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能廷：文革中北大的一副“名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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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北大的一副“名联”

樊能廷

郝斌先生在《流水何曾洗是非》（《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块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中，写了个《三院的门对儿》故事（详见附录1）。
文革运动初期，有人在北大三院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副对联，不知怎的，传到“伟大领袖”那里。领袖就是领袖，颖慧高妙，以他独有的见地，更动了一个字，把“浅”改为“深”——“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这一来，点石成金，此语有“深”意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北大，“王八”就被当作正经的政治词语使用、传播开了。“御制”的诟詈，风行一时，不仅口头说说，还堂而皇之地登上报纸。通过大字报、小报、传单、广播，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城乡，泛滥于“口诛笔伐”，谬种流传、在全国引起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

昔日北大三院

现在说起北京大学三院，在互联网“百度”一下，首先搜索出来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我们这些曾经在文革前“熏陶”于燕园的年逾古稀之人，首先想到的，却往往是北大历史系——燕园三院。时过境迁，燕园三院现在可不是历史系，而是跟老外合办的“国际交流中心”，。
在北大燕园里走过无数次，究竟燕园校区有多大，还真是心中无数。笔者在北大步行、步测，燕园校区从西校门到东北门，大概是1.2公里；从南校门到朗润园北墙，大概是2公里——不包括西门颐和园路之西的蔚秀园、畅春园、畅春新园、承泽园，也不包括中关村北大街之东的燕东园、中关园、中关新园。
“燕园三院”还在，校内老一点儿的人，知道这个地名。图书馆的正西，南北方向长的长方形草地，叫做“静园”，它的正南是第二体育馆，北边过马路，有李大钊面朝西的塑像。夹着静园，西厢由北往南，依次排列一院、二院、三院，院门都朝东；静园东厢，对称地由南往北依次排列四院、五院、六院，院门都朝西。把静园看作一个时钟面板，这六个幽静的古色古香院落编号，逆时针顺序。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历史系“三院”发生的故事就多了。

昔日校刊骂“王八”

