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焜 关于红旗机若干问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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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旗机若干问题的回忆

陈良焜


    红旗机是北京大学于1958年科研大跃进中上马研制的中型计算机，以电子管为主要元件，每秒计算速度约为万次，是学校的重点科研项目。由于种种原因，项目一直拖到1966年，因文革开始而中止并未完成。伴随着计算机的研制，北大逐步建立了计算机专业和计算机教研室，成长了一批计算机专家学者。我从1958年红旗机上马开始就参与其中，担任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61年以后虽然不再直接参加项目组，还是项目所属单位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参与项目的所有重要决策，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亲历了红旗机的始终。写出本文是为了显现当年大跃进那个历史时期，从微观角度解剖一个科研项目的甘苦与成败得失，参与者的心路历程。也算是个人对这个项目以及共同经历这段历史的朋友同仁做出的交待。

任务的由来和命名

    1956年制订的国家科学12年远景规划，把计算机半导体等新兴高技术学科列为发展重点。作为规划中的培养人才基地，北大将计算机软硬件学科设置在当时的数学力学系。数学力学系于1955年成立计算数学教研室1956年成立计算数学专业，并且从53级数学专业学生中分出部分学生组成该专业首批（三年级）学生。计算数学专业分为两个方向：计算方法、程序设计，教研室内还设立计算机实验室，由张世龙先生任主任。鉴于当时中国的电子计算机尚在引进过程中，师生都没有真正的电子计算机可用。中科院计算所和北京有线电厂（738厂）正在按照国家计划，开始引入苏联图纸研制每秒30次运算的 103机（可升级为千次）以及每秒万次运算的104机。一些科研学术单位分析了苏联设计的不足，提出自行设计研发的主张，例如科学院华东分院计算所就有此打算。北大在张世龙先生倡议下开始研制自行设计的电子计算机命名为北京-1机，设定运算速度为千次/秒。这个倡议得到刚从美国归来的力学专家董铁宝教授的支持，他是当时我国唯一在美国使用过世界首台电子计算机的专家。为了使得研发目的性更明确，张还和空军某研究所进行合作，有几位国防科技人员也参加了研究工作，为首的是一位佩戴上尉军衔的老傅同志。

     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鼓舞下，全国掀起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各行各业纷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放卫星”，这是借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一种比喻，例如农业出现亩产几万斤的高产田。北大各系也提出各自“放卫星”的目标，例如生物系就在校园里培育日夜高强度照明的高产作物。数学力学系56级同学在中科院计算所贴出大字报，提出研制每秒百万次计算机的目标，结果促使计算所109机的上马。同时也在系里贴出大字报主张北大上马每秒万次计算机。

    我当时刚刚被抽调任系党总支学生委员，此时数学专业和计算数学专业师生纷纷走出校门参与国防和工业建设的计算任务。总支研究大跃进任务时，觉得除了承担校外任务之外还应该在校内搞一些能够发动广大学生参与的“卫星“项目。恰逢此时朱德副主席来校视察并到北阁看了正在调试的北京-1机，学生大字报加上受这次朱总视察的鼓舞，总支会上提出上马研制万次电子计算机的任务。当时：插红旗拔白旗口号响彻云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红旗杂志也适时出版发行，于是张世龙（是时还兼任系党总支副书记）提出命名为红旗机。我记得总支会上关于红旗机的进度和参与人员有些分歧：有些同志主张进度要快希望一年就设计组装完毕（当时完全不明白组装完成离真正运转还很远），张世龙则认为一年组装完成根本不可能；他认为一些高年级有一定专业基础的同学可以参与，有些同志则主张要大搞群众运动，低年级同学也可以参加。在极左思潮的控制下张世龙的一些正确意见并不能被接受，从而产生一些情绪，说了诸如“不能拿我去献礼”带情绪的话。这也成为1959年反右倾中张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伏笔。但是在立即上马并且名为红旗机这一点上还是一致同意的。顺便说一句，数学力学系上马的另一个“卫星”是力学的风洞，是一个最终完成并且成功的项目。

初期人员构成

    万次电子计算机在当时是一项大中型电子工程，到底技术有多复杂工作量有多大，就以我参加党总支会议与会者的角度来看，多数人实际上是心中无数，全靠张世龙来指挥。张做为党的领导和技术负责人也自然而然担当整个任务的总负责人。

    1958年春夏之交，一大批学生逐步进入计算机实验室，开始红旗机“大会战”。原来实验室技术人员有：吴大奇、杨天锡、王良训、刘有文、葛人飞、许卓群、姜纪冰、张世秀、周敏、王秀珍、徐益华、郑淑英、张梅英等参与其中，是主要技术骨干。计算数学54级（毕业班）进入做技术工作，有周炜、王选、毛德行等，他们中间陆续有人毕业分配到各自单位，也有人分配后暂借用延迟报到。由于计算机存储部件的磁芯需要自己研制，无线电技术方面也人手不够，从物理系54级调来王丕显、陈葆珏、陆钟辉协作。大跃进中的项目为了赶进度多数采取边设计边生产组装的模式，生产需要大批人员，于是计算数学专业乃至数学专业的55级、56、57级同学也参加进来。他们有的参加插件焊接，有的参加机架加工，有的当采购员，有的生产磁芯、有的参与电源。其中少数人也参与设计工作。由于人员猛增构成来源复杂，张世龙主要精力用于技术指导与决策，而且计算所也在上马109巨型计算机，上级（可能是国防科委）调令张世龙参加109机总体和逻辑设计也分去他的不少精力，所以数学系总支决定成立红旗机领导小组，由总支两位副书记林建祥张世龙负责，还调我和李龙堂参加，李时任总支委员兼教师支部书记，在红旗机领导小组负责生产调度，我专门负责红旗机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再担任系里学生工作。从此开始了我长达8年（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的与红旗机的不解之缘。

干中学，干就是学

1958年的大跃进是伴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后展开的，其特征除了各项事业的高速度高指标之外，还伴随着拔白旗插红旗的革命行动，教育战线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高等学校已经很少上课，代之以“干中学，干就是学”。

如上所述，计算数学专业高年级（54级应届毕业班）同学参与红旗机的逻辑和电路设计，55年级以下乃至数学专业同学则参加生产组装或“跑材料”。所谓“跑材料”就是指购买研制计算机所需要的各种元器件配件设备。本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购买元器件配件设备，需要通过报表由上级分配。但是大跃进的形势对各种资源的需求早已打破原有的计划，供应极其紧张，只能派出人员全国到处奔跑请求支援。说来也有趣，当时各地都讲共产主义风格，一些企业看到年轻学生来热情求援，也还真给了不少支持。

