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寒：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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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寒 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真相


1966年8、9月份，北京和全国其他城市的许多学校（主要是中学）里，曾普遍出现学生打老 师现象，甚至发生了多起将老师（或老师家属）毒打致死、致残的恶性案例。文革结束后，不少人以这些恶性案例为由，将文革说成是一埸灭绝人性的革命，甚至有 人企图将毛泽东说成是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教唆者，那末，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要澄清这一事实真相，实际上需要搞清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1966年8、9月份时掌握各学校领导大权的是谁？

这一时期，北京和全国各城市中，掌握各大中学校领导大权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 革委”）或“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文革筹委会”）。在某些学校里，此类机构也有其他名称，例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类机构，称为“革命师生 代表会”，名称不一，其性质相同。

文革委（或性质相同的其他机构，下同）绝大多数是在工作组时期（1966年6月至7月）在工 作组的操纵下成立的，其成员通常是工作组从“一类”人员（即被工作组认定的革命左派）的骨干中选择任命的。文革委起先只是一个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协助工作组 工作的机构，并无多少实权。它也是工作组在文革运动中组织左派队伍的一种形式。

人们注意到，在组建文革委一事上，工作组往往特别注意提携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简称“高干子 女”），很多学校里，高干子女往往占到文革委成员中的半数以上，而且，往往文革委的主任和半数以上的副主任都是由高干子女担任。甚至还有这样的倾向：高干 子女中谁的父母官大，其子女在文革委中的职务也相应较高，当然，这只是一种倾向，并非绝对的。例如，当时清华大学的文革委主要负责人就是刘涛（刘少奇之 女）、贺鹏飞（贺龙之子）等，又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革命师生代表会”主任是刘进（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副主任之一是宋彬彬（时任中共东北局 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等。

1966年7月底，毛泽东下令撤走工作组，全国各学校的工作组奉命匆匆离校。工作组在离校 前，都把管理学校的大权交给了文革委。在尚未成立文革委的学校里，工作组连夜召集左派骨干们开会，由工作组指定人员成立“文革筹委会”，然后将管理学校的 大权交给文革筹委会，匆匆撤离。所谓移交管理学校的大权，包括移交学校公章、校部办公室钥匙、对校部各科室的领导权等重要内容。

1966年8月份，红卫兵运动兴起。各学校最早的红卫兵都是由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以学校的名 义出面组织的，所以，现在的有些文章中将这些由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以校方名义组织的红卫兵称为“官办红卫兵”。各学校的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成员也都顺理成 章地成为了各学校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最初成立的官办红卫兵都执行了“血统论”组织路线，只有出身“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 中农）家庭的子女才允许加入红卫兵，所以，一个学校中能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的大概只占全校学生的30%左右。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正面肯定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等“新组织形式”，并认为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 命的权力机构。同时，《十六条》也强调，这类权力机构“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 讨论后，进行选举”。但事实情况是，这一时期，北京和全国的大中学校中，极少有学校按《十六条》的要求进行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绝大多数文革委和 文革筹委会都是由工作组操纵成立的，尤其是文革筹委会，顾名思义，其主要职能是“筹备“，是负责组织文革委的民主选举活动，但这类机构在“红八月”里通常 都没有进行过任何与“筹备”有关的工作，俨然成了学校的权力机构。

第二个问题：“红八月”中挨打的老师都是哪些人？

1966年8、9月份挨打的老师，都是被各学校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总部关进“牛棚“的人，这些老师也是在工作组时期被工作组划为“三类”、“四类”的人员。

1966年8月份，北京和全国各学校的权力机构，纷纷以本校文革委和红卫兵总部的名义，向在 前一阶段的运动中被认为犯有严重错误或有严重问题的老师发出通知，勒令他（她）们按规定的时间到学校报到。这些老师被统一安排住在学校的某些破旧屋子（如 原来的杂物间之类）里，晚上不准回家，派有红卫兵看守。由于这些老师当时被称为“牛鬼蛇神”，关押这些老师的房子被人称为“牛棚”。

这些老师在“牛棚”里，主要是检查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并在红卫兵的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如打扫厕所、扫街、给操埸除草之类。在学校举行各种批判大会时，这些老师通常都要被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上台接受批斗。

