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一家在文革中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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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一家在文革中的悲剧
来源：本站　点击数：784次　更新时间：2016-3-26 9:44:24

    彭湃是中共早期活动家，农民运动领导人，在1929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遗属一家又遭到空前的灾难。他的九十多岁老母被监禁，儿子彭洪被抓走后杀害，侄子彭科被砍头示众，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亲属也相继遇害。
这一惨剧实际开始于“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彭湃的母亲周凤就被批斗过，后来由于对彭湃的高度评价，他们一家作为革命烈士遗属受到中央的关怀。彭湃的儿子彭洪曾任海丰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1957年在批判地方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被撤销县长职务，一年后重新启用。1964年，基于他的申请，被调动往广州，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很快，四清运动开始了。在这一运动中，“革命母亲”周凤被打为“地主婆”。时任海丰县海城镇“四清”分团团长、党委书记孙某当时在海丰煽动说，“海丰碰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海丰是毛泽东思想的天，还是彭老太太（指周凤）的天？是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彭老太太的话？”、“不砍倒周凤这面黑旗，毛泽东思想就进不了海丰！”并攻击彭湃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1966年6月19日，彭洪从华农校园被拉回海丰，被加上利用职权提高彭湃，贬低毛主席；抬高海陆丰农民运动，贬低井冈山；反对毛主席提倡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地方主义”，反对“三面红旗”，招降纳叛等种种罪名，被长期批斗百余天，返回广州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

1967年，“反彭分子”在海丰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月26日，他们操纵一些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电报，声称“维护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破坏“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于是各公社组织了一支5千人的队伍，持枪武力围剿。被围剿的干部群众上山躲避，澎湃侄儿彭科也在内，但在29日被对方发现。一个姓洪的大喊“我要报仇！”，将彭科头颅砍下。之后，澎湃的堂弟彭劲、堂侄彭株冶相继遇害。

以后这些杀人者继续官居高位，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这一冤案才被平反，被害人员得到昭雪。

以上事情经过可见1979年2月12日《人民日报》。但是看过这些报道的人都会发生疑问，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和彭湃及其亲属有那么大的仇，姓洪的要报的是什么仇以至于砍头才能泄愤？



我们考察事情发生背景。《海丰大事记》的叙述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海丰的‘四清’运动转入‘文革’，‘四清’工作团诬指原县长彭洪等一大批地方老干部为‘提高彭湃、贬抵毛主席’的‘黑帮’。海丰的‘四清’运动被转移为反彭湃的宗派斗争，并发展为反革命政治事件。6月，红宫文物陈列室被封闭。撤销海丰县革命文物管理委员会。6月11日，90多岁的彭湃烈士母亲周凤被封锁软禁，一个所谓‘声讨反党分子’彭洪、黎连平等地方老干部的‘群众运动’开始了。”

“8月底，‘四清’工作团撤销了彭洪、张顺等一批原县委地方领导干部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交群众进行批斗。”

“9月l～11日，分别在海城、汕尾、捷胜、梅陇、公平和陆丰东海等六处召开群众大会，对彭洪、黎连平、张顺等老干部进行批斗。”

这是文革开始时期的运动状况，和广东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是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延续，即批判“地方主义”，将斗争矛头指向原来做地下工作的老干部。



再看1967年：“县内部分群众分别组成‘人总’（人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维护彭湃烈士英名为宗旨）和‘左委’（革命左派造反委员会坚持反彭观点）两个派别，通过大字报和游行示威等方式展开派系斗争。”

按照文革一般规律，所说的“人总”应当是造反派，“左委”应当是保守派。但是《海丰大事记》忌讳造反派保守派这些词。

再看下面：“8月26日，由于支左部队公开支持‘左委’压制‘人总’派，海丰县发生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全县93名干部群众被杀害，3000多人被打伤，其中400多人被打成重伤或残废。彭湃烈士的亲属彭科惨遭杀害。在这次事件中，非法动用国家资金6.6万多元，粮食55吨，布匹3000多米，给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时称‘八·二六’事件。是年冬，改组后的县军管会和支左部队表面作态支持‘人总’派，大批群众从‘左委’退出另组‘红旗’派；‘左委’也改称‘东风’派。次年‘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又大搞所谓‘群众专政’，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被揪斗和监禁1948人，非正常死亡367人，其中中共党员41名，彭湃烈士亲属6人，老赤卫队员12人。”

支左部队公开支持保守派“左委”也是合乎规律的事。所以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后台就是支左部队。但是，是年冬，为什么“改组后的县军管会和支左部队表面作态支持‘人总’派”呢？

原因是广东的大形势。“从八月十四日到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等在北京先后十四次接见广东群众组织的代表。其中有五次单独接见红旗派的代表。在多数场合下，周恩来的神情、语言都明显偏向红旗派。”（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因而广州军区也不得不改而支持造反派红旗派，至少“表面作态”如此。

《海丰大事记》也反映了当时的海丰的文革已纳入广东省的两派斗争，所以两派分别改称“红旗”派和“东风”派。

但是到了1968年，风向再变。“4月9日，海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55名委员组成。设常委15人。主任边同印，副主任黄迎、王凤翥、陈星明、甘赛梅。接着，县直属单位和各公社都分别成立革命委员会。8、9月间，红宫、红场受严重破坏，面目全非，红宫改名为‘阶级斗争展览馆’，红场改为‘人民公园’。”

所以，从广东省文革的发展和两派斗争的历史来看，不难对彭湃亲属被害事件做出解读。简单地说，就是保守派在部队支持下屠杀造反派。这不是仅仅发生在海丰一地的事情，而是血雨腥风遍及全广东省。

海外学者苏扬《文革中的大屠杀：对湖北、广东和广西三省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编，田园书屋，2007）中利用地方志统计了57个县中有28个发生过集体屠杀事件，有6个县屠杀人数超过1千，最严重的阳春县在1968年8-10月工屠杀了2600人。广东的屠杀属于两类，即针对“四类分子”和政治迫害型即针对造反派。海丰的八二六事件虽然发生事件较早，也应属于两者，因为杀害对象是后来属于红旗派的造反派，也因为彭湃的亲属的家庭成分可能偏高。

这一冤案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平反，杀人凶手长期得到重用，真相被长期掩盖，原因就是杀人的是军队支持的保守派，被杀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造反派。这一冤案之所以终被平反，杀人者得到处理，是因为彭湃的名声太大。广东省的其余被杀者就没有那样幸运了。

当然这里面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推敲。在两派斗争中，未必是一派完全正确，特别是他们在得势的时候。姓洪的要报什么仇？未必是在算彭湃当年的帐。此外，四清里说彭湃是“左倾”未必错。熟悉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徐向前就委婉地说过：“……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这个彭湃居然给农会积极分子规定杀人数额和指标（投名状）。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这里面想有不少是冤冤相报的。

有人总结这样的规律值得我们深思：“……‘文革’中，越是瑞金、兴国、于都这样昔日的‘苏区’，杀人的事件越是蔓延难止，越是暴戾成风，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走火入魔，民间性的血色狂欢。”（《当代江西简史》，转引自姚蜀平《文革中江西瑞金的“民办枪毙”》）

彭湃尚有次子彭仕禄，留苏毕业生，曾任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船舶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造船工业部、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总负责人，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第二主任，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优秀总设计师奖，应该说是功劳很大的了。但是另一知情人孟戈非在他的《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中对这位彭某提出了不少批评。其中谁是谁非，我们圈外人当然无法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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