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工军宣队在清华干了些什么？

tuffy05

工军宣队在清华干了些什么？ 一项重大的遗漏：抓516

《炎黄春秋》杂志今年二月号上唐少杰的《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一文，是概括性的论述，理论探讨多而篇幅有限，史实或有不足。六月号又发表朱祖成的《朱祖成：工宣队在清华还干了什么？》一文，作者列出了“工宣队”在清华整知识分子的一系列事实，做了重要的补充。遗憾的是，两文均漏记了一桩大事，1970年至1971年间，在清华大抓“516分子”的运动，其完整名称应为“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习惯简称为“抓516”。
这个“抓516”的运动，比唐少杰文中着重记述的“三个月运动”时间长，整人多，手段更恶劣。
在唐少杰的文章也透露出一丝信息：
这里有一个插曲：毛泽东在7月28日凌晨召见蒯大富等"北京五大领袖"的谈话中毫不关注工宣队进驻清华的伤亡情况，并在召见结束之际叮嘱不要整蒯大富。这表明毛泽东至少到1970年11月在北京大规模进行"清查五一六"之前都没有"审查"或"惩处"蒯大富的意思。
提到了在北京有过“大规模‘清查五一六’”之事，但仅此一提而已，未及其他。
事实上，本已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并已内定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蒯大富，正是因此而被召回清华受审。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有蒯大富本人比较详细的回忆：
“1970年10月17号，厂里干部找我说北京打来电话，通知我去北京准备参加四届人大。领导和工友还挺隆重的，热情地把我送到银川火车站。”
“第二天坐飞机去的，这是我 第一次坐飞机。”“北京机场有人在等，大概是市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有车把我送到市革委会。在一个小会议室，晚餐有人端来一碗面条，让我吃了等着。”
“后来清华来了一辆车，说有点事，接我到了清华。我又在一个办公室里等着。晚上7点左右，8341的迟群、谢静宜，海军的刘承能，工宣队柳一安，干部刘冰，当时清华党委主要领导都来了。迟群第一个发言，开门见山：我代表清华党委，你蒯大富，隐瞒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党委现在对你宣布隔离审查，你表个态！我都蒙了。我说我没有任何重大问题没有交代，但是，我服从党委审查。有人把我带到早准备好的房里关了起来。”
蒯大富是知名的文革风云人物，有此反差极大的遭遇或不足为奇，而王克斌，清华的普通一兵，1970年毕业留校工作，也在一次“全连大会上，军代表作了动员，要轰轰烈烈地开展清查５１６反革命集团伟大运动。”之后，“工宣队的小李师傅立即找我谈话，要我老老实实交待各种罪行。我一下子傻了眼。”在批斗他的会上“时不时地有人领呼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王克斌老实不老实？’，‘不老实！’，气氛之热烈与冷酷，让人不寒而栗。”“工宣队不相信我的交待。成立了专案组，和几个人组成的专政小组，我一下子失去了自由。”以致他一度想自杀。而他的同学好友栗乃志则真的跳楼了。
按王克斌所记：“在那次清查中，连队里整了１０来个人，包括一年前跳进地沟淘粪尿的４个新工人，何元金，张良驹，栗乃志和我，还有原来４１４派的周宏余、桂立明等。”那时清华大学取消了教研室之类教学组织，而按军事体制将教职工编为连队，一个连队就有这么多人被审查，全清华有多少，可想而知。
栗乃志跳楼的第二天一早，“全连开了大会，有好几个人发言，口诛笔伐，声讨栗乃志。骂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和人民对抗到底。与栗乃志素有芥蒂的军代表王贺宇宣布开除栗乃志的党籍。那时的领导和革命群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见了棺材都不会落泪。（引文均见于王克斌：鬼门关下的徘徊——被遗忘的５１６）”
我的妻子陶德坚，1953年大学毕业后就到清华大学任教，抓516时在江西鲤鱼洲清华的五七干校也就是农场，尽管她不在校本部并且没有行动的自由，但从她留下的陶德坚回忆录（40）我成了清华仅有的一名“516分子”中，也能让人感受到这场运动的荒唐。她引用我的话说道：“这抓516 的事是一笔糊涂账，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场闹剧，他们地质学院也抓了好几百人，清华不知抓了多少，只是地质学院的工军宣队说过，清华是8341在抓，是样板， 他们许多作法也是学清华的。”引用属实，只有一点不够准确，在江西峡江的北京地质学院五七干校，没有工宣队员，最高领导是来自湖北天门县武装部的军代表。
其实在清华实际上也是军代表当权，这一点，朱祖成教授看的清楚，他说：
“清华大学工宣队中，工厂来的人数少，大多数听命于军宣队。而其他部队来的军人又被“8341”的政治光环所震慑，后来就完全被迟群、谢井宜控制，很快就投靠到“四人帮”门下，有人鼓动给江青写效忠信。”
林彪出事后，北京地质学院抓516的势头明显衰落，后来军代表也不见了，清华迟群还威风了一阵子。但各单位之间不管有多少差异，这抓516来的神秘，去也神秘。
文革期间在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工作，亲历清查516全过程的许人俊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机关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在漫长的清查过程中，不仅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龙被作为“五一六黑后台”长期关进秦城监狱，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梁步庭、杨煜，农政副主任王振扬，林业部政治部主任吕清，农业部副部长吴振等大批高级干部，统统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农垦部部长王震也被列入“五一六黑后台”的黑名单。”
“对于“五一六”问题，胡耀邦感触很深。“文革”期间，他在团中央“五七”干校目睹那么多熟悉的好同志，一个个莫名其妙被打成“五一六”；粉碎“四人帮”后，他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又发现自己熟悉的许多优秀干部，也因被打成“五一六”在不断告状，人数之多相当惊人。他审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发现：虚构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根本就不存在。他极为气愤地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几个数字吗!于是，胡耀邦下大决心，大刀阔斧为“五一六冤案”众多的受害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历史证明，当初耸人听闻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纯属自上而下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教训极为深刻，令人永难忘怀。”（许人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内幕，2010年08月17日13:25新华网）
亦如王克斌所言：这个抓516的运动，“斗争手段凶残，旷日持久，先抓后查，大搞逼供信，制造莫须有的罪状。死人最多。仅清华大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有５人自杀，还有的自杀未遂。这场运动是继反右斗争后的又一大冤案。”焉可遗漏，是为此记。

陶世龙 2015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