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文化大革命与“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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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与“中国道路”

程映虹


〔摘要：民族主义是贯穿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主题，但它在有关文革的讨论中至今为止基本缺席。本文探讨了导致这种缺席的理论和历史原因，对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党国家民族主义作了进一步分析，并以科学领域的一些重要事件和讨论为例提出一个观点：文革时期的民族主义有别于一般意义和形态上的民族主义，以标榜中国特殊性和中国特色为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文革时期的那个民族主义一脉相承。〕

　　讨论中国近现代史，从１９世纪晚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主义一直是重要主题，但引人注目的是文革时期的基本空白。关于当代民族主义，一般论者似乎都认为是从文革结束后开始的，经历了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逐步复兴，到九十年代进一步强化，和国家主义相结合并发展出一整套以中华文明特殊性和中华民族优越性论证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言说。中国现体制和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当今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因素。

◇　民族主义——文革研究中的盲点

　　为什么文革时期的民族主义没有引起重视和讨论？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因为和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当时民族主义不重要，也就不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讨论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时，一般来说对阶级话语的重视要远超过民族话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近代民族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统治民族的利益化身，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中，从列宁到斯大林和毛泽东，原则上都不承认超阶级的全民的民族主义。他们认为国家首先是阶级的国家而不是民族的国家，其实质首先是阶级专政而非民族利益共同体。作为对多民族国家客观现实的承认，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民族平等和团结的理论基础是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利益的一致。在这样的理论和政治背景下，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和词汇一般很少以正面的意义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政治术语中，尽管在实践中民族主义情绪和心理始终在国家政治中发挥潜在的作用。甚至爱国主义在毛时代的中国－－尤其是文革时期－－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具有凝聚力的官方意识形态口号，有时甚至为了发动政治运动而被滥用，例如文革发动前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武训传》”。那篇文章的目的并不在于爱国主义宣传而是在文艺领域发起政治斗争。

　　文革更是毛时代阶级话语登峰造极的阶段，除了以上比较一般和抽象的理论原因之外，这一时期民族主义之所以不被重视还有特定的历史因素。首先，文革时期，尤其是到７０年代早期为止，中国奉行的是世界革命路线，向外输出革命，这个总的战略难以在民族国家这个框架内存在和发展。当时的世界革命除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外，具体内容更多地是向世界推广毛主义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经验（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总的来说都和民族主义高扬的国族身份和国家利益在理论上难以兼容。在实践上看，文革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很多是牺牲本国利益的，如不顾本身困难大规模无偿外援，在领土问题上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友好邻国的退让，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以是否有利于世界革命而非民族利益决定自己的政策。

　　其次，在世界革命这条路线的主导下，文革时期的中国闭关锁国，对外的国与国关系不但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被置于反帝反修和反对它们在世界各国的代理人这个背景下，中国不但和很多国家无法正常往来，而且和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关系也受到巨大损害，有的被中止和降级。这种政策和它的后果无疑违背了民族国家起码的自利原则。以上两条综合起来，是文革时期中国在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单位的国际社会共同体中身份定位的模糊甚至混乱，这在理论上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冲突的。

　　再次，在国内政策上，文革期间，自中共建政以来就确立的以社会阶级作为个人主要身份（这里就主要民族汉族而言）的身份政治发展到了极端，“中国人”这个自晚清以来在国族建构中逐步形成并在对外交往和民族危机中强化的个人身份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基本失去意义。个人的自我定位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联系不但完全取决于出身、阶级、等级、职业和户口，也取决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给很多人的政治身份带来的新变化。而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又使得一般只有在正常对外交往中才能被充分感受的“本国人”／“外国人”和中国／世界之差别意识基本缺位。总之，用国际上一般考量一国国民的国族身份意识的标准来看，说文革是近现代史上中国人国族身份意识最淡薄的时期应该是有根据的。一个国族身份意识淡薄的时代当然不会是一个民族主义旺盛的时代。

