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铎：我所了解的孙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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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孙蓬一

章铎


       引 言

1963年，我考上北大生物系。在北大读了两年多一点的书，就被去“四清”了。1966年6月上旬，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百万革命群众后，我和班上的一些同学结伴，两次坐火车外出串联。12月9日，我又和李棉生等八人组成了长征小分队，进行了一个月的徒步串联。接到通知要我们回校参加军训，就从邯郸坐火车回来，那时已是1967年1月上旬末了。
回校不久，学校向系里要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动态二组。不久，两个动态组合并成一个组，组长是胡宗式。我负责跑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学部的动态。在这期间，我认识了孙蓬一。他直爽、热情、有胆有识，我和好多同学都喜欢他。
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说“她（指聂元梓）的助手不好，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个“助手”就是孙蓬一。为此，他受到对立派的多次围攻、殴打、通缉。工军宣队进校后，又受到迟群之流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被扣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但孙蓬一始终没有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当他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党得救了，祖国得救了”。
自1976年11月11日至1977年1月12日，孙蓬一给我们夫妇共来了六封信。从孙蓬一的来信中，我深切感到：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对毛主席、周总理的热爱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他衷心拥护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但是，他却被“无产阶级专政”了。1983年7月1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孙蓬一有期徒刑十年。
2014年10月31日《记忆》第120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二）刊登了由戴为伟整理的“郑仲兵口述——北大文革片段”中有这样一些文字：

（孙蓬一）文革中，他最早提出中央文革极左路线的问题，公开提出反对王、关、戚。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跟他成为好朋友的。
文革后期，工军宣队进校后，他一直挨整。那时候，我们偷偷地见过面。大概到了“四人帮”垮台不久，那是天安门事件一周年（1977年），他还没被解放，他从劳改的地方跑出来，先到天安门广场，再到我家。我们一起去看看阮铭，他（到阮铭家）就跟阮铭说，我真希望邓小平能够早一天出来工作。阮铭挺冷静的，就说：“邓小平要出来，第一个就要拿你这样的人开刀！”当时孙蓬一霍的一下子站起来，说：“即便是这样，为了党、国家、民族的大局，我也在所不惜！”
孙、阮的对话至今还回旋在我的耳际，然而不幸被言中了。过不到半年，抓“五大领袖”的时候，把他也抓了。
我后来找过于光远，因为那时候，邓小平还经常接见他，于光远对我说：“邓小平一旦下了决心的事，很难改变”。他说找机会吧。我还找了陈一谘，因为当时陈一谘和邓朴方是朋友，又和邓力群来往很多。陈一谘原来也是北大的，文革前被北大打成反革命。在文革中他是井冈山一派的，与聂元梓、孙蓬一是对立面。他就跟我说：“我帮你这个忙，不是为了说明孙蓬一正确，我对他还是有看法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后来，他跟我说，他找过万里、邓力群，他们都愿意帮这个忙。但是，即便是这样，大家还是没有帮上忙。因为邓小平下了决心，确实就很难让他改变。
后来孙被弄到青海，服刑期满了，还在那个（劳改）农场里面，还被变相关押。之后，他的姐姐冒着生命危险，到青海，把他偷偷地带出来。那时候已经是“六四”过了。他到了我家，我母亲，还有郑伯农、王若水、阮铭、萧灼基、胡志仁、李春光和另外一些熟悉的朋友都到我家。当时我看他不大正常，谈到激动的时候，把筷子都折断了。因为他是逃跑出来的，他姐姐就把他带到大连去了。他姐姐、姐夫都是老军人，住在一个干休所里。
但是他在那边知道一些六四“政治风波”的真实情况之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在干休所大骂。后来家人找个借口，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他从那个地方出来，（病）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他就跟人家说，我现在是工资、党籍都没有，靠老婆养着。后来又一次说，一个部门（大概是民政部门）说他是烈士子弟，一个月补助他15块钱。拿到那15块钱后，他说，你看，我现在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还要靠我父亲来生活。结果当天他就去撞屋里的暖气包，头破血流，没死；以后又想办法用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被救过来。他本是一个极其自重、自尊的人，唉，反正他的命运比聂元梓还要惨得多。

      1．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什么？
孙蓬一1930年出生，他的父亲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4年被敌人杀害。1943年孙蓬一离家投奔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6年，刚刚16岁的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他勇敢不怕死，曾立过功，参加过抗美援朝。全国解放后，对党在各个时期的各项号召，都是带头响应，因此也就成了历次运动的骨干。在北大哲学系，党内一直存在矛盾。1963年陆平将聂元梓由经济系调到哲学系任总支书记，代替原总支书记王庆淑。当时反对王庆淑一派的领头人是孙蓬一和孔繁。聂元梓来到哲学系一年后，支持了孙蓬一这一派。
1966年中央文革成立之后，孙蓬一被借调到中央文革，为一般的工作人员。1966年7月底，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后，聂元梓将他要了回来，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1966年10月下旬，由聂元梓提议，孙蓬一参加校文革常委会议，孙蓬一管全校的运动、组织和作战，1967年3月，孙蓬一提升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
1966年11月8日，由聂元梓、孙蓬一等十一人署名，贴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1966年11月19日，孙蓬一等人随聂元梓到上海串联，在那里参加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一些活动，聂元梓先返回北京，孙蓬一是1967年1月7日回到北京的。关于上海串联，《聂元梓回忆录》和《王力反思录》中有比较一致的说法：聂元梓等人去上海串联，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通过他的女儿李讷，到北大向聂元梓等传达的）。哲学系李清昆老师对我们说：

那天（1966年11月12日）上午，李讷来到北大6院2楼组织组，我、孙蓬一、夏剑豸、陈葆华（女）、付治文，都在那里，聂元梓当时不在，她到市里去了。李讷穿一身军装，骑了一辆旧自行车，她一进门就和孙蓬一握手：“孙大炮，怎么听不到你放炮了？”老孙在中央文革工作过，和李讷很熟，她问了北大运动的情况。主要是老孙汇报。她给我们说：“你们不要老是盯住北大，要放眼全国。我们了解，现在上海的造反派正受压，主席想让北大造反派去支援上海的造反派。我这次来就是谈这件事。”中午饭是到学生食堂打来的，那天正好有米饭，还有饼，就在组织组的屋里吃的，聂元梓当时不在。李讷说：“我要等她回来”。下午聂元梓回来了，李讷单独和聂元梓谈去上海串联这件事。这天，“井”、“红”砸了校刊编辑部，聂元梓和李讷一同去了现场。
校文革商议，由聂元梓、孙蓬一、陈葆华、付治文四个人去上海，票是中央文革办事组买的，坐的是软卧包厢。后来，回来车票报销，办事组让北大报，我说你们报销得了。办事组说：“他们的人事关系不在中央文革，报不了”，后来是北大报的。因为按规定，13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坐软卧，这样只有聂元梓一人可以报软卧（她是12级），其他三人只能报硬卧。差价，是聂元梓掏腰包给补上的。

孙蓬一从上海回来不久，就赶上了一月夺权。
上海“一月风暴”吹到北京，中央号召群众组织夺权，于是，各高校就到自己的上级领导部门和相关单位去夺权。1967年1月18日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北大派出了多路夺权大军，其中高教部夺权最引人注目。当北大到高教部时，已有许多单位去了。参加夺权的单位有30多个，组成联合夺权委员会，负责单位是“清华井冈山”。北大去后，反对高教部的“延安公社”，因为“延安公社”的负责人是卢正义、徐非光，北大认为他们是叛徒。师大谭厚兰等认为卢、徐是响当当的左派，坚决支持“延安公社”。 “清华井冈山”发表了一个中立宣言，表示不介入北大和师大的矛盾，宣布退出高教部夺权。前期，北大暂时在高教部掌权，处理一些事情。不久，卢正义、谭厚兰等人纠集了数百人搞了反夺权，双方发生冲突，称之为“高教部事件”。二月二日，事件发生后，林杰俨然以中央首长的姿态向师大和“延安公社”下达四点“指示”：
（1）我们（师大和延安公社）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
（2）解放军参与这一行动是错误的；
（3）新北大是错误的；
（4）解放军马上撤回去。
同日下午，关锋、王力打电话严厉地批评了北大。二月四日，王力、关锋又一次给孙蓬一打电话，批评北大要搞什么三路进军等等，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孙蓬一在1977年1月3日的来信中说：

