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 怀念王年一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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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王年一家（右为王年一，左为作者）


人生有幸遇良师

　　     －－怀念王年一老师

作者：何蜀


初识良师

我和王年一老师，是从1995年开始通信联系的。

当时，我所供职的重庆《红岩春秋》杂志，经我组稿和编辑，陆续发表了一些文革题材的文章，如著名的文革史专家金春明教授的《大冤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993年第一期）和《中国头号大冤案形成之谜》（1993年第二期）。1995年初，我给王年一老师寄去杂志，并写信向他约稿，同时自我介绍了对文革历史研究的兴趣，谈到了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对我的教益和启发，当然也直率地谈了一点意见，特别是对书中有关“联动”的记叙，我认为不应那么肯定，因为“联动”对民众犯下的罪行是人所共知的。

1995年2月27日，王年一老师给我回了信，他说：“我代表许许多多的人，感谢你们对文革研究的关注和支持。”对我所谈意见，他非常诚恳地表示：“承你指出拙著中的谬误，我接受你的意见。”对我的约稿，他则作了说明：“我1992年得中风，患有后遗症，写信不便，恕我草草。”最后他谦虚地写道：“望经常联系，多多教我。”

从此我就开始了与他的通信交流。他前后给我写有180多封信。除去第一封信中称我为“何蜀先生”外，此后的信中都称我为“何蜀兄”，完全把我视为一个平等的文友。他非常谦虚、诚恳、坦率，对我在信中称他“老师”，他曾一再提出反对，1999年1月19日信中说：“以后万万不要称我‘老师’。”1999年1月27日信中又说：“以后来信不可称我为‘老师’，称‘老王’可也。”但我对他的这一要求当然不能照办，他是海内外知名的文革研究专家，中国文革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革研究爱好者，因此我始终称他“老师”。

我和他建立起通信联系之时，他已经因脑梗塞后遗症半身瘫痪三年。因为这个原因，他写的字有时很难辨认，他常在信末写上“恕我草草”或“恕我草草不恭”。他在1995年3月15日信中说：“我仍十分关注‘文革’研究，但只能做一些零打碎敲的工作。”“我与研究文革的同志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我十分乐于与青年人交朋友，我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教益。”

在1997年3月7日信中，他热情地写道：“我存有一些‘文革’资料，虽说不上很多，但也不少，很希望给你看看。他日如有机会来京，可在我处小住（吃住均无问题），饱览资料可也。”

1997年春，我写了一篇《质疑“上海一月革命”》，对历来有关“上海一月革命”的官方提法作了一些考订，提出了不同看法。我把文稿寄给王年一老师征求意见。5月13日，他来信说已将我的文章交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我表示了我向他们推荐。”“所述我都同意。”这就是在《党史研究资料》当年第八期上作了编辑处理后发表的《关于上海“一月革命”的若干史实问题》。

在我给他的信中介绍自己的简要经历时，提到了当年因父亲的“右派”问题而未能升高中一事。1997年6月1日，他在信中说：“得知令尊曾为‘右派’，请代我向令尊表示敬意。”他还感慨道：“研究‘文革’的人都是关心政治的，都是热爱国家和人民的，似乎也被某些人视为‘右派’。现在，中国的‘右派’似乎太少了。”

1998年7月，我去信请教他，在研究重庆市的文革历史，特别是重庆的武斗问题时，无法避开群众组织与驻军的关系和驻军的历史责任问题，那时，军队在文革中的问题基本上还是个不可触及的禁区，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8月3日，他回信说：

“写重庆武斗，可秉笔直书，在世间留下记录。不要顾忌到部队（或部队用××表示）。”“历史不是任人歪曲、捏造的。这是我读许多文章后的心得。因此我主张写历史秉笔直书，不加讳饰。”

他的这个教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每当遇到类似问题，我都会想到王年一老师强调的“秉笔直书”这四个字。

初次合作

1997年12月21日，他收到我寄去的新写文稿《“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后，来信说：“大作已拜读，极好。眼下恐难发表……”他建议我投给某个杂志试试（此稿后来先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十月号上发表，然后收入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一书）。就在这封信中，他告诉我：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1997年11月第一版），此书是姜思毅老首长来看望我时送我的，他说此书‘极坏’，我读后深以为然。拟写一批评文章投《百年潮》，求你协助，请先看一看此书。如以为该批评，请想一想如何批评。我们二人合作写一篇亦可，你或我单写一篇也可。中国不是无人了。不可任谬种流传。”“一切，等你看了书后想一想再说。”“我想抓住几点批评它，而不是全面出击。抓住哪几点呢？初步考虑出的是：一、所谓‘十次路线斗争’（这是该书一再提及的）；二、所谓‘第一个号令’；三、该不该设国家主席？四、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汪东兴以当事人的身份，搞‘两个凡是’，实在令人气不过。”

接信后我颇感惶惑。这是王年一老师第一次向我提出合作写稿的要求。我不能拒绝－－特别是他在信的后面还颇为感伤地写道：“千恨万恨，恨我身体不佳，生活不能自理，一事无成。”我必须帮这个忙。但是对于合写文章，我又担心力不胜任，徒占虚名。我提出，不作为合作，我只是为他做一些秘书性的、编辑性的工作，只署他自己的名字，我不能“附骥”。

1998年1月3日，他来信说：

“你我是忘年之交。你年轻，有志气，有能力，我信任且尊崇你。‘附骥’云云，使我无地自容。你我合作，而且你的名字要放在前面。让我来‘附骥’吧。你我都开动脑筋吧。‘谬种’不可流传。”

王老师是个性急的人。还没收到我的回信，他就于1月8日寄来了写好的初稿，并在信上说：“今日乘兴写了几页，身体不佳，写不下去了，这么一个模样，呈上供参考。我意不要全面写，抓住几个问题即可。”他写的初稿标题是《‘凡是’的一个样本－－评汪东兴回忆录》，署名“何蜀、王年一”。