　　当然，文革时期也不乏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和意义的历史事件，有的事关民族利益，有的事关民族尊严。例如美国飞机入侵中国领空数百次，中苏边界冲突，华侨在海外受迫害在国内引起的反响，等等。但对这些事件的宣传首先都是放在世界革命反帝反修这个意识形态框架内，而非基于超越阶级和党派的民族国家的立场。中美和中苏矛盾固然如此，海外华侨受迫害也常常因为他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战士，是忠于毛泽东，即使提到忠于祖国也是“社会主义祖国”，并非因为其“中国人”的身份。受到类似宣传的还有１９６７年中国学生大闹莫斯科红场事件。在林彪出逃事件的善后宣传中，“叛党”罪一开始就重于“叛国”罪，和大张旗鼓对他“形左实右”的揭批相比，基于民族大义的谴责处于次要地位。在台湾问题的政治宣传上，也是“解放”在前，“回归”在后，“革命”重于“统一”。所以，当时民族主义更多是用红色（毛主义革命）而非黄色（借喻族群或国家）话语来表达的。

　　如果从以上方面来评估，在文革的政治话语尤其是政治实践中，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确实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是对外的世界革命论和对内的不断革命论，这两个革命在理论原则上都难以和民族主义兼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虽然有它基本的超越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内涵和概念，但在世界各国的历史过程中却很少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运动，都是依附于或者至少借助于反映社会性质和制度特色的意识形态。例如美国建国时的民族主义就和自由、民主和联邦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法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也是将共和的政治制度和自由人权的意识形态视为法国民族的象征；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二次大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分别被纳粹种族主义、天皇制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国家主义支配；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又和采用何种政经制度（西方资本主义的、东方社会主义的、本土的或是混合性）的道路选择纠缠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把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放在中国特殊的国家体制下来看，其表现形式就要复杂得多，官方意识形态的很多内容其实就是这个体制下的民族主义的表现。

◇　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民族主义

　　后冷战和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学术话语已经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族主义从新的角度提出了评估，突破了以上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仅仅从阶级的角度认识民族主义的框架，可以对我们讨论文革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提供参考。例如，徐迅的《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修订版）用“政党国家”的概念来分析作为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独掌国家政权的政党通过革命时期的动员组织和革命后的行使国家权力，第一次把分散在疆域内的众多族群在政权、社会、文化和心理各个方面（应该包括的还有国民经济）实现了高度整合，完成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任务，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确立为全民族所认同的统一的文化和价值观。“统一的政治体系，统一的文化体系？？？统一的集体行为，构成了统一的集体身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整体概念。”〔１〕在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对于一般的民族国家来说，国家主权首先是领土完整和国族统一；但对于政党国家来说，意识形态和相关的国家制度是主权的核心。

　　所以，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民族国家”和“国民认同”这些名词，但它们反映的民族国家的现实和其成员的共同意识还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说，政党国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了这个特殊形态的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所熟悉的毛泽东时代国家政治的很多特征其实就是政党国家建立、灌输和强化其国民认同和国民意识的手段。不过和其他民族国家相比，这种认同和意识的核心并不是国族的文化历史语言风俗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心理，而是一种外来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本土化，是一个在国族传统中基本没有根基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符号系统。正因为此，这个过程的展开既不依赖传统的自然延续也不借重社会自发的参与，而是依靠国家权力通过政治革命、制度安排、社会动员和意识塑造全方位推行，其举措可以包括从思想改造、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诲到国家安排甚至强制下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等等。人口迁移政策的合法性就是“国”的疆界内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任何个体“国民”的“家”这个民族主义的空间维度。另一个具体的例证是祭扫革命烈士墓在那个年代的制度化和高度仪式化，尤其是在学校和青年群体中。祖先概念是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时间维度，中国民族文化更重视祖先和后辈之间的联系。政党国家大规模祭扫先烈墓就是期待在全体国族成员的意识中建立起一个高踞于个人家族先辈之上的由政党国家成员共同膜拜的“祖先”地位。此外，领袖崇拜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阐释，它是政党国家国族象征的极度偶像化：国族成员通过仰望领袖形象和想象自己和这个偶像之间的共同关联而建立起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大家庭共同体意识。

　　这样一种特殊形态的民族国家，其主要特征基本上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享。而文化大革命其实在各个方面是以上所有特征的极度强化。所谓“文化”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革就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个政党国家成员的认同意识和心理。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们在腐蚀和瓦解这个共同体的认同基础。文革中的很多极端行为正是在强化和纯化这个共同体的名义下产生的，最突出的是在国家权力之外对被认为是这个共同体的异己分子的群体暴力和民间肆虐，这和很多国家发生的种族清洗和族群迫害在心理和行为上如出一辙。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中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也是为了强化这个共同体意识。“忠于党忠于领袖”这个概念虽然在此前的革命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但那只是对革命者的特殊要求，而在文革中却成了政党国家每个成员不但在政治意义上而且在道德甚至心理意识上的标准，其普遍性只有民族国家成员对民族国家的效忠才能相比。