我历来不太赞成去管校外的事，因为我觉得社会上的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没有能力将那么复杂的事情短期内判断清楚，搞不好容易上当。当若干学校积极干预校外问题时，有的人在我面前抱怨北大，正如北航、清华说我们“窝囊”。不过，我有我的看法。一月份夺权时，若不是总理点了我们的名，我也是不主张我们去参与这种事的。总理指示后，我是坚决响应的，连夜传达、动员、组织，我觉得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我们责无旁贷。但派人出去后，几乎到处都遇到了矛盾，更证明了你们原来的说法是正确的。我的态度是，我们尽量撤出来，不参与其中，可更冷静地观察、分析，以得出准确结论。所以，当一讲了夺权要先解决授权问题，要先开各种代表会后再夺权时，在讨论中，我是主张全部撤回来。当时聂元梓提出，高教部可暂不撤，因为那里发生了原则性的争议。我同意了。结果，发生了高教部事件。
二月二日，王力、关锋分别给我打电话。真是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明明是谭厚兰一伙保卢正义保红了眼，纠集了其同党欺负我们，而关、王却反诬我们打了他们，关、王第一次向我们露出了狰狞面目，赤裸裸地从幕后走到前台。我四处打电话将聂元梓找回来以后，我们去高教部，负屈含冤地将我们的队伍劝回来了。可是正当我们悲愤填膺的群众，在军训解放军的大量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下，刚刚平息下来时，关、王又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要搞三路进军。如果说前一次电话是拉偏架，这一次则是大打出手了。

高教部事件后，北大开始反思前一段的运动。如果说从文化革命开始到一月夺权，孙蓬一和北大的群众是无条件地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号召的话，那么高教部事件是个转折点——孙蓬一们开始思考了，北大群众开始思考了，不那么盲目了。
1967年1月15日凌晨，统战民委系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抢劫档案事件。当天，中央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即民院抗大）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将抢劫档案的坏头头刘郢、洪涛扭送到公安部。1月17日，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了公安部某负责人谈话。这个谈话，将抢档案的刘郢、洪涛说成是革命左派，并以冲击公安部、迫害左派为由，把保护档案的民院红卫兵总部负责人郑仲兵在公安部关押了13天。1.15事件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北大表态支持了以郑仲兵为首的民院抗大，并由此对公安部长谢富治有了疑问。
1967年3月8日，由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北京公社、钢铁学院919、民族学院东方红这六个单位，提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口号。同时提出的口号还有：“揪出谭震林的后台！”。
对于这种突然出现的变化，孙蓬一和我们一样，都很茫然，感到不解。于是，动态组全力投入调查。当时得到的情况是：中央开了会，谭震林说了话。就这么几个字。我们不知道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定了性。另外还了解到，他们下一步还要打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余秋里，最后反总理。怎能根据这一点情况，就动员北大的群众跟着他们走呢？那几天，公社总部和校文革的一些委员，天天晚饭后到动态报来，商议对策。大家态度明确：不能反总理。由于情况不明，对打倒谭震林，新北大公社总部迟迟没有表态。3月11日晚上，戚本禹收回了他1月份保谭震林的讲话，公社总部这才正式表态，于3月12日发表声明：“炮轰谭震林！”；3月14日再升调为“打倒谭震林！”
1967年3月17日新北大公社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必须严格区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要保，一保到底！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要反，一反到底！在这里，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浑水摸鱼。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这是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中的严正立场。
新北大公社对待二月逆流的这种慎重做法，被对立派称作“老保”、“二流派”、“二流公社”。孙蓬一和北大的绝大多数师生在反击二月逆流和以后的各种事件中，都坚决站在保卫周总理一边，从未动摇过。1976年11月18日孙蓬一给我们来信中写道：总理逝世时，我在战友相聚时是放声痛哭了一场。现在每当想到总理，我都禁不住要心酸眼湿的。总理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应当永远以总理为光辉典范，来安排自己短促的一生。
1967年4月8日，在民族文化宫，为争夺对“民族工作展览”的批判权，以北大为首的一方和以地质东方红为首的另一方发生了严重冲突，俗称“4•8事件”。事件发生后，双方都发表声明指责对方。直接参与这次事件的单位并不多，但声明的签字单位却各有几十个，向社会表明存在两大派。《记忆》第132期转载的“扬子浪日记”关于这一事件有如下文字：

他们砸玻璃门窗，大打出手，无所不用其极，公开对抗军代表命令，继续武斗，终于在凌晨3时半左右占领了全部房间，抢走了全部材料。我也被迫参加了武斗，简直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挨了打，受了气，丢了材料，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出气，我们北大他妈的太软了。
洪涛、吴传启、卢正义、徐非光他妈的处处与北大为难，绝无好下场。我们的战斗力将得到空前的发挥，新北大绝不是好惹的。

1967年4月11日下午，地质、邮电、农机、农大、工大、民院六所院校开了六辆广播车到北大闹事。他们高呼“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等口号，气焰十分嚣张。因为是打到自己家里了，我们都非常气愤，大家齐心合力，将他们的广播车推出了南校门。
4月12日晚上，全校召开了誓师大会，孙蓬一气壮山河的讲话，不断地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打断。我们公开向吴传启们宣战了。孙蓬一说：

如果说，在昨天我们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那么到了今天，那一小撮人的心是路人皆知了。因为马路上都写了大字标语了，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的目的已经清清楚楚了！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的民族宫事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目的是他们背后的那些人要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政治阴谋！……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这一目的，便不择手段，只要是可以被他们利用、为他们服务的，只要是支持他们的，他们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派，就一律给他们送上一顶最美丽的桂冠：“革命造反派”。而这样一种力量，采取一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当他们跟别人辩论，他们提不出充足证据的时候，便拿出所谓的王牌，说：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有必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股势力的代表，这一股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而是在一些机关，是真正的摘桃派，那是一些什么人？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红色联络站。至于还有一些单位，他们人数虽然很多，但是，在我看来，那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打手，充当了一个工具。

4月13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北大方面聂元梓、孙蓬一、胡宗式参加会议。谢富治不让北大发言，却武断地说“武斗是北大挑起的”。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4•11事件”表示声援。在大饭厅，自发地聚集了不少北大同学，孙蓬一登台即席讲话，他讲了下午接见的情况和“1•15”事件等。孙蓬一说：处理“1•15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在名义上是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的会议上，不叫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的。是非是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我们多去了一个人，谢富治便问，地质多去了20多人，什么话都不讲。

另外，孙蓬一还重复了昨天所讲的关于吴传启之类是真正的摘桃派等内容。听了孙蓬一的讲话，大家群情激奋。新北大公社总部组织人要到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有些人先跑出去贴了谢富治的大标语。聂元梓、李清昆闻讯赶到现场，坚决制止这种鲁莽的行动，并要求把所贴的大标语覆盖上。当晚，聂元梓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并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这就是“4•13孙蓬一炮打谢富治事件”的全过程。从此，孙蓬一、聂元梓就被扣上了“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帽子。
其实，在此之前，1967年4月10日，孙蓬一已经与聂元梓一起，到钓鱼台当面向江青、陈伯达告了王力、关锋等人的状，在场的还有戚本禹。这件事，孙蓬一1977年1月3日的来信中叙述了详情：

