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gade 记北京四中文革前的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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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一批“老红卫兵”掀起了“道歉”行动，比如宋彬彬，陈小鲁（已去世）等人。如果他/她们可以找到当年无人性的殴打的深层原因，那是可接受，可肯定的行为，到底，他们感到了羞耻。

可是，如果他/她们只是求得自己道德的完满和灵魂的安慰，像“复活”中的涅赫留道夫，那就是虚伪！因而，被欧打至死的，师大女附中校长的亲人，理所当然的拒绝了“道歉”。

正好友人传来在美的四中学长关于1964年的四中“四清运动”的回忆，联想到那个岁月，于是成此小文，算是不那麽广为人知的内情吧。随心所想，随意坦言，必有所失。

我认为：文革确实发生在文革之前。

四中的学潮与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与予演。

我以及我一样的学生，都曾都被深深的伤害，伤痕是如此之深，没有忘却的可能。
但是今天只谈伤害，根本不够。回顾历史，究其内因，看到未来，才是更该有的态度。
我想把当时的一些行动和事件，复述出来。事情是亲见，亲闻。虽是学长提供，但我保证他的真实性。评论是我个人的看法。极力公正客观，但肯定有不同意见的。我接受摆事实，讲道理的评说，批评，批判。不接受人身攻击。也不于回应。

背景

1962年，刘少奇在7千人大会上，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和刘的矛盾，在党内高层公开化。

1964年暑假，毛泽东和毛远新有一个《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到九月开学后，不少学生通天的，就知道了。军队干部，大量是站在毛一边，而党政系统的，更多在刘和邓一边。

有个小例子，大概是1964年的国庆，北京日报有一张毛和刘的在天安门的合影。可在他二人中间后面，是更高大的彭真。记得某总政副主任的孩子，大声叫起来：“TMD,彭真算老几？凭什么站中间。有一天他得滚蛋１。我们听了，很惊诧。

1964年的下乡劳动，是在南口农场，而附近就是坦克师的驻地。我校那时已开始了大学解放军，所以请师的政治部主任讲话。他倒是老实不客气，开口第一句：你们四中就是资产阶级当政，就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我们都有点发楞。带队的教导主任，面有难色，可对当兵的这一番喝斥，不敢反对，叫我们回校讨论。可那些将军元帅的孩子，好像心有成竹，面露微笑。可我的感觉是：有一个不祥的翅膀在远处煽动。内心在颤抖。因为我家不是长征的。而班里，副部以上就不少。要是抓资产阶级，自己不排第一也是第二。老天爷，怎么过这关啊？

学潮

国人大多不知道，当年的四清运动，个别中学也搞过，例如北京四中，这个名牌中学就经历过一场社教运动。

四中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名牌中学。从刘少奇，林彪开始吧。陈毅的小儿子初中是四中，高中没考上，就去八中了。王岐山所在的35中，功课一般，但他们学校的情商不错。这场社教的发生与四中的高干子弟有直接关系。

这些高干子弟，他们填写家庭成份是‘革干’，基本是副部以上，官方的标准是13级以上。‘革军’一般是准军，上校以上吧。反正这都是文革后期，我们班主任透的。

我本人是望洋兴叹：再有过草地的机会，我爬也要爬过去。

干部子弟，都有一种刻意的朴素。穿的很破。有补叮他们大部骑自行车上下学。营养充足，身强力壮，身材很高。他们的父母能在战争中存活下来，身体都是很好的。这也是优选的结果。当然，也有幸运。大多数学习努力、功课不错，但普遍有种优越感，和对普通出身学生的蔑视。

就是他们内部，也以父亲的官位，名气和重要性，分为不同层次。官最大的，是中心，其他的围着转。比如孔丹，其父是中央调查部长，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比其他部长高一等。加上他自己说，他小时候，周恩来常抱他。于是真好像他身上有一圈红色光环了。再加上，他本人，确实功课好，400米800米跑的不错，再再加上，他还是不多的中学生党员。和校党委（可能是支部？）一起开会。校长对他都很客气。像现在说的：不但高红帅，自己还努力。可当光环散去，西纠垮台，他也就是一学生。从他身上，我认识到，不要被光环把你吓住，迷惑祝