◇　中国道路——文革中的民族主义

　　以上讨论提供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特殊的政党国家民族主义的一些概念和思路。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在文革时期其实并没有完全退出意识形态的舞台，只不过是表现于那些一般的讨论民族主义的术语和概念或许难以概括的形式。本文意在进一步推进这个讨论，从当今中国崛起语境的角度回溯历史，从中辨析文革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及其影响，将文革时期的民族主义和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相联系，指出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打通“两个三十年”。本文认为，除了上述“政党国家的民族主义”这条途径之外，认识文革特色的民族主义，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宣传中对文革开辟的中国道路的阐释和文革建立的中国独特性意识的高扬来实现。这种政治话语和前文所述的两个革命（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话语共存并相互渗透，而在那两个革命话语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它们在今天对于“中国道路”的叙述和论证中继续发挥作用。

　　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有一段为人熟知的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地爬行。我们要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这段话是毛泽东执政时期就大政方针而言阶级斗争色彩最淡薄的一段话，其中最关键的是“打破常规”和“建设强国”。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尽管是就科学技术问题发言，但表达的是毛建国后和国际上一般民族主义最接近的思想（虽然在他那里这个民族主义不但没有被明确提出而且始终受制于他的两个革命论）。毛泽东的这个以科学技术为突破口，“打破常规”来“建设强国”的思想在文革和后文革时期得到进一步发挥，至今成为以“中西对立”为基点，以“中国经验”挑战人类共识的发展模式的思想基础。

　　放在这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如果我们承认今天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最核心的内容，那么，文革时期的民族主义就需要从一些被忽略的历史事实中发掘和阐释，它和今天中国崛起和强国论之下的民族主义其实有内在的关联。所以，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但在于对文革的更深入的思考，也在于了解今日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形态和历史连续性。

◇　“中国科学”对抗“西方科学”

　　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意义上的文革式的民族主义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形式，这就是毛主义理论家对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讨论和一些重要事件，这是文革研究至今没有受到重视的一个问题。值得一提的首先是可以称之为“层子模型”的中国式基本粒子理论事件。１９６５年，在文革酝酿期间，中国科学界在政府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北京基本粒子小组”，由近４０位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地区一些大学的科学家组成，要用以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猜测为指导，在最短时间内提出一个基本粒子理论模型，向国际推广。从１９６５年秋天到１９６６年初夏，这个小组的成员在中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４２篇论文，产生了一个“中国”的基本粒子理论模型，取得了“伟大胜利”。主持这个会战的科学家钱三强把它命名为“层子”，意为按照毛泽东的“光辉思想”，微观物质世界是可以一层层无限地分下去的。

　　尽管那个“层子”模型只不过是中国科学界的自我期许，并未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受到承认并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是美国科学家个人研究而非集体“会战”得出的夸克模型），但这场围绕“层子”的讨论显示了科学为具有毛主义特色的中国民族主义服务的功用。这是毛主义体制下中国科学界对国际上当时面临重大突破的基本粒子理论的直接反应，企图用一些在大型科技和工业项目（如原子弹和大庆油田）中获得成效的“会战”这种中国式“打破常规”的方法，不顾中国科学整体严重落后的基本状况，开辟一条参与甚至主导世界最前沿科学的捷径。此外，这场讨论是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下开展的，这是“中国特色”在当时最核心的内容。〔２〕

　　文革开始后，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０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陶铸、和陈伯达出席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并发言，其中陈伯达的讲话对于本文的论题非常重要，对其中重要段落完整摘下：