六七年三月中下旬，由北大人事处的李玉英先去解放军报社找了李讷，约好时间后，在一天下午，李、聂和我去解放军报社找了李讷，着重向她谈了高教部事件中的有关王力、关锋、林杰及其一伙的情况，并交给了她有关高教部事件的调查报告，和王力、关锋两次给我打电话的追记稿。李讷当时对我们深表同情，并答应将材料代转到上边去。
高教部事件后，北大从上到下，都在胸中沉积着一股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闷气。“5.16”们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视我们为软弱可欺，冲突不断发生。我们总是受气，真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不公开起来与王、关、戚对着干，简直要把人气疯、气死了。这伙以“左派”自命的家伙，其篡党祸国的用心，若再容忍下去，则我们是无颜再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了。四月八日民族宫事件后，我就主张公开反击、指出问题的实质。当时李清昆等人建议为稳妥起见，还是去向江青当面汇报一下，以取得支持。聂元梓同意了。九日写了一封求见信，十日下午她与我就去了钓鱼台。那天正好是清华斗王光美。
    ……
我们向他们谈了高教部事件，谈了林杰、周景芳、潘梓年、吴传启及其北京市里那一伙，包括高教部的卢正义、徐非光。指出他们这一伙人许多都有历史问题。我则公开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当谈到潘梓年、吴传启时，江青说：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不和他们联系吗？
我说到王、关包庇那一伙，是搞结党营私时，江青说：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觉，只是感到关锋的性子拗一些。（谈话结束了）江青送我们到16号楼的门口，还告诉我们，今天谈的事，出去不要讲，特别不要损害了王、关的威信。……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不能反王、关，但是下面的一伙是可以反的，认为江青还是支持我们的，这就更造成了错觉，认为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与王、关、戚不同。
四月十日回来以后，聂与我向校内一些人转达了接见的大致情况。

这次告状，对北大有利的只有江青说的一句话：“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不和他们联系吗？”而对告状的主要内容，中央文革是否定的。4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在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会议上，中央文革对聂元梓、孙蓬一进行了批评：

江青：我首先讲一下，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全来了。这个一致是表示在主流上的，不要想钻空子，你们要懂得，小心有人钻空子，挑拨离间。
炮打谢富治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但不能全赖在聂元梓同志身上。按她的斗争经验、生活经验应该给你们做出榜样。你应当做触及灵魂的检查（指聂元梓）。
姚文元：正如江青同志所讲的我们小组在政治上、主流上是一致的，我们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面，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不容许任何人挑拨离间，不要上当。……有人提出摘桃子的问题，摘桃子只能阶级对阶级摘，对敌人是寸权必夺，夺回到毛主席手里，而不是为自己小团体夺权。
康生：谢副总理是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这样一个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同志们随便写大字报传单上街，这是极大的错误。说谢副总理是邓小平的什么人（××：谢副总理是最早的用文字揭邓小平的问题，斗争很坚决。）这种东西出现是罪恶，是我们的耻辱。……有人对中央文革这样推测，那样推测，还分几派。我们小组是一致的。
陈伯达： 现在好像流行一种摘桃子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主席在日本投降以后提出来的，是指抗日胜利的桃子是落在人民的手中还是落在美帝走狗蒋介石手中。……这是阶级斗争，不是哪一小团体和一个小团体的斗争。什么叫摘桃子？不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就完全错了。

反谢的事平息以后，1967年5月，北大联合一些单位，正式向吴传启们开战了。由于吴传启和关锋、王力的特殊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提打吴传启，就有人说你“反中央文革”。

1967年5月28日中午，[1] 聂元梓接到电话，要求她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她谈话。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你是有水平的，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2]
陈伯达等人对聂元梓的这次召见，我在“扬子浪日记”中得到了印证：

（1967年）8月21日
晚上，聂元梓讲了5月27日中央文革对自己的批评，共三点。第一点，中央首长说北京两派是聂挑起的，武斗要聂负责。聂辩解，戚本禹不让聂元梓辩解，说：不许你讲。聂说：那我只好到公社去劳动了。戚说：你就是到公社去，还是要找你。会上，聂提出了关锋一月夺权时的那个电话，关锋矢口否认。

显然，陈伯达、关锋和戚本禹一起出动，陈伯达说的话就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央文革的意见。但是，以聂元梓、孙蓬一为代表的北大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立场。6月1日，北大除隐患战斗队，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关于吴传启历史问题的第一批材料。如果没有陈伯达的6.5讲话，后面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但仅仅这第一批材料，吴传启的后台们便坐不住了，他们愤怒了，软的不行，他们要来硬的了，内部谈话不行，他们要采取公开的行动了。
1967年6月1日，北大在“五四”运动场召开大会，庆祝毛主席批准广播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周年。这个大会筹备多日，并给中央文革发了邀请信。来参加会议的单位很多，表面上会议是热闹和隆重的。但我们动态组却注意到：中央文革没有来人参加会议，连办事人员都没有；第二天，北京的各大报纸也没有相关的报导。我们感到这不合常理，有一种不详的预兆笼罩在心头。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时，陈伯达说：“最近街上有这样一些标语，是反对谢富治的标语：‘打到谢富治！’‘谢富治算老几！’现在谢富治是北京市的首长，我投他一票，你们也有一份。这种标语是乱来，属于联动一类。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老子天下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封的，是大家推选的。”
6月5日晚～6月6日凌晨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红代会核心组成员的会议上，陈伯达公开批评聂元梓、孙蓬一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他说：
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我前天在小礼堂讲话就是批评新北大的。……前两个月我就批评了孙蓬一。地质去攻击新北大是错误的，孙蓬一就发火了，做了个报告，说我们上上下下万众一心，这没有阶级分析，不科学。你们北大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有一个会我是批评新北大孙蓬一的。“不是我们垮，就是他们垮，垮了再干。”这也是新北大的一个人说的。孙蓬一有火药味，要有点老大哥的气派嘛，不然你们名誉就损害了。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呀？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这样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是吴传启所操纵的，这是活见鬼！有人扭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谢富治插话：他是好人，是造反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还不愿意呢，要把他调到红旗，我当时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北大拿这个借口少数人搞分裂，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想利用这个来搞内战，这一两个人就要垮台。他认为打中了，可以把北京市委的权夺过来了，这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种人一定要垮台。回去跟孙蓬一说一下，我不怕他进攻我。

陈伯达的“6.5讲话”是要灭火的，用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阻止北大进一步公布材料，把揭露吴传启的行动扼杀在摇篮里。这篇讲话同时也是点火的，在北大校园里点一把火，让北大内部闹起来，自顾不暇。陈伯达为什么要贬低吴传启的作用呢？身为中央文革组长，难道他不知道吴传启的背景，不知道吴传启一伙的势力和能量？陈伯达这样说，就是要把群众引向歧途，让群众对北大反对吴传启的行动产生疑问，把矛头引向聂元梓、孙蓬一。
事实上，吴传启、林聿时等人控制了学部以后，就把手伸向了社会。他们的手在当时已经伸得很长了，或者说，吴传启们的手“被”伸得很长了。吴德在他的回忆录《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3]中这样说：

（北京市革委会）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的那一派，约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芳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组长。办事组等于是市革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了。……革委会成立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

尽管吴德说得比较简略，但其中揭露的事实，难道还不够怵目惊心吗？
在陈伯达6.5讲话的刺激下，北大内部果然闹起来了。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 “北京公社”、“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等组织纷纷亮明了反聂的旗帜。7月1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明确表态：“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反对派多次围攻、殴打孙蓬一等人，不断挑起事端。
据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4]记载：