课余时间，这些干部子弟喜欢不分班级地扎堆，谈论国内外大事，传播小道消息。按陈元（陈云之子）的说法，他们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这就瞎掰了，就是要接官吧？中国哪有资产阶级法权，只有封建的法权。（这词我造的）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打下天下，他们是当然的坐天下。共和国长子吗。可老百姓的孩子，是什么子？

这些高干子弟普遍喜欢体育，尤其是篮球。说几句我校的篮球队。男校的关系，篮球队员是明星。但打篮球，身高是关键了。校队里，中锋孙捷1.93米，还是北京数学竞赛第三。两个前锋1.90米。后卫都1.86米。（杨成武的儿子）全校上下，没有不爱体育，不打篮球的。每天都要跑2000米以上。这个经历，对我以后是有很大好处的。文革前夕，北大，人大附中，把专业队淘下来的，不管学习好坏都收了，所以兰球就都上升了。他们中锋快2.0米了。我们都不满：那不叫本事。
看来那时候，就有作假的小苗头了。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北京四、六、八中等中学的高干子弟闹起了学潮。这三个中学的高干子弟相互串连，认为学校的阶级路线存在问题，出身不好的干部、教师重点培养出身不好的学生，排斥干部子弟；认为学校忽视政治教育，重视分数，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认为应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在学校搞教育革命。此即所谓发生在１９６４年秋季的“４６８学潮”。

我插几句。他们是瞎说。毛泽东说的是全国，对不对且不论。在大城市。干部子弟上中学大学，没有任何障碍。比如哈军工，省部级的干部子弟，各省和军区，有名额，上是不成问题的。中学毕业时，你的档案中，有一条政审结论。只要你被写上：此生(主要是出身)不宜录取，那你就歇菜了。好的上农校，不然家里蹲大学。哪有“重点培养出身不好的学生，排斥干部子弟”？老师校长敢吗？“出身没选择，道路靠自己”？你出身不好，你就是玩命的表现，你也没戏！除了马克思。以后我谈谈遇罗克的出身论。我们办的报转载的。
学潮爆发于高三４班，语文课上。革干子弟宋扬之（某副部长之子）批评语文课老教师程先生讲授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是宣扬资产阶级情调，并批判朱自清的《荷瑭月色》宣扬脱离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散发小资产阶级情感。这是个标志性事件。而后，过了二、三天，在高中各年级、各班在教室后墙贴满了小字报。有批判白专道路的；有讲阶级路线的；有批判语文教材的。高三３教室后墙看到宋克荒（宋仁穷之子）的长篇小字报：论述党的阶级路线。哈哈，这阶级路线，东北局书记儿子说了算。他妹妹要武也不差，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可现在，他们在美国，可怎嘛执行？我都替他们着急。

高三６班展开了批判本班白专学生鲁生卫的斗争。鲁的父亲是国民党官员、１９４９年国民党起义人员，时任煤炭工业部参事，应属党外的统战人士，但在当时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被视为国民党余孽。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没批。那可是自己填的《农奴主》。因为他们爹发话了：民族人士别动！汉人斗汉人的。

在教室后墙的小字报，周××同学有篇小字报，点名批判鲁生卫，题目是：“撕开伪君子鲁生卫的假面具”，内容开头就是一段耸人听闻的文字：“鲁生卫这个伪君子在中山公园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侮辱妇女，被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撕开伪君子鲁生卫的假面具的时候到了……”。（以上文字经多方核实，完全是歪曲事实，但很容易把人搞臭。文革中，这就更多了。中国人对这事也很有兴趣）。小字报接着说，鲁生卫“出身国民党反动家庭，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从不注意改造思想，伪装进步。”等等。

接着在高三６班的一次语文课上，干部子弟张康平站起耒发言，说他的作文得了２分，他念了作文后，质问语文课焦老师：“我的作文只值不及格吗？”（该作文政治立场鲜明，文是太差，而且文不对题）鲁生卫的作文得了５分。

高干子弟苏承德（海军司令苏振华之子）举手发言，分析、批判了鲁的作文政治立场有问题。接着张康平又站起来拿起自己的作文本，走到鲁的课桌前，愤怒地把作文本摔到鲁面前，喝问：“鲁生卫，你说，我的作文应该得几分？，你的作文应该得几分？”在突如其来的事态面前。鲁懵了，没有回答。张康平当时愤怒地大声喊：“你站起来。”鲁站起后，仍然没有说话。这时候，周××大喊，“太嚣张了，把他揪到前面去！”说着，就一手拉着鲁的左臂，一手推着鲁的脖子，连推带桑往讲台那边推。另一同学又抓住鲁的另外一臂，两人一同把鲁推到了讲台。他们用力按鲁的头，让他低头。（武斗的开山史祖，在学校里。农村早在湖南就有了）不知所措的焦老师怯生生地说：“鲁生卫，你当众做个检查吧。”