笔者检视北大校图书馆目前仍在开架的文革时期校刊《新北大》看到：
1967年5月16日，《新北大》第二版，《叛徒哭叛徒；自我大暴露》：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如此肉麻的吹捧大叛徒瞿秋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乌龟爱王八，王八爱乌龟，他们本来就是一丘之貉，当然勃、柯要为自己的难兄难弟哭丧招魂了。
1967年11月22日，《新北大》第三版，《评〈新北大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不管是牛鬼蛇神，乌龟王八，只要“反聂”就是他们的同志，就立刻请上山，结成“神圣同盟。”...第四版，《×××造反声明》：毛主席指示说：北大池深王八多。江青同志讲：北大是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
1967年11月29日，《新北大》第一版，《我校大力开展形势教育》：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揪出了形形色色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乌龟王八，痛击了老保翻天，同伸向北大的黑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7年11月29日，《新北大》第三版，《控诉陆平黑帮迫害工人的罪行》：旧北大这个池深王八多的鬼地方，哪里有工农子弟立足的地方？
1967年12月2日，《新北大》第三版，《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使用革命干部要大胆。诚然，我们应看到北大是“池深王八多”……
1967年10月12日《新北大》第四版《彻底粉碎北大老保翻天的逆流》说：“旧北大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堡垒，池深王八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这群大小王八以致命的打击。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1967年11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社论《砸烂旧北大，创建新北大》：“旧北大是一个‘池深王八多’的地方，也是一个各种‘王八思想’十分顽固、帝资封修百货齐全的黑店。”
1967年12月14日，《新北大》第一版，《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江青同志说：“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现在，隐藏在井冈山中的各色王八，正在一个个的被揪出来，证明江青同志的指示十分正确，证明井冈山兵团是一个走资派、反共老手、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庇护所，一个大方向完全错了的杂牌军。
1967年12月16日，《新北大》第一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可以看见牛辉林之流到底是什么货色——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保皇派，关帝庙里的癞和尚，林家铺子的店小二，丧家的陆平黑帮的乏走狗。只要稍微瞥一眼他们追随关、王、林反党集团爬行过的轨迹，就不难看出：他们没有关帝庙祭品的饲养和旧北大深池中大小王八鼻液的浇灌，他们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不管牛辉林之流怎样望穿了秋水，跪破了膝盖，他们的关帝圣君、王八菩萨，再也不能显灵了。
1967年12月16日，《新北大》第四版，《玩火者必自焚》：关帝庙捣毁了，王八菩萨垮台了，林家铺子倒闭了，山上群众纷纷造反了，而牛辉林的把兄弟，也已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1967年12月20日，《新北大》第二版，《历史系复课方向对头》：他们彻底揭发和批判了被反共老手翦伯赞等一伙王八把持的旧北大历史系十七年来为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滔天罪行，提出必须彻底捣毁旧北大历史系，夺回这块史学阵地。
1968年1月11日，《新北大》第四版，《十七年黑线卫道士的新伎俩》：他们不但是批判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坏者，而且是十七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卫道士，是北大这个深池中，从司徒雷登到陆平王朝七十年来大大小小各色各样乌龟王八的庇护人。在扼杀新北大红色政权的共同目标前，在死保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致利益上，五十天的资产阶级保皇派，与北大这个深池中十七年和三十年代的乌龟王八同流合污了；孔杨牛侯们与戈华、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文重、体育教研室的国民党支部和美国大兵等一大群王八在“二次革命”的反革命道路上携手共进了。曾几何时，他们在关王林反党集团的策动下，把北大搞得乌烟瘴气，何等嚣张，何等不可一世啊！但是逆流毕竟是逆流，终究代替不了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胜利把北大五十天老保与十七年王八的神圣同盟暴露在众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了。
1968年1月18日，《新北大》第四版，《陆平黑帮是怎样把大小王八拉入党内的？》：旧北大“池深王八多”，陆平黑帮党委忠实地推行了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秉承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旨意，千方百计地把一批大小王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入党内。...我们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为捍卫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而战。一定把一切乌龟王八从我们党的队伍里通通清除出去！为纯洁党的组织而努力！
1968年1月22日，《新北大》第二版，《警惕坏人利用派性保护自己》：我们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行动，迎头痛击了老保翻天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揪出了隐藏在我校这个深池中的形形色色的乌龟王八，除掉了埋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隐患，这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在我校的新胜利。...尽管红旗飘中的坏人，北大的乌龟王八现在暂时还能蒙蔽一些群众，煽动派性，制造武斗，然而他们的蒙蔽是不会长久的，他们终究是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我们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前一阶段揪出一大批乌龟王八的实践，完全证明，只有用无产阶级党性武装头脑，才能揪出一切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牛鬼蛇神。
1968年1月22日，《新北大》第三版，《再揭反革命两面派季羡林的三反罪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终于揪出了在东语系隐藏了十几年的大王八季羡林。真是大快人心，人心大快。“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正是对季羡林最绝妙的写照。