6月10日
校文革安排孙蓬一，在大饭厅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6.6”通令。听到校文革安排孙蓬一传达“6.6通令”，新北大公社的人早早地到了会场。
自从陈伯达同志“6.5重要讲话”传出后，北京公社四处在捉拿孙蓬一，新北大公社的人再也看不到孙蓬一的身影。新北大公社的人看到孙蓬一雄赳赳气昂昂地步入会场，全场一齐拼命为他鼓掌，不少人高喊：“孙蓬一是坚定不移的革命左派！”一齐上去将他围住，孙蓬一又像英雄一样登上主席台，全场顿时欢声雷动。
孙蓬一站在台上，不停地挥动《毛主席语录本》，北京公社的人突然冲上了主席台，硬要揪孙蓬一去接受批斗，新北大公社一涌而上，将孙蓬一从北京公社手中抢了过来，双方在台上扭打成一团，63军闻讯赶来，强制性地将两派群众分开，把孙蓬一救了出来。
6月12日
     昨天，孙蓬一在办公楼礼堂传达“6.6通令”，北京公社没敢再去冲，今天终于结束了多少天来躲躲藏藏的生活，主动到我们“6.6串联会”（“6.6串联会”是当时新北大公社内部，帮助孙蓬一整风的公社红卫兵召开的串联会）上来，虚心地接受我们的帮助和批判。
孙蓬一刚从家里走出来，还没来到我们会上，在路上就被北京公社发现了。多少天来，他们千方百计四处捉拿孙蓬一，前天在大饭厅好不容易将孙蓬一捉拿归案，又被63军救走了，今天孙蓬一刚刚出现在他们的埋伏圈中，他们蜂拥而上将孙蓬一团团围住，就要扭住孙蓬一押去批斗。孙蓬一不仅在朝鲜战场与美帝国主义较量过，而且跟陆平作过拼死斗争，从来就是个不信邪之人，即使眼镜和帽子被抓掉，被人打翻在地，仍然死不从命，新北大公社闻讯立刻报告63军解放军，解放军再次将孙蓬一救出来，孙蓬一终于来到串联会上。
7月10日
北京公社连续不断地冲击聂元梓和孙蓬一的检讨大会，聂元梓、孙蓬一又改为在广播上作检讨，两次广播大会照样被北京公社冲了，还从广播站将孙蓬一抓出来，砸碎了孙蓬一的眼镜，扭伤了聂元梓的胳膊，聂元梓不得不赴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作了紧急报告。

刊登在《记忆》132期上的“扬子浪日记”中有如下文字：

6月15日  从昨晚起，因为聂元梓没有参加“北京公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北京公社”、“革造总部”、“红旗飘”开始了所谓的静坐示威。整个静坐示威没有“静”的感觉，毫无悲剧气氛，吵吵闹闹，俨然一出滑稽剧。
7月2日  北大就在这样的僵持状态中渡过了半个多月。29日孙蓬一作了一个检查。我们认为是比较好的，态度诚恳。老孙是真正认错了。
7月10日  校文革召开了广播大会，聂元梓、孙蓬一分别作了工作布置。〇、飘方一小撮挑起武斗，冲击大会会场，围攻聂元梓同志，殴打孙蓬一同志，作出了露骨的表现。当晚我“新北大公社‘6.6’串联会”和“联战团”集会，对此强盗行径表示愤怒和抗议。会后在校园内示威，并在毛主席塑像前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
7月12日  11日晚上，北京公社、红旗飘、革造，一方面在五四广场召开大会，斗争陆平，制造假象；同时又积极调动队伍打、抢、抄“二组”、南阁“伏虎团”、新北大公社“二支队”、“工总支”等单位。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忍无可忍，但仍然以6.6通知为重，避免了大规模的武斗。
8月15日  最近北大气氛又有变化，沉闷得很。中央首长批评北大、限制北大。北京市这两大派究竟是怎么回事，令人费解。
我预感到某种不幸和危险，总觉得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离中央文革越来越远。

有一件事需要提及，这就是“007密令”和“与许维刚谈话纪要”。
所谓“007密令”，是湖南“湘江风雷”的坏头头对总理的陷害。1967年3月，湘江风雷北京支队队长许维刚（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成员）找到胡宗式，想通过聂元梓将一份材料（有关007密令的问题）通过聂元梓转交江青。材料的内容是诬陷总理要搞军事政变。他们将材料复写了三份，想法托人送中央。许维刚的这份是其中之一。胡宗式把这份材料交给聂元梓，第二天，聂元梓对他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你到44楼3楼，把它交给中央记者站驻北大的记者，我先打个电话。”胡宗式在转交材料时写了一个附言，说明了许维刚的身份并且写了“这是对总理的陷害”。涉及“007密令”问题的还有孙蓬一和“除隐患”战斗队的人。
陈伯达6.5讲话后，我们动态组的刘志菊到东郊机械学院找许维刚，了解一下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许是机械学院东方红的成员，在跑动态时与他相识。他谈话的中心是：现在社会上这样激烈的斗争，反映了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总理的一边。你们被老三收买了。刘志菊问许维刚：“师大的后台是林杰吗？”许说：“不是，是比林杰还要大得多的林。你们北大是反林保周”。我们觉得许维刚的观点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社会上一批势力的观点，认为有必要把他的话上报中央。于是就由胡宗式执笔，整理了一份谈话纪要。此件经校文革办公室上报，有案可查。
无论是“007密令”，还是“与许维刚谈话纪要”，可以看出，我们保卫周总理的态度都是坚决的。1976年12月11日，孙蓬一在给我们的来信中写道：
关于007密令，你所说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给邓大姐写过信。四人帮揪出后，又写了一封信，只谈了这一个问题。……（1967）6月19日晚，在校文革常委的一再催逼下，聂打电话给陈（伯达），让其来北大看看。陈派他的秘书王文跃来了。是我和聂向他汇报。汇报的主要材料有：市革委会王乃英动态组一工人揭发王乃英专门搞我们的材料；还有你们提供的所谓我们被“老三”收买的材料；再就是“007密令”的调查报告。聂去西郊机场送客人，还当面交给邓颖超同志一份这个调查报告。聂当时回来说，邓大姐对我们对总理的爱戴表示感谢。以后我们又上报了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有成员。我们这是昭若日月的保总理的行动，可是迟群之流却硬是逼着×××等人，承认这是反总理。其用心之险恶，是为了扑灭任何敢于挺身而出保总理的力量的。我过去一直只知道我所了解的一部分。写信时只就到这一部分。听了你说的，才知道还有这一部分。

关、王倒台后，我们曾与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在校园内合影留念，还与孙蓬一和他的爱人柴树园大姐一起去颐和园游玩，见照片1、2。
照片1：《火车头》、动态组人员与聂元梓、孙蓬一的合影  中排左四孙蓬一，左五聂元梓

照片2 ：1967年秋，与孙蓬一（前排右一）、柴树园大姐（前排左一）在颐和园的合影

《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68年
3月20日
深夜，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组织群众到北大校园内示威游行，井冈山兵团也内应组织示威。游行示威中高喊：“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等口号。
3月22日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发出《通缉孙蓬一的通缉令》。
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1000多人来北大游行，呼喊：“打倒孙蓬一”、“揪出聂元梓”等口号。
3月23日
新人大公社等六个造反组织到北京市革委会示威，并发表《声明》：“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
3月24日
北京农业大学一些造反组织到北大示威，宣传“打倒聂元梓”。
3月25日
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到北大校内宣传，声援北大井冈山兵团。
3月26日
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校门闯进北大，发生武斗。
显然，上述这些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到底是谁在策划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文革过去四十多年了，至今，这仍然是个迷！
北大大规模的武斗终于在1968年3月29日的凌晨爆发了，为时达数月之久。

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接见“五大领袖”，标志着以学生为主体的文革终于结束了。从1966年6月1日算起，共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不久，61年、62年入学的学生陆续离开了学校，我们这些63～65年入学的人，直到1970年3月中旬才被发配离开了学校。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以聂元梓、孙蓬一为首的校文革结束了领导北大文革运动的使命，开始接受长久的批判、斗争。
起初，工军宣队对孙蓬一采取“拉”的办法，对孙蓬一的态度比较好。我看到孙蓬一写的一份检查，标题是“切实记取教训，认真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这份检查的时间应该是1969年的国庆前后），上面有哲学系军宣队魏指导员的不少批注。容易看出，当时的宣传队对孙蓬一是做了不少的思想工作，并且孙蓬一检查的态度也是诚恳的。
孙蓬一检查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许多错误，例如，对待孔繁、杨克明处理中的错误；对“井”、“红”处理中的错误；对待井冈山兵团的错误等等。对北大的武斗，他在检查中这样说：

