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劲东 文革中北京地院的独立思想者：怀念安静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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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北京地院的独立思想者
——怀念安静中老师

作者：萧劲东


2015年1月27日是安静中老师诞辰八十周年的纪念日，眼看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总想为这位是官非官，是民非民，又总是在地质大学历史重要关头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人说点什么，来祭奠这位尊敬的师长。



图：安静中遗像。

初次知道安静中这个名字，是在1966年8月24日，但凡在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经历文革的学生与教职员工，都会记得这个日子。在这一天的夜晚举行了轰动京城大学界的8·24大辩论。8·24大辩论是由国务院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主持，由北京地院“斗批改”、“院文革”和“东方红公社”三方协商约定，各派两位代表上台辩论，议题为“地质部工作队是否应回地质学院听取群众意见”。由于受到地院东方红公社“一进地质部”的影响，在京各高校很快就知道了8·24晚在地院将举行大辩论的消息。当晚校内外学生与教师来得很多，几乎站满了整个足球场。我站在足球场正中的人群中，数千名校内外的同学和老师中不时出现为“东方红”代表蔡新平和殷维侯同学铮铮有力的辩论发出的喝彩声。

记不清是因为什么，只听到台上的人在喊：“请安静中老师到主席台来！”我这是第一次听到安静中这个名字。台上的人喊了几次，台下还是没有动静。只听台上的人说：“他在、他在、他刚才还在下面……”人群里开始有人喊：“他在这儿！”之后台下开始有了骚动。安静中走上了主席台，看上去很不情愿。也记不清这位老师说了些什么，只是感觉他很不愿意卷入到这场纷争之中。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他与别人不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那个全民疯狂的时代，一个糊涂的人把自己置身事外容易，一个清醒的人要把自己置身事外又是何等的艰难！

我能够结识安静中老师还是托蔡新平的引见，那是1966年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之后，东方红内部出现了分裂，蔡新平、殷维侯、孙司权和我几个同学不认同东方红“二进地质部”前后的过激言行，更不赞成“砸烂斗批改”之类的口号。“二进地质部”后，朱成昭以“反右倾”为名，召集了排除蔡新平参加的总部秘密会议，将蔡新平挤出了东方红总部。我们四个人就凑在一起搞了一个红色造反兵团，宣传我们的主张。后来又与周永璋、赵国柱、吉让寿、邱世寿四位同学的六二○兵团合并，就是以后的红二团。

那段时间几乎是每天晚饭后就不自觉地三三两两聚集在安静中或江祖如老师家里讨论，常常争论国家或者地院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此我们这些学生与安静中老师的频繁交流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毕业分配。我在青海地质局工作期间除了保持通信以外，我还到江西仁和干校、北京地质大院探望过安老师。1978年考研回到学校，前后有将近二十年相遇，最敬佩的就是他深邃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魅力。

安静中老师的“独立”首先在于他的思想，在我的记忆中，文革期间他好像没有参加过任何群众组织，也没有公开表明参与或支持某个群众组织。即便是后来成立革委会、地质学院迁出北京，异地办校等重大事件，他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一不趋炎附势，二是服从组织原则，三是保留个人意见。我们这些地院文革期间经常与安静中老师相处的学生（蔡新平、周永璋、殷维侯、赵国柱、吉让寿、孙司权、程关林和我）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就好像和自己的兄长或者是与一位智慧的长者在一起一样。他从不要求我们做什么，也从不批评我们做错什么。在那种举国无政府状态的形势下，他总是从执政党宣传的一贯原则、毛泽东思想、建国以来治国理政的基本事实出发，与我们反复讨论，如何理解文革中变化无常的局面。

我清晰地记得一件事。那是在1966年8、9月份一天的傍晚，我们听到了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的建议，大意是建议我们借当前群众运动起来之势，想办法把那些当权派、学术权威和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人统统都煽动起来，让他们充分表演，然后再一网打尽。听到这个建议的传达，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不那么光明磊落”，怎么办？去和安老师商量一下。于是我们几个（好像有蔡新平、周永璋、赵国柱、吉让寿和我）就去了安静中老师家。讨论了一夜，最后得出三点结论：一、我们的党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执政党，完全可以采取正面宣传与教育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完全没有必要让我们这些学生去鼓噪。二、那样做不仅不符合我党一贯宣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反而有害于党的声誉。三、虽然当时我们也隐约知道点提出这个建议者的特殊身份，但是终究我们不认识其人，谁知其是否一定就是我们以为的那人？据此，我们达成共识：既然是意见，可执行也可不执行，暂时还是不予理睬为好。

