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孜仁：基督徒的云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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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云南故事


1904年，一个姓氏以“V”开头的澳大利亚小伙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云南省禄劝县乌蒙山深处一个荒远的小镇：撒营盘。马驮上卸下的行囊像吉卜赛人的口袋一样鼓鼓囊囊杂七杂八，有望远镜、照相机、玻璃瓶、西药药片、甚至还有手术刀……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从没有见过世面的山里人惊讶莫名又匪夷所思。行囊中间，最要命的是一摞一摞的小书册，还有一本黑色封皮的、厚厚的《圣经》。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切描述乌蒙山寨当时的荒凉，和外国小伙子行程的艰辛。正好，我手上有一本几乎同一时期到云南省昭通山区传教的英国人的日记。这个传教士中文名叫塞缪尔·柏格里（Sanuel·Polland）。到达云南那一年23岁，与上述澳大利亚人年龄相若。我们可以从这些原汁原味的记录里大体想象出一个离群索居的外国人初入中国腹地的生存状态：

“3月8日。礼拜二。乘马和苦力们离开了昆明。

   3月9日。苦力们想宿在狗街。而我们却让他们赶到了杨林。

   3月10日。在月光下起床动身。于下午五点半赶到雷打坡。费力的行程。

   3月11日。向泽地进发。可怕的风几乎将我和马吹倒。附近的山上降了雪。

   3月14日。日出之前，已经走出20里路。中午时分进入会泽城。随即取出许多书。到街上赶最佳销售时间。谁知吆喝了一阵后，竟经历了一场危险……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泥污的地上……

   3月15日。上到红石崖。住这些客店，总能在手抓的伤痕附近发现臭虫。傍晚，我出去坐在桥上看孩子们游戏，他们就像家乡的孩子。我设法让他们的一些人围上来，并与之交谈，后来还用糖果款待了几个男孩子。

   3月19日。礼拜日。进行了早礼拜。下午出去传教。

   3月20日。写了几封信。懒散的一天。

   3月21日。去两个村寨传教。

3月23日。看望某鸦片病例。下午去街上宣讲……

3月24日。访问了三个村寨。第一个寨子的居民都属于诺苏部落。这个寨子位于一片开阔的荒野地带。我们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出来相当大的一群人。这些人崇拜上天和他们的祖宗牌位……晚上，在东门外讲了两场。一大帮相当粗暴的年轻人跟在我们背后，以少有的方式嘲骂……”

10月20日。听到另一位传教士的死讯。

10月21日。今天情绪不好。下午，我出去在山坡上写信。由于风大，无法写下去……

11月1日。读了《约翰福音》。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吸引这里的人们。如何才能赢得他们的爱呢？此地的工作竟是如此之艰难。我们所遇到的莫过于诅咒和猜疑了。

12月23日。等待。

12月31日。就我所知，本年度没有一个灵魂得到拯救……在旧的一年即将结束之时，主啊，我更新了我与你的契约。……我的全部身心都属于您。我相信您会慷慨地接纳我，并知道您是我的。赞美您神圣的名字。阿门！…………   

（摘自云南民族出版社《在未知的中国》2002年版）

来到禄劝县乌蒙山深处荒远小镇这个澳大利亚小伙子，他的异国生活，大体也应该是这样开始的。

现在，这个澳大利亚小伙子早已辞世，他的尸骨也在大陆解放后某次政治风潮中被人掘出，不知尸抛何处。沉重的墓碑被大砸数块，也不知石抛何处。1985年，我去到撒营盘小镇，在禄劝县第二中学的洗衣处好容易发现了残碑中的一块，中学生用来做搓衣板用的。禄劝县二中校舍就是当年澳大利亚人创建的教堂旧址。密林间一横苍老的古教堂还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称谓：西南神学院。八十年代尚担任禄劝县政协委员、县基督教会总负责人的李牧师，就是这个神学院的学生。在那块被搓磨得依稀莫辨的残碑上，尚存汉、英和彝三种散乱的碑文（所谓彝文，正是这个澳大利亚小伙子为这个山林民族创造的，像一大堆颠三倒四的英文字母），从中我们可以大体看到小伙子的经历：1874年出生。1904年到中国。1944年，“蒙主宠召而去”。其他的则已模糊难辩。提到石碑上这个外国人，撒营盘家喻户晓：人人都叫他魏牧师。我仔细查看过，他的英文名好像该是“Victor”，按现在的习惯，译为“维克托”比较恰当。根据碑上刻写的时间推算，来时三十岁，死时七十岁——他的生命大部分是耗在了这个远离故土的异国山林了。