我们不是团结两派群众共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阶级敌人，而是站在一派一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三月二十八日，如果我们顾全大局不去攻占三十一楼，北大这场大规模武斗是不至于发生的。4.26武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也正是我这种错误指导思想所造成的恶果，我负有直接责任。是我从一派利益出发，图报复，不顾大局，决定去夺36楼的。结果使阶级弟兄互相残杀，许多同志无辜地流血受伤！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殷文杰同志的被刺死！4.27殷文杰同志的死和我4.26的错误有密切关系。正因为我的错误决定，造成双方很多人受伤，当时，公社方面伤的较多，这就更使报复的情绪增加，导致了这样一起惨痛事件的发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直接犯下这一错误的同志，当然应牢记这一血的教训，不过，主要责任在我而不在他们。刘伟同志的被打死，我也是负有责任的。我请求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2. 孙蓬一批评工军宣队不抓“5.16”， 招来横祸
1967年5月16日，中央公布了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同时大力宣传通知的伟大意义。一些极端分子，认为“通知”的重新发表，是要揪出一个大人物的信号。春夏之交，由北京几个大专院校少数人秘密串连组织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该组织公开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和标语口号。北大广大革命师生对这种反周总理的行径表示坚决反对，动态组及时把相关情况向校文革和公社总部作了汇报，并把得到的传单通过校文革的机要员送到总理办公室。9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为“反动组织”。当时公安部抓捕了5.16成员，这个组织活动的时间只有3个月左右。后来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把“5.16”问题大大扩大化了，把反总理、反军、反对新生的革命政权等都归为“5.16”活动。1968年中央成立了“5.16”专案小组，组长是陈伯达。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倒台了，吴德任组长。
1968年至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1970年3月，党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这场自1967年下半年以来时断时续的清查再次推向高潮。我手头保留了一本当年的“政治学习笔记”，上面抄录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黄永胜、谢富治等领导人关于抓“5.16”的指示。现将部分指示抄录如下：

毛泽东：“5.16”是一个最凶恶的敌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
林  彪：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
周恩来： “5.16”是搞反革命活动的。他们不按中央指示办事。中央不让他搞，他非搞不可。例如中央的权不让夺，他非夺不可，中央的话不听，王、关、戚的话就听。王、关、戚一说他们就动。
江  青：“5.16”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

1969年3月24日，毛主席派8341部队进驻北大，以迟群、谢静宜为代表的工军宣队，一方面纠正前一段宣传队的扩大化问题，另一方面又继续清理阶级队伍，把斗争的矛头重点指向校文革的“一派掌权”上。当很多单位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清查“5.16”时，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们宣传队一进校就批判了极左思潮，早就紧跟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现在我们学校不搞“5.16”，外单位搞，我们要大力支持，但我们不参加，我们现在搞教育革命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1970年1月27日，孙蓬一、高云鹏等人写了一张题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字报（简称一•二七大字报；全文见附录）。从这张大字报开始，孙蓬一等人开始受到迟群之流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1970年2月6日下午，迟群在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全体成员会议上讲话（这个讲话也传达到全体师生员工），他说：

最近有孙蓬一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我们认为这张大字报不能孤立地来看，要有分析，要有路线斗争分析，联系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来分析，联系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刚刚掌握领导权来看它，要联系宣传队所走的路程来看来分析，要联系宣传队进校后有一个占领与反占领、夺权与反夺权的问题。大字报的要害就是要翻案，要夺权。这张大字报涉及到工人阶级，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毛主席的这个点。大字报的作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宣传队：“你们已经滑到右倾泥坑中去了”。这是对毛主席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其实你们已站到了5.16一边，做了他们的防空洞，阶级觉悟太低，这样必然是敌我不分，不知团结谁，打击谁，对毛主席不忠。毛主席讲，无论如何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这是忠于毛主席。锋芒所指非常清楚，我们不是瞎子。……
作者提出“乱敌人树队伍”，就是要大乱一场，重新组织队伍。你要乱谁？重新组织什么队伍？你那个队伍清吗？清出102名叛特反，这不是事实吗？作者不但在乱群众，要乱工人阶级，乱团结。他到工厂后到处造舆论，北大的原则问题没解决，问题不在下面，在上面。挑拨工人与解放军的矛盾、两个解放军的关系。乱不是乱敌人，要乱的是工人阶级。……

我手头有一封孙蓬一写给陈莲的信，讲述了一•二七大字报贴出后的一些情况。他在信中写到：

自从一月廿七日贴了一张大字报以后，宣传队开始在表面上保持了一段沉默。二月二日，开了指导员会议统一了思想，紧接着就分头在骨干中统一思想。说我们的大字报其要害在“夺权”、“反右倾”、“反工人阶级”，是“5.16”嫌疑等等。四日，我所在的小分队，则布置整我，由于我的坚决抵制，使他们几个会都未开成。五日凌晨突然作出决定，把在京分散在各个点上面的所有人员一律撤回。昨天才开了革委会，主要领导全员参加，主题是批判我们的大字报和我。除了反革命的帽子未戴以外，什么帽子都扣上了。说大字报是“反党”，说我是“右派”，连个劝退与吐故的党员都不如，等等。下午则召开了全校大会。迟群在大会上做了长达一个半小时讲话，对我们的大字报逐段批驳。气势汹汹，简直是泰山压顶，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在？？（这两个字没有认出来——本文作者）上我公开表示绝不能接受他们强加给我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他们不让我发言。在全校大会上，我当众三次要求发言1～2分钟，也被无理拒绝。
大会后，则动员全校群众对我们进行围攻。现在一个调子的大字报、大标语已贴了不少。什么“强烈要求开除孙蓬一的党籍”、“撤销孙蓬一的一切职务”、“彻底批判孙蓬一的1.27大毒草”、“坚决打掉孙蓬一的反动气焰”等等，好家伙，神经衰弱的人可真会给吓死了！可是，对我们来说，既然扪心自问是为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主席思想，为了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如您们感人极深的诗句中所说的：“革命何惧苦与死，无私无畏壮志情，朝阳驱散千层雾，万里长征第一程”，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心情。我们五个同志中，除了一个同志外，没有任何压力之感。我们通过几年来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摔打，深知，“压力者，纯属自己压自己也”。
我还看到地球物理系2月3日在全系教改小分队会议上一些领导人和宣传队员的讲话（摘要）。以下是这次会议上的部分讲话内容：

沈一雷（指导员）说：我们北大工作以战备为中心，带动教育革命，不单独搞抓“516”的运动，如果不根据北大的实际情况出发就不行。
张连长说：我们不是不抓“516”。他（指孙蓬一）是不是“516”，我有些怀疑。他们利用社会上抓“516”这个问题的时机来搞活动。
王印尼（军宣队员）说：社会上搞我们支持，社会上哪个单位牵到我们学校的要抓出来。我们北大是以战备为中心，搞好教育革命，不单独进行清理“516”的工作。

从不抓“5.16”，到大抓“5.16”，迟群、谢静宜之流用政治流氓的手段对付孙蓬一等人：你不是要抓“5.16”吗？，好吧，你就是“5.16”！我们就来抓你！真是无耻之极！
但是，大字报本身也说明了孙蓬一中毒太深，竟把“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那样紧。其实，孙蓬一等人就是没有想明白，自从工宣队7月27日进清华，毛主席就把学生运动抛弃了。你还紧跟什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真是不识时务，太愚忠了！

