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胡耀邦与党内第一次集体反思“文革”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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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1978年4月，在胡耀邦组织领导下，中央党校进行了一场“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第一次集体反思“文革”的重要活动。这次大讨论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迈出了正确认识“文革”的第一步，直接触及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并由此而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大讨论不仅是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声，而且为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能不能正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敢不敢评说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不仅关系到被中国能不能走出“文革”的历史阴影，而且关系到中国以后的道路将如何走。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告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了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等方面的工作任务。但是，“十一大”仍然坚持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的论断，称其“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鲜经验， “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1]
　　
　　 在总体上要肯定文革，在具体问题上又要纠正文革的错误，这反映了“十一大”在历史转折上的过渡性特征。如当时反映最强烈的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十一大”政治报告一方面强调“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审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求老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2]这是相互抵牾的。
　　
　　 “十一大”还提出了研究党史，特别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3]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对应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是在肯定的前提下研究“文化大革命”。从主旨上说，“十一大”的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与当时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意图是一致的，都是要“阐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阐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4]
　　
　　 要清理文革的遗产，对“三次路线斗争”进行总结，这在全党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在这个大题目下，党内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想把“文革”的罪责全盘推到林彪、“四人帮”那里，以维护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另一种是要以实践为衡量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文化大革命”，不能够也不应该回避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这个任务是由刚刚复校的中共中央党校承担的。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中共中央党校开展了一场“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是党内首先以实践标准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开篇之作，开启了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先河，奏响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一、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思路的形成
　　
　　 中共中央党校历来是党内斗争的漩涡中心，“文革”中更是严重祸乱之地，属于“斗、批、散”[5]的单位，连校舍也被军队占用了。在中央党校复校时，教学人员严重流失，整个校园残破不堪，后勤管理一片混乱。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履新。他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要一个一个问题地搞。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开设课程有四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学说（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教学实行“两个为主”的方针：学原著为主，自学为主。不到半年时间，各教研部搞出了教学方案，编出了近百万字的马列原著选读本。1977年10月14日，胡耀邦来到教研室讲话说：“这半年我们打了两仗，一个是整顿和加强党校，一个是搞了一个教学计划和（开学）讲话”。[6]
　　
　　 相比其他学科，中共党史的开课难度最大。中共党史原本是中央党校的一门主课。[7]在“文革”中，一部中共党史被歪曲的面目全非，充满了错谬和谎言，特别是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尤其不知所以然。这些历史问题不澄清，不仅影响到许多干部的政治生命，而且关系到能不能走出文革，开辟新道路的大政方针问题。历史问题的正本清源，是拨乱反正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十一大”提出的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任务，中央党校是责无旁贷的。胡耀邦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党校工作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都是把研究党史、总结历史经验作为中央党校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强调要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即“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当时，中央还曾想要中央党校筹建一个党史研究室，地位高于其他教研室，承担修史的工作。[8]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其中特别提出：“要认真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了讲话。叶剑英专门讲了修史的问题：“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
　　

　　
　　 胡耀邦对编修党史极有热情。在中共中央第一次讨论党校工作时，胡耀邦就提出了编修党史的问题。随后，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召集有关人员布置了修史的工作：争取在明后年搞出一个研究党史的计划大纲，上报给中央。他要求大家敞开思想，提倡争论，收集正反两方面的资料。[9]当时共产党国家的修史样板是苏共中央搞的《联共党史》。胡耀邦提出：我们要编写比《联共党史》更好的一部中共党史。当时，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还整理了苏联党史编写出版的情况，以及斯大林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指导思想，刊登在1977年8月15日的《理论动态》第7期，为党史编写和党史教学提供参考。
　　
　　 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的最大事情，还是如何总结“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即如何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问题。
　　
　　 胡耀邦对“文革”的思考由来已久。文革一开始，团中央首先受到冲击，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和他的副手们是最早被打成“走资派”的一批干部。十年文革期间，胡耀邦经过无数场的群众批斗会，戴高帽，蹲“牛棚”，做检讨，清算“罪行”，下放“五七干校”劳动，直到林彪事件后才被“解放”出来。“四届人大”后，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任职。在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中，他在中国科学院大力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与文革的帮派分子作斗争，成为全面整顿的一面旗帜，因此在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作为右倾“典型”，再次遭受批判，再次被打倒。经过十年的风雨沉浮，胡耀邦对这场运动已有了充分认识。1977年8月下旬，胡耀邦指导党校理论工作者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为平反冤假错案制造舆论。他说：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还说：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建议大家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过后不久，胡耀邦与《理论动态》编辑部的几个同志谈话，气氛很随意，有人问他：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他冲口而出：“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还举出内蒙的“内人党”冤案和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的例子加以说明。[10]