正是这些被关在“牛棚”里的老师，在1966年的8、9月份，成为少数学生残酷毒打和百般污辱的对象。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各学校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决定本校“牛鬼蛇神”名单时，依据是什么？

很多文革亲历者认为，工作组是上级党政机构派来的，不熟悉本校的情况，所以，在工作组进行 “摸底、排队”时，必然要依靠本校师生的协助，而文革委（文革筹委会）成员都是工作组的主要依靠对象，肯定协助过工作组的“排队“工作，知悉在“排队”中 被工作组划为三类、四类人员的名单，所以，在红八月时被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关入“牛棚”的老师名单，与工作组时期被划为三类、四类人员的老师的名单基本 一致。许多文革亲历者还注意到，在红八月时被关入“牛棚“的老师，基本与工作组时期被工作组组织大字报批判和批斗大会批斗的老师一致。

第三个问题：在“红八月”中打人的学生都是些什么人？

1966年的8、9月份，北京和各地的许多学校中，都出现了一帮以各种残虐的手段打人和污辱 人的学生。从家庭出身来说，这些学生绝大多数属于高干子女，尤其是属于军队高级干部的子女；从年龄来说，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是中学生，而且大多数是中学里年 级较低的学生，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初中生，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血案”的打人者，则是高一的学生；从人数来说，这些学生的人数并不 多，在文革时的一个中学里（通常有1000至1500人），这些学生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也就是四、五十人。

并非文革时期的所有高干子女都参与了打老师，即使在高干子女中，打人者也是少数。文革时的高干子女往往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受到家庭良好影响较多的，说话办事能力强、组织能力强，对政治敏感，对平民子女往往感 到非常神秘的党政要人和政治内幕如数家珍，言谈举止中颇有其父辈的英风豪气，缺点是骨子里常常有一股掩盖不住的傲气。被工作组选任为文革委（文革筹委会） 成员的，以及后来担任官办红卫兵负责人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的高干子女。这类高干子女通常都没有参与过打老师。

另一类是受到其家庭过度宠溺，养成了现代版的“高衙内”性格的高干子女，是一些仗着父母权势 什么恶事也敢做的“恶少”、“恶女”。红八月中出现的种种暴虐行为，都是这类高干子女制造的。我们知道，在解放战争后期至建国前后，在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 曾出现过一个“结婚生育潮”，很多在一线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为革命出生入死半辈子，直到临近全国解放、环境大为好转时才考虑个人的结婚生子问题，而当时经 组织出面为这些“首长”们介绍、撮合的配偶大多是年轻貌美的女性，从而产生了很多“老夫少妻型”家庭。有的文革亲历者认为，文革中出现的这类受到家庭过分 宠溺的高干子女，从年龄上看大多在建国前后出生，很可能与上述“老夫少妻型”家庭有关。

在红八月中，这类高干子女暴虐行为的对象不仅仅是被关入“牛棚”的老师，也包括了其他一些 人，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校外社会上的“黑五类”、被强制遣送返乡的“地主婆”、在“抄家风”中被抄家庭的成员等。其暴虐行为也不仅仅是对暴虐对象的残 酷毒打，还包括了许多花样百出的肉体折磨和精神虐待，这里就不一一尽述了。人们发现，当这些人实施各种暴虐行为时，有时连施暴对象叫什么名字、有何“罪 状”都不知道，只要知道其施暴对象属于“牛鬼蛇神”就行，其暴虐行为并非出自对“牛鬼蛇神”所犯“罪行”的愤恨，而纯粹是某种恶的情绪的发泄（在文革稍后 的时期，这类高干子女中甚至还出现了虐杀小猫、小狗的行为）。

当这些高干子女红卫兵残酷毒打被认为是所谓“牛鬼蛇神”的老师时，在现埸看到此类埸景的其他 学生和老师绝大多数都是对被打者抱同情心态的，认为即使这些老师犯了严重错误，也不应该这么毒打他们。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怀着一种敢怒不敢言的心态，有些 人不忍看下去，就低着头匆匆走开；也有少数正义感较强的学生，勇敢地站出来抗议这些高干子女的暴虐行为，而且，往往只要有人敢率先站出来抗议，其他群众也 会纷纷七嘴八舌地附和，还有些人在人群中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也会有学生去报告校文革委（文革筹委会），而文革委（文革筹备会）成员也通常 会赶到打人现埸进行劝阻，迫使打人者收手，悻悻离去。