苏承德站起来说，“鲁生卫，你必须只检查政治问题，不能避重就轻，转移斗争的政治方向。”（那时苏振华之子怎么就会文革语言了？）鲁慌慌张张、语无伦次地做了检查。终于熬到了下课，焦老师救星般地宣布下课。此时全班把目光转移到了泣不成声的李××身上。有人问李同学：“你怎么了？”李泣不成声地说：“阶级斗争太残酷了，阶级敌人太嚣张了。”然后他突然扑到鲁的面前，抓住鲁的衣服，大喊：“阶级敌人！阶级敌人！”

我就想了，这位李XX，真的？假的？装的？在这场运动中，我发现了人，人性和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严酷的形势下，人就不是人，我后面有例子。先摘录一段话：

---最大的黑暗，是人们对黑暗的适应。最可悲的事情，是对光明的冷漠。如果你处于黑暗，你就摸黑生存。如果你发声危险，你就保持沉默。但是，你不要为黑暗辩护，你不要为苟且而得意。你不要出卖比你勇敢的人！---

但有的人，可以无师自通的，干出比东德MFS还恶毒的勾当。这个人，出卖了比他更弱势的同类。看：

一天，庞××同学给鲁写了一页纸的“规劝信”，内容是要鲁认真对待政治运动，要自觉改造等等。于是鲁从作业纸上撕下一小条，简单地写道“谢谢，一定按照你说的办。”意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是庞××下的—个套。

庞立刻写了小字报，题目是《和风细雨可以休矣》，把鲁回的纸条贴了出来，称这是鲁抗拒改造，抵触运动的实际行动，主张对鲁采取疾风暴雨的打击。接着，庞向鲁索要他写的“规劝信”原件，称要和鲁的小条对比张贴，鲁说找不到了（已被鲁销毁了）。于是庞协同周××，在下午的自习课上，周厉声呵斥鲁离开座位，他们两人动手搜查了鲁的书包和课桌，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次被搜查的屈辱令鲁痛不欲生，到了晚年仍难以忘怀。
这些李，庞和周们，并不是那些高干子弟的圈内人。他们都有一个党员知识分子的父亲，极力想成为“红外围”和“红政协”，而出卖和陷害就是他们的通行证！

此后，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代表班干部宣布，“从今天起，每天下午鲁生卫不得参加第三、四节的自习课，到阶梯教室写检查。直至检查通过为止。”鲁很庆幸能躲开自习课的骚扰。当时高艳华还指派两个同学每天陪鲁一起骑车回家，一个同学顺路，另一个同学并不顺路，是特别陪同、护送。鲁本人感觉这种安排有“监护”的意思，而当时他脑中确实曾闪过轻生的念头。这种“护送”使他暗存感激之情。使他感到一种人性的关心和鼓励。（多么可怜的人性，多么廉价的关心）

在班里召开的批判会上，让鲁生卫交待反动思想，鲁没什么可交待的，只好保持沉默。批斗会开的十分激烈，周××同学表现得尤为激烈，应是为表现其革命性，但因其并非高干子弟，因此并没能因其十分激进而进入班里的核心小组。为收集鲁的“罪证”，６班七、八个人—哄而起去鲁宅抄家。据苏承德回忆，去鲁家拿走了鲁的日记本、笔记本，没动其他东西。

鲁逢此遭遇，毕业时“政审”过不了关，没能考上大学。文革后苏承德曾两次向鲁生卫诚恳地道歉。张康平在文革后经常到鲁生卫家看望，二人都不提过去事，成为相互关心的好友。鲁生卫在逆境中自强不息，自修成研究员，成为机电专家。鲁回忆四中往事，说：对当年的批判“我所没想到的是激烈的程度。“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对过去存在怨气，我发自内心的想法是我怨恨时代。。。。非常不愿意纠结和缠绵哪些不堪回首的过往，受迫害也不是同学的过错，那个时候我们还都是孩子……”鲁要求笔者绝对不要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那是一段太痛苦的经历，他不愿打破心灵的平静，影响正常生活。他说：“半个世纪以来，我肯定和曾经在四中小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同学一样，轻易不愿意去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无论是在当众的场合，或者自己私下里，都有意识地回避回忆，不愿意总是去戳伤疤。”由鲁所吐露的心声，可看到当年对他伤害之深。（注：为着尊重当事人再三要求，以上“鲁生卫”之名是笔者用的假名。）从以上高三６班鲁生卫的个案，可看到当年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潮对青年学生伤害之深。