　　
　　 然而，要真正地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触及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的问题。虽然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但是，由于有“两个凡是”的政治禁锢和长期左倾思潮根深蒂固的影响，能够冲破思想牢笼的人是很少的。在中央党校的中共党史教学准备工作中也有相应反映。主要集中是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共党史的教学安排，要不要讲文革这一段？二是如果要讲文革的话，应该怎么讲？
　　
　　 关于要不要讲的问题，一种意见是知难而退，主张十次路线斗争，多讲前八次，少讲后三次，试图绕开文革这个难点。胡耀邦断然否定了这种意见，坚持要以研究“文化大革命”为重点，着重总结“后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11]
　　
　　 关于如何讲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学习“十一大”报告和文件；有的主张讲十次路线斗争史；有的主张印一些文件让学员自学，再请领导人作几场报告。[12]眼看开学在即，党史教学方案还是迟迟定不下来。
　　
　　 1977年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党史和党建教研室，听取教学准备情况。教研室同志反映说：当前教学最大困难是“三无”。一是无党史定本；二是一些重大是非无定论；三是教员多年不搞教研无人能讲课。教研室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大部分同志去搞党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先放下；另一个是还搞党史，把一至八次路线斗争的稿子发给学员，然后着重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即使是后一种，也是要依靠外援的：希望中央领导人能来讲课，中央能给个党史定本，请中央其他部门来协助，再请大庆、大寨等基层单位来介绍先进经验等等。
　　
　　 1977年9月22日上午，胡耀邦再次来到党史和党建教研室，就如何搞党史教学的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要点如下：
　　
　　 第一，自力更生搞好党校教学。胡耀邦批评说：“三不定”、“四依靠”是不对的。上面靠不了，友邻靠不住，下面不能靠。人家卖的瓜比我们自己卖的甜？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下这么个决心，自力更生，长我们自己的志气，立他一个雄心壮志。即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主要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孜孜不倦地学习，也依靠我们的学员。同学员打成一片。
　　
　　 第二，学马列原著原理不能搞教条主义。胡耀邦讲：我们选编了近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最高的定论、最根本的定本”。把这些原理真正搞懂了，首先是分清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是非，一破一立，林彪、“四人帮”的谬论也就清楚了。中国的骗子多，不要上当。
　　
　　 他还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搞灵魂的东西、实质的东西，不要搞“条条玩条条，脑袋玩脑袋”的东西。归纳多少条，归纳的好，就叫体系；归纳不好，就变成一种僵死的教条了。毛主席在延安对教条主义挖苦的很厉害，说他们生吞活剥，当了一个外国的留声机。
　　
　　 第三，关于党史教学和编党史本子的问题。胡耀邦讲，党的历史确实需要一个定本。叶帅和许多老同志都希望搞出一本党史。他为此找过邓小平，邓小平要党校先搞起来。胡耀邦提出了写党史的设想，想搞出一个60年40万字的本子。前边的可能好写一点，50年代末60年代难写，九次、十次路线斗争更难写。但是，我们总要有人向这个目标前进。关于党史教学怎么搞，胡耀邦提出：“就是进一步弄通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是写出个稿子来，作为报告也可以，当作文章发表也可以”。他还说：“把这个主题抓住了，华主席交的任务我们就基本完成了。”
　　
　　 第四，干部教员要自觉清理自己思想。胡耀邦说：“这十几年来我们党内受错误路线的干扰，制造了那么多的谬论，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因此，我们有一个自觉清理自己思想的问题。”“这十几年来，报刊上发表的很多东西，包括自己同意的、甚至宣传过的东西，要下决心重新认识，也就是说要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回来，把弄偏的弄歪的东西纠正过来。”我们现在理论工作面临这么一个问题，折衷主义的问题，因此要独立思考、独立辨别，不能含糊不清。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包括比较复杂的思想感情。[13]
　　
　　 胡耀邦还特别提出：为什么中国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多。你们搞了十一次了，这么激烈，这个共产党可是难当，天天不安生。这个问题必须要向全国、全世界解答。
　　
　　 这次汇报会正式确定了重点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党史教学思路。会后，教研室正式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负责起草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材料。[14]
　　
　　 二、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深知责任重大，起草工作非常慎重。还专门召开一部高级干部班的部分学员座谈会。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研究小组提出了两个初步方案。一个方案讲第九、第十、第十一次三次路线斗争；另一个方案只讲第十、第十一次。因为刘少奇的第九次路线斗争，实在讲不清楚。两个方案都是按照“十一大”的调子写的， 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调。[15]方案打印十几份，报送给了校党委。
　　
　　 1977年12月2日上午，中央党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各学员部负责人等参加，专门讨论党史教学问题。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敞开思想，对党史教学方案提出了直率而尖锐的批评意见。
　　
　　 胡耀邦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要立即收回，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走漏出去怎么办？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没有按主席的想法搞，许多做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坐喷气式是主席思想吗？主席领导几十年，是这样的思想吗？主席历来不是这个思想。夺权，大部分干部都靠边站。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当时是方兴未艾，怎么排除得了？中央文件怎么选？不能贴标签。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错了就是错了。胡耀邦明确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他还列举政治、经济、冤案错案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他说：“时间越久越看到‘四人帮’给党和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的深重，把党分裂了，群众分裂了，民族分裂了。”[16]
　　
　　 胡耀邦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老干部的热烈响应。有的说：“文革”是延安审干抢救运动的发展。有的说：“文革”比抢救运动厉害多了。有的与会者具体列举了许多文革的问题和错误：如《十六条》提出要重新组织革命队伍，同毛主席说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有矛盾；一月风暴是打倒一大片的反革命夺权风暴；“四人帮”夺权就是打击党，打击老干部等等，有的则从宏观上讲，要把文革从头到尾清算一下。清算是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错了，账为什么不能算呢？毛主席带头算了账嘛！为什么不可以算？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们要继续开下去……。
　　
　　 与会者对文革提出了许多质疑：关于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主席路线是否占主导地位？“文革”究竟胜利在什么地方？“一月风暴”怎么看？“二月逆流”怎么看？揪“走资派”怎么看？有没有十七年“黑线”专政？等等
　　
　　 大家一致认为：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很大，很重要，很不好讲，是全党关心的问题。但按这个提纲讲，会更混乱。会上也有人说：有些问题党校解决不了，要中央作结论。这一期能不能讲？短短的时间，我们的水平行不行？胡耀邦态度非常坚定：要讲！现在是研究怎么讲的问题。他提出：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要跳出框子，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主持会议的冯文彬说：问题比较重要，也是全校学员关心的，必须研究，避也避不开。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应再说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没有这一条，根本不要干。按着现在的方案搞，越搞越糊涂。搞党史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尽管难，但时间不能拖，越早越好。一月风暴什么性质？我们看事实，不管那个电报主席看过没有。用客观事实作标准才是科学态度。