当这类事情多次发生后，打人的高干子女们改变了策略，为了避开“干扰”，他（她）们往往采取 夜间行动，把所谓的“牛鬼蛇神”老师强押到一些较偏僻的教室或房子里关起门来毒打或进行各种肉体、精神折磨，所以，这一时期的不少此类恶性案例，往往是发 生在夜间，发生在学校里的一些比较偏僻的房子里。

第四个问题：工作组时期的“摸底、排队”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工作组时期（1966年的6、7月份），每一个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 是“摸底、排队”，这是沿袭了四清运动工作队的普遍做法。所谓“排队”，就是根据“摸底”的结果，将相关范围的每一个人都分别列入不同类别的统计名单。工 作组通过“排队”将所在学校的人员划分为四类：

一类：好的；

二类：比较好的；

三类：有严重错误的；

四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这种划分的类别和标准，在当时是全国统一并得到中央认可的。甚至在工作组撤走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中，仍然沿袭了对干部划分的这种类别和标准。

工作组“摸底、排队”的结果，要制成名单和统计表格上报给上级党组织。这类统计表格往往是所 在地的省委（或自治区党委、市委）统一印发的，例如，文革中大字报揭露，当时四川省文革组长周颐就曾布置省委办公厅印刷分类排队统计表格，分发至各学校工 作组，四川省各学校工作组对这项工作都抓得很紧，大致上要根据运动中“左、中、右”队伍的变化，每5天重新排一次队。

上述被工作组划分为“一类”的人员，实际上就是工作组认定的革命左派；

划入“二类”的人员，被认为是中间派，这一类人员往往人数最多；

划为“三类”的人员，实际上是准右派。对三类人员的政策是：如果他（她）们在运动中认错态度 好，表现好，在运动后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认错态度不好，就有可能被改划为“四类”，例如，红八月中被学生打死的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 和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就是被工作组从“三类”改划成了“四类”。

划为“四类”的人员，就是被工作组定性的右派了，按敌我矛盾处理，属于阶级敌人。

当时各级党政领导都这样认为：党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就是要发展和依靠左派队伍，争取和团结中间派，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右派。甚至后来的《十六条》中，也延续了类似的说法。

在工作组时期，工作组“排队”的范围，不仅包括了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也扩大到了学生，包括了大学里的全体学生和中学里的至少高年级学生，这很可能与6月23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南局、西北局报告上批示同意在学生中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关。

在工作组时期，很多学校都发生了反工作组的事件，从这些事件的起因或内容上来看，通常只是因 为某几个学生贴了几张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或者是因为某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搞了一次集会，在集会上发表了一些反对工作组的言论，或者是因为某些学生或教师给 上级领导写了一封对工作组所作所为表示不同意见的信，等等。这类事件都被工作组和派出工作组的上级党政机构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牵涉到这类“反革命事 件”中的学生和教师遭到工作组的隔离审查、组织学生写大字报围攻、在校园内游街、开大会批斗、逼令写检讨书或认罪书等对待，这些被牵涉到所谓“反革命事 件”中的学生和教师，也都被工作组划为“三类”或“四类”人员。

到同年8月份文革委（文革筹委会）掌权的时候，被划为“三类”和“四类”的老师进了“牛 棚”。而被划为“三类”和“四类”的学生，则因为《十六条》有规定：“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 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所以，这些学生没有挨整，但是，不许这些学生参加红卫兵，即使是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也不允许，后来这些学生愤而自己成立 红卫兵组织，这就是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的由来。

