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樟：浅析张承先的《“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tuffy05

本文载于电子杂志<记忆>147期, 博主是作者之一


文革初期的北大——浅析张承先的《“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古樟

前言
1. 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到北大，是在第一张大字报广播之前
2.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北大燃起文革烈火
3.  6.18事件及工作组的《九号简报》
4. 张承先对陈必陶大字报的变脸
5. 聂元梓是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吗？
6. 关于7.25、7.26大会的倾向
7. “把复杂的阶级斗争搞到第一家庭里的”不是张承先
8. 工作组顺利撤出北大
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前  言
探讨北大文革的历史，必然要涉及到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及其组长张承先。张承先著于1998年的《“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一文（以下简称“张文”），提供了当事人的回忆，是一篇重要的材料。这篇文章，笔者最早见于《百年潮》1998年第5期。北京市委的资料库《宣讲家》收录了此文。一些网站和博客也进行了转载，影响广泛。没有经历北大文革的人读了之后，就会把文章讲述的全部内容当成事实。而真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张文”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
“北大问题”是“文革”的导火索之一。北大是“文革”初期所谓工作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源地。这一段历史，对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着重大的意义。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把这一段亲身经历如实记录下来，供后人指点评说。
作为曾经的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这篇文章中披露了一些当年北大学生所不了解的情况，如张承先是如何到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那里领受任务的，他是如何处理“六·一八事件”的，陈伯达和曹轶欧在处理“六·一八事件”上是如何表现的，以及此后他受到吴德和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批评，等等。
作为当年的北大学生，笔者以为，“张文”对于我们回顾文革初期北大的情况是有益的，但是，文章中的有些提法和记述与事实不符，有的还颇有出入。遵照张承先“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的教导，笔者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角度，就“张文”所述作一些回顾与探讨，希望能更多地还原历史真相。
一人一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革经历。笔者当年只是一个普通学生，见闻非常有限，没有能力还原当初纷繁复杂的校园情景，只能就事论事，讨论“张文”提及的几件事情。

1．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到北大，是在第一张大字报广播之前
毛泽东在打倒彭、罗、陆、杨的同时，就把目光投向了北大。《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
5月11日  阅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张恩慈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这份《意见》对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在领导北大“四清”运动方面，以及北大在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尖锐的看法。毛泽东审阅时把标题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意见》，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十三日，刘少奇批示：“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①]
当时的北大学生当然不知道这一重要背景，《意见》的文本也未见公布。1966年6月初，孔繁和张恩慈曾经在北大的大饭厅作过关于北大“四清”的报告，内容可能与《意见》差不多，但那不是全校大会，许多同学并未听到，笔者就毫无印象。张恩慈原为北大哲学系教师，北大“四清”中的左派，后调往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张离开北大的原因，可能同北大“四清”后期左派的遭遇有关。张恩慈后来又成为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下属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在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产生过程中，张恩慈起到了承上启下、穿针引线的作用。
据上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文字可以知道，参加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约80人）都看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批发的这份《意见》，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北大问题的态度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清楚了。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公开保陆平党委了。
《毛泽东年谱（1949--1976）》还载有：
5月29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三十日，刘、周、邓关于派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致信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②]
另据《周恩来年谱（1898−−1976）》，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商定向人民日报和北大派工作组的事之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 [③]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还没有见到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时候，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决定向北大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了，这一决定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6月3日，毛泽东审阅了新华社有关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新市委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两篇电讯稿，分别批示“已阅。同意。” [④]
《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
6月1日  阅康生报送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4］，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二日在《人民日报》等报发表，《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立四新”。 [⑤]
限于篇幅，引文略去了若干注释，但这一段的注［4］明确记载：“康生报送毛泽东的是《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5月27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这张大字报。”