从昆明北去，出大普吉镇，道路整个儿就在群山深处盘垣起伏了。过48公里，到富民，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据说只扔了三颗手榴弹就把县城占领了。《长征组歌》中唱的“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那个“逼昆明”就说这里的事。再沿山道北行80多公里，就到了禄劝。出县城继续东北行80公里，就到了撒营盘。魏牧师的西南神学院，就在距离撒营盘还有约摸三公里一个叫撒老坞的密林中。当地老人说，原先马帮从昆明运盐运货来此，一般总要七八天功夫的。上个世纪之初，尚无公路可通，旅途之遥远和艰辛可想而知。

其实，和别的国外传教士相比，魏牧师距离华街闹市可能是最近便的了。笔者曾经走访过的德宏州景颇族山区，即便现在通了高速公路,从昆明去还得600多公里的车程,一个世纪前的遥远可想而知。那儿的山林民族也多崇尚基督，他们的文字也是一堆英文字母的变体。中缅边境线上的陇川县，一个叫朋生的景颇山寨，九十年代专门立了一块碑，记录美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为这个民族创造文字的全过程。

或以为那儿靠近南洋，外国人取道海路而来近便得多。那么，云南西北部怒江州德钦县荒野峡谷中的茨中天主教堂，当是远不可及了。100多年前由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玫瑰蜜”葡萄苗，至今依然在教堂旁的花园里枝繁叶茂。几年前刚刚起步的云南葡萄酒商为了说明自己产品的源远流长，甚至还请文人故弄玄虚地编造故事，把这株葡萄苗描述成了云南现代酒业最早的源头。那儿位于澜沧江、金沙江和怒江“三江并流”区域，高山深峡，远离尘嚣，与世隔绝，故有了世外桃园“香格里拉”之称。风景自然是很好的，环境完全生态。可那些殉道者迢迢万里而来，并非只作短暂逍遥游，他们来此，是要一辈子“扎根”啊！

与茨中教堂距离相近、地貌险恶相若的金沙江虎跳峡，七十年代的云南省委书记周兴巡游至此，发现一座孤零零的石头古屋固守在孤零零的山岩上，一望而为西方的宗教建筑。回来昆明，他曾在会议上很感慨地说了：这就叫贡献青春啊！我们天天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们现在的干部有几人能做到这样？

这定然是一个共同的现象：外国的传教士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目光和精力，都萦注在了偏远的山区，萦注在了少数民族地区。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在未知的中国》里，另外一篇由传教士埃利奥特·甘铎理撰写的专著《在云的那一边》道出了其中玄机。文章说道：“早期传教士们到达中国时，他们所接受的是首次传教的普遍指导原则。”将目光“盯在汉族身上”，盯在“城墙环绕的昆明、街道狭窄的昭通，以及那些盛产稻谷的坝子上无数个星罗棋布的用泥土筑成的村庄里。”但是在遭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之后，他们才发现汉族“古老而陶醉”，完全不领会“他所宣讲的福音，也不了解他的为人，更不必说他的人生价值。由于缺乏理解，也就难免产生恐惧和怨恨，而这种情绪又很容易发展成一种反对外国人的暴动。”这些来自异国的狂热献身者终于非常聪明地把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存在于高处及他们四边的另一群体的生活形式”，他们“隐藏于深山，天然而蒙昧”。

