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书瀛：回忆钟惦棐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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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惦棐同志

杜书瀛

当了二十二年右派的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同志，一平反，就“落实”到文学研究所理论室来当研究员，这位年届六旬、个儿不高的老同志成了我的新同事。他是长辈，我们对他非常敬重，但是他行为举止却颇年轻，充满某种说不出的亲和力，而且愿意同我们这些晚辈“打成一片”，像“哥们儿”似的无话不谈。他黑黑的脸庞，眼睛里总透着机智和风趣，还经常说点儿笑话或逸闻，逗得大家欢笑不已，我们这些小字辈的人都喜欢围着他——没有想到，他在“那个世界”过了二十二年非人的“另类”生活，刚回到“人间”，还是那么积极、乐观。
有一天星期二上班，刚一落座，他就冲着我说：“小杜，小杜，我昨天遇到一件与你有关的好玩儿的事。有位同志看到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指着你的名字对我说：‘老钟，你看、你看，这个署名肯定是化名、是假名——杜书瀛，赌输赢也，作者批评某人有极左思想残余，有‘阶级斗争情结’，预计人家可能不服气要来辩驳，他就来赌一把，看看谁输谁赢，故名杜书瀛——谐音赌输赢……’我告诉他：‘这是真名。’他难以相信，说：‘不像真名、不像真名，若真名，叫什么不好，偏要去赌输赢呢！’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千真万确是真名，此人就在我们文学研究所理论室，我每次上班都见他，你有空跟我来，我可以验明正身！’”满屋子人笑得前仰后合。看来，说我的名字是“赌输赢”者，不止是张平化同志啊[1]。
钟惦棐同志之被打成右派，因敲“电影的锣鼓”而起。其实，他为电影敲锣鼓，也是跨行、串行——他原本学的是美术，搞的是行政工作。
说来话长。
钟惦棐同志1919年生在四川江津，1938年春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转入鲁艺美术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搞美术、教美术，后来又到文工团，不是挺好的吗，命运偏偏让他从1949年起到文化部参与筹建艺术局，当了一名管理文艺行政事务的干部，他自己说“是靠打电话管理桌椅板凳过日子”；他尽职尽责，白天很忙、很忙。当干部就当干部吧，偏偏他又思想太活跃，喜欢思考问题，而且眼光很锐利，文笔很爽快，白天忙完了“管理桌椅板凳”的事务，晚上坐在绿色玻璃罩台灯底下，眼前展开辽阔的精神空间，“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把所闻所见、所思所考，行诸笔墨，对文艺问题、特别是电影，发表意见。发表意见就发表意见吧，偏偏他的意见又特别精彩，目光高远，鞭辟入里，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一位著名的电影评论家。评论家就评论家吧，偏偏《文艺报》又看上了他，聘他为编委兼艺术部主任，成了电影评论界的一位不大不小的权威。权威，人家就要请他在关键时候、就关键问题发言。1956年，上海的《文汇报》开辟了一个专栏，名为：“好的国产片为什么这样少?”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展开讨论。这就需要一位“人物”就讨论做个总结什么的。于是，这件事就偏偏落在了钟惦棐同志头上；于是他欣然从命，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电影的锣鼓》一文；于是就惹下了大祸——转过年来，据此被打成右派。
据说当时文艺界、电影界对他敲电影锣鼓的所谓右派“罪行”穷追猛打，批得火烧火燎，体无完肤；最后他被摘除“命根子”——赶出了自1938年就以生命相许而宣誓为之终身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打入底层去“脱胎换骨”。我很好奇，究竟钟惦棐同志说了些什么，竟至被认为“罪大恶极”？《电影的锣鼓》那篇文章发表在1956年的《文艺报》，然而，吾生也晚，那时，在下是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没有看过《文艺报》；后来这些“大毒草”也绝不会允许其在外流传、毒害我等青年，所以多少年来我竟然从未睹其面目。日月如梭，星转斗移，钟惦棐同志终于从黑暗中走出来。八十年代初有一天，他忽然把一本蓝灰色的书送到我面前：《陆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刚刚出版。他说，虽是新书，却是老文——是他1950至1956年间的“夜生活记录”（夜生活者，夜里业余时间的写作生活也）。打开扉页，是钟惦棐同志的毛笔题字：“书瀛同志又从而批之  钟惦棐 年月日”。哈哈！“又从而批之”，还是来开我的玩笑。我如获至宝，急急翻看目录，最后一篇就是《电影的锣鼓》，文末括号注明“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终于见到“真身”了！一口气读下去，一字不落地去寻找他当年的“罪证”。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竟茫茫然毫无所获。我看到的，文章开头是：“这场锣鼓，也正是从电影与观众这个点子上敲起来的。在上海，《一件提案》的上座率是9％，《上地》是20％，《春风吹到诺敏河》与《闽江橘子红》是23％，另据北京《光明日报》的报道：从1953年到今年6月，国产片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70％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10％。纪录片《幸福的儿童》竟连广告费也没收回！……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谈影片与观众的关系，许多学者称之为“观众学”，今天看来很普通但当时是很先进的思想，谈得好啊，有什么问题吗？我琢磨了半天，鸡蛋里没有挑出骨头。一转眼，看到“票房价值”这个词，它在当时可能是犯忌的——你怎么不强调政治效益、不谈“为政治服务”而谈“票房价值”呢？再往下读，无非是：“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而作计划最简便的方式又无过于规定题材比例：工业，10个，工农，15个，以及如此等等。……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都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却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国家也需要对电影事业作通盘的筹划与管理，但管理得太具体，太严，过分地强调统一规格，统一调度，则都是不适宜于电影制作的。” “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
……
你们看看，都是些最平常的意见，连“娘”都没有骂一声。顶多，像用鸡毛掸子拂掉头上的尘土一般，像哄一个跌倒在地的孩子，抚摸抚摸他的脑袋：“别哭了，玩儿去吧！”这算什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我真想对钟惦棐同志说一声：你真想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得拿出点儿真家伙给人们看看呀；你又想叫我“又从而批之”，得有“批”的对象呀！现在看到的，真让我“失望”；眼前书中的几十篇文章，不但不能“从而批之”，倒是要“从而赞之”：它们短小精悍，内容深刻老辣，文字洗练优美。好文章！
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我太愚钝，也许时间过去了二三十年，评判标准不一样了。但是我又看到作者在该书《题记》中说：“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梅兰芳参加过最高国务会议回到家中，便找出载有此文的《文艺报》连读了两遍，竟然不知此文错在何处！话剧演员赵韫如也闻讯把这篇文章连着读了几遍。每再读时，都连连以手猛击脑壳，很怕以她和我的友谊而使自己迷失！但还是由于觉悟水平不高，看不出问题来。二十余年后，碰见不少老友和新友，都说他们知道我出了这档子事，但文章却未见到。但知臭名而未读臭文，我是很以为对不起他们的。”我大概就属于他的“新友”中的一个。而且，看来不只现在有不少“新友”（包括我）眼拙，而且二十几年以前的“老友”，眼拙者也很有一些。岂不都是些“愚人”（不是“愚公”）吗？
为何那么多人对“罪恶”失去辨别力？
真是个“愚人”的世界！
也是个荒唐的世界！
钟惦棐同志旧习不改，刚一平反，他就在早春时节（那时许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深秋或严冬之中呢）又敲起电影的锣鼓来了。1979年第4期《文学评论》，发表了他的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电影文学断想》。这次他的锣鼓敲得更紧、更响，而且因为对准江青、对准“四人帮”，所以满含愤怒；又因为他剑指要害，所以更加吸引读者的眼球。大概是憋了二十二年的劲头儿，一下子集中爆发，积了二十二年的话，如火山喷发冲向天际，所以文章一面世，就立即引起学术界、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的热烈反响。
记得我当初一读此文，顿觉耳目一新，理论室的同志争相传阅，都说赏心悦目。钟惦棐同志这篇文章，改变了我们理论室的文风。我们理论室同志的文章，从老到小，向来都是学院气十足，讲究的是：逻辑思维密不透风，演绎推理头头是道，引用经典严谨准确，选词用字恰当平实……但是有一样，这类文章，即使其优秀者，也是可敬而不可爱，没有多少亲和力，人们读它，似乎都得一脸严肃，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钟惦棐同志的文章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不按常规出牌，每个段落的小标题类似电影文学分镜头脚本——“编号1：光焰夺目的片头”，“编号2：人的焦点在变虚”，“编号3：长镜头和短镜头”……一直到“编号8：断想之余”。他以杂文笔法写论文，总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电影文学经验，针对江青、“四人帮”的破坏，辛辣、犀利、痛快淋漓、入木三分；他敢于直面现实，针砭弊病，针针扎在穴位上；而他的语言，你读了像喝绍兴老酒，有后劲儿，又如食橄榄，余味无穷。
此文还使我认识到，钟惦棐同志原来学识如此渊博，不但马列读得熟，活学活用，如他批评某些人“把文艺批评写得象判决书”，接着就化用恩格斯的话，自然天成：“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像磨碎小麦，踩死蚂蚁那样，使第二次否定成为不可能——别人由此不写作品或不能写作品了，不演戏或不能演戏了，不唱歌或不能唱歌了。”而且，钟惦棐同志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古今中外典籍，随手拈来，融合在自己血液里，成为生命的有机成分；又能够结合现实，接地气，生动、鲜活，充满旺盛的生命力，恰如古人所谓“活泼泼地”。譬如他把《庄子•徐无鬼》篇中的“郢人慢鼻”和“匠石运斤”的故事化用在自己的文章里，像吹了一口“仙气”，使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古事复活于今日，引出了一段精彩思想：

