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河村人：我所亲历的文革 (北京牛街，连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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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文革（一）

导言：我本不愿回忆这梦魇般的经历，但文革运动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牛街文革冤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一九六三年九月，我从回民学院初中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北京昌平十三陵林场工作，那一年我十七岁。和我一起同去的有学校里六十多个初高中的同学，都是因为家境困难，才中止学业，选择走上了工作岗位。到了林场的第二年（1964）就赶上了农林口的“四清运动”，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悲壮和惨烈。尤其是发源于一九六六年，终结于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我有幸经历了全过程。不幸的是，由于我的热血与激情，也被卷入了这场运动的漩涡。尤其是“牛街文革”不仅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而且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今我已近七之年，为了反思那段历史，总结自己的人生，遂写就此文。以下内容不掺杂任何渲染和戏说的成分，都是我亲身的经历与感受。咱们书归正传，就从我生平第一次接受批斗开始说起。

【批斗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昌平十三陵水库大坝下，一座依山而建、红砖红瓦的单位大院沐浴着深秋的阳光，红旗招展，人声鼎沸。
随着高音喇叭里一声恶狠狠的断喝：“批斗大会现在开始，把反革命坏头头改敬礼押上来！”打破了周边的宁静。院内原本喧嚣、噪杂的声音渐渐平息下来，又很快被一波又一波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所替代。参加批斗会的有我们场里的两派职工，还有用两辆大卡车专程从牛街拉来的、以街道积极分子陈xx（女 已故）为首的“革命居民”代表，有附近朝凤庵村被安排前来助威的贫下中农代表共计两千多人。为了彰显“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从气势上压倒阶级敌人，“军宣队”还特意从村里抽调了若干名荷枪实弹的民兵在会场周边站岗，整个批斗会一片肃杀，充满了杀气腾腾的火药味。主席台一侧负责引领喊口号的一男一女，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不断高呼打倒、油炸、砸烂我的革命口号，把会场炽烈的气氛推向一个个高潮。一直关押在屋里的我，强压住紧张的心跳，咬了咬牙，面对人生第一次经历的批斗会，是杀是剐只能由它去了。疾风暴雨总会有一天停息，说来也怪，想到这儿，刚才惊恐、惧怕的心情反而平静了很多。听到押解我上台的命令，屋里跃跃欲试的的杨、宁二人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来了 精神。他们当年都是二十几岁，和我几近同龄，又都是六三年一起入场的，我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已经五年。虽然和我说不上是莫逆之交，但素日你来我往、说说笑笑，也算是亲密无间。尤其杨xx也是个回民，同一个民族，生活习惯相近，日常互相关照，吃喝不分总是免不了的。而如今，他们完全变成了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黑着脸就朝我扑了过来。有人说过，“文革运动即制造冤魂，也制造魔鬼”，可谓精辟至极。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块大牌子往我的脖子上一挂，然后一左一右掐住我的头使劲往下摁，两条胳膊则被扭到身后，再用力握住我的手腕拼命向上撅。由于人体结构受到来自外部的干预，我忍不住哼了一声，钻心般的疼痛很快传导到我的双臂，为了缓解张力的牵制，腰自然而然的弯成了标准的九十度。两条腿也就势分开，弯曲了下来。如今想一想，你不能不佩服国人极具匠心的创造力，一个直立的人借助粗暴的外力，就能很快被折叠成“喷气式飞机”的造型，真是神奇，难怪文革期间风靡全国城乡！当一切准备就绪，他们二人这才一脚踢开门把我从屋里提拉了出来。
在两千多人席地而坐的会场中央，预留了一条通往主席台的小路，我被他们两个人撅着胳膊、身不由己的弯腰曲膝，几乎是脚不着地的小跑着，任其他们一路往前推。由于失去了重心，整个人体只能向前倾，低垂的头擦着地面。幸亏有他们二人在后面扭着我的胳膊，要不我一定会栽倒在地来个“嘴啃泥”。周围的一切我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被自己脚尖不断踢起的尘土。佝偻着身子，喘着粗气，感觉就像要窒息一样，眼前直冒金星。遗憾的是当年照相机还不普及，所以没能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否则把它晒到网上，那副惨不忍睹的狼狈相，一定会增加不少关注度。那个挂在胸前的大牌子写有我的名字改敬礼，以及“反革命坏头头”的头衔，斗大的毛笔字上被划了个鲜红欲滴的大叉子。多年后，一个知情的好友告诉我，原来做好了一块纸牌子，但有人嫌分量轻，所以弃用。换过的牌子事先称过分量，重达八斤半，是与我同一个单位工作的牛街回民杨xx（十六年前病故）用两层油毡夹着铁片精心制作而成。一般人看不出里面的门道儿，光从外表看，无非是一块油毡做成的牌子，殊不知里面的学问可大了！这块富有技术含量的牌子由于体积大分量沉，再加上我低头弯腰行进，只好随着我在地上一路拖着，不仅把我的门牙磕松动了（后来换了假牙），而且下嘴唇也被划了一个大口子，嘴里泛起了咸腥的味道，鲜红的血滴落在牌子上,使这道伤疤至今尚存。不过，玄机还不仅仅在牌子上，最令人称绝的是系大牌子的绳子，精心挑选了一根近似头发细的钢丝。刚刚套在脖子上时，感觉并不明显。但带的时间长了，再加上“八斤半”的重力，钢丝就会慢慢勒紧在皮肉里。所以这道深深的伤痕整整陪伴了我数月之久才慢慢褪去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丝毫不能影响押解我的进程，我一路踉跄着，像被拖拽的死狗一样、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被押解到了主席台上，那一年，我整整二十二岁。