魏牧师面前的撒营盘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儿没有汉族地区绵延数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还处于原始图腾崇拜的阶段，没有宗教。一方火塘、一枚兽骨、一块石头或者一株巨树，都可以成为一个家族或者一座村寨世代崇拜的偶像。“他传播福音的目标向着这一地区敞开。当跨出将自己送到扬子江彼岸的小船，第一次站在这片神气的土地上时，他即念颂了一段祈祷词，期望这片土地能够听到福音。”《在云的那一边》里描述的柏格里的勃勃雄心，和魏牧师的勃勃雄心应该彼此相似。基督神学文化像势不可挡的漫山洪流，很快把乌蒙山林淹没了。这正好应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们还要借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正是有了像魏牧师和柏格里这样一批顽强不屈的殉道者，（补充一点：据笔者七十年代的调查资料，上一世纪初，紧邻禄劝县的武定县撒普山区，从澳、美、英诸国来此传教的牧师已多达12人）云南乌蒙的山林民族的精神王国不能不俯首称臣了。

我们还是借助《柏格里日记》，看一看这些外国佬是怎么“扎根”山区的：

“12月18日。（按：这是他来柏格里来云南第三个年头的岁末）晚饭后，我和老杨（向导）带着一些包谷和几百文钱，去寻访穷人。整天都在下雪。在我们的第一个去处，房子在下雨期间已经倒塌，他们就搭了一种围绕顶棚摆放着包谷秸杆的巢穴。里面有父亲、母亲、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除了一炉火之外，一无所有。成群的狼就在周围嚎叫。我们给了他们一些粮食和钱……我们进行了救助，并答应他们，明日送些药来。由此而来我有了一个开端。愿上帝帮助这些穷苦人民。

12月20日。和老杨一起出去。救济四个家庭，并护理大量病人。他们都非常友好坦诚。

             今天，我们收留了几个本来要出售的孩子。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乐意收留一百名……

12月29日（按：这是柏格里来云南第九个年头的岁末）。今天，我亲自做了第一例拔牙术。经过一番扭动之后它就出来了，似一颗洁白的小铃铛。

1月14日。（按：第十个年头的一月）这里的两所学校开学了，一所收男孩子，另一所收女孩子；有九个男孩和十二个姑娘。……

2月27日。两所学校业已满额。现在的人数超过了一百名。

7月6日。今天，我回顾了我们诊所的病历记录，我共治疗了40位病人。在本年的第一个月里，我救了20个服鸦片自杀者，而目前到六月，我又智了另外20个这种病人。

9月8日。（按：又一年的8月）……我已经印了二千多本小册子……劝告人们不要种植鸦片。大多数人高兴地接受了它们……

10月2日。……有关天国的知识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礼拜之后，我们（帮助他们）移去了所有神像，并要在今后某一天把它们全部烧掉……

10 月4日。今天，有25人前来就医，还有一例拔牙手术。目前，我已经拔除了34颗牙齿。

10 月7日，本星期，我们已在三户人家中烧了神像。上一个礼拜日，我还在为我们缺乏成功而感到沮丧，这件事的发生相当出人意料。

…………”

这些文字颇多激情岁月中国大学生下乡参加社会实践的日记之风。读完这本八百多页的日记和相关文字，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扎根”中国西部贫困山区的“洋鬼子”确实不能和他们的同胞颠地、义律之流简单地划上等号。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是需要用我在撒营盘作出的调查加以佐证。

1985年，我有幸找到了曾和魏牧师一起生活过的唯一的见证人张阿英。张时任撒营盘镇文化馆馆长。共产党员。那年他五十九岁。由于特殊原因，他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宗教活动非常反感（关于这个，我在下面还有叙述），以反感宗教身份而来介绍宗教名人的情况，我以为他至少会在言辞上，向一位陌生人表达对于外国教士必须具有的政治仇恨。

事实恰恰相反。一说到魏牧师他就肃然起敬。张小时候在教会生活，给魏牧师干些养马做饭之类的杂活。他除了说到魏对人如何之和蔼可亲，对事之如何克勤克俭，还特别说到他如何多才多能：可教大家弹琴唱歌、可为乡亲们送药治病——甚至还能开刀做手术。