次日，即1月9日，他又写来一信：

“又写了几行，呈上，仅仅供你行文时参考。既然合作，我绝对尊重你，你放手写。”他还感叹道：“中国难道没有人了？应该有人站出来讲话。粉身碎骨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既是表白自己的意愿，也是为我打气。他附上的“几行”，是两页半（约1000字）的草稿《关于“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在王老师如此恳切的要求和激励下，我岂能懈怠，赶紧去买来汪东兴那本书（本来我是不打算买这种通篇官样文章而没有多少真实内容的书的），认真读了几遍，并以王老师的初稿为基础开始写作。

我把稿子打印出来（署名改成了“王年一、何蜀”）给王老师寄去，他于1998年1月16日来信说：

“关于文章，你提出的一些想法我都同意，意见很好。我太冲动，正需要你遏制一下。文章我也以为很好，略有改动，就寄给××（《百年潮》编委）了。”“署名，我还是写了‘何蜀、王年一’，理应如此。我与别人合作，从来都是把别人放在前面的。几十年来，一贯如此。你这次出的力比我大，尤应如此。”在信的后面他又说：“这次与你合作，我很愉快。”

收到他的信后，我将又作了些修改润饰的文稿重新打印寄去。1月26日他来信说：“来信、来稿刚刚收到。我看了稿子，感到很好，即寄《百年潮》，由他们审处吧。我还是把您的大名放在了前面。请谅。”

这篇文章后来在《炎黄春秋》1998年第八期发表了。编辑还是把王老师的名字排到了前面－－因为毕竟是向一位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批评，由王老师这样的海内外知名学者领衔，会更有分量一些。

再次合作

1998年9月3日，王老师在信中高兴地告诉我：“各方对我们的文章反映都好。”初次合作增强了他的信心，他又提出了新的合作想法：“我想在半年之内再写一篇，请你合作。这一篇谈‘设国家主席问题’。似可用述评的方式写。我正在考虑，还拿不出意见。”

三天后的9月6日，他又来信说：

“写‘设国家主席’述评，要冒风险。”“林彪案是一大冤案。我辈出头，难免要受到打击。但也可显示史学的威力。”接着他写出了已经想到要写的几个问题：

（一）“设国家主席”对不对？
（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不是反革命？
（三）林彪如有此野心，怎么办？
（四）从事后的处置来看，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他还写下了他的一些思考：“毛制造了那么多的冤案，唯独对林彪是十分正确的？”“林死后，毛对汪东兴说：‘林彪帮了我们的大忙。’汪向政治局作了传达。－－这是邱会作讲的。”“谁改变二中全会议程的？是林还是毛？”

过了三天，9月9日，他又来信说：

“提出我们的看法：1、‘设国家主席’对不对？2、林彪是不是要当国家主席？3、毛为什么要打击林彪？4、九届二中全会的处置对不对？”

对这样大的题目，我起初颇有些疑虑。我对涉及高层斗争的那些历史，本来并没有打算去作研究，因为档案不解密，许多真相无从了解到，难以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以往一些文革史著作只偏重于写高层的“司令部”斗争而忽视下层民众活动的情况，我也很不满意。作为民间文革研究先行者的徐友渔兄曾尖锐地批评一部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文革简史是“帝王将相史”，我觉得他的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我的兴趣主要在下层民众的文革活动方面。不过，对于王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又并非全无兴趣，因为在文革中，在当时的主流宣传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将“设国家主席”称为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时，我就和许许多多普通民众一样感到非常不理解，并不相信那些“罪名”的真实性，一直也有弄清问题真相的想法。因此，我还是按照王老师的提示，开始查阅资料，作一些思考。

王老师在9月26日信中说：“我还没有动笔。考虑到发表不易，也就提不起劲来。”他谈到他的老首长姜思毅来看他，“鼓励我们写下去。他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老一辈中，林彪是战功多，贡献大，而缺点、错误较少的人。和毛、刘、周比较，他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人。”

10月3日，他又来信说：“‘设国家主席’一文，一周内可以写好，写好后我即寄上，请你修改亦付电脑。”

很快我就收到了王老师寄来的初稿，我看后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是提出最好不引用海外出版物中的说法作论据（那些说法有的没有明确的出处，有的还可能被认为是“造谣”），我建议，尽量使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的文字作论据，这样会更有说服力。他于10月21日来信说：“你的意见，我全部同意。请按照你的意见修改或重写。”他又重申：“署名问题，还是你应该在前。”

这年11月初，他出了一趟远门，由老伴和儿子陪同去上海，与50年未见面的老战友聚会。我就在他外出期间，在他写的初稿基础上，又认真查阅了一些书籍和资料，改写完成了《“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1998年12月6日，他收到我寄去的改稿，来信说：“尊稿已读，写得很好，我很满意。（我改了个别错字，删去了加在‘林彪’前面的定语‘直接参与过诬陷和迫害刘少奇的’）我认为就可以投出。”

随后，他把稿子投给了一家当时较有影响的党史期刊。

12月24日，他来信转告一位朋友的话说，该杂志“收到了你们的稿件，感到很好，是‘重磅炸弹’，但是不敢用。”他说，该杂志“还未退稿，想来他们还想再努力一番。一堆文人，大概是无法可想的。”

1999年1月16日，他来信说：“‘论析’还无任何消息。”某杂志“既不敢用，也不说不用，就这么拖着。他们可能还在努力中，也许会复印给几位顾问大人（确实是大人）或有关方面看，争取支持。兹事体大，一时不敢定夺，也是可以理解的。现时中国，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他在这年5月1日的信中说：“‘论析’的署名，你的大名应该放在前面，千万千万改动一下。”大概是怕引起误会（以为他不敢带头承担“罪责”），又特地说明：“我不怕什么。理应如此。”

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文始终未能在国内公开发表，只是由一位书商通过“第二渠道”发到了一期杂志的增刊上。但是此文在海外却引起了重视，先是在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的《华夏文摘增刊》22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70期）上发表了，然后相继在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2000年9月（第40期）、11月（第41期）等期连载，在美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一期发表。以后又收入了丁凯文主编、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

第三次合作

2002年6月9日，王老师来信说：“近来懒得写东西，这样下去不行，还想再写一点。”

