爱儿喊。可以炼我志，

　　阅真经。无谎言之乱耳，无歌德之害心。可穿梭时空，能自由翱翔。

　　我自云：乐在其中！写得不好。禹锡老兄莫见笑，请听我慢慢道来……

　　……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半夜里，猛然冻醒来，手脚都冰凉了，只是身上还有热气。高原的冬天来得早，此时，室外温度已是摄氏零下十几度。我本能地拉开电灯，也许是想以它的光明和温暖来减少我的孤寂和寒冷吧！可是无济于事，我蜷成一团，茫然地凝视着斗室中的一切，等待着太阳快快升起……忽然，视线落到地上的煤块上，有了！煤块唾手可得，何不烧热炕，尽管我不会烧，实践出真知嘛，绝不能坐以待毙！好不容易，等得太阳东升，首先是以运动来增加热量；第二就是设法讨来火种，揭开床板，动手烧火，据说这火常常需要一天才能着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火终于着好了， 我左看看，右看看，万无一失，才放下床板，铺好从婆家拿来的土制羊毛毡、棉被，然后到男牛鬼蛇神的牛棚里参加政治学习，高兴地以为今晚可以在热炕上睡个安稳觉了。然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待我学习完毕，回到我的斗室，一打开门，一股焦糊味扑鼻而来，拉开电灯，满屋子弥漫着烟雾。“糟了！”掀起棉被一看，羊毛毡中央一团焦黄，冒着热气；揭起毛毡，床板中央已经焦黑，好在还没有出现明火，否则便糟得很了！绝不能担“纵火”的罪名，我不敢声张，悄悄地到外面的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端回来，一点一点地洒到火上，一边洒，一边泪水雨般滴落下来，弄不清到底是泪水还是自来水把火浇灭的……又是一个寒冷的不眠之夜：也许真有个上帝在暗中保佑我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次日，我到婆家再抱了一床棉被……

　　红卫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件事，便是强迫牛鬼蛇神劳动改造。学校里本来由工人或临时工干的活，除了伙房里的活之外，全部由牛鬼承担。干得最多的是掏大粪，打煤砖，写大标语和刷墙——这是同一件事的两方面。那年代，大标语是日新月异的，而红卫兵又不愿干这种低贱的体力活，便把标语拟好了，交给牛鬼蛇神爬到高墙上去书写，还说“这是对你们的信任和考验。”于是，牛鬼写了刷；刷了写，有时半夜三更就得从梦中爬起来写。

　　这时，要求全国都要学解放军，牛鬼自然不能例外，一切行动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从批判自己入手批判资产阶级等等，一样都不能少。每天第一件事，是到门口贴有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牛棚前、操场上集中，排好队，在红卫兵的监督下请罪。红卫兵一声令下：“一、二、唱！”这队衣冠不整的牛鬼蛇神便开始了举世罕见的合唱：

　　龙生龙来凤生凤哎，老鼠生儿只会打洞儿呀。我们都是牛鬼蛇神哎，

　　犯下了弥天罪呀。如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哎，请您老人家饶恕，

　　您的孩子们教育呀。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5

　　声音，有的高八度，有的低五度；节拍，有的快，有的慢；歌者的脸部表情，有的抑制不住笑，有的似乎在哭；当唱到“我有罪”时，却出奇地整齐划一，齐刷刷地举起双臂，捏着拳头，捶自己的脑袋。唱完，捶罢，排着队到厨房打饭，再端到这牛棚来吃。然后，开始这一天的劳动改造。傍晚，劳改结束，还得回到此地集合，把“请罪歌”再唱一遍，然后，洗耳恭听红卫兵的训话，才可吃饭。饭后，还得在牛棚里政治学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或者检查交代，接受教育或批斗。有时，半夜三更还得爬起来，列队游行，敲锣打鼓欢呼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

　　一天晚上，“隆隆、隆隆”的擂打斗室板壁声把我惊醒，听到高音喇叭在吼：“……赶快！到牛棚集合！”我以为又有什么最高最新指示发表了，赶紧穿衣下炕，向牛棚跑去。朦胧中看到牛鬼蛇神个个头顶一尺多高的帽子，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此人的“谥号”和名字，上面都打着大叉。我一来到，红卫兵就给我戴上旧报纸糊成的高帽，挂上牌子，上面写的是“死老虎老右派雷一宁”，也打了大叉。接着，拿来了一些金属的破盆烂罐及一些木棍，一人手中塞一个。然后，领头的红卫兵吼道：“立正！听着！一边走，一边敲你们手中的盆子罐子，敲一下，喊一声‘我是某某某某’，这某某某某就是你们胸前的牌子上写的字。听明白了吗？……”没有人回应。“混蛋！说！听明白了吗？”有几个含糊不清的“明白了”。“妈妈的！明白要执行，不明白也要执行。谁敢违抗，格杀勿论！”另一人上来命令：“排成一列纵队……齐步走。”然后，指挥我们在校园里转圈。我们，一边敲着破盆、烂罐，一边辱骂着自己，摇摇晃晃地走着。可这小小的中学，不像北大、清华，校园就那么点儿地方，而且正在午夜，没有几个人来看这精彩的表演。红卫兵们当然感到泄气，尽管手中的皮带不断地把他认为没敲、没喊的牛鬼抽打着，仍然很不过瘾。于是叫门房打开大门，把我们领出校门，到大十字去转圈圈。平日车水马龙的大十字，此时寒风凛冽，灯光黯淡，行人几乎是零，仍然没有博得热烈的喝彩。红卫兵只得偃旗息鼓，回师学校，宣布解散。牛鬼们这才舒了口气，感谢老天爷给了我们一个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星星的黑夜。可是，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些红卫兵肯定是刚从北京回来，一下火车便迫不及待地要让取回的经“立竿见影”的，岂知，天上没有太阳，地上就不会有“影”呢！不过，他们终究是取过真经的战士，不获全胜，决不会收兵的。

　　次日中午，红卫兵又把牛鬼集中到一块儿，要把昨晚的把戏如法炮制一次。这次，拿来的破盆烂罐和木棍更多了，其中有几个还是货真价实的铜锣和鼓槌，敲起来，声音足可震天地，惊鬼神。走到大街上，招徕了不少看客……

　　“哐！我是死老虎老右派雷一宁。”“哐！我是……”“嘭！我是……”在哐哐嘭嘭的敲打声中，我猛然意识到，这不就是四十年前在湖南曾经上演过的一幕吗？这是“颜面扫地做不起人”的事啊，现在，是“糟得狠”还是“好得很”？……环视四周，“看客”可真不少！我稍稍抬起头，想从目光中琢磨这些看客的内心……“啪！”一皮带和一声怒吼：“低头！”“哐！我是……”我是……我是“示众”的材料，四十年后又一队！“噼！”这是看客扔来的石子儿，我头上的高帽被打得掉了下来。正好，谢谢！“啪！”这是铜头皮带：“拾起来，戴上！”“哐！我是……”我是……我什么也不是，只是“示众”的材料……“示众”的材料！我们，除了下意识地不断敲击和呼喊，并随时准备挨铜头皮带之外，再无暇顾及其他了，一个个胆战心惊地，低着头，哈着腰，目不斜视地看着自己的双脚及脚下的地，巴不得这地突然裂开大口，把这一切全都吞没……