1968年4月15日，《新北大》第二版，《保卫毛主席 死了也甘心》：在北大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我们二总支的阶级队伍是怎样分化的？那些乌龟、王八、贪污犯、日本翻译汉奸的小子都上了山，“井冈山兵团”中有些人不用说是国民党，有的本身就是特务。...毛主席说：“北大是池深王八多”。“井冈山”的28楼就是一个王八窝。
1968年4月15日，《新北大》第二版，《毛主席的话说到咱心里》：我们学校那个“井冈山”，走资派、叛徒、特务、乌龟王八，都往山上跑，操纵井冈山的反动小集团对我们的革命左派、革命工人、贫下中农子弟恨之入骨。
1968年4月18日，《新北大》第二版，《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刘邓黑司令部的庇护之下，国民党的军阀战犯、御用文人、汉奸、特务却被做为神物供养起来，成为刘邓黑司令部统治的社会基础！“北大是池深王八多”，这是对北京大学阶级斗争的最本质的概括、最生动的写照！...尽管帝、资、封、修国民党的代表陆平保皇党有着很大的势力，但他们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洪流。
1968年5月4日，《新北大》第一版，《×××造反声明》：最后，深切的希望井冈山兵团大多数的革命和要革命的同志认清形势，丢掉幻想，甩开包袱，坚决造井冈山中反动小集团的反，造乌龟王八的反，彻底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1968年5月4日，《新北大》第四版，《山寨起火 众叛亲离》：长期以来，井冈山兵团的少数决策人，追随王关戚杨余傅反党集团，为适应王关戚杨余傅反党集团的需要，网罗了一批国民党、叛徒、特务等等大大小小的乌龟王八，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顽固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纲领，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1968年5月7日，《新北大》第四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文革就是好》：派文革论者，企图抹煞政权的阶级性，为北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为一切大大小小的乌龟王八、牛鬼蛇神、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鸣冤叫屈，为在北大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1968年6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粉碎翻案妖风，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四项决定和江青同志重要指示的严正声明》：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妄图通过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四项决定》和江青同志的重要指示，全盘否定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江青同志给他们定的铁案，从而进一步为他们“二次革命”的反动政治纲领翻案，为他们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翻案，为北大深池中的大小乌龟王八翻案，好为他们的黑组织杨余傅及其黑后台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五回合的伟大胜利。
1968年6月7日，《新北大》第四版，《翻案兵团的由来》：新北大革命派根据毛主席的“北大是池深王八多”的指示，揪出了一大串王八，它说是什么打击“革命干部”、“革命群众”；谢副总理传达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四点指示，它说是“先下结论后调查”、“政治陷害”...真是狗胆包天！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一版，《东语法律等系斗争如火如荼》：东语系的前身是培养特务的伪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伪北大乌龟王八控制的东语系。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一版，《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站好岗》：我们监改小组负责管理一百几十个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大小王八，每天都在同这些阶级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虽然被揪出来了，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在进行翻案复辟活动。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三版，《毒蛇并没有冻僵》：阶级敌人贼心不死，拒不认罪，一言以蔽之：就是企图翻案。乌龟王八想翻天，翻案兵团寄希望。操纵北大翻案兵团的井冈山反动小集团，是北大国民党势力的代表。乌龟王八把翻天的梦想寄托在翻案兵团上。...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有着刻骨的仇恨，连睡梦里都咬牙切齿，磨刀霍霍，想要杀人。法律系肖永清被监改组公开点名批判后，在睡梦中，把牙咬的格嘣嘣的响，大泄其反革命仇恨，狂吠道“杀！我要杀了你！”、“他妈的，什么洋奴，你他妈的才洋奴！”
1968年7月26日《新北大》第一版，聂元梓、孙蓬一审阅的本报编辑部《北京大学的革命火焰》：当戈华、张侠等乌龟王八伙同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向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时，江青同志果断地指出：“北大是老保翻天。”当王关戚反党集团疯狂围攻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时候，江青同志支持我们说：“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
1968年7月30日，《新北大》第三版，《毛主席为我们撑腰 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千山万水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新北大最了解、最关心！从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同志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伟大战略，到为我们亲手题词“新北大”，号召我们向北大深池中的大小乌龟王八展开猛烈的进攻，新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每个胜利，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
1968年8月18日，《新北大》第四版，《砸烂古典文献专业这口活棺材》：1959年配合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于1958年教育革命的猖狂反攻倒算，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齐燕铭、反党杂家武汉、邓拓和陆平、反动权威翦伯赞、魏建功、冯友兰、金燦然等乌龟王八密谋策划下，黑店终于开张了。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想把“王八”这个詈词扣在谁头上，就扣在谁头上。