不久，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去世了。8月3日，王年一老师来信告诉我：“刚才去参加了邱会作追悼会。到会者约有2000人，室内室外挤满了人。……我在会上见到了林豆豆和张聂尔。如此大热天，这么多人到会，可见民心所向。”张聂尔是军内一位高产的女作家，著有《风云“九?一三”》等书，王老师在信中曾多次对她表示赞赏。

邱会作的死，大概对王老师抓紧研究林彪一案起到了促进作用。9月9日，他来信说：“近一个月来，我在翻看手头有的关于林的资料，真感到林案是一大冤案。我准备写点东西，正在酝酿中。”

2002年11月12日，他来信告诉我：“今日，《林彪座机坠毁探源之一》作者陈昭同志来访，晤谈甚欢。”陈昭曾经是空军的干部，他对研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有很大的热情。不久，陈昭就应王老师之请参加到了我们的合作中来。因为陈昭也使用电脑，我和王老师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文稿的传送、修改，就方便得多了。

2003年4月20日，正值闹“非典”期间，王老师来信谈到了一些思考：“林、毛的分歧，集中地表现在九大政治报告问题上。此事你似乎还可以写一写。九大后，毛步步紧逼，以中央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为最典型。毛南巡则表明毛要动手了。”

因是“非典”期间，他“终日足不出户，颇不自在，电视剧倒看了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深入思考林彪问题，在5月10日来信中说：“我在1996年，在当代所举办的讨论会上有一个发言，当代所当时印发了我的发言（发放的范围很小），兹寄上一份，请你批评。”“我发言时，汪东兴、邓力群、马洪在场。他们没有开口。我讲到最后‘老红军’时，哽咽难言。”

王老师说的是1996年10月31日他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他讲到：“在‘文革’的背景下，林彪集团做过很多坏事，积怨甚多，但是把它定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似乎可以再议。”他还对文革中加到林彪头上的三大罪名（庐山会议上“抢班夺权”；《五七一工程纪要》搞反革命政变；“九一三”叛逃）都分别提出了质疑，明确表示：“黄、吴、李、邱与林彪无非是上下级关系。他们四人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叛逃，为什么要定为‘反党’、‘反革命’呢？”他在发言的最后“哽咽难言”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上述几人，林、黄已死，吴、邱、李生活困难。我对这几位老红军，一洒同情之泪。”

2003年7月18日，他来信告诉我，他想办法搞到一本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已读完。我个人认为，高文谦还是相当严谨的。此书的矛头对准毛，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他在12月9日信中又说：“我个人对《晚年周恩来》评价很高。……我认为此书的最大缺点是对林不公平。”

看来高文谦的这部书也成了促使他加紧写作重评林案文章的动力，就在2003年12月9日的信中，他告诉我：

“我又写了一篇，题曰《风刀霜剑紧相逼－－毛、林交恶解析》，已交陈昭兄，请他核定和修改。他打好后会发给你，再请你修改和发出。此文分这样几个部分：（一）林在文革中属于观潮派、逍遥派；（二）‘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三）所谓‘八月逆流’（姚文元在日记中说，毛认为林等在二中全会的表现为‘八月逆流’；（四）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重点在第四部分。”

2003年12月15日，王老师又通过他儿子用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一封信，说：

“拙作《风刀》……请您大力修改和丰富之。在毛整林的用意中，似可突出‘嫁祸于人’一点。毛看出文革不行了，急于找个替死鬼。这个‘鬼’，客观上说以林为最合适。‘9.13’后，从毛的不少言论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拙作的第一部分，似应讲到《‘571工程’纪要》。《纪要》的本质是反文革。无法断定《纪要》是林授意所作，但其中定然有林的思想，某些论断不是林立果这类毛头小子所能作出的，只有像林这样对毛有较深研究的人才能作出。”

我收到陈昭发来的文稿后，读了几遍，感到在一篇文章里提出的问题太多，显得有些庞杂，其中有些问题又论述得不深不透，有的（如“九大”政治报告问题）还缺乏充足的资料，因此提议将文章分成两篇，一篇专门讲林彪在文革中那种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身份，一篇重点讲“九一三”事件是在毛泽东步步紧逼下使矛盾激化而发生的。

王老师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就将原稿删去一些内容，一分为二，重新作了补充和改写后发给陈昭。

2004年2月9日，陈昭发来经王老师改过的稿子。我又作了些修订和推敲。

2月17日，王老师来信说：“认真读了你的改写稿，我非常满意。我向老陈说了，他一定已经告诉你。”接着，他转述了一位新四军老干部对他讲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弄权术的几件事，然后写道：“我问这位老同志：这是你的看法还是大家的看法？他说，这是一般的看法。我就想到毛是一以贯之。我们的稿子，没有委屈他老人家。老人家只讲利害，不计其他。”

这两篇文章自然也未能在国内公开发表，还是在海外发表了，并收入了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

在写作这两篇文章中，有一次我曾向王老师请教：应该怎样看待林彪在文革中也做过坏事的问题？王老师大概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多时，回答得十分简明扼要：在文革中担任领导职务，不可能不做坏事，只看做得多还是少；林彪在文革中基本上不做事，所以他做的坏事最少。

后来我反复品味王老师的这个说法，觉得确实是一针见血。回头审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诸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文革中有几个的手是干净的？真正干净的，除非是早早地就被打倒并关进了监狱，他才没有机会参与一次次的整人害人、祸国殃民运动，不过还得有个前提：他在监狱里没有给专案组写过诬陷他人的材料，否则，他的手仍然不干净。

未完成的合作

在2004年初那两篇文章完成后，王老师又为再次合作想出新的题目了。他在5月12日来信中说：“我想写一篇《两个‘文革’定义的比较》，一个是胡乔木在《历史决议》中下的定义，一个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所下的定义……”

王老师所说的“胡乔木在《历史决议》中下的定义”，指的是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这一段话：“‘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一版第25页）

