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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院文革回忆之一：张霖之之死
1966年8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人们的工作只剩下一个内容：开批判会，写大字报，上街游行。
煤炭部党委也跟随大势，召开民主生活讨论会。张霖之主持会议。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竟被一位发言者指责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张霖之身为部长，不但不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反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记得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前，他说了这样一段恶毒的话——‘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秦始皇是第一任，毛主席也是。’同志们呀！看看吧，这不是赤裸裸的反动言论吗？！”
图1 张霖之部长
会后，这位揭发者的发言被整理成文章，起名为“愤怒揭发张霖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次讲话”。
张霖之气愤至极。这纯粹是诬陷，一个人的自私目的没有满足，就可以堕落到这种地步吗？参加那次会议的全体同志除了他都可以证明，他从未说过这些话！
原来，揭发者是因为没能提职为副部长而诬陷张霖之。
为了保护脾气耿直的张霖之，让他脱离是非的漩涡，他的夫人李蕴华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中央允许张霖之到外地休息一段时间。
9月2日，经国务院主管工交口的负责人批准并报请周恩来总理同意，张霖之暂时离职休养。当天，他踏上赴大庆油田的列车。
树欲静而风不止。
“中央文革小组”盯上了张霖之。
1966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康生手持一大堆材料，说有人揭发张霖之反对毛主席，并肯定地说张霖之是彭真圈子里的核心人物，是彭真的死党。江青、叶群等人也跟着附和，表示同意康生的说法。张霖之的问题就这样简单地被确定下来。
几天后，江青亲自接见北京矿业学院的“群众代表”，她拉着腔调，用不太纯正的普通话煽动他们造反：“你们刚才问到张霖之，我可以明白地说，他不是我们的人，是彭真的死党，也可以讲是私党，就是亲得很呐！小将们，你们一上阵，真是摧枯拉朽，就可以把他和支持他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呀！呵，呵，我们支持你们，不过，我要声明，谁要与我武斗，我一定自卫。我们要把张霖之这些走资派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批得他就像当年的托洛茨基一样臭！”
不久，在大庆的张霖之接到了让他立即返京接受群众教育的电报。
他立即返京，于12月18日傍晚抵达北京站，在此之前，他的家已经被抄，张霖之无家可归，老同事段君毅派出自己的红旗轿车把他接到京西宾馆。
车入长安街，马路两侧的路灯亮了，往前望去，就如一条波光闪烁的长河，但此时的他已无心欣赏京华夜景。车经过北京饭店前时，他下意识地往左看去，饭店对面的煤炭部大楼上，贴着巨大的标语：“揪回畏罪潜逃的走资派张霖之！”“彻底批判煤炭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真没想到这样，真的忍受不了，一股被侮辱的愤怒之火从他心中升腾，使他难以控制自己，转身握住前往车站接他的妻子的手，眼睛红红地大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党，相信共产主义，我‘红张’今天就跟他们拼了！”
“红张”，李蕴华闻此一惊，这是丈夫几十年前的称呼呀，怎么也提了起来？
那是抗日年代，华北大平原养育大的张霖之，个子虽然不高但粗壮结实，他终日奔走在田园村庄、青纱帐，太阳和风雨把他的脸庞、胳膊、脊梁、腿脚都变成了黑红色，加上他常用化名，用过几十个，谁也叫不准他，便习惯叫他“红张”，冀南的老百姓这样叫他，伪军衙役也这样称他。
“红张”是张霖之独特性格的反映，是张霖之红色经历的证明。
此时旧话重提，惊住了李蕴华，她赶紧安慰丈夫：“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咬咬牙挺住！”
张霖之知道妻子理解错了，便坦然地摇摇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决不会寻死、自杀，那是见不得人的事，要么就是彻底灰心了。我自己有错误不怕别人批评，也有决心改正。‘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还要努力理解、努力紧跟呢！”
这一夜，气温骤冷，上天好像明白张霖之只有一个自由的夜晚似的，悠悠地飘起了雪花，把大地变成一片洁白。
次日凌晨，张霖之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去北京矿业学院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