旧时民间山神庙或土地庙的对联“庙小神通大，天高日月长”，在北大被伟人点化为“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风行海内，骂人的“王八”一词成为史无前例的政治“帽子”，可以尽情地扣在政治对手和“阶级敌人”头上。文革结束，低俗粗鄙的这副对联，流传、使用将近十年的“文革名联”，终究归于寂灭。

附录1
三院的门对儿

郝 斌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注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有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校园贴出，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即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北大历史系就有系主任翦伯赞等九人（注2：其他八人是：许师谦、周一良、徐华民、汪籛、徐天新、吴代封、范达仁、俞伟超。）的名字上了学生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这个时候，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也责令他们作出交代。场面控制不住的时候，像六月十八日，吴代封、徐天新、范达仁的头上，被扣了厕所的纸篓或纸糊高帽，脸上、身上、被泼了墨水。到七月末，“工作组”一撤，“天下大乱”，又揪出来二十个人。（注3：这二十人是：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陈芳芝、商鸿逵、阎文儒、宿白、荣天琳、陈仲夫、田余庆、高望之、杨济安、张注洪、李开物、夏应元、孙机、郝斌以及北京大学党委派到太平庄协助工作的党委办公室干部张胜宏。张胜宏后来在经济系任教。）两年之后，一九六八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罗荣渠、谢有实、吴维能、李原五人，“牛鬼蛇神”总数达到三十四人。这一年历史系（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还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是一百人（注4：参见郭卫东、牛大勇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未刊），揪出来的超过三分之一。“牛鬼蛇神”如此众多，成了一支队伍，批斗他们靠什么人呢？学生！学校里有的是学生，运动初起，重要的在于发动。青年学生一鼓即起，正是按照毛主席的亲自部署，充当了文革初期的的主力军。
各系的“牛鬼蛇神”都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面上，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批斗场。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文革委员会的机关报《新北大》报道，自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八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约达二百一十二点四万人次；（注5：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989～1997）（下册），第六五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仅八月十二日一天，就有十三点八万人，（注6：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989～1997）（下册），第六五〇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二版。）几乎赶上过年、过节时候的北京火车站了。我们每人胸前挂着一块“黑帮”分子×××的牌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招引过来。这时候的我们，活像动物园里的展物；而观众给予展物的，是责问，是斥骂，甚至是揪头发再加上一顿拳脚。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在三院。这本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红柱青砖，对开的朱漆大门，从大门走到小楼，要经过一条只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路面上长了不少青苔，院落十分幽静。一九六六年夏天，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又一层，有的前一张浆糊未干，后一张就贴了上去，其中以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常春藤还透出一点往昔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去理会它了。
有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二十四人，被叫到三院“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监管学生刚要押我们去校园拔草，还没有走出大门，就被迎面进来的“串联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小院的墙头上都站满了人。人流继续涌进院子，我们原来排成的队形早被打乱，压成了一个团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之中唯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和体弱的杨人楩、邵循正挡在身后，甚至连年过半百的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那时候我们被斗一个多月了，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一点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的三院，急难相扶，倒让我们找到一点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此后的十年，我们只是日日苟活，中间能有这么一回，为算得上是轰烈一场。那天与夏先生共同回首之际，我们都觉自安自宽！
话说当时的三院，站在前面的校外来人，与我们身子挨近身子，弄得我们本该弯着的腰也得直起来；他们想喊口号，也挤得抬不起胳膊伸不出拳头；站在后面的，既听不见我们的交代，更看不见我们的脸。他们感到不满足！三院门外的人群还继续往里涌，院子里形成一个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全无界限的尴尬场面。这时，人群中忽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
三院二楼有个大阳台，坐西朝东，当时早被腿脚快的站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之中真的分出一条道来，我们被推上二楼阳台，一字排开，挨个儿向台下交代自已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台上、台下也都安静下来。其时，约在八月下旬，正是毛泽东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手扶栏杆检阅小将的大幅照片，在当时的大报小报和宣传栏里，随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看我们站在高处，又身在栏杆之内，他们却要抬头仰看，不知怎么，就联想起“八•一八”的检阅来。这时候，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像是他们在检阅！让他们站到栏杆外边来！”
四十年之后，为写这篇回忆，我携一卷钢尺，到三院特地丈量了一回。那个栏杆的高度八十公分；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七十公分的排水槽，下凹的水槽，宽五十公分。当时，我们只好听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的水槽里，我的脚尖距阳台的边缘，约有十公分左右。不想台下又有人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院子里的推搡、僵持，延续了半个小时；我们被拉到阳台上，又被斗了半个小时。在栏杆外，烈日之下，我们个个头晕脑胀。我自思忖，栏杆外的排水槽，只有一膝之地，又是个凹槽，里面铺着石子，跪下，无论如何要控制住身体平衡，否则一头栽到楼下地面，虽不一定致死，摔断两根肋骨，怕是免不了的。
那一年我三十二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六十六岁了，杨人楩、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几位，也都六十开外或年近六旬，他们能撑得住吗？说来真是万幸，那天，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监管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的时候，向达、杨人楩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跪得工夫大了，他们竟一时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其实，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和羞辱，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絪是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时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在准确之中更求熟练，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在我们跪倒在三院之前几天，她被勒令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精神优雅的俞先生，是一个视尊严重于生命的人，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地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呢？回到家里，她就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我们耳朵里，还在心头振荡的时候，齐唰唰的一长排，我们也都跪下去了。
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强，恐怕承受不了这个待遇。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我们心里一惊，还好，他只是迟到了。虽然他因此被臭骂了一通，站在队里的我们却替他庆幸——向先生挺过了这一关！
日后，向先生还有第二跪，那就是他一个人的独跪了。周一良和我等人，后来也有二跪和三跪。到了二跪的时候，我才悟到第一跪原来还有热身功能。三院那天，齐唰唰一排，我们跪满了阳台上的排水槽；屈辱、压力虽大，可“牛鬼蛇神”的人数也颇为众多。力学上有一条定理：底面积越大，单位面积的压强越小，两者适成反比。它用在我们身上，就显出独跪与众跪的差别！若问，独跪愧，与众跪愧，孰愧？当时我们人人都是羞愧难当，甚至愧得寻死觅活！如今呢？如今，我要向有问的朋友高声呐喊，喊出一声：该愧的应有人在！该愧的不是我们！
此刻的历史系三院正是密匝匝、闹嚷嚷、乱纷纷！忽而之间，竟然得到伟大领袖的亲切一瞥，此事又有几人知晓？
一天，我们照例按时到达三院报到集合，进门的时候，看见褪色的红漆大门上，多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我自沦为“牛鬼蛇神”已经一月有余，低头弯腰、口称“有罪”等手、眼、身、法、步等四功五法的台上功夫，大致练就，心理上却还没有调适过来。这副对联，用的是当时写大字报的那种薄薄的粉连纸，字写得歪歪扭扭不说，贴也没贴牢稳，一副的上角耷拉下来，半个字还遮在里面。我看了一眼，心里就恶心、反感，觉得这是直白的人身侮辱，歪曲了严肃的政治斗争，相信有识有见的领导者一定会站出来给予引导和纠正。您别见笑，那时候我虽然身陷牛棚逾月，还是一脑袋的正统思想！过了几天，还是三院大门那个老地方，另换了一副对子，上联依旧，下联却改动了一个字，成为：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
这新的一副，字体大了许多，换了一手漂亮的颜鲁公，贴得也是严严整整。
时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时叱咤风云的聂元梓，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前一副对子时说：这对联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话，是他的女儿李讷当面告诉我的。（注7：《聂元梓回忆录》，第一六三页，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二〇〇五年。）
彼时彼刻，毛主席他老人家但凡有一句什么话发出，各地都要作为“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敲锣打鼓，广为传播，号称“不能过夜”，已经成为通例，可偏偏这个独家消息、足可抬高聂元梓身价的奇货，却悄没声地闷了下来，这是何缘故呢？后来看到的材料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个时候的打算，是把文革这把火直烧到高层，烧到全国去，可这是他葫芦里的药，又有谁能够知道呢！
原来这是一盘棋，不过刚刚开局而已。到得后来，只杀得天昏地暗，血流飘杵，方才见罢。此时此刻三院大门上的对联，不过是他布下的一个小小的棋子而已。北大北大！北大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成了政治棋盘上的金角银边！三院三院！三院沾光不小！
我被打成“牛鬼蛇神”，来得太突然。当时我家住在市中心的东单，距北大约有一个半小时的公车路程，交通不便。爱人担心我的处境，但是无从打听，不想，女儿给她带来一点消息。当时，不足四岁的女儿，在天安门附近缎库胡同一个街道办的寄宿托儿所里，星期六接回家。那天，她回家就告诉妈妈：“爸爸是‘黑帮’，在北大拔草！”这是托儿所一位到过北大的老师，同另一位老师说话时被她听到的。小孩子学舌并未经心，更不知道什么叫“黑帮”；可多少年之后我爱人仍然记得女儿说话时那一脸的严肃神情。她传达的是老师的语气，是那个时代的气氛，也是毛主席要把“文革”烈火从底层烧起的战略部署！我整天被人推来搡去，不知道观众里有女儿的老师；终日淹没在人群、口号和批斗声中，懵懵懂懂，我哪里知道自己的角色呢！
正是：
开局布子 金角北大劳借重，
池浅池深 银边三院有楹联！