　　
　　 最后，胡耀邦提议，由哲学教研部主任吴江牵头，与搞党史的同志一道，一个月搞出新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这次会议否定了党史研究以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为是非标准的传统做法，明确提出了要以实践作为检验历史的评价标准，是最早提出要对“文革”重新评价的一次会议。
　　
　　 会后，“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重新检讨了研究思路，对胡耀邦和校委扩大会的批评心悦诚服。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和冯文彬一道，听取了吴江和研究小组成员的汇报，指示了研究小组的任务目标和指导思想。
　　
　　 胡耀邦提出：要搞一个研究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讨论提要，字数二万五到三万字。分五个部分。一是引言。讲为什么要着重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怎样去研究这段党史？二是九次路线斗争。主要是摆事实，不从概念出发，刘少奇路线的问题是搞乱了套的。三是十次路线斗争。这次斗争，不只是林彪、还有‘四人帮’，他们是一伙的，文化大革命前就勾结了。他们是怎样作恶破坏？四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现在对‘四人帮’同林彪勾结的问题讲的不够。五是讲没有写进去的问题。如“文化大革命”三七开？哪些是三？哪些是七？十几年严重的破坏估计足了没有？十几年严重的破坏估计足了没有？胡耀邦特别强调：今后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搞四个现代化。“林彪、‘四人帮’作恶几十年。时间越长，我们回头看，‘四人帮’为祸之烈看的更清楚”。
　　
　　 关于稿子的写法，胡耀邦说：要讲主要问题，主要事实，枝节问题抛开。字数二万五到三万字。名字就叫讨论提要。他要求研究小组，用一个月的时间搞清楚基本事实和基本结论，到明年一月中旬拿出初稿，最少要修改二、三遍。我们有所解释，让大家议论纷纷。
　　
　　 研究的指导思想是胡耀邦着重强调的问题。他说：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是方法论。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要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脱离实际，断章取义，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胡耀邦提出：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会发生这场“文化大革命”？要大家认真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写出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他再一次强调：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靠只语片言。[17]
　　
　　 冯文彬也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这个文件搞得好，也是为成立党史研究室打点基础。这段历史避是避不开的。既要研究，又要有点精神，敢于打破“四人帮”的框框。不要精神不振，顾虑重重。稿子的关键是引言，要写深写透。他还建议，要请一部学员开座谈会，提供一些事实根据。
　　
　　 由于指导思想的明确，起草工作进行得很快，一个月后，研究小组就把文件搞出来了。题目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草稿）。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提要”初稿报送胡耀邦，并附信说明：“提纲草稿已拟出，是大家讨论的结果，我也作了一些修改，大都是陈言。请审阅后再作一次指示，以便逐步改进。”
　　
　　 “初稿”分五个部分。首先是“引言”，以后依次讲三次路线斗争，最后是对“文化大革命”如何估计的几个问题。“初稿”还不可能从正面突破中共十一大肯定“文革”的基调，如吴江所说“大都是陈言”，但在“陈言”下又添加了十分重要的新内容，即：突出强调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初稿在“引言”中说：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被歪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我们应当“摆脱有关个人利害得失的种种考虑，敢于触及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和一切被实践证明为谬误和片面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如实地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重大经验教训（包括个人的经验教训在内）”。“这样地研究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实现思想大解放的重要环节之一”。
　　
　　 此时，中央已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兼管中央党校。胡耀邦在百忙之中，抓紧审读了稿子，于1月20日 作出批示：“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14000字，可扩充到30000字。”
　　
　　 1月24日下午，胡耀邦又找吴江和研究小组成员约谈了他对初稿的意见。他说：首先是意气风发地写，第二步再看那些地方不严谨。史料不成问题，观点也可以，就是勇气问题。要敢于大胆直书。我们不写子孙还是要写的。写史，不是理论多高，而是严格地实事求是，分析不高还可以原谅。我们要忠于史实，不是人家的账不写，就站得住脚了。拨乱反正必须有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打仗要搞敢死队，思想斗争也要搞敢死队。党史党建是压轴的，要使学员在思想上有触动，十天半月睡不着觉，大有好处。[18]
　　
　　 在“三次路线斗争”提纲初稿出来后，胡耀邦提议：稿子先不上报中央，作为草稿先印发给第一期学员800多人内部讨论，征求意见，然后将提纲连同学员意见一并上报中央。再考虑如何着手编写。[19]此议得到校党委扩大会议多数人的赞成。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研究小组加班加点，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之前拿出了新的修改稿。修改稿扩充到38000字左右。
　　
　　 三、《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的起草和理论反思
　　
　　 中共中央党校复校后的第一期学员班次有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和理论宣传干部班，分属一、二、三部，共807人。分为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来源情况比较复杂。有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有选拔进领导班子的劳模，到党校学习提高；还有在“文革”中犯过严重错误，不宜留在原岗位，派送到党校学习。学员们各自的境遇不同，其学习心态和对问题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为了营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民主学风，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强调说：我们在教学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中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校内研讨问题一定要畅所欲言，讲真心话；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顾虑重重，不要讲违心之言。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学好理论，提高认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党性。为了解除学员的思想顾虑，胡耀邦公开宣布：我们除了要认真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外，还要加一条：不装（档案）袋子，学员结业时不作鉴定。
　　
　　 胡耀邦经常亲自参加各教研室会议和各班次学员支部小组的活动，平等地与大家讨论问题，带头敞开思想，直抒自己的观点，每每给大家以思想的启迪。他平时住在学校，就在教工食堂与大家一起就餐。常常在饭后直接来到学员宿舍，与学员们交谈，鼓励大家解放思想。胡耀邦的坦诚、平等、民主的人格风范，给党校的教职员和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的中央党校，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是全党思想理论最活跃的地方。当时中央党校对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的揭发批判，也对学员震动很大。在学习中共“十一大”文件时，许多学员都提出了很有分量的意见，不是人云亦云的表态，真正有自己的思考，许多问题提的非常尖锐。不少人还提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真正做到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使大家能敞开思想发表意见、讨论问题，希望中央党校能够带个头。[20]
　　
　　 中央党校在课程设置上突出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内容。在哲学教学单元，着重从认识论的方面批判了“文革”中的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以权力标准、语录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中央党校还将学员的学习心得体会，选取了一些思想水平比较高的，打印出来，提供交流。胡耀邦还对有的文章写了批示。
