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晶晶：想起文革岁月兼怀Ｈ君

tuffy05

想起文革岁月兼怀Ｈ君

汪晶晶


其实在读白鹿寨主《胡琴声声》的时候，我最先想起的，本是Ｈ君。后来提笔写文章却阴错阳差地先写了姜伯伯。可见人的潜意识中是存有虚荣心的，总会不知不觉地忽略自己身边更熟悉的芸芸众生而去攀附名人。
而父亲，他要是知道我眼下正坐在桌边怀念Ｈ君，肯定会生气地瞪我一眼，说一句，“你……疯了！”说真的，父亲以为我……疯了！那完全是他老人家自己一个人的意见！我却暗自觉得，在听到胡琴声声的时候想起Ｈ君，于我而言，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要是听到琴声竟没想起他，那我才是真的……疯了！
只不过，要想写Ｈ君，就得从头说起。而那样的话，离着胡琴声声这个题目就稍微远了一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差不多从一九六六年的五，六月间起，我就没做过什么正经事。假如遇上太平盛世，我们这拨后来被人称为“六九届初中生”的孩子们本来是应该在一九六六年六月间参加小学考中学的升学考试的。不想正好在那个对我们无比重要的六月间，学校却进了工作组（通常小学并没有那么惊人的重要，但我上的那所小学却不幸是大学的职工子弟小学，那时大学校园中的每一寸土地据说都是一块“阵地”，都冒着浓浓“硝烟”，附属小学当然也不能例外！）。很快传来消息，说是高中毕业生们升大学的高考已经停止。于是，小学毕业生没法参加升中学的考试就变成了一件完完全全无关紧要的小事了。
我在心头憋了好几个月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　好好地参加升学考试，考上一所好中学，不是为了党和毛主席；不是为祖国和人民；也不是为了父亲和母亲；甚至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仅仅只是为了向那位因为不喜欢大姐而无缘无故地迁怒我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Ｗ老师证明，我其实……无论从那方面看……都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好孩子！——　终于还是没能实现（而且眼见着，这一辈子都没法实现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间，我和我的同学们根据我们的家庭出身被分进了不同的中学。出身最好的是革命干部子弟，印象中我们那个班上并不多，除了党委书记和大约是党委组织部长的孩子之外只有两个附近机场飞行员的孩子，被分到我们所在的那座城市中按阿拉伯数字排列的中学，比如第十七女中或第十一男中等等。大部分介乎于黑五类和红五类之间的“灰”五类，其中包括我，被分进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没有高中，只有初中，因此简简单单以路名命名的学校。
那学校就在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门诊部的正对过，最初本叫崇仁路中学。崇仁在古汉语中本是相当雅致的两个字，但那个年代，众所周知，越是雅致的字眼离着封资修就越近，于是很快殃及池鱼。学校被改为红卫中学，却又不幸因为一所原名双洞门的中学已经捷足先登地使用了红卫那两个炙手可热的字，我的母校便只能屈尊叫红卫二中。很多很多年之后，那所我无论怎么不热爱也仍然是我母校的中学和武汉的许多其它二流以下的中学一样，终于熬到也能以阿拉伯数字来命名了，但因为一下被排在第六十多位数之后，还是没能引起人们更多的敬意。
在那所中学，我大约上过两堂课，现在还能依稀记得。
一堂是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支温度表，指着零度告诉大家，在小学，大家学过的数属于正数的范畴，从现在起，要引入负数的概念。因为老师领着大家高声朗读的那段无比重要的毛主席语录说的似乎是温度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但却能使鸡蛋变成小鸡，　我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看着温度表时，脑海中浮现的都是石头，鸡蛋和小鸡，而不是如老师所期望的那样竟想起负数的概念。（那事说到底，当然不能怪老师！毛泽东那时那样惊人地忙，又要打到刘少奇，又要防着林彪，还对上初中的孩子们学代数也不放心！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想要如此面面俱到，这个不幸的国家怎么能不乱套呢！）后来过了十多年，高考恢复了。哥哥警告我即使是报文科也得考数学。在学习有理数加法的时候我终于重新见到了那只久违了的温度计，我脑海中立即浮现的，仍然是石头，鸡蛋和小鸡。
另一堂课是英语。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段长长的句子，领着大家读了几遍，然后根据那句子教大家认识二十六个字母。那个长长的句子是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　ｗｏｒｌｄ　ｌｏｖｅ　ｏｕｒ　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ｄｅｒ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Ｍａｏ！现在写下这句话我都忍不住地心惊肉跳，要是德国孩子听说中国孩子竟会上这样的课文……那不是赤裸裸地强奸“世界人民”么！回想起来，那时咱们中国人不但感觉良好，那胆子也真够大的！
再后来……就开始革命大串联了！
革命大串联持续了大约七个月，我在那场革命大串联中有幸见到过两次伟大领袖（在官方的革命正史中，那两次事件被庄严地称为“毛主席第七次和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而我在那场革命大串联中曾有幸去过的地方，就是现在看着中国地图一个个地数也数不过来。
大串联开始的时候，我和我所在的那所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出发。我们从武汉经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杭州，然后再回上海；然后从上海到株洲，从株洲到南宁；然后从南宁到北京，从北京到大连，最后经徐州又重新回到上海。
在这些城市中，我先后去过四次，因而留下印象最深的城市是上海。
在上海，红卫兵接待站的人一看我们来自武汉市的红卫二中，便有意把我们分到上海市的红卫二中。这个上海市的红卫二中原来叫什么名我忘了，但肯定是一所和我在武汉的母校极为相似的，以工人子弟为主，因而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学。学校在什么路我也忘了，只记得所在的区叫普陀区。
还在我很年幼的时候，外祖母就曾告诉过我，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而缘分那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感觉的。现在在将近半个世纪后回首往事，我仍然常常忍不住想起缘分这两个字。