附录2
“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略考

舒 声

“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句话在文革中用得很多，一些造反派把它作为对联贴在单位大门两边，以表示该单位“牛鬼蛇神”很多，借以辱骂和讽刺斗争对象。后来，这副对联又被改了一个字，变成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
但这副对联的出处是哪里，最早是在哪里使用的？后来是怎样演变的？很多人并不清楚，笔者做了一点简略的考证，发现这副对联最早的来源是古代土地庙的楹联。
土地庙，又称福德庙、伯公庙，为民间供奉土地神的庙宇，多于民间自发建立的小型建筑，属于分布最广的祭祀建筑，各地乡村均有分布，以至凡有汉族民众居住的地方就有供奉土地神的地方——土地庙。
土地神源于远古人们对土地权属的崇拜。土地能生五谷，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因而人们祭祀土地。土地庙作为人们集中祭祀土地神的地方，自然随之兴盛起来。按古代的习俗，每个人出生都有“庙王土地”——即所属的土地庙，类似于每个人的籍贯；人去世之后行超度仪式即做道场时都会选取其所属土地庙。
但因为一个村和一个农户的财力有限，土地庙一般规模很小，有的最后甚至简化成了佛龛，在屋子里供奉。有庙必有楹联，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土地庙虽然规模很小，但楹联也是不可缺少的。
以下是几副土地庙的楹联：