　　不知过了多久，我精疲力竭、身心交瘁地回到斗室，也不开灯，一头栽到冰冷的炕上，凝视着无尽的黑暗发愣……那顶摘下的无形帽子，现在不仅又顶到了头上，还成了有形的高帽，那是四十年前就使土豪劣绅颤栗的高帽。说不定，他们还要到我这牙床/土炕上踩一踩、滚一滚呢！难道我是土豪劣绅？……我没房没舍没田地，除了无产阶级政府给我的56元工资，一无所有，应该是无产阶级！我唯一有的是思想。我是人，上帝赋予我思维能力，我没办法不思想。如果说，这么想错了，那么，怎么想才是对的？思想本来就是个人行为，你能把头脑里的想法挖出来，再填进别的想法吗？如果真能，就不会有马克思思想。“异口同声”者，其实并不同心，多数人都在说假话说违心的话罢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允许的，在人类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倒不允许？如果说压根儿就不该思想，那么，退化为动物啊？人啊，人！你还是万物之灵吗？这时，我明白，古人喊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心情了……中国历来不缺看客，正是“看客”的目光，使鲁迅悟出了什么，决定弃医从文，以拯救/改造中国人的灵魂为己任。不知现在这些看客的目光反映了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是否有人会从中得到启示？这些看客中可会出一个鲁迅？哪怕只出现一个，我就死而无憾了。死肯定比活痛快。要死，很方便，把这盖子一揭，一头栽下去，便人不知鬼不觉地一了百了……然而，只怕连一个也不会出现，这死便毫无价值了。何况，“自绝于人民”，那可是比“赖活”还更有罪的罪！而且，我已成了家——千不该万不该成家！有了孩子——千不该万不该要孩子！孩子才两岁多，白纸般的灵魂哪！他是无辜的，无辜的啊！“株连九族”在中国源远流长！这种死是自私的……

　　终于，我没死，赖活着，还得装出个若无其事、心悦诚服、俯首帖耳的样子。第二天，我们胸前的牌子和头上的高帽，落到了背上——红卫兵把牛鬼的“谥号”和姓名，用黑墨汁写到我们衣服的后背，勒令我们劳动时必须穿上。每当我们穿着这“劳改服”劳动时，自然会招来一群看客，对我们扔石子儿、马粪蛋，把污言秽语泼到我们头上，把吐沫吐到我们脸上身上。我们无可逃遁地陷入了“群众专政”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久，1966年10 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停止串连。可是，一列急速行驶的列车，是无法立即停止的，尽管司机已经拉了刹车闸。如果司机认定“人定胜天”之理，非要停车，再次、三次……拉闸，只能酿成车祸，这是谁都知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可是，司机确实这么做了，为了停车，在11月16日、12月1日和1967年2月3日、3月19日……又连续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但收效甚微。在此同时又发出了另一个通知，那便是11月的《红旗》第十四期的社论，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一出，红卫兵内部立刻发生分化。本来，随着大大小小走资派的揪出，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已经趾高气扬不起来，被出身各色各样的“造反派”取而代之了。现在更是派系林立，你说他是“资反路线”，他说你是“资反路线”，互不相让，由文攻到武卫，打、砸、抢、抄、抓等无所不用其极，学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有些学校开始发生武斗。

　　这下，牛鬼蛇神绝处逢生，有了喘息的空隙。劳动是照旧的，我们并不想白拿人民的钱，尽管是得非所值的几十元。比起内部矛盾，“专政”似乎不重要了，没有人管你穿不穿“劳改服”，唱不唱“请罪歌”了。为了“便于管理”，他们还把附属小学的牛鬼合并过来，于是牛鬼蛇神的劳改队，是浩浩荡荡的一大串。

　　接着是“抓革命，促生产”，是解放军对学生进行短期军训。一进入1967年，便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对学生发出“一律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的《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还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潘多拉要关闭盒子了，不知这次“希望”是否也被关住了○6？……

　　一天，我接到“勒令”，要我晚上到指定地方去接受教育。

　　我走进空荡荡的教学大楼，进了指定的教室。教室也是空荡荡的，原来满教室的桌椅板凳，也许是做了引柴，也许是化公为私了，只剩了几张，合并成了一张较大的桌子，摆在中央，桌子的那边，是一张钢丝床。原来挂黑板的地方，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幅毛主席的标准像。房子中央，歪歪扭扭地摆着一个铁皮炉子，炉火通红，冒出一股洋芋（马铃薯）的焦味，一把火钳塞在炉子里面。炉子旁边放着把椅子，上面坐着个红卫兵，翘着二郎腿，这大概就是某战斗队的头儿了。

　　我一进屋，透过缭绕的烟雾看到这一切，不禁打了个寒颤。

　　他见我进来，向我瞥了一眼，指着那张床，叫我坐下。向来，红卫兵进行教育时，牛鬼只能毕恭毕敬地站着。我不要这“坐”的殊荣。

　　“你最近在接受教育上，有进步。劳动踏实。检查嘛，比以前勤快，也比较深刻。但是，有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检查……就是，在某班，讲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你是怎么讲的？”

　　这个问题，已经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不容我说明，更不许我申辩，我只能沉默。否则，只有亵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他们满意，可我又不愿享受这种权利。现在，他主动问我，意图是什么？莫非时来运转了？……我思忖了一会儿，挤出一句话：“我可以如实说明吗？”

　　“当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而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是遵循一定规律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在讲课时，担心学生不明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意思，又补充说，譬如‘电’吧，电的规律是不能任人改变的，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只能按照它的规律利用它，如果违背了它固有的规律，它就会把人打死，也就是说，它要对违背规律的人进行报复。”

　　“那么，你为什么不检查，不认识？”

　　“这，没有错。”

　　“怎么没有错？”他站了起来。

　　“是没有错。”

　　“强辩！”他走到我跟前，“社会现象跟电是两码事，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要把它们扯到一块？”

　　“是比喻。恩格斯就是这样比喻的。”

　　“放屁！”他从衣兜里掏出红宝书，“找出来。”

　　“这上面没有。那是恩格斯在《反杜……”

　　“那是你造谣，拉大旗作虎皮！”

　　“……林论》第二百七……”

　　“住嘴！你为什么不讲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十六页，恩格斯说……”

