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治：“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工作坊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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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为繁荣中国学术研究与交流,《开放时代》杂志社自2015年起，推出不定期的开放时代工作坊，旨在邀集某学科或某些相近学科的学者，对学科内与时势相接的重要学术问题作专门探讨。第一次开放时代工作坊于2015年1月13日至14日在中山大学举办，主题为“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希望从长时段、日常生活、地方社会的角度展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延续性，以区别于惯行的党史研究。本人有幸参加此次工作坊，并作长篇发言，该发言共分两个部分，包括参与讨论与主题发言两项内容，录于此，以飨读者。

　　 个人呼应：我呼应下刘昶老师观点，在帝制中国，田赋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清初“摊丁入亩”改革后，税制较简单。但是进入民国后，尤其是民国初，苛捐杂税名目增多。我非常认同。《东方杂志》上即有文章记载，说军阀割据，大的全国性的专制没有了，但地方军阀很多，这些军阀土皇帝更加专制。他们为了扩张地盘，受到他们委派的地方县及基层官僚，最主要的两大工作就是拉夫和征税。比如鄂东北的黄安，据地方资料记载，当时不同名目的捐税达四十八种之多。捐税名目增多，再加上预征及战乱、匪患、灾荒等影响，县及地方官僚在民众心目中逐渐武劣化。正因为如此，中共革命从城市转入乡村的过程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宣教的并不多，更多的是践行中共农运政策，尤其是其中的阶级斗争意涵。农民之所以汇入革命的洪流，与中共将阶级斗争理念具体化为打倒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口号进行宣讲有关。当时这个口号极具诱惑力，很多革命辛存者事后回忆他们之所以参加革命，都与此有关，这即是一层异化与畸变。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官，全族发财。所以中共视域里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也即复指关系，基本指向同一类人。因此民国初，捐税增加并预征，地方官僚及征税人武劣化。而中共革命下乡，因应产生的极具简单的打倒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的口号，往往要比宣教的长篇大论的理论更有力量。因此革命之缘由与社会经济变动有很大的关系。

　　 国共合作的北伐催生“变天”氛围，随着国共合作推展的借粮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及五抗运动等日常经济斗争在乡村的推展，乡村群体事件爆发。在这些事件中，下乡革命知识分子，有的做运动的“带头人”，有的成为运动的“尾巴”，但不管怎样，他们最为厉害的地方就是因势利导，将乡村群体性事件，因势利导为全国性的暴力夺权政治斗争实践。这还与社会经济的变动有很大的关系。

　　 个人陈述：各位前辈老师及同仁学友：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广州社科院主办刊物《开发时代》及两位吴老师邀请我参加此次“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工作坊，或曰“革命社会学”工作坊。其次感谢他们及李杨老师对我的多年帮助。

　　 我在安徽大学有一门人文素质主讲课程“百年中国政治史”，或叫“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这门课主要以红色革命为主线，把整个中共革命史与共和国史打通，从五四运动一直讲到二十世纪末学潮。因为这门课，我个人这两三年主要着力共和国史从土改到文革史的资料收集及学习、研究工作，以合肥地区为主，但前几年前曾专题做过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主要以大别山苏区为中心的。关于这个苏区研究，主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完成一篇《鄂豫皖苏区道路：一个民众动员的实践研究》博士论文，最近三年一直在修改完善；第二步是整理编校一本《亲历“苏维埃革命”：大别山区革命者讲述自己的革命史》的口述史，共收集近30篇口述史，主要是事关大别山苏区整体格局的口述史。这两步工作已经完成，成果即将出版。接下来是第三步工作，想就《革命、肃反及政治保卫局：大别山苏区史研究的一个视角》为题，做一个专项研究，整体思路已经打通，分十七个部分完成。因为兴趣，也得到部分核心资料，想接下来花点时间完成此步最为重要的工作。

　　 下面就我这几年的个人研究经验及感受谈点“偏见”，书生想法，错漏及词不达意处，请各位前辈老师及同仁学友多批评。就中共革命史研究，我想就三个层面谈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层面，关于革命史研究方法的。王奇生老师曾在一文中讲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史观到去革命史观的过程”。具体到整个中共革命史研究而言，从历史研究法的视角来看，建国后至今大概经历三个阶段：建国以降到文革结束，革命史研究基本就是意识形态的宣教；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是实证主义研究学派；最近这几年解释主义研究学派异军突起。第一阶段，属于旧革命史研究。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属于新革命史研究。相较旧革命史研究，新革命史研究，重视整体史推演、知人论世及鉴往知来。意识形态宣教与实证主义研究不必多言，各有其代表人物。这里就后一种新革命史研究，即解释主义研究学派重点提一下。

　　 我们都知道以往缺乏历史本真涵蕴的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使革命史研究陷入无穷困境，这基本敲响了旧革命史研究的丧钟。主要是因为旧革命史研究，要么是自上而下的粗线条梳理，要么是低水平重复，要么就是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回应，很少关注下层、关注革命的微观机制，从而难以深度认识中共革命的复杂度及其困境之解决。这样，旧革命史研究范式就严重削弱了革命史深度研究，那种旧有历史研究范式已经很难真实勾勒出中共革命的历史文化基础、微观机制及其困境之解决，必然走向式微。这样，如何把握研究困境的钥匙，必然是另辟蹊径，开启新革命史研究。新革命史研究之解释主义学派，在重视史料获取、鉴别及还原历史真相之前提下，引入社会史基础，同时注意观念的变动，即看观念是如何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着力于社会基础的。这对研究革命问题尤为重要。