王老师所说的王力给文革下的定义是：“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329页）

王老师在信中说：“我想抓住两个问题做文章。胡乔木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江文在特别法庭上反驳江青的讲话，值得推敲。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王力的定义，最可贵之处是突出了‘封建性’。可贵有二：一、‘文革’确实充满了‘封建性’；二、在小生产汪洋大海的情况下，才会有‘文革’和文革中的种种举措。只有在极不民主的条件下，才有文革和文革中的种种活动。”“以上只是一点点想法，我还没有细想，先贡献给你。”

这年8月，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王老师1996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研讨会上率先公开对林彪一案表示质疑的那个发言，收入了我们合写的几篇文章。此书的出版，对重新评价文革中的林彪问题，澄清历史真相，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王老师非常高兴。

8月27日，他在信中再次提出：“最近考虑，我拟再写一篇《评〈历史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正在准备。如能写成，当奉上初稿。是一篇评论文章，但要得到很多资料。”“我们似应向‘文革’方面扩展。‘文革’的账，至今没有清算，贻害无穷。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我们也只能一点一点地去做。总比不做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合作集体，我很珍视这个集体。”

9月12日，他来信说：“关于‘文革’定义一稿，正在考虑中。要写，就要批评邓小平阻止总结‘文革’教训，就要批评胡乔木。兹事体大，要再考虑考虑。”

2004年9月28日是中秋节，王老师来信说：“今天是9月28日，中秋节，我在遥远的北方，敬礼你们全家节日快乐！问候伯父大人！”

他这封信写了5页多纸，详细谈了此前陈昭和金秋（吴法宪之女，留美历史学博士）来他家时的一些谈话，“我说，《重审》（注：指《重审林彪罪案》）的出版，是一个大胜利，可惜没有林豆豆的作品。”（他在信中对林豆豆作了一个很有趣的评价：“我感到她有点怪怪的，冷漠，少言，不苟言笑，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看到她我就想到林彪。林豆豆显然不同于常人。”）

王老师谈到他对几位来访者的讲话：“我又说，套句孙中山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怎么努力？向文革方面扩展，抓要害。”接下来，他分别谈了他对陈昭、金秋和其他几位经常与他有联系的朋友有关文革研究写作的设想（也算是他的希望吧）。最后谈到我时，大概是对我编写的《林彪大事记》比较满意，他说：“您，建议专注于编一部《文革日记》，或称《文革大事详记》，或称《文革逐日纪事》，大部头，要有多人合作。现在想干事而无机会的人不少，可以找到一些。”

最后他写道：“今天过节，我在家中独自一人，也就写得长了些。我感谢你几年来对我的热情帮助，你我不在一城，但已成为知己，所以我随便写来如上。”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情跃然纸上。

2004年10月25日，他来信说：“我的文章（评定义），想了不少，还未动笔。我正处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无从下笔。发现了这不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严格讲也没有定义），而是在‘彻底否定’的幌子下，实际上阻止人们反思（关于这一点有许多表现）。严格讲来，中国到今天还没有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承继了许多旧的做法。”“清算文革，清算毛，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中国人批评日本人不敢直面历史，其实中国人更不敢直面历史。淡化文革，是邓的方针。中央一直在贯彻这一方针。这个麻（马）蜂窝，总有一天要捅开，不如由我们来捅。什么‘宜粗不宜细’，什么‘四项基本原则’，都是为了拥毛。什么‘稳定’第一，也是为了阻止人们清算历史。而清算历史是绕不开的。”

他在这封信的最后还说：“如与丁凯文兄联系，请代我向他致意。他主编《重审》，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生能做此一件事，亦可知足矣。”

2005年3月19日，他来信说见到了那个令知识分子震惊的有关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讲话，“写文章的心思一丁点也没有了。何必硬往枪口上撞呢？构思了几篇：《〈历史决议〉的真实用意》，《淡化‘文革’为哪般》，《毛想成为世界革命领袖与文革的成因》，《林因何一再（约有五次）自责》。都因心绪不好而未进行下去。”

然而，要他不思考、不研究文革问题是不可能的。重新评价《历史决议》暂时不写了，他又转入了新的思考，即《毛想成为世界革命领袖与文革的成因》。2005年6月2日，他又来信说：

“在您的鼓励下，我打算再写一篇文章。明年是‘文革’发动40周年，香港《21世纪》通过卜伟华约我一文，开头我婉拒了，又想想应该写一篇，于是告卜伟华：我可能写一篇。”“我想写《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后又想写《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谜－－毛想把中国建成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或曰‘世界革命的样板’）》。做了不少卡片，但还没有想通，没有想清楚，这与我学力不够有关。因而我拼命读点书，现在想得很杂，很乱。”“《历史决议》没有真正总结历史教训，这与指导思想不正确有关。”“胡乔木一再说不知道毛搞文革想干什么，至今许多人不清楚。《历史决议》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毛是有目的的，他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这个‘新世界’，不限于中国，要以中国为样板。在柬埔寨也进行了试验，一败涂地。”“毛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导师’。”“‘第三个里程碑’是毛同意的，虽然他后来又否认了。”“毛有几次以世界革命导师的口吻，向全世界发号施令，号召各国人民如何如何。”“毛说过：‘世界革命的中心，这话不能由中国人说’，即应由外国人说。”

对文章写作的时间，他估计：“我在短期内不可能写成。离休后，懒散了，做事只想慢慢来。‘保命’第一，‘保先’还在其次。估计用两个月可以写出初稿。”

然而，一个多月后的7月21日，陈昭就用电子邮件发来了王老师写好的《毛泽东想当世界人民领袖－－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年祭》，说：“王老师冒着暑热写文章，我刚录入完。”

我读了陈昭发来的文稿后，感到主要问题是，这篇不同于前几篇主要从史实上进行论述的文章，而是主要在理论上进行论述，而且主要是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心理动机进行论述，题目太大，涉及的问题太多，有不少地方又是在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缺乏实证的依据；同时，文稿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王老师所欣赏的王若水那篇几年前发表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相比，并无独特之处，等于是把王若水的观点重新作了一些更详细的阐述和论证。