　　大家知道，全世界的文化是从东方始的，从东方转到西方，现在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东方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没落了。东方的文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在东方起来了。世界的文化转了一个圈，来了一个往返，先东方后西方，现在又回到东方了。在东方起来的这个新文化比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高得多。这个新文化的创造者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人民群众，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几百年来是个落后的国家，如刚才江青同志说的，中国人被看成是“东亚病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了，我们有很大变化，有很大成功，现在成了世界上的强国，包括美国和赫鲁晓夫在内，也不能否认。有人估计，再过二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也许不要二十年，只要按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努力，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中国无产阶级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破除对洋人的迷信。资产阶级是封建主义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当洋奴，做外国人的奴才，他们很以为当洋奴是很光荣的事情。鲁迅曾嘲笑他们说：“月亮都是外国的好。”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相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的创造性。所以，现在是破除对古人，对洋人的迷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伟大创造性的人民，解放后十七年来，这种创造性使中国变成了伟大的世界强国，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距离人民的要求，毛主席的要求还很远，毛主席要求我们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水平，我们现在不但赶上，而且有超过的苗头。现在应该把这一点看成最大的任务，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是从“超”字着眼呢，还是从“赶”字着眼呢？我赞成从“超”字着眼。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中，反得其下；取法乎上，反得其中。”我赞成超字派，从超字着眼，很快就能赶上，只从赶字着眼，就很难超过。对吗？（全场回答：对！）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促进赶超精神，首先从“超”字着眼。按毛主席的指示，大破大立，敢想敢超，就敢于与修正主义斗争，就能创造西方和苏修所不能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新文化，就能取得胜利。在科学方面，我们不能超过所有的古人、洋人吗？（全场回答：能！）〔３〕

　　江青的讲话摘要如下：

　　我们是一个大国，所以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又是一个弱国，解放前一百多年来一直是弱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因此，自卑心理是很严重的。帝国主义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是“低能儿”，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坚决驳斥他们，粉碎他们！
　　过去，那些资产阶级权威把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事，都让外国人去搞。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搞出来。你们知道，去年上海青年工作者用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又叫人造蛋白。这东西发明后，就被资产阶级权威贬低了，说：“这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明”。他们不承认这项发明。后来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也承认这项发明有很高的水平，经过斗争，今年才公布了。在这里，我向青年科学工作者致敬！向工农出身的科学工作者致敬！
　　我想讲的就是这些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相信群众，我们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超过其它国家，把我国变成世界上强大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雄心大志？（全场回答：有！）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明我们有这种可能性。〔４〕

　　陈伯达和江青的讲话之所以重要，不但因为它们系统地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的分野，在科学领域贯彻了文革阶级斗争的路线，而且因为它们在内容和思想上超越了文革时期特定的政治和权力斗争的纠葛，揭示了文革（主要是文革但也包括文革以前）话语和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意识之间的连续，也显示了它和当今的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话语的深刻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概括陈和江的讲话，有这样几点值得强调。

　　首先，文革指导性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强国话语竟然有内在的一致性。强国话语文革前就已经存在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第一次比较正式比较系统地提出是在１９５７年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后来多次在各种场合下出现。但这样一个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政方针为什么始终没有成为中共主流政治话语，按照陈伯达和江青这里的说法，是因为窃取了科学研究大权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西方和苏联的代理人，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处心积虑阻碍中国发展，只要他们掌权，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就要发动文革、打倒这些权威、把科学文化大权从他们手中夺过来。在陈伯达和江青的阐述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话语就和民族主义的现代化的话语连接上了：反修防修是为了强国，甚至造反夺权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是“曲线强国”。

　　第二，文化大革命不但政治上是强国之路，而且在科技发展上也是强国之道，因为它为落后的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技术开辟了捷径。陈伯达和江青强调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崇洋媚外，蓄意否定和压制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企图让中国永远跟在西方后面爬行。文革就是为了打破这些权威对科技文化的垄断，让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陈伯达和江青的这些论断无疑和毛泽东本人对教育、科技和文化的看法是一致的，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民粹主义的观念—实践出真知，人民大众不但政治和道德上高于知识精英，甚至在智力和知识上也比他们优越。陈伯达和江青的言论是文革中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一个例证。为了说明问题，江青引用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事例，说它是工农出身的中国“青年工作者”的成就，但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故意忽视和压制了。这完全是罔顾事实。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中国科学院的资深专家自１９５８年就开始的项目，参与的科学家有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和沈昭文。其中三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医学博士，另外两人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博士。江青对胰岛素研究中有西方教育和训练背景的专家的作用的完全抹杀和对本土“劳动人民”智慧和才能的虚构，在文革对中国科技成就的宣传中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破除对西方科学和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了很多科学和技术难题，中国成了科学上遗世独立的一块“神奇的土地”。