很清楚，康生上报的并非坊间所传的大字报“底稿”。按照“张文”的说法，“曹轶欧派人将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当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将大字报直接送给在外地的毛主席”，似乎是康生搞的一个阴谋。实际上，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会议定下基调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就是由康生传达的，这次会议虽然由刘少奇主持，却由康生负责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请示。 [⑥] 《周恩来年谱（1898−−1976）》也明确记载，“会议按照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会议上的部署进行，康生负责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请示。” [⑦] 另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588页，“5月21日  康生通过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请示准备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并在大会上宣布，以及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等。毛泽东表示同意。”所以，康生向毛泽东报送《文化革命简报》在当时属正常之举。这种分工，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如周恩来于5月31日向毛泽东报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涉及到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重大问题， [⑧] 这是由周恩来管的事，当然由周报送。《文化革命简报》是《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联合编印的，其编辑部门如何运作，《简报》印多少份，上报范围有多大，以及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稿件是如何到他们那里的，都不得而知。按常理说，此类《简报》不会只报给毛泽东一人，其他领导人也会收到。顺便说一句，学部的吴传启在5月23日贴出了大字报，教育部的卢正义在5月26日也贴出了大字报，《文化革命简报》想必也是刊载了的，不知道有没有上报给毛泽东。将来的学者，倘有条件对这一时期的此类“简报”（包括《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简报”）、“内参” 等作一番研究，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聂元梓等人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5月27日被刊载在《文化革命简报》上。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中央机要部门尽管用飞机来运送报给毛泽东的各种文件和报刊材料，也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这一期《文化革命简报》送达毛泽东手里时，已是6月1日中午了，毛泽东当即作出批示，并且给康生、陈伯达打了电话。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到6月1日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 [⑨]
毛泽东的批示传到北京，已是下午了。时间很紧迫，执行得很匆忙。笔者当晚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播出的只是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全文，并无按语，更没有播毛泽东的批示。笔者愚钝，听了广播还搞不明白，这是作为正面材料来广播的呢？还是作为反面材料要批判的呢？按照1957年的前车之鉴，先广播，再批判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对于当晚的广播，北大有三类人最为明白，一是北大的左派，二是陆平党委及其支持者，三是学生中的高干子弟（他们早已知道《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了）。张承先率领一部分工作组成员进驻北大，在半夜召开骨干会议，大部分普通学生是不知道的。不知内情的学生们，要到第二天早晨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刊摘要节目，听到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才会明白过来。
2.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北大燃起文革烈火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宣称，“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两篇新华社电讯。第一篇电讯是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兹不赘引。第二篇电讯宣布了新改组的北京市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很清楚，陆平、彭珮云是中央要打倒的，也是被中央打倒的。派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之事，虽然早在5月29日已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决定并经毛泽东同意，但正式派出，用的是新市委的名义。
6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社论将北大“四清”运动后期的国际饭店会议定为“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社论说，“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拼命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竟长达7个月之久。这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是解放后长大的，从小就受到共产党的教育，都认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等，传播的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都是真理，作为学生，只能学习、紧跟，是不容许有丝毫怀疑的。特别是自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在国际上开展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国内开展了“四清”运动，报刊上早已充斥着种种批判文章，北大学生的头脑中，已经被灌满了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意识。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学生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也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另外，自开展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运动以来，火越烧越旺，报刊批判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充满了火药味。因此，在这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鼓动之下，北大学生一边倒地声讨“陆平黑帮”，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也是多年来中国的大学当局对学生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必然结果。北大有上万名年轻学生，中央媒体发表一张大字报，再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便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了。