我在我的学校不过是一个完完全全可有可无的新初一学生，而且还不是红五类子弟。但上海市的那所红卫二中文革小组（千万不要小看小组这两个字，那是那个时代中学最高的权力机构）中唯一的学生副组长，学生中级别最高的干部，名叫徐建平，却对我极好。她越过我们的总领队和各个年级的分队领导直接找我，让我帮她通知各类重要事项。我受宠若惊地干了一大批份外的事，最后竟把自己搞得有几分像干部了。
徐建平是老初一的，也就是六八届初中的，仅仅只比我大一岁，但是认识她几乎当天，我就开始管她叫建平姐。这固然和我与生俱有的“恋姐情结”有关，但也和这位建平姐所显示出的极强的，和她的年龄完完全全不相称的工作能力分不开（要知道，建平姐此时不过十四岁。看看如今十四岁的孩子，简直还要父母帮着擦鼻涕！）。建平姐的手中，当时掌握着极大的权利，可以说直接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在上海的生死存亡。因为她对我好并爱屋及乌，我们这支队伍占了很多便宜。我们比别处来的学生吃得好睡得好还不说，许多参观的事项我们都是被提前安排的。她亲自安排我们的分队参观（似乎是放在上海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参观（是复旦大学还是同济大学校内的）一个名叫蔡祖泉的，　据说根本没上过大学的工人，设计的所谓人造小太阳；参观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留下的据说是罪恶累累的东西。我们分队中间到杭州去了一段，她把我们的大统铺为我们保留着。那时由学校组织的串联是真的“革命”大串联，是不允许游山玩水的。但我私下还是告诉建平姐，我到杭州后想去西湖看岳坟。建平姐便偷偷地对我说，如果在西湖不见了就买一把折扇，折扇上有很详细的地图　（后来我和我的几个同年级的小伙伴真的去西湖翻墙看了岳坟，真的不见了，真的去买了一把折扇，上面还真的有地图）。
离开上海，和建平姐分手，我很难过，曾趴在红卫兵接待站发的大棉被上哭过。建平姐比我坚强，她安慰我说我们可以写信。临别时建平姐提议我们交换一个东西以做纪念，比如《毛主席语录》。我提议我们交换校徽，她同意了。我在武汉的那所中学母校虽在诸多方面平庸，但校徽却极别致。那是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左上角是毛泽东戴军帽的浮雕像（其实仔细看，毛的脸那时就明显臃肿，但没人敢说。那之前不久他在武汉七一六渡江，大家还争先恐后地强调他的神采奕奕），下面印着武汉市红卫二中几个字。
回武汉后，我和建平姐通信通了整整两年。我们互寄过照片和毛的像章，说过很多即使是在革命时期女孩子们仍然有的知心话语。二姐作为家中尽职尽责的会计曾为我频繁地挪用母亲抽屉中的邮票而警告过我。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在父亲的警告下我停止了和一切一切人的书信来往。建平姐恰巧在那个重要时刻离开上海，去了东北。我们从此便被生活的汪洋大海隔开，只留下无尽的思念和祝福。
（十多年后的一九八二年，我在同济大学学德语。有一天到我大学时代的好友老王家玩。老王家住的区正好就是普陀区，我告诉老王，十六年前我曾打着红旗背着背包在这个区断断续续加起来住过差不多四个星期。老王自己并非上海人，她是在杭州长大后嫁到上海的媳妇。所以她也不知道何处曾有过一所红卫二中，而那个普陀区据说又十分惊人地大。）
离开上海，离开建平姐之后，按计划，我们应该从上海去徐州，然后从徐州去新疆。也就是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是我们学校高年级去新疆的那支分队因为没带足棉衣，而当地红卫兵接待站竟没有足够的被子和棉衣，有两个革命小将不幸冻死了！这个消息让我十分十分紧张，我本是一名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由于末梢循环的供氧不足，我一年四季都手足冰凉。只要我所在的这支革命队伍里有一个人冻死，几乎就非我莫属！想到“生命诚可贵”的美好诗句，想到自己在那架庞大的革命机器上趋向于零的渺小，我就在那前后脱离了“革命队伍”，
（现在提笔写下这革命大串联，连我自己都觉得像是“神话”！就别提后世的孩子们读了！）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间吧，伟大领袖劳累过度，不想折腾了，便发出了伟大指示，说是革命大串联要停止。这个时候我正和我的大姐呆在一起。
我在前面怀念姜伯伯时说到过，我大姐小的时候基本算坏孩子。坏孩子总会有些坏主意。伟大领袖已经说了，让大家停止大串联，返校闹革命。但我大姐却在外面玩得正兴起，不愿回武汉。她想出来的坏主意是和外地的学生交换返程票。记得她先是和吉林大学的学生换了去长春的票，因为担心我会在长春冻死　——　长春那地方无论怎么说也不会比新疆热　——　大姐接着又把去长春的返程票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交换了。这样，我就和大姐一起去了广州。
除了难懂的方言外，广州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真是个好地方！
北方那样天寒地冻，那地方居然毛衣都不用穿！大姐带着我，先去中山大学找一个她们学校毕业的学姊。那学姊正好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考入了中山大学化学系。（那时有谁能想到啊！仅仅是那幸运的一年，竟会使那学姊在日后的生活道路上和后来那些悲惨的老三届的学弟学妹们拉开了天长地久的距离！）学姊和大姐在校队打过几年篮球，对大姐很好，专门找人把我和大姐，还有那学姊自己的两个妹妹，安排在老百姓的家里住（学姊两个妹妹中身材高挑且十分美丽的一个在若干年后嫁给了我的小表哥，陪读于大洋彼岸，那是后话）。
老百姓说的话我和大姐都不懂，连猜带混听明白了一点，老百姓觉得我们是北方人，脏，不愿收我们。我和大姐，那学姊的两个妹妹，都是在武汉长大的。武汉那地方的人说起北方人并嫌其脏的时候，指的通常都是河南人。我们四人举着地图，向那老百姓解释了老半天，说我们绝不是北方人！我们来自一个叫武汉的地方，武汉绝不属于河南……。
最后那老百姓总算收下了我们。
接下来，我和大姐在广州花着红卫兵接待站发的钱和粮票舒舒服服地住了一个月，现在还依稀记得的事只有两件，一件事是大姐带我参观一个叫做三元里人民英勇抗英事件的某地址，那地方在乡下，很难找。好容易找到了，却并没有发现纪念馆。老百姓对我和大姐的爱国热情并不感动，领着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能游泳的温泉！另一件事则是我和大姐有一天在红卫兵接待站领粮票，喇叭中反复喊着，请汪阳同学上前！请汪阳同学上前！却久久无人上前。大姐依稀想起，汪阳……是我二姐因为名字被同学批判之后新改的名（那个年代，红太阳的威力无比，二姐当然也肃然起敬。只不过叫红的已经过多。叫太的又似乎闻所未闻。二姐才选了个阳字，原以为多多少少可以因此和红太阳发生点近距离的关系），不免四下寻找，最后不仅找到了我二姐还找到了我哥哥。我二姐若无其事地站在那儿，不但听而不闻，还帮着别人指责这个不知跑到何处去了的汪阳，根本忘了那竟是她自己（这事后来在“革命队伍”中传为笑谈，二姐回武汉后只得悻悻地改回封资修的老名）！
我们四兄妹居然在广州碰到一起，要说这革命大串联……不好，说实话，我们都不忍心！
在邂逅我和大姐之前，哥哥已经带着二姐上一个名叫羊城宾馆的地方去过，照了一张以五羊为背景的照片。哥哥提议我们兄妹四人再去一趟。可惜那宾馆那时生意凋零，我们四人去的那天没有照相的。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便终于没能留下纪念照。不过，在那之后许多年中，我一直保存着一只硬塑料做的，带有一只可爱的黑鼻子的小狗。那是在广州正逢我十三周岁生日，大姐给我买的。
