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周恩来与香港“反英抗暴斗争”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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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香港“反英抗暴斗争”之关联

余汝信


五十年前发生在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早已被上世纪末的中共港澳工作负责人明智地定性为“建国以来对中央正确方针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冲击和干扰”。照顾到香港传统左派的情绪而又不失原则性，其又称，“香港的工人和各界爱国群众虽然在港英军警面前表现得很英勇，但作为指导这场斗争的思想和路线都是错误的，造成的损失也是很严重的。”（李后：《回归的历程》）

至于“反英抗暴斗争”的缘起，坊间大都归罪于当日的港澳工委负责人擅自主张，但此说缺乏确切事实依据。笔者在本世纪初即研读过明窗出版的《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研读过先行者已公开发表、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到内地档案馆查阅的有关档案；以后又有幸认识了吴辉——文革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的女儿，她无私地向笔者提供了吴荻舟一九六七年间作为联合办公室组长处理“反英抗暴斗争”事务的有关资料。以上有利条件促使笔者于二○一二年完成《香港，一九六七》一书。该书赞同《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作者的观点：“北京介入香港斗争，是周恩来领导了整个过程”。

有关史实还原如下：

一、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在香港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引致厂外社会骚动六天之后，主管港澳工作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廖承志，向周恩来提交了《关于香港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的初步意见》，提出准备用舆论、群众集会，向被捕者及受伤者进行慰问；有选择的派出代表到港督府向港英当局提出书面抗议；由工会出面组成各界代表会议向港英当局提出四项要求；由外交部向英代办提出抗议；新华社发新闻施加压力等项措施。周恩来代表中央随即批准了该报告，并于五月十五日电告港澳工委等驻港机构和广东省军管会遵照执行。

二、五月十五日，负责西欧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将周恩来批准的中国外交部声明面交英方。同日，周恩来批准连续三天三夜在英国代办处门前举行百万人示威和五月十八日十万人参加的“北京市各界革命群众愤怒声讨英国当局迫害我香港同胞暴行大会”。周亲自参加了五月十八日的大会。

三、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召集有驻港机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周指示由原国务院外办、外交部、中调部抽调干部组成港澳工作的新机构，因廖承志被造反派围困在中南海内，周指定新机构由罗贵波负责。五月二十六日，领导香港“反英抗暴斗争”的联合办公室在京成立，吴荻舟任群众斗争组组长，并由其定期通过周恩来秘书钱嘉东向周汇报前后方情况。

四、五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京听取驻港机构负责人汇报后作出二十五点指示，批评了一些极左做法，如称“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准备收回香港，那末，强调过头。” “《文汇》《大公》和国内差不多了。内外有别，在香港还是要的。”“‘把香港搞成红彤彤的’的形势，你们考虑吗？一切照国内做行吗？”“现在迫着中央上马的太多。”惟并未提出坚决措施有效制止，且称“目前不能低下来，不能示弱，避免群众情绪下降。”周对“警告性罢工”表示同意，称是“符合毛泽东的思想的”。周随后还表示，对“反英抗暴斗争”“士气可鼓不可泄，要因势利导”。这些话综合来看，多少反映出周在制定对港斗争指导方针时思想上左右逢源的两面性特征。

五、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的社论，首次以社论形式对“反英抗暴斗争”表态，高调提出要香港左派“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向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发动强大的反击。”“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给外间以中共可能要着手收回香港的假象。这篇社论，是经周恩来修改后批准发表的，对社论原稿虽然经过修改，但还是保留了不少煽动性很强的语句，显露了周与文革极左派的妥协。

六、六月六日，周恩来就香港“反英抗暴斗争”部署再次对驻港机构负责人作出指示称，“香港的方案今天定了，配合国内的政治、群众工作。”“总的是一条原则，不搞总同盟罢工，不马上提出收回香港，一定要保留一手。群众运动的负责人要配合二、三线。香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不能在这次斗争中把力量全部都暴露了。都暴露了不符合党的原则。”“经济外贸要准备香港成为死港，不靠香港也能够在国际上活动。”“宣传，总社和分社两方面都配合，集中揭露，要有一百年来的资料。……作为一个大运动，使群众能随时地响应祖国的号召，要作舆论动员。”据吴荻舟笔记，周还称，“考虑今年内，搞几高潮，有起有落，有主有从，有高有低，波浪前进，迫使他低头。”周 “迫使他低头”的态度，有别于五月二十七日其称“如不接受，你们如何办”时的谨慎。