（待续）

柳河村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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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文革（二）

导言：我本不愿回忆这梦魇般的经历，但文革运动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牛街文革冤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批斗会从上午十点开始，按照事先的安排，各色人等轮流上场声色俱厉的对我进行无情的“揭发、批判与控诉”。过了四十多年，有些内容我已经记不大清了，只记得指控我的罪行主要有“牛街反革命组织坏头头、出身于反动资本家、一贯坚持反动立场、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反对中央文革、在牛街制造白色恐怖、对广大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等等等等。其中从牛街来的“革命居民”代表是一位“街道女积极分子”(已故)，发言最有特色。她所揭发指控的所谓“罪行”都是我前所未闻的，让我又怒又气，简直是在给牛街人丢脸！比如她所说的解放前，我们家吃炒豆芽儿还要掐尖儿、改家门口经常停着洋车，诸如此类的“揭发”实在说不上有什么高深的水平。更出人意料的是，她可能受到掌声和口号声的鼓舞，又是生平第一次站在主席台上，面对两千多张面孔，有些忘乎所以。竟然信口开河的向听众“爆料”，她这个年近五旬的老太太曾在牛街受到过中学生的性侵害。而这些中学生是受我领导和指挥的，如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让人匪夷所思、哭笑不得。尽管我始终低头弯腰，看不到她大言不惭的表情，但我清清楚楚的听到台下传来的窃笑声，这让我都为她感到难堪。这件事后来传到了牛街，成了人们街头巷尾至今长盛不衰的笑谈。当然，大多数发言人都能做到声情并茂、凸显强烈的“阶级感情”和对“阶级敌人”的切齿仇恨。在他们“上纲上线”的控诉下，我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魔。由于我当时仅有二十岁出头，又是人生第一次经历批斗，面对这种既伤及皮肉又触及灵魂的场面，心里充满了难以克制的惊惧。两条腿不断的抖动，冰冷的汗水浸透了我的衣衫。肉体的折磨尚且可以忍耐，但听到人们“揭批”我的种种罪行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有的简直就是煞有介事的凭空捏造时，愤怒和憋屈终于压倒了我最初的恐惧，我情不自禁的努力挣脱了后面的两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扑到了主席台的麦克风前，大声斥责发言者的无耻，申明自己的无辜。我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会场顿时乱成了一片。那两个押解我的人显然毫无防备，迟疑了片刻，才冲上去把我拽了回来，他们重新扭住我的胳膊，用力往下按压我的头，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屈辱和无奈的眼泪顺着脸颊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在主持人的引领下，人们呼喊着“敌人不低头就让他灭亡”和“打倒、油炸、砸烂”我的口号，我只有低头弯腰紧紧盯着脚下的土地，有口难辩，感觉自己像个待宰的羔羊，只能任他们摆布了。