　　
　　 上述这些活动，为中央党校研究和讨论文革的“三次路线斗争”，提供了思想的和理论的基础。
　　
　　 “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根据冯文彬的建议，于1978年春季开学后，邀请一部高级干部班的部分学员开小型座谈会，听取对稿子的修改意见。被邀请的人中，有红军时期就从事政治宣传的舒同，还有在上海长期从事文教工作的杨西光。杨西光在会上讲：“光批判林彪、四人帮并不难，问题是经验教训要总结充分，这方面搞的不够”，“对左不批判不行，无限上纲也不行，要实事求是的加以分析。”[21]根据这次座谈会的意见，研究小组对稿子进行了最后的修改。
　　
　　 1978年4月，研究小组最后定稿，题目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以下简称“提要”）。
　　
　　 《提要》的章节如下：
　　
　　 一、为什么要着重研究和怎样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二、关于第九次路线斗争
　　
　　 （甲）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内容、实质和特征
　　
　　 （乙）揭露和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
　　
　　 三、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
　　
　　 （甲）九大前，林彪集团勾结“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
　　
　　 （乙）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四、关于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甲）“四人帮”变本加厉推行披着“左派”伪装的极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乙）粉碎“四人帮”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五、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表现的一些特征
　　
　　 六、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
　　
　　 《提要》虽然没有从完全跳出中共十一大肯定“文革”的政治框框，但在这个框框下强调“应当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树立了实事求是地研究路线斗争的客观标准，促使人们对“文革”的深入思考，迈出了否定“文革”的第一步。
　　
　　 《提要》是一个“以论代史”的写作模式，最具新意的思想成果，是提出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三条原则。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第三，“应当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
　　

　　
　　 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即对实践标准的论述。它引用毛泽东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的话为依据，说明“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要尊重历史事实。“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22]如此旗帜鲜明地论述评价路线是非的实践标准，是“文革”后的第一次。
　　
　　 《提要》打破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框框，强调实事求是地认识错误。旗帜鲜明地提出：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澄清事实真相和重大的路线是非，彻底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是目前所需要的“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最棘手的还是第九次路线斗争，即刘少奇的问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决议，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永远开除出党”，进行全民大批判。研究小组提出，要把刘少奇的问题与林彪、“四人帮”的问题从性质上区分开来，前者是党内路线问题，后者是反革命集团。[23]为了搞清楚给刘少奇诸多罪名的来由，研究小组找到一些知情的学员进行调查。“三自一包”的问题，找了来自农业部和安徽、吉林等地学员；“三和一少”的问题，找了来自外交部、中联部等单位的学员。他们详细地说明了事情经过，证明这些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至于“文革”中大批特批的所谓“黑六论”[24]，研究小组认为这是党内不同认识的问题，在《提要》中不再提起。
　　
　　 《提要》在刘少奇问题上，虽然还延续了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但一是肯定了毛主席的路线“始终占着统治的、主导的地位”，二是明确说刘少奇路线到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已告结束”，这就把刘少奇和造成“文革”大动乱的政治责任实际上区别开了。这样，刘少奇问题的主要内容，只是限定在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提到的几项——即1962年的右倾、1964年的形“左”实右、“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提要》正式铅印时，研究小组根据领导的指示，又抹去了稿子中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扣在刘少奇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25]这实际上是擅自改动了中央的正式决议。
　　
　　 1978年4月上中旬，在党的学说这门课程中，党史教研室将数易其稿的《提要》稿正式铅印下发第一期三个班次的全体学员，让大家充分讨论，征求修改意见。
　　
　　 四、“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及其反映
　　
　　 1978年4月，《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下发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了一场全校范围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非常热烈。不光在课堂上争，在饭堂上也争；不只在讨论时争，在散步时也争。整个校园都在热烈的讨论气氛中。
　　
　　 党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都有，在“文革”中的境遇各不相同，思想解放程度也很有差异。在讨论《提要》中，人们意见分歧很多，争论非常热烈，从写作体例、思想观点到措辞用语都提出了许多意见。往往同一段文字，有的同意，有的反对；有的认为话说过了，有的认为说得还不够。许多小组都整理了三四份修改意见。还有个别学员觉得小组整理的意见不足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又另写了一份意见呈上。党史教研室、《理论动态》都派人参加了学员的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
　　
　　 第一期三个班次学员讨论材料最后都汇总上来。这些材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疑问和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反映了“文革”结束时期人们头脑混沌初开的思想状况。有的认识还停留在肯定“文革”的旧思维上；有的则大胆地对“文革”提出了质问；有的在原则上是肯定的，具体问题上又是否定的；有的提出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希望予以解答。
　　
　　 学员们对编写《提要》总体上都是肯定的。认为“这个材料虽然还是初步的东西，但毕竟提供了线索”，大体上勾勒出了三次路线斗争的轮廓，为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意见，对于澄清思想、分清路线是非有很大帮助。“尽管有些问题写得不够，但大方向是对头的”，是个很好的开端，具有积极的意义。大家非常赞成党校发动学员集体讨论征求意见的做法。有的学员还提出建议：“有必要全党来进行总结”。对《提要》的指导思想和研究原则，学员也有相当积极的回应，认为“提得对”，“对于引导大家正确地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很有必要的”。[26]
　　
　　 在讨论中，学员们特别注重《提要》的第二条研究原则“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认为“这一条很重要，是正本清源，要把它说得更充分一点。” “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需要突出强调”。有的建议还要加上“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些学员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不然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代价就白费了”。有一位高级班学员直截了当地指出：“不能拿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文件作最后标准，应以斗争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27]
　　
　　 学员对《提要》存在问题的反映，主要在写作思想和体例两方面：在写作思想方面，一些意见认为编辑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许多重大问题，讲得吞吞吐吐，有些干脆回避掉了”。也有意见认为是讲过了。有的学员还说：“是真理就不怕辩论，怕辩论就不是真理，不能回避要害”。在体例方面，比较普遍的意见是：材料像是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录，不像写历史。也有意见反映：看不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导作用。