我给陈昭发去邮件，简短地谈了些初步感想和几点技术性的修改意见。随后，我又反复重读文稿，对照查阅资料，再作了一些思考，于7月29日将进一步的意见用电子邮件发给陈昭，请他转交王老师。我和王老师交往多年，大家都相知甚深，已经习惯于实话实说，不必客套。因此，我直言说：“这次的文稿，我已认真看过两三次，并顺手作了一点小的修改，对有些地方也作了些考虑，甚至还考虑把题目改成《毛泽东为当世界人民领袖而发动‘文革’》。但因目前事多，还没有时间来集中精力作全面的详细考虑。这两天重读了韩钢的《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上、下），有些想法。”“我因长期主要致力于对文革史实特别是基层群众运动史实的了解和研究，对理论方面和涉及高层斗争方面的问题都没去下多少功夫。所以对这次文稿中提到的那些重要问题，平时都很少注意。看了文稿后，我才结合着翻了一下《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和薄一波的回忆等书，对有关问题有意识地注意了一下。特别是读了韩钢的两篇文章后，我感到自己对这方面问题实在是知之甚少，太缺乏研究。因为文稿中涉及了太多的建国后的高层重大问题，如放弃新民主主义问题，民粹主义问题，三面红旗问题，中苏论战问题，个人独断问题，都是学界争论很多而且已有不少有分量的文章著作了，如果我们在这一篇文章中涉及这么多的重大问题而又不能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或突破，甚至如果还不能达到已经有了的研究成果的水平，那就有些勉为其难，费力不讨好了。”“结合这些问题，我反复考虑，觉得要在目前的基础上改好文稿有相当难度，主要还不是某些文句是否会惹麻烦、是否会刺激某些人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好解决，我们办杂志为应付新闻检查保住阵地就长期干这种事），主要还是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太多，力不从心。因此我冒昧提出，是否可以暂时把这篇文稿放一放？退一步说，如果要写，是不是把题目缩小一点，不要涉及太多太大的理论问题，以免捉襟见肘，难于应付？如果不得不涉及，也应尽可能地把握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挥，并尽可能扬长避短。”

王老师在8月5日晨2时（这是他给我写的信中注明的一个最特别的时间）写来一信，说：“7月29日信悉。你的意见极好，我完全同意。你的信我读了三遍，认为很有道理。……文稿还是应该放一放。”

这篇文章的写作暂时搁置了，但是王老师的大脑不会休息，尽管他自嘲是“保命第一，‘保先’第二”，但他实际上是研究第一，思考第一，他是没有什么休闲娱乐生活的，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停地思考文革研究方面的问题。

2005年10月5日，他来信说：“我还没有修改那个稿子，准备几天后动手。我想回答文革的几个问题。当然要缩短战线，力求集中。国家的情况不是太好，也使我定不下心来。”

10月29日来信说：“那篇文章，我还未动手修改，忙于读书和一些俗务，懒得改，没有信心改好。……我想把这个重担子推给你。你能改好。”“有一个想法可供参考。毛在文革中有一条语录：两条路线斗争是从建国初期开始的。（王力说毛在1966年12月26日接见他们时讲过这句话）这使我想到，毛发动文革，是想算建国后十七年的总账，反击在十七年中反对过他的人（刘、邓、周、陈、彭等）。毛始终没有放弃乌托邦的幻想。《王力反思录》中有一篇《文革的理论和公社的理论是一致的》可以参考。毛要做翻案文章，用文革翻‘三面红旗’的案。毛对三面红旗念念不忘。毛是一个‘记仇’的人，死不认错的人，刚愎自用，他要用文革的实践来回敬反对过他的人。”

11月6日来信说：“我们的文章，我又想出了一个题目，又写下了一些想法，寄上，供你参考。”“我对你的打扰多多，实在抱歉，不得已也。”“毛抛弃林，还有一个用意：把罪责推给林。毛在‘9.13’后有好几句语录讲到责任在林。”“奇怪的是，毛为什么讲‘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林彪要打倒刘少奇吗？”

他写下的题目是《“文化大革命”三题》，分别为：（一）两个文革定义；（二）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三）毛为何抛弃林彪？－－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始终在思考的三个问题。

因陈昭已经赴美国探亲，11月9日，王老师来信说：“我把文章的范围又缩小了一点，成为《毛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三、五日内可以草成。草成后拟请别人帮助打印，打印好以后给你寄上，请你改正。你如尚未另起炉灶，似可不要动手了。”

然而，第二天，11月10日，王老师又来信说：“昨天给你的信，作废。”原来是昨天下午他所在的单位传达了“一系列文件”，规定他们军人：“严禁在‘国外’、‘境外’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严禁与‘国外’、‘境外’人员交往。据此，我已正式通知卜伟华同志：我撤销为《二十一世纪》写稿的承诺，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求你写一篇给卜伟华，让他能够交账。在年底前写成即可。题目只要与‘文革’有关即可。我个人认为，‘文革’发动的原因还是值得一写的。”对那些规定，“我很惆怅。有人问：这与宪法是否一致？我不尚这类空谈。有权就有理，我必须执行。上面还说，对国家大事不要说三道四，我更感到难以做人了。我感到窒息。”“在网络时代，竟规定不许与‘境外’、‘国外’人员交往……真叫人无话可说。”

不过，这依然不能使王老师放弃对文革的研究和写作。此后不久，他还是在舒云的帮助下完成了《文革漫谈》，于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纪念之际，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十月号上。

舒云是军队中的一位女作家，勤奋，高产，发表了不少历史纪实作品。在陈昭赴美国探亲之后不久，舒云就逐渐担负起了为王老师帮忙的任务，替王老师录入文稿，查找资料，编文集，对外联系，等等。王老师虽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又老又病”，但他自有一种人格魅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总会有愿意为他帮忙的人在他身边出现（在这前后，北京的学者吴迪、韩钢都曾为他做过同样的事）。