同学们也是各显其能，例如计算机所需磁芯北京718工厂有产，但是非常紧俏。于是数学专业部分同学就申请去718厂磁芯车间参加义务劳动，而且创造了新的生产劳动效率，感动了车间领导和工人师傅，给了我们一定的产品支持。但是这次劳动同学中也发生了一些工伤事故，好在不严重，大家虚惊一场。

对于计算数学专业的同学在参加逻辑和电路设计中，固然能够学到书本中不能学到的东西，有所收获。但是对于多数参加生产劳动甚或参与“跑材料”的同学来说，除了得到社会锻炼增长才干之外，很难说在数学业务上有所收获。即使参与业务设计的同学，工作和学习究竟不是一回事，技术工作免不了一些重复劳动，学习效率比较低。但是在那火红的革命年代，同学们一心一意的为“超英赶美” 听从分配全无怨言的奋斗精神实属感人。

红旗营始末                        

1958年夏天，随着全国高校开展科研大跃进，纷纷上马计算机。听说北大在研制万次计算机，一些学校迫切要求北大帮助培养计算机人才，数学系总支研究决定开办这方面的培训班。通知发出之后，全国几十所高校有一百多人报名参加，主要是中青年教师，也有部分（准备毕业留校的）高年级学生。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超英赶美、大炼钢铁（钢元帅升帐），全民实行军事化组织。于是校内外参加红旗机的人员也实行军事编制，根据规模人数命名为红旗营。由张世龙任营长，李龙堂任副营长。我和刘济熙（56级计算数学专业学生，年级学生支部书记）分任正副教导员。以下根据研制任务不同分设几个连、排，由教师高年级学生和外校骨干教师分任连排干部。

红旗营培训也采取干学结合的方式，先由教师对校外参训人员提纲携领讲解计算机基本原理，然后分连排介绍本部分基本任务和进展情况（叫做交底），接着参训人员就和北大师生一起排班参加红旗机研制边干边学。刚开始大家都兴高采烈，感到收获很大。但是时间一长，“干中学”带来的工作和学习的矛盾逐渐显露，而且比学生更加尖锐。因为他们学习时间短，还肩负着回去开展建设计算机专业的重要任务，希望学到更多的知识。于是强烈要求多上课，在各个班组轮换扩展知识面。这些要求其实很合理，但是却和北大尽快造出红旗机的任务相矛盾，而且当时北大真正能够担当系统讲课的人没有几位，虽然尽量照顾各校进修人员的要求，但也真是勉为其难。这样跌跌撞撞走到年底，国内大跃进形势开始调整，逐步强调劳逸结合科学性平衡性，学生也开始上课。红旗营也就此结束。

今天看来红旗营培训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方法上的偏差，效果差强人意。但是全国几十所学校上百人聚集在一起初步学习计算机知识，而且还真正接触到实际的计算机（尽管不能运转）的方方面面，也还有所收获。他们中不少人回校后都成为计算机专业的开创骨干。九十年代毛德行老师告诉我，有一次他参加信息产业部召开的会议，与会的信息产业部吴基传部长对毛德行说：毛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我是红旗营出来的。原来吴部长当年是邮电学院的学生，被学校派来学习，真是意想不到。

59年初的调整时期与无线电系的成立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掀起新一轮“革命”“建设”高潮，伴随着一系列极左的表现，到了年底已经显露出强弩之末的态势。随之中央提出了有张有弛的调整方针，工业战线大练钢铁和农村产量放卫星逐步停止 高指标逐步下降。学校里学生回到课堂，大跃进中提出来的一些科研项目开始梳理。

59年春，北大在科研跃进中提出的赶超世界水平的学科项目经过调整，成立几个新系建立若干新的专业。数学力学系的计算机实验室连同人员和科研任务调入新成立的无线电电子学系，命名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教研室，代号335教研室，张世龙任教研室主任，同时在无线电电子学系下设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专业。计算技术教研室除了原有的计算机实验室的教员实验员之外，还有54级留校的周炜、王选、毛德行、王丕显、陈葆珏、陆钟辉（55级），我作为教研室支部书记一并调入无线电系。不久又从科学院计算所培训班分配来宋万寿、寇有顺、林永芬、蓝学理等四位毕业生，后来又有留苏归来的郑于钦、马秉琨分配到教研室。60年先后有中专或高中毕业生王君、王淑英、商福田、韩凤兰、张树云分配到教研室，贺汝法由计算所调入。此时为了改变高等学校的人员成分构成，又分配一批复转军人充实教工队伍，他们多数人62年又回到农村，但是吴全富、周功珠、高立洲等少数人留下来参与红旗机的研制。计算数学55、56级参加红旗机的邵秉章、单亦平、赵捷、张永魁、董士海、金石、孙曾彪、蔡志正、刘春贵、张京城、王攻本，作为预备师资（准备留校任教师，但未进入编制）也进入教研室边学习边工作。计算技术专业班级从57级以下开始组建，57、58级由数学系和物理系相应专业的现有同学自愿报名转入，从59级开始列入招生计划正式招生。张兴华、余娟芬就是这时分别由数学系、物理系57级转入本专业的，他们后来毕业时留校任教。

于是北大计算机这一摊开始了教学科研全面开展的局面，教师实验员也分别担任或同时兼任教学科研工作，红旗机仍然是科研工作的重点，也是系里和学校的重点项目。

59年初红旗机总体方案和逻辑设计基本完成，各部分电路设计大体上有些眉目，自行研制的存储器磁芯元件没有成功，外部设备（输入输出和磁鼓）、电源以及工艺设计仍在探索，主要元器件（电子管和电阻电容等）未获得有效供应，所以基本上仍然处于纸上阶段。政策和组织的调整，任务和人员的变化，红旗机的工作进入新阶段。由于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压力，在张世龙先生领导下对于红旗机的几大战略性问题逐步明朗：机柜和插件仿照北京机的结构采用钢架机柜、铸铝插件板、铝型材插件，但是北京机只有一个机柜，红旗机则设定6个机柜，磁芯元件依靠外购不再自行研制，输入输出暂定改装电报机的相应设备，电源缓冲电瓶暂时采用汽车电瓶，外存磁鼓等待时机依靠外援。

原来红旗机设计甚至焊接都在燕园三院后边的原计算数学实验室内进行，随着工作规模扩大， 59年开始考虑整机组装，急需确定机房的位置。此时学校正在制定一个学校跃进的长远规划，将理科全部迁往昌平十三陵地区发展，未来红旗机主要用户是理科各专业，首先是数学特别是计算数学专业。红旗机的最终地点确定安放在十三陵校区的数学大楼内。但是当时校区还在图纸之上，红旗机必须寻找一个临时组装调试地点，经反复研究，学校把半个一斋（目前老光华楼所在地点）拨付作为临时性红旗机房。在建的十三陵校区数学大楼内的红旗机永久性机房，分工由周炜负责提出设计要求。