　　
　　 在讨论中，各种意见众说纷纭，许多观点截然对立。有的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揭露不够；有的则认为：讲负面的东西多了，“看不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更普遍的是自我矛盾，抽象地讲“文化大革命”还是要肯定，但在具体问题上又是全盘否定的。但是，无论是肯定的意见还是否定的意见，只要能放在一起平等讨论，就会启发人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一旦能够以民主的方式进行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了，在相互碰撞中，势必会促进人们深入思考，得到理性的启迪。
　　
　　 在讨论中，学员们以设问的方式对“文革”提出了各种质疑。许多问题突破了中共“十一大”的框框，有些设问实际上已经指向毛泽东了。主要争论观点如下：
　　
　　 1、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许多意见提出：“文革”中出现了许多严重情况，“只说不可避免，不足以服人”。一些学员还举例说：把林彪写入党章，是不是不可避免？张春桥、江青为什么摆到那么高的位置上？九大、十大的组织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中央文革小组一个好人都没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混进这么多坏人，是怎么来的？中央文革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干了不少坏事，在组织上一度凌驾于中央之上，代替中央发号施令，对中央文革应作如何评价？有的还提出了多年来党的“左”倾的问题，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一直存在，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利用，危害很大。
　　
　　 这些意见对“路线斗争”反映强烈：十年来直至打倒“四人帮”为止，把任何工作上，思想上的错误都提到路线上来整人，叫做上纲上线，动辄扣上“走资派”帽子。因此要求搞清楚，形成错误路线和具体工作中的错误的区别是什么？“走资派的科学标准是什么？” 有的还建议党校，写一篇“什么是路线，怎样正确的进行路线斗争”的文章。
　　
　　 在这些提问背后，有着意味深长的潜台词——“文革”搞了十年多，结果是坏人当道，连有没有“走资派”还不清楚，什么是“路线问题”也不明白。那么，“文化大革命”的“七分成绩”还在那里呢？
　　
　　 2、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问题
　　
　　 许多意见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如何估计，是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出发点和基础。必须充分肯定十七年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学员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省市地区以及各级部门控制程度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现在看，是否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了?” 不少意见是直接批判“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认为《五一六通知》对当时敌情估计过头了，把“走资派”说成是“一大批”，造成“打倒一切”，全盘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工作，问题很大。这些意见实际上是否定了毛泽东关于 “文革”的发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的论断。
　　
　　 许多意见直接质疑文革的发展过程：“这次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之久，原来是怎么打算的，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是有计划的搞这么久，还是由于形势发展控制不住？如果是控制不住，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教训？”还有的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是不是不可避免？如果能够避免，为什么没有避免？这里有什么经验教训？
　　
　　 这里的潜台词是，既然“文革”前十七年肯定了，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也都有错误，“文革”过程也没有控制住，那么“文革”的必要性又从何谈起呢？
　　
　　 3、关于刘少奇路线的问题
　　
　　 学员们对《提要》中不再提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反应非常强烈。有的是直接询问：“为什么给刘少奇摘掉了‘三顶帽子’？”有的是间接询问：“是不是中央有什么新精神？”有的则责问：“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还做不做数？”甚至有人当面质问下班老师，“谁给你们的权力？”有的人勇敢地提出：说刘少奇是叛徒，证据不足。[28]
　　
　　 关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意见，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刘少奇路线的起止时间如何划分？一些学员提出：“如果说建国后就有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那么刘少奇两次当选国家主席就不好理解了”。还有学员提出：刘少奇的路线与第七次、第八次路线斗争有什么关系？与八大有什么关系？有的说：“‘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过去一直说是刘少奇塞进‘八大’决议的，批了很长时间，现在应该怎样看？”关于刘少奇路线的结束时间，《提要》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基本结束了。有些学员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提得对。有的则不同意，说为什么毛主席在会后还接见红卫兵，让红卫兵到处造反？
　　
　　 （二）刘少奇路线有哪些内容？许多意见反映：在“文革”中大批特批的东西，如“黑《修养》”、“黑六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和一少”、“工业七十条”、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管卡压、专家治厂、洋奴哲学、文艺上的封资修……，现在应怎么看？有的还说：在“文革”中批刘少奇的范围很宽，许多地方“批过头了”。
　　
　　 （三）关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许多意见提出：应怎样看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哪些成员？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各地区各部门的控制程度究竟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文革”中层层揪刘少奇的“代理人”，有没有这么多？还有“叛徒集团”的问题，都有哪些人？许多人还提出：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不采取“文革”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而是采取政治局会议的方式，“打招呼”会议的方式，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式，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这样不更好吗？有的提出，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了刘少奇问题，为什么还要开展“文化大革命”？
　　
　　 （四）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许多意见都提出：对“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的问题怎样评价？什么是资反路线？面有多大？时间有多长？是否各级领导都执行了资反路线？有的说：毛主席当时讲得是五十多天，实际上后来是层层批干部。有的说：“毛主席说派工作组是镇压了革命群众，派军宣队、工宣队也是工作组形式，这怎么理解？”
　　
　　 打倒刘少奇的问题，《提要》的创新最大，大家议论也最多。从这些议论中可以见得，“文革”中对刘少奇口诛笔伐的“全民大批判”，在人们心中从来没有真正站得住脚。
　　

　　
　　 4、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问题。
　　
　　 在讨论中，各支部不约而同地都提出了如何看待“大民主”的问题。如，第九次路线斗争是否一定要采取从下到上搞大民主的方法？“如何理解‘大民主’和党的领导的关系？”“怎样开展 ‘四大’[29]？”“为什么停止党组织的活动？”“为什么要进行夺权？”等等。
　　
　　 学员反映最强烈的意见之一，是“文革”初期停止党组织活动的问题。不少意见问道：取消了地方党委的领导，提出“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的指示靠什么贯彻执行？在“大民主”的口号下，党员停止组织生活，搞全国大串联，组织战斗队，不分青红皂白冲乱各级党委，形成停工、停产、停课，无政府主义空前泛滥。把干部群众划分成“造反派与保守派”，资产阶级派性发展起来，被坏人利用，造成极为严重的政治恶果。
　　
　　 与“大民主”相联系的，是对“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的质疑。许多意见提出，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这个文件，说群众运动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和列宁批判过的那种不要党的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有什么两样？“十六条”对文革小组 “权力组织”的规定，也是不对的。以“左派”划线，不讲党的阶级路线，混淆了敌我。
　　