工作组进北大后，很快向全校师生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传达时还特别说明，这份文件中的许多段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所以，《五·一六通知》将来是要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听了传达，师生们无不感到震惊、骇然和气愤，震惊、骇然和气愤之余，便把怒火撒向了“陆平黑帮”。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5月25日贴出的，从那时起，直到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有一个星期之久。在此期间，大字报作者和一些支持大字报的人，都受到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围攻。少数不明真相的学生，在某些干部（包括某些和学生接触最多的团干部）和教师的引导下，参加了对“左派”的围攻。“张文”称，“大多数师生员工认为：这是一张用诬蔑不实之辞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就当时而言，公开支持和反对大字报的人都是少数，反对大字报的人虽然气势汹汹，但那是表面上的，其中的许多学生是被利用的，他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师生员工”。“大多数师生员工”，特别是普通学生和职工，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并没有发声。另外，还有一大批师生在外地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他们还不知道大字报的事情。再说，“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算什么问题呢？5月8日《解放军报》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同日《光明日报》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不是早就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了吗？
这种情况在6月2日发生根本性转折，出现了全校师生一致声讨“陆平黑帮”的浪潮。很快，参加外地农村“四清”的师生也回到学校，参加到这一史无前例的浪潮中来。这一回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师生员工”呢。一些参加过围攻“左派”的学生认为自己被欺骗了，他们表现出了更大的愤怒，他们的行动也更为激烈，矛头所向，首先是前几天带领或鼓动他们围攻“左派”的老师。这同后来“六·一八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因果关系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组进校后，首先面临的是全校师生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群情激愤，批判“陆平黑帮”的火爆场面。毛泽东说：“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⑩] 但是，张承先看不到这一些，在他的眼里，情况是走了样的，“张文”写道：
6月2日，《人民日报》……随后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把聂元梓封为“革命左派”。这就在北大引起了更大的震动。而聂元梓则认为她胜利了，向“围攻”她的人展开了猛烈反击，校园内出现了混战局面。从6月1日到6月6日，校内共贴出大字报五万多张。每天来北大看大字报的近万人，许多学校派人来声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种强大的舆论下，迅速激发起来。
北大广大师生紧跟中央的行动被视作聂元梓个人的“反击”，全校一边倒批判“陆平黑帮”的场面被视作“混战”，这与事实完全不符。6月2日之后，谁和谁“混战”呢？当然，这一段话里也有符合事实的部分，“从6月1日到6月6日，校内共贴出大字报五万多张。每天来北大看大字报的近万人，许多学校派人来声援。”五万多张大字报，每天近万人的参观者和声援者（其中有社会各界的群众，有一次还来了一大批警察），如此规模，是聂元梓等人“反击”能做得到的吗？这不都是广大人民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行为吗？中央改组了北京市委，成立了新市委，消息公布后，北京市群众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欢迎新市委，这又是谁的“反击”呢？
6月2日以后，全国许多地方都燃起了文革的烈火。后来连毛泽东都说：“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11] 为什么全国都轰动了？难道也是聂元梓“反击”造成的吗？
张承先对文化大革命和北大形势的认识是混乱的，他无法站在前面领导这场运动，工作组最终被撤走也就是必然的了。
3.  6.18事件及工作组的《九号简报》
烈火在北大已经燃起，《五·一六通知》等中央文件的传达，以及《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发表的一篇又一篇的重磅文章，更是火上浇油。
相对于中央的一系列举措，相对于各大报刊的一篇又一篇社论，相对于北大师生被煽动起来的革命激情，张承先及其工作组无疑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这中间的矛盾很快便爆发出来。另外，报刊社论对“陆平黑帮”的问题上纲很高，帽子很大，但工作组领导下的系一级会议上的揭发批判却空洞无物，这也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的结果，便是开始出现了过火的斗争行为，先是零散的，到后来发展为乱批乱斗的“六·一八事件”。
张承先把这些过火的斗争行为归罪于聂元梓，“张文”写道：“在聂元梓发动的这场斗争中，斗争方式简单粗暴，打人、骂人、揪头发、撕衣服、戴高帽子游街，使北大的混乱状态不断升级。”
有过火行为的北大学生在当时也只是少数，要考证这些过火行为的渊源，其实同聂元梓并没有什么关系，倒是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点关系。那个年代的学生们都要学习《毛选》，学的最多最熟的，就是《毛选》第1卷开头的几篇文章，学以致用，恰逢文革，就模仿了一下。另外有重大关系的，是《五·一六通知》和一系列社论，“彭、罗、陆、杨”是“反党集团”，陆平党委是“黑帮”，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这不都属于敌我矛盾吗？他们不都是最危险的敌人吗？对他们，还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吗？
北大校友奚学瑶在他的回忆录《青春非常之旅——我的“文革”印迹》 [12] （以下简称“奚文”）中回顾了这一思想历程：
大学生们也不甘落后，以毛泽东《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为思想武器，经常念着这样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也学当初湖南农民的样子，给“黑帮分子”戴上高帽，有的甚至将装便纸的铁丝篓扣在他们的头上。6月18日，一个批斗“牛鬼蛇神”的高潮掀起来了，各系纷纷将本系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拉到学生宿舍区批斗，有些学生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采取了激烈的行动。
另一位校友唐利在其《我的北大文革记忆》 [13] （以下简称“唐文”）中有大体相同的记述：
六月十八日，趁工作组正在开会之机，哲学系带头，不经批准，建立“斗鬼台”，拉来陆平一伙斗争，全校不约而同，各单位群体揪斗，既没有请示工作组，又出现了过火行为。
那一天我觉得到处乱哄哄，人群骚动，原来大家决定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段话办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觉得既要革命，就要像个样子，比如像湖南的泥腿子一样，搞搞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上街游行。
“唐文”还写到化学系的乱斗现象：
又听到化学系有革命行动，我往那赶，一路上不断看到游街的，有的年长，有的年轻。到化学楼，斗的是党总支委员桂琳琳，……几个女生架着她，头发散乱，面色苍白，双眼紧闭，任凭愤怒的人群七嘴八舌的吼叫。
“唐文”在评述毛泽东的那一段话时写道：“毛的这句话在文革非常著名，是文革中一切过激行动堂而皇之的合理外壳，非法行为有恃无恐的理论。”北大的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应用毛泽东的这段语录呢？这是一个至今仍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要复原“六·一八事件”的过程，已经不大可能。上引“奚文”和“唐文”所述，不过是一定距离之外的旁观者的印象，被斗者和斗人者，他们基本上都不认识。马生祥的《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一文， [14] 指出38楼东门被斗的有历史系20多人，其余是哲学系师生，“马文”还列出了9名被斗者（其中历史系8人，哲学系1人）的姓名和职务。作者是历史系学生，又住在38楼，是距离较近的观察者，所以认得这些人。“马文”所列出的有姓名的9位被斗者，职务不过是团总支书记、年级党支部书记或辅导员等（其中有调干生），罪名则是“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保皇派”之类。他们之被揪斗，当有多种原因。笔者以为，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在聂元梓等人大字报贴出之后采取了保陆平党委的态度，并且“误导”了学生。另外，他们平时生活在学生中间，是随手抓得到的人物。