我们的革命后来引起了一些麻烦，其实也与此有关，即只顾运斤，砍掉了不少人的鼻子直至天灵盖，以致今天还在落实政策。那些以为只有在电影中讲政治才是政治的人，以为给人民以娱乐和美的享受为悖离了什么方向的人，倒也不妨想想：一部影响中国哲学和文学达两千年、直至鲁迅还深受其惠的《庄子》，竞有不少是从日常的很不起眼的事例中引出深刻的道理来，为什么我们的电影就非沉湎于空洞的镜头不可呢?

我后来写文章，努力写得带有生命的血色，努力接地气，努力说人间的百姓的活语言，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活泼泼地”……就是受了钟惦棐同志的影响；但是，这在我，只是目标，“心向往之”而已。
钟惦棐同志在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呆了几年，但他的特长是电影，有更适合他的地方，所以调中国电影家协会，任书记处书记，并当选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离开理论室，我们都舍不得他，有几位同志还追随他去搞《电影美学》；他也留恋我们，临别，他说，我恢复了党籍，也补了许多年来的工资，一定要请大家吃饭。于是，由他的夫人张子芳、儿子钟阿城（就是写《棋王》、《孩子王》的那位著名的、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张罗，在饭店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聚会。至今我还留有饭桌上其乐融融的美好记忆。

2013年12月5日于北京安华桥寓所


[1] 我在《名字的故事》一文中曾写到新中宣部刚成立时，在钓鱼台国宾馆十七楼会议室，向新任中宣部长张平化同志一一介绍工作人员，当介绍到我时，平化同志与我开了个玩笑：“你同谁赌输赢呀？”我当时没有想同谁赌输赢，但平化同志因忠诚于“两个凡是”，不久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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