3.  和“四人帮”作斗争的孙蓬一，被戴上5.16分子的帽子
工、军宣队在学校组织群众大规模批判孙蓬一，系工宣队也找我谈话，要我揭发孙蓬一。我很想紧跟工军宣队，可我真的揭发不出来孙蓬一的什么问题；又怕胡宗式在宝鸡不了解学校的情况，万一学校派人找他，而他又没有思想准备。我心中一直七上八下，多次写信给他，向他介绍学校的情况，并在信中抄录了生物系印发的、群众揭发的关于孙蓬一五个方面罪行的材料。当时看这份材料，个别的算是有点问题，比如怀疑康生等人，但大部分内容却是孙蓬一说的一些大实话。事实上，群众揭发孙蓬一的五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就是五顶大帽子。即使在当时，怀疑康生算大的问题，也仅仅是怀疑。说康生是关锋的后台，本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怀疑，是康生自己说的：“有人说我是关锋的后台，我就是后台了。”
下面是我1970年2月14日写给胡宗式的信，全文如下：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宗式：
寄去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吗？
学校现在批判孙蓬一的运动正向纵深发展，工宣队的师傅也投入了战斗。孙蓬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现在揭发出来的有：怀疑、反对康老，反张春桥，反对谢富治等等。另外还有很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右倾言论。今天又揭发了他吹捧杨献珍，搞合二为一，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现在对孙蓬一的结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漏网大右派。8341部队的王副政委在对宣传队的讲话中说了，孙蓬一是比516还516，这种思潮不仅在北大，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下个礼拜还是批判，可能是星期一、二就要召开全校批判大会。因为批判孙蓬一，毕业也推迟了。
过去我们受孙蓬一蒙蔽，看不清他假左派真右派的实质，现在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孙蓬一作坚决的斗争。
今天工宣队师傅找我个别谈话，要我揭发孙蓬一的反动言行。可我实在想不起来，觉得很为难。你是不是替我想想，孙蓬一过去所干的有哪些坏事，说过哪些反毛泽东思想的话？（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比如反康老，反谢，反张春桥等？）我们过去所处的地位，决定了我们是“知情人”，揭发不出来，也就等于包庇孙蓬一，这可非同小可。
下一步批判，主要批判孙蓬一（1）是 大右派；（2）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3）假左派，真右派；（4）向工人阶级夺权；（5）对群众的恶劣态度。
我接连写给你好几封信了，目的是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不犯错误，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你应该仔细阅读我写给你的这些东西，不知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摘抄了系里油印的材料给你，供批判用。寄给你的批判材料我只抄了那么一份，请你保留起来，我以后还需要，信就不必保留了。
你写的揭发材料，如果有必要的话，寄挂号信来。
   祝永远忠于毛主席！
                                             章铎  70年2月14日

（1）群众揭发孙蓬一的五个问题
自从2月6日迟群讲话后，全校立即掀起了批判孙蓬一的高潮，批孙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但我们生物系的学生不了解情况，根本揭发不出什么问题。为配合大批判，系里油印了一份材料发到各班，供大家批判时参考。以下就是我随信寄给胡宗式的这份材料（我隐去了揭发人的名字）。
A.关于孙蓬一反对康老的言论
1、一月二十九日，孙从学校回二机床，打听二机床军宣队传达北京市关于“5.16”的问题，朱×（教师）把记录念了一遍，孙连问了两次：“讲话提到康生没有？”朱说：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指示。孙：“啊，没有提到他，没有提到他。”
2、他们把××同志说成是×××的后台，他们在反对××同志时采取两面派手法，支持××同志的声明。（孔×、贾×、赵×大字报  2·10）
3、他说5.16的后台不止是王、关、戚、肖华，还有别的……。（地球物理系大批判组  2·10）

B.关于孙蓬一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
1、在芦子水，有一次张光明连长叫他说说过去艰苦生活，解决怎样对待困难。孙说：“过去吃得饱，现在吃不饱，没法讲。” “要把苦说成甜，我还没有这种感情。”
2、去年十一月份在芦子水，一天晚上，孙××、夏×、孙去隗永瑞家访，帮助砸核桃。孙问：“你们家有没有在外工作的？”隗大娘说：“我们家没有在外当官的。”孙说：“没有当官的好啊，都是被压迫者。”隗女儿隗和棉说：“说这个不好。”
3、在芦子水（十一月份）宿舍对夏×、孙××谈到毕业分配时，孙问夏×家有什么人，“要不要照顾”。后谈到战备，孙说：“仗打起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打不起来，各种矛盾又要突出起来。”
4、在三年困难时期，孙对困难的原因是有看法的，孙说：“精简人员到农村去，等于失业。”
                ( 邱××日记本上写的，孔×揭发)

C. 关于孙蓬一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1、孙蓬一在8341部队和工人阶级开进北大结束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的落后局面后，他在下面散布“北大的问题复杂，中央还没有做出结论。”
（陈××、赵××、夏×大字报 ）
2、在七·二八召见后，孙公然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谣言，说什么“打电话问了毛主席，主席说工人进清华是镇压学生运动。”
（地球物理系大批判组  2·1  ）            
3、七·二八召见时，主席批判了极“左”，但孙蓬一却把武斗说成是“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右倾机会主义。
（地球物理系六三·二班 郑××、陆××等13人 2·10）
4、歪曲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胡说：“国民党里的兵也大都出身贫下中农，我们照样打”，以此煽动派性，大搞武斗。
（哲一排夏×、陈××、陈×、李××等大字报 2·10）
5、孙蓬一在清队时，他说什么：“我怀疑政策攻心能把敌人攻出来。”
（哲三排 魏××等大字报 2·10）
6、在整党时要斗私批修，孙蓬一说：“我没有认识到。
（哲三排 魏××等大字报）

D.关于孙蓬一对抗工人阶级领导，猖狂向工人阶级夺权：
1、在芦子水对林××说：“北大问题现在不能做结论，要等历史做结论”，“北大问题很复杂，比哪个单位都复杂，比清华复杂，谁来都解决不了，只有毛主席亲自来抓。”
2、李××揭发：“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孙蓬一主张冲击张春桥同志。”
3、在芦子水，杨××和孙蓬一谈话时，孙说：光说发展党员，材料不给孔×看，孔有意见。“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先进组织，还要工人阶级领导，支部上面，还有一个工宣队支部，我看这样长不了。”杨说，这是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4、孙蓬一在二机床打电话（给学校）问：“学校轰起来没有，宣传队坐不住了吧 ？”
                            （ 中文系学生阮××）
5、一月十七、十八日在二机床宿舍，有孙××、易××等人，孙谈了外单位抓“5.16”情况，说：“北大的问题真有意思，颠过来，倒过去，翻来覆去的。”
6、孙蓬一说：“谁也管不了我”，说军宣队负责同志“没有什么了不起，脱下军装还不是同我一样。”
                           （政治系赵××、王××等大字报 2·10）
7、孙蓬一说：“现在北大没有我说话的地方。”
                           （新华印刷厂教改小分队中文系十战士）
8、以交流经验为名，在下面散布“北大问题就是复杂，要翻过来倒过去搞这么几次才能解决问题。”
                           （哲一排 罗××、陈××、林×等大字报 2·10）
9、孙蓬一到二机床不久，他就经常和一些同学谈外单位抓“5.16”的情况，说这个宣传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个学校宣传队做了检查，然后就意味深长地说：“北大问题真有意思，颠过来倒过去，翻来覆去的。”
（哲学系赴二机床教改小分队大字报  2·9）
10、孙蓬一到二机床经常外出总不请假，当工人师傅批评他违反组织纪律时，他竟暴跳如雷说：“我根本不存在向你们请假不请假的问题”，“有话直说，根本就不是纪律不纪律的问题，就是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你们害怕了。”他还冲着工人师傅、军代表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去后，有的人笑了，有的人跳了，有的人心虚了。”当军代表批评他时，他马上对军代表说：“你不就是个军人吗？我也当过兵，我就是不穿军衣的军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哲学系赴二机床教改小分队大字报 2·9）
                   ……