工作组控制了学校和各系的领导权之后，张承先于6月15日在全校一万三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张承先回忆说，“这个报告的基调和指导思想是‘左’的，但在当时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我们现在找不到张承先这个报告的文本，但随后发生的“六·一八事件”，说明报告并未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工作组也没有起到领导作用。
对“六·一八事件”的产生起到刺激作用的，还有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对此，李雪峰比北大校友记得还清楚：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这篇社论无疑给北大的学生点了一把火，因为学生们认为陆平的问题比匡亚明大得多，而且是中央点了名的，但是至今未被斗争过。由于陆平等领导被工作组隔离，他们找不到，于是他们就斗那些能找到的人.[15]
时为北大学生的李海文在其《1966年夏北大见闻》中也有记录：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斗校长的消息，并发表社论肯定这种作法。这个消息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他们说南大斗了校长，北大还不斗。何况北大领导是第一张大字报点的名。言外之意，认为北大工作组太右了。[16]
“六·一八事件”是一个自发的群体性事件，参与的人很多，场面非常混乱，工作组对乱斗现象进行制止是对的，但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定性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六·一八事件”当天晚上张承先作了一个广播讲话，讲话的全文无可查考，我们现在所见的，只有当时哲学系学生陈焕仁在日记中记下的一段话。这一段话颇长，兹不赘引。但张承先在这个广播讲话中，确实是把“六·一八事件”说成是“一起极端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事件”，说这是“背着工作组捣鬼，企图借此赶走工作组。” [17]
口头讲话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毕竟制止乱斗现象是当务之急。但是，工作组还有一个《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下文简称“九号简报”，见附录）和《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是报送中央的。这两个文件不同于口头讲话，是严肃的事情，笔者不得不略作探讨。
这两个文件在当时都是秘密的。《九号简报》虽经刘少奇批转全国，但在北大群众中并未传达。同年7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撤销这个文件。 [18] 《九号简报》现在可以查到，但《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笔者尚未见过。
我们无从知道《九号简报》起草的过程，按照张承先的说法，“我们领导小组把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情况写成了‘九号简报’”。张承先代表领导小组承担了责任。
《九号简报》的起草和上报，无疑是匆忙的。工作组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凭借的大概是当天下午工作组开会时汇集的情况，其中颇有一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材料。这些材料似是而非，工作组未作查证核实，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写成了《九号简报》并将其上报。
关于被揪斗的人员身份和人数，《九号简报》说是“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张承先的回忆说，“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揪斗的人员里并没有陆平、彭珮云等人，也没有各系的一把手，“多是一般干部”，“还有两个反动学生”，这正说明这是一起没有组织、没有计划、没有预定目标的“乱斗”行动。有的人可能正好从附近路过，被揪来批斗。
关于乱批乱斗的情况，《九号简报》写道：“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这一描述是符合实际的。张承先的回忆所述，与此相同，只增加了“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一句。
《九号简报》点了4个“坏人”的名字，例举了他们的“恶劣行为”。张承先手里大概保存有《九号简报》，所以在多年后写文章时仍然引用了其中的内容。我们无法核查这些情况的准确程度，但其中所说的东语系一同学的情况，则明显与事实不符。据询东语系校友，当时张承先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字，但系里同学认为，该同学并不是张承先所说的那样的“坏人”，并未将其当作“坏人”对待。至于指该同学“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则完全是无中生有，是《简报》作者的刀笔手法。东语系是培养小语种外语人才的，招生时的政治条件就颇严格，对于犯错误的学生，处分起来是很严厉的，故系里的风气一向较好，决无“流氓习气”和“小阿飞”存在的空间。该同学实际上是一个不错的人，毕业后为某大军区录用，一直在军队工作。张承先在数十年后的回忆录里重复当年无中生有的诬陷之词，毫无反省之意，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问题在于对“六·一八事件”的认识和定性。如果说这是“乱批乱斗”，是符合实际的，别人难以反对，但上纲为“反革命事件”，并无根据，无法使人信服。《九号简报》称，“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这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张承先回忆当时情况时也说，“这场乱揪乱斗是有人预谋和策划的”，“这很可能是内外结合、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九号简报》虽然没有“反革命事件” 的提法，但所作分析给人的印象，就是“反革命事件”。而且，产生于同一时间段的《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是将六·一八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据张承先回忆，该报告系曹轶欧签字发出，张并未过目，但张事后仍为此承担了责任。张说，“我是工作组组长，报告的指导思想是我的，至于谁批发，那只是个手续问题。”
张承先在“六·一八事件”的当晚作了广播讲话后，学生们连续三天进行讨论，对照、检讨，参与乱揪乱斗的人更是个个要作检讨。作检讨的人数应该在一百以上，大多是一、二年级的学生。于是，北大校园回复“平静”或“冷冷清清”。白天，学生们关起门来学习报刊。到晚上，则有“积极分子”组成的巡逻队打着手电四处巡逻。“奚文”回忆道：“当晚，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发表了一个声色俱厉的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师生们当天的行动，认定这是一个有预谋的、内外勾结的反革命事件。此事被工作组写成简报，上呈当时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又由党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工作组在校内追查反革命，给一些参与6月18日的积极分子以很大的压力，我们班的一位干部子弟便曾为此不思茶饭。这么一来，北大便出现了冷冰冰的局面，似与初期的火热大相径庭。”“唐文”回忆道，“我们各班文革小组是层层追查的最低端，扮演了不光彩的脚色，被要求彻查6.18那天所有同学的表现，哪些人有异常，参加了过火事件，大家都要反思，批判出轨行为，深刻认识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自己当然是左派，出身不好，表现‘落后’的同学成了追查的重点。运动搞到了学生头上，一时间，风云骤变，人人自危。文革会不会又是一次引蛇出洞，疑云四佈。”“唐文”认为，“6.18是北大运动的急转弯，大方向从批黑帮批反动学术权威转到了整学生，学校里笼罩着肃杀冷清的气氛。”
工作组上报了《九号简报》和《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但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对于这两份文件中的一些纯属推测的不实的内容，没有进行核实和修正。相反，他们开始把矛头指向学生。
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要整群众的，他们也确确实实这样做了。他们进入北大以后，按照以往搞运动的路子，把群众分成左、中、右，又借“六·一八事件”整群众的黑材料。工作组指使一些学生暗中整同学的材料，而被整的学生还浑然无知。最后，因为形势发生变化，工作组匆忙撤离，这些整学生、整群众的事未能搞成。这样的事情有多少，恐怕永远是一个谜。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例子，因为后来整人者内部发生了矛盾和分裂，才被揭露出来，但那已经是很晚的事了。可以想象，倘若工作组继续搞下去，1957年反右派的情景一定会重现。