1967年1月，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心中越来越不安。大街上“宣传车”高音喇叭里宣读“张霖之是彭真死党”的“首长讲话”声阵阵传来，大报小报上“夺权、揪出、粉碎、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等口号层出不穷。李蕴华提出到矿院看望张霖之，送生活用品，她甚至说到“犯人还可以探监嘛”，但却遭到拒绝，对方的答复是：“如果划不清界限，把你们一起算成黑帮！”
李蕴华担心丈夫的身体，她要求张霖之回家休息，哪怕每周回来一天。她联系各个方面，打电话、写信，希望能找到一个领导，一个还能说了算的领导，为张霖之说一句话。这在平常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1967年1月的大夺权高潮中，在共和国历史上无政府主义最猖獗的年代，竟然做不到！
李蕴华守着那部直通中央的红色专线电话，欲哭无泪。那个年代，电话好像也有“阶级性”，李蕴华能通过这部电话直接找到的人，全都自身难保，她想通过转接、报告方式找到有关方面的电话，都没有回音，她写的信，竟然无人敢交上去。
张霖之不是被秘密绑架到偏远地点，他前往矿业学院作“检查”不是个人行为，那里距中南海的直线距离也不过十余公里，但对张霖之的批斗、毒打延续一个月之久，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批斗他的人，有矿业学院的学生，有教师，有学校和部机关的干部，甚至有负责学生军训的军人，但是，对张霖之的非法迫害就是这样在众目睽睽、熟视无睹的情况下不断进行！
张霖之的女儿决心冒险去探望父亲。1967年1月的一天，她从自己所在的北京工业学院来到矿业学院，从在院内监督劳动的一位部领导口中知道了父亲的囚禁地点，以下是她的回忆：
“就在我焦急地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听见从楼下传来一阵吆喝声，夹杂着嘲骂和口号声。我心砰砰地跳着，急忙迎到楼梯口等着爸爸。他一步步被押解上来，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爸爸下身穿着妈妈为他下跪挨斗买的棉裤，因为长，裤腿还挽着一截，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爸爸的头发被从中间剃掉了一半，胸前胸后各挂着一个大木牌，手里还举着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三反分子’，彭真死党’，爸爸的名字被倒过来，划上了红×。”
“爸爸看见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我的名字，那帮暴徒一把抓住我，逼问爸爸我是什么人，爸爸怕他们再向我下毒手，不肯回答。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用皮带抽打爸爸，边打边骂：‘看你说不说，看你说不说……’看着爸爸挨打，我哭了，我上去喊道：‘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承认是爸爸的女儿来看他。他们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在的学校，在这短暂的时刻里，爸爸的目光是那样深沉地望着我，虽然没有一滴眼泪，可我看得出，他内心充满巨大的痛苦和忧虑。”
“就这样，在一群暴徒的监视下，我们父女相对无语。我只问了一句：‘爸爸，您还有粮票吗？’就被暴徒怒声喝住。为了能多陪爸爸一会儿，我只好藏起满腹的话，不再作声，爸爸也一直沉默，直到我要被押走时，爸爸才缓慢却有力地说：‘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
张霖之的女儿被工业学院造反派带走，在学校内关押，开大会批斗，也失去了自由。
张霖之给家人的最后一个信息，是重复他与妻子的约定，革命到底，决不自杀。他要告诉人们，假如遭遇不测，一定是有人蓄意谋害。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在这样无止境的拷打折磨中，已经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张霖之的女儿没有能回家，他的夫人和儿子仍然不甘心。他们决定趁快要到来的春节之际举家前往探视张霖之——难道过春节送一碗饺子也不行？难道造反派能把全家都扣押？但他们万没想到，已经来不及了。
时间已近1967年1月下旬，全国夺权，“捷报”频传，但煤炭部和矿院的造反派却越来越焦躁。他们没有料到，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压倒政治优势，竟然对张霖之不起作用。他们向中央文革拍胸脯保证把张霖之“彭真死党”定为“铁案”的任务，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居然毫无进展。此时，张霖之孤身一人，单独面对不可一世的造反大军，毫不让步，日后，一旦让他翻过身来，这些煤炭系统的造反头目如何收场？其实，就连正在势头上的戚本禹也有后顾之忧，他就曾经说过，一定要把走资派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否则，“将来走资派翻上来，让你爬狗洞你也得爬”！
于是，骇人听闻的一幕拉开了。
矿业学院的造反派决定将迫害进一步升级。他们纠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煤炭系统的造反组织，各色人物，轮番上阵，对张霖之进行毫无人性的摧残。此时，他们已经对张霖之说什么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张霖之的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消亡！”。在30多天的关押之中，张霖之被批斗52次。