E.关于孙蓬一破坏教育革命，攻击校领导小组成员
1、十一月初，在芦子水背玉米吃饭时，有的同学问孙蓬一怎么搞教改，孙说：“教改先改人，改人先改魂，该魂就是要劳动，劳动就是教改，教改就是劳动。”有的同学说：“你这是错误的”，他说：“你批判，这是王副政委讲的。”
2、在芦子水一次教改会上，打着关心群众生活的旗号，胡说什么：“现在有的同学得了浮肿病。”威胁宣传队要少安排劳动，多增加营养，制造师生和宣传队的对立情绪。
3、孙蓬一对于××说：“就是因为我们尽了党员的义务，越级了，所以这样搞我。”
4、在2·11批判孙蓬一大会上，孙还叫嚣，“谁审判谁还不知道呢”，并说：“是工人阶级掌权，但有隐患。”

我没有揭发出孙蓬一的问题，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一个多月后，我们这些文革前入学的三千多人就被发配离校了。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同学告诉我：一•二七大字报后，有一次在大饭厅召开批“5.16”的会，孙蓬一和迟群抢话筒。可惜我没有看到这个场景，我们都挺佩服老孙的勇气。

（2）孙蓬一被打成5.16分子
陈伯达1970年4月3日来北大，主要是和周培源谈批判相对论的事情，一开始也对1.27大字报谈了看法。他说：

“一•二七”大字报我看了，主要是个权的问题。孙蓬一不是还反对过聂元梓吗？这些人都是争权夺利，对他们搞吴传启你们还是要承认的。吴过去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送了一些材料，还是比较早的么，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送给谢富治同志，只是给我？这里也就有名堂了。（宣传队：他们搞吴传启，也搞了谢副总理，还有什么“×××”）可能还有陈伯达。你们还是说他们搞吴传启，都否认了他，他总是不服气。

陈伯达说“对他们搞吴传启你们还是要承认的”。因为这句话是对孙蓬一有利的，所以，《北京大学纪事》干脆不提陈伯达4月3日来北大。
另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72年
10月18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认定聂元梓、孙蓬一是犯了“五一六”罪行的首恶分子，提出暂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的处理意见。
1973年
3月1日  校党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聂元梓、孙蓬一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专案组汇报说，孙蓬一的主要罪行是：（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反周总理；（二）伙同聂元梓反谢富治、妄图颠覆市革委会；（三）挑动武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青年学生，包庇凶手。
会议决定：同意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

孙蓬一明明是坚定不移地保卫周总理，却被迟群之流反诬为“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反周总理”。当时，孙蓬一最大的“罪行”是在1967年4月13日煽动群众炮打谢富治。本来这是对谢富治倒行逆施的一种批判，根本不存在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谢富治是自己打着灯笼，投靠四人帮的。和谢富治的斗争，也是反击四人帮的一个部分。孙蓬一何罪之有？！
北大的武斗，孙蓬一负有一定责任。但是，说他“挑动武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青年学生，包庇凶手”，有确凿证据吗？
1967年4月10日，孙蓬一和聂元梓到江青那里去告状，说王力、关锋结党营私，招降纳叛。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啊！一些当权者像鸵鸟一样，就是不承认聂元梓、孙蓬一反王力和关锋。我不禁要问：那时你们在干什么呢？！也许，还是陈伯达说得对：“你们还是说他们搞吴传启，都否认了他，他总是不服气。”把功劳说成罪恶，能让人服气吗？！
说到底，孙蓬一的问题就是没有顺从工军宣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4． “四人帮”倒台，孙蓬一灭顶
“四人帮”倒台后，孙蓬一欣喜万分，夜不能寐。他在1976年11月18日的来信中写道：
“四人帮”之上西天的消息，我是十日知道的，已经迟了。他们的今日，早是意料中的事，我倒没有过速之感，相反，主席逝世后，他们还十分活跃，我都有些焦急了。消息传来之后，我的大脑皮层进入了超限兴奋状态，持续几昼夜，上下眼皮安定团结不起来，过了几个与近些年我的常伴——失眠性质迥然相反的不眠之夜：过去是委屈、悲愤、忧党、忧国，不眠的夜晚是难明的长夜，这次，是胜利、解放、宽慰，以前是痛苦，此次是幸福的喜悦。一句话，太高兴了！这帮家伙不垮，再下去几年，神州会变成什么样子？！看到现在这副痛的局面，对未来，则更加不寒而栗了。当然，对未来的最终结局，我从来是信心百倍的，不管道路将如何曲折，真理终将战胜错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共产主义终将实现。只是为我，几位父老兄弟姐妹在四人帮的魔爪铁蹄下，将付出更多的惨重代价，我是痛苦得心裂肠断的。他们完了，人民得救了！尽管征程上还会有风浪，但坚冰毕竟从此打开，中华民族新的一页历史开始谱写了。总的方向，是任何人也再扭转不了了。我为此而狂欢，而痛饮。我们过去的行动，是对得起祖国的历史的，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最大安慰。至于个人的功罪，根本无须任何人评说，我们是凭共产主义者、革命者的良心行事的，不求别的，只求活着时能问心无愧，死时能有颜面去见马克思，那就不枉此生了。生命是短暂的，只有真正做一个忠于自己的信念——共产主义的人，生活才会真正从动物界里提升出来。我没有被四人帮压垮、消灭，活下来了，而且目睹了他们的可耻的今日，就是靠这种理想的力量支撑下来的。
对江青，我们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开始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虔诚，当然也就对她十分尊敬，特别是当我们反王关戚时，王关戚的拥护者也有反她的，就更加增加了她与他们不是同根的假象。六七年师大的九•七事件以后，我第一次对她有了怀疑，因她在接见“五大领袖”时公然责难韩爱晶给总理写报告，责问韩：你还要不要革命了！林彪事件以后，她给林彪照相引起我进一步怀疑，及至到了批林批孔以后，我不仅把她彻底看清了，而且把她恨透了！
总理逝世时，我在战友相聚时放声痛哭了一场。现在每当想到总理，我都禁不住要辛酸眼湿的。总理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应永远以总理为光辉的典范，来安排自己短促的一生。
我在“四人帮”揪出以后，先后给吴德、先念、邓颖超同志各写过一信，至今还未见什么反响，我也不急，但准备继续写。我还在家中修养。自七三年以来我大部分时间在家修养，去年至今一直住在家里。半个月左右去一次学校看看病，我是劳动中歪伤了腰，目前椎管狭窄，压迫右侧坐骨神经，行动还可，只是常常作痛。没有什么了不起，请勿念。这几年时间我没有虚度，尽管效果不佳，但我还是坚持了学习，还学了一下英语，有点收获。
孙蓬一1977年1月12日来信写道：
今年总理逝世周年祭。天安门前再次泛起悼念的大潮。广场虽已圈为纪念堂工地，但宽阔的长安街，巨大的观礼台，沿街灯柱和苍松，华表和金水桥，仍可汇容花圈、花篮、挽幛、画像等多种祭品。花如海洋人如涛，天安门较去年又呈现了一幅奇景壮观，恐怕自人类历史以来，从未见过这种壮烈的场面。
我们过去对总理的热爱，许多是凭直觉，是凭宏观甚至是宇宙，因为总理的禁止，又有人阻挠，过去从无人宣传过总理。这次虽然禁锢初开，但也使人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宝藏。黄帝的子孙，能出这么一个杰出的代表，是堪称人类之花的，这确实使我们作为他的同胞而感到无上荣光的。我最近天天看报、听广播，每次都禁不住鼻酸、身热、眼泪流的。太伟大了！太感人了！不管暂时人们如何评说，但我们问心无愧地可以告诉后代，我们在伟人的困难时期，是较早地挺身而出做过保卫的。尽管为此受了近一个时代的折磨，也是完完全全值得的。
斗争还在继续。只要能彻底，我想我们所谓的“罪”，都会还以本来面目的。我们不能只等待，也应把力量投入到斗争的洪流中去。尽管涓涓滴滴，汇合起来就是排天巨浪，目的不在于为个人昭雪，而在于尊重历史，彻底吞没一切活妖死鬼，使四人帮永世不得翻身，以振兴我们伟大的民族，伟大的祖国。