   长达四个小时的批斗会，站在两边负责撅着我的人换了好几拨儿，但在他们强力的夹持下，我只好保持着低头弯腰、曲膝撅臂的“喷气式”造型。由于站立的时间过久，姿式又相对固定，以致连两个扭住我胳膊的人也感到很累，渐渐懈怠了。到最后，他们只垂手站在了两边。但我很快意识到这对我反而极为不利，由于身后缺少了两侧提拉的助力，前方又没有支撑，沉重的大牌子紧勒着我的脖子往下坠，久低的头由于缺氧，昏昏沉沉的。腰也像折了一样，两条腿和胳膊也从疼到胀，逐渐变得麻木，我甚至一度产生了幻觉，感到它们已经不在属于我了。我忍无可忍的挪了挪脚步，晃了晃身子，那两个人竟马上做出了反映，扑了过来，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往后扭，甚至揪住我的头发拼命往上扬。动作尽管极为野蛮粗暴，却让我从中找到了一个诀窍。由于后面有人一左一右的提拉，增添了助力，上述不适的感觉竟然明显减轻。有了这个感悟，我心中窃喜，所以只要我觉得不舒服了，就故意在台上动一动，旁边的两个人也极为“配合”，马上加大了向上提拉的力度。这个方法百试不爽，屡屡奏效，减轻了我不少痛苦。遗憾的是，可能动的频率越来越多，那两个人总是提拉着我，也感到有些吃不消，累的直喘气。后来干脆不理我了。过了很多年以后，其中一个押解我的哥们儿对我袒露胸襟，不无感慨的说：“当年你在台上挨斗，受了不少苦，其实我们也跟着你受了不少累呀！”逗的我笑了半天。

   下午两点，批斗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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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文革（三）

导言：我本不愿回忆这梦魇般的经历，但文革运动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牛街文革冤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煎熬与磨难】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一个被宣布为“反革命”的人，就意味着你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只能像狗一样任人凌辱。经历了第一次批斗会之后，他们首先把我和另外三个“牛鬼蛇神”集中关入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由一个十几个人组成的“监改组”（全称为监督改造小组）日夜轮流看押。同屋的三个所谓的牛鬼蛇神，运动后都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并先后给予了平反。其中一位是个五十多岁姓毛的老人（已故），曾是北京林业系统唯一的总工程师，全国山地植树造林所采用的“水平条”、“鱼鳞坑”等先进技术，就是由他发明首创的，大家都叫他“毛工”。一九五八年，仅仅因为对首都的林业规划提出了一些与领导不同的意见，就被糊里糊涂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被下放到基层林场劳动。文革初始，他就理所当然的做为“五类分子”被揪了出来。关在屋里的还有一位姓郭的二十岁小伙子，是从其他单位被集中到这里来的。据说是由于闲暇时在报纸上乱写乱画，无意中触犯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天条，经人揭发，就成了“书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经过长时间反复的残酷批斗，整个人已经变得神经兮兮的了。更为蹊跷的是，直到被平反昭雪，他也没能亲眼见到所谓的“罪证”，甚至连“专案组”的人也说根本就没见过这张“反动标语”，真乃荒谬绝伦。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入，我们的“牛鬼蛇神”队伍也随之扩大，成员增添到六人。我们被集中关押的第一天，“监改组”就向我们宣布，所有的“黑帮分子”从今以后，不许休假、不许回家、夜间不许关灯、白天不许关门、冬天不许生火。月初不发工资。但为了体现党的“给出路”政策，每月发给基本生活费十五元，作为饭费和其它支出。每天听哨起床，先干活、后洗漱，再到领袖像前举着语录请罪，然后排着队去吃早饭。到食堂打饭时，革命群众有多种荤素炒菜可以选择，主食是馒头米饭。而牛鬼蛇神一天三顿只许吃窝头（不限量）和一碗白菜汤，后来稍有松动，可以外加两块臭豆腐。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十三陵一带格外的寒冷，我们四个“牛鬼蛇神”蜷缩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小屋里，北风呼啸，彻夜难眠，只好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催眠。有一次这个秘密不幸被“监改组”的陆姓成员发觉，更不幸的是那次主讲人是我。于是他把我叫到外面，不分青红皂白，抡园了就是两个大耳瓜子。其实这种皮肉之苦，我已经司空见惯，但屈辱和愤懑的眼泪依旧夺眶而出，成为我文革中难以忘怀的记忆之一。

