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国：淇县的反右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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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批评建议，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深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对这种猖狂进攻如果不反击，党就不可能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因此，党中央及时提出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正确的。
    １９５４年９月至１９６２年８月，淇县撤销建制，并入汤阴县。１９５７年底，在全党整风、反右的形势下，汤阴县县委遵照上级指示，也开展了整风、反右斗争。然而，汤阴县的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一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７日，汤阴县开始了整风、反右运动，县委遵照上级部署，首先用半个月时间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扩大会。据统计，与会人员３５８３人，其中党员９８０人，团员７８３人，群众１８２０人，按系统划分，县直机关１０３０人，区乡干部１０８２人，中小学教师１２８２人，剧团１８９人。另外，还有农业社的５３０名党代表列席了会议。１２月１７日，县委第一书记薛双庆同志代表县委向大会传达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和省党代会精神；１８日，县委第二书记张凤岐同志向大会作了全县实现高级合作社以来的工作报告。两位书记的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汤阴县党内有些同志，对新时期的新任务缺乏应有的认识，习惯于用老观点处理问题，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造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党内不断滋长。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党的作风，密切党群关系，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决定在全县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号召党团员积极投入运动，同时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党整好风。
    汤阴县委按照上级规定程序，把整风过程分为大鸣大放、反击右派、重点整改、总结提高四个阶段。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９日县委宣布大会正式进入大鸣大放阶段，号召与会同志，对县委或基层领导有什么意见，都要毫无保留地鸣放出来，鸣放形式不拘一格，可以用大字报、小字报、漫画、诗歌快板、相声、表演唱，也可以直接给领导写信，有的人把鸣放不鸣放提到对党忠诚不忠诚的高度去认识，要求人们大胆地鸣，彻底的放，鸣足鸣够，放完放透。与会人员对县委号召闻风而动，积极响应，第一天就出现鸣放高潮。为使鸣放掀起新高潮，县委抓住县、社、文卫系统的典型单位，及时进行大会表扬。１２月２１日，县委制定了《关于在大鸣大放中的几项纪律》，要求对党提意见的同志，消除顾虑，畅所欲言，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绝不准对鸣放者阻挠、压制或打击报复，如有违者，将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鸣放纪律下达后，又掀起了一次鸣放高潮，为使鸣放高潮不断高涨，县委整风办公室创办了《大会快报》选登鸣放者的大小字报或“炮轰”、“火烧”之类的典型材料，不少人见自己的诗歌、快板、漫画或其它鸣放材料铅印到《快报》上，鸣放的积极性更高了。
    几次鸣放高潮以后，很多人产生思想顾虑，畏首畏尾，怕运动后期“抓右派”，怕当坏典型“挨辩论”，鸣放一时收敛。大会办公室发现“两怕”苗头，在《快报》第三期上发表针对性评论文章，文章说：“薛书记已经代表县委向大家作保证，这次会议，不对人辩论，不捉右派，主要是帮助县委反掉三大主义。”文章还说：“三大主义”根深蒂固，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要彻底铲除，轻描淡写地放小火无济于事，必须坚定意志，把火放大一些，只有如此，“三大主义”才能烧尽，否则死灰复燃，危害党和人民，与会同志必须重整旗鼓，乘胜前进，掀起更高的鸣放高潮。
    《快报》上的评论文章，扫除了与会人员的后顾之忧，鸣放不断深入，不少人说：“高级社，荒地多，减了产，还不如单干好！”“每天一斤粮食，标准低，吃不饱！”“大老粗外行领导不了内行”“苏联红军入东北后，纪律性差，解放后拉走中国很多猪肉！”等等。经过２０余天的鸣放，共鸣放出意见１２８４２６条，当时县委认为合理的６２９６２条，占总数的４９．６２％，误解和片面错误的５１２４０条，占总数的４０．５％，反动的１２４９４条，占总数的９．８８％。运动中共贴出大字报５７６３１张，平均每人１６．６张，画漫画５１１８张，平均每人１．４２张。县委认为，基本达到了鸣足鸣够，放完放透的要求。
    从鸣放的内容来看，有属于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有领导思想作风方面的，有鸣放“三反”“五反”“整风”“审干”遗留问题的；也有提干评薪方面的；有生活福利制度方面的；也有精简机构和同志们相互之间的。总之，大多数批评和建议，对改进党的工作和增强党群关系，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１９５８年元月１１日，按照大会部署，从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阶段，县委首先召开与会人员大会，作前段鸣放总结和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动员报告。报告明确指出：“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着帮助我们整风之名，颠覆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因此，大家要认清敌我，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坚决地予以驳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县委的号召，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是小题大作，没事找事，故意抓人家的辫子，所以持迟疑观望态度，有些领导针对这些人进行批评，说这是看不见阶级斗争，对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对严重的阶级斗争麻木不仁，没有把反右斗争和全国的形势联系起来。于是，县委组织与会人员学习反右斗争材料，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提高“阶级觉悟”；其次，训练反右骨干，壮大积极分子队伍，第三，通过个别谈话，骨干串联，使中间分子克服“温情主义”向“左派靠拢”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各单位组织好左派队伍以后，利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开始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并按照笼笼统统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确定右派分子名单。划分右派分子时，参照鸣放材料，采取形而上学，无限上纲的方法，即不管你鸣放的动机如何，只要有一句或几句鸣放内容与《标准》吻合，就可以“对号入右”。例如有人说；“工农之间存在生活差别”就是“攻击工农联盟”；如说“不能用‘团结、教育、改造’六字方针对待知识分子”就是“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如说某人不学无术，领导外行，就是“攻击工农干部，反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如果谁要说苏联有某个缺点，就是“妄图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另外，确定右派分子联系历史问题，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家庭成分高的和历史上有污点的，最容易划为右派分子。