　　第三，陈伯达的世界文化起源于东方在西方绕了一个圈现在又回到东方的说法是文革话语中最超越当时政治现实的，但也是对文革最高的赞美，和今天中国崛起的民族主义话语最接近。陈首先虚构一个世界文明史上东西方二元论的对立，中国代表东方，认为它本质上就比西方优越。放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这个观点可以说非常滞后但又非常超前。滞后是因为它重复了１９４９年以后在大陆消失的晚清和民国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关于中西文明孰优孰劣的老调；超前又是因为这个文明二元对立论在今天中国思想文化界再次走红，为官方中国特色论和中国制度优越论寻找历史依据。这个东西文明论的核心包括强烈的反西方价值观，我们甚至可以在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思想中找到它的对应。此外，中国自命“东方”，和整个西方对立，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大和对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漠视。这个“中国＝东方”的观念在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述中更为常见，“东方”差不多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陈伯达受过旧学的熏陶，作为毛泽东的笔杆子和文革主要理论家，他多次公开宣传这个理论，虽然可能有借此显示自己比其他文革理论家都更高瞻远瞩的个人动机（他这些话无疑是说给毛泽东听的），但对我们今天从更深广的历史的角度认识文革意识形态的思想来源应该很有启发性。

◇　造西方资产阶级科学的反

　　在陈伯达江青这次讲话之后，文革在中国科学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打出“中国无产阶级科学”的大旗，造“西方资产阶级科学”的反。这个“造反”既代表科学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冲突，又象征“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口号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所以它强烈的革命色彩中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底色。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科学领域的造反是文革形形色色的造反中最具有国际性的，因为它挑战的是国际科学界的“当权派”。“造反派”的主体是文革中夺取了中国科学院领导权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和中共建国后培养的红色知识分子，他们除了把各行各业在西方受过正规教育秉持正统科学理念的科学家作为对象，一个重要举措是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之所以被挑出来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一是因为他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对他的批判因此具有象征意义；二是因为相对论被认为是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相对立的马赫主义的科学基础，马赫是列宁专门批判的西方科学家，所以苏联科学界和哲学界也曾经开展过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但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基本不再提起。像文革中其他一些著名的大批判一样，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也是由所谓的“小人物”发动的，代表中国劳动人民出身和红色政权培养的知识分子起来造西方和本国资产阶级大人物的反（１９６７年，湖南一名数学教师周友华到北京宣讲其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根据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此后数年中周一度成为科学界大批判运动中的风云人物）。〔５〕

　　陈伯达积极支持和推行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并把这个批判运动上升到他此前提出的东西方对立的高度，但这次他更明确提出运动的目的是要建立中国对世界科学的领导。１９７０年４月，他在北京大学的召集有关批相对论的会议上说：“过去科学是从西向东，从欧美到中国，将来中国要领导科学，为此要彻底批倒相对论。”〔６〕这个说法延续和发展了１９６６年他在科学院大会上的那个讲话的主要思想。

　　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的范围超出了北京，波及到一些省市的高校，是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科学界的重要事件，其“理论高度”和北京完全一致，例如四川大学的批判者在斗争相对论专家魏嗣銮的大字报中说对相对论的批判是为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即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辽阔的地平线上”。〔７〕

　　对爱因斯坦的批判一直延伸到７０年代上半期，以四人帮在上海主办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为主要基地，但讨论的内容涉及当代科学的其他前沿领域，其中对西方科学家根据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的宇宙观测得出的时空有限论的批判非常突出，批判者认为那是西方资产阶级宣布人类科学真理在他们手中已经“终结”了，而在“中国无产阶级科学”这里时空仍然是无限的，“真理”没有终结。这个批判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后冷战初期曾经流行的“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也很类似：在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历史（或是意识形态）随着“民主”的胜利而终结了，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这种终极论的有力反驳。实际上，国际天体物理学的观测结果从来没有被西方科学家引申出科学真理已经穷尽的含义；而所谓“历史终极论”不但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读的概念，而且至多也不过是一个学派一个观点，并不能代表整个西方学界。对它们的郑重其事的反驳其实都出自以终极真理自命的理论体系的敏感。这种对其他理论之“终极意义”的过度解读和激烈反应表现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从文革至今的某种连续性。