夺权

高中的很多班，开始从资产阶级手中夺权。

其实，就是由高干子弟向家庭出身是非红五类的团支书、班长夺权。由革干、革军子弟接管团支书、班长的职权。没见工人子弟当权的。文革中，倒有几个工农兵花瓶。他们真有实权？你可以信，反正我是不信。这是仿效农村四清运动的夺权斗争。
高三年级有六个班，其中三个班出现了“夺权”。高三４班，原团支书李峻（干部子弟，其养父在１９５９年被批判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刘安东（父亲刘澜波是水电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代替；班长杜文（父亲是中医）被杨东胜（杨成武之子）代替。一天高三４全班开会，刘安东主持班会，宣布了“领导班子”的变化，没有讲任何理由，没有经过改选程序。党内的专断，不民主，在小小的班上，100%的再现。
同一时间，高三６班的团支书高艳华（后改名高峰、家庭出身小商贩）被高干子弟谭笑曼（父亲是总政秘书长）代替，由于高艳华的出身并不是黑五类，因此由支书改任班长，班长相当于政协。只有组织春游的权力，没管人的权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

高三３的团支书史晓星被邱承光（邱会作之子）代替。怎么过草地的也不行？不行。你爹站队错了。难啊，你的命运，就是你爹命运的平行线！
其实史晓星也是高干子弟，但其家庭背景涉及到党内斗争。你觉得，那文革中的走马灯，人世间的冷暖，奇怪吗？
史小星的父亲陈光是原红一军团代军团长、１１５师代师长、四野纵队司令、四野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其性格刚烈、火爆，先后与林彪、叶剑英有过矛盾。１９５０年在广卅处理城市工作及港澳台情报工作中犯了错误，被过度批判，并被中央错误地定为“反党”，开除党藉、撤职并软禁于武汉，是冤案、错案。陈光于１９５４年６月７日自杀身亡。史晓星竟因其父这样一个背景。
陈光于１９８８年４月被中央平反、恢复了名誉。后来史晓星为记念父亲，著有《陈光》一书，并从母姓改回父姓，改名为陈晓星。

在文革爆发之前，所谓的阶级斗争观（可称为狼奶）对十几岁年轻人的身心影响，是深入骨髓的。阶级斗争观把人群撕裂成对立的阵营，煽动仇恨与斗争。生话、学习在同一校园的同学，本应相互友爱、相互帮助，却要对立、仇恨、揭发、批判、斗争。年轻人善良的人性被狼奶浸透、侵蚀、毒害。人性被阶级斗争观严重扭曲。这种悲剧，后来在文革中竟泛滥成灾。其根源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路线。

黑色幽默

美苏冷战，两个阵营对立。大的有柏林空运，朝鲜战争。小到秧及池鱼。使无辜百姓，莫名遭秧。

我有一个学长，比我大很多，但他是四中的”明星“吧。为了隐私，故称他为W吧。他由于少年在美长到7~8岁，体育好，人也帅。是三年的中学生运动会400米冠军，校学生会体育部长。这些人，是我们心目中的大明星。迄不知，这体育部长，也有他的悲哀。起因是他的1949年从美国回国的右派父亲！下面是他自述。他本人现在美定居，有一个相当的不错的生活。

--------我是高一（北京四中，1962年）那年加入的共青团。在那个年代，入不入团，是一个青年优秀与否的标志。入了团，才会感到有了人的尊严。

（特别是星期六，团员都要开会，那是一种有别于他人的政治待遇。我当时就羡慕至极。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团员是不锈钢的吧？文革后，我问家里一个亲戚，他兄弟俩，一个是101的学生党员，上的哈军工。另一个是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可他惨了，恢复高考没戏了。按说是55年的少将，可文革中去世了。我问他们，你们开党会，团会，都讨论什么？特来劲吧？他们头都不抬，吃着涮羊肉：”什么啊，就是议论班上的人呗。还能有什么事？排排队，看谁能听话，谁有二心。再就是让团员去找申请人谈话，让他们说说别人怎嘛议论团支部的。操“。）