　　“住嘴！啪！”他一拍桌子，在我跟前踱过来，踱过去。双眼睨视着我，从头到脚，从脚到头，目光几次停留在我胸脯上，仿佛透过棉衣看到了什么……呀！就像馋猫看着那吊在房梁上的大鱼！不，不，这不可能。他是个学生，才十几岁，除非蜕化为动物了……

　　“嗯？……你为什么不讲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讲了。上层建筑是有反作用，但这反作用不是无限的，只能是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不能超越基础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本身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否则……”

　　“还在放毒！”他把红宝书举到我眼前，“找出来。”

　　“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百……”

　　“住嘴！”他一击桌子，向我走来，“反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是反革命……”我脑海里闪电般地呈现一幅画图，那是伊索寓言中的《狼和小羊》！不容我思考其意味，他已经走到我跟前……

　　“打倒你这个反革命！”他吼着揪住我的胸脯，一把将我搡到后面的床上。尽管我穿着棉衣，但他的手还是揪住了我的左乳……一股无名之火立即烧得我热血沸腾，身体一接触到床铺，我便本能地反弹起来，两眼怒目而视，迈开坚定的步子，向他逼去。大凡做老师的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不必说话，眼睛的威力就可以使不听话的学生就范。我仍然认为他是个学生，而且是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他应当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而我又错了，……他又揪住我的胸脯/乳房，使劲儿一搡，同时吼道：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罢（按：他把‘罴pi’字念成了‘罢ba’了）！我们这场革命，就是要发挥上层建筑的无比威力，摧毁你们这些封资修的基础！”又揪住了我的胸脯/乳房……我一趔趄，转过身，用背对着他……哧！我后脖子电击般地灼疼，火钳！我本能地一转身，伸手去挡。当！火钳落到地上……

　　他一边解腰带，一边怒吼：“我们就是要精神战胜物质！啪！”铜头皮带抽到我头上、身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捏起拳头……然而，“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我想喊，可是整座大楼空空荡荡，后面是高高的围墙，前面是空旷的大操场……难道就听天由命……有了，来个针锋相对。我连忙掏出红宝书，打开，举起，高声地：“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并使……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

　　然而，我又错了。

　　“噼！看你还打着红旗反红旗！啪！妇女，你算什么妇女！噼！对你还讲平等！啪！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噼！他左手拿刀，右手也拿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文质彬彬，噼啪……”他似乎专门练过抽皮带技术，皮带在他手中不停旋转，呼呼地发出哨声；猛然甩出去，再使劲儿抽回来。这一甩一抽，非甩个洞，抽层皮不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见风使舵，旋转着我的身体，尽量让皮带落到棉衣上，保护着头和脸。这可又把他惹恼了。他扔掉皮带，拿起火钳，从火炉里夹起一个烧焦的土豆，走到我跟前，揪住我的衣领……

　　正在我不知事情会如何收场之时，教室门砰地一声突然洞开，一个良知未泯的教师（由于出身“好”，当时是某战斗队成员）走了进来，闹剧结束。

　　次日，在劳动中，我把这事告诉另一个女牛鬼蛇神，提醒她当心。她刚从附小合并过来，原为附小校长，之所以被揪出，只是因为她丈夫（并非她）与“青海王”马步芳有点儿什么关系。她听了之后，淡淡地说：“我也挨了的。”见我惊诧得目瞪口呆，便接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违背教育规律是要遭报复的，报复才刚刚开始哪！”

　　莫非这便是女人注定的命运？我不禁想到S君，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我又想到徐美英，但愿她那远离首都也远离省城的小县城，仍是一片净土。可我又错了。不久后的一天，我偶然看到她头戴此地农妇常戴的浅蓝色布帽，用布条背着和我儿子差不多同时出生的儿子，臂挎一个蓝布包袱，匆匆走向她丈夫的住房。我连忙向她走去，想问个究竟。但她揭起帽子一角，向我示意，摆手，帽子下面露出被剃光了半边头发的阴阳头！我明白了，赶紧转身走开……许久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她的遭遇比我更惨……那年月，越是边远的地方，越是无法无天。神州大地，何处有净土啊！

　　这个红卫兵头儿，属红五类出身的老红卫兵，不久之后，便完全失势，退入台后，另一造反派走向前台。为了造舆论，这个造反派要我写一份大字报，对此事进行揭发批判。我考虑再三，决定写。为了避免在下一次“历史又颠倒”过来时被揪辫子、打棍子，我没有留底稿。现在我已不能逐字逐句地把它回忆出来了，只记得在叙述事情经过时，说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目的是批判那种认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无限的错误观点。在此基础上，我针对那些对教育胡作非为的做法，表明常此下去，是要遭到客观规律惩罚的。在北师大学习时，老师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至今没有定论的观点：教育是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可无论哪一本工具书，给“上层建筑”下的定义差不多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等的观点……”没有哪一本把“教育”列入其中。再看一个客观事实，教育（广义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是与人类同时出现的，那时没有阶级；将来，到共产主义时代，阶级消亡后，教育仍然会存在。所以列宁是把教育看作社会的永恒现象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命的延续，二是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积累起来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继承。前者依靠的是生育；后者依靠的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使后人能够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没有教育，人类就不能前进；只生育不教育，人和其他动物就没有区别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这里说的“统治阶级”，当然不只是指资产阶级。在存在阶级的历史阶段里，教育的内容免不了带上时代性、阶级性，因为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正是马、恩所说的需要摆脱的东西。教育不是“今天”的事业，而是“明天”的事业，这便是邓小平所说的“面向未来”。如果执行教育大权的人（统治阶级），不能使教育超越时代、超越阶级、超越眼前的功利，必将遭到教育规律的报复，只是当他意识到这点时，为时晚矣。这便是我的大字报所写的主要内容，当然，那时我的认识并没有这么深，也没有胆量写得这么直截了当。

　　我此生写过三张大字报，一张写于“反右”刚开始之时，结果是给自己戴上了“右派”帽子（详见我写的《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一文）；一张如上文所说，学生给我贴出大字报之后，为自己作了毫无意义的说明，结果是为自己引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再就是这一张，写于红卫兵内斗的缝隙之中，很快就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淹没，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听说，那被我揭发批判者，若干年后，便在宦海中为所欲为地遨游了。不过我却获得一个眼前的“功利”，允许我搬出“斗室”，回婆家住了。

　　

　　（四）

　　