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蓬头垢面地回到武汉之后，大姐居然还贼心不死，又想法混到西安某大学的返程票。这一次她不想带着我去了，她说我的身体太坏，带着我十分限制她的行动。于是她一个人去了西安。
到了西安，有人告诉大姐，说某条名叫宝鸡的铁路是那时中国唯一的一条电气化铁路，谁都知道，列宁说过，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已经有幸离共产主义十分近了，不去体验一下，当然可惜。大姐于是决定要设法坐坐宝鸡线。不幸那条宝鸡线天天塌方，大姐很快和一群乘客一起在一个无名山洞中被堵。一堵数周，一直堵到大家对共产主义最后的一点兴趣荡然无存！
我们全家人以为大姐已经为革命捐躯，正努力化悲痛为力量，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底得到消息，大姐还健在，还在继续革命。到那一年春节前后，大姐由铁路警察从四川某地陪送回家（那时的警察真是比今天的警察态度好多了！），父亲被迫支付十多元警察费用，在当时是一笔惊天动地的巨款！
假如在那场革命大串联中我还有一些小小的遗憾的话，那就是，我这辈子一直到今天也没去过新疆，长春和西安。
朋友们一定看得不耐烦了！会问，你写了这么多，究竟和胡琴声声有何关系？
我实在是万分抱歉，只能稍微解释几句。我之所以这样罗嗦地写一九六六年，是因为我一直在仔细地回想，我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认识Ｈ君，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现在一九六六年已写完，我不大可能是在一九六六年认识Ｈ君的。我想，我第一次见到他……只能是一九六七年之后的事……。
一九六七年是在一个崭新的汉语动词的伴随之下开始的，那个新动词叫做“夺权”！最开始夺权是在上海，新成立的权力机构似乎是叫上海公社　——　为了向当年的巴黎公社学习。后来中央文革大约是害怕老百姓低估了这个“公社”的权利，把这个新“公社”和五十年代把中国农村搞得遍地凋零的那个“人民公社”混同起来，才决定把新的权力机构更名为革命委员会。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利机构便从一九六七年起在普天之下一直存在到一九七五年前后。
这些重要的国家大事和我本人并无直接关系。我上的那所中学离家很近，我无事就上学校转悠，看什么时候会上课。
眼见得一时半会儿无课可上，几个小学时代成绩学得好的同学发起，在我们小学的母校成立了一支《六六届红卫兵返校战斗队》（六六届那几个字很容易让人想到后来老三届中的一九四七年前后问世的老高三。而我们却不过是六六届的小学毕业生而已）。大家希望的是，能参加一次升学考试从而被分到更好一点的中学去。但这一点小小希望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却没有一丁点可能能实现。特别是，即使真能通过考试而被分到更好的中学也同样无课可上呀！于是那支战斗队很快在刚成立的阶段就夭折了。
那之后，一九六七年的初春，我和几位要好的小学时代也同时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名叫红司新华工中学总部。
我们的《在险峰》兵团《小麻雀》战斗队由六个人组成（整个“兵团”其实只有我们这一个“战斗队”，之所以把自己的“战斗队”对外另取一名，改称为“兵团”，完全是虚张声势，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中国一大批学院纷改头换面自称大学以及一大批系改为学院一样！）。我们六人同届，来自同一所小学，全部是女生，全部是医学院子弟，也一般大，刚过十三岁。我们六个人中一个是“勤务员”；两个是“联络员”；两个是“观察员”；最后剩下我是“战报编辑”。
（我们这六个“战友”中只有一个“观察员”不知去向。剩下五个一直到今天都知道彼此下落，二零零零年年底我们中的好几个还在一次小学同学的校友会上见过面。当然，这和我们的父母同属一个医学院校园有关。就在我提笔写这篇回忆时，当年“联络员”之一的Ｙ的可爱的女儿燕子给我来信，将从英国来看望我！）
且说这个红司新华工当时是武汉非常著名的造反派组织，总部就在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恰巧我们渡过整个童年时代的那所同济医科大学今天也被荣幸地划入了那所华中科技大学）。负责管我们这个“兵团”的是新华工下面机械一系六二级的三个大学生，那时住在华工校园中的南一楼。现在我还能依稀记得，其中一位姓林，是从广东考到武汉的。另外还有一位来自江西九江，本来名叫周全生，为了和革命与时俱进改名为周前。周前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　戴一幅黑框的眼镜，对我们这六个中学生极好，我们六个人几乎都最喜欢周前。我们在华工用大学生们的饭菜票吃饭，用得最多的也是周前的。
从位于汉口的同济医科大学（那时叫武汉医学院）到华工所在的喻家山，正好横跨武汉这个城市的西北到东南，来回一趟需要三个小时。但我们还是常常热血沸腾地去朝圣。
六二级的大学生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恶果已初见端倪之后，中央不得不发出所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后入学的。假如不遇上那场革命，那批学生本是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最注重教学质量的一批学生。就是四十多年后回首往事我都得承认，那三个六二级的大学生在少年时代我的脑海里留下的是十分出色且理智的印象，让我无法联想起他们竟也算是官方正史中统称的“红卫兵”。
在我们那个《在险峰》“兵团”存在的日子里，红司新华工中主管中学总部的“勤务员”似乎是一个名叫郭保安的学生。那人是那一系，那一级的我们不清楚。我们在某一次“红代会”曾荣幸地瞻仰过那位郭司令，但我们六个人都不喜欢那人。那人长得老相，有点佝偻。总之，给人一幅无趣的样子。
红司新华工中风头最健的笔杆子是六五级刚入校的鲁礼安（好像是船泊工程系的）。我的那五个小“战友”都不大喜欢看大字报，但我例外。我每次去华工朝圣都要仔仔细细地看鲁礼安的文章，有时甚至忍不住地抄下来，大声朗读，乃至背诵。有一次读到鲁礼安套用阿基米德的名言所写的一篇分析武汉地区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如何结合的长文，名字似乎叫《给我一个支点》，我激动得心潮澎湃，久久不愿离开大字报栏，强迫自己把那文章背下来再走（作为一名优秀的文科学生，我得承认，我一直到今天都固执地认为，学文科的不一定写文章就真比学理工科的写得好。文章的骨骼本是逻辑，所谓文采，不过是充塞性的软组织罢了。古希腊的人都知道，在学雄辩术的时候一定要先学逻辑学。而逻辑学，那恰恰是中国古今真假圣贤们最最缺少的东西）。
鲁礼安是我哥哥和大姐中学的高班同学。那人本是一名十分优秀且全面发展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无可挑剔，在体育上简直有特异功能！我哥哥在校队打羽毛球；我大姐在校队打排球和篮球。那鲁礼安本是全省中学生运动会百米短跑的纪录保持者，换句话说应该是田径队的，但他却好像既认识我哥哥又认识我大姐。
