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专访北京大学文革名人牛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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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大学文革名人牛辉林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江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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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牛辉林，在文革中是一个「名人」。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亲自
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在他盛夏避暑办公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紧急召见了当时「首都大专院校红卫
兵代表大会」（首都红代会）、「核心领导小组」（核心组）的「五大领袖」，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
员会主任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兵团负责人韩爱晶、北京地
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谭厚兰，亲自解决清华大学井冈山
兵团武装对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开枪打死打伤几十人、北京大学两大派群众组织武斗，以及
其他大专院校两派斗争的问题。

陪同毛泽东召见这「五大领袖」的有林彪、周恩来、谢富治、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黄永胜
、叶群等，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央党政军和北京市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物。在这次极其重要的召见中，
毛泽东分析了北京大学两大派斗争的形势，十多次说到了北京大学两大派群众组织之一的「新北大井
冈山兵团」，七、八次提到了对「井冈山兵团」头头牛辉林，对牛该如何认识、定性。

毛泽东当时说：「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
不要逼供信。可以不提『杀牛、宰猴、炖羊肉』了。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列举的无非是
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牛辉林的纲
也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能否定。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井冈山
』。『四一四』思想不对嘛，『红旗飘』、『井冈山』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在北京大学，「井冈山兵团」是与聂元梓相对立的一派。牛辉林曾被文革的「旗手」江青多次公开点名
，指为「坏人」，曾被毛泽东数次关注；曾被文革中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立案，定性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小集团」头目，遭全国通缉；也曾被以解放
军六十三军为主的北大「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工、军宣队）作为全校「从严处理」的典型，戴「现行
反革命」帽子；还曾被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领导的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立案，审查「五
一六」反革命罪行。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间，他先后四次被立案，关押、审讯、批斗、劳动改造
了三年之久。文革结束后，虽经正式「平反」，但政治劫难接二连三。牛辉林三十七年生涯中，有将近
三分之二的时间，或隐或现被纠缠于文革的旧帐中，四十年来始终未能逃出文革噩梦的缠绕。

零六年五月初，牛辉林在山西太原接受亚洲周刊采访，他说：「文革的事始终没有说清楚，不是我们自
己没有说清楚，是中共党内没有说清楚。十年文革，四十年的梦，至今也醒不了。虽然中央对文革早有
决议，对四人帮作了审判，但对文革没有举国一致的清算，从思想到理论，到实践，到具体人物，对国
家民族的危害，没有作出彻底清算。」

进北大就读法律系

牛辉林一九六四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书，文革期间是北京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头头，毕业
后于七零年被分配到山西定襄县神山公社，六年后先后任职中共县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
宣传部。

一九八零年，牛辉林原本被派去吕梁孝义县出任县委书记，后有人举报他在文革中造反，经半年调查后
，又调他出任共青团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牛辉林八三年被定为共青团省委书记，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未料八三年底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召
开，期间全会《简报》中，他被点名为全党唯一受重用「三种人」（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其他坏分
子）的典型，被免去一切职务。牛辉林上访、申诉了两年，最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又说他不是「三种人」。

八六年，牛辉林出任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九三年新任总经理组建山西省地产公司，三年后任省
引黄工程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二零零零年任省广播电视厅（后改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牛辉林说：「我与巴金的心是相通的，双手赞成建立一座国家级的『文革博物馆』，哪怕是把自己的
灵魂也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纪念文革就要像二零零五年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一样，把当时的史实，把
当时各个政党、各个社会阶层、各个人物，都真实地摆在后人面前，让大家公允地作出评论。纪念抗日
战争，不是弄清楚许多史实吗？知道了当年国民党是在抗战，这是对民族一个交代。为那些国民党抗战
牺牲的烈士重新树立纪念碑。这样中华民族才像个民族，人家做的事就是人家做的，我们做的事就是我
们做的，人家做得比我们大，就得承认比我们做得大，人家也是中华民族，也是中国人。讲明真相对于
国家和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重大意义，中华民族才是真正的现代民族。讳病忌医，就永远是病
人，病越来越重，病入膏肓。要想治病，第一条就是不讳疾忌医，明明有病却不承认有病，病就成为病
灶，一旦发作就要了命。」

牛辉林是文革过来的特殊人，因此特别关注对文革的反思。他认为，三十年前，整个国家对文革可用三
句话概括：举国一致，批四人帮，否定文革。有一种是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泽东，要重新塑造毛泽东；
另一种是否定文革，也否定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有罪的；还有一种是否定文革，搁置对毛泽
东的评价，不争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有了变化：全民淡忘，年轻人不知文革为何物，因为文革问
题被搁置，没有被彻底否定，对国家和民族危害极大。现在所存在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党内民主、干部
作风、民族心态问题都与文革有直接关系。他认为，当今社会还出现客观上肯定文革而否定三十年的改
革成果的思潮，出现主观上肯定文革而怀念文革的思潮。

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庆，所有参加校史文革史整理工作的人，都对牛辉林作出一致评价：这个人在政
治上「了不起」；这个人在做人做事上「是个好人」，在文革中他是北大唯一真正对江青、对中央文革
和文革运动有非议、有批判而受到严重政治迫害的人，他是北大文革期间唯一当过头头，却没有任何「个
人伤害史」的人。他们说，牛辉林应该把自己在北大文革期间的经历写出来。二零零一年五月，牛辉林萌
生了写书的念头。

牛辉林表示，他会写三部书：第一部《瓦全者说──十年的「文革」四十年的「梦」》之第一部《别来
沧海事》，三十万字，以及《再话巴山道》、《秋山有几重》两部。目前正在创作第一部。他说：「
我写书不是要针对聂元梓，我看了她的书《聂元梓回忆录》。」

牛辉林还说：「我写书，不会与聂元梓对照着写，她八十多岁了，从秦城监狱出来，日子过得也不容
易，出本书替自己说话，也能理解。但历史的真相还是要还本来面目的。我有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