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了社论《信任群众 依靠群众》，这可能促使北大学生对形势重加思考，对工作组的做法重加审视。
对“六·一八事件”之后北大形势提出质疑的，首先是北大的学生。陈必陶等同学于7月12日贴出了大字报，批评了工作组。工作组对陈必陶大字报采取了什么态度，下文再谈。但陈必陶大字报不仅在校园内再次掀起波澜，也触动了北京新市委的领导人，促使他们重新审视北大工作组的做法。   
北京新市委的领导人吴德和李雪峰，先后对“六·一八事件”定性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们似乎感觉到了这件事情有点问题。据 “张文”，吴德在7月15日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极少，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组控制得比较紧了些，运动死巴了”。一天后，李雪峰发表了更加明确的看法。据 “张文”，吴德在7月17日凌晨一点半给张承先打电话，传达李雪峰的指示，说对“六·一八事件”要重新进行估计。凌晨一点半打电话，可见其刻不容缓的紧急之状。据“张文”，次日（18日----引者）上午，李雪峰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李雪峰说：对“六·一八事件”估计错了，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估计这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十八天“轰轰烈烈”，一个月“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张承先工作组并没有原原本本地向北大师生传达李雪峰和吴德的指示，他们对李雪峰和吴德的批评是抵触的。吴德向张承先作了解释，要求他转弯子，说这样检查有利于争取主动。对于吴德的好心劝告，张承先并未接受。
据杜钧福《李雪峰北大讲话的罗生门》一文， [19] 李雪峰和吴德，特别是吴德，对张承先的批评，比“张文”所记述的还要多一些，还要严厉一些。例如，吴德15日说了“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起来的关键”之后，还说了“这个问题搞不好，就会变成过去北大党委那样的性质”，这话已经说得很重了。再如，吴德在7月17日凌晨一点半给张承先打过电话后，当天早上8时，又召见了张承先，话很严厉：“你的立场哪里去了，你的党性哪里去了，竟然如此地顽固不化，如不改正，你是要栽大跟斗的！”
《九号简报》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据李雪峰回忆，6月19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加上批语转发了这份简报，20日就下发全国了。李雪峰写道：“刘少奇认为牛鬼蛇神出动了，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20] 刘少奇没有发现，《九号简报》对敌情的估计是错误的，是建立在推测想象之上的，缺乏证据，是经不起推敲的。直到数十年后张承先写回忆文章，也没有拿出《九号简报》中所称的 “六·一八事件”是“内外勾结、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的证据。《简报》中被点名的几个人，也够不上“牛鬼蛇神”。刘少奇轻信了《九号简报》，“认为牛鬼蛇神出动了”，匆匆忙忙将其批转全国，后来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源头。可以说，张承先工作组的错误判断，对刘少奇无疑是有误导的。
数十年后的文革史学者也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时“上纲过高”，“结果不仅压而不服，而且授人以柄。 [21]
据杜钧福《李雪峰北大讲话的罗生门》一文，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在6月23日李雪峰“反干拢”讲话到陈必陶等人大字报发表之前的十几天里，北京新市委李雪峰、吴德等领导人对北大文革的立场和对“六·一八事件”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中央文革康生、陈伯达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但发生这种变化的动因，以及这段历史的细节，尚待研究。
4．张承先对陈必陶大字报的变脸
1966年7月12日下午，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五名同学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这大概是全校第一份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写这样的大字报，是要有勇气的。这张大字报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引起了各方面不同的反响。
“张文”说：
1966年7月12日下午，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五名同学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了工作组在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
这是多年后张承先写回忆文章时的说法，而当初的事实并非如此。张承先及其工作组，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认识。
“唐文”写道：
7月12日，地球物理系的陈必陶五人，首先贴出了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石破天惊。张承先回应，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向工作组夺领导权。……在北京新市委吴德的一再强压下，张承先硬着头皮，做了几次检查。一时间，批工作组大字报纷纷上墙，只是调门不一。
笔者未能找到这张大字报的全文，但陈焕仁所著《红卫兵日记》记载了其内容概要和工作组的反应： [22]
7月13日 星期三 晴
《人民日报》今天没有发表我们的信，陈必陶等5同学，却在六食堂南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在全校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我们对当前运动的看法》，大字报一共十多张，至少四五千字。大字报首先肯定了工作组进校领导运动的成绩，接着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了他们对运动的意见：一，各班、年级和系、校成立文革运动领导小组，成员都是工作组内定的，没有走群众路线。二，以对待陆平旧党委的不同态度，工作组在学生中划分左派、中派和右派，是不正确的。三，运动中工作组不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由自己包办代替。四，工作组的“四不准”（即不准串联，不准公开贴大字报，不准随便揪斗黑帮分子，不准校外单位群众随便来北大串联）是束缚群众手脚的清规戒律，限制了革命师生的积极性。陈必陶等人认为，北大眼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这种局面必须迅速改变。
7月17日 星期日 雨
天下着瓢泼大雨，我们冒雨来到大饭厅，听张承先同志的紧急报告。陈必陶大字报在北大引起极大混乱，对工作组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一直盼着工作组对陈必陶大字报明确表态，听到通知，纷纷冒雨来到大饭厅。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张承先在报告中，首先总结了前段运动，然后布置了今后的工作，点名批判了陈必陶等5人大字报，他用了很长时间，对陈必陶大字报罗列的工作组“五大罪状”，一一地予以批驳，说陈必陶等人的大字报完全是别有用心，北大的运动只能在工作组的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进行，决不能让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去左右，从而走偏方向。
7月18日  星期一  晴
……学校的大喇叭突然响了，校广播站宣布，张承先又要向全校发表紧急讲话。
张承先在广播讲话中，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昨天他说陈必陶大字报完全是别有用心，今天突然又说陈必陶的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张承先还在报告中承认，前段工作组的确依靠和发动群众不够，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张承先代表校工作组，热诚地欢迎全校师生，对工作组的工作提出批评。
我们全都让张承先搞糊涂了。同是陈必陶那张大字报，他昨天定性为“别有用心”，今天竟然又说它是“革命大字报”，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陈必陶大字报的人，听了都大骂张承先简直在开玩笑。
张承先态度的转变，是市委领导李雪峰和吴德一再做工作的结果。
据“张文”， 吴德7月15日到北大听取汇报，明确说：“现在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的关键。”吴德的指示，使工作组无法再把大字报说成“打着红旗反红旗”，更不可能对大字报的作者进行批判整肃了。