七、六月九日，周恩来单独接见被召到京原拟商讨准备对香港采取军事行动的广州军区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温玉成（与温玉成一同被召到京的，还有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周恩来称，“香港问题，考虑到中近东的形势不会发展那么快，阿联已接受停火，要防止美国在香港搞一下。群众运动还是按计划进行。部队移动的问题暂时停一下。”周还问：边界线是否都守了？有多少兵力？有没有铁丝网？是不是平地？（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插话：按方案作点准备就行了。）

八、六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答谢宴会上称，“香港的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农民、渔民以及其他爱国同胞正在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结成了浩浩荡荡的反帝抗暴大军。今天，他们开始了一场规模宏伟的反帝抗暴大罢工。我们表示坚决的支持。”周在此公开场合对“反帝抗暴大罢工”坚决支持的态度，有别于六月六日他本人“不搞总同盟罢工”的内部指示。

九、七月十日，周恩来在听取广州军区司令员、广东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汇报时谈及香港问题称，“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澳门是唾手可得，一压就屈服。我们之所以不拿澳门，是保持一个口子在那里，市场是我们的，同时也不影响香港。收回香港，只有苏修才挑，赫鲁晓夫提这个问题完全是为了挑拨，替美帝效劳。香港问题，……主席昨天讲了，还是不动武。……现在香港有百分之十到五十的居民上了街，只是搞定期罢工，你要是长期罢工，他就会找台湾人来接替。过去省港大罢工，可以使香港成为死港，现在情况不同了，时代不同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是我们供应，你一退出，日本就占领市场，台湾也会搞人进去，就更不利……。主席说过，把时间估计长一点比短一点好，把斗争估计困难一些比容易一些好。”周上述指示反映中央对港工作方针部分回归理性。惟此后周忙于处理内地文革诸多头痛问题而无暇顾及香港事务，“反英抗暴斗争”一度处于失控状态。

十、八月十九日夜间，周恩来批准中国外交部翌日向英方提交的限时照会，限令英方“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上述十九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十四名工作人员，撤销对《大公报》、《晶报》以及南昌印务公司和香港报业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恢复上述各报纸及印刷公司的正常业务。”在英国对此不作回应的情形下，八月二十二日夜间，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这一中共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件。

十一、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在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焚毁五小时后，周恩来召见了北京外事口造反派，严厉批评了外事口文革包括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左行为。据《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的作者之一冉隆勃（笔名余长更）称，“周大发雷霆，批评红卫兵不负责任的行动，批评外交部人员没有尽到说服红卫兵的责任。”“他又责备外交部‘港办’，认为它不应该提出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他责备外交部直到香港当局要宣布对被捕记者的判决前夕，才急急忙忙把照会交给他审批，使他没有多余时间考虑。周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这是他的责任。”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受到周严厉批评后，香港“反英抗暴斗争”从此失却方向，处于自流状态。八月底，周恩来将外事口文革极左行为的责任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经毛泽东同意，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拖到一九六七年底，周恩来决定，让联合办公室召集，香港和广州都派人参加，就这次香港的斗争作一个总结，然后内部宣布结束。

次年外事口清查“五一六”，经周恩来默许，联合办公室负责人罗贵波被指控为“五一六”黑后台，长期靠边站和停止中共组织生活，后来调离外交部。其他人员有的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有的被开除中共党籍，有的被逮捕坐牢，更多的人被反复隔离，大小会批斗。这些，虽然已是后话，但亦反映出文革极左路线危害之广之深。笔者通过上述事例只不过想说明，文革极左路线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全党性历史错误。作为当时中共党内第三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有其应负的一份责任。（2017年5月）

【首发于2017年6月号《明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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