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式：答史正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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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的“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一文，发表在《记忆》第114期上，该文后被《网易》选用，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真相写出来。1971年清查5.16时，我被押回北大，在长达两年又两个月的审查中，所有涉及到我的问题，迟群、谢静宜们早已翻了个底朝天。在殷文杰问题上，我就是救人的，是无罪的；聂元梓有领导责任，但没有策划、指使的问题——这就是历史事实。
     2014年8月14日17时，在我的博客“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一文的读者评论中，史正连续留下4篇文字，可以合成一篇文章。当晚，我将此文拷贝下来，并发给一些朋友。15日早7点，我再次查看博客时，发现评论被作者删去开头和结尾。本文将史正的原作，作为附件列出，供读者欣赏。

    史正说胡宗式“参与刺杀殷文杰”，这是对我的造谣和诽谤（比当年迟群、谢静宜领导的北大专案组有过之而无不及）。造谣诽谤别人的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保留控告史正的权利。
    史正还说：“工军宣传队专案组，不仅调查了胡宗式、调查了杨恭谦、高玉堂，而且还调查了参与其中的一个女同学，身在现场的胡宗式，替公社执笔撰写杀人报告的胡宗式，为何对她隐而不报呢？”四十多年了，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这个女同学叫什么名字？哪个系哪个年级的？工军宣队专案组的哪一位到哪里去调查了这个女同学？调查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问题，史正必须说个明白。否则，就是造谣生事，这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至于史正说的为什么要“送721医院，想隐瞒些什么？干些什么勾当？”我的文章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送721医院不是我决定的。到了医院，我说殷文杰是公社的人，根本不存在隐瞒什么问题。1971年的北大工军宣队，也没有对我的调查报告提出过异议。
    史正说：“胡是公社的核心人物，聂元梓的心腹，掌管校内外的动态情报，与校内外天派组织有着密切的交往。”动态报1966年12月成立时，是物理系5个普通群众自发联合的，目的是把校外的情况介绍给校内，也就是抄些大字报、“首长讲话”印发给北大师生看看，相当于群众自办的文革参考消息。后来人员增多，都是互相介绍或毛遂自荐来的，我们的基本出发点都是想为大家报道北京一些单位的消息。新北大公社成立之后，动态报隶属公社，从1967年2月20日第61期起，以“新北大动态报编辑部”的名义出版动态报，内容性质照常。天派和地派的高校组织同属于红代会。我们和各单位公开交换动态报，也互相转载内容，这就是所谓“密切来往”。至于校内的动态，根本不是我们动态组管的事情。说我“掌管校内外的动态情报，与校内外天派组织有着密切的交往”，这说明你很无知。因为工作关系，我与聂元梓走得近一些，就说我“是公社的核心人物，聂元梓的心腹”，真是太抬举我了。
    不过，我现在倒是要为聂元梓鸣不平了。聂元梓敢于反王、关、戚，敢于对谢富治说不。史正先生们，当时你们在干什么，不该扪心自问吗？
    我对过去有批判，我公开说过“文革中杀害三名无辜青年，是我所在组织‘新北大公社’最丑陋的一面。”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竟然有人说什么“井冈山所体现的精神，是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的北大精神的发扬，是民主、自由血脉的延续，规模宏大，时间漫长，激烈悲壮，可歌可泣。是开放与保守的斗争，是开明与极权的斗争”（见舒声的博客“北大井冈山与聂元梓校文革之间斗争的性质”一文的跟帖）。对自己一派追随王关戚时的极左表现，只字不提，至今顽固坚守，还奢谈什么总结文革？！

    史正说：“新北大公社核心人物，参与刺杀殷文杰并处理后事全过程的胡宗式，如今年逾古稀，在殷文杰冤魂的呼号面前，定然也不得安宁。他一生都无法逃避殷文杰冤魂的追讨，他更担心在他百年之后，人们将他与殷文杰之死的罪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写入万劫不复的历史”。史正如此恶毒地诅咒别人，难道不怕遭天谴吗？
    无辜同学死于武斗期间是北大文革中的悲剧之一，凶手早已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我真的参与刺杀殷文杰,我早该牵涉在内，迟群、谢静宜领导的北大工军宣队不可能给我这样的审查结论:“胡宗式跟着聂元梓犯了政治错误，不予处分，不记档案，不做书面结论。”