我大吃一惊。问道：他能做的最大手术什么？

张答：割盲肠。

张讲述的下面这个故事给人印象犹深：魏的儿子在二战时期参军抗击日本侵略者，不幸在某次战斗中坠海殉难。噩耗通过电报传来——电报先传到昆明，再由人骑马把电报从昆明飞驰送达撒营盘，至少两三天行程——张说收到电报那一晚，魏牧师没有哭。他一个人在孤独的十字架前默默祈祷直到东方欲晓，第二天，依旧去四村八寨传播福音。张说他记得第二天天降大雨，山野一派泥泞，魏就把一种专门的铁掌捆在鞋底，极其艰难地走出了教堂。这个故事，我在二十年后得到了文字资料的证实：山民们终于找回了魏墓的残碑，共三块，基本算是齐了，现在被守护撒营盘大教堂一个叫张正权的老农很认真地保管在蒙满尘灰的屋子里。他帮着我把沉重不堪地石板拼在一起，除去完全磨光无法辨认的部分，应该说我们已经可以大约看出一个概貌了。关于上面这个故事，石碑是这样记载的：

“……返撒老坞再建夷族教会，领人□□，以启民智。□□后在本堂设高校，助人上进……故四方人等，均乐就焉。学风所振，民智日□……信道者莫不得其泽惠……某次，定赴某教堂□□……当浸于海之□，□耗传来，翌晨劝之不止。乃含哀赴会，足见老□□□□……”

石碑上方有一个十字架，两边对称地镌刻着四个标准的楷书：“代天宣化”。碑文字斟句酌，文气绉绉，定然是当地一位颇有古文功底的先生所撰。在这儿，西方宗教已经非常中国化了。

张阿英还告诉我说，魏死前曾嘱咐丧事从简，但葬礼那天，仍有数以万计的山民戚戚而来。一直到七十年代，撒营盘还是云南省一级的著名贫困山区，人口密度很小，如果按四十年代的情况估算，即便几千人参加，也足够说明基督文化的地理覆盖面很可观了。张说，外国人个头太高，寻遍禄劝县也找不到现成的合适棺材，当地人只好把那儿最大的一棵百年大树砍倒定制，让心中的圣人安眠其中。听到这儿，我曾经蓦地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要以此为题材写一本小说，我将把这株古树假想为该民族的图腾。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象征性细节：当巨木訇然倒下的时候，外国牧师终于用西方文化把东方古老的文明斩杀了。

他们对于自己的成功当然是很得意的。曾在云南省传过教的埃利奥特·甘铎理所著《在云的那一边》就是带着这样的成就感和自豪结尾的：“云南最初的挑战被勇敢地接受下来，恰如我们所见，上帝给予的恩惠是丰富的。这种新时代的机会与挑战能否得到类似的应答？收获如此丰厚，开启的大门和机会如此之多，对我们的工作要求不仅来自中国，遍及世界的请求都是那么迫切……”。

让这些功成名就的外国人始料不及的是共产党以风卷残云般的气势向他们刚刚占据的领地呼啸而来，很快就把他们的上帝赶得无影无踪。新政权给山林带来从未有过的民族平等、土地和各种各样的实惠。和远在天上、子虚乌有的上帝相比，毛泽东实实在在就存在于地上的北京城，长相富态，满脸微笑。云南省少数民族中的很多幸运儿都被政府送到京城里亲眼所见，并且还握过手。人们当然更愿意真心真意地投入共产党的怀抱。云南山林和基督的蜜月结束了。埃利奥特·甘铎理在他的书中“后记”里无可奈何地承认：“要想说清楚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深渊影响是很困难的。随之而来的大变动远非传教士们造成的那种变化所能相比。……在他们（中国的少数民族）看来，共产主义是为了全人类的话是真的，而他们失去的上只是身上的锁链……在1951年的昭通，当一位苗族基督土坦率表示支持新政权而受到温和责备时，他说：”你们外国人都养尊处优，因此你们不如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你们无法体会我们世世代代是如何忍受过来的。这场革命对于我们来说才是一次大翻身。”