而7月18日李雪峰在市委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特别是对如何估计“六·一八事件”的问题，批评非常尖锐。对于李雪峰和吴德的一再批评，张承先及其工作组始终都是抵触甚至抵制的，最后才很不情愿地、有保留地在全校广播大会上作了一个动员检查报告。“张文”对这一过程有详细记述，兹不赘引。
按照“张文”的说法，“工作组引火烧身的行动，在全校引起很大反响”。校园里出现了许多大字报，开始了有关工作组实行了一条什么路线的辩论。


5．聂元梓是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吗？
在陈必陶等人大字报引发的辩论过程中，一些哲学系的学生征询了聂元梓的看法，随后通过大饭厅舞台上的广播（可能还有大字报）进行了传播。
对于聂元梓的讲话，特别是聂元梓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张承先及其工作组作出了很强烈的反应。据“张文”，张承先连夜召开了领导小组紧急会议。“张文”写道：“大家对聂元梓的做法非常气愤，说聂曾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工作组所有工作情况她是清楚的，处理‘六·一八事件’时她也是表示同意了的，为什么又跳出来反对工作组。”
据“张文”，聂元梓“曾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现在又跳出来反对工作组，出尔反尔，那当然是不对的。“张文”说的是“曾任”，那么，聂元梓什么时候当了办公室主任？当了几天？什么时候又不当了？为什么又不当了？对此，“张文”并没有说明。这里有什么玄机吗？
《北京大学纪事》1998年版和2008年版有相同的记载：
6月10日
▲工作组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由……张德华负责办公室、资料、简报工作。办公室主任聂元梓，副主任杨克明。
6月29日  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名单（负责人）如下：
……
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主任：李芳林，副主任：任小风、刘寄久、张恩慈
               组织组组长：古天佑
               动态组组长：（缺）
领导小组办公室（二）负责人：蔡润田。
按照上述记载，聂元梓在6月10日～29日当过19天办公室主任，这是真的吗？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笔者先后访问过聂元梓、王茂湘和李清昆等人，王、李二人也是北大“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
聂元梓说：“我又不是工作组成员，说我是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我的办公室在哪儿？”笔者问：“那个时间你在哪里上班呢？”她说：“我一直在哲学系总支办公室。”
王茂湘老师说：“工作组进校后，从各系抽调了十个人进入工作组。经济系是我，哲学系有李清昆，没有聂元梓。好像工作组对聂印象不大好，说她陷入两派太深。”
李清昆老师说：“工作组时期，哲学系参加校工作组的只有我，没有聂元梓。我是2号晚上，从四清前线回来。第二或第三天，通知我到工作组报到。到工作组工作的时间应当是4号或5号。在北大四清时，刘仰桥是工作队副队长，我在工作队的办公室工作。刘仰桥对我的印象不错。这次文革工作组刘仰桥也是副组长，他向张承先推荐了我。我在工作组办公室工作，在简报组，简报组有3个人，组长任小凤，是河北省委的文教部的一个处长。我们有权参加工作组核心组的会议，做记录。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是李芳林，河北省委的文教部长；副主任刘寄久，河北省文办主任，任小凤也是副主任。他们都是张承先从河北省带来的。没有听说过聂元梓是办公室主任、杨克明是副主任。说张恩慈是办公室副主任，我不清楚。”
据“张文”，工作组撤出北大后，曾到市委党校进行整训。工作组撤走时可能把工作组的档案也带走了，所以能够在档案内发现曹轶欧批发的《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的材料，他们还连续三次派代表到北京市委，要求让曹轶欧回来检查交待。那末，档案里有没有聂元梓的材料呢？当了19天“办公室主任”，不会毫无踪迹吧？但是，“张文”一点都没有提及。
笔者以为，聂元梓这个“办公室主任”，可能是“被当的”，只存在于某种文件上，聂自己并不知道，也未在“领导小组办公室”上过班。否则，拿聂元梓在“办公室主任”任内的表现说事，岂不可以大做文章？然而，这样的文章似乎并未出现。聂元梓当然出席过张承先召集的会议，但其身份，应该是哲学系的负责人，而非“办公室主任”。同样，杨克明有没有当过“副主任”，要问杨本人，很可能杨也没有当过。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用来打破北大这个“反动堡垒”，但聂元梓本人并未被工作组信用，不会把“办公室主任”的重任交给她。何况，张承先来北大时是带了自己的一班人马来的，“办公室主任”，当然要用自己熟悉的人。
正因为聂元梓并未当过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相对超脱一些，自由一些，可以有自己的观察和看法，所以才会发表“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讲话。
“张文”用了一大段文字，把聂元梓7.19讲话同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的发言联系起来，认为“不是偶然巧合，二者的关系耐人寻味”。 张承先怀疑聂元梓讲话有什么来头，有这种怀疑或许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据。没有根据，又要说“二者的关系耐人寻味”，这种思维和行文方式，同《九号简报》是不是有点相似呢？
从7月12日陈必陶大字报贴出，到7月19日聂元梓发表讲话，在一周的时间里，北大同学围绕工作组问题展开了辩论。当時，认为工作组犯了“右倾”错误的大字报已经很多，聂元梓因为身份特殊，尤其在学生中有影响力，她的讲话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文”说，“处理‘六·一八事件’时，她（聂元梓）也是表示同意了的”，但没有作具体的说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却有一相反的说法，据该书第31页，张承先在6月18日晚作了讲话后，“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同意工作组的看法，聂元梓则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动。”但作者也没有提供这一说法的来源。
聂元梓7.19讲话后，工作组如临大敌，张承先在20日晨便赶往市委找李雪峰作了汇报。李雪峰的见识远在张承先之上，“他要工作组听取聂元梓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多做自我批评，争取主动。”张承先接受了李雪峰的意见，但留给工作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6．关于7.25、7.26大会的倾向
张承先在文章中提到了1966年的7.25和7.26两次大会的情况。讨论那两次大会，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据当时的报道，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场面非常壮观，“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中央上层有多次会议，对运动形势和工作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 [23] 7月19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24] 7月23日，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 [25]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会上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的，后来不赞成了。”[26]
中央高层的这些事情，群众是不了解的。现在来看，事情就清楚得多了，中央文革在北大召集的7.25、7.26两次大会，目的就是贯彻毛泽东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主持人的倾向非常明显，辩论不过是个形式，结论是毛泽东已经定了的。
“张文”说：
7月25日晚，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大来召开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辩论大会”。会上的辩论很激烈，多数发言者不赞成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康生在会上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公开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的领导。支持聂元梓的人登台批判工作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把北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了下去，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他们的观点，许多同学又登台加以批驳，说“六·一八”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工作组是“延安”，绝不是“西安”。