       我一生做过的事，能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多，但殷文杰事件，却是永远忘不了。当时我就是救人的，虽不值得大书，但也绝不是耻辱，更不是犯罪。我的心永远是安宁的。


附件1：
  谁是杀害殷文杰的元凶
                                          ——质问胡宗式
                                 史   正
      一九六八年春夏，三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十八日，是北大历史上最血腥，最恐怖的日子。以聂元梓为首的当权派校文革，指使其下属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妄图以武力镇压反聂的群众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发动了3.29武斗，从此拉开了北大四个月武斗的序幕。武斗期间，数百名师生不同程度受伤，无线电系殷文杰，地质地理系刘玮，北京地质学院附中温家驹三个青年学生，惨遭新北大公社杀害。其残忍，其惨酷，令人发指。虽然时隔四十余年，淋漓的鲜血已凝成黑褐的血痕，但人命关天，死去的冤魂常在我们耳际呼号，不彻底调查真相，从法律和道义上惩处债主，这些冤魂便永远无法安宁！
       新北大公社核心人物，参与刺杀殷文杰并处理后事全过程的胡宗式，如今年逾古稀，在殷文杰冤魂的呼号面前，定然也不得安宁。他一生都无法逃避殷文杰冤魂的追讨，他更担心在他百年之后，人们将他与殷文杰之死的罪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写入万劫不复的历史。因此，在他的个人博客之中贴出了名之谓《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死事件》一文。
      此文披露了殷文杰被刺39枪的细节，披露了两个凶手的名字——新北大公社钢一连杨恭谦、高玉堂，披露了刺杀的部分过程与后事处理的一些过程，较之原先聂元梓与新北大公社的知情人有意躲闪和回避殷文杰之死，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十分有限，明眼人不难看出文章的本意不是在反省忏悔，而是怀有两个目的：一是替自己洗刷开脱，他无罪而且有功。二是替聂元梓洗刷开脱，聂没有“指使和策划问题”，仅仅是“领导责任”。
      胡宗式在文章的开头，便有意掩饰历史真相，即聂元梓掌控的新北大公社，经过精心策划，于1968年3月29日，打响了北大武斗的第一枪，攻占了31楼，刺伤并撵走了楼内的许多井冈山派成员，一些人被逼跳楼受伤。他们试图效仿上海工总司镇压上柴联司的行动，行使武力摧垮对立的群众团体，以实现北大的一统天下。自此，北大大乱，人心惶惶，动荡不安，矛盾激化，血泪交加。井冈山组织为了活命，为了自保，也自制长矛，据楼自卫。1968年4月26日主动占据了咽喉要道36楼，将28、30、32、35、36、37楼连成了一片，从而为自己获得了一个出口通道----维持了自己的一线生机。新北大公社则包围了这6座楼，占据了校园的绝大部分楼舍与广大的空间，对井冈山同学构成了莫大的生命威胁，一攻一守，截然分明。显然，新北大公社处于强势，井冈山兵团处于弱势，36楼被井冈山占领，只给自己一线生机，而并未对公社构成威胁，未能改变公社包围井冈山的强势局面。面对这种巨大的强弱反差，井冈山大部分成员，迫于人身安全的威胁，纷纷逃离北大。殷文杰是个井冈山内极为普通的同学，他虽然认同井冈山观点，是班内井冈山一个普通战斗队“过大江”的成员，但从不参与井冈山的活动，更不参加武斗。他以己之良善之心，对新北大公社未有丝毫提防，路经公社防区，办理有关事项，准备离校返家，未料遭到公社人员如此凶残的杀害。那么，即使回到胡宗式所言的“武斗环境”，殷文杰又何罪之有？杀人者又理在哪里？只能说明，公社中的一些人，在派性的蛊惑下已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而不是其它。聂孙们早在“四·二六”之前就已开始杀人。他们驻第二体育馆的武斗连就打死了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温[U5]死后，孙蓬一一面布置所谓调查，一面扬言：“你们不要怕，有校文革顶着。”（《北京大学大事记》下册670页）他们依仗炙手可热的大红伞聂元梓，狂热鼓动“反聂即反动”的政治逻辑，顺聂者昌，逆聂者亡，对反聂的群众组织视如寇仇，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推行了血腥镇压的方针路线，蓄意鼓动“国共两党之争”的政治仇恨，致使某些公社成员忘乎所以，无所顾忌，才使无辜的殷文杰成了他们的矛下之鬼。胡氏文章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意模糊北大当时的政治、武斗形势，企图把殷文杰之死推导给井冈山兵团为自卫而占据36楼上。时隔四十年后，胡的派性立场仍然十分顽固，并开设博客，四处宣扬当时的派性观点，为聂元梓鸣冤叫屈，这在北大公社的成员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今天的胡宗式，尚且如此坚持顽固的派性立场，那么当时的胡宗式的派性便可想而知了。