比较起来，大姐的体育比哥哥更好，所以鲁和大姐比和哥哥熟。
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因为政治舞台上的柳暗花明，芸芸众生们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时而让人欣喜若狂，时而又让人啼笑皆非的变化——哥哥，二姐，乃至我这个没上过中学的半文盲，虽蹉跎岁月，最后都上了大学，而少年时代令我无比崇拜的大姐却因为高考恢复时那一步之差沦落成社会的弱势人群，父亲去世之后竟需要我们的帮助！每每念及于此，我便深感造化弄人之甚！
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可以说一直延续到青年时代，大姐一直都是我最最崇拜的对象，我是大姐最最忠实的跟屁虫！那个时代我生活中一切一切有趣的人和事都是和大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大姐喜欢体育，也具有从事体育运动的身体素质和才能。也因为体育，有许许多多男孩子都喜欢大姐。我那时最最盼望的是，我自己也能像大姐那般勇敢，那般矫健；这样，喜欢大姐的那些男孩子也能多多少少地喜欢一下我。只可惜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始终没有一丁点可能性去实现！
那个我曾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鲁礼安，我只是远远地见过，没说过话。而大姐，她只具有欣赏鲁礼安体育方面价值的能力，却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并不读鲁的文章。
后来，仅仅只有不到一年的功夫，造反派竟从根本上土崩瓦解了。鲁礼安变成北决杨份子。北指的是鲁建立的一个以学习马列主义，思考中国问题为宗旨的《北斗星学会》；决是指鲁和他的追随者自称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杨是鲁办的理论刊物《扬子江评论》。我和哥哥都爱读鲁的文章，对鲁的陨落暗自深深惋惜和感伤。大姐听说鲁出事，更多的却只是惊讶！
记得最开始，是哥哥说起鲁被官方通缉，以后又说鲁不见了！我们暗暗希望他能永远不见，这样重新得势的保皇派就抓不到他！
武汉那地方的老百姓生性自由散漫，不喜欢政府管太多的闲事；也不喜欢按着政府制定的条条框框，规矩而呆板地生活。就我少年时代的观察，武汉市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心理上都是支持造反派的。和百万雄师，三字兵那类保皇派同心同德的不足百分之二十。但是老百姓的心愿和国家机器相比却微不足道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马上就是顺着昌，逆者亡！
有一天，哥哥偶然从他住的那间小屋朝西的那扇窗子里往外看了一眼，竟看到和我们家那栋楼平行而立的另一栋楼（市建工局宿舍）和我们家处在同一高度上的一扇窗边正坐着鲁礼安！哥哥忙叫我也过去看。我这人天生是一个不健全的生命，所有我那个家族能具有的全部生理缺陷我不幸都具有——哥哥和大姐都有着三点零的好眼睛，我却除了哮喘病还是先天的近视加弱视。而年轻的时候，因为深知自己不够美，我又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忍心让自己竟戴眼镜。这样的后果便是，我跟在哥哥身后根本无法看清鲁礼安那令我无限崇拜的音容笑貌。
好在这事并不需要我的任何确认，有哥哥，特别是大姐的确认就足够了！
那人是鲁礼安无疑！
每天吃过晚饭，我们兄妹都会抽一点不甚宝贵的时间，瞻仰一下鲁礼安窗前的灯光。终于有一天，鲁和那灯光一起不见了！他就是从我们家屋后那栋楼里出走之后被逮捕的！
那究竟是天网恢恢，还是告密者的出卖，我们兄妹就不得而知了！
三十七年后，那位在监狱中呆了十一年后才平反的才子完成了他洋洋万言的大作《仰天长啸》，为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史留下难能可贵的全方位回忆录，震惊海外，但那只不过是后话。
鲁的陨落和造反时代的终结为上山下乡前夕的我们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空挡。很显然，Ｈ就是在那段时间，大约是一九六七年的下半年或者一九六八年的上半年，走进大姐的生活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纳闷，Ｈ是怎么认识大姐的呢？
Ｈ和大姐只是同校而已，既不同年级更不同班。Ｈ的年龄在我和大姐之间，他比大姐小两岁半，比我大一岁半。这是其一。Ｈ既不会打球也不会跑步，远远地看上去，Ｈ似乎是上身的躯干部分比两腿长，这显然不是适合体育运动的好身材，这是其二。整个革命的初期和中期，Ｈ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既不是三字兵，也不是三钢三新中的任何一个，毛的伟大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Ｈ似乎从一开始就置若罔闻，这是其三。
但我的纳闷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Ｈ反正已经认识了大姐！
好了！现在总算和胡琴琴声离得比较近了！
怎么打发那段无所事事的日子呢？童年时代，父母曾为我请过一位家庭教师教我学小提琴。小提琴在学习的过程中得随着孩子的身高变化而不断更换。革命开始的那段时间正是我身高变化明显的时候。老师离开我时就把反正得更换的小提琴带走了。而老师反正走了，父母也就没有必要再为我寻找新琴。小提琴是个复杂的乐器，没有老师指点，自己乱拉，是肯定会走入旁门邪道的。我便央求父亲给我买一把二胡，我并没有敢想竟去向姜伯伯学琴，只是凭直觉认为胡琴不复杂，想自己琢磨着拉着玩。
父亲起初没同意，那倒不是父亲崇洋媚外，把胡琴的地位放在小提琴之下。父亲的审美趣味一辈子都坚定不移地停留在国粹领域，而且从不附庸风雅。交响乐一类的东西，父亲根本不听！父亲主要是怀疑我在那个岁数还能学得会二胡。我那时差不多十四岁，老一辈的京剧艺人，在我那个岁数已经搭班子闯荡江湖了。
但经不住我死磨活磨，父亲最后还是给了我两块钱。
因为写下了两块钱，我想先说几句题外的话。
前几天读到和宝堂回忆汪本贞的文章，读得我感慨万千！
汪本贞和姜伯伯一样，也是中国京剧史上青史有名的名琴师，曾为著名铜锤花脸裘盛戎操过琴。（裘在京剧净行中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天辟地，顶天立地的名角。旦行中少说点也有“四大名旦”；生行就有些不计其数了！唯独净行，这半个世纪以降，俨然是裘盛戎“一手遮天”！今天我们能听到的所有铜锤段子，要说是十净九裘都不够；毫不夸张地说，是无净不裘！即使根本不听京剧的网友恐怕怎么也得知道《铡美案》吧！被铡者就是秦香莲那个忘恩负义的丈夫陈世美；而铡美者则是裘盛戎留下的那位能和正史相映生辉的包龙图！）但那汪本贞却不是靠“傍大腕”仗着裘盛戎成名的。正好相反！倒是裘盛戎有时不得不“伺候”这位高贵的，从法语专业的高材生下海的琴师（汪下海前据说和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是法语专业同学）！那在京剧史中听上去真的有几分像是神话！