反右倾—左上加左

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以及接着在全党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把刚刚开始的纠正58年 “左”的错误的调整方针来了一个反对右倾的大掉头，实际工作的一些极“左”的观点做法还没来得及纠正，立刻又转入反右，结果是“左”上加“左”，终于酿成了六十年代初的全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反右倾波及北大的主要表现：一是在党内干部中错误的开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特别是批判部分党员专家：以专家自居向党自傲，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即后来所称的“党内专家案”；二是在教学中的开门办学以干代学在科研中的高指标等“左”的做法又进一步泛滥。   

58年大跃进中，时任红旗机总负责人的张世龙对于一些高指标（称做解放思想）、大批不懂业务的低年级学生进入研制组（时称大搞群众运动）以及某些不科学的做法（时髦的被称为打破条筐）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今天看来这都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引起受到“左”的思潮鼓动起来的某些青年师生的不满，数学系党总支领导也做张的“思想工作”，请他“正确对待群众运动”。59年反右倾运动中张世龙的这些表现，首当其冲被纳入“党内专家案”，在无线电系的党总支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我时任无线电系党总支委员和计算技术教研室支部书记，是和张世龙一起由数学系调入无线电系的党员干部，也是当时新成立的无线电系党总支中唯一了解张对58年科研大跃进态度的党员干部，于是就成为揭发张的各种“右倾错误言行”的主角。张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中学就在天津参加地下党。1952年院系调整后分到北大，在校党委和教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我于1953年考入北大数学系，1954年以后担任数学系学生年级党支部书记，从那时开始张和我有些工作接触。1956年北大建立计算数学专业，张自报奋勇来到数学系负责建立计算机实验室，由于他在北大党内的经历和地位，同时被任命为数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正好是我的领导，同时我也选听计算机方面的一些课程，所以也是张先生的非入门弟子。张的传奇经历以及性格坦率思想敏锐给我很深的印象。1956和1957年国际国内形势激烈动荡，学生思想十分活跃政治工作任务很重，我和张联系很多关系密切。

面对反右倾运动，我的思想处于矛盾之中。在我的不长的党内生活中，一直都认为对

政策的不同意见在党内会议上是可以自由发表的，彭德怀不过是在中央全会上对1958年的大跃进有关情况写给中央主席一封信，怎麼就成了反党。但是在当时挟反右压力之余威，党内生活已经很不正常，我也不敢提出自己的困惑。另一方面，受到当时极左思潮的蛊惑，我多少也认为张对群众运动态度的确有些问题，于是在无线电系总支反右倾会议上对张的“错误”做了多次长篇系统的揭发批判，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现在回顾我当时的表现，尽管有客观的因素，但就我本人来说，也不是毫无判断力，起码对这种“斗争”方式并不以为然，但是既没能做到砥柱中流，也未能低调应对，反而随波逐流中伤同志，是我终生引为憾事之一。张挨批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被免去教研室主任职务，并且下放到农村劳动。主任一职却由我来继任（刘有文周炜任副主任赵捷任支部书记），此事也让我尴尬不已。在无线电系总支会上，计算技术教研室的王丕显也因为向党反映农村人民公社中的严重浮夸风受到批判。由于我是教研室的支部书记，所以也成为批判王的“错误”的主要发言人之一 。

新一轮“跃进”，反右倾推向党外

随着反右倾运动的展开，58年的左倾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59年初红旗机以及其他业务工作中形成的有条不紊的调整态势，完全被打破。60年初根据上级的布置，学校重点科研项目红旗机需要提出振奋人心的目标 。我和教研室及支部同志还有一些业务骨干商量，这些人都是了解实际的，知道离任务完成路程还很遥远，电路设计还没有完成，空调通风设施效果差，工艺稳定性更是没底。经过讨论提出大干100天，把运算控制器存储器和外部设备连接起来，运行一个小程序—计算一个正弦（Sin）函数向五一献礼，具体工作由杨天锡刘有文王选负责执行。

当时还是有些教师有不同意见，或者保持沉默（被批判为“苦泡”），或者表示“没有信心”（被批判为“抵触三面红旗”），结果是或者受到批判调离主要岗位，或者调去干体力劳动。我记忆中就包括许卓群毛德行陈葆珏等。本来明确通知“反右倾”是党内（干部范围）斗争不涉及一般党员和党外，但是这时已不管这些，一些党外教师也遭到伤害。甚至有个别复转军人，不堪连续开夜车发了牢骚，也以右倾“罪过”受到批判，罚去体力劳动。

1960年五一献礼的目地还算是达到了，陆平校长也来观看正弦函数的演示，并且还拍成了电影。电影是北大学生电影社团拍摄的，我记得拍摄的导演是后来留校任化学系教师

的罗传秋。由于王选是担任这一工作的主力之一，所以也是由他向陆平校长介绍，从而作为王选早期参与科研的影视资料留存于世，九十年代王选成名后，这段影像资料不断被各种介绍王选生平的珍贵镜头播放。当然王选等一般科研骨干为了“献礼”已经几个月没有睡过安稳觉，这也是后来王选重病缠身的重要原因。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中国和世界，计算机还处于开创时期。计算一个简单的正弦函数值，需要专业编程人员编出0-1代码的计算程序，然后由穿孔员负责录入到专用纸带上，再利用输入设备输入到计算机中。启动计算机计算完成后，又要通过输出设备（一般是打印机）把结果打印出来。计算机输入和输出设备都是精密电子机械设备，国内尚无此类产品，北大并无能力研制，四机部有关厂家也正在利用所得到的苏联图纸进行仿制。红旗机根据张世龙的设想，大胆采用国内已经生产的拍发电报用的纸带输入机和电传打字机，进行一些改造作为输入输出设备。按照设计要求红旗机运算速度为10000次/秒，其含义是指四则运算和逻辑运算的平均运算速度，不包含输入输出的速度。后者因为包含机械设备，其速度大大低于电子运算。计算一次正弦函数值的四则和逻辑运算其数量级不过百条，对于万次机是瞬间之事。真正观察到的就是输入加输出的时间，不超过两三分钟，其过程还是很激动人心的。正弦函数计算成功也证明我国自行设计的红旗机从原理上是可行的。