很多文革亲历者还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在工作组时期，所有的高干子女都成了工作组的“顺 民”，全国无一例高干子女牵涉到反工作组的事件中，也无一例高干子女被工作组划为“三类”或“四类”人员，而这些高干子女平时在学校里大多是些桀骜不驯、 校领导和老师都不太敢管的人物，所以，有些人猜想，是否这些高干子女的父母都提前给他们的子女打了招呼。至于工作组这方面，很容易理解：这些学生的父母都 是职务很高的老革命，怎么可能把他们的子女划入“三类”、“四类”人员呢？

第五个问题：文革中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后来怎样了？

部分高干子女红卫兵在红八月中胡作非为、倒行逆施的情况，很快就被传到了中央高层领导。

从9月份起，中央文革对老红卫兵的态度迅速由热转冷，不仅接见老红卫兵代表的次数越来越少， 而且即使接见了，也往往对这些老红卫兵不假辞色，进行严厉批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的中央文革对新崛起的造反派红卫兵青睐有加。经历了从“宠 儿”到“弃儿”巨大反差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开始滋长起对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的怨恨情绪。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老红卫兵中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曾要求向毛泽东献红袖章，遭到毛泽东拒绝。

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 条路线》的讲话，此讲话稿经毛泽东亲自批转，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毛泽东在批语中要求：“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陈伯达在此讲话中对高 干子女红卫兵在前一阶段运动中的表现作了严厉的批评。

从10月下旬起至11月底，老红卫兵中工人子女和贫下中农子女，因不满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所作 所为，纷纷退出老红卫兵，其中有些人甚至反戈一击，贴大字报揭露高干子女红卫兵所干的各种坏事。至11月底，绝大多数工农子女都退出了老红卫兵，甚至一部 分高干子女也不再参加老红卫兵的活动，老红卫兵中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死硬派高干子女。

与此同时，各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纷纷贴出通告，宣布所在学校的文革委（文革筹委会）是工作组 操纵成立的伪文革委（伪文革筹委会），勒令其立即解散、交出管理学校的大权。在造反派红卫兵的冲击下，各学校的文革委（文革筹委会）纷纷垮台，这些机构的 成员，大多数从此不再在学校露面。

11月底至12月初，老红卫兵中的死硬派高干子女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从其成立之初起，就将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并与公安部发生激烈冲突，出现“联动六冲公安部”事件。

1967年1月，中央文革和公安部宣布联动为“反动组织”，公安部抓捕联动骨干成员139 人。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红卫兵掀起了“揭批联动罪行”热潮，北京和一些中心城市的造反派红卫兵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会”。由于联动成员都是原老红卫兵 中的高干子女，所以，造反派红卫兵将红八月以来高干子女红卫兵所作的种种坏事都算在联动身上，红八月中高干子女红卫兵所作的各种暴虐行为都被造反派红卫兵 以大字报、传单、红卫兵小报、小册子等形式向社会广为揭露，激起了广大市民的普遍愤恨，一时之间，高干子女红卫兵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一时期，红八月中受到过某些高干子女肉体、精神折磨的老师，以及红八月中被打死、打残者的 家属，也纷纷站出来控诉部分高干子女红卫兵的罪行。在红八月中被高干子女打死的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一案，也是在这一时期被造反派红卫兵向社会揭 露出来的（最早的揭露者是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至今网上还流传着该组织当年为揭露此案散发的传单）

对于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和一百多名联动成员被抓捕一事，在作为这些联动成员家长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

一种是以开国上将陈士榘为代表的一些将军，在得知自己的子女是联动成员后，绑子上殿，纷纷带着自己的子女到公安部门自首。

另一种是对中央文革和公安部此举强烈不满（持这种情绪的可能是多数），例如，1967年2月 16日部分老帅老将大闹怀仁堂事件（文革中称为“二月逆流”，文革后称为“二月抗争”）中，某老将说：“高干子女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女就揪，这不是反动血 统论又是什么？”，另一老将拍案说：“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孩子是反革命吗？”

4月12日，中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京的绝大多数老帅老将都参加了此会议。江青在会上作了 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长篇讲话，该讲话稿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过，重点是谈高级领导干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江青在此讲话中转述了毛泽东讲过的《触龙说赵太 后》的故事（此故事出于《战国策》），毛泽东通过此故事说明了高官的后代“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的危害性，以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的道理，语重心长地要求老帅老将们管好、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被抓捕的联动成员。