    我们白天要在“监改组”虎视眈眈的监督下，从事超强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先后当过装卸工、干过烧窑工、做过泥瓦工、挖过防空洞、赶过大车、修过水库、摇过煤球、掏过大粪，还有诸如积肥种菜、砸冰取水、薅苗打药、烧开水、倒垃圾、拔麦子、打土坯，总之，凡是场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都由我们牛鬼蛇神全部包揽负责。不仅如此，他们明明知道我是回民，为了故意侮辱我，却安排我去挖猪圈，喂猪食、捉猪。好在其它“牛鬼蛇神”知道回民对猪极其忌讳，就只让我负责用“钩杆子”撂倒它。万般无奈之下，我只有把心中的悲愤和怒火发泄到黑牲口身上。每次捉猪，我都怒眼圆睁，紧握“钩杆子”对准猪的后蹄筋“稳准狠”的一下子勾住，数米之外反手用力一拧，三四百斤的庞然大物便轰然倒地，其它人则一哄而上，用“猪蹄扣”捆绑结实。后来“监改组”组长见我下手太重，被我捉过的猪十有八九深受重伤，有明显的报复之嫌，最终罢免了我捉猪的工作。每天晚上下班以后，我们都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精疲力尽的回到宿舍，但你可以懒得吃饭、可以懒得洗漱，却决不允许你躺下做片刻的安歇。你还要根据“监改组”的要求，坐在床头，读语录、看毛选、写无休止的检查。晚上睡觉之前，仍旧要雷打不动的站在领袖的画像前低头请罪。先要大声高呼“万寿无疆”三次，继而高呼“永远健康”三次，最后念念有词曰：伟大领袖毛主席，反革命分子xxx向您老人家请罪。仪式结束，哨声一响，这才可以回屋睡觉。

    除了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我还要不定期的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自打第一次批斗会以后，文革中各种名目繁多的运动，什么“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斗、批、改”、“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甚至包括“林彪坠机”、“尼克松访华”，或者是场子里揪出来一个新的“牛鬼蛇神”，都要以“敲山震虎”和“痛打落水狗”的名义对我进行又批又斗。我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已经难以计数，其中的大型批斗会就有十多次。我还“有幸”登上了昌平县的县委礼堂、县里的影剧院和解放军第三工程兵技术学校的主席台，俯首弯腰，接受批斗。不仅如此，场里的“军宣队”还多次把我借调到外单位参加“陪斗”。数九严寒，滴水成冰，勒令我不许穿大衣，只许单衣单裤站在手扶拖拉机的最前端，押解我的人则紧裹着军大衣，躲在我的身后，几十公里的路程，一路疾驰。刺骨的寒风像小刀一样锋利，把我的脸吹的又红又肿，疼痛难忍，那双紧握护栏的手早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裂了无数个血口子，几乎和冰冷的铁棍粘在了一起。到了目的地，脚上一双单布鞋，再站在融化的冰水里接受几个小时的批斗，那种先疼、后麻、再木的滋味，至今想起来都令我心悸。有几次批斗会结束以后，我已经根本迈不动腿了，尽管意识清醒，却寸步难行，只好任由押解我的人架着胳膊才把我连拖带拽弄上了拖拉机。短短几年，远至毗邻南口的小山村虎峪、近到明皇帝的长陵、定陵和大宫门，都留下了我游斗的足迹。据说有人倡议，成立“文革实验基地”，这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却呼风唤雨希望文革历史重演的人来说，却是个不错的主意。我愿意毛遂自荐，义务担任“辅导员”，让这些愚昧无知的人身体力行的品尝一下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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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文革（四）