六十年代初年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交待，就是根据学校布置在部分人员中调整职务与工资。335教研室既提职务又提工资的是杨天锡，职务提为讲师工资由62元提至68元。我和刘有文周伟王选工资由56元提至62元。这是文革前最后一次职务工资调整，其影响非同小可，因为之后20年工资几乎没有变动，6元工资对当时人们生活作用也不小。我作为党总支委员和教研室主任参与无线电系提职提资的讨论。今天回过头来考察，杨刘二位是实验室资深的业务骨干，王选进入岗位虽然稍后，但在红旗机调试中贡献突出，据当时情况他们三人进入提资行列大体合适。我和周伟与王选同属于后来者，实验室还有比我们资深或同时进入且贡献也不小的一大批教师却没有列入名单。因为当时左倾思潮泛滥下把“政治”标准放到了首位。我和周炜都有着党员干部的红色标签从而优先入列。这一不妥的安排，当时虽然未发生异议（也未征求意见），实际上在群众中实际是结了“扣”的。文革中也成为我的“罪过”之一受到大字报的揭发批判。其实在当年确定名单时，我对此并非没有犹豫，党员应该“后天下而乐”也一直是我的人生信条，进入实验室几年中我主要从事的是政治工作和行政性工作，科研教学均无贡献。系里领导最初提出的初选名单中曾将我列入提职提资的 “双提”人选行列，我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最终只是推掉了提职接受了提资，此事还是成为我难以释怀的憾事之一。看大字报时我也有点庆幸，幸亏推掉了提职，否则遗憾地包袱会背得更重。

困难时期的来临

   1960年底错误的极左政策的后果逐渐显现，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各行各业都开始调整，人们身体状况普遍恶化。红旗机研制也处于停顿状态。

   政治方面的调整主要是纠正反右倾错误，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决定为反右倾受到错误批判的同志平反，于是张世龙的错误处分被取消，恢复了职务。我也参与了平反工作的过程并向张先生道歉，聊以弥补过失于万一。由于错误批判下放农村劳动接着极端缺粮的农村生活，张得了严重胃病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基本在家养病暂时没有到岗，我和周炜则担任教研室副主任职务。对王丕显同志的错误批判以及反右倾扩大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内外教职员工也得到平反纠正。

     红旗机和335教研室人员作了大规模的调整。随着“学校以教学为主”和“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认识的重新确立，多数教职员工回到教学岗位，以预备师资留下来的青年教师中有部分回归学生身份回去读书（金石、刘春贵、张京城、单亦平、蔡志正等），之前预备师资孙曾彪由于海外关系问题，以支援北大附中的名义调离红旗机研制岗位。大批复转军人也被动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孙增彪无论业务还是工作态度都很优秀，由于出身问题不参与红旗机和新技术，负责红旗机插件工艺。其实今天回忆起来，他的出身也不是有多大的问题，后来凭借他的数学功底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成了附中的数学“名师”，创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并曾担任过北大附中的副校长。

    60年“五一”献礼后王选劳累过度，加上丢失饭卡，在当时供应紧张营养不足的情况下雪上加霜，身体出现异常。主要是低烧不退，呼吸不顺常有憋气现象，透视肺部显现阴影。

排除肺炎肺结核后经阜外医院诊治，认为是一种没怎麼听说过的病名“红斑狼疮”，当时属于没有对症的有效治疗手段。随着病况日益严重王选和朋友们都很悲观，王和他的家人都建议回老家上海休养治疗。记得是1961年的一天，毛德行送王选去车站回上海，在车站王选对毛说了一句“可能要永别了”，毛回来说起这一幕，听者无不怆然。回到上海家中经过中西医多方诊治虽然对病况众说纷纭，但是王选身体却逐渐好转。1963年秋我因事去上海到他家看望，此时他病情并未痊愈，谈话时因憋气偶有断续但是思维清晰。得知他病休期间通过收听国际广播英语大有长进，也开始阅读一些专业资料，京剧欣赏水平提高不少，显现出他的坚强意志和不懈的人生追求。他在上海养病期间收集研读国际上计算机科学新发展的资料，为后来研发“汉字精密激光照排系统”（748项目）这一划时代的成果奠定了学术基础。但是我认为六十年开始的病痛实际上伴随了他的一生，以至于70岁就过早离世。否则他还会对人类对国家做出更多贡献。

加强科学性--研制工作的调整

   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后，国内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红旗机也开始科学的调整工作计划。

   1960年的“五一献礼”的简单运行证明，红旗机逻辑设计是可行的，电路设计也基本可行，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出在结构和工艺方面。原来参加红旗机的人员中包括张世龙先生在内都没有严格的工程方面的教育背景和实践经验，1956年实验室最开始研制的北京-1机与空军方面合作，属于探路性质。由于规模较小只有一个机柜，由张世龙参考国外资料授意王良训画图，由北大仪器厂加工。据我所知，铝材特点是韧性好容易加工，但是也容易变形。当时依据北大的加工力量，使用钢材插件需要先作磨具，成本高而且难以随机变动。既然是小规模探索性的研发，采用铝材自有其优点。又如连接信号的导线采用硬线还是软线各有优缺点，北京机采用了软线，后来证明采用硬线也许更合理。58年大跃进形势下红旗机匆匆上马，来不及仔细探讨其结构和工艺，很多方面就简单照抄未经实践考验的北京-1机。然而红旗机机柜一下扩充为6个，较之北京机使用的元器件和电量成十倍的增加，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当时还面临另一个问题，机器到底落户何处。如前所述59年北大确定并上马建设昌平理科校区，红旗机主要用户数学系大楼首先上马，机房也规划在数学大楼中。1961年大楼已经封顶，由于困难时期来临，基建施工停顿没有进行内部装修，学校内部对于原来规划理科是否迁往昌平也产生分歧。

   根据所面临的问题，经教研室党政领导和红旗机组有关人员讨论，并参观吸取校外单位的经验，对红旗机工作做了一系列调整:

1．  对现有机器结构不做大的变动，但是由于焊接质量有根本性的缺陷（虚焊点太多），对机板和插件改用硬线重新焊接，并对元器件和插件进行更严格的测试。

2．  电路设计不够稳定的地方，加以改进。

3．  使用汽车电瓶为缓冲电源容量不足，寿命不够长。将来迁往十三陵校区时改用玻璃缸电瓶，现在就为此做准备。

4．  外存大容量磁鼓，已于61年和北京有线电厂签订协议，由该厂提供。

5．  机器使用电子元器件很多，1960年试运行时通风散热效果很差，不得不打开各个机柜大门，用电扇帮助降温。决定改用外面其他单位已采用的鼓风加水雾循环风方式降温。十三陵校区数学大楼内机房将设计相应的管道。

