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政治运动中的书生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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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反复修改20多年的《曹禺影剧的情色与宗教》一书，新近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改书名为《曹禺：戏里戏外》正式出版。该书交稿后，在《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2期读到曹禺的女儿万黛、万昭合写的《珍爱与痛惜———写在爸爸曹禺逝世十五周年之际》一文，其中鲜活生动的细节描述，为笔者进一步认识政治运动中的书生曹禺提供了佐证。

　　

　　抒情诗人走向现实

　　

　　抗战时期，曹禺远离社会现实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戏剧，不再为观众尤其是普遍左倾的文艺界所欢迎和追捧。在这种情况下，曹禺不得不委曲求全地服务于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于是，在他笔下出现了严重缺乏艺术魅力的抗战戏剧《全民总动员》和《蜕变》，以及价值观念极其混乱的电影作品《艳阳天》。《艳阳天》是曹禺集编剧与导演于一身的唯一影片。而在创作这部影片时，曹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影片中人物马弼卿言不由衷的一句忏悔之辞，所预示的恰好是他自己即将面临的人生宿命：“（假情假意）魏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逼到这儿了。您可千万别见我的怪。（故做慨叹）哎，我们读书人———”

　　1949年之后，曹禺既享受着文艺高官的尊贵待遇，又面临着“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神圣化的精神审判和思想改造。身份地位的提高，是以委曲求全地牺牲自己几乎全部的创作自由，以及不断揭发、批判同行好友为惨痛代价的。

　　据他的女儿万黛、万昭在文章中介绍，“1949年建国的时候，爸爸是作为青年代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当时他才39岁，充满活力，满怀激情……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像爸爸所期望的那样，政治运动、文艺界的批判和斗争年复一年，一个接着一个，永远没个头儿，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人越来越多。”

　　

　　对同行及老友的揭发与批判

　　

　　曹禺戏剧《雷雨》、《日出》、《原野》，是在第一任妻子郑秀陪伴协助下创作完成的。而接下来的《北京人》、《家》、《艳阳天》则是在婚外同居的方瑞陪伴协助下创作完成的。1951年，在周恩来等人的强力干预下，郑秀被迫与曹禺办理离婚手续。曹禺很快便投入针对同行胡风、丁玲、陈企霞，以及老朋友吴祖光、萧乾、戴涯、孙家琇等人的政治揭发和神圣批判之中。

　　1955年，曹禺在《谁是胡风的“敌、友、我”》中，把私仇公愤从胡风扩大到胡风夫人梅志的身上：“甚至他的老婆，当作家协会帮助他们找来一个通讯员的时候，都会说‘公家人不能不存戒心’。”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刚刚入党的曹禺表现得更加踊跃。他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中，针对自己曾经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比邻而居的老同事、老朋友生动形象地揭发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

　　在电影《艳阳天》中，曹禺曾高调斥责剧中人物马弼卿揭人隐私、出卖朋友的道德污点。但在对老朋友萧乾的政治揭发中，曹禺却不惜揭露其隐私，使出足以置萧乾于死地的杀手锏。在《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曹禺写道：“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曹禺对于自己这种委曲求全地依附于极其强大的政治操作的高调言行，应该是完全清醒的。正是这份清醒导致了他的精神崩溃。用万黛、万昭的话说：“苦闷和压力使爸爸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50-60年代出现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危险精神症状，因而不得不多次住进协和医院治疗。那段时间里，爸爸的许多话只能对作为长女的万黛说，他说他怕黑，不敢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管不住地想拿刀子对自己下手。他说他特别害怕，后面有鬼追他，杀他，他要跳楼，从火里冲过去……他又说，他对文艺界的某个领导怕得要命，被这个领导当众点名做过检查；还说，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

　　

　　“文革”遭遇及晚年感悟

　　

　　人身依附于政治操作，对自己的亲友、同行进行神圣揭发的曹禺，到了“文革”期间，也变成他所人身依附的政治操作实施罚罪的目标对象。

　　1966年12月4日深夜，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活捉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政治事件，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曹禺被从床上拖走，押往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为彭真等人陪绑陪斗。是周恩来“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一句话，暂时解救了曹禺。

　　关于“文革”期间的书生曹禺，万黛、万昭介绍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爸爸的精神、肉体和创作才能的摧残，更是当初的他所始料不及的。爸爸是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特别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他自尊自爱，很要面子。像他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却遭遇街头挂牌示众，拖来运去被轮番揪斗，半夜审讯、折磨，不让他有一点喘息；随时随地被拉出去，指着鼻子羞辱、恐吓、咒骂，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还有写不完的检查交代，交不尽的外调材料等等。在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下，爸爸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信，把自己当成一个罪人。极度的恐惧和罪恶感使他的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好几次，我们真怕爸爸坚持不住了。‘文革’过后，爸爸的精神创伤久久难以平复，他有一段时间很少说话，总是呆坐，身体急剧衰老、恶化，他一次次地住进了医院。”

　　“文革”结束后，作为全国剧协终身主席、北京人艺终身院长以及后来的中国文联主席，曹禺在垂老之年发表了大量言不由衷的表态应酬文章，只是在零星写出的一些诗文书信中，委曲求全、曲折含蓄地表现出了一些书生感悟。其中最为深刻也最有意境的，是写于1991年10月23日的一首标题为《玻璃翠》的短诗：“我不需要你说我美，/不稀罕你说我好看。/我只是一朵平常的花，/浓浓的花心，淡淡的瓣儿。/你夸我是个宝，/把我举上了天。/我为你真动了心，/我是个直心眼。/半道儿你把我踩在地下，/说我就是贱。/我才明白，/你是翻了脸。/我怕你花言巧语，/更怕你说我好看。/我是个傻姑娘，/不再受你的骗。”

　　经不起别人赞美而一再被欺骗、被利用、被抛弃的“玻璃翠”，正是书生曹禺对于自己一再迷失自我的人生影剧和影剧人生的传神写照。这份委曲求全的柔弱执着与书生感悟，称得上是曹禺一生中所达到的人生境界的最高点。

　　
　　◎张耀杰，学者，著有《戏剧大师曹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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