在文革那几年，许多事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一起讨论、争辩甚至吵架中取得一致的。当时江祖如老师也曾戏说我们二团的“八个人是九个主意”。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知不觉从安静中老师那里学到了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终生受益匪浅。

安静中老师的独立还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无私。中央党校84岁的任登第教授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公’从何来，公自天道而来，所谓天无私盖，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就是公。”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乃至文革后；无论是校内外的领导、前辈学者、教员学生，还是普通工人；更无论是先进、落后或是所谓“反动权威”，他都能一视同仁，真诚相待，以心交心，这就是安静中老师的大公无私。

文革前11622班的吉让寿同学，由于自幼父母双亡，受过不少的艰难苦楚，所以进校以后有过一些过激的言语，行为也比较怪异，在一些人眼里是个“问题学生”。安静中老师知道后，到11622班蹲点时主动与吉让寿同学接触、谈心，化解他心中的疑虑，帮助他主动融入班集体之中。使吉让寿也学到了独立思考，不盲从、不随大流，在地院文革的风口浪尖之中顺利地度过，后来又考取研究生，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据吉让寿自己对我说，这一切首先是得益于安静中老师多年的教导。而在我们二团的8个学生当中，他与安老师始终保持着一种我们都不能及的师生情谊。

凡是北京地院的师生都知道安静中老师是一个特别有思想的人，但是安静中老师为人低调，从不张扬，文革中曾经有一篇大字报标题就是“安静中在安静中”，这位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本意是对安静中老师在文革中的这种低调不张扬风格的嘲讽。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恰恰是安静中老师最令人可敬之处，也是旁人很难达到的境界。

在文革期间，安静中老师对他人一视同仁，真诚相待，以心交心的人格魅力，更是赢得了地院基层师生的普遍认同，不论是早期参加过“斗批改”还是“东方红”，“朱派”还是“蔡派”的师生，还是被地质部打倒的“走资派”院长高元贵、“三家村黑店”的伙计陶世龙老师，还是普通教员、工人、学生，就连王大宾、聂树人等头头，都曾是安静中老师的座上宾，他都一视同仁，仔细聆听，帮助分析，毫无保留地畅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田春林同学是地院东方红早期核心组成员之一，可以说是一位“铁杆朱派”。后来他与朱成昭分道扬镳，被结合进了文革期间的地院革委会（这段历史，田春林同学自己写有专述）。据田春林同学自己说，他文革期间也一直与安静中老师有往来，特别是与朱成昭分手之后，去安静中老师那里就更多一些，慢慢就觉得安老师说的有道理，结果他也就时常被指责为安静中或二团在革委会的代理人。类似这样的“代理人”还有当时革委会的委员孟繁华同学、刘玉发老师等。

还有一位同学叫程关林，他是所谓保皇派“斗批改”的发起人，地院“8·24”大辩论，他是代表“斗批改”上台的辩手。“8·24”以后，“斗批改”解散了，很长时间他很不理解。后来他的同班同学余九乡把他引到安静中老师家。程关林很可爱，很直率，不躲不藏，直陈己见，不认输就直接与安静中老师辩，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有时甚至彻夜长谈，终于与安静中老师结下深厚师生情谊。

所以仅仅认为安静中是二团或“蔡派”的幕后高参、后台，这其实是低估了安老师在地院文革中的作用。除二团外，他还给了很多人帮助。在他逝世的追悼会上，有不少人，有的是夫妇老两口，在安静中灵前失声痛哭，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从来也没有发表过与安静中存在某种关系的声明，安静中也从来没有说过他属于“蔡派”，他安静中就是安静中，他尽管表示过赞成“蔡派”的观点，很多人也认为他就是“蔡派”的核心，但实际上他始终是独立于地院“东方红”、“斗批改”、“蔡派”、“朱派”和革委会之外的一个独立的人，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图：北京地院文革中曾遭受批判的“高安郑江”四人在高元贵家.左起:安静中（院团委书记），高元贵（院长、党委书记），郑伯让（岩石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江祖如（地质系三年级辅导员，党支部书记）。