在王老师最后的日子里，阎长贵老师也加入到了为他帮忙的行列中。王老师曾在2005年10月29日的信中告诉我：“《红旗》老干办的阎长贵同志……当过江青的秘书，被江青把他投入狱中。他很勤奋，对人热情，为人低调，律己甚严，可交。”那时阎长贵老师还不会使用电脑，后来很快就学会了。

2006年2至3月，王老师与阎长贵、舒云合作写了《破解‘文革’发动之谜》和《试评〈历史决议〉的文革定义》，文稿尚不成熟，没有发表，但从中可以看到王老师最后的一些思考。

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尽管疾病缠身，还加上外界压力重重，王老师也从未停止过对文革研究的思索，从未停止过对推动文革研究的努力。正如他在2004年11月17日为《大动乱的年代》后记所写的补记中说的：“在有生之年，我还要为‘文革’研究做出微小的贡献。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1999年8月11日，他来信告诉我：“《今日名流》今年第3期所刊《一个有待打开的包袱－－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很值得一读。其中胡发云先生的发言尤其精彩，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并没有结束。言之有理。”

1999年11月2日来信中说：“我有一些资料，不多也不少，由于体残，无力查找。”我去信劝他不要为翻查资料太劳累了，需要什么资料可告诉我们，尽可能帮他查。他在11月22日来信中说：“我横竖是要翻一翻资料的，弄清底数。我慢慢地做，还是可以做的。”

因在美国的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请我向王老师询问《大动乱的年代》中两条注释的原始依据，2001年1月3日，他来信说：“王友琴女士问的两个问题，我有义务回答，但我实在记不清了。现在身体又不好，手腿又不便，也不好查找。对她，实在抱歉之至。今后，我还是欢迎她来探讨问题的。”

2004年9月20日他来信说：“我建议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写一部《‘文革’日记》，‘日记’者，逐日记事也。广搜中国书籍报章，记下‘文革’的进展，此事甚大，暂且一提，我们可再商量。要动员很多人力，要组成一个编委会。要在书商处先取得工作经费。要统一体例……以后再说吧。”

2006年春，他的脑梗塞再次严重发作。得知消息后，我深感忧虑。正好这时由徐友渔、崔卫平、郝建等发起召开一个民间学者的“北京2006文化大革命研讨会”。我借赴会之机，去看望了王年一老师。这是我和他交往十余年中仅有的一次见面。那天，是文衡文化公司的李宇锋兄带我去的，同去的还有王老师当年在《解放军报》的同事、画家兼作家的卢弘（《军报内部消息》一书作者）和舒云（她是自己骑自行车去的）。

王老师这次脑梗塞的发作，看来恢复得还好，还能走到门口迎接我们。

那天因为有乐天派的卢弘老师在场，谈话比较轻松。但王老师始终显得忧心忡忡的样子，以致舒云给我们照相时忍不住嗔笑他：“王老，你怎么不笑呀？”但王老师始终没笑，而且谈话中时时显得激动，急躁，我真担心这对他的身体不利。

这以后，王老师的身体每况愈下。2006年5月5日他给我的信（信封上北京邮戳是6月6日，落款日期估计是将6月错写成了5月）中说：“最近我的身体很不好，站立不稳，随时要摔倒。可恨的301医院看病也太麻烦。我视看病为畏途。”

他谈到看了我们那个民间人士召开的“文革研讨会”的记录：“吴迪发来了研讨会记录，郝建整理，整理得很好。你的发言，我很拥护。吴迪的发言，我也很拥护。最近看到不少好材料，关于叶剑英的，关于罗瑞卿的，都是最新研究成果。舒云的《林彪画传》也澄清了罗瑞卿问题，这很使我敬佩。我深深感到自己的落伍，在研究上掉队了。徐海亮的论‘武汉七二○’，也很有道理。”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以老病之身尽力为文革研究的艰难发展进行着不懈的努力。2007年2月，他又发起组织了一次协作，因为原清华大学四一四总部的周泉缨出版了一本《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书中为文革大唱赞歌的论调，引起王老师高度警惕，他在2月10日给阎长贵信中说：“我想建议我们几个人写一篇大文章：《文革试错论批判》……”他提议由他、阎长贵、舒云和我各写一篇对周泉缨的批判，由阎长贵负责组织（后来还加上了卜伟华已经写成的文章）。他认为周泉缨提出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的论点“危害很大，必须批判。”“周的书错得很严重，是40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关于文革问题上的左论……我们至少要表态反对。”

这是王老师生前组织的最后一次文革研究活动。

2007年7月下旬，我去电话告诉他，原黑龙江省的造反派红卫兵一号领袖范正美出版了回忆录《秋梦追思》，其中对文革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肯定，应该引起重视。但是他在听电话时就显得很吃力。8月10日，阎长贵老师发来邮件转告我：“王年一老师要我向你转达问候，他说天气炎热，重庆又遭大水灾，望你多保重。”同时告诉我：王年一老师已经没有精力关注范正美回忆录所提出的问题了。

我当时根本没想到，王老师的生命之火已经快要燃到终点……

困居斗室心忧天下

王老师虽因患病而长期呆在家里，却始终是心忧天下。

他在1997年7月2日信中谈到头一天的“七一”庆祝晚会说：“昨夜北京晚会，花费太多。国力还不太强，何必如此大手大脚。”

在1998年1月3日的信中，他谈到参加一次党史学术研讨会的见闻：“国内研究之不景气，令人伤心。承他们好意，坐了两个半天，还给了我200元。我那中年朋友参加一个会，随便说两句，却给了1000元。学术界也如此，我真不了解现在的‘行情’了。”“吃饭时随便闲聊，有人说，我们现在的审查制度连国民党也不如。国民党还有个审查委员会，还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参与其间，审查了还有通过的。我们没有审查委员会，审查者均为官僚。送审等于送去枪毙。信哉斯言。”

1998年9月26日信中说：“老同学来，老战友来，老首长来，都对当前腐败之风大为摇头。据说到处有妓院和赌场，到处养‘情人’。听到这类事，我就好激动，对身体很不利。”