文化革命中，汪本贞的儿子要到内蒙插队，央求父亲给买一只胡琴带去玩。（汪和裘盛戎同庚，生于１９１７年。他的儿子无疑是我们的广义同龄人）于是汪本贞便带着儿子到前门大栅栏的乐器行去了一趟。
文化革命那十年，大部分读书人家的孩子只能蹉跎岁月。唯一兴旺发达的行当只有两个，那就是文艺和体育。乐器行中人山人海，买胡琴的人都聚集在高价位的胡琴柜上。只有汪本贞在最低价位的那些无人光顾的胡琴跟前徘徊。良久，汪终于拿起了其中的一把，试了试音。这一试不打紧，那琴竟发出刚脆洪亮，大珠小珠落玉盘般悦耳动听的乐声，简直有点石破惊天！乐器行中，嘈杂声嘎然终止，立马鸦雀无声。汪顺势拉了一段最普通的过门，乐器行中竟像剧场一样响起一阵阵喝彩！随后汪问了问营业员，这把琴多少钱。
那时的中国人老实，还没学会囤积居奇。营业员如实答道，一元五角八分！
汪的儿子后来回忆说，他就是那天在乐器行中才真正认识到父亲的艺术价值和造诣的。许多年后，汪的儿子被调到中央乐团，参加排练交响音乐《沙家浜》。那把琴竟以穿云裂帛之势压到庞大的交响乐队。交响乐队的西洋乐器同行听说那把琴竟只花了一元五角八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罗嗦地写这一段题外的话，是想让网友们知道，父亲给我两块钱买胡琴，要和汪本贞先生所支出的相比，几乎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而我却远远没有胡琴大师的儿子那么幸运，竟有那样能点石成金的父亲！
我拿着父亲给我的两块钱，在我们家对过的武汉商场卖乐器的柜台转了转。营业员根本没正眼看我，我当然也就没敢贸然买。
二姐看我一幅无计可施的模样，安慰我说，她能找到人帮我买琴。二姐说，她的好友又又的姐夫会拉胡琴！
且说那又又本是二姐的中学同学。二姐上的中学，最初本是我日后大学母校的附中。六十年代初期的什么时候，教育部发了某个通知，综合性大学一律不设附中。那中学便被迫和珞珈山切断关系，混入芸芸众生，变成了武汉市第十四中学。
文化革命开始时，二姐所在的班级按党和人民的安排也抓了一个竟敢只走白专道路的小“三家村”，由语文科代表又又，数学科代表小平和英语科代表二姐三人组成。
（二姐长大之后，对数理化产生强烈兴趣，英语却变得极差！多少年后某一次考正高职称时竟考过两次！母亲为此悲痛欲绝，曾后悔过幼年没把二姐送进外语学校。当年武汉建外语学校时，校长本是母亲小学时代同学，曾试着说服母亲让二姐到外语学校去住读，母亲没同意。母亲的想法十分简单：英语本该是工具，把工具当做对象去学习似乎是喧宾夺主了。）
且说这“三家村”中的三位小阶级敌人都是女孩子。又又和二姐在武汉长大。那位竟和我们熟知的铁腕人物同名的小平却是从北方转来的铁四院子弟。又又和二姐彼时肩负的重任之一是教小平说武汉话。农作物中小麦的麦字的武汉方言，小平始终发音不正确，不是读成小卖，就是读成小磨。而蔬菜，小平干脆自以为得计地说是需菜！
最后，又又和二姐只好放弃努力，让小平继续说普通话。这一点小小的麻烦丝毫也没妨碍三人落难时结下的不渝友情。
小平和二姐都来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又又也是知识分子的孩子，但她的家庭却有几分不同寻常，那就是又又的家庭是由清一色的女性组成的，外祖母，母亲，姐姐和又又。
刚进中学二姐头一次上又又家玩就问过又又，说你爸爸呢？又又说我没有爸爸。二姐问是不是去世了或者和你妈妈分开了。又又却明白无误地重复说，不是去世，也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有爸爸！
后来的事实证明，又又的回答当然是荒谬的。这世上怎么会有人没有爸爸呢！
大约是一九七九年，我和二姐都放暑假的什么时候，二姐才头一次见到刚从监狱中释放的又又的爸爸。二姐告诉我，又又的爸爸是国民党军队中知识分子出身的某位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那些日子里，又又的爸爸随着部队撤到大约是西南边境一带，因思妻心切，便脱离部队返乡（要是晚几年没准能算弃暗投明，但那时不幸还太早，多么可惜呀！）。没想到又又的爸爸返乡刚播下又又这颗优良的种子竟遇上镇反的高潮。
还好，又又的爸爸大约是外出时偶然被捕的，在狱中又守口如瓶，没供出自己还有家小。自己受了将近三十年竟无家人探狱的凄凉煎熬却总算保全了妻女的这个小小的单亲之家。而又又那个年轻时长得端庄秀丽的妈妈，也算是投桃报李，一直等到丈夫出狱，全家团圆，从没动过哪怕一次再嫁的念头！
又又的家家（即外祖母）是个识文断字，通情达理，贤良慷慨且能干勤奋的老人（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老人家泡的带点辣味的酸豆角曾是父亲的最爱）。又又的母亲是级别很高的小学语文老师。又又的姐姐是级别中等的小学语文老师。由此大家该知道，又又的语文学得几乎比教她的老师还好就不足为奇了！
且说革命开始没多久，又又那个纯洁如水的单亲之家悠忽一下变得生气勃勃起来，原来，又又的姐姐竟结婚了，姐夫住进了又又家！又又的姐夫是文化革命前进大学，文化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上的是中文系，分到中学仍然教语文。这样一来，又又家的语文程度就更是突飞猛进，势不可挡了！
又又的姐夫是个才子，琴棋书画据说无所不通。因为年纪比我们稍大，又比我们多上了一个大学，又又的姐夫带着我们去买胡琴时很有些鹤立鸡群的模样。
不料已经走到了乐器柜台，又又的姐夫才算听明白，父亲竟只给了我两块钱！
两块钱买么琴呀？又又的姐夫大声且很生气地询问又又，把在营业员面前的难堪全部转移到又又身上。
又又胆怯地询问二姐，是不是真的只有两块钱。
二姐只好明知故问地又询问了我一遍。
我低着头，捏着父亲给我的两块钱，泪水已经涌入了眼眶，心中又难过，又后悔。难过的是，央求了父亲老半天，平时对我几乎慈爱无限的父亲竟会那样小气，只给了我两块钱；后悔的是，没有带上我的梦葫芦（武汉方言指一种让孩子存钱的容器）。梦葫芦中怎么也得有一块钱，那我就有三块钱了！
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乐器柜台上最贵的胡琴都带着高贵的琴盒。中档的胡琴也带着美丽的套子。而两块钱，那只能买最便宜的那种胡琴，它们赤裸裸地躺着，上面布满了灰尘，整个一幅饥寒交迫，任人宰割的模样。又又的姐夫随便挑了一把稍微干净一点的，根本没试音，交完钱就把琴递给了又又。那显然是想向营业员表示，他本人其实和这把竟只值两块钱的耻辱的琴毫无关系！
（那时谁能想得到，十年之后，我竟和又又那个高贵的姐夫在同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里一同走上了珞珈山上那片美丽的校园！虽然又又的姐夫是研究生，是我们班何老师的丈夫白老师和后来红得发紫的那个易中天的同学；而我只是普通学生，我和二姐还是压抑不住地在强烈的今昔对比之下感到由衷的欣慰！）
还是回到买琴的那个倒霉的日子吧！又又把琴递给二姐，二姐递给我。我怀着深深的，连累了二姐和又又的愧疚，灰溜溜地拿着琴，一个人回家了。
文化革命前我们家的墙上挂满了堪称一流的摄影作品。那都是父亲的好友，著名摄影家黄翔先生送给父母亲的。多亏父亲灵敏的嗅觉，在革命到来之前，及时地把那些摄影作品收了起来，那些作品才没有被毁于一旦。因为那些美丽的摄影作品被取走了，墙上便空出了若干钉子。我泱泱回家，不提买琴之事，只随手把那琴挂在一颗稍长的钉子上。全家老小无人对那把琴多看一眼，我自己也一样。原来还想学琴的那一点小小心愿荡然无存！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琴依然挂在墙上，却并没有走进我的生活。