6．  磁芯已和山西阳城专业工厂订货，实验室加工磁芯板已有经验，决定继续自己加工。

   当时也预计这些加工工作大约需要两三年时间完成，然后逐步组装调试。

   1963年发生几件重要事情。其一是张世龙先生身体逐步恢复，提出希望到华东计算所工作一段，一来履行原来对华东所的承诺，二来也是恢复情绪，三也是借此了解国内其他单位研究情况和水平。系里同意张的要求。此举对红旗机影响不大，因为此时对红旗机已经作了安排，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但是张在上海的学术合作尚未结束，中央为加速两弹任务集中科技专家的命令已经下达到他的头上，而且要离开北京到当时并不知晓的内陆基地工作，尽管北大校长陆平做了很多努力，只争取到暂时在北大兼职，一旦前往基地则完全离开北大。张的离去对教师的信心影响不小，因为当时计算机技术研室尚未出现任何哪怕部分替代张的专家。

     第二件事是十三陵校区数学楼和宿舍楼已经竣工，学校决定数学系和无线电系迁往该校区。因此红旗机肯定将落户十三陵。由于红旗机正处于加工的重要阶段，与校内外代加工联系较多，而十三陵当时没有公共交通，完全靠北大自己开班车，很不方便。另外新机房也需要一定时间装修，所以决定机器装配工作继续在海淀一斋进行，组装调试时再迁往十三陵新机房进行。但是教研室教学和其它科研却需要随同全系前往十三陵，于是335教研室分成了两部分，大部分教工在十三陵，红旗机工作人员留在海淀。我本人主要负责十三陵方面工作，支部书记赵捷和讲师杨天锡担任红旗机的工作（当时也称呼杨为机长）。留在红旗机的还有陆锺辉、宋万寿、吴全富、周功珠、郑淑英、韩凤兰、贺汝法、商福田、王君、王淑英，后来还有58级（63年）毕业留校的周才釓等，58级留校的还有潘关康在教研室工作，潘太明兼任63级班主任。

   第三件事是数学系64年购入103机。由于红旗机迟迟不能完成，计算数学教研室和专业从1956年成立以来，一直处于无机可用纸上谈兵的尴尬境地。经过多年的等待红旗机仍不落地的情况下，经学校批准购买了103机。该机是北京有线电厂按照苏联图纸生产的电子管小型机，是国内真正进行生产的电子计算机之一，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我对此虽然并不赞同，但是我们长期允诺却始终交不出机器，心里不是滋味，也无充足理由加以阻挠。并且遵照学校的要求，调王丕显去数学系任103机的负责人。

   第四件事是迁往十三陵不久，我又被任命担任无线电系党总支副书记，还兼任计算机教研室副主任，对教研室工作已经不能全力以赴，业务工作也完全放弃。

   随着经济形势的改善，我国政治运动周期又开始显现。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预示着新一轮政治风暴的来临。先是师生分批下乡参加农村四清，我于64年初春带领学生到平谷参加短期四清，秋天开始又赴顺义参加为期一年的农村四清。与此同时北大内部也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学校“四清”），中央派了工作组把校系两级干部都赶上了楼，接受群众揭发批判。运动使得学校教学科研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红旗机工作虽然仍在进行，肯定受到很大影响。此时红旗机负责人之一的支部书记赵捷又调离，似乎是王攻本被分配任红旗机的党支部工作，此时我在农村四清这阶段情况非亲为亲历所以记忆不够准确。

文革风暴与红旗机的终结

1966年6月1日北大一张大字报，成了文革群众运动在全国铺开的信号。北大立即陷入一片混乱，所有工作瘫痪红旗机也不例外。我作为无线电系总支副书记兼计算技术教研室副主任，自然成为“陆平黑帮”的黑爪牙受到冲击。作为北大重点科研项目又长期迟迟未能完成的红旗机一案，也成了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罪证之一，受到揭发批判，而且这种批判一直持续整个文革阶段。

关于红旗机一案受到批判的要点主要是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和浪费大量国家资财。

所谓吹捧资产阶级权威是指我和张世龙的关系。文革中把张判定为资产阶级权威是沿袭了59~60年反右倾中对张的批判所带的帽子，针对62年为张甄别平凡又加上一顶右倾翻案的帽子。这时张已经离开北大前往基地，我则一直在335教研室担任领导，批判对象自然落到我的头上。1958年科研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我都是以政治运动者的身份介入，反右倾还是批张的主力，所以批判我吹捧资产阶级权威主要集中在“甄别平反”阶段和之后，包括：起草的甄别平反文件肯定张58~59年对科研跃进的意见，是对58年群众运动反攻倒算；请张主持决定红旗机研制的计划调整，认为是将机器拆拆改改成为专家的试验品。还批判我的“擦屁股理论”，原来58年有人说张在科研中主意多变化也多“拉屎不擦屁股”，62年甄别平反时我说过“我们既然拉不出屎，给能拉屎的人擦屁股有何不可”。我作为党的干部，甘愿为资产阶级专家卑躬屈膝“擦屁股”，罪莫大焉。

红旗机作为1958年上马的北大科研重点项目（60年左右还一度成为北京市重点），到1966年为止花费大量国家资财，一直没有完工，其中浪费也不少。例如58年大跃进期间物资紧张，千方百计弄来的电子元器件，后来发现废品很多；又如红旗机存储器使用的磁芯当时国内都在研制中，无现货供应。于是决定自力更生自己研制配方，为此还要求北大仪器厂生产压制磁芯的机器，最后未能成功，等等。文革开始红旗机研制停顿，直到1969年北大贯彻当时提出的高校改革方针，实行校办工厂厂办专业产品带动教学，在十三陵校区成立以计算机和半导体器件为主要产品的电子仪器厂。此时红旗机已经停工3年，由于参与人员的精心爱护，设备和半成品得到保存，就是在武斗激烈的时刻，十三陵校区的玻璃缸电池也都按期充放电养护。但是此时世界范围计算机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不但电子管技术早已过时，晶体管技术也被半导体集成电路（简称组件）技术代替，国内正在研制组件计算机。据此北大工军宣队领导决定上马组件机，并得到国家相关部门支持，将原来由北京有线电厂与石油部物探局合作研制的百万次组件机150机项目，作为支持教育革命的措施项目和连技术人员一起落户十三陵校区的北大电子仪器厂。由此标志着红旗机命运最终的结束，遗骸成了需要处理的一堆“废铜烂铁”。

150机上马开始和过程中大批判开路，多次以红旗机失败为例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我自然成为现身说法自我检讨的主要当事人。我发言中除了检讨自己执行错误路线之外，给出造成损失200万元的数据。红旗机先后6年历史其花费从来没有统计过，1969年距1966年才过去三年，红旗机各种部件设备都还在，60年以后经我手外购的付款数我大体有印象，对58、59年未经我手的支出，根据其规模作了一些估计（多数花费都浪费掉了），由此得出200万元的数据。这里没有包含人力支出，学校其他单位为红旗机的支出（例如机加工和水电等支出）也未包括，所以实际损失超出所估计的数据。在经济很落后群众生活很困难的五六十年代，给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回忆起这段历史心情总是很沉重。