　　 另外，解释主义学派深化革命史研究，也需汲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相关社会科学一些可资利用的理论知识成果，来达到“深描”中共革命的历史文化生态、微观行动机制及其探索意义。解释主义学派之新革命史研究，突出观念史与社会史的互动、结合，重塑观念社会化的过程及手段，并回应、证实、证伪一些先验革命理论、方法及前辈研究成果，注重思想力、解释力的挖掘。最终是为提出自己的“概念”或者“理论框架”。

　　 第二个层面，有关苏区革命史研究资料方面，应该说，任何历史研究的推展都是以史料的调查与解读为基础的。中共苏区革命史研究，当然需要文献史料的支撑。中国大陆珍藏有关各苏区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及中国台湾“五部档”、“汉口档”、“政治档”等相关档案资料，无疑是革命史“实证”研究的主干核心材料。但也不忽视微观资料的整理、使用。比如我这六年来多次到大别山原革命老区做田野调查，从地方档案馆、党史办、博物馆及口述老人那里收集到不少包括未刊档案资料、史料汇编、谱牒资料、人物传记、杂忆文集、地方县志、地方文史、革命歌谣、报刊、口述历史等方面资料（尤其是民间史料）。这些资料多且庞杂，不少非常有价值。要开展好革命史课题研究，真正做到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相，首要条件是做好史料的编年，在坐的杨奎松老师非常之重视。其次就要利用好这些主干核心资料及收集到的其它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研究。第一是做好档案资料与档案资料之间的“互证”；第二是做好档案资料与口述历史、回忆录及地方文史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第三是做好口述历史、回忆录及地方文史等微观资料之间的“互证”。这三个“互证”是一个“考证”与“考订”的基础工作，目的是产生“无影灯效应”，不留空白盲点，遂达到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本相。这种基础工作非常重要，比如大别山苏区史上的“商南事变”、“党军矛盾”等问题，不同地方组织、不同参与者，还有不同时期产生的史料，说法都不一样，这就需要一个“考证”与“考订”的功夫，从情境历史出发，做出自己的判断。

　　 目前有关苏区革命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但也存明显不足。原因大概有三：1、档案源开放不够；2、学者田野调查着力不够；3、史料编年非常繁琐。

　　 第三个层面，有关苏区革命史研究思路方面，我主要想从个人经验出发谈点学习和研究的心得。我个人的博士论文主要是从动态实践角度谈大别山苏区民众动员及政治管控问题的。应该说，这两个问题其实是苏区史研究最值得爬梳、研究的两个问题。

　　 但我还是想从刚才大家的激烈讨论谈起，就是革命到底是因为穷而革命还是因为富而革命？其实，就我对大别山区史研究发现，大别山区那里既有穷地方，也有富地方，既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革命从城市转入乡村的过程中，绝对是地富子弟城市串党并积极革命下乡的结果。也就是说地富子弟被他们的父母及家庭长辈送到大城市，例如上海、北京及武汉等城市去读书和学习，其父母及家庭长辈主要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光宗耀祖，但是这些地富子弟一到城市，在城里读书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组织及新思想，比如中共党组织及理念。然而1927年前后是个关键的拐点，这些地富子弟因为偶然或者必然因素，将中共组织及理念带回自己的乡村，因此乡村革命的确是由城市革命知识分子带动起来的。但是乡村社会为什么会发生爆裂性的革命？这又与地方史脉络中的矛盾及仇恨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回乡革命知识分子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些地方史脉络中的矛盾及仇恨，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都整合到了阶级矛盾及阶级仇恨中来，然后进行一个动员。这是一个动态实践的过程，其间中共不乏犯错、纠错，甚至是将错就错的纠错。

　　 我个人认为研究中共革命史，尤其是组织史里面有两个问题：民众动员与政治管控问题，极为重要。并如黄道炫老师所言，两者互为一体。博士论文在考察1920年到1932年大别山苏区民众动员史过程中，就是将两者放在一起考察，并注重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我发现第一阶段动员其实和土改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都是仇恨和情感驱动的，它即是地富家庭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回乡把地方史脉络中的矛盾及仇恨全部整合到阶级矛盾及仇恨上面来，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暴动。第一阶段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阶段是苏区土改型塑的。第三阶段重点是苏区反富农的再动员，即通过联合富农、反富农达到一种民众的再动员。这其间就有，民众动员与政治管控互为联动的绩效。很遗憾，在封闭的环境里，这种再动员的一个结果就是走向了“过度动员”。苏区革命即从遇到困境，到克服并适应困境，到最后却制造了更大的两难困境。苏维埃革命难以克服这种两难困境，所以中共必须长征。

　　 这样的话，中共大别山区革命及其民众动员大体有这样三个阶段的轮廓过程。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没有相关刹车机制的制衡下，不得不说的是，这种民众动员最终走向的却是“过度动员”，因此从内部来看，某种程度也可见苏维埃革命本身注定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民众动员路径，应该说没有。一方面，此时苏维埃革命的地方性及国家性敌人正处在上升阶段，另一方面苏维埃革命区域多处在落后的封闭地区，因此这种动员模式必然走向不可持续地步，凸显了苏维埃革命实践本身之两难困境。

　　 因此，中共长征之所以发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外部的围剿，更重要的我认为还是中共内部“过度动员”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导致的。

上述所言，也就是我的一个研究想法，可能非常的不成熟，请各位前辈老师及同仁学友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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