从此以后，云南民族地区的生活日好一日。人们当然愿意相信带给他们巨大实惠的、在画片、电影、宣传栏到处可以看到的、活在凡间的笑眯眯的领袖。至于上帝、还有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干瘦老头，就让他们回老家去吧。维克托的尸骨，据说就是那种背景下被挖掉的。

雨后青山绿融融

彝山顶上出彩虹

彩虹就是共产党

太阳就是毛泽东

如果查一查五十年代有多少曲调优美的、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民歌，云南省绝对名列前茅。

让人遗憾的是，山民们和政府的蜜月几年后便遭遇了危机。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一连串假理想之名进行的荒唐行径把多年成果消耗殆尽，接踵而来的大灾荒让政府的辉煌形象大为减色。山民是很讲究实际的。事实上，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了：洋教士用什么东西让耶和华成功闯进了东方民族紧闭的精神领地？物质利益。他们带来的廉价的药片、免费的教育、包括蹩脚的拔牙术（柏格里不过刚刚回英国学了一点儿牙科教程，马上就拿到云南山区来现炒热卖）、还有割盲肠……当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把农民可以看得见的、属于自己的权力剥夺，当田园荒芜、庄稼比长得比野草更加瘦弱，当家家户户的铁锅全被砸碎，扔进可笑的“土高炉”，而男女老幼、鳏寡孤独都必须按整齐划一的时间排队打饭，让自己的命运维系于炊事员抖抖索索的饭勺之上，“共产主义是天堂”的承诺对人们还有多少说服力呢？

一九七一年秋天副统帅折戟沉沙，自我爆炸，接着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批林整风”和落实政策。少数民族政策的落实成了拥有多达26个少数民族的云南省一大工作主题。省委很快成立了专门班子。“落办”主任是省委宣传部长梁文英。这位三十年代太原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曾参加过薄一波组建的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投身革命多年，他一直保持着学生时代的正直与血气方刚。笔者以工作成员身份曾跟随这位可敬的老者去过许多民族村寨调查研究。每次座谈会都由号召社员忆苦思甜开始，继而启发路线觉悟，继而大批林彪修正主义边疆路线。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朴实的山民忆苦的起始点总是定位于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食堂和持续三年的大饥荒，把省委宣传部长和陪同调研的当地官员搞得常常尴尬，只好连连摆手作罢——这是后话。

还说六十年代的故事。一九六二年，本来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了。我们有充分理由从理论上向曾经动摇的山民们说清楚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业，尤其是像要解放全人类这样的共产主义事业，缺乏经验、遇到挫折总是难免的，让他们和政府同心同德，一道携手共进。可惜，正当他们已经开始重新怀念远离多年的上帝，而我们却偏偏又干起了另外一件更加不可理喻的傻事：那一年秋天，阶级斗争的主旋律开始在全国唱响。“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个阶级问题”，这个基调一定，一切问题就都变得非常简单，同时也变得更加麻烦了。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非常复杂。用简单方法来处理复杂事情痛快是痛快，但注定要出问题，事实上也就出问题了。一九六四年，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明确宣布了：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帝国主义派到中国的两支反革命别动队。遥远山乡一息尚存、而重新开始暗暗涌动的宗教情结，这回不可避免地遭受了灭门之灾。“西南神学院”仅存的六个学生之一，李牧师，据说就是那回被投进大牢的。八十年代他被“落实”回县政协已经风烛残年，政府安排专人陪他到昆明、到北京、到全国各地去参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他永远就一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让陪员叫苦不迭——正因为这个，我在1985年以文化人身份去采访他的时候，也吃了闭门羹：这也是后话。

更为深重的毁灭性打击继续发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方面是生产的大滑坡，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沿；另一方面，为了开展这场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政治运动而必不可少的个人崇拜，使副统帅有了可能把革命领袖推向高高在上的神坛、把真诚打算拯救世界的英雄全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还有什么“灵魂深处闹革命”——这和基督徒“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还有多远距离？既然如此，不准山民崇拜早已稔熟的上帝，而一定要独尊“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这种训戒的公信度本身就大打了折扣。