1998年11月，他由老伴和儿子陪同去了一趟上海，与50年未见面的老战友相会，住在上海的儿子家里。回京后，11月25日来信说：“在上海时与儿、媳相处，了解到不少民情，感到问题不少，我心里沉甸甸的。”

1999年5月13日来信说：“有人说，中国现在是两个世界：富人的世界和穷人的世界。处处可以看出。我信此说。”

1999年5月28日，他在来信中提到我国驻南使馆被炸一事时说：“北京学生在游行中殴打了一西方女记者。令人痛心。民族主义仇恨是很容易煽动起来的。”“我还是常为国事担忧。”

1999年6月4日，他在来信的最后沉重地写道：“‘6.4’十周年纪念日，我心怆然。”

1999年7月18日来信说：“国家的形势，如储安平1945年所说：‘一团糟’。友人来访，都要谈谈，都要触及时事，每人都带来了腐败的事例……这类事不绝于耳。”

1999年9月15日来信说：“国内情况，似乎依然不好。国庆宣传，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花钱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老百姓很反感。我也反感。”

1999年11月22日来信说：“（腐败之风）‘越刮越猛’之说，我甚以为忧。敝家乡扬州，已有党费嫖娼者……×××的家乡出了这等丑事，叫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又，海口市×××烈士墓一带，已成了红灯区，不肖子孙××也不管一管。”

2001年3月2日来信说：“我也像于光远一样，现在信奉‘活命哲学’，把保护身体放在第一位。但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不看电视，不能不看报纸，看了就心烦，可谓心情很不舒畅。”“总之，我的心情不好，颇不利于健康。”

2002年7月4日，他读了我转去的原“梁效”写作组成员周一良教授之子周启博的回忆文章后来信说：“我读了周启博写的《百般委屈难求全》，感慨很多。此文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重大失误（这个失误至今未有根本的改变），使人唏嘘。我也谅解了周一良和不少与他有同样境遇的人。”

2003年12月9日，他来信说：“网上出现了为文革叫好的文章。这是多年来淡化文革的恶果。另一方面，又有人在追究‘国家罪错’。”

2005年1月30日他来信说：“对赵告别了，马马虎虎，简简单单，令人不满。又要进行‘保先教育’，简直莫名其妙。自然天气不好，政治天气也不好。”

他在2006年5月5日信中说：“胡绩伟老在港刊发表一文：《成败皆由假、大、空》，胡老这七个字，为我党历史作了绝妙的总结。”“此时此地，我不悲观是很困难的。我当然要努力克服悲观情绪。”

读到王老师的这些感慨，总会让人想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想到陆游的“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想到辛弃疾的“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意外的伤害

王老师对人坦诚、热情，心地善良，胸无城府，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天真，因此，他很容易受到伤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据我所知，他就曾受到过几次心理上、感情上的伤害。

1999年8月，一位常到王老师处走动且一去就高谈阔论的书商（王老师说他是“政坛失意……转而搞文化事业”，“路子很野”），提出要给王老师出文集。王老师“又喜又愧”地答应了，还挺热心地介绍其他朋友也跟那位书商联系出文集，还写信对我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我因在办杂志中曾与一些书商打过交道，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先把事情吹得天花乱坠后来并不兑现的毛病和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劣根性，因此有一定的警惕，也曾去信提醒过王老师要注意。但王老师没有在意，他不顾老病，在老伴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十分郑重地挑选、汇集了自己历年所写的200万字文稿，并为文集写好了作者介绍《自己谈自己》和《前言》，1999年9月22日，他把《前言》寄给我说：“我为‘文集’写了一篇前言，现将草稿寄上，乞修改审定。出书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要改还来得及。我对这一前言本不大满意，至少请你提提意见。可惜我的字写得很草率，不容易看清楚，只好劳你慢慢看了。‘前言’好比一个人的脸面，写得不好是很丢人的，尽可能地改好一点吧。你是老编辑，改稿上大有经验的。这个草稿，则不必退还了。”

因我去信提醒他一定要问清楚那书商为他出文集到底是找的哪家出版社，是出正版书，还是买书号，还是冒用书号（编造假书号）？他于9月29日来信说：“说实话，××如何操作，我也不大清楚。他不说，我也不问。我这人怕问别人不愿说的。……如出文集，肯定不是‘非法出版物’（这一点，我当面问过他。如果是‘非法出版物’，我也是不干的）。”

我把他的《前言》修改后打印好寄去，他于10月5日来信说：“‘前言’承你费心费力地修改、打字，十分感谢！你如此为朋友帮忙，我也感动。”“我至今手脚仍不便，一切要我的老太婆代劳。平常我不出门，我只能在家中走走。”10月13日来信又说：“你删去两处敏感之处，我反复想了想，还是删了好，免得闯祸。”

王老师如此认真对待出版文集的事，而那位书商却早把此事置诸脑后了，而且，最让王老师气恼的是，被书商取走的一部分文稿没留副本，从此也再没有退还给他，到他要想再编文集的时候，就找不到那些文稿了。此事让王老师很是难过。此后他再也不愿提它。

2002年初，一位外地热心于文革题材写作的朋友，把自己写的一篇探讨文革中“九一三”事件真相的短文《苏联导弹打下林彪座机》加署了王老师的名字，王老师出于对文革研究大力支持并鼓励人们勇闯禁区的态度，同意了。那位朋友把文章寄给我，请我用电脑录入后推荐到网上去。我也作为给王老师帮忙，照办了。谁知该文在网上发出后，有人指责文章的观点抄袭了陈哓宁的文章。这件事使王老师非常伤心，他于2002年3月12日来信说：“网上发表了陈晓宁文，揭发我和×××的文章系剽窃、抄袭。我以70高龄，受此大辱，此生不忘。”“那篇文章，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出一个点子。但我同意了×用我的名字。我自当承担责任。”他还向我和将此稿推荐上网的海外朋友表示道歉，说给我们添了麻烦。

我为此写了一篇替王老师辩护的文章，说明：在《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网上，他们这篇文章与陈晓宁的文章是发在同一期上的。此前，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到陈文（据说陈文此前发在美国一刊物上）。他们两人都不会用电脑，更不会上网，也不可能有机会看到那份美国刊物，因此“抄袭”之说实属冤枉。