　　 有的进而分析说：“十六条”主张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际上是只准一部分人讲话，不准另一部分人讲话，受冲击的干部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申辩讲话的权利，甚至人身自由也失去了保障。不少领导干部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有的被迫害致死，还株连家属子女。这种离开了党委领导的大民主，今后要引为鉴戒。
　　
　　 还有的说：只要碰到群众头上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就是“走资派”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就叫“走资派还在走”。这是压在广大干部头上的精神和政治枷锁。在批“资反路线”中，很多党团员、老工人、模范人物和积极分子被当成“保皇派”、“保守势力”进行批判斗争。在斗、批、改和“整党建党”中，由群众组织或某些“造反派”领导整党，是极端错误的。
　　
　　 许多意见提出：“文革”中的普遍夺权，是一条极其深刻的教训，应予总结。由群众组织自下而上的夺权方式不好，造成混乱局面。上海“一月风暴”引起全国性的夺权，“报刊上点了各中央局和省委负责人的名” ，现在看清楚了，不是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而是适得其反，地方各级党组织都瘫痪了。全国各地夺权，不要党的领导，自发夺，层层夺，甚至街道居民委员会、农村生产队的权也被夺了。夺权把地方各级党组织都搞瘫痪了，搞乱了党的阶级阵线，这是林彪、“四人帮”乱中夺权的阴谋。，当时并发了贺电和社论毛主席对全国各地夺权是怎么指示的？大多数人认为
　　
　　 有的意见还讲：当时夺权都是中央批准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发表了社论。如《东北的新曙光》、《西南的春雷》、《华北山河一片红》等，把夺权以前的形势描绘成漆黑一团，仿佛“文革”前十七年就是“全国山河一片黑”似的。现在应怎么看？
　　
　　 这些意见从不同角度反思了文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原因。有的还从总结经验的高度提出：在群众运动中，必须坚持宪法，坚持法制。
　　
　　 5、关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问题
　　
　　 《提要》称：林彪、“四人帮”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等等结成的反革命黑帮，是资产阶级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的集中代表”，还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进行严重的干扰破坏”。这都是主流舆论的陈言。实际上林彪、“四人帮”的问题说的越严重，人们的疑问也就越多。反映意见主要是：
　　
　　 （一）林彪、“四人帮”是怎样上台的？不少意见反映：文革一开始，毛主席对林彪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总感觉不安”[30]。毛主席为什么不安？如果已经看出林彪的罪恶目的，为什么还要选林彪为接班人？既然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斗争，那么为什么还把他们培养成接班人？而且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高，篡夺的权力越来越大，林彪还爬到副统帅的位置，写入了九大党章。还有的说：为什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存在那么长时间？应该好好总结我们党在审查干部和民主集中制方面的经验教训。
　　
　　 （二）对“九大”、“十大”怎么看？许多意见指出了“九大”和“十大”的组织路线很有问题。认为：这两届政治局委员中混进了那么多的坏人，把许多老同志排斥在外，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在政治局中占据相当大的数量，叶群、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步登天当了政治局委员，在中央部门和各级党委安插了许多帮派骨干。有的还说：当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吹捧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创举，从结果看，这个创举是失败的。连政治局委员发表了不同意见，都被打成“二月逆流”，这是根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三）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和“四人帮”的形成。多数意见都提出，应当对“中央文革”如实进行评价。他们说：中央文革小组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干了许多坏事。它本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个办事机构，为什么竟然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会衔向全国发表指示，甚至架空中央政治局，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是不正常的。有的意见还说：“四人帮”本来与林彪是一丘之貉，但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之后，反而更加得势了；他们在1974年以后就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和警告，而到1976年又如此猖狂反扑。“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飞黄腾达，爬得那样高，破坏性又这么大，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的，经验教训很深刻。还有意见提出：康生、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很多坏事，应该写上一笔。
　　
　　 （四）关于“三支两军”的问题。很多意见都提到了“三支两军”的问题。有的说：林彪利用“三支两军”，搞枪指挥党。以军代党，以军代政，严重破坏了军政、军民关系，败坏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并且迫害了大批的老干部。有的提出：“支左”的问题很多，有的支一派，打一派。不少地方和单位的大联合长期联合不起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五）关于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和批“右”的问题。许多意见提出，林彪的路线主要表现为极“左”，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不去批“左”，结果批了林彪，又出了“四人帮”，越批越 “左”。从当时情况看，“十大”已提出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没有必要再单独发动一次“批林批孔运动”。还有的说：“批林批孔时，为什么江青一伙能擅自在京召开所谓动员大会，迫使党的副主席做检查？” 有的提出：“从‘十大’以来搞了一系列运动，如批林批孔、学理论、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都有指示，今天怎么理解？”。“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当时传达说是毛主席让写的，要搞清楚”。不少意见还说：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一直反右，没有反过“左”。在批林时，只能批极右，不能批“左”。这个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从1958年以后到“文革”，一直是反右，党内生活不正常，不能提不同意见。
　　
　　 从这些问题可见，人们对林彪、“四人帮”罪行的责问，已突破了“十一大”的框框。林彪、“四人帮”只是一个政治符号，一到具体问题上，实际上说的都是毛泽东的错误。
　　
　　 6、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提要》说“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病重和周总理逝世的机会，打击陷害邓小平。学员们对此没有异议，但要求把打击陷害的过程讲清楚。四人帮是怎么样搞的阴谋诡计？那些指示是毛主席的，那些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许多意见提出了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当时有没有右倾翻案风？1975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儿事情？ “四人帮”所谓“教育战线大辩论”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公布的毛主席的许多指示，是否属实？当时发的中央文件，哪些是错误的？许多意见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原来说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有的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应该实事求是。”还说：“这不会有损毛主席伟大旗帜的”。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很多意见提出：应该指出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真正的大民主。不少意见明确讲：1976年清明节广大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这是革命的行动，这也是广大革命群众对四人帮愤恨的表示，也是广大革命群众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即使有个别的人乘机有活动，也改变不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这一性质。“四人帮”加以镇压，并诬陷了邓小平同志，这是“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这一事件，应拨乱反正，明确地写清楚，载入史册。有的还提出：当时所谓追查“反革命谣言”，就是“四人帮”镇压革命群众。
　　
