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崇健：从“六一八”事件和“黑帮大院”看聂元梓的反动面目

tuffy05

    《从“六一八”事件和“黑帮大院”看聂元梓的反动面目》 (摘录)

                  北京大学    余崇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对革命干部乱打乱斗的严重政治事件。“六一八”事件发生后，在全市、全国立即掀起了一股反对各级党委、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大搞打砸抢的浪潮。这是林彪、陈伯达、江青及和林彪、“四人帮”关系密切而又颇有权势的那个人，公然干扰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乱党、乱军、乱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被聂元梓煽动起来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北京大学迅速泛滥起来，干部和部分教师开始受到冲击，不时出现乱批乱斗干部等现象。到了六月十八日上午，情况有了急剧发展，出现了全校性的大规模乱打、乱斗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在校园里设了所谓“斗鬼台”，四处抓人，乱打乱斗。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六十多个干部被戴上高帽子，脸上涂墨汁，身上贴大字报，被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拉着游街，而且还发现有多起污辱妇女的流氓行为。当时，驻北大的工作组闻讯赶到现场，工作组长在两个围斗干部的地方讲了话，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当天晚上，工作组长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广播讲话，批评了乱批、乱斗干部，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揭露了当场被揪住的几个坏人。
陈伯达、江青及那个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对北大的运动和“六一八”事件是一清二楚的，但是，由于他们急于篡党夺权，搞乱全国，便施展卑鄙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抓住这一事件，大耍阴谋诡计。他们始而高喊要揪出“六一八”事件的后台，既而吹捧“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他们亲自到北大，以所谓“调查”文化革命为名，以座谈会的形式召见聂元梓等人，煽风点火，蓄意挑起对“六一八”事件的辩论，鼓动他们起来反对工作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更是得意忘形地欢呼“六一八”革命精神万岁！”他们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公然煽动无政府主义，要群众脱离党的领导，“依靠自己救自己。”江青还在大会上大耍无赖，又是哭，又是骂，气势汹汹地吼叫：“有胆的就站出来，我们不怕！”完全是一副政治流氓的嘴脸。她欺骗蒙蔽和假手天真无知的青年，在台上当众批斗工作组组长，并用皮带抽打他。江青对此感到非常得意，还肉麻地和那个打人的青年亲吻拥抱。
“六一八”事件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政治恶果。首先，最直接的严重后果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北京大学，被陈伯达、江青及那个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一手扶植起来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篡夺了领导权。从此以后，北京大学变成了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据点。乱批、乱斗，大搞打砸抢抄抓等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倒行逆施，规模更扩大，方式更多样，手段更狠毒，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加恶性发展。这时候，聂元梓有恃无恐，横行霸道。她秉承江青“十六、十七年官僚机构重重叠叠，学校也是这样，要搞掉”的旨意，学着陈伯达的腔调，鼓吹“上揪下扫”。对上把矛头指向上级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元梓是北京市高等学校中第一个揪斗北京市委负责人，并实行“大弯腰”、“坐飞机”等体罚的。她也是第一个写大字报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的。对下则把学校中层以上的干部打成“黑帮”，把学有专长的老教师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把许多基层干部和许多教师也都列为“黑帮”和“社会基础”，扣上“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等帽子，给他们剃阴阳头、挂牌子、罚跪、戴高帽、游街批斗。在横扫“四旧”的口号下，抄家之风，甚器尘上。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短短几天之内，就有一百多人被抄家，有的教师书籍被抄一空。甚至有的人连必需的生活资料也被抄走。在教职员中，被挂上黑牌子监改劳动的人数以百计。更有甚者，聂元梓之流为了进一步迫害干部和群众，加紧对他们的镇压，由打砸抢抄步步升级，发展到私设公堂、监牢，四处抓人，任意刑讯逼供，以至挑动武斗，把人活活打死杀死，被打身残和留有后遗症的，为数更多。
聂元梓一伙在北大校内私设的刑讯点和牢房共有二十多处，其中“劳改大院”是最大的监狱。他们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许多干部和教师，统称为“黑帮”。因此“劳改大院”也叫做“黑帮大院”。他们对这些同志施行残酷的暴行，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他们制订了一套森严的戒律，不许随便交谈，不许大声说话，不许笑，走路不许抬头，打出血不许擦……。他们为了使这些同志服贴就范，往往采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抓住一个人的一件小事，借题发挥，大施淫威，给新进“劳改大院”的“黑帮”一个“下马威”。他们刑讯逼供，制造假案、冤案，逼迫“黑帮”承认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和劳改期间犯下的新“罪行”。在这方园不到五百平方米的大院里，完全是一座法西斯集中营。此外，他们还设有兼管指挥、策划武斗、制造武斗工具、教练拳击刺杀以及刑讯逼供的据点，戒备森严，阴森可怕。一时间，校园内妖雾迷漫，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
聂元梓在北京大学刮起的这股更大的黑风，成为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得意之作。他们欺骗、蒙蔽不明真相的人借“大串连”推广他们的黑经验，从全国各地引来一批又一批的人参观、“学习”。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八日一个月当中，来北大串连的共二百一十二万四千多人次，其中仅八月十二日一天就达十七万九千六百多人次。在全国，北京大学成了乱打乱抄、乱批乱斗的黑“样板”，是林彪、江青一伙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橱窗”。此时此刻，聂元梓俨然成了风云一时、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聂元梓这个权欲熏心、野心勃勃的政治扒手，借机把黑手伸向社会，伸向全国，扩大影响。聂元梓等一方面采取播放录音，巡回展览和宣讲等方式，把残害干部、群众的黑经验和“新创造”向各省市推广；另一方面向各大城市派驻“联络站”，狂叫“打倒”这个，“炮轰”那个。聂元梓窜到上海，大闹华东师范大学，亲自批斗、残害迫害曾经担任北大工作组副组长的该校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并以此为突破口，在几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第一个喊出了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同志的口号，并公开发动了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另一方面，则盗用“群众领袖”的名义，以支持“造反”为幌子，到处煽风点火，参与策划一系列阴谋活动，为“四人帮”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效尽了犬马之劳。在北京，他们组织“夺权指挥部”，进驻北京市委、华北局、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民委系统以及高教部、教育部、北京日报社等单位，抢大印，夺地盘，造成一片混乱。
                                       
(原载1979年1月19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