安静中老师不仅对那些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与指导的同学与老师真诚相待。即使对那些曾经批斗或者反对过他的同学与老师亦是如此。1968年是北京红卫兵运动派性斗争最混乱的一年，在所谓“大批判”斗争中，当时的地院革委会在少数同学的操纵之下开展了为期三个多月的批斗所谓“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制造了长期非法拘禁高元贵院长、安静中和郑伯让老师等有悖人道、伦理且最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其中安静中老师受害最深，羁押时间最长，自1968年5月27日全院批斗高元贵院长大会当天抓走，到8月25日工宣队军宣队进校逐步被解救回家，历时近五月余，至今尚无人醒悟，能公开为此承担责任。但是安静中老师在挺过这段非人的折磨以后，却对参与制定、实施非法拘禁事件的学生持谅解态度，始终认为他们被人利用，同样也值得同情，紧紧地封闭了他的这段经历，几十年未吐一字。到今天当我们想了解安静中老师是如何度过这一段非人的经历时，不仅我们这些周围的学生，就连安老师的夫人濮长萱老师也不知道去找谁了解。可见安静中老师是何等大仁大量！

安静中老师对迁校持不同政见是校内人所共知的事，但在有关方面最后确定了在武汉建校后，他保留了意见，从组织上服从了决定。1977年我在青海收到安静中老师的来信，说他“现在被安排在矿产系任总支书记，开始大家以为矿产系与安静中持不同政见的老师较多，担心去这个系的工作难度大。但是大家都很支持我的工作，结果反而成为当时全校建校工作开展最好的一个系”。

1978年我考取研究生返回学校的当年春节回老家。无意中与老父亲谈及此事，这位饱经民国与新中国两个时代政治风浪的老民主人士竟然伸出大拇指说：“这是一个有大本事的人，你就只有二流本事。”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会识人用人。”

安静中老师曾经一度调离地质大学出任地科院研究生部主任。但是他在北京临时安置的家，几乎经常有来自南北地质学院的领导与教员（赵鹏大、翟玉生、郑伯让、王良、扬起、陈光远、朱上庆……）来与他谈论武汉地院的建设，其间藏着对安静中老师的多少关心、多少期望不言自明。赵鹏大校长当时长住武汉，只要回到北京，就总要到安静中老师家来，一进屋就关进小房子里一聊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

自1968年8月25日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学校进入文革后期，我们也于1968年底毕业分配离校。虽然我曾到江西仁和干校、武汉地校和北京地质大院看望过安静中老师，但大多数时间只能靠信件往来交流思想。这段时间谈得最多的是地质学院的迁校、建校和异地办学问题。经过45年时间的检验，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当时的地质部领导的确错误地估计了文革后期的国内形势，同时也错误地估计了地院广大教职员工的觉悟，错误地做出向中央报告要求把地质学院迁出北京的决定。冤枉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不说，结果是一个地质学院迁出北京，折腾了几十年，变成了两个地质学院（大学）。其中的一个换了个名字又回到了北京地质大院。迁校所导致的从上世纪初中国开始创办地质教育以来百年的教学资源分散、损失，优质教师资源的流失，由于迁校在校内引发的一系列新的矛盾……都极大影响了我国地质教育事业和地质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迁校的大是大非上是最能体现安静中老师不为官，不为名、不为利，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有利于地质教育事业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与广大教职员工在一起的精神。地质学院的教职员工都知道安静中是明确反对迁校的。即使在迁校工作组进校以赞成与否在教职员工中划线的高压状况下，仍然坚持了组织上服从，保留个人意见的态度，在实际行动上还是打前站的首批干部之一。

在反右运动初期，地质学院有三位年青教员，因大鸣大放中出现的乱象曾直接向北京市委反映情况，市委领导安排刘仁副市长接待了他们。到反右运动后期此事在北京地院也曾颇具争议。此时安静中老师刚刚大学毕业留校任校团委书记，参加了学院的一次扩大会议，讨论这三位年青教员是否因此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在会上安静中老师第一个发言，不顾个人是否会受牵连，慷慨陈词历数他们只属于非正常的组织行为，有错误但不应被划为右派等理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所谓“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期间，为了罗织安静中老师的罪名，居然有人把他与那三位老师连在一起，污蔑他是“漏网右派分子”。为此我和孙司权同学还专门骑自行车去天津找当事人之一的王玉茹老师落实情况。