文革中我受到过一些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在红旗机失败和反右倾给周围同事造成的伤害这两点，对我的批判我并无怨言，而且作为我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永誌于心。

几点思考

红旗机是1958年大跃进左倾路线的产物，其失败有一定的必然性。事情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当事者大部分已退休，个别人已经辞世。我写出本文既是应相关方面之要求，也是我本人认为应该对历史的一个交待。在以上关于过程的叙述的基础上，我试图作一些分析。

1．高指标高速度用政治运动搞科研是红旗机失败的根本原因

  文革中间批判红旗机失败一案，归咎于实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走专家路线（指一切听张世龙“瞎”指挥），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恰恰相反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极左路线的后果。主要表现就是“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不具备条件的上马，紧张的政治气候打压专家群众的积极性，造成拖时间低质量大浪费的后果，前文已有详细叙述此处不再赘言。

2．红旗机的一拖再拖从技术来说是工艺问题太多。如前所述北大在工程方面是弱项，北京-1机规模小弱点暴露不明显，而规模大的红旗机匆匆上马放大了北京机-1机之不足，还产生许多无法绕开的工程和工艺问题，例如通风供电等。举一个对比的例子，清华大学在59~60年也走自行设计之路上马了万次左右的中型机。清华大学是工科院校，工程和工艺力量比北大强的多，但是我参观该机时却看到他们在结构和工艺上完全照搬104机，把功夫只花在逻辑和电路设计上。所以外观上几乎和104机相同，也同样采用104机的机柜插件，水雾通风系统和玻缸电源系统。结果是清华的机器比红旗机上马晚却走在了我们前面。这次参观清华对我震动不小，后来在红旗机工作调整是决心改用硬线布局，在十三陵校区机房采用水雾通风和玻缸电源，外存储器向738厂订货大型磁鼓等等，和学习清华扬长避短不无关系。

3．1962年红旗机开始了科学的调整工作计划，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为何还是没有完成？就我所知大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962年国家还处于极度困难时期，食物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人发生浮肿，上级为保广大群众健康也采取“蛰伏”的方针，减少工作时间降低劳动轻度，不要求工作进度所以效率很低，甚至可以说原地打转。63年开始经济情况逐步好转，无线电系和计算机教研室迁往十三陵，红旗机项目组留在海淀一斋，虽然项目组多数都是熟悉红旗机的“老人”，支部书记赵捷也留在此。但是当时十三陵与海淀交通十分不便，系和教研室的领导重心在十三陵，我大体一周来海淀一次也是浮光掠影，项目组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张先生去往内地不再兼顾北大工作，不久我又被任命为系党总支副书记，虽然兼着教研室副主任职务，实际上已经很难顾及。教研室的工作主要由副主任周炜支部书记王攻本负责，他们也只负责十三陵方面的科研教学，红旗机组和校系的渠道均不通畅遇到问题就靠自己解决。1964年之后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成为全国的主旋律，我下乡参加四清一年，学校里的社教运动使校系两级领导无法工作，学校完全处于无领导状态。1965年系里以汪永铨（书记兼系主任）王义遒（副书记）为首的大批干部教师奔赴农村四清，我结束农村四清回到北大，和郑乐民（副系主任）一起在十三陵主持无线电系的日常工作。当时国内处于文革前夕，风声鹤唳山雨欲来，主持工作不过是看家而已，几乎顾不上红旗机。就是在磕磕绊绊中红旗机走向了它未完成的终点，红旗机一拖再拖实际上还是不断“折腾”的结果。

4．红旗机停止于1966年文化革命，工作并未完成。如果不发生文革是否可能完成呢？这是一个假想问题讨论也许没有什麽意义。我认为任何一个项目时间阶段十分重要，即使再拖几年终于完成，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和如此大的物资成本，也是失败的。清华的万次机据我所知文革前算是完成并进行了试运行，但是文革一起来也就停了机，等到文革结束，时过境迁电子管机早已过时，也成了一堆待处理的废弃物。北大1964年外购的103机命运也不比清华的万次机好多少。

5．红旗机失败我的责任何在？这是一个很长期困扰我的问题，对我也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裹。随着时间的推移情感的因素越来越淡，有可能冷静思考分析。

  当年那种大环境下许多事情是不以个人意志能左右的，张先生作为一位老党员兼着系党总支副书记又是唯一技术专家，都无法顶住极左狂潮，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外行青年教师，又是满脑子发烧和大批同样发烧的学生进入实验室来“革命”，我的思想和身分只能起推波助澜的作用。59年反右倾我思想产生过怀疑，无论对彭德怀的批判还是对张世龙的批判我都觉得有违党内民主原则。但是一方面感到压力另一方面也觉得可能是自己立场不稳跟不上形势，于是有一定的人格分裂，嘴里喊着批判的口号心里带有勉强，行动上更加左倾。总支扩大会议批判张世龙和王丕显的指令虽然来自上级，但是在揭发批判方面和张一起来自数学系的我担当着积极的主力地位，从而也成为我引为终身的憾事。文革结束后出版的张世龙的回忆录，谈到红旗机和反右倾时完全没有点我的名，在必要的章节中只是用学生干部的称谓轻轻带过，这反映他的宽阔胸怀和对学生下属的爱护，但是对我来说必须坦诚直面应该承担的责任。对335教研室群众中的反右倾扩大化，我则应承担主要责任，以我所处的位置本来可以少挑起事端，教研室师生员工克服重重困难长期忘我奋斗，对于困难和异议本应设身处地多理解多保护，却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坚定政治敏锐还是伤害了一些好同事。335教研室政治空气长期紧张，严重伤害专家群众的积极性，是红旗机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技术问题上由于我是门外汉，回忆起来自认为瞎指挥的事情不多，但是对于来自上面的高指标却无力也不愿意抵抗。例如60年春天随着反右倾而来的二次跃进高潮，上面要求订出红旗机五一献礼的指标。我明知工程进度还相差很远，却提出“瞬间运行”（计算正弦函数）的目标，以此向上交待。我自己也把被子搬到实验室住了两个来月，显示亲临现场不下火线的态度。瞬时运行固然在一定程度显示红旗机逻辑电路设计的可行性，但是更大程度上给上级（校长陆平等人）以错觉，误以为任务会较快完成。这也暴露出我性格方面的一个弱点，就是用调和（俗话和稀泥）来掩盖或淡化尖锐的矛盾。没有更早暴露红旗机存在的问题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以减少损失。历史不能假设，这里只是一种反思和得失总结。