有一天，我回家，刚走进我们家那栋楼，耳边响起一阵琴声。那琴声自如，流畅，清新，可人，如泣如诉，似云似烟……。我站着听了一会儿，那琴声相当娴熟，
我一边上楼，一边辨别着琴声从何处而来。
走到家门口，我才万分惊异地发现，那琴声竟源于我自己家！
走进家门，我看到大姐和几个同学在家。一个男孩子正拿着我的那把琴。很显然，那悠悠琴声……就是从那男孩子的指下传出的！因为我的回家，那男孩子停止了拉琴，把弓竖起来，然后把琴挂回墙上的钉子上。
大姐一向朋友多，某日有某新朋自某方来并不值得她不亦乐乎！汉语习惯用语中有物以希为贵的说法，就是说，什么东西一多人就没法珍惜了，大姐对Ｈ就是那样！我进屋，大姐继续和别的什么人说着话，并没有向我介绍说这是Ｈ君，也没有向Ｈ君介绍说，这是我的小妹妹。
因为那把琴的缘故，Ｈ看着我，对我笑了笑。我和Ｈ点了点头，然后我们开始说话。
Ｈ说，你姐姐说这琴是你的，我轻轻地嗯了一声。音质挺好的！Ｈ说。
要是以我刚听到的琴声而论，那音质真的是无可挑剔！我没说话，心中为自己庆幸并涌起对又又的姐夫深深的感激。
不料Ｈ接着说……这琴是新的，是谁帮你买的？我说是二姐好朋友……又又的姐夫。Ｈ说那人……耳力还可以，但眼力太差！我惊异地看着Ｈ，Ｈ笑着指着已经被他重新挂到墙上的琴，用手沿着琴杆划了一条线，让我看。我这才仔细地看了看那琴。原来那琴杆竟是歪的！连我这个近视加弱视的人都能一眼看出，可见其歪之显！很明显，又又的姐夫那一天不过是随便拿了一把琴，不仅没试音，根本就没细看！
这一下，我难过起来。联想起买琴的那个倒霉的日子，我渐渐地开始义愤填膺，暗暗决定，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得告诉二姐和又又！
但很快，我想起了那无比重要的两块钱！心中的怒火慢慢熄灭。
我告诉Ｈ，我爸爸竟只给了我……两块钱！两块钱，能买什么琴呀！当然只能买一把歪的……。
两块钱？Ｈ不笑了，睁大眼看着我，两块钱……很多了！过早（武汉方言指买或吃早点）可以过一个多月呀！难怪别人都说……你们家有钱！要是我爸爸能……给我一块钱买琴玩，我就高兴死了！
啊！我这才开始对Ｈ验明正身。原来Ｈ根本就不是我们院子里的，也不是那个剧团的，更不是姜伯伯的学生，而只不过是大姐的一个同学而已！
我也就是在那一个瞬间中才头一次知道，这世上竟会有琴拉得如此之好，却连一把价值一块钱的琴都没有的人！
那之后，　Ｈ很快和大姐熟悉起来，有一段，几乎天天上我们家来。
因为Ｈ，我开始对那把歪脖子琴发生兴趣。自然，Ｈ就成了我的老师！
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回首往事我都得承认，虽然我就住在名琴师的身边，但关于二胡这一乐器的几乎全部知识，我却都是从Ｈ那里学到的！
那个年代，书店里卖的全都是毛泽东著作（毛的稿费后来达上亿，竟能把孙子养得像一头良种约克并不奇怪）。您就甭指望能在那里找到二胡教程一类微不足道的书！二胡的书买不到，曲目当然也没有。我所知道的那些二胡的名曲目，《光明行》，《病中吟》，《赛马》，《良宵》，《江河水》……，都是Ｈ拉的时候，我自己用一支铅笔在纸上乱记的。后来，终于有曲目卖了——那是八个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的简谱形式的总谱！我便在Ｈ的指导下，陆陆续续买了若干样板戏的简谱。那些简谱售价低廉，我不用央求父亲，自己攒下的零钱就够了。
能买到的那几个样板戏拉完了，我的琴艺始终平平，毫无长进，完全彻底地停留在滥竽充数的状态。我从小对自己要求不严，极易满足。那时祖母，外祖母都健在，都和我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加上保姆和照顾祖母的亲戚，我那个庞大的家庭每日的流动人口都在十余口以上。但我却从来没有觉察到任何人对我的琴声有过最微不足道的厌烦。
真的，没人讨厌就是对我最大的夸奖！你怎么敢奢望被名琴师惯坏了耳朵的听众们竟会被你指下的那把只值两块钱的歪脖子琴感动呢！
然而Ｈ，他的琴声，即使是用我那把歪脖子琴；即使是在大师的跟前班门弄斧；只要你不带任何偏见，你也得承认，那绝绝对对是一流的琴声！
有一次，北京的大表姐出差到武汉，住在哥哥的房间。Ｈ并不知道大表姐来了，在另一间屋旁若无人地拉《赛马》，歪脖子琴上那两根弦被Ｈ拨得如金属般铿锵脆落。大表姐立马从床上起来，甚至忍不住推开门看了看，心中竟以为是楼下的大师上楼来了！
朋友们一定以为，至少我那位酷爱京剧，熟知民乐乐声的父亲会常常夸奖Ｈ君吧！啊！不！正好相反！父亲从来没有正眼看过Ｈ君拉琴，更不用说听了！
那也是少年时代的我最最为Ｈ君难过的一件事！
我和Ｈ渐渐熟悉起来！我知道，Ｈ是在一个名叫汉正街的地方长大的。
许多年后，那条汉正街悠忽一下出了名，变得比航空路，解放大道或者武珞路，街道口一类平庸的地方出名多了！但倒退四十年，在那个革命年代，孤陋寡闻者如我，假如不是偶然认识了Ｈ，根本就不会知道汉正街的存在！我这人一向爱屋及乌。因为认识了Ｈ，欣赏了他的琴艺，开始崇拜Ｈ，也就开始暗自想象那条神秘的汉正街。特别是，Ｈ学琴，据他自己说，根本没拜过师，就是从小在街坊邻居跟前边听边瞟学的！那样的话，汉正街当然一定是一条充满了浪漫音符且魅力无穷的地方。
没想到我满怀敬意地向父亲提起汉正街父亲竟毫无表情。那之后我才算搞明白，那汉正街几乎比我们视为故乡的城市武汉还古老。而父亲工作的那家医院根本就坐落在离汉正街仅一箭之遥的地方。
父亲当然早就知道汉正街，只不过一直没有产生什么特殊的敬意而已！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兴致勃勃地跟在大姐身后去了一趟Ｈ的家！
那条无比漫长的汉正街在那个年代竟会不通公共汽车。健步如飞者如我大姐都得步行三十分钟以上。可想而知，对我而言，那是一段多么艰难的历程！Ｈ的家住在汉正街的一条十分苗条的小巷中。那小巷，稍微胖一点的人，两人并排都有被卡住的危险。Ｈ家住的是木头房子，上楼的时候楼梯会呻吟，发出比较惊险的那一类电影中才会有的响声。我的另一个印象是那一整片房屋的黑暗，似乎大白天都无法不开灯。究其原因是小巷中的房屋盖得过于密集，无论是阳光还是月光都无法带入些许光明。
想到Ｈ的琴拉得那么好，他爸爸竟舍不得给他一块钱买琴，我便以为Ｈ家在汉正街一定得算穷人了！没想到我大大地错了！Ｈ家不但不穷，还是方圆数巷间最高雅，最洋气，也最富有的家庭！
Ｈ的父亲是远洋船长，常年在外；母亲相夫教子，呆在家中。Ｈ和我一样，在家最小。Ｈ最大的哥哥比Ｈ大十八岁，正好在Ｈ出生时参军，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朝鲜战场回来后，Ｈ的那个大哥被党和人民调到南方边境，负责香港某保密事务。于是Ｈ的父亲和哥哥竟能常常在香港见面，在那个年代，听起来真的像是一个冬天的童话！
Ｈ的其他兄姊都没有上大学，但照他母亲的话说，也都干着绝对属于体面的事（Ｈ的母亲似乎完全没受革命的影响而竟承认工农兵们在社会地位上的优越！）。Ｈ的父母原打算培养Ｈ作为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Ｈ也特别争气，在他上的那所ＸＸ巷小学，他一直是少先队的大队长。那所ＸＸ巷小学据说多少年才出了Ｈ那么一位优秀学生，竟考进了实验中学！
我万分遗憾地对Ｈ的母亲提起Ｈ的琴拉得那么好竟没有自己的琴。Ｈ的母亲却对Ｈ的琴艺并不感动，认为那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喝，街坊有的是会做琴的，那本是个玩的东西，没有必要花钱买！