　　文革期间这种“中国式科学”对抗“西方式科学”的虚构和宣传在一些应用型学科和领域中也有广泛的表现，一个例子是对大庆油田的宣传。作为中国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典范，大庆油田的方方面面都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在本文论题内就是充分体现了和西方甚至世界对立的中国特色。文革前就开始但在文革中达到顶峰的官方对大庆油田的宣传中，在大庆找到大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学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８〕这个“中国特色”的石油生成理论就是石油的陆相生成假说，建立于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创造的地质力学上，它是和国际上占主流地位的海相生成理论相对立的。根据海相生成理论，中国不可能有大油田。海相生成论这个国际地质学界根据地质学的广泛现象得出的结论并非针对某个国家，但在文革对大庆油田的宣传中被政治化甚至阴谋化，被批为“中国没有石油”的“无耻谰言”，其目的是不让中国发展石油工业，从而无法实现能源独立。李四光是当时体制下享有崇高声望的科学家，他的地位无疑和被民族主义政治化的科学理论有关，其科学成就被说成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结果。另一个和大庆油田有关的重要人物是“铁人”王进喜。官方宣传中的王不但深信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论，而且能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找油。在以他为原型的电影《创业》中，他发出了“我就不相信，石油就都埋在外国人的地下。我们中国这么大，就没有油！”这样以国家民族为界寻找石油的奇想，和“别人嚼过的馍不香”这样的对“中国独创”的偏执追求。大庆油田开采过程中的很多技术问题的解决，例如钻井的角度，都被说成是“中国工人阶级”发挥革命主动性和创造性，破除了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亦步亦趋和墨守成规。

◇　结论

　　以上讨论了民族主义在文革环境下的一些和今天的民族主义特别有内在联系的表现。当然，文革含有民族主义内容的宣传中还有很多在改革开放后基本消失的话题，例如对洋奴哲学和买办主义的批判，强加在刘少奇头上的所谓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罪名，还有１９７４年的“风庆轮事件”（四人帮把交通部向外租船和买船诬为卖国）和“蜗牛事件”（江青说美国公司送给中方代表团的玻璃蜗牛是讽刺中国人跟在西方后面爬行）等等。尽管这些讨论和事件多半有高层权力斗争的背景（四人帮借此攻击周恩来），但这也正好说明民族主义在文革那个阶级斗争话语占压倒优势的时代仍然具有的政治能量。

　　广义来说，对于文革中产生的那些“新生事物”，例如“五七道路”、大庆红旗和大寨道路、教育革命、全民学哲学用哲学等等，一定意义上都可以从不但是“革命”的而且也是“民族”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它们都是文革的中国要“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话语翻版）这些更宏大的话语的一部分，反映了毛泽东的中国要用文革来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一些制度性难题这个雄心壮志。文革宣传的一个常见题材是对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焕发出来的“首创精神”的赞美，从革命小将造反、上海公社的成立、到科学的突破和技术的创新，强调的都是从无到有，中国人正在不依靠任何前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世界奇迹。对于文革中的这些说法，当代民族主义研究完全可以把它们从阶级话语中剥离出来，在承认它们的阶级话语和革命话语的主要性质的前提下，分析它们包含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正象当代的身份和性别研究完全可以从宏大的革命和阶级话语中抽出相关内容来分析一样。

　　今天回溯历史，文革中那些具体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的内容多半都被放弃或淘汰了，但在它们背后的那种中国在世界文明中鹤立鸡群的自大，对中国肩负人类使命的自负，对中国特殊性的坚持，以及对中国与西方不但在政治制度上而且在人类文明的意义上难以调和甚至根本对立的强调，所有这些不但一以贯之，而且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更为鲜明、执着并在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得到系统的表述。这是我们在思考文革的遗产时应该充分注意的。

作者简介：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注释：

〔１〕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修订版２６８－２６９页
〔２〕从５０年代中期一直到去世，毛本人对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的物理学证据非常关注。基本粒子、生命起源和宇宙演化是他最感兴趣的三大科学领域。有关这个问题和毛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之关系，见本文作者的有关中英文论文（Yinghong Cheng,“Ideology and Cosmology: Maoist Discussion on Phys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Modern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40，2006，109-149）和据此文翻译、改写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是宇宙终极真理”《领导者》２０１３年第五期。
〔３〕江青十年讲话汇编http://library.uoregon.edu/ec/e-asia/read/jiang_qing．pdf
〔４〕同上
〔５〕有关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的详情见胡大年“文革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一文。http://www.cnd.org/CR/K08/cr468.gb.html
〔６〕同上
〔７〕http://dodobook.com/index.php?id=books/shijiandexingzhuang/007
〔８〕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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