　　1968年，毛主席发表“7•21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随后工宣队进驻各级学校，接着，刘少奇戴定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人们在敲锣打鼓地欢送知识青年/红卫兵上山下乡时，都以为文革可能要结束了。可是林彪却突然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发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乃至全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也许是由于靠近西藏和印度的缘故吧，青海显得特别紧张。学校里又是“深挖洞，广积粮”，又是军事演习——钻那刚刚“深挖”出来的防空洞，又是野营训练——拉练。到1971年林彪覆没前夕，一方面大肆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另一方面“四人帮”等人抛出了“黑线专政论”，污蔑文革前十七年的学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等等等等。在“工农兵讲师团”及中、小学生/红卫兵、红小兵走上讲台的同时，原来的教师戴着“臭老九”的桂冠，被层层下放。也许是教师“供不应求”了，也许是现在无论红卫兵还是红小兵的阶级觉悟都大大提高了，不用担心我在讲台上毒害革命接班人了,这时，我也被下放到附属小学去教语文了。

　　这是一次奇特的经历，使我更加佩服小学老师，他们竟然有办法让全班五十多名（甚至更多）学生都臣服于其脚下。这时，大中小学正处于革命不断在闹，课却始终复不了几天的时期。小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大串连，却由于年龄太小，没有他们的份儿。唯一可以从事的“革命事业”，似乎只有敲锣打鼓欢呼最高最新指示发表了。因此，多数时间还得圈在教室里。他们脖子上系着的“红旗的一角”，要求他们“时刻准备着”加入红卫兵组织，他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高革命警惕，以便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去向组织表功。因此，当我拿着“小红书”或大报纸进入教室走上讲台时，必然给了他们一个提高警惕、准备捉贼的机会，个个都瞪大眼睛看着，伸长耳朵听着。可是，过了不一会儿，有的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没有睡的，干什么的都有，看小人书，划拳，抓子儿，翻手绢儿等等，更多的是叽叽喳喳谈天说地……我呢，开头还按“上级”要求，一本正经地向学生说明为革命学习的道理，要求他们停止其他活动，专心听讲。可是毫无作用。我只得放弃无用的说教，一站到讲台上就打开“课本”，一本正经地照本宣科，而且总是努力地要把“上级”规定的内容念完、讲清。于是，我放大破锣嗓子，企图用高分贝压倒满教室的嘈杂。每每一堂课下来唇干舌燥，喉咙发哑发痛。后来我也聪明了，何必费那劲儿呢！他们不会听的，即使听了，也是左耳进，右耳出。于是，我反过来，把声音放得很低很低，只有我自己能听清楚……如果这时有人在窗外偷看，一定会看到这样的图景：满教室的学生乱糟糟的，既不看课本，也不拿铅笔毛笔圆珠笔；教师却笔挺地站在讲台上，目不斜视地照本宣科，有时还正儿八经地转过身去，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几个生字、生词，注上拼音，写上解释……幸亏那时不会有人来关心这事，否则我就会上“光荣榜”，挨批判斗争了。那时教师的作用，只是把学生看管起来，免得他们到处闯祸罢了。

　　就在此时，附小的老师中出了这么一个人，名字与“贾宝玉”差一个字，叫贾正玉。之所以要写他，是因为他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已经完全被遗忘的人，再不写，恐怕他在历史上就完全消失了。然而，他和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王申酋、林昭及许许多多为了讲真话而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们，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这样的人，还有多少没被发掘出来啊！写出来吧，把这些不为人知的人都写出来，为了中国能够开始不以讲真话为“罪”的历史！

　　他比我年轻，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我们学校教历史。在中学历史课被取消之后，又被下放到附小（可能现在叫“北大街小学”）教语文。一向奉公守法，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并非出身不好，也没有任何前科。文革开始，他满怀对领袖的虔诚、对共产党的信任，怀着神圣的使命感，狂热过一阵子。渐渐地，他对许多说法和做法产生了怀疑，由狂热而消极，而沉默。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便在沉默中爆发。终于，爆发了。有一天，在政治学习会上，他一下子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中心是：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与历史事实不符……结果是立即被捕。据说，在监狱中，他不但对自己说过的话承认不讳，而且把监狱和法庭当作讲台（据说，对他作过“审判”，但，是非公开的），有理有据地慷慨陈词，自己作自己的辩护律师，尽管为此受尽皮肉之苦。当这不知从何处漏出的小道消息在传播时，传播者无不颤颤栗栗地说“他发疯了”，包括附小的革委会主任！结果这革委会主任也以“同情和包庇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开始了她的厄运。在“一打三反”的高潮中，他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死刑是公开的——游街示众。那天，所有人尤其是牛鬼蛇神，都必须列队到指定的地点等待观看。只见他和其他几个死刑犯，高高地站在一辆全副武装的卡车车厢上，两个武警从两侧反剪着他的双臂，一个武警从后边揪着他的头发，使他的头奇怪地上昂。据说中国的死刑犯都要在行刑前呼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事后，观看者都说，他头的视角和嘴的形状怪怪的，却没听他喊了什么。若干年后，当张志新的事迹大白于天下时，人们才惊异地回想：说不定当时他也挨（切断喉管）了的！不过，这只是猜想！一切都有待于历史档案的解密。

　　“四人帮”深谙与人斗的奥秘，紧紧抓住两种人，一种是先知先觉者（这里并非指圣人，只是指父母、教师、长者等），另一种是头脑如一张白纸的、单纯幼稚的青少年。对前者，是使他们丧失思维的能力和言说的自由；对后者，是充分利用他们生理心理迅速成熟的“危险”时期，在其白纸般的灵魂上，涂抹所需要的颜色。学校和教育部门正是这两种人最集中的地方，因此，在文革十年中，这两个地方始终被紧紧攥住不放。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可是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大、中、小学都没有真正复过课，“革命”却是不断在闹。这将近十年间，在教育方面发生的事多得难以胜数。我手头只有十多年前从一本《历年国家大事提要》中摘抄的点滴，来个正面文章反面读罢，看看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在教育方面的大事：

　　2 月22日，《人民日报》发文《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

　　2 月23日，《光明日报》发文《戳穿江青批判“师道尊严”的阴谋》○7。

　　3月2 日，《光明日报》发文《江青迫害永乐中学的罪行》。揭露江青在1974年利用永乐中学的一封来信，打击、陷害教师干部，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

　　3 月29日，《人民日报》发文，揭露1974年“四人帮”制造“王亚卓事件”○8的阴谋活动 。

　　3 月，各地开展尊师爱生的宣传教育活动。

　　5月7日，《光明日报》发文《遵循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继续开展教育革命》。

　　7 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各报全文发表毛主席1961年7月30日《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歌颂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影片《决裂》，仍然在各地放映。

　　8月4日—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

　　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述评：《人民教师应当受到尊重》。

　　8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教育必须大干快上》。

　　10月9日，《人民教育》在停刊11年后复刊的第一期，发文《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揭批“两校”大批判组。文中说：“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1975年1 月抛出的《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一文，在“四人帮”1976年篡党夺权阴谋中，地位极其重要。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全国高校停止招生12年后，恢复全国统一高考。