需要说明的是：7.25大会的主持人是江青，一些北大学生上台发言，批评工作组。台下的同学还递了许多条子，包起来有一大包。江青次日晚说把这些条子都拿回去给毛主席看了。7.25大会因下大雨没有开完，次日晚继续召开。7月26日晚的大会由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似乎全来了。这次大会学生发言少，主要是首长讲话，江青、康生、陈伯达、李雪峰都讲了话。
张承先对这两次大会的描述，有几处与事实不符。
首先，说多数人发言支持工作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忘掉一个基本事实：7.25大会是江青主持的，她能让保工作组的发言占上风吗？在大会上发言的人，多数是前些天江青等人来北大开座谈会时已经见过的，不是谁在现场递条子就让谁上台的。自7月12日陈必陶的大字报以来，北大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多日，形势比较明朗。工作组自己都检查了在“六·一八事件”处理上犯了严重错误。时至7月25日，已经没有几个人说“工作组好得很”了；说工作组犯了错误，有些还是严重的错误，但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对的，这就算保工作组了；很多人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北大学生中，对工作组不满是普遍的，但还没有人提出“权”的问题。辩论大会上，只有一个人发言“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此言一出，下面发出一阵嘘声。可见多数群众，当时还没有要赶走工作组的想法。
李海文提到这两次会议时写的是，“召开大会的目的，江青、康生、陈伯达说是要听取不同意见，让同学们辩论工作组的问题。但是，辩论徒有虚名，舆论一边倒。……在这种情况下，被允许上来发言的人多数都抨击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控诉学校的迫害。……这天（指26日----引者）的会议，所谓的辩论完全是讨伐工作组的罪状，大会成为反工作组一派宣告胜利的节日。” [27]
过程很清楚，张承先怎么会有“多数发言者不赞成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的印象呢？
其次，张承先说孙蓬一在大会上揭发他，这不是事实。
  “张文”写道：
由于在辩论大会上未能压倒支持工作组的意见，聂元梓的积极追随者孙蓬一上台发言，抛出了一枚“重型炸弹”。他说：“我刚从中宣部了解到，张承先在天津与陆定一有秘密勾结。”当时陆定一同志已经受到了公开点名批判，把我和他拉在一起，无疑是一顶很大的政治帽子。……我沉着地走到扩音器前说明了事实真相……。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会场上很平静，没有人再追问这一问题。
孙蓬一当时被中央文革抽调去当工作人员，北大开始组建校文革筹委会时，聂元梓才把孙蓬一要回来。他怎么可能在7.26大会上发言呢？如果孙蓬一真的有这个发言，那只能是在后来批判工作组的时候。张承先显然记错了时间和场合。

7．“把复杂的阶级斗争搞到‘第一家庭’里来”的不是张承先
“张文”中还有一段显然是记错了的文字：
（江青）她情绪激动地高声喊道：“我揭发，张承先是个坏人。他把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我的女儿李讷在历史系受到坏人的迫害，这个坏人是张承先支持的。中文系有个叫张少华的是个骗子，她自称是我的儿媳妇，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承认。这个骗子也是张承先支持的。”这种“揭发”，使大家十分惊愕。会后很多师生议论，真不像话，怎么把家庭问题也扯进来了。还有的同学故意问我，“你是怎样把阶级斗争搞到主席家中去的?”我只有报以苦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江青说的那个“把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的人，指的是张文秋（张少华的母亲），此张非彼张也。可能是当时张承先精神太紧张，听错了。笔者认为，江青的这段话其实是中文系学生李杨杨的讲话引起来的。7.26大会上，李杨杨作了一个肯定工作组的讲话，讲话主旨不仅和毛泽东的路线相悖，而且她宣读的她所代表的干部子弟的名单，竟然有31名之多，其中还有张少华的名字，这使江青大为光火，于是说了一大段既同家务事有关，又同当前政治斗争大局有关的话。
现在人们可以对江青和她的关于家务事的一段讲话大张挞伐，但当时是没有人敢公开说三道四的。至少，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是不敢说什么的。“唐文”描述道，“所有人都愣了，傻了，一片寂静，谁也不敢多想，谁也不敢多说。”因为这牵涉到毛泽东和江青这个第一家庭的内部事务，江青口口声声“我们”如何如何，是把毛泽东也包括在内的，北大的大多数师生既无从了解真相，又何能判别是非，只能盲目相信了。
江青这段讲话中涉及到的与毛家有关的人物中，只有李讷还健在，其他人都不在了。笔者不想再提及已故的这些人的事，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这是毛家的家务事。但我们当初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30多年后张承先写回忆文章时，专门提到江青这段讲话。虽然他并不缺乏条件，但却没有核对一下江青当初到底是怎么说的。张承先连会上江青的讲话都没有听清楚，他又怎么能听到“会后很多师生议论”呢？
笔者以为，江青那时大发雷霆，甚至不惜在万人大会上把家庭内部的事也抖搂出来，其动因和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批判工作组、撤销工作组，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一个与毛家有特殊关系的小辈，居然站在对立派的阵营里，出现在在万人大会上发表反对意见的一些人的名单里，江青怎么能容忍呢？
8．工作组顺利撤出北大
据“张文”，在7.26大会上，李雪峰代表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8月13日，工作组全部撤出了北大。应该说，工作组的撤离是很顺利的，并未受到阻拦。究其原因，一是暗地里被整的同学，自己还蒙在鼓里，没有人出来为难工作组。另外，刚成立的北大文革筹委会主仼聂元梓的态度也起了重要作用。
1966年8月5日聂元梓有一个广播讲话。在后来的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论中，反对聂元梓的人认为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状之一就是聂元梓的8.5讲话。现在无法找到这个讲话的全文，由于反对派在批判聂元梓时引用了8.5讲话的一段，使这部分内容得以保存下来。聂元梓是这样讲的：
工作组是犯了路线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作组所犯错误的责任由组长张承先和副组长张德华来承担，大多数的组员要和他们区别开来。社教中的一些老左派，在工作组时期，跟着工作组犯了一些错误，有些人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的保守。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借着清理工作组错误的机会，想把真正的革命左派一棍子打死，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必须与这种错误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筹委会号召全体北大的师生员工，要顾大体，识大局，加强团结，一致对敌，决不能斤斤计较内部分歧，而忘记了主要打击目标，使运动迷失方向，走向邪路。
张承先工作组早早撤离了北大，这是他们的幸运。否则，等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刮起，麻烦就要大得多了。张承先还提到1967年初被揪回北大，并在学生宿舍被软禁了半年之事。从张承先的回忆看，此事事出有因，并非北大故意同他过不去，也没有特别为难他。笔者当年是北大学生，从未听说此事，毫无印象，可见这件事是做得非常秘密的。如果大张旗鼓地搞，后果就很难说了。
张承先（1915.1.5—2011.1.26）是笔者师长辈级的人物，我们对他表示尊敬。他带着一项他无法完成的使命来到北大，50多天后又奉命匆匆离开北大。笔者只听过他几次广播讲话，从未近距离地见过他，在路上相遇，是不会认识的。但张承先工作组入驻北大期间的风云岁月，是我们永远难忘的。

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年6月18日）

　　今天（十八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十一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