图2 张霖之被批斗中
下面是当年参加批斗张霖之的人写的日记：
1966年12月28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子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1967年1月12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
……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却公然上演着只有蛮荒时代才会出现的惨剧。
张霖之咬紧牙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座活火山，在酝酿着喷发，酝酿着怒吼！这一天整整24小时，他粒米未沾，滴水未进。在敌意、冰冷的盯视下，在芒刺在背、鬼魅缠身般的厚重痛苦中，他在写交代用的白纸前坐了5个多小时，最后端端正正写道：“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你们搞了我这么多天，费了这样大的工夫，给我扣上死党的帽子，可是没有任何事实，今后像这样的逼问，我一律拒绝回答。”这就是他在被斗毒打52次，关押30多天之后，第一次交出的“坦白”材料！一颗金子似的心，在全身伤痕，衣服、头发、脸上沾满墨汁、血污、痰迹后面，还在顽强地闪光。它足以使所有政治上的懦夫汗颜，甚至两千年前的那位老乡——刺秦王的荆轲也无法比拟。
除了他的妻子儿女之外，这些天来，还有许许多多善良的人在想方设法营救张霖之。从高级干部到伙房大师傅，从左邻右舍到素不相识的煤矿工人。虽然一次次上告电话被粗暴地回绝挂断，一封封呼救信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信访组扣压，但是人们还在打、在写、在奔走……然而，谁都没想到，对张霖之部长的迫害，远远超出了挂牌、游街、戴高帽、“喷气式”、辱骂、狂叫。当人们知道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1967年1月21日晚6时，张霖之瘫倒在床上。这一天，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举行“庆祝夺权胜利”游行。他，作为俘虏和战利品，举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陪游陪斗6个小时。此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快油尽灯枯，没有一点气力。忽然，外面一阵纷乱的脚步，看守王××和田××推门侧倚，放进五六个人来，未等老人张口，已被拖到地上，接着又被按跪在一张长方条凳上，脖子上挂上一捆东西。张霖之只觉得沉重无比，汗珠噼里啪啦掉下来。原来那是一个用褥子裹着的大铁炉。见他颤颤巍巍，暴徒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帮助”他稳住。王××大声吼：“张霖之，你是不是彭真的死党？”“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你是不是常常深夜到彭真家开会？”“很少。”“干什么去了？”“商量工作。”“胡说……”
“啪！啪！”王××左右开弓，打得老人嘴里连血带沫子淌下来，舌头都麻了，像棉花瓤子塞在口里。眼角挨了一拳，他一只眼被血糊住，另一只眼大睁着盯着凶手。“你还敢不老实——”不知是谁，照准凳腿一脚踢去，凳倒人翻。张霖之的头被那个铁炉子掇着，重重磕在水泥地上。暴徒们又把他揪起来。
带着铁卡子的皮带和军用帆布腰带像雨点一样抽落下来，疼痛的抽搐散布到他脸上的每一根筋络，冷汗直冒。但张霖之仍不吭一声。血，迸溅着，溅到四壁。飞舞的皮带铁头打塌了他的左眉骨，打裂了后脑骨，打碎了衬衣。他下意识地蜷缩着，终于，两眼发黑，又扑倒在地上。
脑子已不太清晰的张霖之只觉得极疲倦，极沉重，渐渐地，一切都模糊了，也难听见抡着皮带的小将们在喊：“看呐！张霖之那副怪样子，装死狗，哈哈！”他好像睡着了，枯瘦的身体倒伏在地上，脸枕着温热的血，闭上了眼睛……
张霖之死了，属于非正常死亡。但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里，非正常变成了正常。造反派急于掩盖事实，伪造现场，不通知家属，不验尸，就擅自拉到东郊火葬场火化。只是由于火葬场坚持要家属到场，才未得逞。张霖之的家属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正式通知，是好心人私下传达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即使如此，矿院造反派仍然不让家属看尸体，还继续用“划清界限”来威胁他们。后来，周总理知道了这个消息，指示公安部验尸、调查，张霖之的家人才能有机会见自己的亲人最后一面。这是怎样的一面呢？
赤膊的张霖之被扔在火葬场一间小房子里的水泥地上，下身穿棉毛裤，脚穿着棉鞋没穿袜子，全身青紫，口微张，背后是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三十多处伤痕，脖子上有勒痕，脑后有一个血洞，血痕尚在，前额偏左处有塌陷，这些都记录在验尸报告上。