到了Ｈ家，我和大姐同时发现了Ｈ母子俩以及Ｈ的街坊邻居们所具有的极惊人的能干。Ｈ母子俩都会给人理发，男女皆通，老幼咸宜。Ｈ的母亲和姐姐都会裁剪，还会缝纫。Ｈ和Ｈ的街坊邻居们还会自己做木工活，家中大大小小的家具居然都是自己做的！至于烹调和饮食，那就更不用单独提出来说了。Ｈ，Ｈ的母亲，Ｈ的姐姐，都做得一手色，香，味俱全的好菜，就是放在专业饭馆里出售也毫不逊色！那之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我们姊妹三人几乎全部衣服都是Ｈ的母亲和姐姐自裁自做的。我们家待客的米酒是Ｈ的母亲酿的。Ｈ则和他的街坊邻居们一起帮我们家做了一大批小巧玲珑的家具……。
很多年后，每当在报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到汉正街是怎样以小商品的零售竟一举走入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当代史的时候，我总会忍不住地想，汉正街的成名绝不会是偶然的！那片土壤中一定深深地埋藏着汉口老一辈市民们，特别是手工业者们的勤奋，智慧，机敏，务实和狡黠……。
由此，你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那些一场接着一场的红色革命风暴中屡次重复的，人还在，心不死那六字真言，真的是入木三分！
终于，大姐的朋友和同学圈子里传出了消息，说是大姐和Ｈ……好上了！那时大姐十八岁半；而Ｈ，才只有十六岁！
父母起初没引起注意。后来发现大姐确确实实有单独和Ｈ出外一类值得人们高度重视的行为，父亲便郑重其事地找大姐谈了一次话。父亲说话一向带着学习自然科学的人都有的那种简单明了。父亲说，医学生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男性生理的成熟期，更年期和老年期的到来，平均比女性晚五至十年。因此夫妻之间和睦的一个无比重要的生理基础是男性应比女性年长五至十岁。换句话说，老百姓们常说的，宁可男大一倍，不可女长一岁，竟是有科学道理的！
父亲当然完全没有必要为此举例，因为全家人都知道我们自己家的无比和睦以及父亲比母亲年长八岁的事实。
大姐是我们兄妹四人中最受父亲宠爱的孩子（我很荣幸地名忝第二）！父亲宽容大姐学习上的不够优秀，却珍惜也欣赏着大姐的健康，单纯，善良，大度和豪爽。
多少年后回首往事，我常常忍不住惊叹父亲的慧眼——难道父亲那时就知道，他的晚年几乎全赖这个对他一往情深的大女儿对他无微不至的孝道！假如父亲的孩子们个个都像我这样，父母在，竟远游；父亲将会有一个多么凄凉的晚年呀！
大姐一口答应了父亲……不会跟Ｈ好，并主动把Ｈ送给她的照片交给了父亲。
但我却很怀疑大姐是不是明确地告诉了Ｈ同样的话。因为就我的观察，Ｈ的举止一丝一毫也没受父亲那次谈话的影响。Ｈ和以往一样频繁地出没于我们家中，甚至和父亲都混熟了！父亲的卧室兼书房在我们家的那四室一厅中离大门最远。Ｈ每次来却都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地先去问候父亲……。
只是那段好景并不长，很快，我们的生活终于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发生了质的变化！
最开始，是学校进驻了工宣队。随后，上山下乡就开始了！
哥哥，大姐和二姐都是第一批报名下乡的。其时，毛泽东那段后来无处不在的伟大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还没有发表。
也几乎就在那同时，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父亲被关进了牛棚！
父亲被关进牛棚后，我所在的那所中学在工宣队的指导下开始“复课闹革命”。我每天上午上学校帮工宣队闹革命；下午则上牛棚帮父亲请罪。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消失了，自然，我也就再没碰过那把歪脖子琴！再后来，我就是想碰那琴也没法碰了——工宣队指挥部的人们竟精通数学，通过精密计算，他们认为，我们家人口经过上山下乡和牛棚的建立骤然减少一半，便封了两间房（还好，并无外人来住，只不过不让我们住而已！）。恰好挂琴的那间房在封之列！（岁数小的网友们或许会奇怪地问，你干吗不先把琴拿到不封的房间放着呀？殊不知，那个年代国家机器运作的方式绝无事先通知的道理！工宣队封房是来了就封，封了就走！就我自己当年的感觉，在一片惊慌失措之后心中真的只剩下深深的感激——他们竟只封了两间，没封三间或者四间！多么难能可贵的革命牛道主义精神呀！比我父亲单位那支工宣队更仁慈的工宣队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我真的都没有听说过！）
在那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Ｈ在干什么呢？大家一定以为Ｈ也下乡了吧！
Ｈ本是六八届初中的，属于老三届，和我哥哥，大姐和二姐一样，也应该一九六八年下乡。但Ｈ却迟迟没有报名，一直在家呆着。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之后，我的政治觉悟提高得极快。因为父亲的问题，为了给自己也给别人减少可能的麻烦，我主动地和所有以往认识的人都断了来往。我在其他地方曾写过，父亲在他住的那片牛棚中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牛鬼蛇神。父亲不幸犯下的那些罪行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我在毛主席像前代父亲请罪时，按照党和人民规定的顺序，完整地背诵那些罪行的时候，得停顿好几次才背得完！假如工宣队指挥部的党和人民们在背诵的时候竟不准我换气的话，我想，我肯定早就被活活憋死了，绝对活不到后来的高考恢复！（如前所述，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父亲单位工宣队的仁慈！）
而Ｈ呢！他却是一点也不掺假的红五类！根据伟大领袖脍炙人口的鸿篇巨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Ｈ的父亲属于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产业工人，在革命的排列组合中甚至还优于贫下中农（相当于雇农）！此外，Ｈ的父亲和Ｈ的若干兄姊们还都是老共产党员，党龄甚至和Ｈ的年龄差不多长……。
但Ｈ的政治觉悟却一丁点也没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而提高。
我明确无误地告诉Ｈ，我父亲不在家是因为被关进了牛棚。Ｈ却还是隔一，两天就到我们家来一趟，帮我买煤，买柴，买菜，做清洁……。我无所事事的时候，Ｈ就陪我坐着；随手帮我清那两间没被封的房间中的杂物；教我缝被子，缝的针脚尽可能看不出来；教我叠衣服，把衣服叠成商店出售前的模样……。
我问Ｈ，为什么不下乡。Ｈ说，不想下。我说这好像不是一个你想或不想的问题。Ｈ说是的，我想不想没什么用，我是在想找一个正当的，能不下乡的理由。Ｈ起先想多子留一，但他并没有其他同属老三届的兄弟姊妹。（如我自己那样应该可以名正言顺地办多子留一者在清理阶级队伍时都没法办成！）后来Ｈ又想转成病残，但他身体又健康得没商量。最后，Ｈ希望他父亲或大哥能给他出出可以不下乡的证明，但父兄却似乎很支持他下乡，认为那属于听毛主席的话一类……。
到了一九六九年快过五一的时候，街道居委会的红老兵们开始天天都上Ｈ家去。她们轻车熟路地把Ｈ家的家具往一边挪开，然后就满怀深情地载歌载舞，唱的当然是毛主席语录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Ｈ终于无可奈何地下了户口！