　　10月17日，《辽宁日报》发调查报告《真相大白，铁证如山》，揭批“四人帮”及毛远新、迟群利用朝阳农学院作篡党夺权工具，破坏教育事业的阴谋○9。

　　10月全国公立学校教职工自本月起调整工资。

　　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各地大、中、小学的工宣队撤出学校。

　　11月18、19日，全国各报发文《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对所谓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八个“精神支柱”，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开门办学”，“打破老三段、三中心”等谬论展开批判。（按，“两个估计”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11月30日，中共河南省南阳地委召开三万人大会，控诉“四人帮”制造“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10”的罪行。1974年1月19—21日，迟群、谢静宜按江青的旨意，到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调查初二学生张玉勤自杀一事，后于2月26日炮制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说“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后《简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并要求各地检查有无类似情况。于是全国各地纷纷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复辟”，都去揪“复辟势力的代表”，抓本地的“马振扶”。一批忠于职守的中小学教师因之被打成“复辟”典型，下放、撤职、开除公职，甚至判徒刑。教师们又在惶恐中度日。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人已经不多了，然而，对亲历者却是刻骨铭心不可忘却的，下面所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

　　那时，我被允许和初一的学生一同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到了农村，学生住在社员家里，生活和劳动都十分分散，老师不够分配，我这条接受再教育的牛，就不得不当起了一个小组的带队。为此，贫管会主任事先对我个别谈话，一再告诫：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任劳任怨，出了问题唯我是问。我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出事。学生到哪里，我必定跟到哪里。每天最早起床，最晚睡觉。睡觉前，必定到各家去查看，没有什么问题，才敢躺下。躺下后还在想，会不会调皮捣蛋的XX跑到山根抓野兔去了啊，会不会有夜尿症的XX出去小便遇到了流氓哪……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一天，在忆苦思甜大会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贫农奶奶诉苦说：“……六零年那会儿呀，我们只好去挖苦苦菜，回来呀，撒下把青稞面，做成拌汤。拌汤那个清呀，清得能照见自己的脸，撑了三大碗，撑得肚子鼓这么高，也不觉饱……天天喝拌汤，顿顿吃拌汤，好多人浮肿了，病死的、饿死的，真不少呢！……”过后，学生问我，“老师，六零年都解放了，还饿死人哪？”我对学生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真话，不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假话吧，岂不是玷污了孩子天真无邪的灵魂？……忽然，想到此地人发“六”的音为“lu”，接近“五”的音。有了！我说：“是你们听错了。听，l-u-lu, w-u-wu；lu, wu，老奶奶说的是五零年，那时，这里还没解放。”唉！我还是说了假话，此地是四九年底解放的。

　　每次出工，生产队长都领着社员和我们，一起到山坡上割青稞；收工时，又领着大家一同回来，寸步不离。有一天，不知什么事，队长中途被叫走了。他一走，社员们就从背斗里拿出针线和鞋底、鞋垫、袜子，盘腿坐下，穿针引线起来（当地习惯，收割的主要劳力是妇女）。学生们见状，也就坐下、躺下、满地打滚、到处乱跑，我管也管不住，只能和几个不愿乱跑的女学生坐在一起。一个女生指着那些做针线活儿的社员，问我：“老师，我们向她们学习这些吗？”我怎么回答是好？说“贫下中农不是神，而是人，也会有缺点错误，我们应当学习她们的优点”？这可是对贫下中农高大全形象的污蔑。说什么呀，说什么……看来，只好说：“你看，乌云中，雄鹰在翱翔；山坡上，羊群在游荡……”哎呀！那是怎么了？山坡上一群孩子扭打起来了……原来是调皮捣蛋的学生吴小兵（非真名），在同学的怂恿下，骑到那只头羊的背上，放羊娃要他下来，他硬不下来，几个放羊娃就合力要把他拉下来，你推我搡，不知怎么一来，就打起来了。结果，一个放羊娃的赤脚鲜血直流，罪魁祸首是吴小兵的镰刀，至于镰刀是怎么落到放羊娃脚上的，谁也说不清……当我赶到时，那放羊娃正捂住流血的伤口，呜呜地哭。我立即命令同学们收工，一起把放羊娃护送到大队卫生所。在路上，我边走边对吴小兵说：

　　“羊不是马，把它当马骑是不对的。放羊娃要你下来是对的……”

　　“他们自己还骑呢，我为什么不能骑？不骑白不骑。”

　　“他们是贫下中农，我们是来接受教育的，要你下来，你应当听他的话嘛……”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人家犯我，我一定犯人。是他先动手，我才动手的。”

　　“这就不对了，这话是对敌人用的。贫下中农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嘛。”

　　“是他们先骑了，我才学习他们，也去骑；是他们动手了，我才学习他们，也动手……”

　　我怎么净遇到这种事？怎么才能说服他，又不会惹恼他呢……罢！罢！先把放羊娃的伤治好，别的以后再说吧……半路上，放羊娃的母亲，嘴里嘟嘟囔囔着，在几个放羊娃的护送下冲了过来，一把揪住吴小兵的衣领，把他搡到地上。吴小兵马上跃起，握紧拳头，怒目圆睁，向她逼去……我和几个学生七手八脚地把他挡住，对小组长说：“你和吴小兵一块儿先回去，劝劝他，同他一起回忆回忆，尽可能把事情的经过写出来，像写日记一样……”后面的话我不敢说出口：“你帮他个忙，把检查写出来，以便向孩子的母亲做个交代。”

　　待赤脚医生把放羊孩子的伤口包扎好，把他和他母亲安抚一番并护送回家之后，我回到住宿的地方，已经是晚饭后了。小组长跑来对我说：“吴小兵不见了！”

　　我立即带了两个男生去找。根据社员提供的线索，我们向铁路的方向跑去……几里路，却比几十里还长。我的心怦怦地跳，气吁吁地喘，头脑里乱麻一团：他要坐火车回家？可那儿不是车站；是……是去卧轨？啊！不能！不会！千万千万不是……然而，马振扶中学事件！现在，全国都在揪本地的马振扶……我连够得上“批评”的话都还没有说一句呢……万一是真的，我就会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彻底完了，彻底完了啊！干脆我也躺到铁轨上……火车几点开过？火车啊，你慢些走！慢些走啊，慢些……腿啊，你快些迈！快些迈，快些……