　　 此时，民间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声音日渐强烈。但由于事件性质为毛泽东所定，中央最高层虽有所松动，但还不敢公开平反。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是第一次在党内较大范围进行讨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在党内，中央党校许多学员旗帜鲜明地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表达了党心所向。在社会上，西单民主墙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言论，则是表达了民心所向。两者在历史转折时期形成了一种相互辉映的局面。
　　
　　 在“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中，学员们普遍认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最大困难，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不清楚，具体材料不足。这确实是《提要》最薄弱之处。有的学员还把要求搞清楚的相关史实编出了数字串串。如：“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五·一六通知、“六·一”大字报、“七·二〇”事件、“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九·一三事件”、十月的胜利。[31]
　　
　　 在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中，尽管还有许多思想枷锁，但许多学员已经开始以实践标准考虑“文革”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了。大家强烈要求搞清楚“文革”许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表达了党内要求知情权的民主诉求，也是以实践标准判断政治路线是非对错的应有之义。
　　
　　 五、“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在胡耀邦直接组织下，率先树立起了实践标准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扬了民主，使党校学员受到一次思想解放的洗礼。虽然《提要》初稿还相当粗糙，学员讨论中也有一些陈旧观念，但是正确地提出问题，往往要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些观点，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能不去思考。许多第一期学员后来回忆时说：尽管这次讨论还没有完全否定“文革”，但对他们思想解放推动极大。[32]
　　
　　 1978年5月17日，研究小组将整理出的学员意见材料，报送给了校党委。校党委将《提要》初稿连同学员综合意见，上报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这些汇总起来的材料，虽然经过了“柔化”处理，还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了学员讨论中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党内的思想认识水平。他们或以直接的方式，或以委婉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都表达出了对“文革”的质疑和否定。在这种思想倾向下，如果再沿用过去的传统政治模式——搞出几个路线斗争的头子为政治替罪羊，以维护毛泽东一贯正确的领袖形象——则已经很难让人信服了。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也暴露出了许多人在认识论上的混乱。尤其是牵涉毛泽东的问题，往往是二元论的：一边是“完整准确”的概念性判断，另一边是“实践标准”的客观性判断。孰是孰非，两者是经常打架的。即使是在实践标准上，人们的看法也多有歧义。有的问：每个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33]这里背后实际的潜台词是：革命导师掌握着真理的魔戒。所以，要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必须从哲学的认识论高度阐明实践第一的观点。
　　
　　 根据“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的反馈情况，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继而又着手做新的文章，要在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普遍性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并把这场讨论从中央党校推向全国。写这篇文章的任务，吴江交给了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孙长江很快拿出来初稿，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吴江要他再做修改。这时，《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送来一篇文章的小样,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署名胡福明。吴江看了小样,认为“文章写得有勇气,但理论和逻辑性较差”。他要孙长江把这两篇稿子捏在一起。并说,“题目还是用我们原来的”。 [34]
　　
　　 杨西光刚从中央党校毕业，经历了“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所以能够在众多来稿中敏锐地发现了这篇文章。他知道发表该文有政治风险，就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老战友，《理论动态》负责人孟凡，希望与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一起合作，对该文进行“审改”，请胡耀邦把关。[35]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在孙稿的基础上，对胡稿进行了全面修改，将题目加上“唯一”一词，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实》文经胡耀邦两次审阅定稿，于1978年5月10日首发于《理论动态》第60期。次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检验路线的正确与否，只能是实践”。
　　

　　
　　 《实》文的发表，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了全党全国，形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潮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在中央党校首先接受了思想解放洗礼的学员毕业后，枝布叶分，成为各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骨干。
　　
　　 在全党“真理标准”大讨论兴起后，中央党校决定，把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列为党史的一门常设课程。[36] “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根据第一期学员的讨论意见，对《提要》稿进行了很大修改，并于1978年12月23日送给正在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胡耀邦。胡耀邦批示说：“拿给大家讨论去，议论纷纷，有好处。”[37]
　　
　　 新修改的征求意见稿，较前稿更具理论深度，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新观点。如指出：过去党内流行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等等一些说法，“是极其错误和极其有害的” ；认为“文革”的党内斗争大抓大斗，逼供信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谣诬陷，无限上纲，“冤案、错案、假案之多，被迫害致死的人数之多，都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论述，表现了中共党内对“文革”劫难已有了比较深刻的反省。照录如下：
　　
　　 “要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首先是要让人民群众讲话。不仅允许讲符合各领导人口味的话，符合‘长官意志’的话，而且允许讲不同意见的话，批评的话，甚至骂人的话；不仅允许讲正确的话，而且允许讲不那么正确甚至错误的话（讲错了可以批评、教育，但不要戴帽子，打棍子，真正实行‘言者无罪’）；不仅允许坚持真理，而且允许改正错误；不仅允许批评，而且允许反批评（但只能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允许‘无限上纲’，以势压人）。特别重要的是，不仅要有批评已经下台的刘少奇的权利，而且要有批评当时正在台上的林彪、‘四人帮’的权利。不仅要有批评林彪、‘四人帮’的权利，而且要有批评任何野心家、阴谋家的权利。不仅要有批评机会主义头子的权利，而且要有批评任何领导者的错误的权利。没有这些条件，没有这些规定，没有这些保证，所谓民主就是一句空话。人民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人民当家作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吗？”[38]
　　
　　 这段不无精彩的论说，是只有在经过十年“文革”的切肤之痛后才说得出来的。是在对“文革”痛定思痛的历史总结中，中共党内重新响起的呼唤民主自由的声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第二期学员中又进行了“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尽管新稿比旧稿又有了很大突破，但学员的满意度并不高。希望“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精神，把思想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动大手术，重写此稿”。还提出：党的路线斗争，不要编号排列，而应按照发生的事实，是什么就写什么。排次数的方式不科学。很多意见说：“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和教育下一代，都是非常必要的。应该组织力量，多做调查，抓紧进行。[39]
　　
　　 根据学员的意见，“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专题研究的新思路。经校委批准，中央党校派出一批教员参加了中纪委的重大案件复查和“两案”审判工作，为以后“文化大革命”教学研究工作开辟了道路，起到了拓荒者和先遣队的作用。