    对于划定的右派分子，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右派分子进行大会批小会斗，各单位成立“攻心战斗小组”，不分昼夜，“短兵相接”轮番作战，勒令右派分子，检查自己，揭发别人，挖出反动思想的根源和目的。有的战斗小组，对所谓“顽固不化、狡猾抵赖”的右派分子，动辄就打，往返推拥，名曰：“整其态度。”有的战斗小组，在大庭广众面前，让右派分子站桌凳、挂便壶、丑化人格，有的战斗小组把右派分子拉到农村、工厂，让农民、工人批斗，批斗方式五花八门，为所欲为。组织上屡禁不止，不少右派分子，经不起政治上的压力和身体上的摧残，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个别右派分子被迫自杀。
    １９５８年元月底统计，大会共抓右派分子５０６名，经过查错补漏工作，最后审批定案为３２１名，其中，既是右派分子又是反革命分子的７３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 １１．９％，纯按右派分子处理的２４８名，占右派分子总数的８８．１％。这些右派分子，从政治面貌划分，党员３６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１４．５２％，团员５６人，占总数的２２．５％，非党团群众１５６人，占总数的６２．９％；从级别上划分，区级干部２８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１１．３％，其余一般干部、教职员、工商界人士等２２０人，占总数的８８．７％。
    反右斗争后期，对２４８名右派分子分别进行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４８人（其中自谋生路的５人，未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１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１９．３％；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的１１６人，占右派总数的４６．９％；撤销原职务送农村监督劳动的４３人，占右派总数的１７．３％；撤销职务留职察看的２９人，占右派总数的１１．７％；撤销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的１０人，占右派总数的４％；免于处分的２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０．８％。在反右斗争中，由于揭批右派和处理右派时间过长，挤掉了“重点整改”和“总结提高”两个阶段的时间。１９５８年秋，县委又组织了反右补课，又划右派分子数百名，但这些右派分子１９６２年前后全部被甄别。
    １９６２年８月２１日，淇汤县分设，淇县地区原定右派１６８人，当年甄别４３人。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淇县县委根据中共中央５号文件精神，在县委统战部设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搞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通过对全县１２５名右派分子的复查核实，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恢复了政治名誉。除４０名已有工作以外，被安置工作的８４人（其中国家干部２２人，教师２９人，职工４人），只有１人未被安置工作。因右受株连的成人８６人，除已有工作的６１人外，剩下的２５人全部安置了工作，并安置特困子女４人。因右受株连的５６户１４９人的户粮关系，全部由农村户粮关系转为城镇户粮关系。

    二

    汤阴县反右斗争无论是指导思想上，还是采用的方法策略上都是错误的，这是造成反右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在指导思想上反右斗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右派分子平反的结果可以看出，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极少数的，在不少地区或单位甚至是不存在的，绝大多数人是在县委再三发动鸣放的情况下，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了一些批评建议，这些批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有片面性，但不是真心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领导同志民主作风差，听不进忠言逆耳的批评，把这些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同志和朋友当敌人，这是反右扩大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其次，在反右斗争中，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这些错误的方法，甚至利用欺骗手段，采取“引蛇出洞”、“让毒草出生”、“诱敌出笼”等策略，这是造成反右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反右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后果及影响是严重的。首先，把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与党合作多年的朋友，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错划为右派分子，把他们与地、富、反坏分子相提并论，视为阶级敌人，长期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压抑，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一人错划为右派分子，家属子女，亲戚朋友都受株连，政治上工作上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这一切不仅是右派分子本人和受株连人的损失，也是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其次，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重新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从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开始出现，“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等错误观点开始形成，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理论根源，这种错误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直到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长达２３年之久，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非常惨重。
    第三，反右斗争改变了１９５６年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价，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把他们划入剥削阶级范畴，必须长期的“教育、改造”，从此，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现象开始出现，由于教育界捉右派最多（１９５７年中小学教职员捉右派１７６名，１９５８年反右补课又捉右派１１９名，两次共捉右派２９５名，占全县教职员的１８．０４％，汤阴县一中教师捉右派３０余名，占全校教师总数的５０％），致使中学毕业生不愿报考师范院校，不愿当人民教师。
    第四，反右斗争损害和削弱了党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破坏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反右斗争中，某些当权者，不看鸣放背景，不看鸣放动机，凭借只言片语，就可以无限上纲，把同志打成右派分子，视同志为敌人，受到党纪、政纪的处理，这就开创了不依靠民主与法制，而依靠当权者用压制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先例。这样一来，在人们心目中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观念淡薄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削弱了，不少人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不敢讲真话，不少人不靠民主与法制处理问题，而习惯于言听是从围绕当权者的指挥棒转圈子，这也是１９５８年以后“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严重泛滥的主要因素。
    我们要以史为鉴，吸取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教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原载１９９４年《史海》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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