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入团对我来说，成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班里团支部批准、通过我的入团申请后，等了很长时间上级没批下来。我就去问班里团支书李峻，我的团员资格怎么还没批下来？第二天，李峻让我去找校团委书记赵济敏老师。我找到赵老师，赵老师让我去一趟西城区团委会，找一下区团委书记，区团委要和我谈话。我想一定是找我谈家庭问题。我那时在学校填写学生登记表，“家庭成份”一栏是写“职员”，按当时的标准是不红也不黑。但问题不在这里。下面说一下我的家庭情况。

（ 当时一般是填，革军，革干，也就是13级和师以上吧。1938年前的，都悬。我们这样的，一律职员。但如果是右派，要另一栏写出来。要命的，是还有亲属一栏。你要是有台湾美国的亲戚，那就中了头彩。夫人同学姓汪，就入不了团。那班支书，“怀疑“这人和汪精卫有关系。边远省份，也不外调，可如果你和蒋介石有关系，“有关部门“会打招呼，反到有戏。可地，富就惨了，那是万复不劫的原罪。我文革中下乡，拿到了我的档案。冒险打开一看，发现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可父亲走后门，把祖父的资产和股息全交了。加上他曾服务铁兵，朝战时出力了。中学也外调了我的情况，可偏偏家里有几个31年的党员。我一直等着班里批判，就像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头顶，可总也不掉下来。吓的半死。原来班里团支部也有这计划，可他们查了，觉得还不是狗崽子。想让我觉悟，一是挖自己，二是供点他人。可我自己没有流氓思想，就是贪吃点。别人，没有和我说反动话的。那时，人和人不带说心里话的，一个个比猴还精。我哪儿供去？这么着，我就”挂“那了。冤不冤？）

上世纪四十年代时，父亲王福时在美国旧金山中文报纸《中西日报》任编辑。我们全家都跟着父亲在旧金山居祝母亲是家庭主妇。当时父亲每天晚上在家油英发行《远东通讯》。《远东通讯》是受中共香港地下党新闻机构《国新社》委托并由其供稿。《国新社》是由乔冠华、刘尊棋、刘思慕、金仲华等人领导，他们与父亲相互联系频繁。《远东通讯》在美国宣传中共政策，并报导解放战争进展及发表评论。当时，母亲、哥哥、姐姐都常在家帮助父亲油佣远东通讯》，然后跑邮局寄出。

１９８６年９月，父亲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图书馆主任一职离休时，关于何时参加工作的问题，是由乔冠华、刘思慕、刘尊棋等人出的证明，证明父亲是于１９４８年参加的革命工作，是从在美国发行《远东通讯》算起。“大百科”发给父亲的《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上，“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栏，写的是１９４８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５天，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６月旧金山爱国华侨在“同源会”礼堂，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会。父亲参加了庆祝会。庆祝会进行期间，遭到国民党人的袭击。父亲头部遭到铁器重击，头破血流。我当年六岁，记得深夜父亲回家，头上缠绕了厚厚的白纱布，我和弟弟都吓坏了。第二天旧金山国民党控制的《旧金山日报》出了《号外》，写道“殴伤有共产党匪徒王福时一名，伤势较重。”其实父亲并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自认为是共产党的挚友。此后，父亲决定带全家回祖国，建设新中国。

回国前，父亲曾专程去拜访了钱学森，动员他回祖国效力。我仍模糊地记得，父亲那天开着辆刚买不久的新车，带着母亲、弟弟和我，开车开了很长时间，到了一所大学（后来得知那是钱学森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一到目的地，父亲就因晕车吐了。到了钱宅，那是一间别墅，前花园有很多花，很漂亮。钱学森夫妇满脸笑容走到花园迎接我们全家。

１９５０年６月，父亲携全家回到祖国。临行前，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从洛杉矶赶到旧金山向父、母告别并送行。于凤至托母亲回国后帮她寻找老保姆。但回国后父母便无法和美国友人再联系了，从此失联。（这是我长大后听母亲说的）。回国后两个月，父亲即被胡乔木任命为国务院国际新闻局出版发行处副处长。１９５２年成立国际书店，外文书藉的出版、发行业务归口到国际书店。父亲被调至国际书店，先后任出口部、进口部副主任。母亲后来曾对我说，“你爸那时左倾得很。”左倾，拥护中共，是那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状态。他们痛恨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同情、支持反对一党专政、反对个人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共产党。那时的共产党刚刚进城，还很清廉。