溃塌的思想堤坝只能用思想的粘土来修复，破裂的文化篱藩只能用文化的竹木来编补。可惜，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文化宗旨而注入太多的“武化”火药。发生在全国各地、旨在消灭封、资、修“四旧”的打、砸、抢、抄、抓，让地处边陲的遥远山村在劫难逃。所有敢于相信上帝的异教徒，谁都别想躲开“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铁拳头”。

我重新翻阅当年在省委办公厅的工作笔记，有一段正好是关于基督教活动的情况。时间是1972年10月间。我跟随梁部长到楚雄州听汇报。这个彝族自治州的禄劝县和紧邻的武定县，都是有名的贫困山区、也都是所谓教会活动“泛滥”的重灾区。笔记中有一位叫陈银贵的县委副书记，他介绍说：“宗教问题，这几年泛滥有两个原因：一是原来对教牧人员实施统战教育政策，情况还比较稳定。后来文化大革命，批刘少奇的上层路线，打击了这些人，于是敌人又把他们拉了过去。”二是“‘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又打击了一些信教群众，搞‘逼、供、信，’致使群众对立情绪加重，有人干脆公开宣布信教，说‘我不学你们的文件，我要去做礼拜’、说‘你们说我们信上帝不好，但我们总不随便打人’呀！”

山民的话是很实在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事情既然已经走到如此极端，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武定县田心公社小石桥生产队是个少数民族队，7户人家44人全部皈依了基督教，队长杨某自任长老；会计、民兵队长等全部成为宗教骨干，生产队一开会就首先唱赞美诗，接着才议正事。县人保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门）和大队派来工作组进行整饬，七户人被批被斗者达六户。队长态度最是顽固，于是捆起来：吊。打。问：“你到底信宗教还是信共产党？”吊得受不了，只好说了：“行。我信共产党”放下来，缓过气，动动胳膊，好些了，还是说：“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还是得信上帝……”又吊起来。又打。面对一种悠长的民族精神韧性，暴力往往无能为力。工作组只好向山民谎称——我的工作笔记如是记录——“县上汽车坏了。等车修好了再来抓你。”群众的回答是：“你们要抓，就把我们全抓走吧！”太过愚蠢的做法大约是被领导批评了，就改换一种方式吧，后来就派人给他们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让他们多多学习最高指示情况也许会好些。再送些“半导体”去，让他们天天收听北京的声音——可惜，矛盾激化如斯，固执的山民一律不要：你送过去，他全部退回，甚至干脆扔了，砸了。

那段笔记还有这样一些数据：“禄劝县民族信教的生产队110个，占70%。1880个正式教徒。1968年以来新发展975人人皆知其中包括干部队219，党员12，团员16，复员军人12民办教师10。武定和平、中村两个公社新封教牧人员10人员人，两年发展83人。四所民办中学，一所学校的教师是传道员，另外三所的教师是信徒。一上课就教基督、唱赞美诗。

“今年5至8月，我们宣传队进驻三个月，搜出很多解说七时期的图画……还有53年上海印刷的52本圣经。长老都针对现实加以发挥。主题是2000年是世界末日，说硫磺火湖在燃烧，不信教的都要被投入。用《圣经》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M1（M1当是指毛泽东——原文如此。大抵当时为了避嫌，我不敢在书面记录上直书其名）”

梁部长是一位极其善解人意的老革命，大概正因为这，我们就遭遇过这样一个局面，也是在农村，也是要请教民座谈对于落实政策的要求。有一位中年农民，我已记不清楚他说过些什么，但一个普通农民在一个高级干部面前所表现的咄咄逼人语气和冷峻不屑的眼神，让我记忆犹新——这语气和眼神让我一个普通秘书都难以接受，而部长却依旧平静地把一切都听完了。这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他们已经不是在等待恩赐，而是要理直气壮地索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