6．有一种说法，红旗机本身固然没有最终成功，但却培养了一大批计算机方面的人才。的确除了前述红旗营为全国高校培养一批早期从事计算机专业人士之外，就北大情况来说也是如此。特别是出现了王选这位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后，王选早期参加红旗机的事迹录像照片到处传播，红旗机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其实除了王选的 748团队中的毛德行邵秉章陈葆珏陆锺辉董士海等来自红旗机之外，后来的电子仪器厂150机团队中的杨天锡王攻本王丕显许卓群陈葆珏陆锺辉张兴华董士海张永魁，以及计算中心的早期主要负责人张兴华都有红旗机的工作经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又都成为计算机系创建团队的主力。在这方面红旗机的历史作用毋庸讳言，从红旗机得到培养成长的这批人士最终取得的重大成果来看，红旗机的历史也还有可引以自慰之处。历史的进程和结果往往是多面的，无法用绝对的观点和语言简单描述。


本文内容仅仅是个人触及的一些方面，红旗机研制时间长内容复杂人员变动频繁，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记叙难免挂一漏万。由于我在红旗机项目中的位置身份，主要从政治运动组织领导和人事关系作些回顾与分析，对红旗机在技术方面的成败得失涉及较少，远不能概括红旗机的全部，张世龙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涉及了一些内容，敬请知晓内情的同仁朋友也写出自己的记忆，得出较为完整的红旗机的面貌。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曾拿出草稿征询几位友人的意见，得到他们对大力帮助，提供了许多细节纠正了不少模糊的表述，在此表示感谢。看过草稿的朋友都提出一个观感“过于沉重”，我同意这个意见。在红旗机进展中我的一些错误主要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我不可能也担当不起这些责任。但是我还是这样写了，因为这也是我个人的需要。五十年代末我和一批与我年龄相近的青年，有幸聚到一起参加红旗机的研制，我还被任命为领路者之一，但是很遗憾事情没做好还伤害了不少朋友，有些人甚至因此改变了自己人生轨迹。七十年代末我匆匆离开计算机专业，从此各走各的路各奔各的前程，没有机会说说心里话甚至稍稍表达一点歉意。如今又是30年过去，我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大家也不再有兴趣唠叨这些事情。而我总有一种“如骨鲠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前年林建祥先生找到许卓群，提出校方希望大家写一点北大的历史事件，许卓群找到我和董士海等传达林所转达的校方意见，让大家提出可以写的内容，我于是认领了有关红旗机的题目，希望以此为契机以完成我的夙愿。无论此文是否有机会发表，相关人士是否有机会见到（例如张先生王选都没有机会见到了），对我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心中一种无形压力的释放和解脱，我要感谢林先生和许卓群老友。

                                    
                                             2013年1月于博雅西园完成初稿

                                              2014年4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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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世龙先生的一些回忆

陈良焜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多了。这中间又发生了吴文达先生突然去世的事件，两位老师接连离去让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往事不时涌上心头。

    2007年深秋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张先生，他那时已经鼻插呼吸机长期卧床，但是头脑十分清醒，语言仍然明晰。他见到我第一句就说：“陈良（当时朋友们都有这种带有革命味道的简称）咱们甚麽时候认识的，我记得好像是一次传达和讨论会”。一句话立刻把我带回五十三年前我和张先生初次见面相识的情景，我也深深敬佩陷于重病中的他的还有如此的好记性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那是1954年党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关于“高饶事件”决议的传达和讨论，党内发生如此重大事件都是采取逐层传达的方式，传达到学生党员已是党内传达的末端。我当时是数学力学系二年级学生并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职务，北大学生一贯思想活跃，什麽问题都可能提出。因此校党委在组织学生党员传达讨论时，派出事前已经传达学习过的资历深的党员干部参加学生支部的讨论，答疑解惑帮助深入领会会议精神。张先生是老燕大的地下党，当时还是校党委委员。初次相识他的睿智的思维，滔滔的辩才，坦率的风格给了我们这些学生党员们很深的印象，也开启了他和我长达半个世纪不解之缘，这是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和张先生有接触的朋友学生都会感受到他的渊博，谈起问题聊起天从古至今上天入地几乎无所不能入话。如前所述我和他初次接触是1954年学习讨论七届四中全会，他谈及苏共中共党的历史路线斗争滔滔不绝。1956年他调入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实验室，开始他的计算机开发研制的学术生涯。同时还兼任数学力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1956年是国际形势大动荡的年代，学生中各种思想异常活跃，57年又发生了“反右”的政治运动，作为学生干部的我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时不时的向他汇报请教商讨应对之策，有了比较多的联系接触。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我调入他担任主任的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实验室，参加红旗机的研制，又见到他科学技术的一面。他虽然是老燕京物理系出身，与当时我所接触的北大理科学者不大一样的是，他除了深入掌握计算机奠基性的文献书籍之外，对于工程技术问题也有许多大胆的设想。以他正在主持研发的北京-1机为例，缓冲电源使用汽车电池，改装电报收发报装置代替计算机输入输出设备，磁鼓存储器请力学实验室工程师设计加工，请上海录音器材厂帮助喷镀磁膜等等。尽管这些设想设计不见得都获得成功，但却无一不显示出独创的精神，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工作风格。



也就是58年进入实验室参与红旗机的开发，我和张先生开始了一段长达6年的既难忘又尴尬的关系。上马万次电子计算机红旗机，是科研大跃进的产物，无论任务的高指标和研发路线大搞群众运动都带有明显的“左”的印记。当时实验室开发的北京-1机正处于较劲的关键时刻，红旗机在未经认真论证和准备的情况下匆匆上马，对实验室和北京-1机都造成很大冲击。作为党员干部和技术专家的张先生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受到当时大跃进形势的鼓舞，还是积极支持红旗机的上马，从红旗机的命名以及整体设计也都是出自他手。但是对于当年就要出成果的高指标，以及派大批学生进入实验室搞大会战，却不大能接受。这时数学系总支调我参加红旗机的领导小组，负责这里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安排参加会战的学生，调节沟通各方面的关系。张先生对一些运动式搞科研看不惯发点“牢骚”，对非科学行为的直率的批评以及个别学生感到委屈引发一些矛盾，我作为他的助手主要也就是作些“和稀泥”的工作。

1958年底大跃进的已经显露出强弩之末的态势。随之中央提出了有张有弛的调整方针，工业战线大练钢铁和农村产量放卫星逐步停止 高指标逐步下降。学校里学生回到课堂，大跃进中提出来的一些科研项目开始梳理。59年春北大成立几个新系建立若干新的专业。数学力学系的计算机实验室连同人员和科研任务调入新成立的无线电电子学系，命名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教研室，张世龙任教研室主任，我随同一并调入并担任支部书记。