按说１９５０年前后父亲的历史按中共的政治标准，一点问题没有，但要命的事发生在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时期。父亲在党的号召下积极地投入了鸣放，并于１９５７年８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批评他所在单位“国际书店”的文章《国际书店是桥还是墙？》批评国际书店大量进口苏联报刊、书籍，却极少量进口欧美国家的，特别是西方科技类的报刊，书籍。该文指出：“因此在读者印象中，国际书店只是个卖俄文的书店。”“我们科学、文化工作者、翻译家和语文老师对久己缺货的西方书籍的需要也是非常迫切的。”“人们把国际书店看作是同国外交流的一个桥梁，但现在有点不像桥，而像座墙，而且是几道墙，使得跟国外不通气。”

就是这样一篇出于善意但较尖锐的批评文章，惹来大祸。父亲及《文艺报》轮值主编萧乾为此被同时划为右派。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６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文点名批判右派王福时。批判王福时“一贯坚持资本主义经营路线。”同时，父亲在单位遭到大会、小会批判。我在１９９７年反右运动四十周年之时，曾写信对父亲说：“你当年被划为右派，是你人生光辉的一页。我为此而骄傲。你在文艺报上的文章批评了文化领域的闭关自守，批评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父亲后来对我说，他当年的认识并没有达到我说的高度，只是想批评文化交流中的问题。（ 这也是很多老知识分子的为人，诚实。这是我的观点）我告诉父亲，我当年在学校不得不与他划清界线。父亲表示理解。

１９５７年时，我看到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父亲是右派的文章后，很苦恼，根本不相信父亲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会是反动派、坏人。但上高中后争取入团，就必须跟家庭划清界线，从政治思想方面和父亲决裂。必须“存天理，灭人欲”，用党性灭掉人性，克服温情主义。

那次到北京西城区团委会与团委书记谈话，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而去。团委书记要我谈谈对家庭的认识。我批判了父亲５７年的文章，说这是坚持资本主义经营路线，实际上是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还揭露父亲在家里与朋友议论中苏论战，欣赏苏共“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批判这是欣赏人性论，是修正主义思潮，反映了立场有问题。还批判父亲怕孩子们吃不饱饭，骑车到保姆郊区农村家里买大白菜，是困难时期对形势悲观，对党不满的表现，等等。表示要背叛资产阶级家庭，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对父亲进行了深刻批判后，区团委书记挺满意。过了几天，我的团员资格便被批准了。得知这消息，我心里很高兴，觉得挺光荣。

当年对父亲进行批判、划清界线，一半是违心的，如不上纲上线就过不了关、入不了团，甚至上不了大学；还有一半是真诚的，当时所受的教育让我认为父亲的立尝观点有问题。解剖自己的思想，向内心深处挖掘，更多的情绪是埋怨，埋怨父亲影响了自己的前途。这种情绪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都有。

对这种埋怨情绪，我举个例子。父亲１９８８年到美国探亲，看望在美国定居的妹妹X丹娜和两个弟弟X复明、X复强。X复明在美东一间大学研究院攻读MBA。

父亲X福时在美国一入境，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就找到X复明，问X福时来美国干什么来了。父亲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６日在旧金山庆祝建国而被打伤之事，FBI竟然仍保存在档案里。（ 美方认为他是亲共的）当时冷战尚未结束。

那时，复强、复明赶紧写信让父亲千万别来看自己。复强不放心，信里写了句狠话：“以前在国内你耽误了我几十年，现在还要耽误我吗？”父亲自然是不敢去看望两个儿子了。

那个FBI警探与X复明是美国同一个大学研究院的校友，后来与X复明一起喝咖啡，告诉他：你的父亲是亲共的，被国民党打伤。但我们知道，你的父亲又被共产党列为异己分子。这令我们很奇怪。因而当你父亲入境时，FBI要和你谈话。现在没事了，我知道在1949年后，中国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是个有趣的现像。

我纳闷的是，父亲在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的事，在冷战时代被美国政府注意并不奇怪，相反在中国怎么也成了负面因素，成了向往西方、对党不满的因素呢？甚至株连后代？两大阵营冷战，父亲不应两头不是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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