而我，曾经在很轻松的气氛下去私下采访过撒营盘一位退党的孤老人。茅屋夜灯下，他向我捧出了一面古老的月琴。六方形的琴面已古黑有年，但镌刻其上的两行的汉字对称工整，依旧荦荦可辨：“跟着共产党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年轻时候闹土改、闹合作化，他就是带着这把月琴弦歌处处，向乡亲们歌颂党的温暖和政策，有过好些让人自豪的轰轰烈烈风光。我问他为何现在却要退党而入教会？他愀然良久，说“教会有温暖啊！老啦，又我一个，生病什么的，党支部管么？每次都是教友给我送来柴米啊！”

暗流本来就已涌动，而那个文化名义下的革命外壳早已千裂百孔。一旦新时期的春日经天，东风化雨，厚达十年的冰封河冻注定倾刻消融，地下暗流注定要以让人始料不及的、甚至非常过份的形式喷涌而出，四溢横流。禄劝山区少数民族的村村寨寨，身着盛装，背着铜号的宣传队走村串寨，喜气洋洋地到处唱诗布道。大大小小的教堂，仿佛一夜之间就从地下冒了出来。过去上边派来工作组组织学习红头文件，社员们常常千呼万唤始出来，而现在，吃罢晚饭，大家就三五成群，举着火把，高高兴兴直往山头上的教堂奔了。

说到教堂，也许你总会联想欧洲古老的尖塔和晚祷的钟声。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撒营盘山区、甚至禄劝县城的教堂实际上都是非常简陋的，基本上就是单层的木结构土坯房，相当于生产队的会议室，但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墙正面都是一个大的十字架，两边是“道是脚下路，主是头上灯”一类大红对联，四面墙壁则贴满红红绿绿的标语和打油诗：介绍基督教义、还有上帝、耶酥的生平事迹。兹摘录两则如下：

群星灿烂夜未央

伯利恒城在睡乡

天使鸣号齐歌唱

我主诞降多荣光

滚滚尘寰苦无涯

茫茫世间难为家

我主教民一爱字

人间遍开幸福花

这些话语风格和文本格式都完全中国特色。

讲经就更有中国特色了。他们学习《圣经》的办法，很像文革期间红卫兵学习毛泽东语录。不管懂与不懂，都一股脑儿只管读、只管背，只管用最善良的愿望去理解它和执行它。我听过的、最高水平的讲道是一次在县城教会。传道员很年轻，就三十多岁。那天他讲的是《新约·哥林多前书》关于爱的一段论述，短短三行字，他公然有本事滔滔不绝讲了整整两个小时。事前我曾告诉他我从昆明来，希望他最好用汉语布道，他欣然同意了。我不知道他那天是否有意卖弄，总之，他把爱的含义延伸得完全不着边际。诸如“交爱国粮”、诸如“三中全会”、“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等等等等，全被他东拉西扯捏在一起，村言俚语，张长李短，被他纵横裨阖，讲得得心应口，满屋子时而欷嘘，时而肃穆，时而狂笑。我们且不管他对经典的诠释是否妥当，但必须承认，他的宣讲全没有了过去工作组宣讲“红头文件”那种八股腔和沉闷气，很为群众接受。

写到这儿，我要说明张阿英对于宗教活动的愤怒了。作为山区小镇的文化馆长，他的任务当然是组织群众文化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现在他面临困难了：太多的群众跑了教堂。他曾精心设计了一台歌舞节目，想在火把节上演出，歌颂歌颂大好形势，压压教会的气焰，不过就两三百块钱吧，可哪儿去要这笔费用呢？给上级申请，层层打报告，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教会活动压根儿就不需要看政府脸色。要买广播器材了、要买录音带、铜管乐器了，只要一讲，教民们勒紧裤带也慷慨解囊。有钱的出钱。有米的出米。有包谷、绿豆、红薯的，出包谷、绿豆、红薯。教会还办起了粉房，猪场，开展副业生产积累资金。钱粮凑足了，干脆就在镇政府对面的山头上扯旗放炮盖起大大的教堂，顶上架起大喇叭，功率和声音都比镇政府的大得多，有时没时就唱赞美诗，把上帝吹得全知全能，把天堂吹的云里雾里：作为镇政府的文化官员，张阿英能不愤怒吗？