　　果然，他坐在铁轨上，呆望着没有尽头的铁路。火车还没有来……我怦怦乱跳的心脏，久久不能平静……也许，冥冥中真有个上帝在保佑我！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从解放时十三四岁的我们，想到“文革”时的“红卫兵”，想到这时十一二岁的吴小兵。现在，我的孩子也将有他们这么大了！心理学告诉我们，影响孩子一生的心理因素，从一出生就开始，这其中包含多个“心理危机”时期，如何处理这些心理危机，关系着孩子日后心理是否健全，是否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如，3 到6岁的孩子，随着大脑的进一步开发，开始具有独立自主意识，这是培养孩子的自信及自我控制能力的重要时期。这时，父母和师长如果能以身作则，深入孩子的内心，与孩子有良好的沟通，在孩子顺利的时候，帮助他找出缺点和不足，告诉他“自知之明”及“自我控制”的必要，他就不会陷入盲目自信，成为像红卫兵那样，不可一世，不能自律、自省的人；在孩子出现失误时，帮助他找出原因，使他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判断，并下决心改正，在他纠正错误的道路上，时常给予小小的鼓励，同时指出不足，使他明白自身的限度和责任，他就不会陷入盲目的自卑，成为像现在那种盲目崇拜大明星的“追星族”中的一员。可是，这在当时都属于非阶级斗争的“小事”，谁谈了谁就是“缺乏阶级斗争观念”，就要遭到批判斗争，最少也要挨批评……

　　俗话说：“先天不足，后天补。”那时，我们的孩子玩的只有抓子儿（把羊骨节或沙包丢起来，再把落到桌面或地面的骨节或沙包抓起来……）、跳格子，像拼图、滑梯、摇摇马、碰碰车等等现在极为普通的玩具，他们见都没见过；他们在校内校外能够读到的读物，除了小红书，就是大报纸，连那被撕得稀巴兰的劣质“小人书”（连环画）也难得抢到；他们吃的除了大头菜（洋包心白菜）、洋芋（马铃薯）和粉条，连鸡蛋也难得见到。那时，我在菜场买菜时，常常看到有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妇女，躬着腰拾卖带鱼的售货员扔到地上的带鱼头。我奇怪地问她，捡去干什么？她说：“孩子缺钙，拿回去洗干净了，煲鱼头汤冒充鸡汤给他喝。”我从她的话中得到启发，偷偷地将鸡蛋壳剁碎，跟肉、菜和在一起做成馅子，包饺子或包子给孩子们吃，鸡蛋壳总比那些扔到地上任人踩的带鱼头干净些——我早已把多年前下乡劳动时看到的农民养鸡的情景忘得一干二净了！可那时，鸡蛋壳也很难得到。这便是那年月母亲煞费苦心想出来的给儿女增加营养的办法！

　　至于精神上心灵上，能“先天不足，后天补”吗？我大儿子已上小学三四年级，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回家后，从不说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就不同了，几乎每天回来都要哭诉：“妈，什么叫‘右派’？你为什么是‘右派’？他们骂我是右派的女儿！”“妈，今天XX骂我是死老虎的女儿，还用马粪蛋打我。”……一听到这些，我心如刀割，既没有办法保护她，也不能向她说明白。本来，在胎儿时期，他们就跟着我受尽折磨；现在又要因我受尽侮辱，他们何罪之有！我还把改变我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呢！……想到“孟母三迁”的故事，我向组织提出调离青海的要求。可是，这在右派改正之前，是痴心妄想；在右派改正之后，也还是痴心妄想，只是内容不同了。之前，因为我是右派/摘帽右派，既不被允许，也没人敢接纳。之后，我又一下子成了离开我，地球就不转的人，又是“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课，除了你别人都不能上啦”（在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之后，我年年代高中毕业班语文，有时同时教三个班，每班七八十人。直至今天，我还经常被这样的梦惊醒：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满教室的桌椅板凳，看着一个个学生鲤鱼跳龙门似地跳进自己的座位……）；又是，“你可怜可怜这些学生吧！等一等，等有人可以接你的课，就一定让你走”；又是，给我送“职称”，送“官职”……可我一心想的是，赶快离开这我曾戴着高帽子“示众”的地方，尽可能地为我的儿女营造一个较好的成长环境。

　　一不做二不休！我把请求调离青海的报告，一直上递到省长，可都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应。改革开放以后，我干脆正儿八经地提出到美国定居的要求，这更是毫无反应了。在一切正儿八经的办法都失效之后，我只好“走后门”了。我草拟了一封邀请信，寄给在美国的哥哥，要他以他的名义书写好之后，再寄给我。于是，我才以哥哥邀请我赴美探亲的理由，在一个好心的同学帮助下，得以调回老家广西南宁。赴海外的事，在闭塞的青海是办不成的（那时，青海连个公证处都没有），非到沿海地区不可。

　　到南宁不久，便亲历了港、澳和美国都立即披露的我姐姐雷一东被刺的事。

　　我姐姐1946年集体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有个国民党员和伪中央立法委员的祖父雷殷，有个国民党员和伪天保县长的父亲雷雨，加上不知是忠诚老实运动还是反右倾运动中滋生的“交心”运动中老老实实地交出来的“心”，被划为“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历史反革命”，在“文革”中没少挨批斗，长期在牛鬼蛇神劳改队中劳改。孤身一人有孤身一人的好处，她一无牵挂，把一切都豁出去了，表现得十分坚强，终于熬来了平反的一天。时来运转之后，很快升为副教授、教授，后来由于“需要”，还被任命为广西大学副校长。谁都知道，经过十年浩劫的学校，教学和学生工作，是所有工作中最重要又最难办最棘手的，按理应当交给各方面都响当当的党员校长来做，可不知何故，竟然交给一个非党员的、刚从牛鬼蛇神队列中解放出来的副校长！历来很听话的姐姐，二话没说，接受了这个任务。这时，由广西工学院合并过来的一个学生，不知何故被处分了。主管学生工作的姐姐，对这处分并不同意，但具体执行的人，仍然按其意志行事，处分了这个学生。一天，在所有校领导都在会议室里开会的时候，这个学生手握两把宰猪的尖刀，冲进会场，逢人便刺，两把尖刀同时从后背刺进姐姐两个肾脏部位，姐姐血流如注，晕倒在地……经抢救，姐姐没有死，一个肾脏却因无法修复，被摘除了……

　　写到这里，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篇题为《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始末——文革机密档案揭秘之一》的文章，揭开了一个我们兄弟姐妹闻所未闻的秘密——我们兄妹上大学后就离开了广西，对广西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姐姐高度的自律精神，又使她对我们守口如瓶。我想，文中所写的，不会是第二个雷一东，肯定就是我们的好姐姐。现在，把有关部分摘录于下：

　　在挖掘“反共救国团”的狂潮中，广西当局和“联指”名目繁多的迫害手段中， 搞“禽兽”展览是较为典型的。

　　1968年5月12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 展览 （即活人展览）。

　　…………

　　12月18日，“广西大学阶级斗争展览”对外开放，历时两个多月，到次年（1969 年）1 月中旬闭馆，前来参观的有全国25省区（广西有77个县市，160 多万人次）。展览内容其中一项‘禽兽罪行’（又叫‘活人展览’），被当作禽兽展览的有：李建琨、雷一东、王承交、秦华声、秦文盈、莫剑威、黎之熄等十四人。被展览者挂黑牌、罚跪、毒打、受尽侮辱和摧残，有的被打断肋骨。