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以及接着在全党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在北大发生了批判部分党员专家”以专家自居向党自傲，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的党内专家一案。 张先生在红旗机研制中的“牢骚”和批评被纳入“党内专家案”，在无线电系的党总支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我作为无线电系党总支中唯一了解在他在58年科研大跃进中表现的党员干部，成为揭发批评张的各种“右倾错误言行”的主角，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成为我终生引为憾事之一，张挨批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被免去教研室主任职务，并且下放到农村劳动。主任一职却由我来继任也让我尴尬不已。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决定为反右倾受到错误批判的同志平反，于是张世龙的错误处分被取消，恢复了职务。我也参与了平反工作的过程并向张先生道歉，聊以弥补过失于万一。

1963张先生身体逐步恢复，提出希望到华东计算所工作一段，一来履行原来对华东所的合作承诺，二来也是恢复情绪，三也是借此了解国内其他单位研究情况和水平。但是他在上海的学术合作尚未结束，中央为加速两弹任务集中科技专家的命令已经下达到他的头上，而且要离开北京到当时并不知晓的内陆基地工作，尽管北大校长陆平做了很多努力，只争取到暂时在北大兼职，一旦前往基地则完全离开北大。张的离去对教师的信心影响不小，因为当时计算机教研室尚未出现任何哪怕部分替代张的专家。这一分别就是十几年。

红旗机上马于58年大跃进的年代，研发高潮在1960年伴随反右倾运动，终止于文化革命之中，整个过程都伴随着“左倾”思潮的控制和干扰，命里注定难以成功。张先生首当其冲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更在其中随波逐流犯了不少错误，都扮演了悲剧角色。



红旗机尽管是一场悲剧，但是张先生创建并任首任系主任的北大计算机系逐步成长壮大，成长了以王选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的计算机专家，为计算机照排系统、150机的成功和北大计算机系的建立奠定了人才和学术基础。

就张先生的性格来说，即坦率又坚定从不轻易屈从压力，但是作为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地下党，胸怀宽广顾全大局而不计个人得失恩怨。反右倾受到错误批判他虽然不肯乱上纲，但是对自己还是严格要求，检讨发牢骚发小脾气等态度问题。62年平反后没有任何怨言，不提任何要求，1963年他奉中组部调令参加两弹任务，之前调令对象是另一所大学的一位党员副教授，该同志不肯奉调又自行回原单位。张先生其时身体极差，老人和妻小又均在北京，就其本人状况和兴趣爱好并不适合核基地的工作。但是他不赞同另一位专家的行为，记得他对我说过“一个党员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应当服从组织的安排，我做不出那位专家的行为”。

如上所述张先生性格坦率坚定充满侠义之气，但是对待家庭父母妻小又是充满温馨情谊。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张先生还兼任数学系总支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我们一些学生干部，有时去张家商量请教问题，担任教研室支部书记后，作为他的主要助手更没少往他家跑。当时他住在中关园平房，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两位老人张先生的父母。在革命年代几乎不讲中国传统的道德，年轻人很少和老人同住。但是他却坚定的挑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坚持孝悌之道令人敬佩。我去他家次数多了，和老人渐渐熟悉，老先生身体不好说话不多，老太太身体好人也开朗喜欢和人说说话。那时张先生的夫人姚大夫还在城里上班，工作极忙，在他家见到姚大夫机会很少，初次见到是姚大夫怀孕（张云）晚期，张先生陪着姚大夫在中关园中散步。张姚二位年轻人都忙各自的事业，大概都管不了家里的生活琐事，老太太就包揽了里里外外，各司其职，张先生也偶尔和我们聊起家庭和睦之道，让人感受到一个父(母)慈子孝其乐融融的温馨家庭。本世纪初张先生重病期间我去探望，姚大夫也已进入老年身体不佳，每次见到两位老人相互关照相濡以沫，沧桑之感油然而生。07年我最后一次见到张先生，他已卧床不起，还是满怀深情地的说，病成这样坚持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为了老伴，我听后不禁泫然。

还有一事应当在此提及。1979年计算机系建立电子仪器厂回迁海淀时，张先生受命负责创建北大计算机系，我没有留在计算机系（更具体说没有接任电子仪器厂厂长）而是选择离开，曾引起一番议论。张先生为此亲自找我谈话挽留，并且说此事让他感到压力，因为59年反右倾运动我曾积极参与批判他，我的离去会造成他有不能容人之嫌，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我提出离开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我在计算机专业工作20年回过头来看，政治上伤人伤己不想再介入，业务上还是外行很难有所作为，处于人生十字路口需要找一条新路。第二、让我接任电子仪器厂厂长的确让我为难。我长期从事教学和思想工作，文革中在电子厂也是分工任教改组长，对工业生产既无经验也不感兴趣。所以我不愿留在计算机系接受厂长职务，是实事求是的由衷之举，并非对张先生的领导有甚麼顾虑。对于我的这种考虑当时得到了张先生的理解，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向他人公开表达，从而可能使误解长期未获得澄清。从1958年到2008年我在北大工作50年，前20年在计算机专业纷繁复杂的政治运动中度过，政治工作伤痕累累业务一事无成，后30年在经济管理专业教了一批学生，出了一些学术成果，这也和当年张先生的理解支持分不开。

张先生已经离去好几年，我们这些学生助手们也进入老年，回顾一生我们都比较相信人生的成就取决于禀赋勤奋和运气（更确切说是机会）。纵观张先生的一生，禀赋勤奋都没得说，但是运气不算好。本来张先生属于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从被委任为109机总体设计负责人，到被抽调参与两弹工程，可以看出他当时在我国计算机领域的隆重声誉。但是后来屡屡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才干受到很大抑制。但是张先生又很幸运，他亲历了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沧桑巨变，目睹了危亡国难到民族复兴，他先后在燕京和北大这两个重要学术舞台上多次显露身手，也曾为两弹升天贡献宝贵年华。特别是他所培养的一批后来者，传承甚至超越了他的梦想，这种传承还在一代一代继续下去，在国内国外开花结果。这是对张先生最大的慰籍和最高的致敬。

    2012年4月，原计算机专业老朋友们在方正公司聚会，会议发起者陈堃銶常兴华老师提议与会者说一点自己的感想，结果自然而然联到张先生身上，遂决定各自写一篇怀念张先生的文字，争取出版发行以资纪念。人死本是万事空，但是像张先生这样真正做到古人所云：“了却天下事，赢得身后名”，他的形像将永志我的心头。


                                           2013年1月于博雅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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