因而，胡在文章中谓自己冒着枪尖出面拦阻杀人凶手，便难以让人置信。胡是公社的核心人物，聂元梓的心腹，掌管校内外的动态情报，与校内外天派组织有着密切的交往。正如他自己在文章中所述，他是“现场一般人能认识的人”。那么，既然是公社这样显赫的人物，倘出面拦阻，岂有阻拦不住之理？！一声“他是‘过大江’”的吆喝，凶手们便兽性勃起，举起长矛杀将过来，而公社要人胡宗式“非常愤怒”并自谓“出面进行拦阻”，却不起任何作用，这在逻辑上能讲得通吗？胡宗式能够自圆其说吗？当时井冈山的广播台和后来的工军宣队专案组曾认定胡宗式是杀人凶手，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大概，殷文杰的阴魂始终在纠缠着他，他始终不能为此释然于心，想辩白，想洗刷，谁知，他越洗越黑，越辩白越让人怀疑。殷文杰血淋淋的39个枪眼，难道仅仅是胡宗式抛出来的钢一连的杨恭谦、高玉堂两人所为吗？要知道，这是在杀人，在杀一个活人，不是剁白菜，即使是剁白菜，39个眼也得剁一阵功夫。何以“救人”的胡宗式便如此无所作为呢？工军宣传队专案组，不仅调查了胡宗式、调查了杨恭谦、高玉堂，而且还调查了参与其中的一个女同学，身在现场的胡宗式，替公社执笔撰写杀人报告的胡宗式，为何对她隐而不报呢？
      之后，胡宗式们对殷文杰的所谓“抢救”亦让人怀疑。即便如胡所说，殷文杰此时尚有一口气，那么北大附近的中关村、海淀，有许多医院，胡为什么舍近求远，不送附近医院，却要远送五棵松附件的七机部721医院。胡谓“当时721的医院是七机部的”九一五“掌权，和新北大公社的关系很好。”关系好又如何，是否想营私舞弊，想隐瞒些什么，干些什么勾当？显然，他们把殷文杰送721的医院，主旨不是抢救他的性命，而是妄图掩饰自身的罪恶。胡宗式行文躲躲闪闪，却是不打自招罢了！
     聂元梓对刺杀殷文杰持什么态度？她只是在调查报告上面批示“认真调查。严肃处理”。这不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又是什么？不是“认真调查”了吗，抓住两个凶手了吗？那么作何处理呢，一句空话，不作任何处理。所谓公社团长会上许多人反对，正中了聂元梓的下怀。聂是北大武斗之帅，是殷文杰之死的根源所在，杀人凶手只是其麾下打手而已！让她自己惩治自己的打手，岂非自残手足，她能做得到吗？
      胡宗式也不得不承认：“文革中杀害三名无辜青年，是我所在的组织‘新北大公社’最丑陋的一面。”但他却不进行自我反省，追寻杀人者和准杀人者的个人责任与思想根源，却将这一问题大而化之，推而广之：“在北大、北京，乃至全国，发生那么多迫害人、打死人事件，这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共产党教育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各种问题，分岐就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就是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把自己的同事、同学当作敌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宣传的层面上，根本没有民主、法制、人权的概念。殷文杰事件也是新北大公社领导和群众没有法制和人权概念的例证。”
      固然，“文革”恶果，是共产党一度推行的极左路线所致。只是，党内自始至终存在着正确思想与健康力量，与民主、法制、人权、人性相一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良心道义相一致。同样，社会中的横暴恶行，人性之中的恶则是极左思潮的社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派性”，是社会中两种思想道德倾向错综复杂的反映，是党内两种思想倾向斗争在社会上的反映。时过境迁，尘埃落定，民主与专制，善与恶，兽性与人性已逐渐明朗。“文革”是非不能统统以“派性”一词了结，个中杀人罪恶，尤其是杀害手无寸铁者的暴行，不能不谴责，不能不追究！即使在如此汹涌的“文革”大潮中，杀人者毕竟是极少数，人性的良知存在广大群众的心中，人命不是草芥，不可随意杀戳。在人命问题上，个人与个人所在的组织，必须负起责任，不能一味推卸给共产党的错误路线，推给党的整体，更不能以“没有法制和人权概念”轻描淡写之。聂元梓在北大“文革”中干了许多坏事，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上推下卸，上推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下推新北大公社，就是不反省个人的责任。“讲义气”的胡宗式也吸取了聂的做法，只是略有变化而已。他上推共产党，而下卸两个杀人凶手，并以此开脱他所忠诚的聂老佛爷与他本人的罪过，想以此掩耳盗铃，模糊历史的真相，这能做得到吗？殷文杰的阴魂能答应吗？殷文杰的亲属与同学能答应吗？
   胡宗式同学，请你放下包袱，丢弃幻想，诚恳老实地回顾与反思殷文杰之死这桩历史公案吧！否则，只能愈描愈黑，自食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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