　　看着，看着，我泪如泉涌，心如刀绞……后来，我还从一个在广西度过“文革”的人那里听到一个细节：“文革”初期清华大学造反派加诸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身上的一切，被用来加之于我姐姐身上：命令她身穿她从来不沾边的旗袍和高跟鞋，戴上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听后，我不免仰天长叹：呵……要一个曾被这样对待的女人，去担任原展览馆所在地的大学副校长，而且是个没有多大实权的副校长，太残忍了！我很想向姐姐核实此事，但一直犹豫不决，担心她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考虑再三，为了使所写更符合历史真实，我还是曲里拐弯地给她写了封信。她答复如下：

　　关于“反共救国团”问题，与你所述不完全相符。校内确曾搞过名为“阶级斗争展览”的“活人展览”，但我记得并未与“反动救国团”联系起来。当时我系展出的共有5人(听说外系还有一些人)，名字与你所说不完全相符，都不是以“反共救国团”的名义展出，而是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冠以不同的罪名。其中两位党员，一是原系党总支书记，一是系办公室主任，罪名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之类，一名是“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我及另一位老师因高中时参加过三青团，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这个展览是我系当时的党总支书记首创的，后才扩展到其他系，因此我系搞得特别凶。这位书记亲自倡导武斗，猛踢原党总支书记胸部致成内伤（肋骨并未断）。这造成一部分人的跟风，也造成许多人的反感。这位书记因上窜下跳得力，后来一直升到校革委会主任。拨乱反正后宣布他贬离西大时，整个会场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为他送行。我因当时不属主要人物（原总支书记因为既是“当权派”又不肯“低头认罪”，自然成为斗争的焦点），而且我教过的学生毕竟是大学生，有一定的头脑，虽然不了解我的历史，但了解我的为人，因此除了挨过来参观的小学生的几个巴掌外，并没有受到多少伤害。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为了吸取教训，这些旧事不应忘记；然而作为个人，就没有必要为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心情，因此，如果不是你问起，这些往事我早已忘记了。我希望你也不要终日把这些旧事记在心里……

　　她还说： 遇到好事，要找找它坏的一面，以资警惕；遇到坏事，则要找找它好的一面，以鼓舞信心。如果不是因为有这种“一分为二”的认识，文革时我早已自杀了。在被作为活人展览时，我想的是：作为活人展览固然是极大的羞辱，但等到全南宁几十万人都来看过展览却没人提出我有什么反革命罪行时，我的问题就清楚了。就是这种“一分为二”的认识，使我能保持比较平和的心境，顺利地度过了“文革”。

　　我则换了一个思考的角度：这类事情对孩子 / 小学生心灵的伤害是非同一般的，那时，哪个孩子能逃脱这种伤害啊？当时，面对孩子们这类随大流的言行，谁敢对他们提一些问题，促使他们思考，鼓励他们分析？有哪一个师长或父母能对他们说，“孩子，这个人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打她？这样对待她对不对？如果你自己莫名其妙地挨别人打，你会怎样想，怎样做……”？没有。相反，都只会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的甚至还会说，“上去，给她一巴掌”！于是，数以亿计的孩子，就在这种“狼奶”的哺育下，度过了他们生理心理的“危险时期”，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失去了自我控制的毅力，失去了勇于负责的品格，由“打人”发展到“吃人”。此乃历经那段岁月的人（数以亿计啊！），至今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原因。这是教书育人事业的灾难，是我们民族的灾难！然而，至今有谁喊过一声“救救孩子”？

　　我姐姐被刺的日子，是1987年6月8日，正好是1957年六•八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30周年，像是要逼我思考“这是为什么？”似的，对我的震动太大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报复开始了！可为什么端端报复到我们头上？我们何罪之有！……我决心赴美定居，否则我的儿女永远离不开那使我们厄运重重的环境；也是为了我自己能有思考和写作的自由。我决心要把我辈的遭遇纪录下来，寻回那些被压抑被扭曲甚至被涂抹了的时间和空间，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子孙后代不再遭此厄运。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除非你是阴谋家，否则，你若是想为祖国的真正利益写书，你就不应该到祖国的怀抱中去写。”他和法国的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即说出“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它的权利” 的伏尔泰，都是在离开祖国的流浪生活中，完成他们的思考和写作的；他们的遗体，都是在死后多年才被法国人民挖掘出来，重新安葬到巴黎的伟人祠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后记：

　　

　　文章修改至此，惊闻四川汶川大地震，美丽的巴山蜀水，山崩地裂，神州失色，家园毁灭。数万生命尤其是上万花朵般的生命瞬间陨灭，令人痛彻心肺……随着灾情的迅速传播，一个个感人肺腑的事迹迅速飞向世界，无数人尤其是母亲、教师、学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儿女、学生、同学、朋友写下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死”每个人都只有一次，面对这数以万计生命之猝然逝去，每个活着的人，必然会由“死”想到生，想到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的生命，想到生命刚刚开始的孩子，想到死为什么偏偏落到这些花朵般的孩子身上？想到救救孩子！……当年，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是着重从精神层面发出的。“精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也许是九十年来“救救孩子”的成效甚微的缘故吧。现在，这些被压在废墟下的花朵般的生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通过谁也无法阻挡的网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一下间唤醒了人们与生俱来的共同人性，唤醒了中国人沉睡了几十年的社会良知。于是，人们无不从内心发出与“救救孩子”相同内容的呼喊；几乎每个人都在思考，怎么样才能使孩子们不再遭此厄运。对孩子的爱，是没有国界，不分阶级，不分贵贱高下的。“爱吾爱以及人之爱”，我们不是有理由相信，这场地震引发的反思，必然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法的彻底破产，必然会引发普世的爱，对生命的爱，对孩子的爱。我已经从网民的话语中看到了，听到了：天佑中华，人间有爱；爱在中国，爱在人间；汶川，让世界充满爱；伸出我们的双手，献出我们的爱心……有的还是以遇难孩子的口吻说出的：妈妈/别担忧/天堂的路有些挤/有很多同学朋友/我们说/不哭/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妈妈/没有我们的日子/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

　　人活着，是不能没有爱和盼望的啊！“爱”战胜了“恨”，终于回来了，可是代价也太沉重了！

　　对“爱”的呼唤，多少年没有听到了!这是永远压抑不了的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

　　但愿这些呼唤都能够成为现实(我写这句话时，三鹿毒奶粉事件尚未揭露！)！

　　