联动事件以后，北京和其他城市高干子女的父母，只要还没有被打倒、还坐在位子上的，都纷纷动 用权力或关系，安排自己的子女参军，从而占去了1968年春季和冬季征兵的大量名额。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已经无课可上，大学恢复招生也 遥遥无期，参军成了当时中学生最理想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他们怕子女继续留在学校里“闯祸”。

至于那些父母受到运动冲击被隔离审查的高干子女，则很过了一段困苦的日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在街上惹事、打群架、拍婆子等，形同街头混混，后来大多上山下乡了。

高干子女群体从此退出文革红卫兵运动。

而当时的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头头（多为平民子女），因为参军名额被占走，参军梦破灭，不得不面对上山下乡的前景，从而发出“骑马的终归是骑马的，抬轿的终归是抬轿的”的叹息，从此看破红尘、意气消沉。

作为红卫兵运动发源地的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从此沉寂下来。

（说明：北京的大学红卫兵运动一直延续到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进驻各大学时止，而在此一年多以前，北京的中学红卫兵运动就已经沉寂下来了。自然，沉寂的原因不仅是上面所说的，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一点：目前网上流传的某些关于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一些事例，有夸大或不实之处。

笔者发现，文革后，国外和国内出现的许多攻击文革的文章，其作者都有一个秘密的资料来源，即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包括各种油印或铅印的传单、小册子等，下同）。这类红卫兵小报，目前大量被保存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图书馆或资料馆。早在中国发生文化 大革命时，西方一些国家的机构和个人就注意大量搜集中国文革的各种资料（这一点很值得佩服），在文革时就有这样的传说，如果有人能将一张红卫兵小报带到香 港，就可以卖到大价钱。

但是，这类红卫兵小报上登载的东西是有真有假的，需要阅读者注意辨别的。

1967年初，文革运动出现了“咸与造反”的局面。大量在此之前处于观望状态的群众加入了造反派，新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造反派队伍急剧膨胀，造反派成员良莠不齐，同时产生了造反派内部“新、老造反”者的矛盾。

所谓“老造反”们认为，自己是在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时（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白色恐怖”时）选 择了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经历过被刘邓路线打成“右派”、“反革命”的考验，最终取得了胜利，俨然以经历过严峻考验的革命者自居，看不起“新造反” 们，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在局势明朗化以后才混入造反派队伍，企图捞取好处的投机者。

而“新造反”们则急于要建功立业，急于要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提高自己组织的知名度。他们为此采取的办法：一是乱揪乱斗“走资派”，伴随与“咸与造反”出现的现象是“全面打倒”；二是大量编印各种红卫兵小报，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当时大中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中。

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红卫兵小报良莠不齐。一些小报的编印者本身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为了吸引群众眼球，提高自己组织的知名度，热衷于编造、传播各种离奇的谣言。

1967年1月，中央文革和公安部宣布联动为“反动组织”，北京和全国各城市的造反派红卫兵掀起了“揭批联动罪行”热潮，在此热潮中，揭发高干子女红卫兵在“红八月”以来所干坏事成了这一时期各红卫兵小报的主要内容。

但是，有不少红卫兵小报上登载的关于高干子女暴虐行为的描写，十分离奇，有些属于在某些基本 事实上夸大渲染，有些干脆是小报作者瞎编的谣言。例如，传说宋彬彬与其他女红卫兵在某教堂里搞杀人比赛，一口气打死了8个人；传说刘婷婷亲口夸耀自己打死 过3个人；还有传说某些“西纠”成员在某学校某教室里夜间打人打到天亮，然后某“西纠”成员用被打者的鲜血在墙上写下了“红色恐怖万岁”；还有关于广西武 斗中吃人肉的传闻（说是保守派成员将武斗中俘虏的造反派成员杀死吃人肉），等等。这些传闻的内容都十分荒诞不经。笔者曾向一些文革亲历者调查，据这些文革 亲历者回忆，在文革时就曾在某些红卫兵小报上看到过这类东西，因为当时这类东西很多，所以既不相信，也未往心里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5d4d71a0102volo.html

yangharrylg

这人就属于对北京文革一知半解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