文革期间安静中老师未曾写过一份大字报，只是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和一封《给新市委李雪峰、吴德、郭影秋同志的信》（由工作队收集编入《大字报选编》第二期）。《呼吁书》写于1966年6月16日，呼吁“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工作队党委的直接领导，我校十七级以上干部勇敢地站出来”，积极投身于文化革命之中。给新市委的信写于1966年6月19日，写信的理由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因为问题涉及几乎所有在校的党委书记、党委常委，也涉及到地质部工作队党委和地质部本身。因此，只能向你们反映。要求向市委领导同志或向市委派出的联络员反映”。他判断和处理问题极少掺杂个人的情感好恶，总是冷静地分析判断可能会发生的最坏结果，提前给出预警和劝诫。文革中我们能够避免许多年轻人的鲁莽冲动行为，避免了犯大的错误，就是得益于安老师的这种“预警”和“劝诫”。他作为一个睿智的长辈，如果内心已经清晰地知道了前面有巨大危险，他是鼓动学生呢，还是应当去阻止学生的行动？阻止，可能产生误解，但那才是一个智慧的长者对还不谙世事的青年学子的保护。

20年前蔡新平同学在安静中老师的追悼会上写的几幅挽联，我认为很深刻地表达了我们对安静中老师的认知和情感。现抄录如下，以再次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和致敬。

与大师晤谈 可度迷津劫难

学兄长风范 能立天地人间

往事如烟 经几多风雨 全仗恩师睿智谋断 哀教诲难再

清心似水 历千般坎坷 方显兄长磊落襟怀 挽高风长存

安静中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今天仔细掂量，他究竟给我们留下并能持续发扬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想唯一就是－－他身体力行告诉了我们，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然一个活着的人就如同行尸走肉，就失去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26年教育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动用所有的资源去教人不要思考，只要“听话”。试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十几亿人都如同行尸走肉，只靠一个人发号施令，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能够发展，能够持续，能不产生动乱吗？难怪钱学森在临终前会禁不住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提出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现在一些同学正在总结北京地院的文革史，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毫无疑问，文革必须彻底否定。北京地院的文革自然也必须否定。文革中的地院东方红曾经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中流砥柱，也曾经在大江南北叱咤风云。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得更深一些，是我们应当引以为自豪呢，还是应该进行反思？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是：地质学院的文革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与指使下运作的群众运动。只不过前期中央文革是在幕后推动，但从1967初，当地质学院大多数教职员工与部分学生开始抛弃朱成昭的时候，中央文革就直接进入前台，把一个老实人王大宾扶植起来，成立地院革命委员会，继续执行中央文革的路线。其结果就是直接在地院引发了长达两年的派性争斗。

我看过田春林同学的回忆，很真实。从他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我们的天真、我们的忠诚是怎样被利用。换句话说是我们太单纯，已经单纯到不用思考。其结果却让我们有些同学付出的是多年囚禁生涯甚至生命的代价。

从青春少年到年近六旬谢世，安静中老师在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度过了他最传奇的人生。凡是与安静中老师同时代的人，都了解安静中老师在地院/地大有最广泛的群众联系，不论是教员还是工人，不论是党政领导还是普通群众，不论是前辈学术泰斗还是青年学子，只要与他接触，就会因为他有思想，很愿意成为他的朋友。也是因为他有思想，在那个全民都不需要思想的年代，他又是最不受官方待见的人。他一生最大的官也只是地质大学（北京）一个管学生的党委副书记。他受到官方最器重的瞬间是在高元贵时代，那时他与彭志忠老师被这位高老夫子评点为北京地院“红专”学习的典型人物；可惜后来竟被错误地解读为“安静中是只红不专，彭志忠是只专不红”，那是一个时代对人才的误读。

其实，评价一个人最公允的是口碑与时间，为此特引用在安静中老师追悼会会场的几幅挽联作为结束语，可见功德自在人心。

思才辩才 学界难得人才

子师友师 我辈痛失良师

师道美德同江河长存

功勋伟业与日月同辉


2015年1月24日

转自《昨天》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