Ｈ去的也是大姐去的Ｑ县，但却是另一个区。大姐去的那个区在Ｑ县是一个边远区，离着县城还有遥远的六十里地。而Ｈ去的那个区却在县城的另一头。
Ｈ走之前，我想送给他一本日记本，已经买好了。但Ｈ却不要，拦住我，让我不要在上面写字。Ｈ说，你喜欢写，本子留给你自己用吧！Ｈ还说，你给毛主席写封信吧，反正我俩在家都最小，我们下了乡，下面就没有人下了！让毛主席世世代代都让城里的人下乡吧！最好他自己也从中南海搬到乡下去！
Ｈ说完笑了！我也笑了！笑完了，Ｈ也就走了！
Ｈ走之后的日子过得飞快。我先进工厂，然后又被工厂退回学校下乡。这之后我在农村发病，被巫医用新针疗法扎穿气管，险些在广阔天地中壮烈牺牲。而父亲在牛棚中竟只呆了短短的一年，“解放”之后还荣幸地被调往三线……。
好几年功夫，我既没见到过Ｈ，也没听人说起过他，当然也没有任何闲情逸致去想他。一直到大约是一九七一年，Ｈ才重新出现。此时，大家都工作了，虽然不尽如人意。
大姐身强力壮，理所当然地被分到食堂当炊事员。Ｈ比大姐好不到哪里去，在建工局下面的一个施工队当泥瓦匠。
要说起整个工作环境，Ｈ比大姐还要差！大姐虽在食堂三班倒，却能天天回家，而且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快就吃得红光满面的，让人从脸色就忍不住推测她的职业。而Ｈ却除了整天在工地吃，在工地睡，还随时有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粉身碎骨的危险！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和Ｈ同一个施工队中就有实验中学和Ｈ同样大的校友从脚手架上掉下来，虽抢救活却终身残废，二十一岁起吃劳保！（当然要和九十年代以降的中国民工相比，很可能还略幸福！）
大姐休息星期三。Ｈ似乎没有固定休息日。他只能碰巧也在星期三休息的时候上我们家来。而我的工作也是没有固定休息日的。这样一来，大姐见到Ｈ的日子不多，我见到Ｈ的日子就更少了！虽然很少见到Ｈ，我却常常在家人和大姐朋友的圈子里听说Ｈ，听说得最多的是……他和大姐似乎……仍然在好！
那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五年。到一九七六年之后，大姐在父亲的一手安排之下正式决定和我后来的大姐夫结婚，我这才真的再也没见到过Ｈ，也没再听说过他了……。
仅仅只是一年之后，因那场革命而被迫中断了十一年之久的高考恢复了！我们兄妹四人中只有大姐一人没考上大学。
大约是在一九七九年秋天的一天吧，我回家过周末，突然注意到一向豪爽，乐观的大姐竟沉浸在不同寻常的沉默和悲伤之中。
问起大姐，我才万分惊讶地获悉，Ｈ君……，竟会英年早逝了！
就在大姐结婚的那前后，Ｈ君也速战速决地结婚了！
Ｈ娶的是一只“藤上的瓜”（源于一首那时的流行红歌，其中唱道，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翻成如今的孩子们能明白的语言，也就是说，是一个农村孩子，没有武汉市的户口（户口在那个年代的无比重要性如今的孩子很可能也不懂）！Ｈ的条件很好，年龄并不大，还是男孩子。谁也不明白他干吗要找一只毫无共同语言的“藤上的瓜”，而且还要这么快就成家。但Ｈ却并不对任何人解释。在结婚不到三年的时间内，Ｈ的夫人生了两个孩子。而大姐却还根本没有做母亲，大姐后来的孩子比Ｈ的老大小整整三岁！
Ｈ的二儿子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Ｈ在工地上碰到雨天，无所事事，和同事们在工棚里打扑克，意外地赢了。Ｈ高兴得仰天大笑，笑完后倒地，竟停止了心跳和呼吸……。
我恍恍惚惚地听着大姐的叙述，突然间觉得心里空空的；脑子里也空空的……。
大姐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Ｈ……是笑着死的！说完，大姐又补充道，Ｈ……总是笑，那一天……告诉他我要结婚了，他也是笑……。
我想起，我那时告诉Ｈ我父亲不在家是因为被关进牛棚是低着头告诉他的。Ｈ说，现在到处都是牛棚，咱们整个中国……变成了个牛圈！哈！
我抬头，看着他的笑容，听着他的笑声！
而比那更早的时候，我看Ｈ拉那把歪脖子琴的时候，他低着头拉，只要一抬头，也总是满脸灿烂的笑容！
真的！大姐说的一点不错，Ｈ君……，总是在笑！我竟想不起什么时候见到过他沮丧的面容！
父亲听到Ｈ……英年早逝的消息，没有说话。那之后，父亲让大姐去看望Ｈ的母亲和夫人。在那之后的十数年间，大姐每年春节都会去给Ｈ的母亲拜年。
但Ｈ的夫人，大姐却似乎只在Ｈ去世后见过一次。
Ｈ的夫人没有武汉市的户口。按照那时党和人民的规定，孩子的户口随母不随父。所以Ｈ的两个儿子都没有武汉市的户口。在郊区的一个无名村落里，Ｈ的夫人看到大姐后放声大哭，为Ｈ的让人无法相信的早逝而悲痛欲绝。大姐这才知道，Ｈ的夫人名叫引弟，她母亲因为没生儿子一辈子在村里被人欺侮。引弟原以为自己的命运会因为有Ｈ，有两个儿子会改变，没想到在城市转了一圈最后还是返回了乡村……。
那场高考彻底改变了我们兄妹整个后半辈子的命运。特别是我，竟因此走上了浪迹天涯，离家不归之路！
一九九七年是我在异国他乡度过的第十五个年头，因为家中的房子要拆，母亲让我回家，清一下自己的东西，好带回德国。回家清东西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母亲一直保留着Ｈ君十六岁那年私下送给大姐，而大姐又主动地交给了父亲的那两张照片，而装Ｈ君照片的，是Ｈ君当年为我那歪脖子琴买的琴弦的袋子！
斯时，父亲去世已六年；而距Ｈ君的英年早逝……竟然已经整整一十八载！真是江河日下，逝者如斯啊！而那时又有谁能想得到，Ｈ君那样一个欢快的生命，在人世间竟只存活了短短的二十七年！
我心潮起伏地看着Ｈ君，看着他依然年轻的面容；看着他依然灿烂的笑容；看着他永恒地定格于十六岁那阳光男孩的诱人模样；想起他那能干的母亲和姐姐；想起他那早该成年的两个儿子；眼眶慢慢地潮湿了……。
母亲站在我的身后说，这孩子……真是可惜了！你还记不记得……他教你拉琴？他比你还多上一年学，要是那时和你们一起，也参加高考，说不定也出国了……。
母亲接着说，你爱保存东西……，可惜琴不见了！你就把这两张照片带到德国去吧！你爱写东西，将来写回忆录的时候，别忘了也写写Ｈ君……。
就这样，Ｈ君在母亲的书架上躺了二十年之后竟跟着我爬山涉水，来到了德国！
令我十分惭愧的是，我始终没成为母亲以为的那样，竟有可能写回忆录或传记一类东西的少数人。Ｈ君于是也就只能接着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白鹿寨主的《胡琴声声》才重新想起了Ｈ君，想起他的琴声，想起他的笑容，想起该写点儿什么，告慰一下他那遥远的在天之灵……。
终于，历时数载，我写完了这篇拉拉杂杂，毫无主题的小文！
说起来也让我十分遗憾，我至今竟不知道Ｈ君（１９５２—１９７９）准确的生辰，更不知道何月何日该是他准确的忌日。我只能带着模模糊糊的真诚写出我模模糊糊的思绪和怀念。好在Ｈ君……，他是绝不会在意的！
Ｈ君从来就没有太在意过什么，还在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就是那样！
啊！Ｈ君！我少年时代的恩师兼友人！愿你在天堂保重！愿来世的我还能听到你的悠悠琴声，见到你那蒙娜丽莎般永恒的笑容！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写于德国不来梅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9 华夏快递 kd09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