在2005年底，王老师又受到了一次意外的伤害。11月22日，他来信告诉我：“香港《开放》第11期发表了‘碧水’的《王年一歪着脖子挺毛》一文，批评我为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辩护，称我为‘御用文人’。此文由陈昭兄转来，我写了一小文回应，发给了陈昭，请他转给《开放》。不甘任人欺侮，所以我要回应。向境外发稿，又违反了××××的规定。我无可奈何，管不了许多了。”

王老师对称他为“御用文人”，对把他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成是“官方著作”，都很反感。他在《大动乱的年代》初版后记中曾写道：“我写这本书虽然呕心沥血，但是自觉有种种不足。我敢于写出不同于一般的自己的见解，不说假话，不糊弄我所尊敬的读者，但是难免有误。奉献出来的是如此微薄，不胜惶恐之至。各方的批评指正，翘首以待。”在2004年11月17日为再版所写的补记中他又说明：“拙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公开发行的，这不等于说没有缺点。这是个人的著作，若干观点是个人的看法，会有种种不足，继续诚挚地欢迎指正。”

未能写出回忆录

王老师在给我的信中，有时会提到一点他亲历的文革情况和零星的见闻。

1998年1月16日，他信中写道：“1966年8月至1967年5月，我在《解放军报》的文艺评论组当编辑。该组与文化处同一支部，平日经常往来。据我所知，1966年秋冬至1967年春，军报副刊发表的一些旧体诗词，都是郭沫若写的，是他化名投给军报的。当日文化处收到他的稿件，还给我看过。那些诗，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好，但都刊出了。”

1998年6月9日，他在信中写道：“‘文革’中我在北京，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站在反‘三军’的一派，对你所询之事知之颇稔。‘五.一三’后，因‘三军’派势力很大（军委办事组表示支持他们），气焰极盛，很快地一个一个地压垮了反‘三军’派（也是几十个组织）。那时，聂元梓、蒯大富都投到了‘三军’门下。‘三军’的头头，可以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大会。我们那个组织（学院‘井冈山’）就在1967年10月间被压垮了。斗陈再道等人的，是‘三军’派，即吴、李、邱支持的一派。那一派组织性、纪律性极强。而反‘三军’派，可以说是乌合之众。反‘三军’派，最后还干了一件坏事，即到全国各地支持反军。如到南京支持反许世友。”

1998年7月10日，他读了我新写的《文革中的32111钻井队》后，来信说：“大作已拜读，很好。我记得，1966年10月1日，32111钻井队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我也访问过他们，访问结果我们都交给和谷岩了，由他写进综合报道中。”

1998年9月6日信中提到文革中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音乐家李劫夫时说：“我为约稿向他打过电话，他的岳母接电话，说他被红卫兵揪出去了。”

在1999年7月18日的信中，他提到读谢泳所著《逝去的年代》一书的感想时写道：“我的姐姐、姐夫都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逝去的年代》中多处谈到西南联大，我感到十分亲切。可惜我的姐姐已死于‘文革’的‘清队’中，系自杀而亡。她原是罗常培、罗庸的助教。呜呼！”他在2006年4月30日为《王年一文选网络版》所写《自序》中，对姐姐的死有更详细的叙述：“我研究‘文革’有一个特殊的动力，就是我挚爱的胞姐王年芳冤死于‘文革’中。胞姐王年芳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与朱德熙、汪曾祺、李萦诸名家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先后任罗常培和罗庸的助教。建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任语文教师。她是一名优秀教师，常为来校参观者作示范教学。《中国语文》创刊号上发表了她的教学经验。她著有《扬州方言研究》一书，由中国科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后调到张家口师专做语文教师（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因受诬陷和无理追问而过不了关，受尽凌辱，愤而在女厕所自缢身亡。在兄弟姐妹中我与她情感最笃，她的冤死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清队’中的蛮横和粗暴，这是这篇小序所不能尽述的）。何蜀兄曾建议我写下来交后来出版《文革受难者》的王友琴女士，我因极度疼痛而难以下笔。一个人，非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是不会自杀的。‘文革’后，学校党委为她作出了没有任何问题的书面结论。我在研究中碰到困难或懈怠时，一想到芳姐，就把闷郁和悲伤化为了力量。我谴责、控诉、诅咒‘文革’，以慰千千万万个芳姐在天之灵。”

他还提到过他在文革中曾被发配到新疆。

我觉得他的文革亲历和见闻，也应该是很有价值的独特的史料，曾建议他花点时间写出自己的文革回忆录。我认为，文革是一个将会长期受到关注的研究课题，涉及文革的许多理论问题，他可以做，别人也可以做，今后的人还会不断地做，但是他自己的文革亲历，那些独特角度的历史记忆，却只有他自己能写得出来，任何别人都无法代劳。

2005年3月29日，他来信说：“写回忆录，有过考虑，但考虑到以下几点，又提不起劲来了：（一）我一生平平，没有经过大风大浪，自己想想有点意思，给别人看就毫无价值；（二）一写就会停不住，而工程又太大。不，我再考虑考虑吧，留给子孙也好。”他又说：“我有一套笔记本，在入疆时和入疆后所记，竟然找不到了。如能找到，我先写进疆这一段，还有一点点意思。”

看来他对写回忆录的事也曾有过考虑，但又有些犹豫不决。可惜，他还没有下决心动笔，就已经无法再写了。

王老师走了。但是他那不倦的探索精神，卓越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都将永远感召、激励和启发有志于对文革进行研究的人们。


附注：今年的9月13日，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四十周年，也是王年一老师去世四周年。在王老师忌日前夕，翻检出这篇几年前写成的旧稿，重温那些得到王年一老师帮助与激励的日子，万千感慨涌上心头……令人欣慰的是，尽管仍然有许多有形与无形的阻挠，国内文革研究的现状已经比王年一老师在世时有了很大的改观，民间研究者的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王老师在天之灵，应该展露出他难得的笑容了吧？

2011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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