导言：我本不愿回忆这梦魇般的经历，但文革运动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牛街文革冤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游街】

    无休止的批斗和超强度的劳动只能伤及人的皮肉，“触及灵魂”才是文革运动的主要目地，其中就包括践踏你做人的尊严。

    一九六九年初，由于批斗和超强的体力劳动，我的腰部受到严重的损伤。每天疼痛难忍，几乎不能平躺着睡觉，频繁服用止痛片也不见效。卫生室的李大夫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同志，她见我每天拖着病痛的腰部还要被“监督劳动”，于心不忍，就向“监改组”提出建议，让我到县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监改组”先是置之不理，后又百般推脱，一直耽误了一个多月，直到春节的前两天才突然萌发了“善心”。这天一大早就向我们全体“牛鬼蛇神”宣布：“吃过早饭，全体集合，今天不安排劳动，列队前往昌平县城”。这个出乎意料的好消息，让我们都很兴奋，借这个机会，我不仅可以到县医院看病，其它人也能到县里的商场卖些牙膏、肥皂等日用品，也有人想理理发、刮刮胡子。再说几个月来，大家一直是干活儿、吃饭、睡觉，在这个偏远的山脚下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都想到外面走一走，放松一下。可是谁也想不到，这次县城之行其实是他们处心积虑策划的一次“游街”。

    早晨八点，当我们在院内集合的时候，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原本押解我们“牛鬼蛇神”外出活动的只有两个人，今天突然增加到了六个，比例为一对一。而且我们注意到，他们事先显然精心打扮了一番，各个身穿军大衣，臂带红袖标，腰系黑皮带，一副志得意满、神气十足的样子。当时已经临近春节，人们都在忙着采购年货，如果在熙熙攘攘的县城里，突然出现了六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牛鬼蛇神”由他们押解着列队穿行于闹市，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景象。我们心里都暗中叫苦不迭，这明显是为了“游街示众”来故意羞辱我们，也同时为了炫耀一下他们的威风。为了维护自己起码的尊严，一向自尊心极强的“牛鬼蛇神”老陈，首先提出自己“无事可办”，希望退出这次“县城之行”，但老陈的请求被“监改组”断然拒绝，理由是“统一行动，不去不行”。无奈之下，我们只好由他们押解着向县城出发了。