有一天我去找他，正是黄昏时分。老张说他真想把那个大喇叭给砸掉——当然只是说说而已——薄暮冥冥的茅屋前边，他正饶有兴味地修剪着刚刚嫁接的棠梨树苗，一脸的无奈和闲适，因为，他年届六十，马上就该退休了。

1985年，我在撒营盘呆了近一个月，在那儿读完了《圣经》和许多有关宗教的资料。和张阿英的悲观论调相反，我对撒营盘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那一个月里至少有两件事情让我震动：一是很多商品、包括来自广东沿海的商品，已经涌上了冷冷清清的货架；从远方来此收购药材和山货的外省人，也已经络绎不绝地出入于每天仅收一角五分钱房费的简易招待所。还有，其时正遇镇妇联受深圳还是广东什么企业之托，张榜招工。来自四乡八野的女孩子闻讯赶来，报名处说不完的人涌声跃。听说有的少女竟不顾父母的锁房闭门，破窗而出赶来报名。中国大地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热潮已经到来。世代生息于乌蒙山深处的可爱的山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等待异乡人来传播福音，他们要走出去，主动找寻山外的文明。这个潮流才真正的势不可阻。离开撒坝，我在心里真诚地为这片土地祝福。

一别又过了近二十年。2005年“五一”长假我又去了那儿。撒营盘真像个城镇了。原来山头与山头之间的田野，现在全让高高低低的屋宇连成了一片。小镇对面有一片古老的松林，过去，我常常在晚饭后穿过绿野，去粗硕的树干间和密密的松针底下徘徊，独自沉思遥远山村的过去和未来，现在从镇政府到那片松林，已经是一条通衢大街，两岸各色商铺，货物琳琅满目。入夜，歌舞厅门前的闪闪彩光，还会让人想起大都会最初的繁华之梦。

后来我又去了镇政府对面山头的“撒营盘大教堂”——已经没人去做晚祷。人们忙着收获庄稼并准备明天早街的生意。打麦机的扎扎声几乎通宵达旦。教堂门前的大喇叭也没有了，只有永远微笑的张正权老人和他的老伴，还在忠实守护着他们心中的家园。魏牧师的残碑，就是他们极认真地从蒙满尘土的屋子里搬出来让我拍照的。

后来我又去了撒老坞大教堂，就是原来的“西南神学院”、也就是后来的禄劝县第二中学。现在，这儿也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二中已经搬到山下颇具现代气的新校址了。空旷的教堂只有两个中年女性守护者接待了我们。黝黑脸上刻满山区农妇对于艰难生活逆来顺受的宽容，和对外乡人惯常的热情。她们也说，现在大家都忙，平时就不做祷告了，就礼拜天还来。我问长老在吗？她们回答，好像赶街去了，也是挺忙的。我只好离开了。

撒老坞在一片青绿苍翠的群山之颠。走出教堂后门，正好是一片无比开阔的坪地，放眼望去，山涛在茫茫天穹下蜿蜒远逝，很寂寞又很神秘。重建的魏牧师的墓地兀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墓园由一脉红砖围成，坟头的松柏和院墙的红砖一样色泽鲜明，显然新近初落成。我无法知道这座早已被毁的墓地是怎么重新走回在这辽远群山的。钥匙由长老拿着——教堂守护人如是说——我无法进去，无法近距离地探视掩埋在新冢里的所有秘密，只能拍几张照片，我遗憾地下山了。

我在簇新的彝家村寨找到了分别近二十年的退休文化馆长。张阿英已年近八十，身体却依然硬朗。还在家门口我们就彼此呼出了对方的名字。十多年前他修剪棠梨树苗那个黄昏，孤零零的茅屋前还是一片空空荡荡的地坝，而现在，这儿已经建成颇具规模的独立院落了。鸡们和猪们在圈里焦急地等待主人喂食，狗则绕着远方的陌生人愉快地汪汪叫。原来那棵幼小的棠梨如今已枝繁叶茂，婆娑的绿叶自豪地伸出围墙，向路人炫示主人的满足与快乐。张阿英告诉我，说儿女们如今都成家立业，没什么好牵挂了。他除了参加镇“老协”的活动外，就是再做些地方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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