　　2007年4月于病中完稿

　　2008年5月修改

　　2009年初再修改

　　

　　注释：

　　 (1)太史公：古代对“史官”的称谓。 弑（shi，音式）：古代称子杀父、臣杀 君为“弑”。 君：君主，国君。“崔杼弑其君”即“崔杼杀死了他的国君。”

　　 (2)璞（pu，音仆）：含有玉的石头或没有雕琢过的玉。 玉人： 雕琢玉的匠人。 相： 仔细看，审察。 诳（kuang，音狂）：欺骗，迷惑。刖（yue，音月）把脚砍掉，一种古代的酷刑。 薨（hong，音轰）：古代称侯王死为“薨”。

　　“和氏璧”的故事，现代汉语译文如下：一个姓和的楚国人，在楚山中发现了一块还没有修理的玉石，抱着它去献给楚厉王。厉王让雕琢玉石的匠人鉴定这块石头，匠人说：“是石头。”厉王认为和氏故意欺骗他，于是砍掉了他的左脚。等到厉王去世，武王即位，和氏又抱着它去献给武王。武王请匠人鉴定它。匠人又说：“是石头。”武王又认为和氏故意欺骗他，于是砍掉了他的右脚。武王去世，文王即位了。和氏就抱着他的璞在楚山下哭泣，整整三日三夜，一直哭到眼泪哭干了，流出血来。楚文王听到这件事，派人去问他哭的原因，说：“天下受了刖刑的人多的是（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的），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哪？”和氏说：“我不是为我被砍去双脚而哭泣，我是为真正的宝玉却被说成是石头，真正的忠贞却被说成是欺骗而哭泣。这就是我之所以伤心的原因。”文王让玉人修理这块石头，终于得到了宝玉。于是把它叫做“和氏璧”。

　　 (3)大禹治水的故事如下：相传约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水灾。当时的 部落首领尧，采纳了众人的建议，让鲧（gun，音滚）去治水。鲧用传统的“水来土挡”（即“堙”yin，音英，意为用泥土堵塞）的办法去治水，花了九年时间，非但没把水制服，洪水反而闹得更凶了。舜接替尧当了部落首领后，处死了鲧，让鲧的儿子禹继承父业去治水。禹领命后，首先寻找以前治水失败的教训，最后决定改用“疏导”的方法来治水。他凿开了一座座大山，疏通了一条条河渠，引水入河，入江，入湖，入海……整整十三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把洪水制服。从此，黄河乖乖地流入大海。

　　 大禹治水的故事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洪范》，其原文如下： 惟十有三祀（si，音四，‘年’也），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zhi，音质，‘定’也）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yi，音疑，‘常道’也）伦攸（you，音优，无意）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gu，音估，‘弄乱’也）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bi，音毕，‘给与’也）洪范（‘规范’也）九畴（通‘筹’，‘计策’也），彝伦攸斁（du，音杜，‘败坏’也）。鲧则殛（ji，音及，‘诛杀’也）死，禹乃嗣（si，音是，‘继承’也）兴。天乃锡（通‘赐’，‘给与’也）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这段文字的译文大致如下： 在他即位13年的时候，周武王去拜访箕子。武王问道：“啊！箕子，惟有上天在暗中保护着天下的老百姓，使他们和谐相处，而我却不知道这治理天下的常理何在！（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箕子回答道：“我听说，在从前，鲧曾用‘堵’的办法治理洪水，结果使洪水失去了本性，横决乱流，破坏了五行法则。天帝勃然大怒，决定不赐给他治理天下的九大计策，（于是）治理天下的常道崩坏，鲧也被处死。后来，鲧的儿子禹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天帝就赐给他治理天下的九大计策，从而恢复了治理天下的常理。”

　　写到此处，突然惊悉，大禹的出生地是四川省汶川县石纽村，不知确否？莫非汶川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呼！(写到此处

　　( 4 ) 这是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活用，这成语的译文是：“塞翁丢失了马，怎么知道不是福呢？”故事见《淮南子•人间篇》，大意为：边塞上有个善于骑马的人，一天，马无缘无故地跑到胡人的地区去了，人们都来安慰他。他的父亲说：“怎么知道这不是福呢？”几个月后，他的马竟然带了一匹好马回来了，人们都来祝贺他。他的父亲说：“怎么知道这不是祸呢？”他们家有很多好马，他的儿子喜欢骑马，结果，（一天）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他的大腿骨，人们都来安慰他。他的父亲说：“怎么知道这不是福呢？”一年后，胡人大规模入侵边塞，凡年轻力壮的人都拿起弓箭去作战。边塞的人，十分之九都战死了，这父子二人，却由于儿子腿瘸了的缘故，得以平安无事。

　　紧跟着的一段古文的大意是：祸跟随着福，福隐藏着祸，所以（人们）宁肯处于忧患，而不愿处于安乐。

　　（5） 这是一首“请罪歌”。王友琴女士曾专门对“请罪歌”作过调查，结果是所有被强迫唱过这首歌的人（即当年的老师）都已忘却，她是后来偶然地在一个当年的学生那里得到它的。事实正如她所说，这首歌的词和曲我大都已忘却，只记得内容是把自己臭骂一顿。却有一个细节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当唱到“我有罪”时，都必须握着拳头捶自己的脑袋。这里所写，是根据模糊的记忆追记的，不一定准确了。我也记得，这首歌的词和曲不是只有一个版本，各地的红卫兵是有自己的“创造”的。

　　(6) 关于“潘多拉的盒子”，请看《魂兮，归来！》一文的注释。

　　（7）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红小兵黄帅10 月21日给该报的信及她的日记摘抄。据说，信是她和班主任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后，根据家长的意思写的；日记摘抄是《北京日报》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的。编者按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警告人们“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紧接着，12 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日记摘抄》及《北京日报》编者按，又另加编者按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伙”……于是一个年仅12岁的小学生黄帅，成了“破师道尊严”的英雄。全国各地中小学迅即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又出现“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这里要戳穿的阴谋就是指这件事。

　　（8） 王亚卓是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新闻报道员邢卓三人的笔名（从三个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当年，他们看到黄帅“破师道尊严”引来了学校的一片混乱后，决定联名给黄帅写一封信，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想到一下子捅了马蜂窝。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在“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从此三人被诬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遭到批判，隔离审查，下放连队劳动，家属也被株连。

　　（9） 1974年12 月21-28日，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现场会。迟群、毛远新在会上鼓吹朝农经验有“战略意义”。毛远新提出：“光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不行，还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此后，全国掀起学习、宣传朝农经验的浪潮。

　　（10） 1973年7月10日下午，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举行英语考试，学生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12日初中班学生大会上要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张当日离校后未回家，14日在水库中找到其尸体。事后，公社、县有关部门已对事件作出了妥善处理。江青等人却旧事重提，借题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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