　　
　　 在胡耀邦亲自指导下的中央党校 “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为全党思想解放运动鸣响了进军号。虽然，随着全党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三次路线斗争”的命题被否定了，但是，这场大讨论的意义已经定格在历史中了。在这段历史中，有着很丰富的内容。既可以从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看到思想解放运动是如何将思想冲出牢笼的；也可以从同时期西单民主墙的对比中，看到党内民主能够与社会民主进行良性互动.既可以看到历史转折的时期，历史与政治的相互纠缠关系；也可以看到只有澄清历史真相，才能有真正的社会转型；既可以看到政治上求实与学术上求真的一致性，也可以看到文革史研究的筚路蓝缕。总之，在历史的节点上，胡耀邦以他的历史意识、责任担当、民主作风、开拓精神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
　　 [2] “三个正确对待”是在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针对老干部对“文革”普遍的不满情绪提出来的。首见于毛泽东圈发的中共中央1975年23号文件。
　　 [3]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
　　 [4]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77年10月10日。
　　 [5] “斗、批、散”单位，是指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被解散的单位。
　　 [6] 胡耀邦1977年10月14日在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座谈会上的讲话。
　　 [7] 在文革前的学科布局中，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高等院校承担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教学任务，中共中央党校承担中共党史的研究教学任务。
　　 [8] 建立党史研究室一事，后来党中央意图有变，不再由中共中央党校承办，单独成立了中共党史研究室。
　　 [9] 胡耀邦在1977年5月19日的讲话。《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54页、第105页。
　　 [10]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24、25页。
　　 [11] 《党史党建教研室座谈会记录》，1977年9月21日上午。
　　 [12] 金春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支前奏曲》，《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3] 胡耀邦同志关于教学问题的几点意见，《党史党建教研室座谈会记录》（1977年9月22日）。
　　 [14] 金春明的笔记材料。
　　 [15] 金春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支前奏曲》。金春明笔记。
　　 [16]《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第115～117页；1977年12月2日中央党校党委会记录。下同。
　　 [17] 金春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支前奏曲》。
　　 [18] 金春明的笔记材料。
　　 [19] 据吴江回忆：这是1977年11月初在研究小组呈交提纲稿时，吴江向胡耀邦面陈的建议，为胡所接受。参见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第178、179页。但据1977年9月21日的党史党建座谈会记录，教研室负责人缪楚黄在讲学习“三次路线斗争”的好处时，就已有把各地同志意见集中起来，为中央编写党史做准备的说法。可见，全校范围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决定，应是胡耀邦早有考虑的事情。
　　 [20] 中央党校教务办公室整理：《学习“十一大”文件问题汇集》，1977年10月6日。
　　 [21] 杨西光到中央党校学习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于毕业前夕调任《光明日报》总编。在这次会上，杨西光作了系统发言。
　　 [22] 《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1978年4月（内部讨论稿），第3、4页。
　　 [23] 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8页。但吴书中讲的一些事情都与《提要》的正式铅印稿不符。所说稿子印发学员讨论的时间也提前了3个月。
　　 [24] 即“文革”中批判刘少奇党建路线的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熔化论”。
　　 [25] 《提要》中只保留了刘少奇“历史上有自首叛变等行为”的半顶帽子。后来正式复查刘少奇案件时，证明这半顶帽子也是莫须有的。这里所说的领导指示，是来自胡耀邦的。
　　 [26]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关于研究第九、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和学员意见的报告，1978年5月17日。
　　 [27] 《三个部的学员讨论意见汇报材料》，自存件，下同。
　　 [28] 吴江在《政治沧桑六十年》一书中说：“学员们所提意见是要求中央尽快甄别刘少奇的案子，予以公正处理。”查看学员讨论上报的材料，多是提出疑问和责问，未见有吴书所言的情况。询问当年参加学员讨论的老教授，也没有吴书所讲的印象。
　　 [29] “四大”是毛泽东提倡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基本方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30]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31] 当时学员提出的版本有多个。还有“一月风暴”、“二月提纲”、“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六月的刘邓资反路线、“七二〇武汉事件”、八一“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本文据当时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于南的版本。：“一月风暴”是指1967年1月从上海开始的夺权运动；“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2月几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批评文革的事件，文革后称为“二月抗争”；“三家村”是指文革最早批判的杂文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作者是三个北京市领导人，北京市文教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统战部长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四条汉子”，此处是指文革初期被打倒的4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五·一六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六·一”大字报是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下令播发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反对校党委的大字报；“七·二〇”事件是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发生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冲击毛泽东下榻地，殴打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事件；“八·一八”接见红卫兵，是指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掀起红卫兵造反运动的事件；“九·一三事件”，即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儿子外逃，机毁人亡的事件；十月的胜利，即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主持下，抓捕 “四人帮”的事件。
　　 [32]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31、388～389、392～394页。
　　 [33] 吴江：《“真理标准讨论”追记》，《传记文学》，1995年第9期，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86页。
　　 [34] 孙长江：《关于一篇文章的几点思考和补正》，《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8年第5期；《历史不容篡改——评<揭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百年潮》，2005年第5期。
　　 [35] 沈宝祥：《“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我见》，《纵横》，2005年第3期。
　　 [36] 中共党史教研部：上报校党委《关于研究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和学员意见的报告。1978年5月17日。
　　 [37] 原件。
　　 [38] 《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求意见稿），1978年11月，第64页。
　　 [39] 中共党史教研室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整理： “一、二部学员讨论《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的意见”，1979年1月22日，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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