社对青山千古秀
庙朝绿水万年长

庙小神通大
天高日月长

保四方清吉
佑一寨平安

土能生万物
地可发千祥

莫嫌我庙小神小，不来烧香试试
休仗你权大势大，如要作恶瞧瞧

可见上联“庙小神灵大”是出于土地庙的一副楹联“庙小神通大”。至于下联，则是文革中北大历史系学生的再创作，把“山高日月长”改成了“池浅王八多”，贴在了历史系所在地——北大三院门口。
据文革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1980年代曾任北大副校长的郝斌先生回忆：
“一天（笔者注：应为1966年夏天），我们照例按时到达三院报到集合，进门的时候，看见褪色的红漆大门上，多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副对联用的是当时写大字报常用的那种薄薄的粉连纸，字写的歪歪扭扭不说，一幅的上角耷拉下来，半个字还遮在里面……过了几天，还是三院大门那个老地方，另换了一副对子，上联依旧，下联却改动了一个字，成为：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这新的一副，字体大了许多，换了一手漂亮的颜鲁公，贴得也是严严整整。”（注1：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块文化出版社，2014年，32页。）
那么这副对联是最早谁贴到北大三院门口的呢？一直没有人能够考证出来，最近，在2015年出版的《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第三集中（注2：孙兰芝等主编，《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第三集，九州岛出版社，2015年，230页），北大历史系1963级校友黄申章写到：
“文革初期，我和另一位同学在三院（当时的历史系办公楼）张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一位四清工作队负责人在形容当地阶级斗争复杂时用了这句话，我不恰当地把它借用过来）。后来毛泽东主席知道之后，改动一个字，把‘浅’改为‘深’，就变成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不曾想，我的冲动，我的偏激，我的无知，竟深深地伤害了许多教我育我的师长，深深地玷污了北大历史系这块圣地。至今想来，我还懊悔不已，自责不已。”
这就清楚了，第一个把对联贴出来的是黄申章和另一位同学，而他也并非对联的真正创作者，而是听四清工作队长说的，而工作队长则应该是根据民间流传的对联改编出来的。
那么又是谁把这副对联中的“浅”字改成“深”字呢？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1966至1968年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163页写道：
“北大那时候出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是讲北大的牛鬼蛇神多。过去总是说北京大学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有很多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现在把褒贬都颠倒过来了。这对联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去了，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话，是他女儿李讷当面告诉我的。池浅也好，池深也好，这都是对着教授们讲的。”
把北京大学这座全国有名的高等学府定性为“池深王八多”，是说北大“水深”，情况复杂，“牛鬼蛇神”众多，所谓“王八”当然指的是那些走资派和学术权威，也就是各级干部和教授。这不但是打击一大片，是对广大干部和教师的人身侮辱，也是对共产党领导下这座社会主义大学的错误定性。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在文革中，从工作组、校文革到工宣队、军宣队，都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广大干部和教师。
以历史系为例，文革开始不久，就有隋唐史专家汪籛（jiǎn）服毒身亡，考古专业青年教师俞伟超被迫在清华园车站附近卧轨自杀，幸而被火车头带的清道机扔了几米远，保住性命，但落了终身残疾。之后又有中国史教师李原被逼服毒自杀，历史系文革主任吴维能在圆明园自杀身亡。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保护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在中央专案组成员的逼供下，同夫人一起服安眠药自杀。在他遗体的裤兜里留下两个纸条：一是“问的问题无法回答”，另一个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校文革在干部、教师队伍中大抓“黑帮分子”、“牛鬼蛇神”，把几百名干部教师关进“牛棚”，强迫劳动，每天请罪，经常被挂牌批斗，不许回家，有些还被赶到远离学校几十公里以外的昌平太平庄去劳动改造。
1969年10月，迟群等人又把上千名干部、教师和家属驱赶到血吸虫病的灾区江西鲤鱼洲劳动，严重地摧残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注3：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京大学的广大干部、教师才得到彻底解放，扣在他们头上的各种“帽子”才被彻底摘掉。“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这副荒唐的对联，也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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