但是，孙蓬一高兴得太早了，更大的厄运在等着他。请看《北京大学纪事》：

1977年
1月20日  哲学系总支、武保部向党委上报《关于聂元梓、孙蓬一的情况报告》。《报告》反映：聂元梓声称她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审查她是不对的；孙蓬一到哲学系闹，说他是受江青迫害的。
2月15日
校党委开会，传达市委负责人2月14日听取北大、清华运动汇报后的指示精神。市委领导讲，……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包括两个估计。毛主席批准的，不能动摇。……十七年不能翻，两个估计不能翻，聂、蒯的案不能翻。
1978年
3月22日  上午9：55——10：35，邓副主席约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及北大的周林、高铁、韦明、汪小川，谈北大工作。邓副主席问，北大的运动怎样？有人反映冷冷清清。聂元梓现在怎样？（周林答：她要翻案。）她有什么可翻。聂元梓，为什么你们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4月1日  市委批准将聂元梓、孙蓬一及打人凶手贺彦生三人隔离审查。
4月7日  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对孙蓬一的审查及处理意见报告》。《报告》提出将孙蓬一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
4月8日
下午，校党委召开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大会由党委副书记高铁主持。中文系教员成美，经济系教员杨勋，生物系党总支书记胡寿文，西语系教员郑培蒂在会上发言，揭发聂、孙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暴行。
4月19日  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员工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在会上揭发、控诉的有：华东师范大学代表夏鹤令，我校生物系毕业生、湖南临湘县572分校教员樊立勤，地质系教师王永法。党委副书记韦明在会上宣布：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党籍，开除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的公职，建议依法惩办。宣布后，由专政机关依法逮捕了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
1979年
8月29日  校党委向中央组织部陈野萍并耀邦报送有关孙蓬一是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康生和江青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主要助手的材料。报送原因是王若水将孙蓬一家属的申述以及王若水的意见转给胡耀邦。耀邦做了批示后，学校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孙蓬一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复查核实，写出了上述材料。

请注意，在王若水把孙蓬一的问题反映到胡耀邦那里，并且胡耀邦作了批示的情况下，北大党委仍然坚持原来的错误立场，认为“孙蓬一是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康生和江青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主要助手”。
我要问问当时的北大校党委，你们真的“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孙蓬一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复查核实”了吗？你们敢理直气壮地公布这份上报材料吗？
李清昆老师曾对我说：

周林当党委书记的时候，在东操场召开了两次批聂孙的大会。第一次横幅上写的是“批斗聂元梓大会”，老孙是陪斗。但发言的人总是聂孙、聂孙的，老孙就不停地喊 “毛主席万岁！”。当时专案组有井冈山的人，同情老孙，想给老孙递一个条子，告诉他只是陪斗，别喊了。但条子未能递成，会也开不下去了。第二次批斗会，横幅就成了“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我们站得较远，听不到老孙的喊声。后来听专案组的人讲，公安把老孙的下巴卸掉了。
1996年孙蓬一逝世。向老孙遗体告别时，哲学系派了两辆大轿车，知道消息的好多人都赶来参加，其中有不少是井冈山的朋友，那天我去了，王若水刚刚动过手术，他也去了。总之，大家对孙蓬一都很同情。
孙蓬一不只是反王、关、戚、反谢富治，还反康生。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王、关、戚的后台是谁，那时没有说陈伯达，分析来分析去，就认为康生是王、关、戚的后台。说孙蓬一追随康生，那是颠倒黑白。

孙蓬一从1966年下半年回校参加运动，到1968年8月19日工军宣队进校，仅仅两年的时间。他炮打过谢富治，他和王、关、戚作坚决的斗争，怀疑康生是王、关、戚的后台，他坚决保卫周总理，他遭到陈伯达、江青等人的点名斥责，他坚决抵制迟群之流的邪恶作法并受到迟群之流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当然，他也确实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些甚至是很严重的。他对自己所犯错误深表痛心，并已做过多次检查。
孙蓬一从小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热爱党，热爱祖国，在各项政治运动中，都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他紧跟毛主席，无限崇拜周总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我感到悲哀和无语。
1979年8月14日，孙蓬一的家属写了一份《对孙蓬一问题的询问和申诉》，现引用其中的部分内容：

（二）孙蓬一从1966年下半年回校参加运动，到1968年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宣传队”进校以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上当受骗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对此他已做过多次检查，并多次向亲人们表示痛心，愿意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而他早在文革初期（67年）就反对谢富治，继之又反对王、关、戚和康生等人；坚决保卫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老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又在实践中逐步认识了“四人帮”的反动嘴脸（这些是他经常与我们亲友谈论的，而且有当时大量书信为证，大量事实可查，同时也是他周围的人们所熟知的。）正因为此，早在1967年，他即遭到陈伯达、江青之流点名斥责，并因此遭到批判、抄家、通缉，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老保”、“右倾势力代表”以至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尤其1968年迟群、谢静宜之流进驻北大以后，他一直被打成反革命而被长期隔离审查，批判斗争、劳动改造。不仅要定他反谢富治、康生之罪，而且说他反陈伯达、反林彪，以至公开威胁说：“若不老实交代你反林×的罪行就再也听不到《国际歌》和《东方红》了……”。直到“四人帮”被粉碎，辗转折磨长达八年之久，因此他对“四人帮”恨之切齿刻骨，从而也就更加悔恨自己文革初期上当受骗所犯错误，每当我们谈及这些，总是慷慨激昂、悔恨交加。
此外，他对邓副主席，在文革初期，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曾在一张大字报上签过名；但是后来他的思想却有很大变化，尤其是自邓副主席重新上台以后，他从内心敬仰、爱戴与拥护。1976年在“四人帮”甚嚣尘上掀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之时，正处在受审查地位的孙蓬一却断然拒绝了当时“宣传队”派人登门诱迫他参加所谓“批邓”的可耻阴谋，并通过各种方式向亲友们揭露“四人帮”的反动野心、批判他们的反动文章直到投身于“四五”运动的洪流，这也都是有大量事实为证的。粉碎“四人帮”后，他更是到处向亲友写信宣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宣扬邓副主席的治国主张，把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都寄托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把孙蓬一在文革初期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所犯的一些错误定为“反革命”罪，甚至把他说成是林彪“四人帮”在北大的帮派体系代表，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不公正的，也是作为了解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思想演变过程、全部实际表现的所有的人所难以接受的。
（四）孙蓬一被捕的背景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在他（我们）欣喜若狂和所有熟悉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惨遭“四人帮”迫害八年的沉冤有了出头之日的时候；同时也是在党的“十一大”通过了新党章、五届人大通过了新宪法之后。他被捕的过程是：1978年4月3日北大党委派人来到家里，以党委主要负责人找孙谈话为名，让孙立即回校。孙信以为真，认为是要为他澄清问题了，因此饭都顾不上吃，便欣然跟来人立即返校。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回校之后却根本没有任何负责人谈话，而由几个素不相识的人空口无凭地宣布对他实行“隔离审查”。孙蓬一强烈要求找校党委负责人谈话竟被置之不理，也不许申辩。后又给校党委写信并要求将信予以公布和转送中央，也被拒绝（这时并未宣布是敌我矛盾）。4月8日突然召开全校批判大会，给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逼其低头弯腰。4月19日他的姐姐从千里之外的宁夏银川专程赶到北大询问弟弟情况，竟遭蛮横对待。接着就以开批判大会为名，将孙拉到群众大会批斗，并当场宣布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开除公职”逮捕入狱。
另据我们所知，在逮捕孙蓬一的时候，对他的定罪材料并未认真核实，许多材料还是沿用了“四人帮”对孙蓬一的八年“专案审查”的材料。

孙蓬一终于被彻底打倒了。一个和四人帮做过坚决斗争的人，在打倒四人帮的口号下被打倒了。基层的领导干了什么？法院干了什么？最高领导干了什么？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呜呼！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2015年7月写于宝鸡


[1] 《记忆》132期刊登的“扬子浪日记”中，这一天不是28日，是27日——本文作者。
[2]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第219页。

[3]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1月 第36～37页。
[4]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8～350页、367页




原载 《记忆》13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