　　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十七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姓名待查）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十七日晚十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同志反映，在三十斋有七个未带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了，现在正斗谁，到十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有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从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本质：
　　东语系二年级学生×××（团员，家庭出身旧职员），有流氓习气，有人称他“小阿飞”。运动中不学习，不参加讨论，到处乱串，今天上午他是“斗鬼台”上的主角，专门把斗争对象拉上台，给被斗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扭打。他自认打了八人，学生反映他打了十几个，还夸耀自己是打鬼英雄，并且要流氓，摸妇女的乳房，打屁股。
　　庶务科一赶车工人×××，国民党员，兵痞，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被俘后，隐蔽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因贪污判过徒刑，后来到北大。上次社教就表现很坏，到处煽动打击党员，这次运动中打人最凶。几次打人他都带头先下手。
　　无线电系六年级学生×××（党员），今天在斗争一个女干部时，撕破她的裤子，摸她的乳房和阴部。另外还在人群中乱摸两个女同学的下身。散会后已由同学把他扭送到校卫队，此人过去就有严重流氓习气，在王府井曾乱摸女人，偷东西，被逮住过，正在留察期间（已宣布立即开除党籍）。
　　还有个名叫×××的人，是个被开除的北大附中学生，今天拿一个一九六〇年的出入证，混入校内，到处起哄。在张承先同志讲话之后，他还在人群中高喊：“不行，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斗法！”
　　除了这些坏人以外，参加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问题的人，怕火烧在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假装积极，抓替死鬼，乱斗乱打。政治系二年级学生（调干生）×××，在围攻聂元梓等大字报时是个急先锋，今天捣乱又最厉害，很多同学讲应该说理斗争，不要打人，他则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行”。另一种人还是单纯从个人出气出发，不听工作组的劝告，不顾党的政策，不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利益。
　　针对上述情况，领导小组立即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一）下午一时召开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的形势，指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同，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此决定抓住这件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教育群众，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辩明是非，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增加革命警惕性。
　　（二）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同时还强调工作队要高举革命旗帜，坚决支持革命群众把北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三）今晚十时又召开了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张承先同志讲话，主要表示工作组要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作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指出今天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号召大家务必擦亮眼睛，不要上敌人的当。并组织全体讨论。
　　（四）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依靠革命的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还宣布：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通过以上措施，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工作组的主张，纷纷揭露并谴责了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如工人×××说：“工作组支持我们革命派，领导我们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坏蛋却企图给工作组抹黑，把运动搞乱。我们决不答应，一定要把它顶回去。要和工作组一起，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8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88页。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76）》（电子版），第112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0页。

[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589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13年12月
[⑥]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⑦] 《周恩来年谱（1898−−1976）》（电子版），第1123页。
[⑧]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589页
[⑨]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 第25页
[⑩]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593页。
[1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9—10页。
[12] 丛璋、亚达、国真编辑整理 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燕园风云录》（一）第101页
[13]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_2012022254193.html 2012-02-22  发布
[14] 马生祥：《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原载《文史精华》2006年第07期。
[15] 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513页。
[16] 李海文：《1966年夏北大见闻》， 丛璋、亚达、国真编辑整理 《燕园风云录》（一）第47页
[17]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18] 《毛泽东年谱（1949 −−1976）》，第五卷，第608页。
[19] 见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_2014012299470.html  2014-01-22 发布
[20] 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第514页。
[2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
[22]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第54～59页。
[2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5页。
[2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600页。
[2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601页。
[26]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27] 李海文：《1966年夏北大见闻》 《燕园风云录》（一）第54、55、56页


转自 胡宗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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