   从十三陵水库到县城要走七八里小路，直到昌平县城东关，才让我们停了下来。除了声色俱厉的强调了一下纪律，还喝令我们“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县城里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人潮涌动，川流不息，尤其是县城中心的鼓楼（当时还没有被拆除）大街更是如此。许多合作社和商店都把货物摆在鼓楼前，人们争相选购，热闹非凡，我们也被这节日的气氛所感染，心情也随之放松起来。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刚刚走到鼓楼跟前，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监改组”组长“赵梆子”突然拨开人群，大声吼道：“大伙儿散一散，让牛鬼蛇神给毛主席他老人家低头请罪！”当时正是文革运动最疯狂的时期，几乎到处都悬挂有主席像，在昌平鼓楼的上方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六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人们都好奇的回过头来打量我们，投射出诧异的目光、纷纷向四周避让，把我们围在了当中，那种令人尴尬和难堪的场面，让我们几乎无地自容。见旁观的人越聚越多，“赵梆子”更是得意忘形，忘乎所以。他连推带搡让我们六个人面向鼓楼一字排开，低头向主席像请罪，而且还要当着众人大声报出自己的姓名和“反革命”、“坏分子”等头衔来。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挨个儿举着语录照办、并依次报了“家门”。轮到老陈时，“赵梆子”故意要在众人面前羞辱他，几次嫌他的声音太小，反复让他提高嗓门儿。但在喧嚣和噪杂的人群中，依然没有达到“赵梆子”预期的效果。于是他就像在街上耍猴儿一样，对旁观者大声嚷道：“你们听到他叫什么、姓什么了吗？”围观的人大多是当地朴实憨厚的农民，对“赵梆子”不怀好意的蛊惑和煽动，应者寥寥、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他只好悻悻作罢、草草收场。“赵梆子”是昌平当地的农民，后来当兵复员回来以后，被分配到了十三陵林场工作。由于根红苗正，“对敌斗争”的弦绷得又紧，文革乍起，他就理所当然的被推举为“监改组”组长。这小子心狠手辣、仗势欺人，是个典型的社会“青皮”，县城里有不少人认识他。所以他在这“一亩三分地”里更是摇头摆尾、得意忘形，千方百计的炫耀着自己的淫威。他押着我们又列队来到了商场，在门口依旧喝令我们立正站好，依旧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主席像低头请罪。而他则惬意的站在一旁，满足的欣赏着由他导演、编排的这幕“活报剧”。由于这支招摇过市的队伍明显与周围喜庆的气氛极不协调，引起许多人驻足观望，露出好奇和惊诧的眼神，这让几个押解我们的人越发神气起来，他们叼着烟，在街上大摇大摆、趾高气扬，还时不时大声喝斥上我们几句，以彰显着他们的威风。我们也逐渐看出了这次“县城之行”的真正目的，原本准备理发、刮胡子的“右派分子”老毛也提出放弃最初的请求，希望以此避免他们继续用“低头请罪”的方式来羞辱他这个年近六旬的老者。但尽管如此，在理发馆门口也仍没能摆脱同样的结局。一路上我们列队穿行在人流中，忍受着周围投来的惊诧、困惑、好奇、讥笑、鄙视的目光，看着“监改组”成员一个个似乎得到极大满足的脸色，心里充满了悲愤和怒火。虽然只在县城里滞留了一个多小时，但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巴不得赶紧拔腿回家，一个原本充满企盼、兴奋的“县城之行”成了一次难以忘怀的伤心之旅。至于我到了县医院的遭遇，自然是“照方抓药”一切如故，大夫给我开出的“病假一周”的那张假条，还没走出医院的大门，就被“赵梆子”一把抢了过去撕的粉碎。临近中午我们步履蹒跚的从县城回到驻地，一进屋子，一向性格倔强、刚毅的老陈突然长叹了一声，接着仰起头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又凄厉又悲怆，几乎像一头哀嚎的狼。

    老陈是我们场“造反派”的头头，“支左”的军宣队一入场就把他作为“坏头头”揪了出来。但他始终“顽固不化”，誓不低头。一九七二年秋，老陈和我几乎同时被平反，他先被调到了县房管局，不久就调到市里去了。由于他工作干练，作风正派，又有丰富的销售经验，后来到北京市农工商企业集团担任要职。一九九六年，十三陵林场全体老职工举行了一次千人规模的盛大聚会，老陈也西装革履、满面春风的来到了现场。正当大家围着他聊天儿时，一个长相猥琐、土头土脸的人也凑了过来，并把手伸给了老陈。老陈一脸困惑，必定一别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来，连我也没能认出眼前这个人来。只见他满脸堆笑的自我介绍道：“我是赵宝亮！”老陈一愣，脸色也突然从白变的铁青，已经伸出一半的手立马儿抽了回来，他用几乎喷火的眼神盯着“赵梆子”，从紧咬的牙关里一字一顿的挤出一句话来：我操你妈！

   文革运动无疑是领袖晚年犯下的罪恶，但那些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坏人一样应该受到谴责。有人曾在评论上给我留言，建议我不要在文章中使用文革中“整人者”的真名实姓，说这样做有“秋后算账”之嫌。这位博友或许是出于好意，我并不是那种心胸狭小之人，也无意借此宣泄个人的恩怨与得失，至于“秋后算账”更是无稽之谈。但我行文至此，往事刻骨铭心、历历在目，仍旧克制不住对这些小人的鄙视和积怨。所以不仅点了“赵梆子”的名和姓，而且顾不得斯文，破天荒的在博文中使用了骂人的字眼。不过这确是老陈的原话，如有不妥，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