这是1967年1月底的一天，那个时候的政治空气，没有经过的人想像不出来。造反派先人为主，制造张霖之“自杀”的假象。但是，张霖之遭受击打的头颅是否有骨折出血？心脏病有没有发作？内脏有何损伤？脖颈上的勒痕是不是他人所为？有几个人在当天看守张霖之？他自杀的绳子从哪里来？这一串迷团一个也没有解开，在当时，也不可能解开。事实上，张霖之当天已根本没有能力躲过看守，走出房间，自己爬上洗脸台“自杀”。张霖之的尸体没有解剖检查，死因也未进行认真调查，因为张霖之死亡时的尸检报告开篇写着：“死者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验尸的结论是“缢死”，至于是他杀还是自杀，答曰，“不在调查之列。”既然全国都在开展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全面阶级斗争”，既然公安部长是谢富治，验尸还能有什么结果？
张霖之死后那一天天亮时，张贴在煤炭部机关里的大字报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于1967年1月22日早五点五十五分畏罪自杀”，但很快有人觉得说法不妥，马上被撕掉。
张霖之的死，造反派得益最大。在当初，他们关押批斗张霖之还有些新鲜感，优越感、成就感，到后来，张霖之已经成了一块吐不出咽不下的硬骨头，卡在喉咙里令他们万分恼怒。这一下好了，宣布张霖之“畏罪自杀”，不是死党也是死党。找“活材料”的任务也没有了，正好交差。骑虎难下的最佳解决办法当然是让老虎死去。
“1967年1月22日张霖之死前，周恩来去看望刘伯承，刘伯承说：‘总理，张霖之是冀中党的一面旗帜，南京解放，我是军管会主任，他是副主任，他怎么会反对主席和林副主席呢？总理还是出面保一保他吧.’可是，等到周恩来回到西花厅的时候，张霖之被爆打至死的照片已经被摆到桌前。周恩来后来大怒。当着李先念、谷牧、陈伯达、张春桥、戚本禹的面说：‘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一个国家的部长说打死就打死了？这让我如何去向主席、向人民交待啊！这么搞，谁还有保障啊！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是眼含热泪，脸色铁青，陈伯达吓坏了，连连说他不知道，张春桥一向都是目中无人，这回也说‘请总理息怒’。” （《周恩来的文革抢救运动》）
这段回忆,意思是周恩来话说晚了,是这样吗?实际上文革初期,毛的那里是有过一个保护人员名单的,上了名单的人,毛让周去办周才保护得了你,上不了名单的人,周保护得了吗?继张霖之之后,被打死的省部级高官还少吗?贺龙两口子双双走进西花厅,让周给保护到一个山沟里了,结果呢?
实际上,张霖之周恩来是保护不了的,为什么这么说? 张霖之是毛泽东钦定的“走资派”。
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 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刘少奇接过话茬对毛泽东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这才是张霖之之死,也是造反派为什么那么恨张的真正原因.
张霖之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蒙难的部长，他的死，给所有正直、善良的人敲了警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不久就通知各部委，主要负责人立即搬进中南海这块唯一的“净土”，如果要与群众见面，必须事先通知，得到批准才行，时间不许超过两小时。这项规定后来成了许多老同志的保护符。
1975年10月8日，煤炭工业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为张霖之同志恢复名誉的报告》。这个报告前后用了4个月的时间。它明确否定了强加给张霖之的三项罪名，为其恢复了政治名誉，在死因上指出了“蓄意杀害”，虽然加上简历部分全文只有500字，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已是很不易了。邓小平对这个“难产”的报告批了10个字：“同意，照发。我参加追悼会。”
1975年10月28日下午，张霖之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邓小平与张霖之夫人及亲属握手时表情刚毅，目光坚定。他对李蕴华只说了5个字：“请节哀，保重。”这是他到场后仅说的一句话。张霖之的家人和战友们理解到，为张霖之恢复名誉一事并未“水到渠成”，而是邓小平在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抓紧时间兑现自己的诺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给在“文革”中被迫害的已故去的老同志公开恢复名誉，中央决定为张霖之等8位同志举行联合追悼大会。这样的追悼会是没有先例的。1979年1月24日，追悼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邓小平出席并主持追悼会。
1992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张霖之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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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9 23:3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